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審法官負責制合議庭負責制

⑴ 庭審中審判長和主審法官職責

審判長相對的是審判員或者陪審員。主審法院值得是具體辦理該案件的人。

⑵ 電大民事訴訟法合議庭評審案件，實行什麼負責制

【民事訴訟法合議庭評審案件實行主審法官制】所謂「主審法官制」是指以主審法官為辦案核心的審判團隊運行機制。實行「主審法官制」後，主審法官直接簽發法律文書，對案件的質量、效率、效果終身負責。而主審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組成審判團隊，受主審法官領導。
【合議庭】是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重要表現形式，中國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訴訟法都規定，法院行使審判權的組織形式有兩種，即獨任制和合議制。在民事訴訟中，除第一審程序中的簡單案件適用獨任制進行審判外，二審、再審、重審及一審中的非簡單民事案件，一律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

⑶ 為什麼主審法官終身負責制還不實行

自2015年最高法院發布《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 》後，凡是實行員額回制改革的法答院，就已經開始實行終身負責制了。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 》（法發〔2015〕13號）第25條規定：法官應當對其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承擔責任，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

⑷ 如何完善法官，合議庭，審判委員會的責任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專題的決定》15日發布，屬指出要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機制，加強和規范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
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錄制並保留全程庭審資料。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強化監督制度。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

⑸ 主審法官與審判長有什麼不同謝謝

對於該問題，可閱讀馬獻釗：《「何謂主審法官」》，網頁鏈接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以來，不論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界，圍繞主審法官的概念展開了熱烈討論。目前尚沒有官方對該概念的內涵外延進行權威解讀。筆者從三個層面對主審法官的概念進行梳理和辨析。

一、理論上的爭辯：職務、角色、權責抑或資格

理論界（包括司法界人士發表的學術觀點）重點圍繞主審法官概念的內涵或本質展開討論，大體上形成四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是一種職務，是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選拔出來並加以任命的職務，相當於合議庭的負責人。在目前的司法體制下，這一職務可以稱為審判長，隨著改革後合議庭替代審判庭模式的建立，這一職務也可以稱為庭長。第二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是一種角色或者一種分工。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承辦法官，即具體承辦案件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兩者只是名稱的不同。第三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實質上是一種權責，就是比其他法官承擔更多的權力和責任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直接審理案件並對案件裁判起決定作用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是切實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享有獨立裁判權並對案件質效負總責的法官。第四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是一種資格。

如果對以上不同的認識和觀點進行簡單化梳理，大體上可以提取四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1）主審法官就是審判長；（2）主審法官就是承辦法官；（3）主審法官是真正對案件裁判起決定作用的法官；（4）其他理解。筆者以這四種不同的認識作為選擇項，對河南省六個中院及基層法院880名法院幹警進行了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864份。其中，認為主審法官就是審判長的293人，佔比33.9%；認為主審法官就是承辦法官的447人，佔比51.7%；認為主審法官就是真正對案件裁判起決定作用的法官的117人，佔比13.5%；作其他理解的4人，佔比0.04%。由此可見，理論上的爭議帶來不同主體之間的不同認識。這些不同的認識如果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尚無大礙，但若具體到司法改革實踐當中，將會給改革帶來不利的影響，亟須對主審法官概念的內涵給予相對明晰的界定。

筆者認為，對主審法官概念內涵的界定，一方面要立足於目前絕大多數法院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廣大法官的實際素質和能力，另一方面要著眼於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據此，主審法官概念的內涵是：根據一定的標准，在既有法官隊伍中經過一定的程序選任，在審判團隊內起主導作用並承擔相應權責的素質、能力較高的資深法官。首先，主審法官是新的審判權運行機制下對法官資格、權責的一種確認，通俗地講，主審法官是權責和資格的統一體。其次，主審法官不是一種行政職務，他對團隊內其他成員一般不具有行政管理職責。再次，選任主審法官的標准應當是既定的，根據標准，在某一時間段，在一個審判團隊內，確定相對固定的主審法官，同時對其工作績效動態考核，當其不具有既定的資格和能力時，及時作出調整。最後，為了確保主審法官具備相應的資格和能力，應當建立比較嚴格的選拔程序，但是並不需要嚴格的組織任命程序，以避免其形成固定化、常任化的職務。

