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各罪论

⑴ 刑法的择一重罪处罚中,怎样认定两个罪哪个重哪个轻是看最高刑吗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可依下列标准定其轻重：主刑刑种的轻重，依刑回法规定的次序，即管制、拘役答、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依次逐重。同种之刑以最高度之较长者为重，最高度相同者，以最低度较长者为重，若两个罪都只有一个罪刑单位，可依此标准确定罪之轻重，择一重罪处断。若两个罪都具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罪刑单位，如破坏通讯设备罪与盗窃罪，则更为复杂。需对各罪的罪刑单位进行具体分析，然后确定刑之轻重。

还有，比较轻罪与重罪的前提是指在某一个量刑幅度内，比如盗窃数额20000元，其量刑幅度为3～10年，就不能按盗窃罪的管制～死刑来比较。

⑵ 刑法上常见的数罪并罚

常见的数罪并罚是判决前一人犯数罪（两罪以上），在审判时对各罪分别定罪量刑，并根据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在总和刑期以下，一罪的最高刑以上决定执行的刑罚。如一人犯抢劫罪判5年和犯盗窃罪判4年，数罪并罚要在9年以下，5年以上决定执行的刑期，一般会决定执行8年。
还有两种数罪并罚的情况是判决后发现漏罪和判决后又犯新罪。前者的数罪并罚方法是“先并后减”，后者的数罪并罚方法是“先减后并”。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数罪并罚的决定刑期会重于前者。
如：因犯抢劫罪判15年，又发现之前的故意伤害罪应判7年，不论前罪已经执行几年（假设已经执行5年），数罪并罚的计算方法是15+7=22，而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为20年，所以，该案最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因已经服刑5年，还需服刑15年。这就是“先并后减”。
又如：因犯抢劫罪判15年，服刑期间又犯故意伤害罪应判7年，假设已经执行5年，数罪并罚的计算方法是（15-5）+7=17，而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为20年，所以，该案可以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还需服刑17年。这就是“先并后减”。

第四节数罪并罚

第六十九条【吸收、限制加重原则】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幷科原则】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第十条】
第七十条【漏罪先并后减】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第七十一条【新罪先减后并】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⑶ 我国刑法理论犯罪客体分为

abd 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直接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盗窃罪的直接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妨害社会管理各个秩序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正常的管理和运行秩序，一般客体是指犯罪侵犯的为刑法所保护的所有社会关系。没有间接客体一说。

⑷ 为什么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和法律关系三要

在我国，“犯罪构成”实际上是指犯罪成立要件。传统刑法理论，在犯罪概念之后论述犯罪构成，认为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由四个方面组成：（1）犯罪客体，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关系；（2）犯罪客观方面，指犯罪活动在客观上的外在表现，其中主要包括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3）犯罪主体，指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单位也可以成为部分犯罪的主体；（4）犯罪主观方面，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伤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这就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构成学说，是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即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该学说形成于建国初期，直接脱胎于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年来，该学说为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于是，刑法学界不少学者开始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综合目前的情况，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中青年刑法学者的视野中，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已经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已经开始了新的脱胎换骨。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终将“旧貌换新颜”的现实命运面前，对各种批判与反思进行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将对此的批判与总结深入下去。
我国刑法认定犯罪成立的规格和标准是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和客观要件的总和。因此，在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构成要件”或“犯罪构成要件”三个概念之间常常互换使用，并无严格的区分。这样，无论我国刑法使用“犯罪构成”还是“构成要件”抑或“犯罪构成要件”的概念时，其内涵与外延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所说的“ 构成要件该当性”之“构成要件”不同：前者是对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的概括性称谓，后者则只是指犯罪成立三要件中的一个要件——构成要件该当性而言的；前者包括了一定行为刑罚之法律效果的一切法律要件，因而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后者只是犯罪成立的所有条件中的一个，具体说，是三要件中的一个，是一定行为构成刑罚之法律效果的前提而非充足条件。只有在符合了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前提之下，经过违法性与有责性的补充判断并得出肯定结论之后，才能认定犯罪，望采纳

