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律責任

㈠ 國際刑事法院的職責

國際刑事法院將審理國家、檢舉人和聯合國安理會委託它審理的案件。此法院有權對專種族滅絕罪、戰屬爭罪、反人類罪和侵略罪進行審判，但是只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屬的法院不能自主審理的情況下才可介入。檢察官將根據國際刑事法院預審法庭的同意，應某個國家或聯合國安理會的請求對罪犯進行起訴。根據規定，國際刑事法院無權審理2002年7月1日以前發生的犯罪案件。

㈡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三編　刑法的一般原則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三編闡述了刑法的一般原則，旨在明確罪責、處罰范圍和責任歸屬。

法無明文不為罪（第二十二條）強調，只有當某人的行為構成法院管轄內的犯罪時，該人才承擔刑事責任。犯罪定義需嚴格解釋，避免類推延伸，對定義的理解應有利於被調查、起訴或定罪的人。這一原則不影響依據國際法將行為定性為犯罪。

法無明文者不罰（第二十三條）指出，由國際刑事法院定罪的人僅能依據規約受罰。

對人不溯及既往（第二十四條）規定，個人不對規約生效前的行為承擔責任。若判決前法律改變，應適用對被調查、起訴或定罪的人更為有利的法律。

個人刑事責任（第二十五條）明確規約對自然人具有管轄權。實施管轄內犯罪的人應負個人責任並接受處罰。特定情況下，如單獨實施、夥同他人、命令、唆使、幫助或支助犯罪，或為犯罪團伙提供便利，均需承擔責任。對不滿十八歲的人不具管轄權（第二十六條）。

官方身份無關性（第二十七條）強調對任何人平等適用規約，官方身份不能免除刑事責任或作為減輕刑罰的理由。國內或國際法賦予的官方身份豁免不阻止法院管轄。

指揮官和其他上級的責任（第二十八條）規定，軍事指揮官若未有效控制部隊，應對實施管轄內犯罪的部隊承擔責任。上級人員未有效控制下級人員，對下級實施的犯罪亦需承擔責任，除非採取必要合理措施防止或制止犯罪。

不適用時效（第三十條）指出，管轄內犯罪不受時效限制。

心理要件（第三十一條）規定，只有在故意和明知情況下實施犯罪，才承擔刑事責任。故意和明知的定義需根據行為和結果來認定。

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第三十二條）指出，事實錯誤僅在否定構成犯罪的心理要件時，可作為排除理由。關於特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法律錯誤，僅在否定心理要件或根據第三十三條時，可作為排除理由。

上級命令和法律規定（第三十三條）說明，執行管轄內犯罪的命令不免除刑事責任，除非存在法律義務、不知命令不法或不明顯不法的情況。實施滅絕種族或危害人類罪的命令明顯不法。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是由羅馬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於發起，於1998年7月17日由聯合國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全權代表外交會議通過，於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公約。旨在保護國際人權，打擊國際犯罪的刑事法律。

