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公報
❶ 急需關於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的外文資料
內容摘要：目前抄，我國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應首先從程序上進行完善。一要賦予檢察機關對公安強制措施的批准權及糾正違法的強制處分權；二要確認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三要增強犯罪嫌疑人的自保能力；四是完善刑事程序制裁製度；五要建立羈押與訊問分離制度。
❷ 台灣的「五大院」是哪五大我知道有「行政院」，「立法院」
台灣的「五大院」:「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根據台灣當局「憲法」規定，「行政院」是台灣當局最高行政機關，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和有關部會首長的副署；「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和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及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系事項；「行政院」對「立法院」所決議的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及重要政策有異議時，須經「總統」的核可，才能移送「立法院」復議，若出席「立法院」的三分之二「立法委員」表決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長」應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根據台灣當局「憲法」規定，「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委員」組成，具有決議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務之權。對於「立法院」的職權，自1990年後經歷次「修憲」，作了較大變更。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職權尚包括：提「憲法」修正案、決議變更領土、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對「總統」提名之「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考試院」正副「院長」及考試委員、「監察院」正副「院長」及監察委員行使同意權，並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司法院」系台灣當局的「最高司法」機關，主管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審判及對公務人員的懲戒審議等事項，並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司法院」設大法官會議，院長為主席，行使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下設秘書處、第一廳、第二廳、第三廳、第四廳、參事室、會計處、統計處、人事處、公共關系室以及各種委員會等機構。「司法院」置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考試院」系台灣當局最高考試機構，掌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任免、考績、級俸、升遷、保障、褒獎、撫恤、退休、養老等事項。
「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考選、銓敘兩部部長組成。下設秘書處、會計室、統計室、人事室、訴願審議委員會、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考試院公報指導委員會等機構。
「考試院」置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幹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院長綜理院務，並為「考試院」會議主席。
「考試院」設考選、銓敘兩部，分別掌理考選行政與文職公務員之銓敘，以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理事項。另外設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監理委員會。
「考試院」名義上仍為台灣當局的最高考試機關，實際上已形同虛設。
根據台灣「憲法」規定，該院是台灣當局的最高「監察」機關。1948年5月在大陸選出「監察委員」180人，任期6年，於1954年5月期滿。國民黨去台後，蔣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名義，決定「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聘與召集之前」，「第一屆委員繼續行使其職權」。
❸ 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
您好！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請您閱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見，全文如下：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數十年來民商事審判的實踐中，越來越明顯地貫徹鼓勵交易、契約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傾向於保護合同效力，對認定合同無效的態度日趨謹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強制性規定」限定在「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范圍內，明確了管理性的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司法解釋實施後，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成為考量合同效力的關鍵，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引發熱烈討論。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詳析如下：
【強制性規定分類】
首先，強制性規定包括效力性規定與管理性規定，並非所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一概無效，應判斷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首次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層面上，提出了應當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認定合同效力的觀點。奚曉明院長在該次會議中指出：「強制性規定又包括管理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管理性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並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此類規范不僅旨在處罰違反之行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違反了效力性的強制規范的，才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的司法態度。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5條亦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闖法官對此作了詳細闡釋。王闖法官提出，我國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就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之間區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識：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合同未必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的規定意味著，司法解釋將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區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該區分原則的理論基礎在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未必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此類合同未必絕對無效。
【如何區分】
其次，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
就具體如何識別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準的司法意見。在肯定性識別上，應區分以下兩個層次判斷。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是，則該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在否定性識別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立法目的判斷，如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是實現管理的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二，從調整對象判斷，一般而言，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針對的都是行為內容，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
當然，採取上述正反兩個標准判斷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提出，關於效力性規定的實質判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第一，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是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現實性的損害，如果僅僅是間接的、可能的損害，則一般不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二，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應當是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如果僅為輕微損害則不宜認定為效力性規定；第三，辨識效力性規定還應當綜合把握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信賴利益等利益關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標准。該意見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法律法規的意旨，權衡相互沖突的權益，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綜合認定強制性規定的類型。如果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必要時應當徵求相關立法部門的意見或者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舉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條前段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超出業務范圍管理權利人的權利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其與使用者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無效」。