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官思想的比較

1.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異

1.在思維方式方面上，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幾乎大部分人都會辯論；中國人注重直觀、整體、經驗；

2.在價值取向方面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中國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

3.在倫理道德方面上，西方人注重個人放任，創新發展，張揚榮譽；中國人崇尚個人奮斗，尤其為個人取得成就而自豪，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和獲得成就後的狂喜。

4.在行為規范方面上，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國人「重義」、「重情」。

中西方文化的感性與理性趨向差異很有趣。

西方文化發展的感性趨向，造就了西方現代文化的外在領域—娛樂業和競賽也的不斷發達；西方文化發展的理性趨向，推動了現代文化的內在領域—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

中國文化中的感性和理性兩極都不像西方那樣發達，缺少感性沖動和理性追索，因而會造成傳統的體育與科學發育不良。缺少感性沖動的文化，就很難有文化理性的突破與發展。

在感性生命方面，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知足常樂、能忍自安、不為人先、不恥人後的觀念。

在理性生命方面，中國文化有一種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的精神。這種只注重過去的實踐經驗而忽視未來的發展變化的思維傳統，有助於防止我們的民族陷入各種精神誤區，但卻同時限制了我們知識想像的自由空間和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熱情。

(1)中外法官思想的比較擴展閱讀：

中國文化下的民主與人權：

一、中國不是沒有民主，而是，它的「立體民主」與西方不一樣。何況，在朝廷之內，有諸如祖制與御史對皇權的實際約束，以及皇帝通常必須有臣子之奏摺方有機會批示以表達皇室「諭旨」之傳統慣例，這等於是現代政治學中的一種橫面之分權與牽制。

而這種種形式上的差異，正好是由於文化與歷史背景不同所致。而其民主實質與精神，不應因形式有異而否定它的存在。

二、同樣，中國不是不注重人權，而是將人權概括於民族權之中。在這點上與西方人權相比，我們不妨將民族權稱之為「宏觀的人權」。這個與西方的差異，也是出於文化與歷史差異所致。這不但是意義上的差異，而且是在形式上的表現不同。

三、西方人將他們微觀的人權以及橫面的民主政治定為「普世價值」，至少在中國的民族權（即宏觀的人權）以及「立體民主」的對照下，他們的普世性出了嚴重問題。

我們必須對他們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的來蹤去路嚴加審視，以鑒別它們是否可以移植到另一文化而具有同樣的意義以及同樣的表現方式。

2. 中外現代政治制度對比

（一）、共同點
1、在議員或代表產生方式上，都有各自認可的條件、按一定法律程序經選舉產生，並按一定選民比例加基本數分配議員或代表的名額，而且都是屆期制。
2、在議員或代表的權利與義務上，都有提案權、討論表決權、咨詢權、言論免責權、人身自由保護權，承擔向選民或人民負責的義務。
3、在內部組織結構上，都有一個負責召集和主持會議的指導機構，有一個大會負責組織和領導會務服務工作的秘書長，有協助審議的各種委員會和工作機構。
（二）、不同點
1、代議機關組成人員的階級基礎不同，履行職責的方式不一樣。
2、在內部組織結構上，資本主義議會設置議長和議會黨團，社會主義人民代表大會設置常設機關，這是各自獨存的。
3、在權力結構方面，資本主義議會只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立法機關，而社會主義人民代表機關不僅是國家的立法機關，而且是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全權機關。
4、在組織活動原則上，資本主義議會制是「分權制衡」，社會主義人民代表制是「議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
三、中西代議制度功能效應比較（2學時）
（一）、共同點
1、都行使國家的立法權、監督權、人事任免權以及重大事務決定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其實際功能效應都受內外因素的影響。
（二）、不同點
1、職權范圍不同
2、發展方向不同
四、討論與思考（4學時）
1、不同國家的代議制度不可簡單摹仿；代議制度功能效應的發揮取決於諸多因素。
2、借鑒西方議會政治的有益成果，完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第三講 選舉制度比較
本講主要介紹了選舉制度的一般理論，中西方在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選舉的民主程序等方面的異同點，西方選舉制度的經驗教訓，中國選舉制度的完善與發展。
教學時數：8學時。講授6學時，討論2學時。
教學重點：選舉制度及其相關范疇，普遍選舉權原則和平等選舉權原則，選舉的民主程序，
教學難點：西方選舉技術的構成及特點，中國選舉機制的缺陷與完善。
主要內容：
一、選舉制度概述（1學時）
1、選舉制度及其相關范疇
2、中外選舉制度的歷史發展
二、選舉的基本原則（2學時）
1、普遍選舉權原則
2、平等選舉權原則
3、直接選舉原則
4、秘密投票原則（無記名投票原則）
5、等額差額選舉原則
三、選舉的民主程序（3學時）
1、選舉組織與選區劃分
2、選舉方式與選舉類型
3、選民資格與候選人資格
4、選舉過程與選舉監督
5、討論與思考：從總統大選看美國的選舉制度
四、借鑒西方選舉技術，完善中國選舉制度（2學時）
1、西方選舉技術的構成及特點
2、西方選舉制度的經驗教訓及其啟示
3、中國選舉機制的缺陷與完善
第四講 政黨制度比較
本講介紹了與政黨制度相關的幾個基本概念，分析了中西政黨制度結構模式的異同點，比較了中西政黨制度的功能效應。
教學時數：8學時。講授6學時，討論2學時。
教學重點：政黨與代議機構、政黨與政府的關系模式比較，中西政黨制度功能比較
教學難點：多黨制，中國政黨制度結構優化問題
主要內容：
一、政黨制度及其類型（2學時）
1、政黨、政黨政治、政黨制度的涵義
2、政黨制度的類型
3、學術爭鳴：是否可以使用社會主義多黨制的概念
二、中西政黨制度結構模式比較（4學時）
1、政黨制度的的內部結構，即政黨與政黨之間的關系模式。
2、政黨制度的的外部結構，即政黨與其他政治實體的關系模式。
3、討論與思考：政黨制度結構優化問題
三、中西政黨制度功能比較（2學時）
1、政黨功能比較
2、政黨制度功能比較
第五講 公務員制度比較
本講介紹了公務員制度的一般理論，分析了中西公務員制度的主要差異，西方公務員制度的發展趨向以及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完善途徑。
教學時數：8學時。講授6學時，討論2學時。
教學重點：中西公務員制度的主要差異。
教學難點：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完善途徑。
主要內

