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的法律效力及任務
㈠ 明朝法治怎麼樣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治理貪污最嚴的一個朝代。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㈡ 急~~~！！！關於建文帝朱允炆的資料，越多越好。最好有關於朱允炆和朱棣的叔侄斗爭。
明代的第二個皇帝朱允炆生於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時代的洪武十年。這個年幼的皇孫被描述為早慧、孝順和正直，據說他的祖父很鍾愛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變，他可能會一直默默無聞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開始為王朝定下傳統，即立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為太子，因為朱標在名義上，也許事實上是他的嫡妻馬皇後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標是為皇位的合法繼承樹立一個正式的原則，希望以此杜絕將來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紛爭。朱標在許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親：他是一個性情溫和而有教養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雖然對他的第四子朱棣的軍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標看作他恰當的繼任人選。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標在他的盛年37歲時即於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標的嫡妻所生的長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標一系的次孫朱允炆——即朱標的活著的最年長的合法兒子——為儲君。這個未經過考驗的男孩被立為皇嗣時不足15歲，他絕不能與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輩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過是長子繼承製原則的體現而已。雖然朱棣後來聲稱，他本人可能被入選為嗣君，只是因為那些儒士們的橫加干預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實上沒有考慮把他的其他兒子立為太子。
明惠帝 - 朱允炆(1張)在他的祖父死去後幾天，朱允炆於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時年21歲。他確定下一年為建文元年，並尊封他的母親——二皇妃呂氏（1402年死）——為皇太後。③關於朱允炆的個性和他在位時的國內發展情況現已無可信材料，因為在他死後，他那一朝的記錄都被篡改或銷毀殆盡。建文帝時期的檔案文獻和起居注全遭毀滅，而倖存的私家記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繼任者在位的時期，朝廷史官關於建文帝的行事寫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極盡批判之能事的報道，想以此證明永樂帝奪權是有理由的。他們譴責建文帝和他的顧問們行為放盪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為不孝、奸惡和邪淫的人，指責他玩忽職守並犯有大不敬罪。後世同情這位被廢黜皇帝的學者們關於建文之治則寫出了一些與此截然相反的諛詞，說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稱之為遵循儒士勸告和緩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無缺的人物。他們譴責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弒罪行。④這些殘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們必須進行最細心的審查。建文時期許多方面的事實真相將始終弄不清楚了。 年輕的建文皇帝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他繼承了他父親的溫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靦腆，且又毫無國政經驗；且不說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們，他也沒有那種自信心和堅強的性格，甚至也沒有那種能力。這位年輕皇帝的溫順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關心他祖父的高壓行政措施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因此他衷心嚮往的是實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論和行事上努力實行一些較大的變革，但這些變革卻招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建文帝即位以後，他對這幾位儒家師傅言聽計從，發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來其意圖是大大背離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書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機關被取消，它們在現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復；制度被修改，以加強文職行政功能和減輕政府的專製作風。 為了貫徹這些改革，皇帝把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提升為行政負責官員。1380年裁掉中書省以後，明太祖曾經決定，國家一切事務都必須由他一人作為行政首腦來裁決。因此之故，翰林學士們和六部尚書只有建議權和在政府中執行命令之權。當新皇帝召集這三位士大夫來「參國政」時，這種局面就結束了。如果這些重建活動或多或少地不是虛構的話，這些皇帝的顧問們就不是只領乾薪了，而是實際地在管理政府。這樣做就大大地離開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為皇帝的顧問們現在被置於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們現在又制定政策，又執行政策，極像從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為；他們僅僅缺少丞相的頭銜。