⑸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有许多优点，而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有诸多缺点。为此，他们主张借鉴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以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我认为，在改造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之前，我们仍有必要对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和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仍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犯罪成立的立法理由与司法理由纠缠不清；第二。对同一内容进行重复评价。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固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是否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组成要素的问题，但是，却不存在重复评价的缺陷，并且具有表述的明晰性。因此，在试图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存在的缺点和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的优点，既不能盲目地把本来就存在问题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引进来，也不能草率地抛弃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
一、解析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嬗变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大体上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学者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三部分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只有对它们加以认真解读，我们才能发现它们各自的真实所指和内在逻辑。在本部分，我将遵循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嬗变的路径去发现它们的真实所指和内在逻辑。
（一）贝林格（Beling）的犯罪论体系
贝林格主张犯罪论体系应该由三部分组成，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构成要件是确定可罚行为的基础，舍此便没有犯罪。非类型化的行为不具有犯罪的特征。但是，相反地，所有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并不都构成犯罪。为了成立犯罪，必须是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并且该行为必须与该行为相应的刑罚预告及处罚条件相符。同时，他认为构成要件是记叙性的，并且它与规范要件（即命令、禁止、意思、目的）相连，但其自身并没有包含任何法律效果。人的行为满足构成要件，只能确定存在某一实现构成要件的事实，仅此而已{1}。
针对贝林格的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如下批评：贝林格既强调犯罪构成的客观性，同时又认为犯罪构成是犯罪类型，它就必须表明各个犯罪的个别特征，即不仅包括客观行为，还应包括主观要素，否则，作为犯罪的类型的犯罪构成，就不能实现犯罪的个别化。贝林格在晚年接受了以上批评，修改了前期的体系。在1925年出版的《刑法纲要》中对前期的观点作了若干修改，认为构成要件中也可以包含心理种类的要素。在他1930年写的《犯罪构成论》一书中，他将自己从来都是作为同一概念的“构成要件”和“犯罪类型”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犯罪类型是表明刑法各本条中所规定的一定的类型化的行为及其未遂犯、共犯等现象形态的观念。而构成要件则是从各本条的犯罪类型的观念中抽象出来的，对犯罪各本条中所规定的犯罪类型进行规制，以确保其统一的“指导形象”。并强调，不应将构成要件与违法类型视为同一，例如：杀人罪的要件，在客观方面是实现“杀人”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实现“杀人的犯意”。而“杀人”这一事实，无论是对客观方面，即违法类型来说，还是对主观方面即责任类型来说，均是共同的“指导形象”{1}。由此看来，贝林格晚年的构成要件中既包含主观方面又包括客观方面，具有更强的概括功能。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的所指已经不是作为他前期的犯罪论体系之第一组成部分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所指的内容。如果以这种作为“指导形象”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个要件，那么势必导致后两个标准（违法性和有责性）在确定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上与第一个要件发生重复评价的问题。贝林格后期的构成要件所发挥的作用是展示一个完整的犯罪行为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作为犯罪成立的规格的犯罪构成要件。它不能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个要件，因为有了它犯罪即告成立，没有必要再用其他两个条件加以限制。因此，贝林格虽然使犯罪构成这一概念具有了作为犯罪“指导形象”的作用，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就不能放回到他的犯罪成立体系之中去了。在我看来，面对批评，贝林格不应该给他的构成要件加进主观的要素，以使构成要件的犯罪类型化功能更加具体化，而是应该退一步使构成要件概念的犯罪类型化功能更加抽象化。例如，对于造成死亡的案件，构成要件不应该具有区分故意杀人罪、伤害致死罪和过失致死罪的功能。这样的任务应该留给责任论去完成，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构成要件论之后再构建责任论了。