3. 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何特點

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特點有：

法官是中立的，既不偏頗政府，也不能偏頗人民。因此一個真正中立的法官除了獨立於政府之外，還應獨立於輿論及民意，只忠實與法律（有一法官為了防止其對某件案件的裁決受輿論先入為主的影響而終身不看報紙）。

這是一個職業分工的問題，雖然美國是傳統的民主政府，但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及國民主的缺陷（多數人的暴政），民主政治的本質，在於多數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誰也對抗不了多數。但相對於一般不懂法律的民眾而言，法官更加熟悉法律程序、法律規則，民眾會被蒙蔽，所以眾意不可靠，實際上這是一個職業分工問題，就像法官不能夠去當足球裁判一樣，因為足球的規則法官不懂，在訴訟過程中也一樣，民眾不可能象法官那樣懂法，因此民眾作為旁觀者在案件審理中不一定是被蒙蔽而認識錯誤，而常常是由於觀念的非職業性帶來的對法律事務的陌生，使得他們無法對案件作出法律上正確的判斷。美國人賦予法學家的權威和任其對政府施加的影響，是美國今天防止民主偏離正軌的最堅強壁壘。全國的多數，盡管其激情動人，其倡議振奮人心，也無法在全國各地以同樣方法在同一時間使全體公民服從它的意旨。法官通過對裁決法律不符合憲法（司法審查權）來達到防止民主暴政的目的。

3.高薪制

即薪水不能被裁減，這可以杜絕政府（通過國會）做一些小動作（如通過削減薪酬，使法官識趣，使判決符合政府意願）來間接控製法官。

4. 求中西信用思想對比分析

論韋伯的信用觀及中西信用之差異

單玉華

摘 要：韋伯是世界上最早從經濟倫理角度關注信用問題的西方思想家，他把信用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認為這是推動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重要動力。韋伯的信用觀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本文以韋伯理論為參照，客觀剖析了中西信用在作用范圍、作用基礎和發展途徑上的一系列差異，並認為這是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德治國家出現重大信用問題的深層原因之一。

