旧唐书刑法志
⑴ 刑法志什么意思
刑法志 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中国纪传体史书篇目名，内志书的一种。始创于东汉著容名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的《汉书》。此后各纪传体断代史多相沿用。如二十四史中的《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以及民国初年编的《清史稿》，都撰有"刑法志"(《魏书》称"刑罚志")。
⑵ 旧唐书简介
唐代（公元--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本纪部分
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史臣曰” 的第一句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我们知道，唐宣宗实录在唐代没有纂成。唐昭宗时，裴庭裕“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目为《东观奏记》，纳于史馆。”今本《唐会要·修国史》中的这一记载，在整部《旧唐书》中只字不见，而且连裴庭裕这个人也未提起，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人、其书，这个“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贾纬了。因为后晋史官中，只有贾纬为纂修唐史、补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有《唐年补遗录》。同样，《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这更证明，《旧唐书》武宗以下的帝纪是采自贾纬之书，并无裴庭裕《东观奏记》。
志的部分
有一个以往都未曾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唐代关于“礼法之沿革”的几部主要撰述，《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后晋时却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卷五五九、《旧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关于修《大晋政统》的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云：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其事虽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几部撰述后晋时显然尚存。除了《礼阁新仪》外，其余都可以在《旧唐书》的纪、志、传找到它们的纂修情况和内容简介。前、后《会要》，即苏氏兄弟《会要》、崔铉监修《续会要》，为今本《唐会要》的前身。这类有关“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无疑是《旧唐书》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别来说，大体可以作如下概括：礼仪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王彦威《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参照了《通典·礼典》。音乐志4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了《通典·乐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参照了前、后《会要》、昭宗时的有关奏议；志三、志四为后晋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是修史计划中作有规定的。历志3卷，应当本于韦述《唐书》，这可从其序文中找到线索，即所谓“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关记载同，显然采自前、后《会要》；志下“灾异编年，至德后”，不少见于各帝纪，当采自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及司天台有关记载。五行志1卷，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极有可能是采自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职官志3卷，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后晋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德宗时的变革，主要录以当时的诏敕。舆服志1卷，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食货志2卷，为最初总体规划中所无，在纂修过程中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有较深入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韦述《唐书·食货志》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则是前、后《会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为主要史料来源。总括起来说，《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传部分
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目录为据，立传者（包括目中出现的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共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
关于人物，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以韩愈《顺宗实录》为例，中有7人传记，即张荐、令狐峘、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对照《旧唐书》中相关列传，除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与《旧唐书》三人传记，如出一辙。列传剪裁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条所引《唐宪宗实录》140余字，几乎完完整整地出现在《旧唐书·卢坦传》中。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则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传中的45个周边政权，取材情况与人物传传记不同。概括而言，不只“国史、实录旧本”，《通典》、前后《会要》、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来源。
总体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至于剪裁是否恰当，考辨是否精审，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后晋史官不得不大为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允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史臣曰”。
⑶ 《旧唐书》每卷分别记载了什么内容
《旧唐书》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礼仪志》七卷，篇幅最大，主要是根据《开元礼》改编而成。《音乐志》四卷，多取材于《通典》，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的起源和歌辞颇多叙述，而对唐代的宴乐歌辞，反认为“词多不经”，没有记载。《历志》三卷，记载唐初傅仁均所造《戊寅历》、高宗时李淳风所造《麟德历》、玄宗时僧一行所造《大衍历》三家历法。《天文志》二卷，记载僧一行和梁令瓒所造的天文仪器黄道游仪，以及一行实测子午线每度之间距离的经过。《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
⑷ "格"字的文言文意思
引申为格子
格，椸架也。——《一切经音义》引苍颉
共其牛牲之互。——《周礼·地官·牛人》。注：“互，若今屠家县肉格。”
2.栅栏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杜甫《潼关吏》
3.法式；标准；规格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礼记·缁衣》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武德二年，颁新格（特指法律条文）五十三条。——《旧唐书·刑法志》
4.箭靶子
夫射，仪度不得，则格的不中。——《淮南子·兵略》
5.
通“落”（ luò）。村落
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史记·酷吏王温舒传》
6.
阻止；搁置
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附《孙膑传》
7.
纠正，匡正
人不足与适（同“谪”）也，政不足闲（非议）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
8.