另外，贝林格关于构成要件是纯记叙性的的观点也受到批评。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构成要件中应该包含有规范要素，不是纯记叙性的。他说，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是指构成要件不但要有确定的事实，而且以规范评价为必要部分。这里面，既有以诸如“他人财物”之类的法律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也有以诸如“虚假文书”之类的认识评价为必要的场合，还有以诸如“狠亵行为”、“侮辱”之类的社会的、文化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伦理的、道义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小野清一郎的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用其批评贝林格的理论就未免不恰当了。其实，在贝林格的构成要件理论中，构成要件本身就是规范性的，是在刑法分则各本条的基础上经过抽象而形成。那么，为什么贝林格称他的构成要件是纯记叙性的、没有规范的因素呢？我认为。在这里把规范分为两种意义上的规范就能够理解贝林格的说法，第一种意义上的规范是指法律条文意义上的规范，即指规定犯罪成立的客观规格意义上的规范；第二种意义上的规范是指价值意义上的规范，即指评价一个行为好坏的规范。小野清一郎所说的贝林格的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指的是法律条文意义上的规范要素，是法律条文中对犯罪规格的规定。在杀人、盗窃等比较容易认定的犯罪，法律没有必要对什么是杀人、什么是盗窃做过多的解释，而对于什么是“猥亵行为”、“侮辱”等轮廓不很清晰的行为，法律必须做出判断和评价，但这种判断和评价是事实认定上的评价，而不是认定行为好坏的价值评价。而贝林格说他的构成要件不含有规范要素，这里的规范要素应该指的是价值评价意义上的规范要素，即对行为的价值评价要素。在贝林格的体系中，价值评价是放在违法性论中去讨论的，例如正当防卫行为与紧急避险行为，它们虽然在外在表现上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即符合刑法分则各本条的规定，但是从价值评价的角度来看，是不具有犯罪性的。
（二）M·E·麦耶尔（Max Ernst Mayer）的犯罪论体系
M·E·麦耶尔的犯罪论体系继承了贝林格的犯罪论体系的框架，也是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构成的，但其中有的部分内容不尽相同。第一，M·E·麦耶尔从价值意义上理解违法性。他认为，构成要件是法律将某些文化规范通过国家的承认而进行保护的表现之一，因此，构成要件符合性又是违法性（即违反文化规范）的认识根据。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关系是烟与火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的推定机能{1}。除了在个别情况下能够证明具备阻却违法性的原由之外，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是违法行为。M·E·麦耶尔所说的违法性指的是实质违法性，这种违法性显然不是刑法分则各本条所规定犯罪的客观方面类型化的外部规格。这是一种文化规范评价，而不是法律条文评价。第二，麦耶尔认为，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然而这些规范的要素在属于“规范性的（所以是非真正的）构成要件的要素”的同时，还是“真正的违法性要素”。为什么说它不是真正的构成要件的要素呢？主要是因为它只不过是评价与意思活动无关的结果的；而所以说它是真正的违法要素，是因为它不仅是违法性的认识依据，也是其存在依据，就是说，有了它之后才有违法性的存在。但是，麦耶尔又认为，法律上的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依据，所以必须由纯客观的、无价值的事由来构成（这是以客观违法性论为前提的）。麦耶尔认为有些场合下，违法性是由主观要素所决定的，所以存在有主观的违法要素。例如，医师出自猥亵的目的用手摸女患者的腰腹，或者教师因与学生的父亲有仇而故意惩罚学生等等。小野清一郎指出，麦耶尔一方面主张违法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存在主观的违法性要素。这是自相矛盾的。麦耶尔之所以承认在构成要件中包括规范要素和主观要素，但却没有从正面去加以肯定，是出自把构成要件相符性和违法性及责任并列起来考虑、且在他们中间划出排他性界限这样一种体系性的动机。
