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法律責任的追究形式多重

⑴ 個人所得稅占國家稅收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大部分的人類行為具有慣常性和可預測性，因此，預測分析技術普遍適用於與人類行為有關的領域，從這個角度看，預測分析可以應用於幾乎所有稅收工作。在《大數據預測》列舉的147項案例中，與稅務工作相關的僅有1項，其主要原因在於這門科學是伴隨著互聯網技術普及而興起的新興科學，目前還沒有廣泛推廣。但這同時意味著，它在稅收工作中的應用具有無限的前景和可能性。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筆者經常腦洞大開、浮想聯翩，在此寫出幾個不成熟的設想，供拋磚引玉之用。


在稅收政策出台前，可通過預測企業或個人行為預先調整政策。例如，有些人對香煙價格敏感，煙癮不大，提高香煙的消費稅會使他們少買香煙或改買更便宜的香煙，這對於稅收屬於調減因素；有些人對香煙價格不敏感，提高香煙的消費稅不會影響他們的購買選擇，這對於稅收屬於調增因素。如果可以預測不同的稅率變化對香煙消費者行為的不同影響，進而找到均衡點，就可以將其作為稅率調整的依據，更好地達到政策目的。



在納稅服務工作中，可以通過預測分析實現個性化的精準服務。例如，在稅收宣傳中，政策宣傳冊應該推送給真正需要它們的納稅人。如果可以預先判斷納稅人的業務現狀和走向，評估其對稅收政策的重視程度，就可以有針對性地發放資料，用更低的成本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



在稅務稽查工作中，可以通過預測分析提高稅收違法的識別率。例如，個別企業在提供服務時通過個人開立的賬戶收取業務款項，以達到少計收入、偷逃稅款的目的。如果可以預測個人財務狀況並與其銀行往來賬目比較，用有限的稽查力量對風險較高的賬戶定向稽查，就可以更為精準地打擊稅收違法行為，起到更強的震懾作用。



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信息搜索記錄預測涉稅輿情並採取應對措施；可以通過多重指標預測員工的離職可能性並降低離職率；可以預測各種文體活動對員工工作狀態的影響，有的放矢地開展活動；可以通過預測分析技術來判斷互聯網技術問題，防範網路流量的驟然增加，等等。

⑵ 宏觀稅負 中國稅負到底有多重

1、從總體上看，我國宏觀稅負低於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IMF出版的《政府財內政容統計年鑒》（2008）對2007年全部有數據的53個國家的宏觀稅負進行了計算。這53個國家宏觀稅負平均為39.9%，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5.3%，29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按這一口徑計算，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不僅遠低於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3、究其原因：就在於實際上很多企業和個人的負擔在稅收上許多是體現不出來的，隱性負擔十分突出，且國內外稅基統計口徑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的類比根本沒有可比性。例如，國內教育亂收費的痼疾，這雖然並不計入稅收統計的范疇，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居民負擔；國內沒有物業稅這一大稅種，不統計在稅收，但地方土地出讓金卻是越賣越火，也是購房居民的間接負擔；而房地產領域的七費八費和腐敗成本，這都要直接或間接進入到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中去；等等。