击打；格斗
格者不舍。——《荀子·议兵》
穷寇不格。——《周书·武称》
皆可格杀。——《后汉书·刘盆子传》
乃解衣就（接受）格。——《后汉书·钟离意传》
9.
抗拒；抗御
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史记·李将军列传》
10.
古书借“格”为“佫”。来到，到达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舜典》
格汝禹——《书·大禹谟》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书·汤誓》
天迪格保。——《书·召诰》
11.
通“嘏”（ gǔ）。大 。
孝友时格，永乃保之。——《仪礼·士冠礼》
以格于主人。——《仪礼·少牢馈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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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古代的刑法
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重刑轻民，因此刑法就成为了体系最为完整的部门法。作为刑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在我国古代更是种类繁多。不过，我国古代的刑罚大致可以归入五大类。隋以前的五刑为：墨刑、劓(yì)刑、刖(yùe)刑、宫刑、大辟(pì)，前四种为肉刑。汉文帝始议除肉刑，至隋文章制《开皇律》，基本上以五刑——笞(chī)刑、杖别、徒刑、流刑、死刑取代了旧五刑，以身体刑（又称痛苦刑）取代了肉刑。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自由刑、身体刑，基本上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刑，而实际上法外施刑的情况非常普遍，施刑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五花八门，十分残酷。
l、汤镬：死刑的一种，也作“烹”，是把人放过大鼎或大镬，用滚汤将人活活煮死的酷刑。
2、黥：又称墨刑，其法是以刀刻凿人面（体）再用墨涂在刀伤创口上，使其永不褪色。汉以前，墨刑主要施于犯人面、额之上，适用于较轻罪犯；以后，墨刑间或有之，主要用于选奴、窃盗和辅助刑。
3、斩：死刑的一种。古时分腰斩和斩首，腰斩用铁鑕（今铡刀），斩首用刀刃。隋以后新刑告皆指斩首之刑。此处即为斩首。
4、刖：断脚之刑。刖刑系以膑刑演变而来。膑刑是去掉犯人的膝盖骨，犯人受膑刑后不能行走，受刖刑即断足后，装上假肢仍可行走，故刖刊轻于膑刑。
5、刺配：脸上刺了字，发放送往远地充军。刺：即上文的黥刑，在罪犯额面或肌肤上刺上字，用墨染上颜色。配；流刑，发往远地充军。
6、笞：古代新五刑的一种，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背部或臀部。笞刑自十至于五十下。敲扑，刑具，短的叫敲，长的叫扑，这里指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
7、谪戍：流刑，将有罪的人流放到边远地区防守。课本注为“被征发戍守边远地区”是不准确的。
8、菹醢：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泥，制成肉酱。
9、杖：自隋起定为五刑之一。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棒抽击人的背、臀或腿部。杖刑自五十至于一百下。
10、宫刑：又称腐刑，是仅次于死刑之刑。男子阉割生殖器，女子幽闭。因犯人阉割后畏风须暖，要在蓄火如蚕室之宫刑狱中将养百日，所以宫刑也叫做隐宫、下蚕室。
⑹ 汉书刑法志梗概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汉书》以外，《隋书》，《旧唐书》等多部史书都有这样的篇目。主要介绍的是关于法律刑罚的情况。
《汉书刑法志》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叙述刑法制度发展史的专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辅”的观点，评述了夏商周以来法制及其变革的功过得失。《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对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法治变革进行了阐述，并未详尽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从作者举例时引用的一些文献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礼轻刑、轻视法律的思想。
文章开篇两段对中国中国古代刑法的产生的原由进行了说明，“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人说而从之”，“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在法与礼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观点，阐述了春秋战国到西汉的刑法的发展过程，由于作者把用兵当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说用兵其实就是阐述刑法的发展状况，但作者秉承仁义用兵（刑）为上，文武（礼治与法治）相配为立法治国的原则，“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而穷武极诈，滥用刑法则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辅”的观点，“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后面几段主要结合“刑新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典”的观点，引用西汉以前的一些例证来说明法制对治国理政的负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阅读部分的主要内容，下面来谈谈我的感想。