我认为，麦耶尔坚持把构成要件相符性和违法性及有责性并列起来考虑、且在他们中间划出排他性界限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犯罪论体系才能保持其明晰性，并且可以避免对某些因素的重复评价。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他的体系中存在的矛盾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忽视了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评价本身就是规范性事实评价（依刑法分则各本条类型化的客观方面进行的评价），这种规范性事实评价是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合法律性的判断。规范性的事实评价完全可以承担起辨认什么是“他人财物”的任务的。而他所说的违法性评价不是规范性事实评价，而是在规范性事实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在文化规范上的意义。这种评价是对法律条文的立法理由的解释，是一种价值评价。上述那种关于“他人财物”之类的事实评价当然不能包含在价值评价中了。而且，这种把立法理由与司法理由混在一起的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拟在后文详述。所以麦耶尔主张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必须是记叙性的、无价值的事由来构成。另一方面，他忽视了主观的因素是需要客观的要素来征表才能显现其自身的道理。这也是为后来许多大陆法系学者所经常忽视的问题。犯罪目的或动机固然是主观的东西，但只有通过犯罪人的行为才能表征出来。如果不通过观察行为，我们如何才能发现他的目的和动机呢？所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中，应该考察的不是目的和动机，而是目的和动机的外在表现。动机和目的是责任论中应该考察的要素。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论中解决主观因素的问题有越俎代庖之嫌。主观性的东西需要在有责性理论中加以解决。至于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主观要素的说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这种说法是把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同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论中的构成要件相混淆了。构成要件符合性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只关注行为抽象的客观方面，它是构成犯罪的一个条件。一个行为要成立犯罪还须经过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考察。而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固然会包含有主观方面的要素，它是一个犯罪成立的全部条件，是对一个犯罪是什么的展示。但是，法律上的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的有无不是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应该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责任论应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梅茨凯尔（Edmund Mezger又译为梅兹格）的犯罪论体系
梅茨凯尔提出了由行为、不法和责任组成的犯罪论体系。梅茨凯尔所提出的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行为，是先于其他犯罪成立要件的，例如。不是杀人行为、窃盗行为等个别的犯罪行为，而是超越个别行为的一般犯罪行为，所以，已经不是从刑法的规范性的角度能够把握的，不得不作为前刑法的事实性很强的行为来理解的{2}。小野清一郎称梅茨凯尔的行为论是“裸的行为论”，并对之进行了批判，他说：“我认为过去的行为论的弊端正在于把行为作为法律的构成要件性评价以前的东西来考虑。我所称之为‘裸的’行为论是不能接受的。刑法上的行为毕竟是构成要件性行为。因此，也必须是违法的在道义上应当负责任的行为。”{2}我认为小野清一郎对梅茨凯尔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梅茨凯尔的行为论中的行为是指作为不法评价对象的行为而不是小野清一郎所说的刑法上的行为，这种行为当然应该是裸的行为。这种行为论是最符合刑事诉讼的逻辑的。如果问什么是刑法上的行为？我想梅茨凯尔也会像小野清一郎一样回答说：“刑法上的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对于梅茨凯尔把构成要件符合性论同违法性论合二为一构建成不法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仔细研究。他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具有更紧密的关系，虽然存在着特别的不法阻却事由，但是，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规定的刑法的构成要件，对刑法上极为重要的行为的违法性的存在而言，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违法性的妥当根据，也是实在根据{2}。显然，在这里，梅茨凯尔是把构成要件的事实性评价与违法性的价值评价放在同一体系中进行考虑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他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了，更不能说他把违法性与违法类型混淆了{3}。我认为，梅茨凯尔对不法论的设计体现了思维经济性原理。在常规情况下，一个行为只要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即符合违法类型，除个别情况有正当化事由外，我们就很容易确定它的违法性。对于那些一看便知不具有正当化事由的行为，就可以直接确定其违法性，没有必要再作违法性的判断了，只有对那些有可能具有正当化事由的行为才有必要进行违法性判断。对于梅茨凯尔在不法论中承认包含主观的要素的观点，小野清一郎持赞同的态度{3}。然而，在我看来，这倒是存在重复评价之嫌。对同一行为的主观方面在违法性类型中作为主观的违法类型要素进行了一次评价，在有责性中还要作为责任要素进行一次评价。这显然是重复评价。
