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❶ 販賣毒品罪數量怎樣認定司法解釋
（一）一般情況下，是按照其購買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而非按照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數量，該規定修改了《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相關規定；
（二）購買的毒品數量無法查明的，才按照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數量；
（三）確有證據證明其購買的部分毒品並非用於販賣的，不應計入其販毒數量。
《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毒品的數量以查證屬實的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計算，不以純度折算。據此，毒品的純度並不影響毒品數量的計算。
毒品的純度，影響到它的毒性，純度不同，其社會危害性也不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量刑考量的因素之一，所以，不同純度的毒品對社會危害的差異，量刑時應當予以考慮。
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鑒定結論中應有含量鑒定的結論。
❷ 毒品犯罪的相關司法解釋有哪些
關於辦理毒品抄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於氯胺酮能否認定為毒品問題的答復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鹽酸二氫埃托啡是否屬毒品及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毒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幾個問題的答復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❸ 法律規定毒品案子釣魚執法
這是可以輕判甚至無罪的
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版要》認為對具有特情引權誘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可見，最高人民法院對犯意引誘的特殊性進行了充分考慮，提出了慎重量刑的意見，應當說，這是在目前司法現狀下採取的一種折中的方法。從刑事政策的角度考慮，「誘惑偵查」本來是國家為了有效抗制一些具有隱蔽性、嚴密組織性、嚴重社會危害性等犯罪的一種不得已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犯意誘發型」誘惑偵查帶來的危害超過了打擊犯罪保衛社會的利益，從程序上看它是非正義的，所以應當從法律評價上對其加以否定和譴責，而對被引誘的行為人從寬處理，特殊情況下可按無罪論處。
❹ 誰有2001年1月《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
最高人民法院於2000年1月5日至日在廣西南寧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對如何正確適用法律審理毒犯罪案件提出了具體意見：
（一）、關於毒犯罪案件的定罪問題。
對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的選擇性罪名，在新的司法煞出台前，認定以上犯罪，原則上仍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人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罪名。對行為人同一宗毒品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並有相應確鑿語氣的，應當按照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並列確定罪名。罪名不以行為實施的先後、危害後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條文規定的順序表述，如對同宗毒品，既製造又走私的則以「走私、製造毒品罪」定罪，但不實行並罰。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了不同種犯罪行為的，應對不同行為並列確定罪名，累計計算毒品數量，也不實行數罪並罰。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准，沒有語氣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對於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一般不應定罪處罰，但查獲的毒品數量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準的，不定罪處罰。對於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買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准，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關於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問題
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共同犯罪不應以案發後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為條件。僅在客觀上相互關聯的毒品犯罪行為，如買賣毒品的雙方，不一定構成共犯，但為了訴訟便利可並案審理。審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正確區分主犯和從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販毒、為主出資、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於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不能因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歸案而不評定為從犯，甚至將其認定為主犯或按主犯處罰。只要認定了從犯，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並援引刑法關於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是要正確認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從犯的毒品犯罪數量。對於毒品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按集團毒品犯罪的總數量處罰；對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應當按其組織、指揮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對於從犯，應當按其個人直接參與實施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
三是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責的大小確定刑罰。不同案件不能簡單地類比，這一案件的從犯參與毒品犯罪的數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參與毒品犯罪的數量大，但對這一案件從犯的處罰不是必然重於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從犯的，不能因為涉案的毒品數量特別巨大，就一律將被告人認定為主犯並判處重刑甚至死刑。受雇於他人實施毒品犯罪的，應根據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具體認定為主犯或從犯。受他人指使實施毒品罪並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應認定為從犯。
