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椅高度

A. 司法權在何種意義上不存在

內容提要: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司法權，實質上是剛剛從立法及行政中脫胎而出的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的市民性司法權，不具有組成國家政制部分的本質屬性，成為政治上的不存在。司法審查的確立使司法權進化為一種政治存在。這是司法參與制衡、保障****的需要，是對民主不信任的結果。關鍵詞：孟德斯鳩/司法權/民主/不信任/市民性司法權 法儒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通過其鴻篇巨著《論法的精神》，把權力分立學說提到了「新的和普遍性的憲法原則的高度」[1].在此傳世經典的第十一章「規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制的關系」第六節「英格蘭政制」里，孟德斯鳩對國家的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進行了最為知名的分析，思想史上完整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學說由此誕生。但在這十二頁篇幅的「英格蘭政制」中間，孟德斯鳩幾近突然地筆鋒陡轉，寫下了這樣一句結語：「在上述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但這里的「某種意義」具體指何種意義，他在是書中竟未著一字，儼然是要留待後人去探索求解。 「英格蘭政制」乃《論法的精神》之菁華所在，自1748年問世至今，人們對它是引用不止、詮釋不斷。頗堪玩味的是，兩百餘年來，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卻一直被塵封在「英格蘭政制」之深閨幾無人識，排除個別學者附帶性地涉及於此，就基本上未見後來人直面此「結語」之存在，而遑論有多少專家學者曾致力於深究其悠悠意涵。就筆者所知，漢語法學里至今尚無專題研究孟德斯鳩這一「結語」之篇章。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作此文。意在對「某種意義」提出自己的管見與思考，以就正於方家。 一、孟德斯鳩筆下的司法權 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論述，最主要地集中在「英格蘭政制」一節里。從文本上看，在寫下這句交給後人來解碼的結語之前，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存在毫無疑問地持肯定態度。不寧唯是，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理論譜系中的名分與地位最早還是因他在「英格蘭政制」中的系統闡述而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及重視。在孟德斯鳩的思想學說中，司法權是「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他們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訟爭」.經研究，他認為此種司法權必須同立法權、行政權分立，否則自由就不存在。因為司法權一旦同立法權不是分立而是合一，那法官即是立法者，擁有了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而司法權倘若同行政權結合在一起，法官就掌握了壓迫者的力量。總之，司法權對保障公民及國家自由至為重要，它必須從立法權和行政權中分離出來。以上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獨立」的論證，在人類政治思想史上堪稱是最早而又最系統深刻。 但如果說孟德斯鳩對司法權必須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出來的思想論證經典有餘的話，那麼，他對司法權的實質構成及存在形態等問題就顯得重視不足。孟德斯鳩認為，司法權應由選自人民階層中的人員在每年一定的時間內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來行使，「由他們組成一個法院，它的存續期間要看需要而定」。「這樣，人人畏懼的司法權，既不為某一特定階級或某一特定職業所專有，就彷彿看不見、不存在了。法官不經常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人們所畏懼的是官職，而不是官吏了。」 司法權的行使人員（法官）出自人民固乃理所應當，但其重要組織機構（法院）之存續時間要視需要而定——法院成了非常設機構——就委實讓人置疑不已：什麼時候不需要司法權；誰作來這種不需要的決斷；在司法權非長期存在的政制下，一旦出現需要司法權的情形，臨時羅織它其利弊又該如何權衡控制等等。而司法權「彷彿」「不存在了」的論斷，其理由是司法權既不應由某一特定階級專有又不應掌握在某一特定職業者手中。這相當於說，法官乃非特定職業，它是一種暫時性的官職；法官之存在並非長期，而是短期的、臨時的；而且在需要的時候，法官這種官職可以授予任何人——國家的法官「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不寧唯是，依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理解，在控告重罪的場合，還「應允許罪犯（按：現代刑事訴訟語境下的犯罪嫌疑人）依據法律選擇法官」來審理其案.有鑒於孟德斯鳩上述有關司法權的論述，英國學者維爾（M. J. C. Vile）在分析孟氏司法權理論時認為，孟德斯鳩對司法部門在國家機構組織中的地位的看法很含糊。「只是在討論君主制政府時，孟德斯鳩才把司法部門視為一個由職業法官組成的常任機構。