⑶ 中國稅收負擔究竟有多重

《福布斯》雜志2009年推出「稅負痛苦指數」，中國內地位居全球第二的排名，在兩年後的今天仍然餘波未消。這個排名富有爭議性，是因為它擊中了公眾的心坎：中國的稅負到底有多重？統計口徑之爭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官方和民間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宏觀稅負偏高，官方和一些學者則認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仍然屬於偏低水平。之所以會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原因是對宏觀稅負計算方式 財政收入/GDP 中的「財政收入」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計算口徑：小口徑僅僅計算政府的稅收收入，中口徑計算政府的稅收收入和社保收入，大口徑計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稅收、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以及土地出讓收入等。
前兩種口徑已經逐漸為學界所拋棄。國家稅務總局在2007年發布了一個中國宏觀稅負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為18%，其採用的就是小口徑的稅收數據，這個數據一經發布便質疑聲一片，很快被打入冷宮。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也撰文，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計算得出，2009年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為25.4%，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個數據也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2010年10月，國稅總局局長肖捷在《求是》雜志上撰文《走出宏觀稅負的誤區》，以2009年數據為准，同樣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測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費和基金等非稅收入，宏觀稅負約為30%。賈康和肖捷都是按照IMF的統計口徑，同樣是2009 年的數據，為何計算結果相差接近五個點？顯然，兩者對政府收入的計算口徑存在差異。
目前普遍被專家和學者接受的，是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即全部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除一般預算收入外，還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讓收入）、社會保險基金繳費收入、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的預算外資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根據公開發布的統計數據計算，2009年， 中國政府後四項收入分別為18,335.04億元、12,780億元、6,414.65億元、988.7億元（包括電信企業重組專項資本收益600億元），加上財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計約為107036.7億元，大口徑宏觀稅負不低於31.4%。
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2010年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認為，按照IMF《政府財政統計手冊》標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可以定義為一般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外收入、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從而得出的宏觀稅負計算結果是32.2%。
在進行國際對比時，有兩種計算方式應用的較為普遍：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稅收收入+社會保險繳費收入」佔GDP比重，另一種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界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1年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將政府收入劃分為稅收、社會繳款、贈與、財產收入、出售商品或者服務以及其他收入六類，其中社會繳款主要是指社保保障收入。歐美等國除了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外，並無其他主要收入來源，因而採取兩種標准計算，其結果都相差無幾。
但是，這兩種計算方式應用到中國時，其結果卻相差甚遠，中國政府的收入來源除了稅收和社保收入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歐美國家所沒有的收入來源：預算外收入、土地出讓收入等。問題的焦點在於，土地出讓收入到底是否應該計算為政府財政收入？ 2011年兩會期間，財政部辦公廳主任兼新聞發言人戴柏華，對中國宏觀稅負做了一個正式的回應 財政部仍採用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和口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2010年稅負水平為26%，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戴柏華解釋，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除了公共財政收入之外，還包括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不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這是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國有土地出讓行為是一種非生產性資產的交易，結果只是政府土地資產的減少和貨幣資金的增加，並不帶來政府凈資產的變化，不增加政府的權益，因而不計作財政收入。
但中國的國有土地只是出讓使用權，國有土地資產並未減少，國有土地出讓收入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產權交易收入，只是土地70 年的租金收入，這一點是有別於大多數國家的，把土地使用權出讓獲得的收入排除在政府收入外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土地出讓收入之外，沒有計算在內的還有制度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是指既不納入預算內又不納入預算外管理的收入，由徵收主體自由支配、自行管理，幾乎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其中主要來源於「三亂」收入( 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亂。這種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名義，向企業和個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屢見不鮮。