㈢ 國際法不當行為的構成要件

國家能否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並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問題，在國際法學界存在著三種理論學說，一種觀點認為，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在一定場合下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上述二種學說，混淆了國家責任與國際刑事責任的區別，也無法闡明對國家的刑事制裁方式。第三種觀點認為，國家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也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這種觀點否定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資格，與現有的國際法習慣規則相悖。
一、我國國家刑事責任的理論述評
我國關於國家刑事責任的理論學說，深受西方學說的影響。絕大部分學者認為，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筆者稱之為「國家刑事責任承擔說」。根據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特定場合，又分離出另一種學說，即「國家刑事責任特定場合承擔說」。此外，也有部分學者主張，國家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即「國家刑事責任否定說」。
（一）國家刑事責任承擔說
這種學說主張，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譬如，有的學者認為，國際法上所說的刑事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的刑事責任，二是個人的刑事責任。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國家應負國家刑事責任已經為國際司法實踐和學者的意見所證實。 也有的學者認為，根據現代國際法，國家也可以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而且，國家必須為其所犯的國際罪行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國家刑事責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權，包括軍事佔領、軍事管制、限制國家武裝力量等；賠償；國際制裁，即聯合國安理會根據憲章第41條和第42條採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還有的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79年提出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中，規定了國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 因此，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
綜上觀點，簡言之，就是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但是，這種學說卻同樣不能闡明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方式。應當指出，上述學者錯誤地認為，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國家應負國家刑事責任已經為國際司法實踐和學者的意見所證實。事實並非如此，其一，國家刑事責任不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因為，國家責任的承擔方式與國際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其二，至今為止，尚無國際司法實踐證實，國家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的一種特殊形態，更沒有證實國家能夠承擔國家刑事責任；其三，綜觀當代國際法，沒有一項條約和習慣法規則規定國家可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還有的學者錯誤地認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79年擬定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中，規定了國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其實不然，該草案僅僅規定了國家因其國際不當行為而構成國際犯罪的問題，在該草案的全部50個條文中，沒有一個條款規定或涉及到國家的國際刑事責任。至於有的學者所列舉的國家刑事責任形式，根本沒有刑罰處罰的性質，實際上都不是國家刑事責任的形式，也不全是國家責任的形式。
（二）國家刑事責任特定場合承擔說
「國家刑事責任特定場合承擔說」，與上述「國家刑事責任全部承擔說」的觀點基本相同，無非是強調了「在一定場合」作為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條件。這種學說主張，國家因為實施了特定的國際犯罪行為而構成國際犯罪，從而使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譬如，有的學者認為，當一個國家犯了從事侵略戰爭的國際罪行時，這個國家就應負國際刑事責任。 也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在兩種情況下可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一種是在戰爭犯罪的場合；另一種是在國家不履行公約規定的國際義務從而以其不作為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據此，國家在一定場合下可能成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