沒有這個頭銜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訓錄》，因為《祖訓錄》是嚴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還做了一些改革，對帝國政府內部的權力進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實施他的新政策。這些發展變化的確切性質至今很難說得清楚，因為大多數改革的記載已被銷毀。但是，例如《皇明典禮》這種關於建文時代典章制度的書（1400年），以及此後另外編訂的幾種書至今仍可見到，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大致了解到這個時期政府中已實行和計劃要實行的革新的梗概，並對它們的意義作出評價。③ 1398年末，新皇帝聽了方孝孺的話把六部尚書從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書和侍郎之間加了一個侍中之職。這種制度上的改變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自從廢除丞相之後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級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識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時，六部尚書的地位和權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數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員的設置上，也都有了改變。戶部和刑部的所屬司從12個減為4個；都察院中的兩個都御史合並成了一個；同時，國子監和翰林院的各項職責和人員編制大為提高和擴大。這最後兩項改革表明，重點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學士在政府中的顧問作用的加強上。在詹事府也設立了某些新職位，使翰林學士在教育和訓練太子及諸年幼王子方面能發揮更大的作用。④ 對六部及其下屬司的組織所作的各種改動中，對官員和皇帝侍從的頭銜所作的變動，以及對南京各官署的名稱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諸古代的《周禮》行事的。這些變易不單是象徵性地恢復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是任意變更祖制。它們都是有目的的變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權力歸到皇帝信任的顧問的名下，加強文官之治，以削弱將軍們和皇子們的權勢。 朱棣
為了貫徹他們設計出來的這些政策，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權，這就大大地背離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們在國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簡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們即使不對內戰負主要的責任，也要負直接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朝廷的控制和他們正在推行的變革給了燕王以發起叛亂的口實。燕王說，對建文的顧問們發動的懲罰性戰役是忠於王朝的行動。⑤隨著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這一切政治改變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們只是作為復古和反動的背離祖制的失敗的嘗試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書獃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闊大和抱負不凡的，或心懷野心而又有煽動性的顧問們的一個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建文朝廷還有一些國內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們都偏離了洪武時代的既定安排。第一個措施是改進了明太祖所實行的嚴厲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經頒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為全帝國的法律准則。他有時用「誥」的形式來給法典做補充，有時又用「榜文」的形式來發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現在《大誥》中；這種《大誥》在1385年和1387年之間曾經編纂、修訂和擴充。它們出現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這些誥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錄中。建文帝認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過於苛嚴，特別是那些在誥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懲罰條款更是如此。據說，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從他的法典中取消73條這樣的條款。在他即位以後，他禁止以誥文為根據來進行審理和判案，同時停止張貼榜文，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蓋了他事實上對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這些變革後來被永樂帝一掃而光；他恢復了太祖的所有嚴厲的誥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財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減輕前朝某些過重的稅收。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了江南的過度的土地稅，尤其是減少了富庶的蘇州和松江這兩個府的土地重稅。這些減稅措施是繼續了洪武朝即已開始的減免政策，但是它們大大超過了以前的辦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自王朝開國以來就被課以重稅，從而使這里提供了主要的財源。原來的稅款意在實行懲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減稅20%，但是即令如此，這里的土地稅仍然過於沉重。