關鍵詞：韋伯；信用；倫理；資本主義精神；儒學

中國目前的信用困境，使我們開始關注信用問題。韋伯的信用理論為我們反思中國的信用問題提供了一面鏡子。對韋伯在上世紀初提出的信用觀，人們用了將近100年的時間去體驗。當我們回首韋伯的論斷時，不能不感嘆韋伯在觀察某些問題上的敏銳。韋伯的信用觀跨越了經濟、倫理和宗教三大領域，他把信用和「資本主義精神」連接起來，剖析了二者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借鑒韋伯的論述，對比中西信用的差異，對於我們今天的信用建設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韋伯的信用觀與資本主義精神
「信用」的含義有四種：第一種是字面含義，指信任使用；第二種是「倫理信用」，指誠實守信，實踐成約；第三種「心理信用」，指建立在倫理信用基礎上的信任心理和由此形成的人際關系。第四種是「經濟信用」，指建立在倫理信用基礎上的、以借貸關系表現的價值運動形式。本文的「信用」，指倫理學意義上的信用及其在經濟領域中的延展。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是當代西方有影響的思想家，也是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他把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歸結於資本主義精神的作用，而這種資本主義精神，在相當層面可以歸結為以信用為基本內涵的倫理精神。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現象，不僅具有表面的活動方式，更具有內在的精神特徵和精神內涵，韋伯把它稱為「資本主義精神」。他說，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不是可以簡單定義的東西，但是它有一些特質性表現，藉助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能夠生動地概括他要表述的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引用富蘭克林的幾段文字中，多半內容與信用有關，它們是：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里可以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

「切記下面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准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著的所有的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

「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

「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當心，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很多有借貸信用的人都犯了這個錯誤。」

「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只有六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①

韋伯認為，盡管不能斷言，這些淺顯的話概括了全部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這些文獻以近乎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精神」。

韋伯所言的「資本主義精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遵規守信是人的天職。韋伯把資本主義社會看作統一的整體，它按照自己的內在規律運轉，任何個體要在這個整體中存在和發展，必須遵循它的規則。因為，只要人們一涉足於特定的市場關系，資本主義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資本主義的活動准則。無論是經營者還是一般的工人，這些規則對他而言都是「一種他必須生活於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假如一個製造商長期違犯這些准則，他必然從經濟舞台上被趕下去；一個工人不能或不願適應這些准則，就必然被拋到街頭成為失業者。在這些必須遵守的規則中，信用規則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規則。而遵守各種規則本身，也是信用的具體表現。

2．賺錢與倫理規則的統一。韋伯認為，表面上看，富蘭克林所講的是經營和賺錢之道，但是，透過經濟活動的外在形式所表現的，不單是發跡的方法，還是一種倫理精神。這一倫理的核心是信用，是在嚴守信用的基礎上得到信任，贏得商機，合理地賺錢。在經濟發展使上，以精明的手段從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把經營和倫理准則融和起來，形成「一種精神氣質」，這才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推動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精神力量。所以，在韋伯看來，違犯規則，不再像以前那樣被簡單地看作是愚蠢，而應當被認為是踐踏責任，褻瀆天職，這是十分嚴肅的事。在倫理規則的制約下理性地進行經濟活動，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特質表現。

3．賺錢是資產階級必須完成的一項義務。韋伯認為，經過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脫離天主教而形成的各個新宗教產生了自己的宗教倫理學（稱之為「新教倫理學」），它包含著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倫理道德觀。新教倫理提倡清心寡慾、吃苦耐勞，這種倫理觀有助於杜絕浪費和奢侈，實現資本和財富的積累。新教倫理把勤奮勞作、積累財富視為人的天職，從宗教的視角看，完成這一世俗事物的義務被尊為一個人道德行為所能達到的最高形態，它體現了一種為職業勞動的獻身精神。

韋伯把資本主義精神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動力，把經濟發展與精神力量結合起來，第一次實質性地進入了經濟倫理范疇。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建築於資本主義文化的基礎上，這一文化的核心是它的倫理精神，其倫理精神的靈魂是對規則和秩序的奉守，這是人的天職和義務，而信用和信譽則是這些規則的精髓。韋伯總結：「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也確實感到了這種義務。」②韋伯的論述使我們看到，在上個世紀初期，西方國家起碼從理論上已經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倫理導向。

二、傳統倫理信用和韋伯關注的作為經濟倫理的信用
（一）傳統倫理信用

信用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倫理道德規范，在中西倫理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在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中，信或信用被作為「進德修業之本」，「立人之道」。儒學又稱仁學，孔子把信作為「仁」的基本規范之一。子張問仁時，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又問「五者」為何，孔子歸納為「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可以說，信是儒學的一個標志。孔子要求，做人要「敬事而信」（《論語·學而》），「信則人任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同時，他還把對信的灌輸和培育作為重要的教育內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使弟子做到「謹而信」。孔子弟子和後世儒家也把信作為重要的倫理道德規范，其弟子曾子說：「吾日三省乎吾身，……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學而》）西漢董仲舒把封建社會綱領性的道德規范概括為「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信為五常德之一。