這里的「在一定場合」或特定場合，是指國家實施了特定的國際犯罪的場合，特指最嚴重的侵略戰爭犯罪，以及不作為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這種觀點與上述《奧本海國際法》的觀點非常相似。然而，這種學說同樣不能闡明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方式。還應當指出，所謂「在一定場合」或特定場合，即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並不是理論上隨意特定的，而必須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來衡量其犯罪構成，必須具有國際法上的依據。因為，國際犯罪的認定同樣也適用「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一般法律原則和國際法習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以上關於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理論觀點，之所以認為國家能夠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或在一定場合下能夠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並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是因為基於這樣的一個推理：因為，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所有，國家就是國際犯罪的主體；既然國家是國際犯罪的主體，那麼，國家當然也是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因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國家能夠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其實不然，首先，國家能否構成國際犯罪，應當根據國際法來確定，應當有國際公約的明文規定。因為，國際犯罪具有構成要件，在沒有國際公約規定的情況下，國家又何以能夠構成國際犯罪呢？其次，上述學說最終仍然不能闡明對國家如何適用刑罰的問題。因為，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是不能承受任何刑事制裁的。再次，國家責任的習慣法規則已經為國家設定了其犯罪行為的一般國際責任。對於國家而言，即使構成國際犯罪，其承擔法律責任的方式是國家責任，而不是國際刑事責任。這二種法律責任及其承擔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三）國家刑事責任否定說
這種學說主張，國家不能構成國際犯罪，也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更不能追究國家的國際刑事責任。國家不能承受國際刑事責任，只有個人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譬如，有的學者認為，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但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是抽象的實體，沒有意識，根本不存在故意或過失的問題，所以它不具備國際犯罪構成的要件，因此，國家不能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 由此論斷，國家不能承受國際刑事責任。還有的學者認為，國家作為由其全體人民組成的社會，根據「社會不能犯罪」的格言，指控包括整體意義上的人民在內的國家犯罪並承擔刑事責任是令人懷疑的；而且，即使國家罪行的概念成立，國際社會也尚無審判和懲罰犯罪國家所必需的基本機制。在這樣的現實下，國際刑事法院不應該也不能夠把國家作為國際罪行的刑事責任主體來行使管轄權和進行審判。
綜上所述，這種學說，不僅否定了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資格；而且還否定了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資格。該理論學說的基礎是：因為國家不具備犯罪構成的要件，所以，國家不能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因為國家不是國際犯罪的主體，所以，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
應當指出，該學說否定國家刑事責任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闡述這一結論的理論基礎卻有失偏頗，與現有的國際法習慣規則相悖，因為，國際法習慣已經證實，國家可以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1979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擬定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款草案》，雖然不是一項國際法條約，但是，這個草案創設了國家責任的國際法習慣規則，並為世界各國所接受。該草案第19條第2項規定：「一國所違背的國際義務對於保護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至關緊要，以致整個國際社會公認違背該項義務是一種罪行時，其因而產生的國際不當行為構成國際犯罪」。可見，國家可以構成國際犯罪而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否定國家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資格，並不符合現有的國際法習慣規則。但是，必須指出，即使在國家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按照草案的規定，國家應當承擔的是國家責任，而不是國際刑事責任。國家責任也是一種法律責任，但是，國家責任根本不同於國際刑事責任。
二、國家不能承受國際刑事責任
筆者認為，西方學者和我國學者關於國家刑事責任的學說，均不能完整地闡明國家能否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以及國家能否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問題。國家作為國際法的主體，應當能夠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反之，國家作為國家責任的主體，卻無法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因為，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表現形式――刑罰處罰。
（一）國家不能承受刑罰而缺乏刑事責任能力