《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已经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将其作为西汉的主流统治思想，并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班固作为东汉学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应该看到的是，西汉以后的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所单纯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儒家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一个“大杂烩”的思想体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当时汉朝的学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从作者笔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张的是“德主刑辅”的观点，对“刑”与“礼”的地位有着明确的划分，强调“本末有序”，坚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法律在当时只是被看作辅助礼制的工具。同时，我想到了汉朝时重要的一个断案制度——春秋决狱，即在断案的时候依据儒家经典、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考虑行为人的内心动机，“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法律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礼制的“辅助者”，礼制对法律的施行有着指导作用，只有在礼制的指导下，法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同时，作者其实是一种兵刑不分的观点，将军事制度看成一种“刑法”，谓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讲述了远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导百姓及编制军队，立武治国的历史。
但是，作者主张“德主刑辅”的思想的同时，没有很好的处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没有正确认识法家思想，作者这方面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论述方式有失偏颇。对外用兵属于一国的“外交”范畴，而一国的法律则属于“内政”问题。当今法学界有关于法律“属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当时秦国的法律也不会对齐国的人民产生约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属于一国的“内政”问题，只对其管辖下的人民有普遍约束力，不能与对外用兵混为一谈。作者将对外用兵作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对其观点进行论述，其所引用的范例也多是涉及军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却没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内政”方面的例子，其论点的说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没有很好的认识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强调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国家并严格执行，强调君主治理国家要将法、术、势三者有机结合。作者引用的吴起、商鞅等例子，将这些法家学者看成了“狡诈之士”，只看到了他们破坏了“礼制”，“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混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而没有看到“术治”在治理国家、维护君主权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法治”，作者在叔向与子产的对话中也没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样只看到了“法治”对礼制的破坏，而没有对“法治”在治国理政 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引用圣人孔子的话来反对子产“铸刑书”的行为。另外，更为偏颇的是，作者错误地将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对秦国商鞅变法到秦朝重刑治国进行了简要说明，体现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灭亡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正确区分法家思想在秦国时期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在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奖励耕战，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威，使秦国迅速成为了当时的强国，为之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法家思想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然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虽然表面上还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同时也没有根据统一全国后社会状况的变化相应的修改其法律，违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导的“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思想。同时，到了秦二世时期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已经背离了法家所倡导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义的要求，完全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因此，秦朝由于严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认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灭亡，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汉书作为官方编著的史书，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出统治者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江山稳固。因此，必然要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找出一个论点，所以，在思想领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法家思想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历史历来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来书写的。
⑺ 旧唐书刑法志中兵部尚书樊子盖是哪个朝代人，死于何处葬于何处