（三）、關於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誘犯罪問題
運用特情偵破案件是有效打擊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審判實踐中應當注意的是，有時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在介入偵破案件中有對他人進行實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誘和數量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對具有這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數量引誘」是指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可判處死刑數量的毒品犯罪。對具有此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即使超過判處死刑的毒品數量標准，一般也不應判處立即執行。
對於特情在使用中是否嚴格遵守有關規定情況不明的案件，應主動同公安緝毒部門聯系，了解有關情況。對無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餘地。
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而實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規定處理。
對於特情提供的情況，必須經過查證屬實，符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據條件的，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為一般都在公安機關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會，其社會危害程序大大減輕，這在量刑時，應當加以考慮。
（四）、關於審查毒品案件與量刑有關的幾個具體問題
關於毒品犯罪的數量。毒品犯罪數量對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別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數量只是依法懲處毒品犯罪的一個重要情節而不是全部情節。因此，執行量刑的數量標准不能簡單化。特別是對被告人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確定刑罰必須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危害後果、主觀惡性等多種因素。對於毒品數量剛剛達到實際掌握判處死刑的標准，但縱觀全案，危害後果不是特別嚴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不是特別大，或者具有可酌情從輕處罰等情節的，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被告人被公安機關查獲的毒品數量不夠判處死刑的標准，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數量，超過了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的，一般應予從輕處罰，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關於毒品含量。根據刑法的規定，對於毒品的數量不以純度折算。但對於查獲的毒品有證據證明大量摻假，經鑒定查明毒品含量極少，確有大量摻假成分的，在處刑時應酌情考慮。特別是摻假之後毒品的數量才達到判處死刑標準的，對被告人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為掩護運輸而將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應將其它物品計入毒品的數量。
關於國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確規定數量標準的精神葯品和麻醉葯品的量刑數量標准，在有關司法解釋出台前，審理這類案件時，應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對該毒品的依賴程度。因條件限制不能確定的，可以參考相關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等因素，決定對被告人適用的刑罰，判處死刑的應當慎重掌握。
關於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適用法律和量刑的問題。對依法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後一律適用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規定的再犯條款從重處罰，不再援引刑法關於累犯的條款。
關於正確適用沒收財產和罰金刑問題。刑法對多數毒品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司法實踐中，應當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注重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對被告人的違法所得應當依法予以追繳外，還要嚴格依法判處被告人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財產，或者其財產難以查清、難以分割或難以執行，就不判處財產刑。
關於認定被告人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構成立功的問題。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該項立功，應當根據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是是否確實起到了協助作用。如經被告人當場指認、辨認抓獲了同案犯；帶領公安人員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為有關機關掌握或者有關機關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無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線索，抓獲了同案犯等情況，均屬於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同案犯，應認定為立功。
（五）、關於毒品犯罪案件中有關證據的認定問題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於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僅憑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當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並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對僅有口供作為定案件證據的，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
（六）、關於盜竊、搶劫毒品犯罪的定性問題