各國刑事立法的一般法律原則表明，刑罰處罰是刑事責任的表現形式。所謂刑事責任，是指行為人對其犯罪行為引起的法律後果的承擔，主要是國家審判機關依據刑法及其他刑事法律規范對犯罪人及犯罪行為的制裁。刑事責任是對違反刑事法律義務的行為（犯罪）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後果（刑罰）的一種應有的承擔。 刑事責任是國家依據刑事法律對實施犯罪的人判處的刑罰。
刑事責任與犯罪和刑罰的關系是緊密聯系的。刑事責任介於犯罪和刑罰之間，對犯罪和刑罰的關系起著調節作用。用公式來表示：犯罪→刑事責任→刑罰處罰。犯罪行為是負刑事責任的基礎和前提，當犯罪行為負有刑事責任的時候，就應當處以刑罰。刑事責任的表現形式就是刑罰。當然，在我國，刑事責任也並不是絕對地伴隨以刑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處以刑罰的，也可以免於刑罰處罰。
在前蘇聯，關於刑事責任的原理，普遍的結論是：就其本質來說，刑事責任歸根結底是一種表現為刑罰的法律關系。刑事責任就是刑罰。刑事責任就是適用和實現刑罰的過程。就其實質而言，正是適用和實現刑罰而體現了刑事責任。刑罰就是刑事責任的體現。 甚至還有許多學者認為，「刑事責任」和「刑罰」這兩個概念是同義詞，二者之間沒有差別。
綜觀世界各國的一般法律原則和已有的國際法實踐，作為刑事責任表現形式的刑罰，具體表現為：剝奪生命刑（死刑）、剝奪自由刑（無期徒刑和有其徒刑，或稱終生監禁和監禁）以及罰金。其中，剝奪生命刑和剝奪自由刑是最主要的刑罰方法，在許多國家，罰金則是作為附加刑適用的。如此而言，作為國家，除了罰金以外，又如何能夠承受剝奪生命和剝奪自由的刑法處罰呢？國家作為抽象的實體，其本身沒有意識，根本不可能承擔剝奪生命刑（死刑）、剝奪自由刑（終生監禁和監禁）的刑罰處罰。
國家唯一能夠承受的刑罰處罰就是罰金。有的學者以此認為，這是國家能夠承擔刑事責任的依據。 但是，眾所周知，在國家構成了嚴重國際犯罪的場合，例如，戰爭犯罪，罰金的刑罰處罰根本就不能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是各國法律體系中普遍規定的國際法的一般法律原則，具有國際法淵源的性質。對國家在構成嚴重國際犯罪的場合僅處以罰金，根本無法體現這一刑法原則。因此，對國家而言，顯然不具備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能力。反之，在國家因構成國際犯罪而承擔國家責任的場合，賠償損失是國家承擔國家責任的形式，而「賠償損失」作為一種國家的法律責任形式，其本身已經足以替代罰金刑。
（二）國家責任與國際刑事責任的區別
在國際法上，國家責任和國際刑事責任都是國際法律責任。但是，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首先，從國際法淵源來看，國家責任的國際法規則，雖然已經具有了國際法實踐，但是，至今仍然還是國際法習慣規則。而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制度，是國際條約明文規定的成文法，在國際法上具有明確的犯罪構成要件及其承擔方式，是有法可依的。其二，從行為方式來看，國家責任的前提是實施了二種行為：違背國際義務的國際不當行為或不行為可歸因於國家，或者，國家實施了國際罪行。而國際刑事責任，則是以單一的國際犯罪為前提，必須具有國際法明文規定的國際犯罪行為。其三，從責任的性質和方式來看，國家責任，在國際法上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其責任形式表現為：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損失和道歉等。而國際刑事責任則具有刑事制裁的性質，是一種刑罰懲罰，表現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罰金。最後，從承擔責任的主體來看，承擔國家責任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個人不能成為國家責任的主體。而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在現有的國際刑法條約或條款中均規定是由個人承擔其責任的。在國家因構成國際犯罪的場合，國家承擔責任的方式是國家責任的形式，而不是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刑罰方法。
主張國家可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觀點，總是將國家刑事責任混同於國家責任。將國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刑罰方法混同與國家責任的形式。例如，有的學者將國家刑事責任的方式表述為：終止國際犯罪行為，賠禮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賠償，罰金、沒收財產，國際制裁，剝奪國際社會成員身份以及限制主權。 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包括刑罰處罰：罰金，限制主權和撤銷聯合國席位；也包括非刑罰處罰方式：經濟制裁，命令終止犯罪行為，賠償和道歉。 還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刑事責任的形式有：限制主權，包括軍事佔領、軍事管制、限制國家武裝力量等；賠償；國際制裁，即聯合國安理會根據憲章第41條和第42條採取的武力和非武力的制裁措施。
以上所謂的刑事責任的方式，除了罰金之外，都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都不是刑罰處罰，根本就不是國際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可見，這種隨意擴大國際刑事責任范圍的觀點，混淆了國家刑事責任與國家責任的本質區別。
（三）國家是國家責任的承擔者
國際犯罪由個人承擔刑事責任，國家不承擔刑事責任；但是，並不免除國家的一般國際責任。國家承擔國際責任的國際法規則，從19世紀後期開始，通過許多國際仲裁裁決而形成了習慣國際法，但是，至今仍然處於習慣法的支配之下。 當然，國家的國際責任，作為國際法上的一項制度，它也是一種國際法律責任。為了與國際刑事責任相區別，筆者將這種國家責任稱為一般國際責任。在國際法上，「國家責任」，「國際責任」和「國際法律責任」是經常通用的，並無特別的不同之處。
根據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1979年擬定的《關於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規定，筆者認為，所謂國家責任，是指一國因其違背國際義務的國際不當行為或不行為可歸因於國家，或者，國家實施了國際罪行所應當承擔的國際法律責任。
