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等制度创新及影响

① 我国民法典为什么需要创新与突破

一、民法典是民法科学化的基本形式和标志
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民法学是一门科学。民法学有科学性，民法也有科学性；如果民法没有科学性，或者不可能有科学性，那么民法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依据。
民法的科学性源于何处？源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规律性。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的是自然人。人要生存就需要有物质资料，就需要有财产权；人活得自由、有尊严，就需要有人身权。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法人也成为民事主体。民法是调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是调整社会生活关系和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各部分都有其丰富的内容，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有共同性，有共同的理念、原理、原则。明确了民法的理念、原理、原则，就能掌握民法发展的大方向和规律。民法的理念、原理、原则集中体现在民法典中。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注重商品交换，发展市场经济。伴随着的是民事立法的大发展，成果辉煌。立法机关宣布，2010年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形成的民法体系是初级层次的体系，不够完善，科学化程度不高。例如：缺少民法总则；缺少债法总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不能适应新情况；单行法之间存在着重复、矛盾、冲突，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事司法的统一、公正、高效和权威性，是产生社会矛盾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都属于立法问题，不能用司法解释的方法解决。
进一步说，即使全部单行法都修订好了，而不将其整合为民法典，也不是高层次的、科学的民法体系。因为民法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单行法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能体现民法整体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物权法》和《合同法》各自独立，没有民法典，不能反映合同是债法的组成部分，不能反映债是财产的组成部分。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以及其他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之间，不仅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往往是互相转换、互相制约的，其联系、转换、制约有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例如：市场交易可以请他人代理，需要适用代理制度；买卖合同可能会发生不动产转移，需要适用不动产登记制度；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可以采用担保方法，需要适用担保制度；请求履行合同、清偿债务不能没有期限，需要适用时效制度；违约或者侵权的，需要适用责任制度；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权益和民事秩序，需要有健全的民事主体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各有不同的具体规则，它们是密切关联的整体。只有民法典才能全面规范民法的基本内容，形成总则与各法分则结合的完整体系，体现全部民法规范的内在联系、规律性、逻辑性和科学性。有了条理清晰的民法典，处理民事关系就能以简驭繁、事半功倍。反之，没有民法典，单行法则不好掌握、处理号民事关系，会事倍功半。
世界民事立法发展史证明，民法典是民事立法科学化的基本形式。欧洲联盟的民法典草案于2008年完成，这个草案进一步说明了民法典在立法上发展的趋势。民法典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很重要的标志，我们不应当忽视民法典在我国的重要性。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为世界文明、包括法治文明做过卓越的贡献。虽然当今我国的民事立法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后发优势。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21世纪的先进的民法典，将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将是对世界法治文明的新贡献。
二、民法典能够充分体现民法的重要地位和功能
民法调整社会关系，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每个人的切身权益，因此民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语境中，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一种实质上的“宪法性”的地位，这在欧洲学界基本上得到公认。知道当代，这样的判断仍然得到欧洲各国学者广泛认同。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黄右昌说：“根本法有二：一为宪法，一为民法，其他非宪法的附属法，即民法的附属法。”本世纪初日本学者星野英一说：“民法是与宪法并列的法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构造，而民法规定的是社会的基本理念和构造。”但是，在我国，民法作为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不能与宪法平起平坐，更不能只有单行民事立法民法典才能充分体现民法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民法的功能。
不同的法律部门，功能不同，不可偏。我国自古就有“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1949年建国以后这种观念还长期存在。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媒体上经常这样讲：“要用经济的方法、行政的方法和法律的方法管理经济。”这里讲的与经济的方法、行政的方法并列的法律的方法，实际是指制裁经济犯罪的刑罚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民法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是，全民的民法观念和民事权利观念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至今，还在一些人、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的心目中，加强法治就是加强政法，加强政法就是加大处罚、严打的力度，不懂得民事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重刑轻民”典型表现。
作为《法国民法典》起草者之一的波塔利斯说过，民事法律“即使不是构成政府的基础，也是维系政府之所在”；“只有私权利才能保障公权力。”行政权力直接维护社会安定，民事权利为社会安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础牢，则上层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是长治久安法，是强国之法。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保护人民的利益。民法是民事权利法，民事权利是人们生产和生存的基本权利。确认、规范和保护民事权利，是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基本作用。通过民法规范和保护民事权利，调动全民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说，民法是富民之法。
“以人为本”是当代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充分保护民事权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内涵。民事权利是人们生存之本。本者，根也，不伤根，不离本，充分保护民事权利，乃富民强国之道。民法典能够充分发挥民法的功能，为了强国富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民法典。
民法是裁判规范，具有裁判功能。只有单行民事立法，没有民法典，造成法官查找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等诸多困难，难以充分发挥民法的裁判功能。民法又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具有行为规则和指南功能。只有单行民事立法，没有民法典，人们难以懂得民法是什么；有了民法典，便于人们适用民法。
民法还是人们保护自己民事权利的工具，是人们与侵害民事权利者作斗争的武器，具有法律工具和法律武器的功能。法国民法典是拿破仑亲自领导制定的。拿破仑希望法国民法典能为法国人民人手一套，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民法典成了宣传法国大革命成果工具。如果我国人民基本上都知道我国有一部保护民事权利的民法典，那就标志着我国的法治文明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三、全国深化改革需要民法典
全国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就对市场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典全面规范商品归属规则、商品交换规则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从而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
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实质是限制行政权力，加强民事权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是转变重行政权力，轻民事权利的传统观念，改善官民关系，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推动这项改革和巩固这项改革的成果。民法典确立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就为正确处理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关系奠定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在民事上“法无禁止即可行”，在行政上“法无授权不可行”，从而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民主法治改革。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原则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民法是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的基本法。民事法律关系的实践活动是民主法治生活的大学校、大课堂。制定、颁布和实施民法典，不仅对于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全民的民主法治意识。
民事立法不仅要描述社会，而且应当引领社会发展。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被海外学者誉为中国的“民事权利宣言”，事实上《民法通则》在较长时期成了改革开放的推进器。未来的我国的民法典应当成为中国的“民事权利经典”，成为全国深化改革的推进器，成为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工具。