盜竊、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或者搶劫罪定罪。認定盜竊犯罪數額，可以參考當地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認定搶劫罪的數額，即是搶劫毒品的實際數量。盜竊、搶劫毒品後又實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則以盜竊罪、搶劫罪與實施的具體毒品犯罪，依法實行數罪並罰。
❺ 歷年刑事審判參考毒品犯罪裁判要旨
販賣毒品犯罪中的居間介紹行為應如何定罪處罰（刑事審判參考總第32輯）
2011-07-13來源：刑事審判參考瀏覽次數：4702
馬盛堅等販賣毒品案——販賣毒品犯罪中的居間介紹行為應如何定罪處罰
《刑事審判參考》2003年第3輯（總第32輯）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馬盛堅，男，1968年9月28日出生，壯族，初中文化，農民。因涉嫌犯販賣毒品罪於2001年5月31日被逮捕。
被告人羅家排，男，1963年10月12日出生，漢族，初中文化，農民。因涉嫌犯販賣毒品罪於2001年5月31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澤川，男，1948年9月23日出生，漢族，小學文化，農民。因涉嫌犯販賣毒品罪於2001年5月31日被逮捕。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犯販賣毒品罪，向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家在廣西的被告人馬盛堅在雲南文山縣經營液化氣站認識了當地居民被告人羅家排後，常與羅談論販賣毒品牟利之事。2001年4月中旬，羅家排結識王子富（系公安特情），提及此事，王子富表示自己能提供毒品海洛因。羅家排遂將此情況告知馬盛堅，要馬聯系毒品買主。馬盛堅即通知住在廣西賓陽的被告人胡澤川幫助尋找買主。後羅家排與王子富到達南寧市後，通知馬盛堅趕到南寧市。4月24日，胡澤川與其聯系的毒品買主「亞龍」（在逃）從賓陽縣趕到隆安縣和已在此等候的馬盛堅、羅家排、王子富會面。「亞龍」與王子富商定毒品海洛因交易價格為每千克13萬元，由「亞龍」向王子富先支付1萬元定金，等「亞龍」回賓陽籌齊錢後再在南寧市進行「現貨」交易。28日，「亞龍」在賓陽縣交給胡澤川人民幣5萬元，讓其前往南寧進行毒品交易，並將毒品帶回賓陽縣由其驗貨。當日，胡澤川與馬盛堅、羅家排一同從賓陽縣趕到南寧時即被公安人員抓獲，並從羅家排身上搜獲用於購毒資金的人民幣5萬元。
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明知他人進行毒品海洛因買賣，仍積極從中介紹、聯系並協助進行交易，其行為均構成販賣毒品罪。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雖然不是毒品交易直接當事人，但主觀上均有幫助他人販賣毒品的故意，客觀上也有互相配合，居間介紹，協助他人進行毒品買賣的行為，屬於販賣毒品罪的共犯（幫助犯）。在販賣毒品共同犯罪中，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起輔助作用，系從犯。根據本案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特情對本案發生所產生的影響，對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可予減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於2002年3月27日判決：被告人馬盛堅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被告人羅家排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被告人胡澤川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一審宣判後，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均不服，分別提出上訴。馬盛堅上訴提出：1．本案交易的毒品並不存在，王子富虛構自己能提供毒品，是引誘犯罪的圈套。毒品交易行為根本沒有發生，系犯罪未遂。2．本案毒品交易雙方一個在逃，一個漏訴，據以定罪判決的證據不足，事實不清。3．本案毒品交易沒有發生，王子富表示能提供的毒品又屬虛構，作為量刑標準的毒品數量不存在且錯誤。4．本人系從犯、未遂犯，自己的行為對社會並無實質的危害，原判量刑過重。羅家排上訴提出：其與馬盛堅、胡澤川是被公安機關特情拉人犯罪圈套，自己在主觀上雖有輔助他人介紹買賣毒品的意念，但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對社會沒有帶來危害，原判對其量刑過重。且其也不清楚王子富與馬盛堅、胡澤川、「亞龍」等人商談毒品交易的情況，錢是胡澤川從賓陽縣帶到南寧再由其准備轉交王子富的。胡澤川上訴提出：其不認識王子富、羅家排，只負責將「亞龍」介紹給馬盛堅相識，並不知道「亞龍」與王子富商量毒品交易的情況。自己從賓陽返回南寧時廣亞龍」交給其5萬元只是讓其負責帶到南寧，並沒有對其說過要購買1000克毒品，到了南寧後錢就交給了羅家排。原判對其量刑過重。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上訴人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積極參與並居間介紹毒品交易，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且欲販賣的毒品數量巨大，應依法懲處。在共同犯罪中，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均起輔助作用，系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在攜帶資金前往進行毒品交易時，由於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對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均可予以減輕處罰。對此原判在量刑時已予體現。關於馬盛堅提出的上訴理由，經核查，本案毒品交易沒有實際發生，原判對此已予認定；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攜帶毒資欲交易毒品，具有協助他人販賣毒品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本案購毒者「亞龍」在逃和對公安特情王子富未提起公訴，並不影響對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的定罪；本案毒品交易雖沒有實際發生，但王子富與「亞龍」已商量確定了交易毒品的數量、價格等，最後由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具體實施交易行為，本案現有證據充分證實了他們明知欲交易的毒品的數量情況，故原判在事實認定和適用量刑數量標准上並無不當。關於羅家排提出的上訴理由，經核查，羅家排與馬盛堅、胡澤川在主觀上均有幫助他人販賣毒品的故意，客觀上也積極實施了居間介紹、協助販賣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應予處罰；本案現有證據證明羅家排是在明知王子富與馬盛堅、胡澤川、「亞龍」等人商談毒品交易的情況下積極參與的，且5萬元毒資亦是從其身上繳獲，原判事實認定並無不當。關於於胡澤川提出的上訴理由，經核查，其確實只認識馬盛堅，不認識王子富、羅家排，但其聯系「亞龍」與王子富商談毒品交易，且「亞龍」與王子富商量毒品交易時也在場，對商談內容是明知的；從賓陽返回南寧時，「亞龍」交給其5萬元負責帶到南寧，已對其說過要購買1000克毒品，到了南寧後其是與馬盛堅、羅家排共同拿錢准備去進行毒品交易的。綜上，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分別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採納。原判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於2002年3月27日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販賣毒品犯罪中的居間介紹行為應如何處理?