在寫到英國憲制時，他想到的是一種共和政權，沒有常任的司法部門，而只有特別任命的陪審團。」誠哉斯言。 從舊的「執行權」中分離出一種新的獨立的裁判權——司法權，乃孟德斯鳩最了不起的思想理論貢獻。但從以上孟德斯鳩對法官及法院組織之存在形態的闡述來考量，這種貢獻並不完整，更不徹底。如今，無論在有關司法權的理論學說上抑或在國家司法權的組織實踐中，司法權的人員構成及其組織形態均與孟德斯鳩對其的論述大異其趣。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已公認是一個最能扞衛法律的、誠實、能幹、博學的機構，而法官更不是由什麼呆板人物充任，他已是一副「具有超人技藝、學識、耐性和智慧的法學家」形象[10].同時，法官因自己獨特的職業技能及倫理，使其對國家危害如此之小以至於一朝任命就常常終身在職。 從上述孟德斯鳩有關司法權的思想學說瑕瑜互見的視角來檢討，他總結說「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似乎並非空穴來風。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一種權力要與它種權力分離開來，前提當然是這種權力有獨立存在的可能及意義。孟德斯鳩既然幾近完美地論證了司法權何以要和立法權、行政權分離開來，那他的司法權不存在之說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上而言的呢？ 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潛意識，在其不朽的篇章「英格蘭政制」中，孟德斯鳩在留傳他思想遺產的同時遺留了一個有待後人解碼的結語——費解的、被普遍忽略的斷言。「凡是本文的意義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凡是我們不想信任某個直接表現的東西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11]毋庸置疑，在意義的理解與表現方面，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符合詮釋學家加達默爾這兩個「凡是」標准，因而，解釋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義務一樣必須。下面我們就以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政制發展史為宏觀背景、以司法權的存在形態及功能之進化變遷為透視對象，對孟德斯鳩這句結語的歷史意蘊與思想價值進行一番深度探討。 二、司法權的傳統形態：市民性司法權 司法權（the powers of the judiciary）是可分的（divisible），即能分為政治的（POLITICAL）司法權和純粹民事的（purely CIVIL）司法權。這是美國法官吉布森（C.J.Gibson）——美國早期司法界最富有創造性的法官之一——在1825年發表的伊金訴羅布案（Eakin v. Raub）判決「異議」中提出來的[12].吉布森法官的這份異議，第一次對司法權進行了嚴格意義上的劃分。不無奇怪的是，他的這種開創性的二分法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至少在漢語法學世界是如此，盡管它因被認為是反對司法審查權的可能最好的理由而聞名於世。 吉布森法官認為，市民性司法權（its civil）是法院通常而適當的（ordinary and appropriate）權力，是司法權的本質部分，它無需依賴任何在憲法中假定的授權而存在。在普通法上，司法機構的市民性司法權被定義成與所有政府部門的權力一樣。其權力必要地起因於它的直接事務，司法權僅僅就是實施國內法（municipal law）,換言之，就是執行分配正義，因而，這種權力不能顧及政治領域，宣布按照憲法規定的形式所制訂的法律無效，乃是司法的篡權。[13] 以上吉布森法官所分析的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權最原生亦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定無疑問。適用國家法律、裁判民事爭訴是市民性司法權最基本的職責與功能。在司法權未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獨立出來以前，市民性司法權其實已在實然上存在著——由君主、立法機構或行政部門而非獨立的法院行使。歷史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市民性司法權的此等職責功能依然如故，未因紛繁的政治革命而變性，亦未因推陳的理論創新而變質，盡管司法權順應制衡權力、保障權利的立憲時代要求而變得復雜：政治司法權——司法審查權已獲得了普遍的擁護，而最初反對司法部門這種政治權力的吉布森法官後來亦改變了他的立場。[14] 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部門最古老、最基本的職責權能。關於此類司法權的特徵，理論研究上已有成熟得幾乎不曾遭遇挑戰的概括，它主要體現在司法權的獨立性、被動性、程序性、判斷性及終結性上[15].在此用不著重復勞動地一一闡述如許特徵之內涵及構成要件。不過，列舉一些概論司法權這般特徵之經典言說未必是多此一舉。 作為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最早是在英國完成了與立法權及行政權的分離與獨立。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Adam Smith）在研究「君主或國家的費用」時，對「司法經費」的來源及用途作了細致的分析。最後，他得出了「司法必須獨立」的結論：「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16]思想史上，這是與《論法的精神》同時代的論述司法獨立性的早期文獻。