例如在1393年，僅蘇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納281萬石糧米，這就是帝國2940萬石全部土地賦稅的9.5%。這樣是太不平等了：蘇州僅占帝國登記在冊的耕地的1/88。由於這樣過重的苛索，當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規定的稅額，特別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們拋荒了土地，變成了遊民，從而更加加重了納稅居民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每年的稅收。②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訴南直隸和浙江等地區賦稅不公而採取了行動。他下令按每畝地收一石糧的統一標准在這些府里收土地稅。洪武帝曾經禁止蘇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為戶部尚書，藉此防範出身於這些富庶州府的人們把持財政，偏私家鄉，從而犧牲了國庫的利益——現在建文帝也解除了這種禁令。很可疑的
是，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貫徹；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和燕王對陣的軍事行動之中。 另外一項財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觀所能擁有的免稅土地的數量。這項政策是特別針對佛、道僧侶們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況而發的，因為在洪武帝的庇護下僧道們都攫奪了大量的肥田沃土，從而變成了有權有勢的地主。他們的財富激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宗教界的僧侶職事們不僅享有免除土地賦稅和徭役的權利，甚至還把不法負擔強加給當地居民，即佔用他們的土地，強迫他們給自己服勞役。朝中的官員上了兩份奏疏，請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佔有數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發出的一道詔旨中批准了他們的建議。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擁有不超過五畝免除賦稅的土地；多餘土地應分給需要土地的人民。這個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實，說他的侄子如何違犯了《祖訓錄》；它進一步為他提供了對皇帝進行「懲戒行動」的理由。③ 這些命令未必都曾經付諸實施，因為建文朝廷此後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於它們攻擊了佛教和道教僧侶們的既得利益，這些政策無疑地疏遠了宗教界，特別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許多佛教僧人都為燕王叛軍效勞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的領袖是這位僭主的顧問，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來即已為燕王服務（他後來名姚廣孝，1335—1418年）。④
編輯本段削奪諸藩王的權力
對諸藩王國度里的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設置了賓輔和伴讀，並讓翰林學士以儒家的為政傳統教育和輔導諸幼年王子。王子們還進一步不準參與文、武政事；這個命令顯然與《祖訓錄》中的規定大相徑庭。這些加強了皇帝對藩王控制的新條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質的封國的總戰略的一部分。① 削奪世襲封國的政策的產生是由於擔心幾個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發難，特別是擔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後，明太祖陸續分封了他年長的九個兒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們封在西北邊境和長江中部，王位世襲；這些藩屬王國都是用來作為抗擊蒙古侵略和鎮壓叛亂的支柱。王子們都享有巨額年俸和廣泛的特權；雖然他們在法律上對境內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權力，但他們每人都節制三支輔助部隊，其人數在3000到15000之間。① 為了確保他對分封諸王國的控制，開國皇帝在他的《祖訓錄》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條令規章來管束諸藩王的行為；《祖訓錄》首次發布於1381年，後來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條規定：在新皇登極以後的三年時間內藩王們不許來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當道，諸王得准備他們的兵力，聽候新皇帝召他們來「撥亂反正」，而在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和驅逐了奸佞以後，他們仍應返回封地。 對於合法的繼承原則定下了一條重要的規矩；它既適用於藩封王子的繼承，也適用皇位的繼承。其中主要的一條原則是繼承人應該是長子，並為嫡妻所生。如果這一點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將成為合法繼承人。②為了使這些家法垂諸久遠，明太祖對後嗣下了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對他的訓示有一絲一毫的改動；而且他告誡諸王，對任何違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們可以群起而攻之。③這位開國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現實的；制度上的調整總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現在企圖削奪諸王的權力，這就使他與他的叔父們——特別是燕王朱棣——發生了公開的沖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這些藩王看來，他想削奪分封諸王一向享有的權利和特權的行動嚴重地違反了《祖訓錄》。 朱允炆