關於國家責任的行為，根據草案的規定，包括二個方面：一是國際不當行為或不行為（即指不作為）。這種行為不一定直接以國家的名義作出，符合草案規定的其它機關或代表國家的個人的行為，均可以歸因於國家而成為「國家行為」（草案第2章）。二是國際罪行，即必須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國際犯罪（草案第19條）。國家由於以上行為而承擔國際法律責任。
關於國際責任的形式，草案第1條的規定，「一國對於該國的每一國際不當行為需負國際責任」，但是，草案並沒有具體規定「國際責任」的具體表現形式，更沒有規定所謂國家的國際刑事責任。因此，國際責任的形式，只能從國際法實踐中加以歸納。具體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限制主權。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盟軍對德國和日本所實行的軍事佔領和管制。其二，恢復原狀。例如，1977年1月19日，關於利比亞政府與外國公司得克薩克－卡拉西亞斯蒂克爭端案的仲裁裁決。該裁決稱，恢復原狀是對不履行合同的正常制裁。 其三，賠償損失。1928年，關於霍茹夫工廠案的判決指出，責任形式以恢復原狀為原則，如不能恢復原狀，則以金錢賠償代替。其四，道歉。作為最輕的一種國際責任形式，道歉，在國家之間經常發生。
綜上所述，國際法發展到今天，在國家刑事責任與國家責任的問題上，已經形成了世界各國所公認的國際法規則：國家及其代表國家的個人，在實施了國際犯罪的場合，該國家及其代表國家的個人均可成為國際犯罪的主體。但是，代表國家的個人對其國際犯罪行為直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具體表現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罰金等刑罰處罰；同時，該個人的國際犯罪行為還可以歸因於國家，而被視為是國家的行為，使國家承擔國際責任。但是，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國家承擔國家責任的方式，具體表現為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損失和道歉等責任形式。
三、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原則及其國際法實踐
雖然，國家和個人都是國際犯罪的主體，然而，無論是國際法實踐還是國際法立法均已證實，國家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而只有個人才能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因為，只有個人才有能力承受刑罰處罰。代表國家的個人對其國際犯罪行為直接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同時，該個人的國際犯罪行為還可以歸因於國家，而被視為是國家的行為。因此，國家作為國際責任的主體，承擔國家責任。
（一）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原則的確立
最早規定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規范和實踐，可以追溯到《凡爾賽和約》。根據《凡爾賽和約》第227條的規定，協約國及其參戰各國公開控訴前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破壞國際道義和條約尊嚴的嚴重罪行，並成立了一個由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等五國組成的特別法庭。特別法庭有權決定其應當適用的刑罰。《凡爾賽和約》第228條和第229條還規定，德國承認協約國有權以戰爭罪審判德國國民並承擔將罪犯交給由協約國組成的軍事法庭的義務。然而，由於威廉二世逃亡荷蘭，並得到荷蘭政府的庇護，致使對戰爭罪犯的審判最終沒有實現。 但是，《凡爾賽和約》正式確立了個人承擔的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原則，即，個人作為國際罪行的實施者，在實施國際犯罪行為時，無論其身份如何，也無論是以國家的名義或以國家代表的名義所作的行為，都應當承擔與其犯罪行為相適應的刑事責任。
（二）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實踐
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建立和審判實踐，再次重申並證實了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原則。
1945年8月8日，美國、前蘇聯、英國和法國簽署了《關於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以下簡稱「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在德國紐綸堡設立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並對德國法西斯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根據憲章第6條的規定，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一切為軸心國利益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罪行的個人，犯罪人應負個人責任。1946年10月1日，國際軍事法庭作出判決，其中，12名戰犯被判處絞刑，3名戰犯被判處無期徒刑，4名戰犯被判處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有3人被宣告無罪，另有2人在審判中死亡。
1945年7月26日，中國、美國和英國發布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隨後，前蘇聯也作了附署。波茨坦公告規定了日本投降時必須接受的各項條件，並決定對日本戰爭罪犯處以嚴厲的法律制裁。1946年1月19日，盟軍最高統帥總部發布了《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特別通告》（以下簡稱「通告」）及其附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根據憲章第5條規定，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的各種罪行，犯罪個人應單獨承擔責任。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受理了對東條英機等28名戰犯的起訴，並於同年5月3日開始審判。結果，在受審的28人中，除2人在審判期間死亡，1人喪失行為能力外，其餘25人中，有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被分別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上述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其判決書中，一致作出結論：個人可由於違反國際法而受到懲罰。