在西方，信用也是重要的倫理規范。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主張，做人要做信實的人，即能以道德規范合理調節自己行為的人。在中世紀的宗教倫理中，信用和誠實的道德規范也占重要地位，《新約全書·馬太福音》有言：「你們的話是是，就說是；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邪惡。」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反對封建思想的桎梏，但是不反對信用的倫理規范。洛克說：「公道（justice）和信義(faith)確乎是維系社會的公共紐帶」，就連那些為世人所不齒的盜賊，「他們自身亦必須遵守信義和公平底准則，否則他們便不能相互維系。」③

中外歷史上，信用不僅是重要的道德規范，還是重要的商業准則。

中國商人很早就形成了信守承諾、誠實公道、貨真價實、質優量足、童叟無欺的傳統經營規范。認為只有「商賈敦愨無詐」、才能「商旅安,貨財通。」明清時期的徽商以其誠實不欺的形象聞名遐爾，靠的就是以誠取信。

西方思想家也很早就意識到經濟與倫理的內在聯系。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中，就把經濟學與倫理學聯系起來，認真思考了人類經濟行為的目的性，提出賺錢或財富並不是要追求的真正目的，對個人成就的評價不僅僅以金錢為尺度，而應該把社會成就與個人利益聯系起來。馬歇爾在分析為什麼人們願意把錢借給對方時，也提到信用在這種借貸中至觀重要的作用。指出那些大商人所以受人們尊敬，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良好的聲譽，這是通過好幾代人的誠實經營才取得的。④

（二）韋伯關注的作為經濟倫理的信用

盡管東西方思想家都意識到了經濟活動中信用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並未就此問題進行專門研究。韋伯比較深入地思考並論述了信用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二者的內在聯系，並從理論上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

韋伯把信用作為經濟規則中的核心規則。他看到，在經濟活動中，人的直接目的是賺錢，用現有的錢可以帶來更多的錢，而信用和誠實可以使你利用別人的資金賺自己的錢，使別人的錢袋成為自己的錢袋；其次，信用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通過實際行為表現出來的，而信用的破壞可能在瞬間，要彌補失去的信用是非常困難的事，所以精明的商人怕失去信用，謹小慎微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因為他們明白，失去信用的時刻就是失敗的開始。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秩序的形成需要眾人恪守規則，市場經濟下的商品交換，表面上看是物與物的交換，實際上是人與人的關系的交換，它只有在等值、自願的基礎上才能夠正常進行。而等值、自願的交換離不開誠實、守信的行為准則。否則，就會出現以次充好、缺斤短兩、強買強賣等非等值、非自願的交易活動。從個人來看，這種交換於己無法長期維持；從社會來看，這種交換損害了他人利益。講信用，既是對對方利益的尊重，也是滿足個人利益之必經途徑。

韋伯強調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相當的前瞻性。且不說信用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運動形式，在產生淵源上與倫理信用有著內在關系。即便從當今信用經濟的客觀要求上，信用的作用也日趨明顯。盡管人們對信用經濟的定義有諸多爭論，但是，在全球經濟發展中，隨著金融資本作用的強化，信用手段的多樣化，信用關系的急劇擴展，人們對經濟意義上和倫理意義上的信用都更加依賴。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當倫理信用缺失的時候，經濟信用危機就可能發生，經濟上的懲罰亦相期不遠。在全球化背景下，個人或企業的信用危機可能形成局部的經濟危機，再發展為社會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進而演化為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這不是天方夜談式的推斷，而是被證實的現實。時下，安達信公司由信用危機而陷入的生存危機就是例證。

安達信公司作為從事會計事務的公司，應該以信用為立足之本。但是，創立於1913年的美國安達信公司（ANDERSEN），作為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在安然公司破產案中因審計失職和銷毀有關文件而信譽嚴重受損。美國國會、司法部、證券交易委員會相繼對安達信公司進行調查，該公司百年積累的信譽毀於一旦。信用的喪失，使安達信公司迅速失去了重要客戶，至2002年2月，包括福特汽車、默克制葯、聯邦快遞、德爾塔航空公司在內的36家大客戶已經與安達信解除了合同。安達信公司面臨著解體或終結的命運。安達信的重創再次告戒人們，在信用經濟中，得信用難失信用易，失信用則失人心失商機。

三、中西信用之差異——信用的作用范圍不同

時下，信用在中國是熱門話題。對信用多向度的關注，源於當今中國嚴重的信用問題。社會性的失信，干擾了我們正常的經濟秩序，惡化了人們的應有關系，妨礙了社會的發展步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自視為禮儀之邦，事實上也把信用當作「為人之本」達兩千多年的國家來說，實在是一種悲哀。與此同時，信用在西方國家則基本走向規范化，在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和西方在歷史上都把信用作為重要的倫理准則，中國還是一個傳統上的德治國家，是什麼原因使中國陷入這么一個尷尬的境地，這既是一個值得推敲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難於迴避的現實問題。