採用肯定性識別標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或合同條款無效，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又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商品房預售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將預售合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和土地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六條明確，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備案手續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等五項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信用社違反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所簽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復》（法經[2000]27號函）中明確，《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是「關於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面的規定，它體現中國人民銀行更有效地強化對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的審慎監管，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應當依據該條規定對自身的資產負債比例進行內部控制，以實現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所進行的民事活動如違反該條規定的，人民銀行應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但不影響其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也不影響其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即舉此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即屬於管理性的強制規范」。
《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調整對象是限制主體的行為資格，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與托運人訂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簽發的提單是否有效的請示的復函》（[2007]民四他字第19號）中明確，根據《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本案中當事人在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情況下簽發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門登記的提單，違反了《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向有關交通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交通主管部門予以處罰」。但當事人「收到貨物後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提單的行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該提單應認定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亦有對法律法規有關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例。這些判例中亦體現了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方法。如（2003）民二終字第14號民事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時要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范圍和額度進行收購，超出確定的范圍和額度要由國務院專項審批的規定，是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債權轉讓合同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不屬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不能認定合同無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梅州市梅江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江南信用社訴羅苑玲儲蓄合同糾紛案），人民法院認定「國務院《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對金融機構管理性規定，不是對儲蓄機構對外簽訂、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規定，不影響儲蓄機構在從事民事活動中的行為的效力，不能以儲蓄機構違反該項規定為由，確認涉案儲蓄合同關於存期的約定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針對特定主體的對內管理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規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總結】
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作出區分，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均漸成共識。但亦有不同觀點，認為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無實義。有學者提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是一記『馬後炮』，其實質不過是對強制規范對合同影響之判斷結果的一種描述，並無能力指導法官的預先判斷」，「要真正識別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是離不開實質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棄了實質的判定，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幾乎就無法展開。而一旦我們採取了實質的判定標准，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回應，「這一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從司法實踐角度，強調將違法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無疑意義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從實體上界定。如脫離違法的層面而單以利益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可能導致法官因其個人認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無效判決隨意化，造成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顯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無效的本質乃是損害公共利益，而違法則包含了損害公共利益的絕大多數情形。」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見，合同不因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綜合衡量，判斷強制性規定構成效力性規定還是管理性規定。
謝謝閱讀！
❹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
法發〔〕12號
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 為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司法解釋工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等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
第三條 司法解釋應當根據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結合審判工作實際需要制定。
第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應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第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條 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批復」和「決定」四種。
對在審判工作中如何具體應用某一法律或者對某一類案件、某一類問題如何應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釋，採用「解釋」的形式。
根據立法精神對審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規范、意見等司法解釋，採用「規定」的形式。
對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就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請示制定的司法解釋，採用「批復」的形式。
修改或者廢止司法解釋，採用「決定」的形式。
第七條 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解釋的工作，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和雙方協商一致的意見辦理。
第八條 司法解釋立項、審核、協調等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統一負責。
二、立項
第九條 制定司法解釋，應當立項。
第十條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釋的立項來源：
（一）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提出制定司法解釋的要求；
（二）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業務部門提出制定司法解釋的建議；
（三）各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釋的建議或者對法律應用問題的請示；
（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提出制定司法解釋的議案、提案；
（五）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釋的建議；
（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需要制定司法解釋的其他情形。