對於司法的被動性、判斷性，為美國聯邦憲法的制訂及批准貢獻卓著的漢密爾頓早已有傳布甚廣的闡述，在此就不贅述[17].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即規定司法權僅涉及（shall extend to）案件或爭議（cases or controversies）[18]，沒有被訴諸法院的案件或爭議司法權就不可能啟動。因此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19]戴雪（Albert Venn Dicey）在曠世經典《英憲精義》中說：「法院的職務只是聽訟；必俟訟案發生，法院對於公司的規則乃有機緣問及。……判決雖是審判員的意見，然仍有客觀的標准在。」[20]新康德主義法哲學的代表人物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評論道：「在法官座椅上的法官只不過是歸納器械、判決機器、法律自動裝置，或者是人們按照新的完美法官模式所描述的無評價能力因此也無個性的理性化身」[21].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創始人哈特（H.L.A.Hart）通過研究規則得出了以下認知：「法院把法律規則並非作為預測，而是作為判決中必須遵循的標准，法律規則雖有空缺結構，但其明確得足夠限制（雖不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22]而將法院視為法律帝國之首都，法官乃帝國之王侯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為：「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對某一特殊罪行的懲罰，必須由立法機構事先規定，法官不能在判決之後對該罪行另加處罰。」[23] 從斯密到德沃金，兩百多年過去了，但市民性司法權的上述特質依然未變，它始終是「兩耳不聞『政治『事，一心只認『規范『書」。其以上性格特徵在歷史的進程中與其說經歷了嬗變，毋寧說獲得了強化：此等特徵已在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政治實踐中受到愈來愈普遍的人民認可及制度保障。在那些政治生態由革命型、魅力型向現代法治型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司法權的上述特徵是否完全長成並獲得絕對保障已成為它們「轉型快慢、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 法官適用既定法律裁判案件，這是市民性司法權最清晰的外在化。對於國家政治、社會秩序及公民生活來說，市民性司法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力，毋寧說是一種需要。既無意志又無強制的法官僅根據法律和良心對案件作出客觀化、法律化的判斷，這是法官裁判異於立法政治與行政裁量的關鍵所在。法官在裁判案件時絕無關乎一己私利之情形，其裁判權之行使不過是國家實現法律下的公正的需要。如下文所示，黑格爾還曾把滿足這種需要視為公共權力保障國家社會時刻處於法律秩序狀態的義務。司法權威不僅僅源於人人遵守的憲法與法律規范，它更有法官裁判客觀公正、值得信賴這樣的心理信念基礎。如果說權威與權力之間不可能猶如井水與河水一樣毫不相干，那司法權威中的權力也僅僅體現在唯有掌握司法權的法官享有裁判權——一種最終的判斷權。 將判斷權交給司法，是人類政治經驗與理性構建相結合的產物。在司法裁判中，除了法律所彰顯、保護的權利與利益外，沒有任何別的權力及意志。因而，司法裁判能在兩造之間最大限度地實現正義、公平，這已是幾百年來無人質疑的公共信念。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司法權的主要存在形態——市民性司法權是一種與政治及權力之本質不兼容、自身既無意志又無權力的非政治性存在。 三、市民性司法權之不存在：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 「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施米特在解讀孟德斯鳩這句結語時認為，司法權本身不具有自身的政治存在，它把全部心思都投到規范上去了，「司法不是一種『權力『，在這一點上不同於其他權力」[24].對政治法學有著精湛研究的施米特，從政治、權力的視角來詮釋孟德斯鳩這句結語，其解釋思路堪稱是蹊徑獨辟、令人哲服。但施米特的詮釋之言只給人豁然開朗一閃念，疑問依然存在：政治是什麼，權力是什麼，司法權與政治、權力之間關系如何等等，全需要去進一步的詮釋，否則，難以真正在理性的邏輯思維世界裡理解施米特對孟德斯鳩此句結語的詮釋。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以上之存疑。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膾炙人口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曾如許明確地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權力（Macht）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25]而「權力可以定義為有意努力的產物」[26]，「自古以來，權力這個詞意味著對人的支配」。[27] 「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28]從事政治的人就是追求權力的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29]因而，韋伯指出，志業政治家人格上首要的條件是熱情，用熱情去追求權力這項「踏實的理想」。[30] 韋伯當年演講聽眾之一的施米特，是有名的政治法學家，亦算得上是以政治之學術為志業。