同時，為了保障主審法官制度的運行，借鑒日本以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經驗，應當建立與「主審法官」相對應的「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概念。受命法官是接受主審法官的指派，代表合議庭完成某一單項審判任務的法官，比如完成部分或全部閱卷、調查取證、庭前會議、庭審准備等各項工作，並對完成的工作結果承擔相應責任；陪席法官是從庭審階段開始參加合議庭的法官。但是，不論受命法官還是陪席法官，在合議過程中與主審法官享有平等的表決權，對各自發表的裁判意見承擔責任。

從角色論的角度分析，主審法官兼具傳統意義上的「審判長」和「承辦法官」兩者的角色，但又有根本性的區別。與傳統意義上的「審判長」相同的是，主審法官負有對案件程序性事項的主導權責。區別在於：主審法官的主導僅限於程序性事項，且對團隊內的成員沒有行政管理權。與傳統意義上的「承辦法官」相同的是，主審法官必須親歷審判，和其他法官一樣具體參與案件審理，不得採取審批制的方式來管理審判。區別在於：不論是主審法官還是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他們作為合議庭的共同成員，對於實質性的裁判事項，必須堅持集體決策原則。所以，在以主審法官制為核心的新一輪改革氛圍下，應當摒棄「承辦法官」的概念。

二、制度的實質：對承辦法官負責制、審判長負責制的揚棄

從官方文獻來看，「主審法官」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09年發布的《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中，綱要第五條規定：「完善合議庭制度，加強合議庭和主審法官的職責。」從黨的文件來看，最早出現主審法官概念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當中，提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筆者認為，主審法官概念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合議庭制度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從上世紀末至今，人民法院一直沒有停止合議庭制度改革的步伐。改革的主要動因，一是解決承辦法官制帶來的「形合實獨」、「合而不議」、「一個人說了算」等問題，二是解決合議庭內部權責不清、無法追責的問題。為此，從1999年開始，在一系列文件的支撐下，審判長負責制在全國法院普遍開展。相對於過去的承辦法官負責制，審判長負責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進步的地方，極大地改變了承辦法官一人唱「獨角戲」的不正常現象，但是這一制度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主要是：隨著審判長職務的固定化、常任化，合議庭內部產生了新的行政化，合議庭成員之間的等級差別加劇了地位的不平等，影響了案件的充分討論和平等決策。

在中央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吸取既有改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建立主審法官責任制的構想。與過去的承辦法官負責制和審判長負責制相比，這一制度既強調合議庭成員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又適度突出主審法官的核心作用，賦予主審法官一定的主導權責，主要是：主持庭審活動、控制審判流程、組織案件合議、避免程序瑕疵等。對於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裁判事項，仍然堅持平等決策、集體負責的原則。為了避免出現新的行政化傾向，主審法官對其他成員不具有行政管理權，主要是通過示範、帶頭作用，以自己更高的司法能力、更為豐富的審判經驗、資歷以及適當的組織協調能力，團結、引導團隊成員共同完成審判任務。從制度的實質來解釋主審法官的概念，其中的「主」應當是「主持」、「主導」，而不是「主要」、「決定性作用」等含義。可以說，這一新的制度是對過去兩種制度的合理揚棄。

三、實踐中的難點：推行主審法官責任制需釐清幾個關系

從目前各地推行的主審法官責任制改革實踐來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一些困惑和困難。筆者認為，要順利推進主審法官責任制，應當釐清以下幾個關系：

