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法实践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的刑事诉讼法学者柯拉哲在1858年发表的《奥国刑法专论》一书中提出，后来，德国学者布利于1873年在其著作的《论因果关系及其刑事责任》中提出的“条件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刑法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同。刑法上考察因果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归责的问题。在刑法学界，由于各学者、各地域的法律渊源、社会文化、世界观、方法论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学说，以至至今人们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陆续提出了不同的因果关系学说，因而进一步形成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
对于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意义，通说有三种观点：
(1)犯罪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犯罪构成中的主观、客观的事实，因果关系都不能表现出，所以其便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这种观点是以肖中华教授为代表的，他认为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表现。
(2)犯罪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的选择要素。这种观点认为，在刑事犯罪中，只有在必须产生危害结果才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因果关系才是必备要素。即“只有实质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才具有犯罪因果关系，形式犯不存在犯罪因果关系 ”。
(3)犯罪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这种观点认为任何犯罪都会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所以只要是犯罪就会有危害结果，都会有一定的客体遭受侵害。那么，危害结果与因果关系当然也都是构成要件的必备要件了。
刑法因果关系既涉及定罪，也涉及到量刑。所以，学生赞同第三种观点。总的来说，刑法因果关系涉及到行为人要不要受到刑事处罚，要受到什么刑事处罚。刑罚所要保护的是社会的危害性，我们不能说哪些需要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哪怕没有造成人身或是财产的侵害，但只要法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就应当认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所以，因果关系应当贯穿整个刑法司法。
我国刑法上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现状
目前，我国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都一直停留在必然因果系与偶然因果关系之争，这是较大因素是受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刑法学说的影响。刑法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争，开始于苏联的毕昂特科夫斯基教授的“必然因果关系说”。他主张必然的结果是由某个行为经过一定的条件从而转化过来的，偶然的结果则是两个或多个的行为混合造成的。他的逻辑认为，只有必然的结果才是可以预见的，也才能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才有刑事责任。对于偶然的结果，那是不能预见的，则不能把这种行为的责任归结到行为人身上。所以，他认为刑事责任问题仅对某人行为的必然结果的提出才有意义。因果关系中的必然因果关系学说认为，这种必然关系是危害行为与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着的一种必要的，必须的联系。也就是说，危害结果必须是由危害行为引起的，只有这种必要的情况存在我们才能认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认定，除了必然因果关系，还有偶然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说则认为，是指，危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表面的，非实质的关系。即，一种行为可以产生多种结果。危害行为作出时，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危害结果，可以出现此危害结果，也可以出现彼危害结果。“必然因果关系说”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我国领域以来，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它的哲学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和黑格尔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黑格尔认为“什么是偶然的结果，什么是必然的结果，这是很难确定的，因为有限的东西的内在必然性，是作为外在必然性，即作为个别事物的相互关系而达到内在的，而这些事物作为独立的东西是互不相关地、相互外在地聚在一起的。”
② 试述法律逻辑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
(一) 法律推理符合法治精神美国法学家伯顿指出，法律推理增强了判决的一致性和正当性，可以为法律问题提供健全的经过充分论证的答案。无论是法律推理的形式还是法律推理的内容与法治的精神和要求都是一致。
(二)法律推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法律推理从思维方式上规定了法官判决的思维路径。如果法官严格遵守法律推理的程序，不违反逻辑规则和法律规则，并以此种方式论证判决结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法官的判决在形式上就是公正的。
(三)法律推理是通过法官的职业化思维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逻辑方法，因而带有明显的职业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推理是法官的思维方式。法官队伍的职业化是法官独立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法律推理使法官依靠理性，而不是依赖经验做出判决理性被认为是人的心智的结构，其首要特性，就是“对观点、意见或结论提供证据”。理性的思维和分析的手段是逻辑，它要求运用逻辑推理，合乎规律地从一定的根据和理由中得出结论法律推理的过程表明法官的判决是有充分的法律根据和理由的，而不是法官的主观擅断或主观意志的产物。总之，公正判决结果的形成，离不开法律推理，无论是形式推理还是实质推理，都是为法院公正判决结果提供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一个法庭决策过程。
③ 什么是司法实践
执法、司法以及老百姓（含律师用法）等活动统称，相对应司法理论。
④ 我国不承认判例，但司法实践中能否引用，具体的案例是什么
你说的很对，我国虽不承认判例，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做为参考，用来解决其它类似的案件。
⑤ 司法实践中对故意伤害罪的认定和处罚应注意哪几个问