您好，他是隋朝人。死后葬在西安。您看看网络的话。
樊子盖（545年—内616年），字华宗，庐江容（治今安徽合肥）人[1] ，隋朝官员。历任枞阳太守、辰州剌史、武威太守、金紫光禄大夫、民部尚书、东都留守等职，为官清廉谨慎，不纳贿赂，治军严格，因平叛有功，封爵建安侯。大业十年（614年），进爵为济公。大业十二年（616年），樊子盖去世，终年七十二岁，万余人为他送葬，武威民吏痛悼，立碑颂德。
⑻ 史书里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细节
欧阳修的《纵囚论》是古文名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来年死囚悉数归队受死，太宗随即将其赦免，此事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欧阳修对这种政治作秀的批判也成为经典。但还有一个细节引人注意。
贞观六年，唐太宗放走的死囚人数，按旧唐书记载为290人，按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为390人，按贞观时期200多万户的人口计算，虽然不是什么小数，但在死罪罪名甚多的古代也算是手段温和。但是只要把史书向前翻两年，就可以看到：
“...是岁（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旧唐书·刑法志》
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在此数字上与旧唐书完全一致。贞观四年的29人，是全年判决的死刑数量。而贞观六年的290或390人，是太宗在十二月复核时的在押数量，之前有没有本年已决的犹未可知。也就是说，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唐朝的死囚数量至少变成了之前的十倍。在一个政治清平，经济上升的年代，如果理解成单纯的犯罪增加，是有些可疑的。
那么在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翻开贞观五年的历史，最大的一桩案件莫过于大理丞张蕴古的死刑案，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
——《旧唐书·刑法志》
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认为一位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一位好管闲事的纪委官员于是参了一本，告发法官与犯人家属的不正当关系，结局就是皇帝大怒之下，把这位倒霉的法官给咔嚓了。
做完此事，皇帝陛下产生了深深的悔意。由此对死刑的复核制度进行了改革。
“......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资治通鉴·唐纪九》
由于执行不力，唐太宗还特地细化了要求
“......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资治通鉴·唐纪九》
复核不仅有次数要求，还有了时间要求。饶是史书上记了一笔“全活甚众”，但还是多了九倍的死囚。
因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卵用。
“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帝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德威对曰：‘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
——《旧唐书·刑法志》
曾经有一个胆子大的法官，想要放过一个囚犯，等来的却是身首异处的结局。于是所有法官都学会了宁肯错杀也不错放的手段，这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则。太宗用自己的屠刀抹杀了自己仁政的理想，最后也只能靠一出纵囚的大戏重新挽回人心了。
至于那个靠揭发同僚上位的权万纪，在群臣眼里成了卑鄙小人。最后死于皇子叛乱，乃至被肢解，下场也很是悲惨。
⑼ 旧唐书刑法志中兵部尚书樊子盖是哪个朝代人，死于何处
隋朝时期的人在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七月初八日，樊子盖在京都府第去世
⑽ 唐朝十大酷刑
一、竹书夹身
用刑手段：
受刑者双手被铐起并固定住，将竹板编织成的书袄围绕在受刑者胸部至腹部，由酷吏转动连接在书袄两侧的绳索，以收缩之力辗压受刑者身体，施刑过后看不出痕迹，但会令受刑者痛不欲生。
二、割舌
用刑手段：
将人舌头割掉，常用于后庭妃子对宫女施刑，或皇帝对乱说话的大臣施刑。
三、鸩毒
用刑手段：
用毒药致死人命，常用于赐死的情况。剧中饮鸩毒死后会出现七孔流血的情况
四、杖杀
用刑手段：
受刑者被酷吏用重杖击打屁股处死，宫中卑微的宫女、小太监会常被以此刑罚处置，受刑者身体血肉模糊，口吐鲜血。
五、绞缢
用刑手段：
用绳子勒死受刑者。
六、枭首
用刑手段：
把人头砍下挂在城门上示众
七、大理寺刑房十二道菜
用刑手段：
大理寺刑房的十二种特殊招供刑罚，需要配合特殊刑具使用，每种刑罚都有特定的名字，如仙人桥、茄侉子等，非常残酷可怕，受刑者一般无法承受完十二种就毙命
八、灭族刑
用刑手段：
株连刑，一人犯死罪家族所有人都要死。
痛苦指数：★★★★
灭族刑是株连刑，一人犯死罪家族所有人都要死。《新唐书 酷吏传》记载“杨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杨慎矜、杨慎余、杨慎名兄弟乃隋帝杨广的嫡系玄孙，杨慎矜唐玄宗时为御史中丞迁户部侍郎。只因受李林莆的污蔑就要连累怎么多无辜的生命。以法制严苛著名的明清最严厉的时候也是株连九族而唐朝竟是株连数十族。因一人有罪而牵连自己父母、妻妾、儿女、亲人、朋友、邻居等等和自己有关系的人都要倒霉遭殃都要死。前文“甘露之变”之变王涯的族人亲朋更是倒霉、死得不痛快还要受腰斩的痛苦罪。其实唐朝藩镇互相屠杀用灭族刑已习以为常，唐朝之混乱人性之恶毒可想而之，屠族灭门惨祸在混乱的唐朝为家常便饭。
九、腰斩
用刑手段：
用重斧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执行后犯人往往一时还死不了，所以很比起斩首要残酷得多。
痛苦指数：★★★★
腰斩是用重斧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执行后犯人往往一时还死不了，所以很比起斩首要残酷得多。《资治通鉴》记载: 公元648年 (贞观二十二年) “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余人。”辩机因与高阳公主私通。唐太宗下令腰斩辩机，同时杀戮高阳公主身边知情不报的奴婢十多人。唐朝法律的残酷性与随意性可见一般。(一个私通因自己的女儿不检点竟株连杀害无辜少女十多人唐太宗豺狼之心可见一斑，其之心黑手毒连老爹都敢囚禁。能把亲兄弟侄子杀戮干净，霸占兄弟媳妇的人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唐朝的夏州都督、平原郡公刘兰也是被腰斩的。《旧唐书 刘兰传》记载: “贞观末，以谋反腰斩。”《新唐书 后妃传》记载: 武则天时代“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潜谒帝，皆腰斩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