（四）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论体系
小野清一郎赞同传统的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的犯罪论体系。但是，他认为构成要件既是违法的类型，也是有责类型。他指出：“构成要件可以说是不法类型，可它不仅仅是违法类型，同时也是责任类型，是违法并且有责的行为之类型，又是它的法律定型；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不法类型，也是犯罪类型。这就是我的构成要件论中的一个根本主张。”{3}小野清一郎说，他的上述主张可以通过具体研究刑法分则相应条款的规定特别是考察其规范要素和主观要素得到证明{3}。他认为，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是指构成要件中不但要有确定的事实，而且以规范评价为必要部分。这里面，既有以诸如“他人财物”之类的法律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也有以诸如“虚假文书”之类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还有以诸如“猥亵行为”、“侮辱”之类的社会的、文化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伦理的、道义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然而，即使在不能像这样明显地应当属于规范要素的场合，在判断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之际，也不可以否认它有利于判断背后的法的、伦理的评价{3}。
既然小野清一郎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既是违法的类型，又是有责的类型；他的构成要件既包含有主观要素，又包含有客观要素，那么，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评价与违法性中的规范评价有什么区别吗？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关于前一个问题，小野清一郎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中的规范评价是法律的、抽象的评价；违法性中的规范评价是对行为本身的具体评价{3}。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本来，构成要件是实定法上的、并且是成文法上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一般的规定，而是被特殊化了的规定，是“特别”的构成要件。与之相反，违法性和道义责任，则是处于实定法背后的伦理性的、法理性的理念，其本质意义自然是一般性的概念了。……犯罪的实体是违法性质的行为，并且是在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那里具有道义责任的行为，属于违法且有责行为的类型。可是它所以具备了可罚性，是因为它是特殊的，已被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了的。这种被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的特殊的、类型性违法的有责的行为，即构成要件。出现在前面的，是构成要件，站在它背后的，是具有实体意义的违法性及道义责任{3}。对于小野清一郎的这种解说，我不禁要问，既然构成要件既是违法类型，又是有责类型，它与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是“前面的”与“背后的”的关系。那么，我们对一个行为只作构成要件符合性一次评价不就完全可以判断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有无了吗？再对同一行为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评价不是有重复评价之嫌吗？小野清一郎认为，构成要件仅是肯定违法性及道义责任的法律定型。要确定违法性及道义责任的有无，还需考察有没有违法阻却原因和责任阻却原因，即否定违法性及道义责任的法律定型{3}。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在构成要件之外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评价，是因为，如果一个行为仅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还不能肯定它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只有再经过违法性判断，如果没有违法阻却原因，才可断定违法性存在；进而再经过有责性判断，如果没有责任阻却原因，才可断定有责性存在。由此看来，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关系也不是“法条”与“法理”的关系或“前面的”与“背后的”的关系，仍是“并列”关系。只要仍然坚持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论体系，就不能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考察。
（五）威尔兹尔（Welzel）的犯罪论体系