後面的對比分析顯示，盡管中西信用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但是，由於二者的文化背景不同，使之在具體環節上產生了一系列差異，這種差異是導致中國信用困境的深層原因，此差異的首要表現，是中西信用的作用范圍不同。

（一）信用在西方的作用范圍

信用在中西倫理規范中都據重要地位，但是，在信用與商業活動的結合程度上，中西有著巨大差異。在資本主義之前，經濟活動由農業和商業兩大塊構成。廣義的商業指所有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從而實現商品流通的經濟活動。在工業經濟之前，它包括了除農業之外的所有經濟活動。所以，信用准則與商業活動的結合程度，體現了傳統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狀況。所以沒有在這里強調傳統農業經濟中的信用問題，是因為在自給自足的農業中，不存在典型的與其他勞動者的交換活動，也使信用這一需要雙向或多向經濟交往才能體現的特定關系不明顯。

從古代開始，西方思想家雖然對貪婪持否定態度，但是對財富、商業活動並沒有形成從主體上予以否定的理論體系。韋伯認為，即便是中世紀主導西方思想意識的宗教思想，對於盡職敬業（包括商業職業）都是苛意強調的，德語和英語中的職業一詞與宗教本身就有深刻關系，他說：「在德語的Beruf（職業、天職）一詞中，以及或許更明確地在英語的calling（職業、神召）一詞中，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這一點不會被誤解。越是在具體情況下強調這個詞，這一概念就越明確。」⑤既然一個人的職業是神或上帝的安排，無論它是農業還是商業，人都應該全心全意投入其中，為農者勤於耕耘，為商者廣積財富。

隨著宗教改革的進行，職業的概念包括了更多的對「對人們日常生活的肯定的評價」。韋伯分析了宗教改革使宗教、職業、倫理三者結合的新起點：「個人道德活動所能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物的義務進行評價。正是這一點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並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了職業的思想。這樣職業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⑥

韋伯認為，在西方文化中，評價人的成就和認定人的道德，有其特定的標准。既然從事商業同從事其他行業一樣，是「上帝安排的任務」，是天職。所以履行好這一天職，積累財富，就是一種現實的成就，應該給人以強烈的成就感。同時，能夠取得這種成功，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所有這些人都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干，全心全意地投身於事業中，並且固守著嚴格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原則。」⑦韋伯坦言，這種道德品質是值得肯定的。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強，這一職業所產生的成就感更加明顯。所以，對於經營者而言，認真工作，積極創業，謀求財富，是合乎天職要求的，是道德的。

既然商業是重要的職業，那麼用來調節社會活動的倫理准則對這一領域就十分必要。這種重商言商的文化氛圍，使信用等倫理准則一開始就廣泛地介入商業（以及後來的工業）活動范圍，並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滋潤著人們的品質，培養了人們的習慣，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漸漸納入信用化的軌道。

（二）信用在中國的作用范圍

信用在中國的作用范圍小於西方。中國封建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與當時的封建農業經濟相適應，具有典型的重農抑商色彩，並把重義輕利作為重要的倫理准則，這客觀上阻滯了信用等倫理規范在商業領域中的作用。

儒學創始人孔子，在其言論中時常談及君、臣、父、子、長、幼、友、農、工等各色社會角色的倫理定位，但是他（包括後世儒家有也有這個特色）很少言商和商人。他們普遍認為，就經濟活動而言，商業與農業相比不是「正業」，在這個行業中，無論取得何等的成就，都不被社會推崇，也不能產生像西方人那樣的成就感。所以思想家們不屑於言商，更不願意把注意力放在這個領域。

更重要的是，義利觀是儒家的重要倫理范疇，孔子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基本奠定了儒家眼中「利」的定位。而「見利思義」、「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義以為質」等一系列重義輕利的思想，也深深置根於後世儒家的意識中。如孟子主張保義去利，把保利去義的人「謂之至賊」。稱顥則把義和利截然割裂：「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語錄十一》）。在中國傳統的主流意識中，義和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立的。學者往往認為，「君子謀道不謀財」，商人重利，儒家尚德，二者格格不入，賺錢和從商的事永遠都不能冠冕堂皇地放在桌面上談，故恥於言商。這種狀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思想家很少關注商業領域中倫理問題的局面。所以，中國經濟倫理的蒼白，很大程度上屬於歷史遺留問題。