人們向來認為削藩的政策是黃子澄和齊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說是出自皇帝的聖裁。黃子澄是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擁護者，據說他使皇帝對採取這項政策的重要性獲得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向皇帝講述了公元前154年漢代的七國之亂反對漢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這些強大而又擁有半自治權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潛在危險性。①他們曾經考慮了兩種行動路線：一是徹底廢除藩封諸王國；一是減少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大權。主要的目標是燕王；到了這個時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現在健在的最年長而又權勢最大的藩王，同時他也是皇家禮儀上的尊長。幾經斟酌之後，建文帝決定走完全廢藩的道路。這樣便激起燕王舉兵反對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復王朝原來的制度，實際上卻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權力和影響。①
編輯本段燕王的叛亂
令人難以對付的燕王朱棣生於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許是洪武帝的一位貢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後來所說的那樣為馬皇後所生；他的這種說法是想在他從他侄子手中奪取了帝位以後按照嫡長子繼承原則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長得堅強有力，同時也精通武藝，而且據說在學習儒家經典和文學方面也是出色當行的。他的文學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為這種成就符合一個儒家君主的公開的形象。①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讓他坐鎮北方邊境，以保證國內的安全和抵禦蒙古人的入侵。 那時的燕王只有10歲，直到他成年以後才於1380年4月去北京就國。到了這時，他在宮廷已經接受了優秀學者和佛教和尚們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頭等將領們的輔導之下也已經開始表現出軍事領導才能；特別是徐達（1332—1385年）對他的教導更有效，因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達的長女。②在往後的數十年中燕王守衛他的藩封時，他經常指揮對蒙古人的戰斗，在老將們的輔弼之下很會打仗。他的功績贏得了他父親的好評，但也引起了後者的煩惱，因為他越來越變得心志不凡、目中無人和鬧獨立性。當1392年洪武帝冊封他長兄的兒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為皇嗣的時候，燕王顯然是異常失望的。①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幾個月中，皇帝開始考慮怎樣增強自己的權力而同時削弱諸封建王國的權力，並且利用或有或無的罪名對那些較小較弱的藩王採取激烈的行動。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個倒台的，接著另外四個王子也垮了下來：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齊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內在五個舉足輕重的藩封被廢之後，燕王便成了下一個目標。朝廷承認他是最棘手的敵人，因此在行動上很小心謹慎；可是，這樣一來反而給了燕王集結部隊和作準備的時間。① 現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時才開始下定決心對抗朝廷。據有些材料說，他在道衍和尚（後名姚廣孝）的影響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對著乾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來任事的，並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據說在朱允炆被封為儲君以後曾向燕王進言，說他註定會有九五之分；他並且鼓勵燕王謀劃進一步實現他的雄心壯志。當建文朝廷開始清洗他的兄弟們的時候，燕王馬上覺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於道衍（這時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顧問和謀略家），應該採取什麼步驟來對付這一威脅。①燕王已經用招降蒙古士兵的辦法擴充了他的部隊，同時他又和那些對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內外勾結起來。可是他還無意立即行事，因為他的三個兒子正在南京作為人質，以保證他不亂說亂動。與此同時，雙方的間諜和代理人來回打報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許許多多鬼把戲，又是裝病，又是裝瘋，請求遣返他的兒子們。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許他的幾個兒子回到他們父親身邊——歷史學家們把這一決定稱為愚不可及；燕王這才決心用軍事行動抗命朝廷了。 敵對行動爆發於1399年7月末；那時有個忠於建文朝的軍官抓到了屬於燕王藩國的兩名下級官員，並把他們送往南京以煽惑罪處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這個機會在8月5日向鄰近幾個州縣發動軍事進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員。這標志著在朝廷和燕王之間開始了一場血腥的、持續三年的軍事對抗；後來這場戰爭被掩飾而說成是「靖難」之役。② 為了給他的叛亂設詞辯解，燕王在後來幾個月內精心策劃了幾篇文告：它們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兩封信，以及後來給官民一體知照的宣言。這位藩王堅持說，他正在進行的是終止內亂的正義行動，而且無論衡之以儒家的孝道，還是衡之以規定諸藩王義務的《祖訓錄》中的條款，他的行為都是對的。①他指責皇帝，特別是指責他沒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沒有讓他奔臨喪葬；另外，還指責他毀壞先皇所居之宮室，從而背棄了洪武帝的祖訓。 他還指責皇帝受齊泰、黃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誘惑，對諸皇子進行了迫害，並且錯誤地指控他在做軍事准備來反對皇帝。他爭辯說，他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當的自衛，同時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詐顧問們，恢復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還聲稱，他有義務來執行這次懲戒使命，因為他是馬皇後所生的最年長的健在兒子，就責無旁貸；他指天誓日地否認他對帝位感興趣，只是說他是本諸《祖訓錄》中的規定而開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員的。