② 我国《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创新点是什么

1、主要内容：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

2、主要创新点：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合理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外国的民法条文，更不照抄书本上的民法理论，而是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的最新成果。例如，总则编创新法人制度，增设特别法人；物权编落实中央关于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要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作了完善。民法典是民事法治实践的最新成果。

编纂民法典，通过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民法典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需求。例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尊重和维护人格权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精神的民法典。民法典编纂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民法典编纂工作相关汇报。正是因为在编纂工作中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才确保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成功。民法典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2)民法典等制度创新及影响扩展阅读：

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形成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法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③ 我国为什么采取民商合一主义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实质探究
摘 要：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其实质是立法模式之争，“法律部门说”和“法律制度说”都是这一问题的错误演绎。“民商完全融合论”、“民商分立论”及“大融合、小分立论”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在现实立法中难以从理论变为实践。以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为标志的“民商实质合一、形式适当分立”的三级层次立法体例是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合作与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民商合一；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三级层次

当前，我国正在制订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法工委提交的民法典草案进行过了一次讨论。为制订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种意见、主张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交锋。其中，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个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期和21世纪初期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现代意义上民法典的编篡，人们开始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展开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到了20世纪下半期，人们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论。有趣的是，现在人们提出的理由与20世纪上半期学者提出的理由几乎一致。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停滞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确实说明在我国有些问题的讨论似乎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在我国民法典出台之前，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民商的合一与分立这一老话题予以重新探索，作出民商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对于我国民法的繁荣与商法的勃兴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实质

对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争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中华民国时期，为了编纂民法典，人们自然而然地需要考虑西方传统上属于商法的内容是否需要容纳到民法典中。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观点。讨论的结果是，制订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这个民法典性质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以及海商法等内容。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这场争论的起因是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争论中，人们自然提出并分析了民法与商法的异同问题。现在我国已经开始了民法典的起草，并打算在2010年以前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于是，围绕民法典的制订，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立法体制的大讨论。一时间，专著论文可谓蔚为大观。但学者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与20世纪上半期学者们的意见并无二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上半期学者们提出的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的理论对民法与商法自身的发展并无多大帮助。几十年来，民商法的这种格局在台湾仍然存在，人们并未因这种所谓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而大感不便或欢欣鼓舞。可以说，立法者一时的决策决定了台湾现行民商法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长达百年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实质上是“立法模式”之争，它是民法与商法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问题逐渐异化。这个传统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模式问题，而成了“法律部门问题”，“法律制度问题”。民商法关系的这种变化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因为只有我国的学者对“法律部门”和“法律制度”的分类方式如此热衷，以致于用学术上的分类方法来代替立法上的模式选择。有的学者认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是民法与商法同属一个法律部门或分属于两个法律部门。而法律部门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对现行法律规范所作的划分。由于民法与商法的调整对象不同，所以民法与商法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那么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目前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法律部门是学术界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对现行法律规范所进行的一种极其含糊的分类。即使同属于一个法律部门，也未必都放在一个法律文件中，法律文件不等同于法律部门。民法与商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对民商立法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这种争论与当初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争论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典型的“老瓶装新酒”，将问题的实质进行的替代或更新。很显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忘记了讨论的终极目的，而陷入了“自己制造题目，自己来解答”的怪圈。