在習慣上，中國人常把「商」與「奸」合稱，謂之奸商，也顯示了一種思維定勢。其實，中國有許多儒商，但是他們的出現，不過是他們自覺「移植」儒家倫理到商業行為中而已，並不是儒家倫理對他們關注的結果。由於儒家倫理在產生的時候，就把「商」視作「另類」，將其排斥出倫理關注的范圍，所以，與西方相比，包括信用在內的經濟倫理在中國顯得「先天不足」。這一歷史遺傳因素，不利於中國經濟的信用發展。

四、中西信用之差異——信用的作用基礎和發展途徑不同

（一）中西信用的作用基礎不同
中西信用的作用基礎不同，表現為，中國的傳統信用是典型的倫理規范，它建立在儒家倫理的基礎上。西方的信用既是倫理規范，也是宗教規范。在制約力量上，西方信用的外在約束力更強。

韋伯認為，在西方世界，信用之於人重要，不僅因為它是倫理准則，是善的表現，是人之為人的「應該」，在宗教上它還表現為「必須」。他說，通過加爾文教的「預定論」（Predestination）和新教徒的「天職觀」（calling），可以說明，現在的世俗世界裡，教徒只有通過履行世俗職業的責任，實現職業成就，來確定對上帝的忠誠。新教徒的倫理觀可以稱之為「禁慾的職業倫理」，即：人生來都有「原罪」，必須通過贖罪才能獲得拯救，其世俗的贖罪途徑是，每個人都要竭力爭取世俗職業上的成就（在資本主義社會，成就的重要標準是賺取和積累大量財富），同時，還要自我剋制，使自己的生活和經營合乎某種理性的道德模式。這樣，宗教信仰就在現世轉化成了社會行為。這既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文化和宗教基礎，也是新教徒經營行為的信仰基礎。

宗教作為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對行為的束縛作用比倫理大得多。倫理和宗教的力量從根本上說，來自於內心的信仰。但是，倫理信仰只是勸善，並不伴隨精神強制；宗教在勸善的同時，對於悖逆行為，伴隨著精神強制（如通過地獄的預示，進行精神上的恐嚇）。另外，倫理信仰和宗教信仰，從理論上講都應該有選擇的自由，在「為」與「不為」之間沒有外在的強制力量，這是倫理、宗教和法律的區別所在。但是事實上，宗教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藉助了外在的強制手段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在社會管理手段上，倫理是典型的軟手段，宗教則在長時期內介於軟、硬手段之間。上述差別，使倫理的制約硬度小於宗教。西方的信用觀建立在倫理和宗教的共同基礎之上，其制約力量自然要大。這有別於中國的信用基礎。

信用在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是，儒家講信，是作為一種倫理准則，它具有倫理約束的共同規律。倫理約束是一種內在的約束，可以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這一力量有時是法律約束和制度制約難以達到的。但是，它只有在內化為個人信念時才能產生現實作用。倫理作為社會控制手段，主要表現了對人的引導性，表現了「你應該」，而不是「你必須」。當一些人拒絕接受這一引導時，他可以無視這種「應該」而我行我素。純粹的倫理制約力量對此是無可奈何的。

中國和西方在信用基礎上的這個差別，客觀上影響了中國的信用制約力量。

（二）中西信用的發展途徑不同

中西信用基礎的不同，已經使二者在信用作用力上有所差別，而二者在信用建設途徑上的差異，又擴大了這一距離。

哈貝馬斯在分析韋伯的研究成果時指出：「韋伯注意研究，通過宗教合理化的途徑形成的現代意識結構在機制上的體現，就是說，他注意研究文化合理化轉變成的一種社會合理化。」⑧

韋伯通過西方國家的宗教合理化過程，論述了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礎，但是他沒有止於此，而是進一步分析了這種倫理精神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過程，使其「按照合理的自然法而系統化的現代法觀點，通過普遍的法律科學，法律制定，專業上精神集中的法律公開性等等，深入於法律體系，以及經濟交往和國家管理的法律組織；」⑨這樣，包含信用准則在內的資本主義倫理精神，事實上通過兩個途徑貫徹出來，一是法律和制度機制，一是宗教信仰的力量。（韋伯沒有言及倫理本身的作用，但其作用是客觀存在的）

韋伯認為，中國與西方不同，西方的宗教倫理在近代發育出了資本主義精神，進而通過制度化和法律化形成社會性的制約力量，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的儒家倫理則沒有在近代形成一種資本主義精神，也沒有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儒教的理性主義是對世界的合理性適應，基督教的理性主義則是對世界的合理性控制。」⑩

韋伯把中國近代沒有形成系統的資本主義精神和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作用，是不科學的。但是，他尖銳地指出儒家思想的保守性特徵，則不為過。相比較而言，儒家文化是一種「和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一種「爭文化」；儒家文化強調的是「適應和順從」，基督教文化強調的是「控制和創新」。基督教文化從三重角度渴求制度和法律：