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需要制定司法解釋的，應當層報高級人民法院，由高級人民法院審查決定是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釋的建議或者對法律應用問題進行請示。
第十一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要求制定司法解釋的，由研究室直接立項。
對其他制定司法解釋的立項來源，由研究室審查是否立項。
第十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業務部門擬制定「解釋」、「規定」類司法解釋的，應當於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的立項建議送研究室。
研究室匯總立項建議，草擬司法解釋年度立項計劃，經分管院領導審批後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因特殊情況，需要增加或者調整司法解釋立項的，有關部門提出建議，由研究室報分管院領導審批後報常務副院長或者院長決定。
第十三條 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業務部門擬對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的請示制定批復的，應當及時提出立項建議，送研究室審查立項。
第十四條 司法解釋立項計劃應當包括以下內容：立項來源，立項的必要性，需要解釋的主要事項，司法解釋起草計劃，承辦部門以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十五條 司法解釋應當按照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立項計劃完成。未能按照立項計劃完成的，起草部門應當及時寫出書面說明，由研究室報分管院領導審批後提交審判委員會決定是否繼續立項。
三、起草與報送
第十六條 司法解釋起草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各審判業務部門負責。
涉及不同審判業務部門職能范圍的綜合性司法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負責起草或者組織、協調相關部門起草。
第十七條 起草司法解釋，應當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總結審判實踐經驗，廣泛徵求意見。
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難問題的司法解釋，經分管院領導審批後報常務副院長或者院長決定，可以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第十八條 司法解釋送審稿應當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關專門委員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相關工作部門徵求意見。
第十九條 司法解釋送審稿在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前，起草部門應當將送審稿及其說明送研究室審核。
司法解釋送審稿及其說明包括：立項計劃、調研情況報告、徵求意見情況、分管副院長對是否送審的審查意見、主要爭議問題和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以及其他相關材料。
第二十條 研究室主要審核以下內容：
（一）是否符合憲法、法律規定；
（二）是否超出司法解釋許可權；
（三）是否與相關司法解釋重復、沖突；
（四）是否按照規定程序進行；
（五）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六）是否充分、客觀反映有關方面的主要意見；
（七）主要爭議問題與解決方案是否明確；
（八）其他應當審核的內容。
研究室應當在一個月內提出審核意見。
第二十一條 研究室認為司法解釋送審稿需要進一步修改、論證或者協調的，應當會同起草部門進行修改、論證或者協調。
第二十二條 研究室對司法解釋送審稿審核形成草案後，由起草部門報分管院領導和常務副院長審批後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
四、討論
第二十三條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應當在司法解釋草案報送之次日起三個月內進行討論。逾期未討論的，審判委員會辦公室可以報常務副院長批准延長。
第二十四條 司法解釋草案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的，由院長或者常務副院長簽發。
司法解釋草案經審判委員會討論原則通過的，由起草部門會同研究室根據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進行修改，報分管副院長審核後，由院長或者常務副院長簽發。
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制定司法解釋的條件尚不成熟的，可以決定進一步論證、暫緩討論或撤銷立項。
五、發布、施行與備案
第二十五條 司法解釋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形式發布。
司法解釋應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和《人民法院報》刊登。
司法解釋自公告發布之日起施行，但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條 司法解釋應當自發布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備案報送工作由辦公廳負責，其他相關工作由研究室負責。
第二十七條 司法解釋施行後，人民法院作為裁判依據的，應當在司法文書中援引。
人民法院同時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釋作為裁判依據的，應當先援引法律，後援引司法解釋。
第二十八條 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適用司法解釋的情況進行監督。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適用司法解釋的情況進行監督。
六、編纂、修改、廢止
第二十九條 司法解釋的編纂由審判委員會決定，具體工作由研究室負責，各審判業務部門參加。
第三十條 司法解釋需要修改、廢止的，參照司法解釋制定程序的相關規定辦理，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第三十一條 本規定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1997年7月1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同時廢止。
❺ 違反公司法第16條，是無效還是可撤銷
一、相對人明知公司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而與之簽訂投資或擔保合同的，應認定合同無效。
《公司法》第十六條是法律規定，雖不針對、不約束相對人，但依一般法理，相對人有適當注意的義務。正因為如此，在明知公司違反該規定情形下還與公司簽訂合同，可以認定其與公司的行為屬惡意串通。
《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 下列民事行為無效：
（四）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二、違反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不能援引擔保法相關司法解釋認定合同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四條 董事、經理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六十條的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擔保合同無效。除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債務人、擔保人應當對債權人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5)立法院公報擴展閱讀：
中國（適格主體只有股東，且未對行使撤銷權的股東資格做任何限制）
舊《公司法》第111條規定:「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違法行為和侵害行為的訴訟。」
《公司法》第22條：
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公司決議無效確認之訴)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
股東依照前款規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要求股東提供相應擔保。（防止股東濫用該權利，延誤公司經營決策執行，提供擔保）公司根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已辦理變更登記的，人民法院宣告該決議無效或者撤銷該決議後，
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撤銷變更登記。（及時申請撤銷變更登記）（2005年公司法修改時新加入的規定。主要是出於對中小股東的保護，防止大股東濫用所持表決權架空小股東的表決權，賦予股東對違法會議召集、表決的訴權）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3條：原告以公司法第二十二第二款、第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事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時，超過公司法規定期限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❻ 台灣話的學測、段考、指考、基測是什麼意思
1、學測：是高中考大學，在每年一二月的時候。
2、段考：是不論什麼階段的學習，每一個學校在學期內都會主辦幾次段考，絕大份是3次，還有期末考。
3、指考(指定科目考試)：是台灣高中生的第二次能力測驗，在七月實施測。
學生們可以決定要考哪些科目，科目有國文，英文，數學甲(理科程度)，數學乙(文科程度，較易)，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文理科生都可以跨考)依照分數的高低來決定。
4、基測：是國中考高中，總共有兩次，在五月和七月。
(6)立法院公報擴展閱讀
台灣話考試院
除院本部外，還包括4個所屬機關，分別是考選部、銓敘部、保訓會和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監理委員會（簡稱基金監理會）。
考試院置院長、副院長各1人、考試委員19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任期6年。另置秘書長、副秘書長各1人。考試院的政策及有關重大事項，都需經過考試院會議討論決定。
考選部主管公務人員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等各種省考試；銓敘部負責公務人員之銓敘、撫恤、退休及其任免、考績、級俸、升遷、褒獎等法制事項；保訓會負責有關公務人員權利保障與訓練進修政策、法制事項，並執行各項保障業務暨規劃辦理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訓練、升任官等及行政中立等項訓練。
基金監理會則負責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的審議、監督及考核事項。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規定，該局有關考銓業務，應受考試院監督。
❼ 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的區別王澤鑒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數十年來民商事審判的實踐中，越來越明顯地貫徹鼓勵交易、契約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傾向於保護合同效力，對認定合同無效的態度日趨謹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強制性規定」限定在「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范圍內，明確了管理性的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司法解釋實施後，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成為考量合同效力的關鍵，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引發熱烈討論。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詳析如下：