司法实践中对故意伤害罪的认定和处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行为人有非法故回意损害他人答身体健康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关键。对此应注意以下两点：
(1)伤害行为的非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前提。如果伤害行为是合法的，如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过程中造成一定伤害的，则不构成犯罪;(2)本罪故意伤害的必须是他人的身体健康。自伤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特殊情况下可能构成其他罪。
2、构成本罪的伤害程度限于轻伤、重伤、伤害致死三种情况。轻伤以下的轻微伤和一般的殴打行为,不能构成本罪。至于重伤、轻伤、轻微伤区分的标准,应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必须经过具有资质的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3、本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因伤害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致人重伤或者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年龄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致人轻伤的,则须已满16周岁才能构成本罪。
4、对于刑法明确规定以其他罪论处的故意伤害行为，应按照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处罚，而不能以本罪论处。
⑥ 如何看待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问题
随着昆山反杀安、福州赵宇案和涞源反杀案等一系列案件的曝光，正当防卫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话题。带着许多疑问，民主与法制时报对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邓学平进行了采访。
《民主与法制时报》：从这些年的司法实践来看，正当防卫的认定存在什么问题？
邓学平：这些年，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的标准把握过于严格，条件过于苛刻，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的案例极少，大量的正当防卫案件被错误地追究了刑事责任。有媒体根据过往的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律师关于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最终被法院采纳的不足10%。包括你提到的昆山反杀案、福州赵宇案和涞源反杀案，如果不是媒体介入，最终是否会被认定正当防卫还不好说。
《民主与法制时报》：司法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
邓学平：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政府、弱社会的总体格局。习惯于认为所有的暴力都应被政府垄断，正义应当由政府伸张。第二，中国人谦抑、含蓄的权利观。强调公民的义务多于强调公民的权利。习惯于讲权利的边界，习惯于讲公民权利的滥用。第三，司法工作被维稳思维主导。害怕被害者家属缠闹、上访。为了稳定而人为和稀泥。第四，死者为大或伤者为大的传统遗留。认为有人死亡，必须要有人担责。无人担责就是对死者的大不敬。第五，司法裁判的原教旨主义。流水线作业，机械死抠法条，丧失了对社会正义和常情常理的感知能力。
《民主与法制时报》：法律上认定正当防卫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邓学平：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很清楚很明白。一般来说，正当防卫需要同时满足五大要件：第一是起因要件，必须是合法权利遭受了不法侵害；第二是时间要件，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第三是主观要件，必须是出于防卫目的，而不能是报复或者借机行凶；第四是对象要件，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防卫、实施暴力；第五是限度要件，不能使用明显没有必要的过限暴力。实践中争议较多的是第二点和第五点，即防卫在时间上是否适时，在限度上是否适当。
不法侵害的起止时间应该怎么算？怎样才算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我认为只要已经着手实施侵害并导致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就应该认为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比如扬起了屠刀即可防卫，不必等到屠刀砍下才可防卫。只有当不法侵害已经实施终了，才可认为防卫的时机已经结束。
如果只是中间临时倒地或者暂时中止施暴，那还不能认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只有当侵害人客观上已经丧失侵害能力，比如倒地不能动弹、身负重伤、被警方控制等；或者主观上已经放弃侵害意图，比如已经转身逃跑或者求饶等，此时实施的暴力反击才可能被认为防卫不适时。
《民主与法制时报》：那么，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到底该如何厘清？很多人说，要求精准防卫根本不现实。
邓学平：关于防卫限度，《刑法》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很明确，司法实践很多都偏离了立法本意。根据刑法规定，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才构成防卫过当。
“明显”是指一般人都认为，几乎没有争议。如果达不到明显的程度，不应认定防卫过当。如果是否明显存在较大争议，则应当按照正当防卫认定，将存疑利益归于防卫人。重大损害，至少应该是重伤以上的损害。达不到重伤的结果，即便“明显”过限，也应认定正当防卫。《刑法》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无限防卫权。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卫致死不属于过当。
应当允许防卫人进行优势防卫。比如人数优势或工具优势。可以两个人同时对一个人进行防卫，也可以防卫人持凶器防卫。不能要求防卫人总是被动、消极防卫，更不能要求防卫人必须处于弱势。如果要求防卫人必须处于弱势，那就根本实现不了防卫意图。正当防卫就是要求通过优势力量制止不法侵害。
如果侵害人一旦倒地，防卫人就必须停止防卫，必须等到侵害人站起来反击时才能二次防卫是违背立法本意和人性的。必须把防卫过程中的互搏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过程看待，不能截取其中的几个片段作为判断依据。只有当防卫人和受侵害人已经完全脱离危险，不法侵害人已经不再具有现实危险性以后，才能认为已经明显没有防卫必要。
《民主与法制时报》：对于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从案件办理和制度层面，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邓学平：国家立法层面没有大的问题。《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总则》和《侵权责任法》建立起了完整的正当防卫体系。问题不是出在立法层面。
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问题，我建议：第一，最高法适时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特别是明确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第二，加强案例指导。典型案例要及时编纂，强化指导案例的适用刚性。第三，加强文书说明。过往判决中，关于正当防卫的争议，判决书往往两三句话带过。不进行说理，不分析论证，正义的边界就永远搞不清楚。