根據現代歷史學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責是否有充分的事實根據，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夠在當時就把這些論點公諸於世，是值得懷疑的。可是，這些指責對燕王來說卻是關系成敗的問題；最終地它們要使他對抗朝廷的行動站得住腳，並且還可幫助他糾集能夠抗命的人馬。這就是為什麼這位藩王在篡奪皇位以後要竄改歷史記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論相矛盾的記載統統去掉，換上支持他的合法繼承權利的一些歷史說詞。①
編輯本段明惠帝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長子，早年立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禮法傳統，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死時，他已21歲了。繼位後改「洪武」為「建文」，史稱「建文帝」。但在位僅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後的建文帝下落，卻又成了千古疑案，眾說紛壇。主要有： 隱居說。永樂二年（1404），何福之弟何祿，攜子魁二、魁五與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軍都督顧成之孫顧興國，戰歿鄱陽湖的旗武將軍齊成之子、千戶齊興（世界文化名人齊白石宗族之始遷湘潭祖），護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撫州臨川來湘潭，護送人的眷屬亦在隨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銀塘，先後移居縣城東隅之金泥灣和西鄉之碧泉，改姓名為何必華，字汝川，娶銀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長女為妻，終年87歲。 據湖北麻城龜山族譜記載何必華乃水部堂何姓二世祖，其後有何應瑞為明朝工部尚書，第二十三代孫何暢（有待考證） 自焚說。據永樂年間《實錄》和《明史稿》的記載，建文帝繼位後，即用兵部尚書齊泰和大常卿黃子澄謀，定策削藩。領兵在外、身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起兵南下，發起「靖難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揮師渡過長江，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帥李景隆卻打開金川門迎燕王大軍入城，滿朝文武紛紛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勢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宮，頓時火光熊熊，建文帝攜皇後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嬪侍從等，大都亦隨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宮後，清宮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宮內侍人都說建文帝已自焚，並從火堆里扒出一具燒焦的屍體證明之。燕王見到屍體，分不清男女，慘不忍睹。其繼位稱帝後，只得以天子「禮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紀》及《明史·方孝儒傳》均持此說。 削發為僧說。清代名人呂安世和近人蔡東藩等則認為燕軍破城後，建文帝無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時少監王鉞告訴他：你祖父臨死時，給你留下一個鐵箱子，讓我在你大難臨頭時交給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內。群臣急忙把箱子抬來，打開一看，里邊有三張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證，上面寫好了建文帝等三個人的名字。還放著三件僧衣、一把剃頭刀、白金十錠、遺書一封，書中寫明：「建文帝從鬼門出，其它人從水關御溝走，傍晚在神樂觀西房會集。」據此，建文帝三人剃了頭，換上了憎衣，只帶了九個人來到鬼門。鬼門在太平門內，是內城一扇小矮門。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彎著身子出了鬼門，其他八人隨之出了鬼門後，就看見水道上停放著一隻小船，船上站著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們上船，並向建文帝叩首稱萬歲，建文帝問他怎麼知道我有難，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樂觀住持，昨夜夢見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觀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發為僧，繼承了祖業。 此外，在《明史·姚廣孝傳》和《胡濙傳》里記載：明成祖朱棣當了皇帝後，對建文帝自焚而死，也產生過懷疑，也有人告訴他那具燒焦的屍體是馬皇後的，建文帝削發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洽抓了起來關進監獄長達十餘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並派鄭和下西洋「欲尋蹤跡」，派戶科都給事中胡濙遍行郡、鄉、邑長達16年，搜尋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個晚上，他已睡下了，但聽說胡濙回來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單獨召見。胡濙訪得建文帝離開紫禁宮後，削發為僧，既沒有去神樂觀，也沒有去西南、東南周遊避難，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蘇吳縣普洛寺內，此後一心為僧，無復國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過查閱大量文獻和實地考察後，指出：永樂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於江蘇吳縣穹窿山，終年46歲，葬於皇駕庵後的小山坡上。 紅崖天書