⑹ 刑法139条是什么罪

消防责任事故罪（刑法第139条），是指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消防监督制度和公共安全。消防工作是全民同火灾作斗争的事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的安定，涉及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我国对消防工作实行严格的监督管制，专门制定了《消防法》、《消防监督程序规定》等消防法规，其中规定，我国消防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实施监督，县以上公安机关设置消防监督机构，消防监督机构发现有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及时向被检查的单位或居民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被通知单位的防火负责或公民，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火灾隐患，并将整改的情况及时告诉消防监督机构。每个单位和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消防法规，认真搞好消防工作，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而有些单位和公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因而发生火灾，造成严重后果。严重破坏消防监督管理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消防管理法规且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的行为。违反消防管理法规而造成严重后果，是这种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 消防事故演练1·所谓违反消防管理法规，是指违反了我国《消防条例》、《消防条例实施细则》、《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高层建筑消防管理规则》等。2·经消防监督管理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如行为人只是违反了消防管理法规，但没有接到过消防监督机构采取改正措施的通知，则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不构成本罪。消防监督机构，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专门负责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机构。3·违反消防管理法规与严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严重后果是由于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的行为引起的。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的行为与严重后果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则不构成本罪。严重后果，通常是指造成了人身伤亡、死亡或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一般是指造成多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的巨大损失。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和有关规定，所谓重大伤亡事故，一般是指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所谓严重后果，既包括重大人身伤亡，也包括重大的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一般掌握在五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虽不足上述规定的数额，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失的，也应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行为人既包括自然人，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包括单位。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里所说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的心理状态而言。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火灾事故发生，但就其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而言，则却是明知故犯的。行为人明知是违反了消防管理法规，但却未想到会因此立即产生严重后果，或者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严重后果。编辑本段认定(一)本罪与一般消防事故的界限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不同。构成消防责任事故罪，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一般消防事故，虽然发生了事故，造成了一定危害后果，但未达到严重程度，故不构成犯罪。(二)本罪与失火罪的界限本罪是行为人在存在火险隐患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消防监督机构关于采取改正措施的通知， 认定致使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失火罪是行为人在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用火不慎，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三)本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如果单位的负责人或有关人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致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属于法条竞合，按照本法第397条第1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应以特别法条即本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对犯罪行为人应以消防责任事故罪论处，而不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编辑本段处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后果特别严重，是指发生重大火灾，造成多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的巨大损失。具体确定犯罪行为人的具体刑罚时，还可考虑以下因素:(1)犯罪行为人的一贯表现；(2)行为人是否多次违反消防管理法规，是否经消防监督机构多次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多次拒绝执行；(3)犯罪后的表现，如有无自首、立功表现，犯罪后是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防止危害结果的扩大，是否为逃避罪责而破坏、伪造现场；(4)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5)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况等。编辑本段法条及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法律］：《消防法》第四十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一）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三）公众聚集的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合格，擅自使用或者开业的。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擅自举办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责令当场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停止举办，可以并处罚款。 消防责任事故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擅自降低消防技术标准施工、使用防火性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或者不合格的装修、装饰材料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并处罚款。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第四十三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法的规定，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警告。营业性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一）对火灾隐患不及时消除的；（二）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的；（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在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集体宿舍的，依照第二款的规定处罚。第四十五条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或者线路、管路的敷设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的规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单位有前款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警告或者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二）违法使用明人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三）阻拦报火警或者谎报火警的；（四）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的；（五）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六）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罚款：（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埋压、圈占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的，或者损坏和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三）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的。单位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罚款。有第一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还应当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对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应当强制拆除或者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第四十九条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公共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义务，造成人身伤亡，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第五十条火灾扑灭后，为隐瞒、掩饰起火原因、推卸责任，故意破坏现场或者伪造现场，尚不构成犯罪的，处警告、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警告或者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五十三条有违反本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⑺ 刑法中罪状和罪名是否一一对应

目前，是对应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九）》规定的各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通过司法解释，确定了与犯罪行为相适应的罪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五种犯罪行为，都属于保险诈骗，因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确定为“保险诈骗罪”。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选）
第一百九十八条[保险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⑻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两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包含那些内容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两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包含以下内容：

客观违法，主观有责。

客观违法要件：行为主体、危害行为、行为对象、危害结果、因果关系。

客观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承诺。

1、犯罪构成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2、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3、犯罪主观方面，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

4、 犯罪客观方面，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侵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是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5、犯罪客体，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8)刑法各罪论扩展阅读：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违法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体系

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方面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依据。

另一方面又在犯罪构成之外甚至在罪数之后研究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同时认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实质上是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但是，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有自相矛盾之嫌：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依据，但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也不一定构成犯罪；犯罪构成是说明社会危害性的，但符合犯罪构成也可能没有社会危害性。

从现实上看，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是在肯定了行为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之后，考虑排除犯罪的事由，因而不能尽早地排除犯罪的成立。