（1）要進行控制就必須藉助規則，制度和法律是它的高級表現；（2）要創新就要有突破，維護新事物的秩序同樣需要規則和法律；（3）宗教戒律的「必須」與倫理准則的「應該」相比，更接近法律的「必須」。適應了宗教「必須」的西方人比適應了「應該」勸導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法律的嚴謹和強制，更容易邁出通往法律的步伐。從以上三點來說，基督教文化，在使西方人接受信用規則、並使其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過程中，確產生過獨到作用。

不同的文化氛圍，導致中西在信用發展途徑上的差異。西方的信用發展，是沿著「倫理信用+宗教信用——經濟倫理信用——信用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徑發展，中國的信用發展，是沿著「倫理信用——有待發展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途徑發展。我國信用發展的這種跳躍性，不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的自然表現，也是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迫切要求。不可否認，我們的這種發展路徑，與西方已經比較成熟的發展路徑比是倉促的，有大量工作等待去做。

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後，創新意識逐漸成熟，但是信用等倫理准則的法律化進程依然緩慢。在市場經濟建設的頭一、二十年，我們基本上把市場經濟建設作為純粹的經濟過程，與經濟相關的法律在短時間內迅速推出，忽略了倫理道德與法律的結合。這種忽略經過一定的「孵化期」，在今天漸漸顯現出不良後果。

最後應該指出，韋伯所言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則，相當一部分通行於市場經濟。有時，韋伯也直言「市場的規則」。他所倡導的「資本主義精神」中，其重信守規、篤職敬業、開拓進取的一面，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同樣適用。在信用觀上，剔除韋伯理論的偏激之處，借鑒他的某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傳統上作為一個德治國家，在信用建設上固然有一些優勢，但是，介於中西文化傳統的不同，我們在信用建設上也有某些「先天不足」；同時，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質和中國對信用建設的人為忽略，使我們在信用建設上還有巨大「後天差距」。我們不可能藉助宗教的力量來促使信用的強化，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加強倫理道德建設，加速信用的法律化、制度化過程，來消弭我們的弱勢，使我們的信用建設進入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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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①[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7。第33、34頁。
②⑤⑥⑦[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7。第38、58、59、50頁。

③周輔成：《西方倫理學》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第704、706頁

④[英]馬歇爾：《貨幣、信用與商業》。第80頁。《家庭藏書集錦》光碟BOOK-H。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青蘋果數據中心製作。

⑧⑨（[德]於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和社會合理化》上。重慶出版社，1994。第221、220頁）

⑩[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 中國法制和美國法制的比較

1、法的種類不同。

中國法制是大陸法系，美國法制是英美法系。

2、法律淵源不同。

中國法制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該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美國法制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3、法律結構不同。

中國法制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涉及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

美國法制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而發展起來的。

4、法官的許可權不同。

中國法制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美國法制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5、訴訟程序不同。

中國法制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以法官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組成法庭來審判案件。

美國法制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辯護人和代理人為重心，法官只是雙方爭論的「仲裁人」而不能參與爭論，與這種對抗式（也稱抗辯式）程序同時存在的是陪審團制度，陪審團主要負責做出事實上的結論和法律上的基本結論（如有罪或無罪），法官負責做出法律上的具體結論，即判決。

6、法律分類不同。

中國法制大陸法系一般會把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會這樣的區分。

美國法制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類方法的不同對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異。

7、法律術語的不同。

兩大法系的法律術語有很多不能相互對應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詞的法律術語，但是在意思上也會有很大的區別。