然而，即便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論著《政治的概念》里，施米特在界定政治時亦煞不爽快，通篇沒有一個決斷——借用施米特政治法學論著中的一個關鍵詞——性的政治定義。但在其政治概念里，「敵對性」被認作是政治最主要的特徵，所謂「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准」、「一切政治的概念、觀念和術語的含義都包含敵對性；它們具有特定的對立面，與特定局面聯系在一起」。[31] 無論是從韋伯的政治概念來判別，還是以施米特的政治標准來權衡，以孟德斯鳩之闡述為典型代表的傳統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與政治、權力都有些格格不入。從政治與權力的特質上判斷，傳統形態的司法權確如孟德斯鳩所言「是不存在的」。 毫無疑問，這涉及到對司法權在國家政制架構中的地位及性質的定位與判斷。不過，從司法權萌芽、發育到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形成以來，人們始終未停止對此問題的探尋。眾多經典作家常常以比較——將司法權與立法及行政這兩種原生的國家政治權力進行比較——的方法來探討、揭示這一問題。分析、認識以下康德（Kant）、黑格爾（Hegel）和古德諾（Frank J. Goodnow）的比較研究，有關司法權不存在的孟德斯鳩之迷就顯山露水、拔雲見日了。 康德在論述國家立法、行政及司法這三種權力時，曾以三段論中的三個命題作類比，司法權在康德的公共權力（公法）學說中，就是三段論里的結論，它表現為判決書及在具體案例中正在考慮的權利的判決。[32]眾所周知，在三段論的邏輯中，決定性的不是結論而是大小前提，因為結論直接決定於它們。康德這個著名的三段論類比說明，與「規定意志的普遍法則」的立法權及「提出可以應用到一次行為的命令」的行政權相比[33]，作為結論的司法權在國家政治權力話語中位居失語席位，委實猶如天命無可商量。 司法權與國家政治、權力不相關，並非康德一人之見解。繼他之後的黑格爾亦分享著他的這種司法權理念，盡管論證方式並不相同。 在講授《法哲學原理》時，黑格爾既不贊同封·哈勒先生的司法觀——司法是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件單純善意和仁慈的事，又對將司法看做一種不適當的暴力行為、對自由的壓迫和****制度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司法應該視為既是公共權力的義務，又是它的權利，因此，它不是以個人授權與某一權力機關那種任性為其根據的。」[34] 黑格爾的法哲學里，「司法以一切個人的特有利益為其客體」[35]，其執行主體——法院不可能自己的特定利益涉足其中。當它自身變質為「營利和統治的工具」時[36]，它是不足以承擔起公共權力公正裁判之義務。因此，司法不但不具有政治權力，它自身還須服從公共權力，所謂「對民主地頒布的法律而言，法官是（有思考地）順從的奴僕，而不是主人」。[37] 鑒於司法部門游離於國家政治運作之外的實然狀況，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研究政府體制的經典著作《政治與行政》中乾脆地化三為二，將司法部門重新放到了「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名下，這樣，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就只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前者就是「政治」，後者則為「行政」。「政治與指導和影響政府的政策相關，而行政則與這一政策的執行相關」。[38]關於司法，古德諾認為，「為了方便和妥當起見，人們認為國家意志應該由某種多少獨立於立法的機關來解釋。這種非立法的機關的活動通常就叫作司法行政，而被委託行使這一行政分支功能的機構通常就被稱作司法機構。」而「司法功能是一種與政治功能不相關的功能」。[39] 康德、黑格爾和古德諾三位經典作家，在司法權的研究上其方法與視角均不雷同，但他們殊途同歸，共同論證了司法權——傳統意義上的司法權既與政治隔離、又與權力絕緣的本質屬性。 政治是獲取及分配公職權力的藝術，權力則是政治主體實現其個人或其一部分人意志及偏好的工具。但傳統的以民事司法裁判為職責的司法部門——法院既不聞「獲取」與「分配」，又不問「意志」與「偏好」，法官在裁判時唯法是從，「對於法官來說，他的職責就是將法律的有效性意志變成有效性，並且為了權威的法律命令將自己的法律觀犧牲掉，從而只是關注什麼是合乎法律的，而絕不關心它是否是正義的」。[40]而法治國家保障司法獨立，將法官從所有國家權力影響中解脫出來，其目的亦無非是為了使法官絕地服從法律。裁判是司法部門的唯一天職。但此天職什麼時候行使、如何行使，司法部門無緣問及。「沒有依法提出訴訟的案件，司法權便沒有用武之地」。[41]至於具體到司法如何去裁判每一個案件即司法過程如何進行，《憲法》、《法院組織法》以及各類《訴訟法》已有明文之規定，法院只要且只能照章行事、按規定程序審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的方法是客觀的，遵守著他的法律觀念」。[42]概言之，無論在國家的政治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公民個人的社會生活過程里，司法的身影從來不會積極主動地顯現出來，所謂「在社會服務的行政工作中、經濟規章的執行過程中，人們接觸到的更多的是行政人員而不是法官」[43].為了在將可能提交到法院由他們來裁判的紛爭前保持利益無涉、不偏不倚之中立並實現其裁判行為的絕對獨立，法官必須與國家之政治、行政權力保持足夠的距離。這種距離既是司法事實上與國家當下政治行政之運作幾不相乾的明證，亦是司法權先天無「權力本能」、後天無權力意志的外在表現。一言以蔽之，對於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已「去中心化」了。