如依據於此，根據公開統計數據，2010年政府收入來源中財政收入為83,080億元，社保收入18,823億元，土地出讓收入29,397億元；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為7,388億元。因此，2010年，中國政府收入不低於138,688億元，和2010年401,202億元的GDP相比，宏觀稅負不低於34.56%。
再考慮到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水平不同，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來說，稅負的高低標准並不相同。世界銀行此前對一些國家的最佳宏觀稅負水平的研究結果顯示，低收入國家的最佳宏觀稅負水平為13% 左右；中下等收入國家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國家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為30%左右。國際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宏觀稅負遠低於發達國家，目前中國人均GDP為4,000美元左右，即使按照中上收入國家計算，目前的宏觀稅負也遠遠超過了23%的水平。事實上，中國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了高收入國家的水平。
結構性失衡除了宏觀稅負較高之外，中國民眾之所以覺得痛苦，還和中國的稅收結構有關系。和其他歐美國家的收入主要來自於財產稅和所得稅不同，中國的稅收收入主要來自於包含在商品和服務中的商品服務稅，也稱做是勞務稅。
2009年一個民間研究機構發布了一份公民稅權手冊中對隱藏在商品中的稅收進行過計算，一袋價格為2元的鹽，包含大約0.29元的增值稅和0.03元的城建稅；你花100元買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稅和1.45元的城件稅；你去餐館吃飯，最後結賬時不論多少，餐費的5.5%是營業稅及城建稅；你去理發店理發，費用的5.5%是營業稅及城建稅。
這些隱藏在商品和勞務中的稅收，主要主要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進口關稅和資源稅，以上五個稅種在2010的收入分別為21,091.95億元、11,157.64億元、6,017.54億元、12,514.9億元、417億元，占當年稅收比重分別為29%、15.2%、8.3%、17%、0.56%。全部商品勞務稅的稅收總額為51,199億元，佔全年稅收總收入73,202億元的的70%。也就是說，可以大致這么理解，中國人除了自己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之外，通過消費商品和勞務向政府繳納了超過5萬億元的稅收，而他們大部分人自己並不知情！
在貧富差距懸殊的情況下，商品勞務稅不區別納稅人的經濟狀況負擔能力，一40 Forbes China福布斯2011 年12月律按消費量的多寡承擔稅負，造成稅收具有明顯的累退性，不符合稅收的公平原則。所謂的累退性，即收入越低，其稅收負擔越重：首先，個人收入高於他人數倍的個人，其消費品支出絕不可能比他人多數倍，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情況下，收入愈少的人消費性開支占其收入的比重愈大，稅負就相對愈重。其次，對全部消費品都課稅時，由於需求彈性大小不同，課稅所引起的提價速度也不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因此商品勞務稅的稅負必然主要由居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負擔。他們以較少的財富和收入，卻貢獻了大部分的稅收。
而且，在這種稅收結構下，由於不允許進行生計贍養費用的抵扣，中國公民的收入普遍被雙重征稅，首先在領取工資的階段已經繳納了個人所得稅，其次在用稅收收入購買商品和勞務時，再次被征稅。這樣他們的實際稅負，遠高於宏觀稅負所體現的水平，導致社會大眾的稅負痛苦程度明顯高於同等宏觀稅負的其他稅收體系。
對於這種稅收結構，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將其稱之為結構性的缺陷，不僅不具有調節分配的功能，還具有累退性，商品勞務稅的負擔主要是廣大中低收入的人承擔，高收入的人承擔間接稅稅負低，嚴重背離了稅收公平。
稅負痛苦的另外一個來源，是中國高法定稅負和日益加強的征管能力的組合。1994年稅制改革時，由於當時征管水平較差，稅收徵收率不過50%，實際徵收而入庫的稅收，可能僅僅是按照稅法規定應該征繳的一半。為了彌補征管損失，中國制定了更高的稅率：增值稅稅率確定為17%，由於是生產型增值稅，如果換算成國際上普遍採用的消費型增值稅，稅率應該在23%，排在全世界第六位；個人所得稅的累進制稅率最高達到45%，這個稅率幾乎全球最高；企業所得稅雖然2008年1月1日起從33%調減至25%，但這個稅率仍要比周邊國家高出很多。
施正文認為，如果把稅法上規定的稅都收上來，企業的稅收負擔是很高，應該超過了50%。關鍵是，隨著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稅收機關的征管能力越來越強，國家稅務總局金稅工程的目標是徵收率要達到75%到80%，這種高法定稅率和高徵收率的組合，越來越讓中國的企業和民眾感到窒息。
除了稅負問題之外，中國另一個廣為詬病的問題就是，中國的政府收入用於教育、醫療、養老方面的支出的確很少。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的醫療支出只佔GDP 的1.2%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約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三項支出佔比僅14.9%。在美國，同樣這三項上的開支已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
同時，按照蔡繼明的統計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佔到財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中國大量的財政資源被投入於經濟建設，比如三峽大壩、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以及高速公路的基礎設施，這些項目建成之後國民並未分享其利潤。
中國的稅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首先降低法定稅率，降低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同時將對稅收結構進行調整，降低流轉稅也就是商品和勞務稅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稅也就是所得稅和財產稅收的比重，從而實現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的稅收公平目標，不僅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也有利於擴大內需和消費，促進經濟增長轉向內生動力，實現經濟轉型。