6. 國外和國內的思想方面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外國人到中國,不少人欣賞中國的民族優點；中國人到外國,不少人欣賞外國的民族糟粕.
外國人的權力受法律限制；中國人的法律受權力左右.
外國沒錢的窮人藐視法律；中國有錢的大款藐視法律.
外國人的升學、求職、就業、從政、經商、投資等重大事項的選擇機會,隨著其親屬權力的上升而下降；中國人的升學、求職、就業、從政、經商、投資等重大事項的選擇機會,隨著其親屬權力的上升而上升.
外國的企業破產,有不少老闆跳樓；中國的企業破產,有不少法人陞官.
外國人先學法律再當法官、檢察官；中國人先當法官、檢察官再學法律.
外國人對兒童的啟蒙教育,重在要兒童說「不」中國人對兒童的啟蒙教育,重在要兒童聽話.
外國人讀大學寬進嚴出；中國人讀大學嚴進寬出.
外國的學校常請護士、警察、消防隊員、環衛工人給學生作報告,旨在讓學生了解社會,增強生活理念；中國的學校常請名人、官員、勞模、大款給學生作報告,旨在給學生樹立標桿,增強生存壓力.
外國人調查市場,先問產品價值；中國人調查市場,先問產品價格.
外國人上網,絕大多數是有事才上網,旨在覓信息解惑；中國人上網,絕大多數是無事才上網,旨在尋刺激聊天.
外國人曾譏笑中國人：別老是吹你們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史,太監、裹腳、梳長辮子也算文明?中國人也譏笑過外國人：別老吹你外國的經濟富裕,科技發達,你們當年侵略中國時使用的槍炮、火葯,航海開發使用的指南針不是我中國的四大發明么!
外國人曾研究過中國的荷花為何出污泥而不染,發明了環保防污塗料專利,因此,向中國人索要了大筆專利費；中國人曾研究過外國的罌粟花,發現罌粟之果能過癮銷魂,因此,向外國人奉送了大量的黃金白銀和大好河山.
外國人從中國偷運文物回國賺錢；中國人從外國偷運垃圾回國賺錢.

7. 中外法律名句，要經典的，針對性強的

犯罪總是以懲罰相補償；只有處罰才能使犯罪得到償還。——[英國作家]達雷爾 L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法律吸吮窮人的膏血，而富人卻掌握著權柄。——[英國作家]哥爾德斯密斯
有此上士，則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東漢]虞延
法律的力量應當跟隨著公民，就象影子跟隨著身體一樣。——[意]貝卡利亞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嚴的表現。——[法]羅伯斯比爾
法律又是什麼呢？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的表現。——列寧
法律應該是穩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龐德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國王，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卡爾·馬克思
若是沒有公眾輿論的支持，法律是絲毫沒有力量的。——菲力普斯
法律存在於另一個世界，但它自認為它是整個世界。——約翰·莫蒂默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惡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邪惡。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
只有戰勝者才有權判定什麼是戰爭犯罪。——加里·維爾
警察是法庭的僕人。——英美法諺
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No remedies, no rights.）——法諺
婚姻的結合要求夫妻雙方都要忠實，忠實是一切權利中最神聖的權利。——【法】盧梭
法律是一切人類智慧聰明的結晶，包括一切社會思想和道德。——【古希臘】柏拉圖
刑罰的威懾力不在於刑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其不可避免性。——貝卡利亞
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古羅馬法諺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中]鄧小平
要理解法律，特別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英】邊沁
無犯意則無犯人（Non reu nisi mens sitrea）——英國法諺
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中】《四庫全書·政法類·法令之屬按語》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嶺。——西方法諺程序先於權利。——英國法諺
再堅強的堡壘也敵不過金錢的侵蝕。（西塞羅）
法是關於人世和神世的學問，關於正義與不正義的科學。---《法學階梯》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麥克萊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林 肯

8. 請問中外思想家的差別

中外思想家的差別
1、最早中外思想家都是以思辨為主，像西方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以前的哲學家其觀點和論述都是與我國古代論述方式是一樣的；不過中國思想家一直都以易經為乳汁，包括孔子、老子等；而西方則沒有像易經這樣的哲學原料；
2、亞里士多德從邏輯三段論開始西方思想家論證開始比較嚴密，並且隨著科學萌芽的開始，越來越多的思想家把自然科學的成果加以利用，並且成為主流；
這時中國思想家也有利用科學的加以敘述，比如張衡混天說，但是其核心思想還是沒有掙脫易經的范圍；其主流越來越有根可訊；從孔子到程朱一脈相成；自然科學的發展很難從思想上撼動；
3、從社會制度上中國不管是奴隸制還是封建制都比較嚴密，統治者倡導的主流從政治上保障了起發展的權威性不容其他學說發展，比如漢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秦尊法家開始中國一直尊奉一家主流思想排除其他，自古有之；而西方除了神學聖經曾經成為主導外，其他學說一直獨立存在，所以西方一旦從中世紀擺脫神學的束縛後科學、思想迅猛發展，而中國依然沉浸在孔子的學說下，或者利用孔子學說加以闡述，縫縫補補；
4、中國的科舉制度對中國思想家師徒傳成一脈相成起了決定性作用，所以非主流學說沒有政治地位和傳播渠道起到了抑製作用；這就是為什麼野史中很多新鮮思想但卻得不到傳播；
5、就思想家本身學說來說，中國思想家由於上述原因，把秩序、和諧、天人合一作為追求最終目標而西方則遵循邏輯從自然科學出發，來論證自己的思想嚴密性；
6、西方以理性為主，中國以人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