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由個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實體實施的，因此，只有懲罰實施這些犯罪的個人，才能使國際法的規定得到執行。 1946年12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95（1）號決議，確認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所包括的國際法原則。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於1950年編篡了《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及其判決書中所包含的原則。其中有一項就是個人承擔的國際刑事責任的原則。
（三）當代國際法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最新實踐
當代國際法的審判實踐和國際立法，再一次重申了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國際法原則。《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規約》第7條第1款和《盧安達問題國際法庭規約》第6條第1款都明確規定，凡計劃、教唆、命令、犯有或協助或煽動他人計劃、准備或進行規約所涉犯罪的個人，應該為其犯罪行為承擔個人責任。
1991年6月，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爆發了一場民族間的武裝沖突。為此，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宣布國際人道主義法對各參戰方均有拘束力，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個人應承擔刑事責任。1993年2月22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建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法庭」。根據法庭規約的規定，對人的管轄權范圍是自然人；排除了對法人、實體和國家的管轄權。
1962年7月1日盧安達宣告獨立後，圖西族和胡圖族多次發生民族沖突。盧安達國內爆發全面內戰。1994年11月8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決定設立「盧安達問題國際法庭」，負責起訴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間，盧安達境內滅絕種族和其它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責任者，以及對這一期間鄰國境內滅絕種族和其它這類犯罪行為負責的盧安達公民。根據法庭規約的規定，對人的管轄權范圍是自然人，即盧安達公民；個人負擔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
1998年7月17日，國際社會在義大利羅馬召開的外交大會上通過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現已生效。《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25條明確規定，法院對實施了法院管轄權范圍內的國際犯罪的自然人有管轄權；犯罪的個人根據規約的規定承擔個人責任，並受到刑罰…。規約同時還規定，關於個人責任的任何規定，並不影響國家根據國際法所承擔的責任。可見，《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明確規定了個人承擔國家刑事責任的原則，而沒有涉及任何國家犯罪和國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
綜上所述，國際犯罪的主體，是指實施了國際犯罪並依照國際刑法規范應當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個人或國家。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也是國際犯罪的主體。國家的行為總是由其代表人物策劃並具體實施的，在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但是，國家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因其代表國家的個人構成國際犯罪的，其個人的行為應歸因於國家。據此，國家應當承擔國際責任；國家因為不能承受刑罰而沒有能力承受國際刑事責任。個人作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在其構成國際犯罪的情況下，應當由其個人承擔國際刑事責任。但是，個人只能作為國際犯罪和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而並不能成為國際法的主體。

㈣ 國際刑事法院職責

國際刑事法院的主要職責在於審理特定類型的國際犯罪案件。這些案件包括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反人類罪和侵略罪。它的介入是出於對國家司法體系無法獨立處理復雜國際犯罪情況的補充。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力僅限於個人刑事責任，且在國家法院無法自行處理時才會介入調查。

檢察官在執行這些職責時，需得到國際刑事法院預審法庭的許可，通常是根據受害國家或聯合國安理會的正式請求對涉嫌犯罪者提起訴訟。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有一個時間限制，即它不負責審理2002年7月1日之前發生的犯罪行為。這體現了法院在國際司法體系中的特定角色和許可權范圍。

國際刑事法院成立於2002年，其主要功能是對犯有種族屠殺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進行起訴和審判。國際刑事法院成立的基礎是2002年6月1號開始生效的《羅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因此該法院僅對規約生效後的前述四種國際罪行有管轄權。但是實際上，國際刑事法院暫時還不能對侵略罪行使管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