⑷ 為什麼中國的稅收這么重

不算事，中國稅收一般，調節國民收支平衡控制

⑸ 稅收相關法律和中級經濟法重合多少

中級經濟法中重點學習的稅法是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其他稅種基本是略過。考試中這兩個是重點，分值接近一半。

⑹ 中國稅收佔多大的比重

具體
不清楚
反正是世界第二
第一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是只賣石油的

⑺ 為什麼會有稅收中國現在的稅多嗎重嗎

稅收是國家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憑借公共權力，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標准和程序，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方式。馬克思指出："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恩格斯指出："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19世紀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說："稅收是我們為文明社會付出的代價。"這些都說明了稅收對於國家經濟生活和社會文明的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30年來，經過幾次較大的改革，我國稅收制度日臻完善。改革開放初期的稅制改革是以適應對外開放需要，建立涉外稅收制度為突破口的。後來，又先後分兩步實施國營企業"利改稅"改革，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以稅收的形式固定下來。1994年，國家實施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成效最顯著、影響最深遠的一次稅制改革。這次改革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積極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稅制體系。2003年以來，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分步實施了稅制改革和出口退稅機制改革。幾經變革，目前，中國共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煙葉稅、關稅、船舶噸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19個稅種，其中，16個稅種由稅務部門負責徵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由國務院決定從2000年起暫停徵收。關稅和船舶噸稅由海關部門徵收，另外，進口貨物的增值稅、消費稅由海關部門代征。

稅負方面，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數據，自1995年開始，我國宏觀稅負持續上升。1995年至2007年各年宏觀稅負依次為：9.83%、9.90%、10.42%、10.77%、11.50%、12.77%、13.83%、14.12%、15.07%、16.09%、16.79%、17.85%、20%.近5年是我國宏觀稅負上升較快的時期，平均每年提升近1個百分點。
我國宏觀稅負水平雖逐年提升，但與國際宏觀稅負水平比較仍屬於較低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國家的分類，我國的宏觀稅負遠遠低於工業化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和美國等）。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相比，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也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但比較之下，我國的宏觀稅負也不高。