第一，「主審法官」與「員額內法官」的關系。隨著法官員額制的推行，有人提出，所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應當自然成為主審法官，屆時實際上不再需要使用主審法官的概念了。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乃至相當長一段時間,還不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實現「法官」和「主審法官」概念的同一化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它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入額法官素質的基本均等化；二是法官獨立裁判意識、獨立擔責意識的成熟；三是案件繁簡分流機制的完善，簡易程序適用成為審判的基本模式。首先，即使在近年內實現了法官員額制，進入員額的法官素質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這種狀況將長期存在。其次，雖然中央層面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法院、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制度，法院內部也建立了鼓勵法官依法獨立辦案並獨立承擔責任的機制，但是，要實現制度設計的目的、價值，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法官獨立裁判並擔責的意識還需要大力培養和塑造。最後，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目前簡易程序在中、高級法院適用的比例還比較低，在基層法院適用的比例也不均衡，大量案件仍然適用普通程序，必須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作用。

第二，主審法官與受命法官、陪席法官的關系。一是調整審判團隊的組成結構。借鑒大陸法系國家和普通法系國家的經驗，建設專業化的審判團隊，專業負責審理某一或某幾類領域的案件。團隊中的法官數量一般多於3人，其中主審法官是固定的，在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時擔任審判長，受命法官由審判管理部門在隨機分配案件時確定，陪席法官通過隨機抽取的方法產生。這種靈活的結構既可以保持審判團隊的專業化，又可以避免長期固定化合議庭帶來的廉政方面的風險。二是明晰主審法官與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之間的權責。明確主審法官對於程序性事項的主持、主導權責，確保合議流程規范、順暢、高效進行，避免程序方面出現瑕疵或錯誤；受命法官根據主審法官的指派完成某一單項任務，需要作出裁決的，受命法官應當與主審法官溝通，由主審法官提請合議庭作出決定；陪席法官雖然一般從庭審階段開始介入案件審判，但是他對主審法官的指派和受命法官的工作應當十分清楚，必要的時候也要作為受命法官完成相應的庭前工作。三是突出主審法官在審判團隊中的核心作用。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在改革的現階段，為了避免集體懈怠現象發生，保證審判團隊的各項工作正常運轉，可以賦予主審法官對團隊其他成員相應的監督權責，主要包括：工作任務的督促指導、工作業績的評價，以及對法官助理、書記員等輔助人員的調整建議。

第三，主審法官與院長、庭長的關系。在現有的法院組織體系和內設機構設置體制下，院長、庭長作為法院、審判庭的代表人，其職責包含對審判業務的管理和監督，以及對黨務、司法行政事務的管理。如何理順主審法官與院長、庭長的關系，也是合議庭制度改革的重要環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基本明晰了院長、庭長審判管理權的邊界，以及審判監督權行使的方式、程序和責任。

筆者認為，應當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順主審法官與院長、庭長的關系：首先，釐清院長、庭長不同管理權的內容和行使方式。院長、庭長的管理權分為審判管理權、行政管理權和黨務管理權，其中審判管理權是重點。隨著審判管理部門的全面建立，審判管理權責應當總體上由審判管理部門統一行使。隨著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相分離改革目標的逐步實現，院長、庭長的行政管理權也應當剝離出來，由專職人員來行使，院長只是作為核心決策中的一員參與其中，不具體承擔管理權責。黨務管理權責依此原理確定。其次，明確院長、庭長行使審判監督權的渠道、程序和責任。庭長行使審判監督權的渠道是主審法官聯席會議，院長行使審判監督權的渠道包括專業法官會議和審判委員會，除此法定渠道，院長、庭長不能對主審法官、合議庭審理的案件行使監督權。再次，推行院長、庭長擔任主審法官制度。院長、庭長絕大多數是審判經驗豐富、法律素養較高、審判技能高超的資深法官，由其擔任主審法官直接審理案件，不僅有利於合理利用優質審判資源，而且可以實現院長、庭長直接行使審判管理權、審判監督權，減少管理的層級和成本，提高管理、監督的效能。最後，改革裁判文書簽發制度，代之以文書簽署制度。取消院長、庭長對裁判文書的簽發制度，由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裁判文書簽署權，也是合議庭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