三、裁判理由
毒品買賣一定存在基本的雙方當事人即賣毒者和購毒者，但司法實踐中，並非所有的毒品買賣活動都是賣毒者和購毒者直接達成並完成交易。有時持有毒品的賣毒者並不知道誰需要購買毒品，想購買毒品的人也不知道誰擁有毒品待售。因此，毒品買賣活動中的居間介紹人和居間介紹行為是比較普遍的。根據居間介紹人在毒品買賣活動中的作用，大體可分為以下三種基本形式：一是為購毒者尋找介紹毒品賣主；二是為賣毒者尋找介紹毒品買主；三是兼具有為購毒者尋找介紹毒品賣主和為賣毒者尋找介紹毒品買主兩種行為。就毒品買賣中的購毒者而言，其購買毒品的目的大體上有兩種：一是自己吸食；二是為販賣而購買。為個人吸食而購買毒品的，除特定情況下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外，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佃為販賣而購買毒品的以及出賣毒品的，只要具有其一，均須以販賣毒品罪論處。鑒於以上情況的復雜性，對毒品買賣中的居間介紹行為也應分別情況而論：
1．居間介紹人為吸毒者介紹賣毒者，幫助吸毒者購買毒品的。在這種情況下，居間介紹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雖然對賣毒者的販毒活動起到了幫助作用，促成了毒品交易，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從主觀上看，居間介紹人並沒有幫助賣毒者進行販賣毒品的故意，而僅是為了幫助吸毒者能夠買到毒品，使其達到消費毒品的目的。因此，原則上不能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對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下發的《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也明確指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買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准，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該規定表明，即便是為吸毒者向販毒者代購毒品的，只要不是以從中加價牟利為目的，都不能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如需定罪處罰的，也只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
2．居間介紹人為以販賣毒品為目的的購毒者介紹賣毒者，幫助其購買毒品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居間介紹人明知他人購買毒品的目的是為了販賣，仍為之介紹賣毒者，幫助其購買毒品的，無論其是否從中獲利，都表明其與以販賣毒品為目的的購毒者之間存在共同故意，並成為後者的幫助犯，應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反之，如果居間介紹人確實不知他人購買毒品的目的是為了販賣，雖然其居間介紹行為客觀上促成了交易雙方的毒品販賣活動，但既不能成立以販賣毒品為目的的購毒者的幫助犯，也不能成立賣毒者的幫助犯，即不應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
3．居間介紹人為賣毒者介紹買毒人，在二者之間牽線搭橋，促成毒品交易的，不論居簡介紹是否從中獲利，只要居間介紹人明知是出賣毒品，就得成立賣毒者的幫助犯，應當以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論處。
本案中，被告人馬盛堅、羅家排在得知王子富可出賣毒品的情況下，仍積極居間介紹為其聯系尋找買主；被告人胡澤川受馬盛堅委託之後找到購毒者「亞龍」，在明知「亞龍」為販賣毒品而准備購買毒品的情況下，仍積極從中幫助其購買毒品。馬盛堅、羅家排、胡澤川共同促成了王子富和「亞龍」的見面，在雙方就毒品交易價格、數量、定金支付、交易時間、地點的確定時亦在場。其後，三被告人還共同攜帶「亞龍」交付的購毒資金按時前往約定的交易地點協助進行毒品交易。三被告人雖不是毒品買賣的直接當事人，但他們的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幫助犯。由於本案的「賣毒者」系公安特情，毒品交易自始不存在，是不能犯的未遂，但這並不能否定三被告入主觀上具有居間介紹販賣毒品的故意，以及已實施的居間介紹販賣毒品的客觀行為。本案一、二審法院認定三被告人構成販賣毒品罪，均系從犯（幫助犯）、未遂犯，並據此決定予以減輕處罰，適用法律上是正確的。至於本案的量刑問題，我們認為，就本案的綜合情節來看，由於本案各被告人同時具備兩個法定從寬情節和一個酌定從寬情節，因此，減輕的幅度仍可以大些。本案被告人不是毒品買賣的當事人，僅是撮合他人進行毒品買賣，雖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犯，但均系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這是其一。其二，由於本案的「賣毒者」系公安特情，毒品交易自始不存在，也不可能實際發生，因此，對居間介紹買賣毒品的本案被告人而言，同樣是販賣毒品罪的不能犯的未遂。對於未遂犯，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第三，本案雖不存在典型的特情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到，本案被告人是在特情表示自己擁有毒品欲尋找買家的情況下，才開始積極實施居間介紹、協助之犯罪行為的。換言之，若沒有特情上述的誘騙表示，本案就可能不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不妨稱之為「犯罪機會引誘」。對於被告人在特情「機會引誘」下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在量刑時亦應予以酌情考慮
❻ 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能替代法律嗎
1、不能代替法律抄，因為法律是經過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經過法定程序制訂的。
2、也不是司法解釋，沒有司法解釋的效力，因為司法解釋有時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
3、座談會紀要不能代替法律，但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對審判工作有指導作用。
❼ 我弟因犯販賣，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之前也因非法持有毒品曾被判緩刑一年。但他是在緩刑...
假釋要服刑一半刑期以上，估計你弟的條件未達到。因為你弟的具體情況不詳，這里無法作出准確判斷，具體原因你可直接咨詢當地中院。
❽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毒品司法干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條【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
第三百四十八條【非法持有毒品罪】
第三百四十九條【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
第三百五十條【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
第三百五十一條【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