所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加以分析，我们发现有“立法模式说”，“法律部门说”，“法律制度说”等观点。争论的问题实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问题的起源来看，“立法模式说”更接近真正的问题，是争论的实质，而“法律部门说”和“法律制度说”则是这一问题的错误演绎。

二、我国当前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及评介

对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学者们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激烈争论，形成了“民商完全融合论”，“民商分立论”和“大融合、小分立”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试图从现实立法的角度予以评介。

1.民商完全融合论

我国多数学者持这种立法观点。他们反对制定商法典或商法总则，主张在私法领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础性的法律，至于公司、票据、保险、海商等则以单行法的形式加以规定，除此之外，还可以相应的民事、商事特别法辅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和商法有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法完全融合的经典范例。[1]

这种观点因其合理性而得到了绝大多数民商法学者们的赞同与支持。但是，从现实立法的角度来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体例却有其致命的硬伤。其一，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极少能见到商法的规定，有时连影子也见不到。所谓民商完全融合，法典上却有民无商。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使人认为法律上只是有民无商而对民商合一产生怀疑，进而反对所谓的民商合一并主张单独制定商法典。其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来讲，民法典讲求形式的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对诸多商事法律起统率作用的商法一般性规定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帐簿等内容在民法典中无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无法从纲领上统率诸多商事单行法与特别法，使商事法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2.民商分立论

在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中，由于对民商关系的看法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部分坚持民商分立的学者认为，民法与商法应是两门完全独立的部门法，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会认为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观点是正确的”，其根据主要在于，他们认为民法与商法不仅在指导思想、价值取向等理念方面具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在具体法律制度方面，也是格格不入的。另一部分主张民商分立的学者虽然承认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但仍然认为应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这部分学者认为只要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民法和商法的区别，则当然还应采用民商分立的模式。

事实上在民法典的立法模式上，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内部的意见是一致的，即继续坚持民商合一立法体例。[2]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张民商分立已经只具有研究上的理论价值，失去了指导现实立法的实践价值。诚如列宁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失去实践价值的理论是不具有生命力的。从世界立法的历史来看，这种讨论也会随着法典的颁行嘎然而止。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这种主张的学术意义，相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3.大融合、小分立

在民法典立法模式的大讨论中，个别学者主张用制订《民商法律总纲》的办法，实现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其建议在我国未来的民商事法律完善工作中，放弃试图制订一部大而全的或者完整的民法典或民商法典的设想，转而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民商事法律规范样态，一方面制订一部在功能上总揽民商事活动基本原则和民商法律通则，类似于现行《民法通则》的法律文件，称之为《中国民商法律总纲》，另一方面则对于现有的各个单行的民商法律进行加工整理，查漏补缺，分别加以完善，使之相互协调，形成民商单行法的系列，从而建立起一个在《中国民商法律总纲》统率下的以各单行民商事法律为支撑的民商法律网络体系。[3]

这种放弃制订民法典的民商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张在总体上承认民商合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但认为在实践中民商还需要适当分立。应该说这是对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发展与创新。然而制定民法典已成为受大陆法系熏陶与影响之下的各个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我国也不例外。在学们者看来，大陆法系的精神即在于以民法为核心的私法体系，民法典则是这种法律精神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演变成为大陆法系存续的一个精神支柱。民法典不仅是一个国家法律文明的象征，而且已超越法律本身渗入到国民的信仰之中，成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标尺。在我国，民法典已经正式提交最高立法机构，民法典的制订已是势在必行。这种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张虽然已经不可能由理论变为现实，但对开拓我们视野的启迪意义却是巨大的。

三、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商法规则的设计

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已成为立法者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在市场强烈呼唤现行中国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术水平的调整和提高的今天，如何在民法典中体现商的含义，尚有可探究之余地。民商的完全融和论与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的立法主张都有其固有的缺陷，难以在立法上彰显民法与商法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法律品格。因此，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中探求第三条道路，是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民法与商法反复合作与博弈后的理性选择。