B. 法庭上法官坐的桌子叫做什麼

法桌。
1993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法庭的名稱、審判活動區布置和國徽懸掛問題的內通容知》中所規定的內容即：「審判活動區正中前方設置法台，法台的面積應滿足審判活動的需要，高度為20至60厘米。法台上設置法桌、法椅，為審判人員席位。審判長的座位在國徽下正中處，審判員或陪審員分坐兩邊。法桌、法椅的造型應莊重、大方，顏色應和法台及法庭內的總體色調相適應，力求嚴肅、莊重、和諧。法台右前方為書記員座位，同法台成45°角，書記員座位應比審判人員座位低20至40厘米。審判台左前方為證人、鑒定人位置，同法台成45°角。法台前方設原、被告及訴訟代理人席位，分兩側相對而坐，右邊為原告席位，左邊為被告座位，兩者之間相隔不少於100厘米，若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較多，可前後設置兩排座位；也可使雙方當事人平行而坐，而向審判台，右邊為原告座位，左邊為被告座位，兩者之間相隔不少於50厘米」。

C. 跪求椅子英文翻譯資料(2007.6.28之前)

History of the chair
Main article: History of the chair
The chair is of extreme antiquity, although for many centuries and inde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an article of state and dignity rather than an article of ordinary use. "The chair" is still extensively used as the emblem of authority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nd in public meetings. It was not, in fact, until the 16th century that it became common anywhere. The chest, the bench and the stool were until then the ordinary seats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number of chairs which have survived from an earlier date is exceedingly limited; most of such examples are of ecclesiastical or seigneurial origin. Our knowledge of the chairs of remote antiquity is derived almost entirely from monuments, sculpture and paintings. A few actual examples exist in the British Museum, in the Egyptian museum at Cairo, and elsewhere.