?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歷史真實，因為當時燕軍兵臨城下，把紫禁宮團團圍住，建文帝想逃也來不及了，更何況經考查也無鬼門、御溝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個貪權無厭、殘暴無情的武夫，落在他手裡決無好下場，不如以死了之為上策。燕王朱棣也絕不會讓建文帝活下去，否則，他就不能當皇帝。朱棣為了不留下「殺侄奪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尋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歷史疑案，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機。 綜上，朱棣在即位後，下令搜尋建文帝，這是歷史事實。但他的真實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個未揭開的歷史之謎。 有的學者認為，朱允炆並沒有死，而是走了後門，到了山中去做了和尚，紅崖天書就是他寫下的
編輯本段內戰：1399年8月—1402年7月
在叛亂開始的時期，燕王尚不佔兵力上的優勢。他的軍隊只有10萬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沒有能夠控制任何其他領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於燕王軍隊的常備軍，擁有豐富的資源，並且已經廢除了幾個封建藩國。但是，這種簡單的比較會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強大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他自己有領導能力；他的軍隊素質高——包括來自兀良哈諸衛的蒙古騎兵大隊人馬；他的戰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動搖的必勝的決心。反之，皇帝的軍隊因指揮上無決斷和協同作戰不好而大受損害；同時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務的政府改組工作，這當然也影響了戰局。② 從1399年末到1401年中葉是戰爭的開始階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縣和山東濟南附近的據點。戰爭正式開始於8月末，那時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約1339—1404年）這位退休的高級軍官為大將軍去平定叛亂。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軍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萬人的大軍，但在兩個星期之後便受了重創，被打敗了。①於是已故的將軍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長子李景隆接過了指揮權；但是，他也同樣無能。10月中旬，燕王離開他的封地去尋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機會率領討伐軍從南京地區開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圍北京，但是燕王馬上回師並擊敗了李景隆；因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數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個星期以後退兵到山東西北的德州。②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給朝廷，指責齊泰和黃子澄。作為戰略上的姿態，皇帝正式罷免了他們兩人的官職，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齊泰。可是，事實上他繼續依靠他們出謀劃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發動了攻勢，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個關鍵的府城之後就直趨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時日。當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達大同時，燕王已經回師北京，李景隆便拖著疲憊和深受北方寒凍之害的軍隊返回德州。① 1400年5月，雙方在北直隸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溝河岸上展開了一場大戰。李景隆這一次想用鉗形攻勢一舉粉碎燕王的軍隊，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敗了。四天以後，兩軍約60萬人馬打了一場對陣戰。李景隆的軍隊擁有火器裝備；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創而潰敗，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後又退到濟南。燕王現在卻受到平安將軍（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國騎兵隊伍的威脅；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從北京率援軍來到才救他脫離了險境。
㈢ 明朝有哪些法律典章
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㈣ 《大清新刑律》的特點 明朝《大誥》的內容和特點
《大清新刑律》原稱《欽定大清刑律》，由清政府於1911年1月25日頒布，原定宣統五年施行，但因清朝滅亡而未及施行。它是清末法制改革中制定的最重要的新型法典之一，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1)《大清新刑律》是一部近現代意義上的新式法典。在編篡體例上，法典採取了近代西方刑法典的模式，分為總則和和分則兩個部分，在內容上，不再納入民法、訴訟法等方面的內容，突破了傳統法典諸法合體的形式，是一部純粹的刑法典。
(2)新刑律在刑罰上拋棄了傳統的封建五刑制度，採用新的刑罰制度，將刑罰分為主刑和從刑；主刑包括罰金、拘役、徒刑、死刑，從刑則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3)新刑律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傳統的刑法思想和原則，採納了西方近代刑事法律思想原則和術語。如採納罪刑法定而刪除比附制，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代替封建等級特權，刪除了八議、十惡等罪名，引進了緩刑、假釋、正當防衛等制度和術語。