1.探求第三条道路的必然性

其一，综观我国的立法状况，商法是在既没有商法典编篡也没有商法总则统领的情况下，以单行法聚合形式发展期来的，尽管学者们主张我国民商立法体例上应继续采用《民法通则》的民商合一模式，但在现行的民法框架中还没有反应对商法整体原则的抽象与归纳，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也未给商法未来的发展以切实的关怀。随着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市场对商法将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能凭着简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识甚至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

其二，法典化是民法的形式理性，大凡法典都具有完整性与统一性，民法典更是以其结构的体系化和逻辑的严密性而著称。我国民法典的制订极其注重外来资源的移植与利用，由此还形成了罗马式与潘德克吞式之争。而无论是罗马式还是潘德克吞式民法典，其编制结构和体系都无法容纳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帐簿、商法的特殊原则等商法的一般原则性规定。商法特有的规则体系使民法和商法完全融合成为不可能。

其三，虽然国外多数采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如瑞士、泰国、意大利等，在法典的制订上只有民法典，没有商的体现。但我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生活背景决定了我国在立法上决不能照搬照套。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主体缺乏商人气质和市场观念，我国急切需要完善统一的商事法律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促使市场主体确立全新的现代市场观念和现代商人意识，快速发展我国的商文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的民商完全融合论不符合市场经济繁荣要求商事法律发达的时代要求，民法典固有的编制体系也使商法内容难以容身。如果一味在民法典之内寻求民商法的形式合一，只会走入法典编纂的死胡同。因此，在民商合一的大框架下探求立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是民法典编纂中处理民法与商法关系的一个无奈选择。笔者以为，民商法的精神理念的实质合一与形式的适当分立相结合，是一个解决矛盾的不错选择。其基本模式包括如下几个层次：一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在私法领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础性的法律，公司、票据、保险、海商等则以单行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二是商法与民法共有的且易于合并立法的制度寓于民法典之中，如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合法性等民商法共有的价值取向，商事代理、行纪、居间等制度；三是在民法典之外就民法典无法融合而又对其他商事单行法有着统率作用的商事一般性规定制订《商事通例》，《商事通例》主要就制订《通例》的根据、任务、商法特有的基本原则，商号、商业登记、商业帐簿、商事法律渊源等加以规定。由此就构成了民商法的民法典———民事单行法、商事通例———民事特别法、商事特别法的三级层次。

2.三级层次并非民商分立的变脸

民商立法的这样一个三级层次由于其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必遭诸多诟病，尤其会被以为是民商分立的又一翻版，但笔者以为这种实质民商合一、形式适当分立的立法体例与民商分立是大异其趣的，而非民商分立的变脸。

首先，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的三级层次在实质上仍属民商合一。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4]其实，在三级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即民法典之中，就已经包含了民事生活和市场活动所共同适用的且在立法技术上易于合并立法的规则和制度。民法典在法律地位上仍处于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对商事通例等民事单行法、特别法具有统率、指导作用，对商事通例及其辅助性法律的罅漏仍具有补正的功能。通例的制订，并没有使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规则人为地被分为两套，并没有造成民法与商法内容的冲突与矛盾。相反，不同效力层次的民事法律规范构成了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在广度与深度上能更好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法律群落。

其次，在三级层次中民商的适度分立，对民商合一的原有编制体系并无实质改变。主流学者关于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可称之为两级结构：民法典———民事特别法。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行为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所谓三级层次实际上在两级结构的之间加入一个统率公司、破产法、海商法等诸多零散商事特别法的总纲，商事特别法在商事通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这种三级层次并不是板块式和拼盘式的结合，而是一种立体渗透的构造，本质上对原有两级结构的深化与细化，是原有结构失衡下的制度创新。

同时，以商事通例为标志的三级层次符合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特点，顺应了时代呼唤商法复兴的要求。由于传统和计划因素的双重影响，我国商法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均不发达，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现实呼唤商法制度的勃兴。三级层次的民商立法体例在民商法律制度中凸现了商事法律制度，对于培育市场主体商人气质、商法意识具有重大启迪意义；对于维护商事主体合法利益、保障交易繁荣、安全具有重大制度价值，进而必将导致商法的复兴。

这种民商实质合一、形式适当分立的三级层次立法体例是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合作与博弈的结果，其合理价值在于解决了民商完全融合与民商分立两种论争的矛盾与冲突。应该说，这种立法体例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是解决我国目前商事法律制度短缺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论中国民法典的体系[A].徐国栋。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 梁彗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篡的三条思路[A].徐国栋。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 余能斌，余立力。制定“民商法律总纲”完善民商法律体系[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4] 梁彗星。商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