第三百五十二條【非法買賣、運輸、攜帶、持有毒品原植物種子、幼苗罪】
第三百五十三條【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強迫他人吸毒罪】
第三百五十四條【容留他人吸毒罪】
第三百五十五條【非法提供麻醉葯品、精神葯品罪】
第三百五十六條【毒品犯罪的再犯】
第三百五十七條【毒品的范圍及毒品數量的計算原則】
刑法規定了這么多罪名，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個？有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三)》；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8)324號2008年12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印發《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公通字[2007]84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200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10次會議通過〔2000〕13號)等
❾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議紀要失效了嗎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於2003年11月13日頒布，該規定還沒有被廢止和被新的司法解釋替代，目前是有效的。
❿ 2001年1月《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於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廣西南寧召開了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對如何正確適用法律審理毒犯罪案件提出了具體意見：
（一）、關於毒犯罪案件的定罪問題。
對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的選擇性罪名，在新的司法煞出台前，認定以上犯罪，原則上仍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人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罪名。對行為人同一宗毒品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並有相應確鑿語氣的，應當按照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性質並列確定罪名。罪名不以行為實施的先後、危害後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條文規定的順序表述，如對同宗毒品，既製造又走私的則以「走私、製造毒品罪」定罪，但不實行並罰。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了不同種犯罪行為的，應對不同行為並列確定罪名，累計計算毒品數量，也不實行數罪並罰。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准，沒有語氣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對於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一般不應定罪處罰，但查獲的毒品數量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準的，不定罪處罰。對於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買僅用於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准，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關於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問題
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犯罪行為。共同犯罪不應以案發後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為條件。僅在客觀上相互關聯的毒品犯罪行為，如買賣毒品的雙方，不一定構成共犯，但為了訴訟便利可並案審理。審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正確區分主犯和從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販毒、為主出資、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於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不能因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歸案而不評定為從犯，甚至將其認定為主犯或按主犯處罰。只要認定了從犯，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並援引刑法關於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二是要正確認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從犯的毒品犯罪數量。對於毒品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按集團毒品犯罪的總數量處罰；對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應當按其組織、指揮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對於從犯，應當按其個人直接參與實施的毒品犯罪數量處罰。
三是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責的大小確定刑罰。不同案件不能簡單地類比，這一案件的從犯參與毒品犯罪的數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參與毒品犯罪的數量大，但對這一案件從犯的處罰不是必然重於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從犯的，不能因為涉案的毒品數量特別巨大，就一律將被告人認定為主犯並判處重刑甚至死刑。受雇於他人實施毒品犯罪的，應根據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具體認定為主犯或從犯。受他人指使實施毒品罪並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應認定為從犯。
（三）、關於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誘犯罪問題