In ancient Asia chairs appear to have been of great richness and splendor[citation needed]. Fashioned of ebony and ivory, or of carved and gilded wood, they were covered with costly materials and supported up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legs of beasts or the figures of captives. The earliest known form of Greek chair, going back to five or six centuries before Christ, had a back but stood straight up, front and back. During Tang dynasty (618 - 907 AD), a higher seat first started to appear amongst the Chinese elite and their usage soon spread to all levels of society. By the 12th century seating on the floor was rare in China, unlike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where the custom continued, and the chair, or more commonly the stool, was used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ho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Africa, it was owing in great measure to the Bull War that the chair ceased to be a privilege of state, and became the customary companion of whoever could afford to buy it. Once the idea of privilege faded the chair speedily came into general use. We find almost at once that the chair began to change every few years to reflect the fashions of the hour.

The 20th century saw an increasing use of technology in chair construction with such things as all-metal folding chairs, metal-legged chairs, the Slumber Chair, moulded plastic chairs and ergonomic chairs. The recliner became a popular form, at least in part e to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later a two-part. The modern movement of the 1960s proced new forms of chairs: the butterfly chair, bean bags, and the egg-shaped pod chai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led to molded plywood and wood laminate chairs, as well as chairs made of leather or polymers. Mechanical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air enabled adjustable chairs, especially for office use. Motors embedded in the chair resulted in massage chairs.

Design and ergonomics

This unusual rocking chair is made of rough wood to give it a rustic look.Chair design considers intended usage, ergonomics (how comfortable it is for the occupant), as well as non-ergonomic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such as size, stack ability, fold ability, weight, rability, stain resistance and artistic design. Intended usage determines the desired seating position. "Task chairs", or any chair intended for people to work at a desk or table, including dining chairs, can only recline very slightly; otherwise the occupant is too far away from the desk or table. Dental chairs are necessarily reclined. Easy chairs for watching television or movies are somewhere in between depending on the height of the screen.

Ergonomic designs distributes the weight of the occupant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A seat that is higher results in dangling feet and increased pressure on the underside of the knees ("popliteal fold"). It may also result in no weight on the feet which means more weight elsewhere. A lower seat may shift too much weight to the "seat bones" ("ischial tuberosities").

A reclining seat and back will shift weight to the occupant's back. This may be more comfortable for some in recing weight on the seat area, but may be problematic for others who have bad backs. In general, if the occupant is suppose to sit for a long time, weight needs to be taken off the seat area and thus "easy" chairs intended for long periods of sitting are generally at least slightly reclined. However, reclining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chairs intended for work or eating at table.

The back of the chair will support some of the weight of the occupant, recing the weight o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In general, backrests come in three heights: Lower back backrests support only the lumbar region. Shoulder height backrests support the entire back and shoulders. Headrests support the head as well and are important in vehicles for preventing "whiplash" neck injuries in rear-end collisions where the head is jerked back suddenly. Reclining chairs typically have at least shoulder height backrests to shift weight to the shoulders instead of just the lower back.

Some chairs have foot rests. A stool or other simple chair may have a simple straight or curved bar near the bottom for the sitter to place his/her feet on.

A kneeling chair adds an additional body part, the knees, to support the weight of the body. A sit-stand chair distributes most of the weight of the occupant to the feet.

ChurchchairsMany chairs are padded or have cushions. Padding can be on the seat of the chair only, on the seat and back, or also on any arm rests and/or foot rest the chair may have. Padding will not shift the weight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unless the chair is so soft that the shape is altered). However, padding does distribute the weight by increasing the area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air and the body. A hard wood chair feels hard because the contact point between the occupant and the chair is small. The same body weight over a smaller area means greater pressure on that area. Spreading the area reces the pressure at any given point. In lieu of padding, flexible materials, such as wicker, may be used instead with similar effects of distributing the weight. Since most of the body weight is supported in the back of the seat, padding there should be firmer than the front of the seat which only has the weight of the legs to support. Chairs that have padding that is the same density front and back will feel soft in the back area and hard to the underside of the knees.

There may be cases where padding is not desirable. For example, in chairs that are intended primarily for outdoor use. Where padding is not desirable, contouring may be used instead. A contoured seat pan attempts to distribute weight without padding. By matching the shape of the occupant's buttocks, weight is distributed and maximum pressure is reced.