(4)《大清新刑律》的《暫行章程》中，保留了不少傳統的刑法規則。新刑律修訂過程中，禮教派對其進行了多次的詰難，從而引發禮、法之爭。新刑律是兩派妥協的產物。因此，在刑律中，保存了許多封建性的東西。如，在新刑律正文後增補具有濃厚宗法倫理色彩的《暫行章程》五條，其中保留了一些親屬相犯之類的封建性條款。
明《大誥》於1387年編成，共有二百三十六個條目，其內容主要由三個方面組成：
一是撮洪武年間刑事案件之要，特別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對臣民法外用刑的大量案件，用以「警省頑奸」；二是結合陳述案件和列專條頒定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條款，用以嚴密法網；三是在不少條目中兼雜有明太祖對臣民的大量「訓導」，明確地表達了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思想和主張。《大誥》實際上是以案例、峻令、訓導三個方面內容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大誥》的問世，標志著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階段。」它用刑的嚴峻程度和明律相比確實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一，列舉種種酷刑案例懲戒臣民，以詔令的形式公開肯定法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誥》總共羅列了凌遲、梟令、夷族罪千餘條，斬首棄市以下罪萬余種。
第二，同一種犯罪，《大誥》的處刑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除了個別罪名（如匿藏逃軍）《大誥》與明律量刑相同之外，幾乎所有的罪名都是加重處罰。四編大誥中開列的刑罰如族誅、梟首、斷手、斬趾、刖足、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閹割為奴等都是漢律以來久未載於法令的酷刑。
第三，朱元璋還在《大誥》中設置了不少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刑法令。
「大誥」有以下幾個特點：①列舉種種以酷刑懲治吏民的案例，公開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誥」總共羅列族誅、凌遲、梟首案例幾千件，斬首、棄市以下罪案例萬余種，其中酷刑種類有族誅、凌遲、梟首、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斷手、斬趾、刖足、枷令、常號枷令、枷項游歷、重刑遷、充軍、閹割為奴等幾十種。②同一犯罪，「大誥」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應處笞、杖的，「大誥」卻加重為死刑。③設置了不少為明律所沒有的-和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許為吏卒」、「嚴禁官吏下鄉」、「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等。④強調重典治吏。「大誥」的打擊矛頭總的說來是針對全體吏民，但側重點是懲治貪官污吏，其條目80％以上是屬於治吏的。
㈤ 司法考試明朝法律的總結
十二、明（1368－1644）[1]
（一）立法
1、《大明律》
太祖時編修頒行，共計7篇30卷460條。它一改傳統刑律體例，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其律文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
2、《明大誥》
（1）太祖朱元璋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整理匯編，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2）集中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對於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濫用法外之刑，「重典治吏」。
（3）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明太祖死後，大誥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
3、《大明會典》
（1）英宗時開始編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編成，但未及頒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補。
（2）基本仿照《唐六典》，仍屬行政法典，起著調整國家行政法律關系的作用。
(二)罪名、刑罰與刑罰原則
1、奸黨罪與充軍刑
（1）「奸黨」罪
該罪無確定內容，實際是為皇帝任意殺戮功臣宿將提供合法依據。
（2）充軍刑
在流刑外增加充軍刑，並有本人終身充軍與子孫永遠充軍的區分。
2、從重從新與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原則
(1)實行刑罰從重從新
(2)「重其所重，輕其所輕」
1對於賊盜及有關錢糧等事，明律較唐律處刑為重，此即「重其所重」原則。
2對於「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處罰輕於唐律，此即「輕其所輕」的原則。
（三）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皇帝以下之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體系。
（1）刑部
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
（2）大理寺
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
（3）都察院
掌糾察。主要是糾察百司，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都察院司法執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復核或審理直隸、各省及京師職官犯罪案件；
2復核或審理直隸、各省及京師斬絞監候案件；
3奉旨監察御史巡按直隸、各省地方，對職官犯罪奏聞皇帝裁決，民人案件或親審或交兩司審理，「大事奏裁，小事立斷」。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
（4）地方司法機關
1分為省、府(直隸州)、縣三級。
2沿宋制，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
3府、縣兩級仍是知府、知州、知縣實行行政司法合一體制。
◎越訴受重懲。