【強制性規定分類】
首先，強制性規定包括效力性規定與管理性規定，並非所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一概無效，應判斷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首次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層面上，提出了應當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認定合同效力的觀點。奚曉明院長在該次會議中指出：「強制性規定又包括管理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管理性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並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此類規范不僅旨在處罰違反之行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違反了效力性的強制規范的，才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的司法態度。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5條亦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闖法官對此作了詳細闡釋。王闖法官提出，我國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就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之間區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識：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合同未必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的規定意味著，司法解釋將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區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該區分原則的理論基礎在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未必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此類合同未必絕對無效。
【如何區分】
其次，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
就具體如何識別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準的司法意見。在肯定性識別上，應區分以下兩個層次判斷。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是，則該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在否定性識別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立法目的判斷，如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是實現管理的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二，從調整對象判斷，一般而言，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針對的都是行為內容，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
當然，採取上述正反兩個標准判斷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提出，關於效力性規定的實質判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第一，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是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現實性的損害，如果僅僅是間接的、可能的損害，則一般不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二，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應當是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如果僅為輕微損害則不宜認定為效力性規定；第三，辨識效力性規定還應當綜合把握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信賴利益等利益關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標准。該意見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法律法規的意旨，權衡相互沖突的權益，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綜合認定強制性規定的類型。如果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必要時應當徵求相關立法部門的意見或者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舉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條前段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超出業務范圍管理權利人的權利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其與使用者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無效」。採用肯定性識別標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或合同條款無效，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又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商品房預售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將預售合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和土地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六條明確，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備案手續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等五項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信用社違反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所簽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復》（法經[2000]27號函）中明確，《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是「關於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面的規定，它體現中國人民銀行更有效地強化對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的審慎監管，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應當依據該條規定對自身的資產負債比例進行內部控制，以實現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所進行的民事活動如違反該條規定的，人民銀行應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但不影響其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也不影響其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即舉此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即屬於管理性的強制規范」。
《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調整對象是限制主體的行為資格，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與托運人訂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簽發的提單是否有效的請示的復函》（[2007]民四他字第19號）中明確，根據《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本案中當事人在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情況下簽發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門登記的提單，違反了《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向有關交通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交通主管部門予以處罰」。但當事人「收到貨物後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提單的行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該提單應認定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亦有對法律法規有關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例。這些判例中亦體現了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方法。如（2003）民二終字第14號民事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時要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范圍和額度進行收購，超出確定的范圍和額度要由國務院專項審批的規定，是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債權轉讓合同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不屬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不能認定合同無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梅州市梅江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江南信用社訴羅苑玲儲蓄合同糾紛案），人民法院認定「國務院《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對金融機構管理性規定，不是對儲蓄機構對外簽訂、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規定，不影響儲蓄機構在從事民事活動中的行為的效力，不能以儲蓄機構違反該項規定為由，確認涉案儲蓄合同關於存期的約定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針對特定主體的對內管理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規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總結】