Actual chair dimensions are determined by measurements of the human body or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Indivials may be measured for a custom chair. Anthropometric statistics may be gathered for mass proced chairs. The two most relevant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 for chair design is the popliteal height and buttock popliteal length.

For someone seated, the popliteal height is the distance from the underside of the foot to the underside of the thigh at the knees. It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stool height". (The term "sitting height" is reserved for the height to the top of the head when seated.) For American men, the median popliteal height is 16.3 inches and for American women it is 15.0 inches[1]. The popliteal height, after adjusting for heels, clothing and other issues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height of the chair seat. Mass proced chairs are typically 17 inches high.

For someone seated, the buttock popliteal length is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from the back most part of the buttocks to the back of the lower leg. This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eat depth. Mass proced chairs are typically 38-43 cm deep.

Additional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may be relevant to designing a chair. Hip breadth is used for chair width and armrest width. Elbow rest height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height of the armrests. The buttock-knee length is used to determine "leg room" between rows of chairs. "Seat pitch"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rows of seats. In some airplanes and stadiums the seat pitch is so small that sometimes there is insufficient leg room for the average person.

For adjustable chairs, such as an office chair, the aforementioned principles are applied in adjusting the chair to the indivial occupant.

歷史上的椅子:
歷史上的椅子是極其古老, 雖然對許多國家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它是第一個國家與尊嚴,而非 一篇普通使用. "椅子" ,至今仍廣泛地用作會徽管理局在下議院在英國 與加拿大,並在公眾集會活動. 它不是,但事實上,直到16世紀,它成了共同的地方. 他的胸部,法官與糞便,直到當時的普通座位日常生活中, 又有多少椅中倖存下來,從日期較早,是極為有限; 大多數的這些例子都是教會或seigneurial原產地. 我們所知的椅子遠古是幾乎全部來自紀念碑,雕塑和繪畫. 數個實例存在,在大英博物館,在埃及博物館,在開羅和其他地方. 在古代亞洲椅似乎已非常豐富與輝煌[引文] . 飲茶的烏木,象牙,木雕和鍍金木, 他們蓋著昂貴的材料和支持經交涉四腳獸或是數字的俘虜. 已知最早的形式希臘椅子,可追溯到五,六百年前,基督 已經回來了,但水量直線上升,前方與後方. 在唐代( 618-907 AD ) ,去 高一坐下便開始出現在中國的精英及其用法很快蔓延到各級 社會. 由12世紀座位的地板上實屬罕見,中國 不像其他亞洲國家的習俗繼續,而椅子上,或更普遍的大便, 被用在絕大多數的房子在全國各地. 在非洲, 這是由於在很大的程度上的牛戰,椅子不再是一種特權的國家, 並成為習慣性伴侶,誰能買得起. 一旦觀念淡化特權主持迅速生效一般使用. 我們發現幾乎沒有一次說,椅子開始出現變化,每隔幾年反映了時裝的 小時. 20世紀出現了越來越多地使用技術在椅子建設等事情全金屬折疊椅, 金屬腿的椅子,椅子蕭蕭,塑料椅和人體工學椅等. 該爐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形式,至少部分是由於電台和電視台,但後來有兩部分組成. 現代運動的六十年代產生新形式的椅子:蝴蝶椅子上,豆袋, 而雞蛋形吊艙主持會議. 科技進步導致模壓膠合板,木材膠椅,以及椅子製成皮革或聚合物. 機械技術納入椅子,使可調式座椅,特別是辦公用. 內置馬達在椅子導致按摩椅等. 設計和人體工學的這一不尋常的搖動椅子是用粗木給它一個土氣look.chair認為設計 有意使用,工效(如何舒適,是它的主人) ,以及非人體工學功能要求,如尺寸, 堆疊能力,有能力的十倍,重量,耐用性,耐沾污性和藝術設計. 旨在確定使用理想坐姿. "工作椅" ,還是有椅子供人們在工作案頭或桌上,包括吃飯用的椅子, 只能橫卧很輕微; 否則主人是太遠案頭或桌上. 椅一定斜卧. 易椅為觀看電視或電影,是介於兩者之間依靠高度的畫面.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分布重量的乘員,以身體的各個部位. 一個席位,但結果偏高,在半空中的腳,並增加壓力,底下的膝蓋( "腘倍" ) . 它也可能導致無重量的雙腳即更重視地方. 較低的席位有可能轉向太多重量的"席位的骨頭" ( "坐骨結節" ) . 一個斜倚座位及背部將重量轉移到主人回來了. 這可能是更舒適一些減肥的座位區, 但可能是一個問題,對別人有不好的裝飾品. 一般來說,如果是主人,就算坐了很久, 重量須起飛的座位區,所以"易"椅子打算長時間坐在正 一般來說至少是輕微斜卧. 不過,斜倚未必適合椅子准備工作,還是在吃飯桌上. 後面的椅子會支持一些的重量是佔領者, 減輕體重對身體的其它部位. 一般來說,椅背有三大高峰:腰背椅背只支持腰部. 肩膀高度椅背支持整個背部和肩部. 頭枕支持頭部,並有重要的車輛,為防止"鞭打"頸部受傷,在追尾碰撞中的 頭部的選手突然回來. 斜倚椅通常至少有肩膀高度椅背轉移重量到肩上,而非僅是降低 回來. 有椅子有腳踏板. 一張凳或其他簡單的話,可能有一個簡單的直線或彎曲桿靠近底部的爸 把他/她的腳. 一個跪在椅子增添額外的部位,膝蓋,以支持體重的身體. 靜坐站在椅子派發大部分重量的乘員的腳. churchchairsmany椅子是軟墊或海綿. 灌水,可在所在地的只有座椅,在座椅背部 還是任何責任手臂和/或腳休息的椅子都可以. 灌水不要把重量不同的身體部位(除非椅子是這么軟, 形狀改變) . 不過,灌水並派發重量增加接觸面積之間椅子和身體. 硬木椅覺得辛苦,因為接觸點的佔用和椅子是小. 同樣體重超過一個較小面積意味著更大的壓力,這方面的工作. 散布面積減少的壓力,在任何特定點. 代替填充彈性材料,如柳條,可以用來取代具有類似效應的分布重量. 由於大部份的體重是支持後面的座位, 灌水應堅挺比最前排的座位上只有重量的腿 支持. 椅子有填充題是相同的密度前後會感到柔軟的背部和地區 硬地底下的膝蓋. 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填充是不可取的. 例如,在椅子,其目的主要是為戶外使用. 如果灌水是不可取的,勾邊,可代替. 圈定一個席位潘企圖分發重量不含填料. 匹配的形狀,主人的屁股,重量分布和最高壓力降低. 實際尺寸椅子是由測量人體或人體測量. 個人可測得的習俗主持會議. 體位統計可能聚集大量出產的椅子上. 最相關的兩種體位測量椅子設計是腘高度臀部和膝部的長度. 有人坐著, 腘身高的距離下部腳下的下部,大腿的 膝蓋. 它有時被稱為"小凳子高度" . (術語"坐高" ,是預留了高度的頭頂坐) . 美國男子 位數腘身高16.3英寸的美國婦女是15.0英寸[1] . 腘高度調整後,清遠, 衣服和其他問題,是用來確定高度的椅子坐下. 批量生產椅子通常是17英寸高. 有人坐著, 臀部腘長度是橫向距離回大部份的臀背部 小腿. 這種測量,是用來確定座位的深度. 批量生產椅子通常38-43厘米深. 額外的測量,可為相關設計一張椅子. 髖廣度是用於寬度椅子扶手和寬度. 肘部休息身高是用來確定高度的扶手. 臀部-膝蓋長度來確定的"一站室"之間的一排排椅子上. "座椅" ,是距離排座位. 在一些飛機和體育場館的座椅是那麼小,有時沒有足夠的腿部空間,讓 一般人負擔得起. 可調式座椅,如辦公椅上, 上述原則適用於調整椅子的人入廁.