4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間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當地民間糾紛，加以調處解決。
2、管轄制度。
（1）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唐律，同時實行被告原則，減少推諉。
（2）實行軍民分訴分轄制
1凡軍官、軍人有犯，「與民不相干者」，一律「從本管軍職衙門自行追問」。
2「在外軍民詞訟」有涉「叛逆機密重事」者，允許「鎮守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受理」。
3若軍案與民相干者，由管軍衙門與當地官府「一體約問」。
◎反映出明代軍事審判程序的健全與管轄制度的完善。
3、廷杖與廠衛。
（1）廷杖
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
朱元璋在位期間曾將工部尚書薛祥杖殺於朝堂之上。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劉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責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間因群臣諫爭「大禮案」，被杖責的大臣多達134人，死者竟有16人。
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
（2）「廠」、「衛」特務司法機關
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
廠衛，多由宦官充當，干預司法始於太祖時期。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達十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
1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
2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
4、訴訟制度
◎明代的會審制度
（1）九卿會審
又稱「圓審」。是由六部尚書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會審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決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2）朝審
三法司會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書(或戶部尚書)主持下會審重案囚犯。清代秋審、朝審皆淵源於此。
（3）大審
憲宗命司禮監(宦官二十四衙之首)一員在堂居中而坐，尚書各官列居左右，從此「九卿抑於內官之下」，會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審囚徒， 「每五年輒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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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明朝的刑法有多少種
有族誅、凌遲、極刑〔凌遲本已是極刑，則這一極刑之殘酷定甚於凌遲〕、梟回令答、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加號令〔至死而止〕、枷項游歷〔遍九州之邑〕、免死發廣西拿象、人口遷化外、充軍、全家抄沒、載罪還職、載罪充書吏等三十餘種 .
㈦ 明朝頒布了哪兩部法律
一、《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是明朝最重要的內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容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
二、《明大誥》 ，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為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㈧ 誰知道在古代的法律叫什麼長什麼樣
古代法律叫律律 律法，律例，戰國後期秦朝初期叫的法，來自法家 古代的律師稱謂：「狀師」也就是「訟師」古代法官等級
皇帝是最高大法官；
周朝：中央－－大司寇，小司寇，士師；
秦朝：中央設廷尉，地方由地方長官負責；
漢朝：中央一般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辦理；廷尉為專門機關，下設正，監，作監和右監等；
三國兩晉：襲東漢；
隋唐：中央設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御史台負責；
宋朝：中央宋承唐制，地方設知府，知縣，軍事，行政和司法和一；
元朝：中央設大宗正府，御史台，宣政院，
明朝：三司－－刑部，大理寺（卿），都察院；
清朝：中央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地方有縣廳州，府，按察使司，總督，巡撫等
中央：一般所有皇帝都有最高司法權
周時設大司寇，為最高司法官
秦漢時最高司法官是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最高司法官仍舊是廷尉，但三國東吳稱大理，北朝的北周稱大司寇，北齊稱大理寺卿，東漢後，尚書台下均有兼管司法的部門
唐時，大理寺卿掌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百官犯罪案件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及疑難案件有重審權；刑部尚書掌司法行政及復核權，類似現代司法部長一職。
宋時刑部尚書仍舊掌司法行政和復核權，但刑部左右曹可以審其他案件，職權有所擴大；宋太祖設審刑院，其職權是對地方上報案件進行備案，並對案件有評議權。宋神宗時審刑院並入刑部。大理寺此時地位下降，成為二線審判機關，即復核機關。
明清仍舊沿襲刑部審刑，大理寺復核的辦法。
㈨ 明朝刑法 刑罰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㈩ 中國古代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和規則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周禮》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內容。《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中央雖設有專門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