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作出區分，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均漸成共識。但亦有不同觀點，認為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無實義。有學者提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是一記『馬後炮』，其實質不過是對強制規范對合同影響之判斷結果的一種描述，並無能力指導法官的預先判斷」，「要真正識別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是離不開實質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棄了實質的判定，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幾乎就無法展開。而一旦我們採取了實質的判定標准，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回應，「這一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從司法實踐角度，強調將違法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無疑意義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從實體上界定。如脫離違法的層面而單以利益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可能導致法官因其個人認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無效判決隨意化，造成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顯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無效的本質乃是損害公共利益，而違法則包含了損害公共利益的絕大多數情形。」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見，合同不因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綜合衡量，判斷強制性規定構成效力性規定還是管理性規定。
❽ 效力性強制性規范與管理性強制性規范有什麼不同
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請您閱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見，全文如下：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數十年來民商事審判的實踐中，越來越明顯地貫徹鼓勵交易、契約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傾向於保護合同效力，對認定合同無效的態度日趨謹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強制性規定」限定在「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范圍內，明確了管理性的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司法解釋實施後，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成為考量合同效力的關鍵，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引發熱烈討論。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詳析如下：
【強制性規定分類】
首先，強制性規定包括效力性規定與管理性規定，並非所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一概無效，應判斷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首次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層面上，提出了應當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認定合同效力的觀點。奚曉明院長在該次會議中指出：「強制性規定又包括管理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管理性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並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此類規范不僅旨在處罰違反之行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違反了效力性的強制規范的，才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的司法態度。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5條亦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闖法官對此作了詳細闡釋。王闖法官提出，我國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就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之間區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識：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合同未必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的規定意味著，司法解釋將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區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該區分原則的理論基礎在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未必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此類合同未必絕對無效。
【如何區分】
其次，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
就具體如何識別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準的司法意見。在肯定性識別上，應區分以下兩個層次判斷。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是，則該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在否定性識別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立法目的判斷，如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是實現管理的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二，從調整對象判斷，一般而言，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針對的都是行為內容，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
當然，採取上述正反兩個標准判斷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提出，關於效力性規定的實質判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第一，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是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現實性的損害，如果僅僅是間接的、可能的損害，則一般不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二，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應當是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如果僅為輕微損害則不宜認定為效力性規定；第三，辨識效力性規定還應當綜合把握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信賴利益等利益關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標准。該意見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法律法規的意旨，權衡相互沖突的權益，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綜合認定強制性規定的類型。如果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必要時應當徵求相關立法部門的意見或者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舉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條前段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超出業務范圍管理權利人的權利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其與使用者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無效」。採用肯定性識別標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或合同條款無效，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又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商品房預售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將預售合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和土地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六條明確，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備案手續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等五項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信用社違反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所簽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復》（法經[2000]27號函）中明確，《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是「關於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面的規定，它體現中國人民銀行更有效地強化對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的審慎監管，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應當依據該條規定對自身的資產負債比例進行內部控制，以實現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所進行的民事活動如違反該條規定的，人民銀行應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但不影響其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也不影響其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即舉此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即屬於管理性的強制規范」。