⑻ 形容賦稅收的很多很重,且沒有規定相應詞語是什麼

苛捐雜稅
苛稅猛於虎

⑼ 中國老百姓的稅負到底有多重

高稅負，是當下中國的一大特點。根據前幾年《福布斯》推出的「稅負痛苦指數」榜單顯示，中國內地的「稅負痛苦指數」位居全球第二位。與此同時，在2012年的《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我國的幸福指數排行為全球112名，排名相對落後。顯然，上述數據已與過去我國的經濟增長狀況存在很大的背離。
論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普遍的老百姓多半會處於「被平均」的狀況。然而，在官方統計的亮麗數據背後，我們卻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即我們需要繳納多少稅負呢？
以廣州為例，一位月薪1萬元的白領，在五險一金中，他個人需要繳納的比例分別是養老保險8%、醫療保險2%、失業保險0.5%，住房公積金平均約12%，合計約占總數的22.5%。除此以外，扣除五險一金所需要繳納的費用後，再行扣減個人所得稅，則該白領最終實收的工資略高於7000元。換言之，五險一金及個稅佔比他工資總額接近30%！
假如該白領把全部的工資用於生活消費，那還將牽涉到各種各樣的稅負。其中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等，而間接稅負或將高達其工資總數的45%以上！
多年來，中國稅負過高的問題已經引發了社會的思考。然而，在實際中，我國稅負依然存在著「易漲難降」的局面。
談及漲稅，我們很容易會聯想起前不久的油價消費稅上調。
2015年1月12日，在我國成品油價格宣布下調的同時，財政部再一次提升了成品油消費稅。隨著本輪成品油消費稅的上調，這也是自2014年7月份以來，我國第三次上調成品油消費稅。
事實上，鑒於接連的成品油消費稅的上調，卻未經多部門的審核，更沒有公開聽證過社會的意見。不過，對於減稅乃至免稅等政策，則需要相關部門進行長時間的規劃，而後才能作出具體的決定。如此一來，從提案到政策的最終落實，多數會經歷漫長的等待。
再以差別化紅利稅徵收為例，2013年1月1日，我國實行了股票差別化紅利稅徵收政策，並擬對持股1年以上的投資者，實行稅費減半的舉措。然而，從本質上看，該政策卻屬於典型的「明降暗增」。
具體來看，雖說對長期投資者給予稅費減半的優惠，但是對於持股不足1個月的投資者而言，卻需要繳納20%的紅利稅。至於持股周期在1個月至1年的，則維持10%的紅利稅不變。顯然，對於大多數投資者而言，稅費實質上是提升了，而真正受益者卻為數不多。
顯然，高稅負已然大幅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社會消費能力的提升。不過，對於普遍老百姓而言，他們更關心的，還是在於他們繳納的稅負究竟怎麼用？用在哪裡？
近年來，網上流傳出一個段子，即「我們繳納著全世界較高的稅負，卻享受了全世界偏低的社會福利。」
不可否認，多年來，即使普通老百姓為社會貢獻出不少的力量，累計繳納的稅負相當龐大，但是，在實際中，仍然存在部分老百姓無法享受到合理的社會福利。更有甚者，其退休後的養老金竟然達不到每月100元的標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內，雖然我們長期處於高稅負的狀態，而各種各樣的「稅」已經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是，面對如此巨額的稅負水平，卻仍然無法彌補我國龐大的養老金缺口，或最終不得不延遲我們的退休年齡來緩解這一養老矛盾。
有評論認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且目前實行的退休制度需要與其它成熟國家接軌。因此，結合當下龐大的養老金缺口問題，延遲退休是必然的趨勢。
有數據統計，當前我國養老金儲備規模僅為GDP的2%。而從各地區的養老金儲備狀況來看，普遍存在空賬率高企、缺口持續擴大的趨勢。至此，延遲退休被認為是彌補養老金龐大缺口的主要應對策略之一。
對此，筆者認為，高稅負必須要與高福利形成正比。同時，延遲退休並非彌補養老金缺口的唯一方法，而大規模裁減公務員數量，精簡機構才能有效緩解我國財政支出的壓力，從而有利於降低養老金的缺口壓力。
在國內，大學生熱衷於報考公務員，每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持續高居不下。顯然，在公務員福利優厚的大背景下，也直接促發了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的熱情。
實際上，中國的公務員隊伍相當龐大，其中不僅包括了各類社會團體、還包括了各類的民主黨派等組織，涉及的機構非常繁多。而在每一項機構部門的設置中，又可以分拆為多個小的機構，累計涉及的公務員數量多達千萬級別之巨。
雖說基層公務員的薪酬相對低廉，但是在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中，如果每人每月平均發放2000元，則累計下來，又是一筆天文數字。
除此以外，對於部分公務員而言，其隱形的福利諸多。就以備受爭議的三公消費為例，就有民間機構統計出過去幾年我國三公消費的年均花銷總額高達9000億元以上。其中，僅幹部公費出國一項，就消耗財政費用高達上千億元。
如今，我國再度以養老金雙軌制破除為由，為普遍公務員加薪。同時，再行引入了職業年金制度，又恐將淪為了變相的福利工具。
由此可見，對於一個機構異常繁多，人員非常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其需要耗費國家一年多少的財政費用？而當這些公務員退休後，卻又享受著高於普通老百姓的退休福利，那對國家來說，又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如果我國對機關事業單位採取精簡機構、裁減人員的策略，再把節省出來的錢部分補貼剩餘的基層公務員，以提升其工作的效率。與此同時，再把大量削減後的資金成本補貼社會養老金，逐步填補龐大的養老金缺口。那麼，如此一來，老百姓的福利能夠得到適度的保障，又能夠緩解一定的社會矛盾，可謂一箭雙雕。
筆者郭施亮認為，鑒於我國的特殊國情，我們不期盼能夠享受很高的社會福利。但是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要把高稅負降下來，把社會貧富差距拉近一些，把社會公平性提高一些，那麼他們就會很容易感受到幸福感。
作者：郭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