《民主与法制时报》：关于正当防卫，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邓学平：安全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也是个人都必须有的。正当防卫是生物本能，也是自然法。从司法的角度，激活正当防卫非常必要。一个案例比一摞文件更有效，更能塑造社会价值选择，更能提供行为指引。
是非对错的原则问题不能和稀泥，正义的边界不能人为模糊。家是人最后的安全防线，见义勇为是最该嘉奖的文明举动。福州赵宇案和涞源反杀案的典型意义值得司法人员铭记。
⑦ 标签理论对刑事司法实践的影响
由于给青少年贴上越轨标签的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言论和评价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一旦青少年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他本人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一“标签”，对别人的看法予以认同，开始围绕越轨者的角色来认知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并做出相应的行为。
青少年被贴上标签后，社会对之另眼相看，迫使他与其他越轨行为者为伍，形成越轨群体和越轨群体亚文化。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认同减轻了由问题行为造成的内疚和自我悔恨的心理负担，恪守常规的压力减轻了，越轨者的自我形象加强了，群体使越轨行为合理化。
所以群体人员更是以越轨者自居，照此标签所暗示的越轨行为模式去做，结果将发展出更多的越轨和违法行为，继而有可能形成持续性越轨的生活方式，由初级越轨者演变成习惯性越轨或累犯。
标签理论认为，负面的标签，如认为某人是“愚笨”、“精神病患者”、“犯罪者”或“偏差行为者”等，都是使他人自我形象受到长期损害的主要来源。标签的本质及标签如何被运用等对于被标签者的本来行为均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某人是否被视为犯罪人可能会影响到该人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或其他机构等所受到的待遇。青少年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发觉，他的父母会因此而认为他对其他兄弟姐妹将带来负面影响，学校则可能将他与其他有相类似行为的同学编在一起，而同学们也可能会嘲讽、疏远他，而过去曾经被标签为“犯罪者”或“精神病患者”则会发现，他们很难在社会上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
除上述被标签后立即产生的社会后果外，标签理论更认为，标签会逐渐加深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而逐渐跨入经常犯罪者的行列。一经被贴上某种标签后，他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监视和警觉，也会因属于嫌疑犯而渐渐被从合法社会中排除。
因此，曾经被标签的人就只好物以类聚，共同相聚在一起，互寻协作，而孤立于传统社会之外，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惯犯，而与犯罪集团为伍。
(7)对司法实践扩展阅读
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三个要点：即对越轨行为成因的重新解释、标签的张贴是有选择性的以及越轨行为的养成是一种被辱的过程。
这一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互动影响下产生，从社会和他人对越轨者的反应的角度解释越轨行为，主要阐释人在进行初次违法犯罪后再进行违法犯罪的原因。
提出，社会和他人是否把一个人视作越轨者，对一个人是否产生越轨行为起关键作用。继发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后睡对一个人初次的违法犯罪行为贴上坏的标签，而个人又对这种坏标签产生消极认同的结果。
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由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有权势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法律中确定的；根据人们遵守和违法这类法律的情况，人被贴上“守法者”或者“违法者”的标签；对于被标定为“违法者”的人。
会采取包括逮捕在内的一系列进一步标定活动，目的是在个人和周围社会成员心目中树立起违法者的形象，引起社会成员对违法者的更多的谴责等标签行为；当个体对这种标签过程产生消极认同时，就会在绝望情绪下进行更激烈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些学者主张将研究重点放在群体如何为越轨行为下定义，如何给一些人加“标签”上，而非越轨行为者本身的特点。该主张得到批评，被认为鼓励人们同情越轨者，不利于社会安定；标签也使越轨者不再违反社会规范的警告作用。
⑧ 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如何处理法律与司法政策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中总有一种倾向，要么以司法政策代替法律，搞法律虚无主义，要么认为在司法领域只能依据法律，绝不能靠政策，将二者视为相互排斥、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的关系。事实上，司法政策的作用和功能并不是法律所能替代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统一。二者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追求目的的一致，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一致，以及基本内容的一致。如果只强调法律，舍弃司法政策，那么司法活动的进行就会受到影响，许多司法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包括司法标准、界限等方面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决，法律也不会得到很好的适用。而且从各国的治国经验看，由于司法政策能够根据社会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有利于国家对犯罪的控制和打击，因此世界各国的司法活动中几乎都存在着“钟摆式”的司法政策，不断调整打击犯罪的重点和力度。我国根据社会治安状况而展开的“严打”实际上也就是这种司法政策。
虽然司法政策对司法活动起到价值导向作用、具体指导作用和弥补法律缺失的作用，但是司法政策毕竟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司法机关定罪处刑的直接依据。因此，在贯彻司法政策、充分发挥其价值功能时，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和限度内进行，不能以实施司法政策为借口而超越法律的规定。在司法活动中，对法律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案件，绝不能有什么“敢闯法律禁区”的思想，不能离开法律另立标准或者擅自更改法律，以所谓政策作为依据来办案。在法律对有罪判决的证明程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不能以政策为借口，对不符合定罪条件的公民追究司法责任。
⑨ 结合文章的对策,讲讲司法实践中哪些措施是实施有效的措施
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措施都是非常的有效的比如说带领学生进行相应的法院的流程观看或者是模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