《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調整對象是限制主體的行為資格，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與托運人訂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簽發的提單是否有效的請示的復函》（[2007]民四他字第19號）中明確，根據《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本案中當事人在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情況下簽發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門登記的提單，違反了《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向有關交通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交通主管部門予以處罰」。但當事人「收到貨物後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提單的行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該提單應認定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亦有對法律法規有關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例。這些判例中亦體現了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方法。如（2003）民二終字第14號民事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時要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范圍和額度進行收購，超出確定的范圍和額度要由國務院專項審批的規定，是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債權轉讓合同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不屬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不能認定合同無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梅州市梅江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江南信用社訴羅苑玲儲蓄合同糾紛案），人民法院認定「國務院《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對金融機構管理性規定，不是對儲蓄機構對外簽訂、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規定，不影響儲蓄機構在從事民事活動中的行為的效力，不能以儲蓄機構違反該項規定為由，確認涉案儲蓄合同關於存期的約定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針對特定主體的對內管理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規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總結】
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作出區分，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均漸成共識。但亦有不同觀點，認為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無實義。有學者提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是一記『馬後炮』，其實質不過是對強制規范對合同影響之判斷結果的一種描述，並無能力指導法官的預先判斷」，「要真正識別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是離不開實質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棄了實質的判定，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幾乎就無法展開。而一旦我們採取了實質的判定標准，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回應，「這一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從司法實踐角度，強調將違法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無疑意義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從實體上界定。如脫離違法的層面而單以利益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可能導致法官因其個人認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無效判決隨意化，造成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顯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無效的本質乃是損害公共利益，而違法則包含了損害公共利益的絕大多數情形。」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見，合同不因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綜合衡量，判斷強制性規定構成效力性規定還是管理性規定。
❾ 立法法第86條第2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八十六條 部門規章簽署公布後，及時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地方政府規章簽署公布後，及時在本級人民政府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本行政區域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報上刊登的規章文本為標准文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釋義第86條：
第八十六條 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一致時，由有關機關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作出裁決：
(一)同一機關制定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由制定機關裁決；
(二)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三)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
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與法律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釋義】本條是關於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一致時裁決機關的規定。
雖然本法確立了規范性文件之間的效力等級以及決定規范性文件沖突的適用規則，但僅此還不足以解決所有的規范性文件之間的沖突。如本法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許可權范圍內施行。沒有規定誰高誰低，發生沖突，該適用哪個規章，還是難以判斷的。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種解決規范性文件之間沖突的機制。本條規定了幾種規范性文件沖突時的裁決機關：
一、由制定機關裁決
同一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具有同等效力，從理論上說，它們會協調一致，不會出現沖突。但是，由於不同的規范性文件調整社會關系的范圍和角度不一樣，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時間有先有後，以及立法技術的缺陷等原因，同一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一致的現象還是存在的。因此，本項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由制定機關裁決。制定機關可以根據立法的目的、原意作出裁決。
需要指出的是，省、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與其所轄的省會市、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效力等級是一樣的，它們之間發生沖突，應當由省人大常委會裁決。
二、由國務院決定或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地方性法規是由地方權力機關制定的，在其所轄行政區域內有效，部門規章是由國務院部門制定的，在全國范圍內有效，從適用的地域范圍上，部門規章大於地方性法規。但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不是一個效力層次，地方性法規可以作為人民法院的審判依據，規章在法院審判時只作為參照。因此，不好明確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誰高誰低，發生沖突時，誰該優先適用。這就需要有個解決沖突的機制。本法規定由國務院先提出意見，是因為國務院有權對規章是否合法或合理作出判斷，如果是規章的問題，國務院可以行使改變或撤銷權，但國務院無權改變或撤銷地方性法規，因此，如果國務院認為地方性法規有問題，應當適用部門規章，應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裁決。
三、由國務院裁決
部門規章是國務院部門在其許可權范圍內制定的，由於管理許可權劃分不清或交叉，部門規章的規定會有沖突。同時，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之間調整的社會關系有時是重合的，部門規章在全國范圍內施行，地方政府規章在其所轄區域內有效，因此，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也會發生沖突，由於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不好明確規定發生沖突時誰該優先適用。因此，本法規定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
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
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可以對法律作變通規定；根據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也享有較大的立法許可權，以至於有觀點認為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的效力相當於法律。因此，當它們與法律不一致時，需要判斷其對法律所作的變通是否合理？是不是違反授權規定？是不是違背法律的基本原則？如果沒有違背法律的基本原則，沒有違反授權規定，對法律所作的變通是合理的，就應當適用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如果不能確定，就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