这有损犯罪构成的保障机能，既不利于限制司法权力，也不利于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的行为人几乎100%先拘留、逮捕。这种做法或许与四要件体系有关。

形式上坚持四要件体系，但对四要件内容做出新解释的黎宏教授指出：“在我国，犯罪构成是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统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

就意味着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符合某具体犯罪的轮廓或者框架，而且在实质上也具有成立该犯罪所必要的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的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统一。”

“从理论上讲，在说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该行为不可能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的事由。

换言之，在得出这种结论之前，已经进行了该行为不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的判断，否则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来。”

在黎宏教授看来，四要件是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不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则是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

既然如此，就应当在犯罪构成中研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不能在犯罪构成之外研究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但正如黎宏教授所言：“现实情况是，各种刑法教科书都是在讲述了犯罪构成理论之后，再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加以说明和论述的。

这种编排体系，容易让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即正当防卫等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但因其在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

所以，在形式上说明其符合犯罪构成之后，又从实质上对其加以否定。

但是，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国刑法学的通说明确指出：‘我国刑法中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并不符合或者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只是在客观方面与某些犯罪相类似’。”

本文的看法是，即便将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方面作为表明违法的构成要件来把握，也不应当在犯罪构成之外处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这是因为，既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只是在客观方面与某些犯罪类似，因而需要说明其不构成犯罪或者不符合犯罪客观要件。

那么，就应当在客观要件中（或之后）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作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论述，而不应在犯罪构成之后、更不应在罪数之后论述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所以，在此问题上，究竟是读者的理解错误，还是编者的编排错误，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至少，黎宏教授主张的四要件体系给人的感觉是“客观违法（含客体与客观要件）——责任（含主体与主观要件）——无客观违法（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但这种体系分割了违法性的判断，并不理想。况且，传统的教科书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形式上（似乎）符合犯罪构成的说法，相当普遍。

坚持四要件体系，并对四要件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正的冯亚东教授认为；“将所有问题（即正当化事由问题——引者注）直接并入犯罪成立体系，对司法运用来说并非一种最优安排。

构造科学、简明、清楚、实用的刑法解说体系，应该是在犯罪论的大框架下严格区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只需阐明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的‘犯罪成立体系’（犯罪构成）问题。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与犯罪成立相关的特殊形态’问题；‘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应该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在犯罪成立体系之外，另行以专章形式设定不同的主客观标准专门讨论。”

然而，这一观点值得推敲：其一，成立犯罪的标准与否定犯罪的标准相同（正反面），恐怕不能在犯罪成立体系之外对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设立不同的主客观标准。

按照法益侵害说的观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之所以阻却违法，是法益衡量的结果。

行为人实施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造成他人损失时，虽然侵害了他人法益，却保护了更为优越或者同等法益。

一旦对成立犯罪与否定犯罪采用不同的标准，认定犯罪就没有标准了；

而且，因为标准不同，会出现一个行为按照犯罪成立标准构成犯罪、按照排除犯罪的标准不成立犯罪的局面。其二，不能因为违法阻却事由较多，就在犯罪构成之外设专章研究。

即使设专章研究，也应当在违法构成要件之后设专章研究，而不能在责任构成要件之后，设专章研究违法阻却事由。

其三，一个案件一般不可能有多种违法阻却事由，所以，讨论了表明违法性的要件之后，讨论阻却违法事由，并没有为司法添加任何负担。

相反，如前所述，在考察了行为是否符合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后，接着考察行为是否具备违法阻却事由。

如果具备则不再进行有责性的判断的做法，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不致产生理论上的矛盾与司法上的错案。

既然如此，对司法运用来说，一种最优安排就是：在讨论了违法构成要件后，就必须讨论违法阻却事由。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违法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体系

⑼ 大陆的教科书和台湾的相比根本没法看。民法王泽鉴的比较好，刑法谁的好求推荐。要台湾的。

台湾的刑法教科书首推林山田的《刑法总论》和《刑法各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