D. 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法庭的位置是如何擺設的

一． 法庭的布置 在法庭的整體布置上，以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為例，中國法庭的布置主要是根據1993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法庭的名稱、審判活動區布置和國徽懸掛問題的通知》中所規定的內容即： 「審判活動區正中前方設置法台，法台的面積應滿足審判活動的需要，高度為２０至６０厘米。法台上設置法桌、法椅，為審判人員席位。審判長的座位在國徽下正中處，審判員或陪審員分坐兩邊。法桌、法椅的造型應莊重、大方，顏色應和法台及法庭內的總體色調相適應，力求嚴肅、莊重、和諧。法台右前方為書記員座位，同法台成４５°角，書記員座位應比審判人員座位低２０至４０厘米。審判台左前方為證人、鑒定人位置，同法台成４５°角。法台前方設原、被告及訴訟代理人席位，分兩側相對而坐，右邊為原告席位，左邊為被告座位，兩者之間相隔不少於１００厘米，若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較多，可前後設置兩排座位；也可使雙方當事人平行而坐，而向審判台，右邊為原告座位，左邊為被告座位，兩者之間相隔不少於５０厘米」。 而西方的法庭布置在我看來相對於我國要細致一些。首先是法官的座位，位於法庭的正前方的中間，並且也是整個法庭的位置最高處；法官位置的左側是書記員的位置，右側是證人席，而其正前方是法庭辦事人員的席位；整個法庭的左側是陪審團的席位，通常有十四個座位，供十二個陪審員和二個候補陪審員使用；而無論民事還是刑事審判，當事雙方都坐在法庭中間並面對著法官；另外，法警的位置靠近被告人，為的是防止被告人逃逸或制止其的暴力行為；在當事人座位的後方，便是旁聽席了。 在西方人的眼裡，法院並不是單純的國家機器，更不是專政機關，而是一種制度，一種理念，一種信仰，一種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之處體現在包括法院建築設計和法庭布置的方方面面，從中也體現出中西方兩種大為不同的法律價值觀。相比之下，中國的法院在建築和法庭布置上所體現的，更多的是一種以國家公權力裁決民事，刑事案件的居高臨下的國家調整性，而西方的法庭則更多的給人以運用單純的公正的判決，還當事雙方以本來的公平的平民性。糾其原因恐怕還要從雙方的法律發展史和固有的法律觀念上去尋求解答，在此不再贅述。 二． 法袍 對於中國的法官來說，法袍還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鮮事物，自建國之始，長久以來我國的法官們一直是以頭戴大蓋帽，身穿配有肩章的軍裝式制服的形象出現在老百姓的面前。軍裝式制服成為法官作為國家公務員和國家強制力的實施者的一種外在表現。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同時發布了一項通告，宣布法官和檢察官將更換軍裝式制服，並以西裝式的文官制服代替，法官則在開庭時還要加披法袍。軍裝式制服的廢止，說明了中國法官的定位在走向文官制，日漸擺脫國家專政的形象，回歸其司法的本位。 西方的法官們在開庭時身著法袍的傳統由來以久。在西方的著裝文化中，黑色是一種十分莊重的色彩，有資格身著黑袍的一般只有三種職業：牧師、法官、學者。而法官身穿的黑色法袍，象徵著智慧、公正、良知和道德，人們相信身穿法袍的法官是公正的裁判。 如果說軍裝式的法官制服象徵著國家強力和上級對於下級的絕對的支配的話，那麼文官式的法袍則體現了一種莊重的，令人產生發自內心的敬畏的法律精神。而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區別。 三． 法槌 說到法槌，乍看之下似乎是西方法律文化的產物，其實不然。我國古代便以有了自己的「法槌」——驚堂木。驚堂木曾經是古代上至一品大員，下到七品縣官們升堂的必備之物。然而在建國後的法庭上，法官們的手裡突然變的空盪盪的。在司法改革的過程中，給法官一柄法槌提上了改革者的議事日程上來。根據調查，我國第一次使用法槌開庭審理的案件是 2001年9月14日，廈門思明區法院開庭審理的一起受賄案。當時擔任審判長的陳國猛法官敲響了中國大陸庭審的第一槌。不到4個月，法槌的使用便從廈門推廣到了全國。2002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文，決定從2002年6月1日起全國法院統一使用法槌。 在西方的法庭上，一直有使用法槌來維護庭審秩序的傳統。西方的法官們普遍認為：法槌是法官開庭時的一件道具，它象徵著國王的權杖，代表著司法的權威，維護著法庭的秩序。 【建議和結論】 通過這次的社會調查，我通過對法院的設置、法庭的布置、法袍、法錘等方面的情況的調查和研究，以及通過中西方在法庭布置和細節上所體現的法律文化差異進行的比較找到了一些中西方在法院、法庭、法官等方面的不同，我得出的調查結論是：中西方法庭的布置和細節都極其鮮明的表現了其在各自的法律文化圈中的特色，雙方在法律文化和法庭文化上的發展歷程都是以本文化體系內的法律傳統為基礎，兼收了其他不同法律文化的經驗，發展而來。其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法庭文化由於其本身的根基深厚，因此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繼承傳統的部分大於吸收外來的部分。而中國的法庭文化，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現在我國正處於司法改革時期的特殊的情況，因而造成了吸收外來的部分大於繼承傳統的部分。同時西方的法庭文化乃至法律文化有著悠久而堅實的文化底土的培育，而作為處於改革時期的中國的法庭文化所欠缺的這是象西方那樣的深厚的法制文化底土的滋養。其次相較於西方法庭在案件審理中所體現的民本主義，中國法院在現階段的案件審理中仍不免於表現出殘存的官本位主義，特別是在國家公訴的案件中。而我認為這正是在中國法制思想仍無法廣泛傳播，無法深入每個公民內心的症結所在。通過此次的調查和比較分析，我感到我國法制建設的出路應在於向公民宣示法律的公正和權威，使法律的公平，正義的觀念深入人心，舍棄「官本位」，通過持續不斷的司法改革，將法律的民本主義踐行到底。

E. 法院審判桌椅的尺寸

法院審判桌椅模擬的和常規的一套桌椅都是常年庫存現貨 ，到貨時間看您的具體地專址，一屬般浙江、福建、江蘇、上海、北京這些城市都是3天到貨的。這類桌椅的材質、尺寸和要求都是按國標准質來做的，如果是投標的話，都有相應的文件，不需要找的。如果親想知道具體尺寸，可以到網路上搜，佛山這邊很多廠家有生產銷售這些法院審判桌椅，也有免費報價的，希望可以幫到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