運用特情偵破案件是有效打擊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審判實踐中應當注意的是，有時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在介入偵破案件中有對他人進行實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誘和數量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對具有這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處罰，無論毒品犯罪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數量引誘」是指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可判處死刑數量的毒品犯罪。對具有此種情況的被告人，應當從輕 處罰，即使超過判處死刑的毒品數量標准，一般也不應判處立即執行。
對於特情在使用中是否嚴格遵守有關規定情況不明的案件，應主動同公安緝毒部門聯系，了解有關情況。對無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餘地。
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而實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規定處理。
對於特情提供的情況，必須經過查證屬實，符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據條件的，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為一般都在公安機關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會，其社會危害程序大大減輕，這在量刑時，應當加以考慮。
（四）、關於審查毒品案件與量刑有關的幾個具體問題
關於毒品犯罪的數量。毒品犯罪數量對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別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數量只是依法懲處毒品犯罪的一個重要情節而不是全部情節。因此，執行量刑的數量標准不能簡單化。特別是對被告人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確定刑罰必須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危害後果、主觀惡性等多種因素。對於毒品數量剛剛達到實際掌握判處死刑的標准，但縱觀全案，危害後果不是特別嚴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不是特別大，或者具有可酌情從輕處罰等情節的，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被告人被公安機關查獲的毒品數量不夠判處死刑的標准，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數量，超過了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的，一般應予從輕處罰，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關於毒品含量。根據刑法的規定，對於毒品的數量不以純度折算。但對於查獲的毒品有證據證明大量摻假，經鑒定查明毒品含量極少，確有大量摻假成分的，在處刑時應酌情考慮。特別是摻假之後毒品的數量才達到判處死刑標準的，對被告人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為掩護運輸而將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應將其它物品計入毒品的數量。
關於國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確規定數量標準的精神葯品和麻醉葯品的量刑數量標准，在有關司法解釋出台前，審理這類案件時，應由有關專業部門確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對該毒品的依賴程度。因條件限制不能確定的，可以參考相關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等因素，決定對被告人適用的刑罰，判處死刑的應當慎重掌握。
關於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適用法律和量刑的問題。對依法同時構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後一律適用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規定的再犯條款從重處罰，不再援引刑法關於累犯的條款。
關於正確適用沒收財產和罰金刑問題。刑法對多數毒品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司法實踐中，應當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注重從經濟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對被告人的違法所得應當依法予以追繳外，還要嚴格依法判處被告人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不能因為被告人沒有財產，或者其財產難以查清、難以分割或難以執行，就不判處財產刑。
關於認定被告人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構成立功的問題。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該項立功，應當根據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是是否確實起到了協助作用。如經被告人當場指認、辨認抓獲了同案犯；帶領公安人員抓獲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為有關機關掌握或者有關機關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無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線索，抓獲了同案犯等情況，均屬於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同案犯，應認定為立功。
（五）、關於毒品犯罪案件中有關證據的認定問題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於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僅憑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當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並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對僅有口供作為定案件證據的，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
（六）、關於盜竊、搶劫毒品犯罪的定性問題
盜竊、搶劫毒品的，應當分別以盜竊罪或者搶劫罪定罪。認定盜竊犯罪數額，可以參考當地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認定搶劫罪的數額，即是搶劫毒品的實際數量。盜竊、搶劫毒品後又實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則以盜竊罪、搶劫罪與實施的具體毒品犯罪，依法實行數罪並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