（作者系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改辦副主任）

⑹ 完善法官，檢察官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的最新相關信息

抄2014年10月底，十八屆四襲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作為一項重要的改革任務。
目前各地正在改革試點，主審法官、主任檢察官制度改革試點工作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目前，各地正在總結實踐經驗，按照司法規律的要求，逐步完善這項制度。
1、主任檢察官並不是行政領導，其主要職能體現在執法辦案上。改革的最終方向應當是實現每個檢察官都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獨立辦案、獨立負責。因此，完善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應著重考慮去官僚化，實現行政崗和業務崗分類管理。
2、構建檢察長領導和主任檢察官獨立決定相協調統一的機制。原則上主任檢察官應當執行檢察長的決定，同時當雙方意見不一致時，主任檢察官可以建議把問題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檢察委員會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主任檢察官對決議須無條件執行。

⑺ 合議庭的機理功能

在民事審判中，主要涉及兩大問題，即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對民事案件的裁判，也就是對事實適用法律，即以法律為大前提，事實為小前提，依照三段論的推理方法獲得結論。探知案件真實事實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事實審理者自己能夠親自耳聞目睹，這樣能夠獲得最高的確信度。然而訴訟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均是法官無法干預的過去的事實或行為，這種具有最高確信度的事實探知方法，自然不能適用。於是，唯一的探知方法只能是，依據直接經歷者當事人或證人對案件事實所作的敘述（當事人陳述或證人證言），或案件發生時記錄的文書材料（書證），以及其他證據材料對事實進行判斷。這種判斷是間接性的，探求事實真實將面臨諸多困難，具有相當的復雜性。更何況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文書材料等證據資料，由於故意或過失的原因，本身也會出現錯誤。法官是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認定事實，依據不甚充分的資料和間接的方法，對事實作出的判斷結論當然就會欠缺充分性和完整性。就我國民事訴訟制度而言，法官審判案件，有審判期限的限制，任何一個案件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作出裁判，在這種情況下要充分的認識案件的客觀，其困難和難度可想而知。所以，日本民事訴訟法學者谷口安平教授認為，由於人的認識能力的限制，追求完全的實體真實往往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程序正義，實現程序公正 。
由此可見，法官所謂認定事實，並不是認識或確認事實，亦即不是發現案件的客觀事實，絕大部分不過是主觀推理或推測，甚至是一種臆測。日本學者中島弘道認為，司法審判中對事實的認定，具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不完全性。法官認定事實由於其認識方法的間接性，以及其他諸多困難所至，不可避免的帶有一定的不確實性。第二，意志性。依據不完全的方法認定事實，往往難以達到「確信不疑」的程度（強的心證），而基於民事訴訟的目的和現實的需要，達到某種程度的心證時，便拋開其他微弱的疑義，果敢地對事實作出判斷。這種判斷並不完全是「知」的結果，另有「情」和「意」協助作用。第三，創造性。審判上對事實的認識，由於「知」的能力所限，除忠實的聽從理性之外，還要服從意志。換言之，事實的認定，並非純粹是對過去事實的忠實描述，或者展現過去已發生過的事實，卻是在一定程度上抹殺過去事實的某種「創造」。英國證據法法學家丹尼斯（I.H.Dennis）指出：「我們對事實審理者合理期盼的，也是事實審理者能做到的就是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作出最佳的判定。這最佳的判定就是最大限度的接近在這個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事實，但卻不能保證其准確性。」
司法審判的公正性無疑應當以裁判基礎的真實性為基本前提，裁判基礎（對事實的認定）的真實程度越高，裁判的公正性也就越高。盡可能地克服法官在認定事實中的「意志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的接近案件的客觀真實，使法院裁判客觀化，是設置合議庭制度的內在根據之一。因為在合議庭共同認定事實的情況下，每一個法官在認定案件事實的邏輯思維過程中，既包括有客觀的、合理的成分，同時也必然含有法官的「意志性」和「創造性」。在許多情況下，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中所包含的主觀成分和客觀成分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由於客觀的東西更具有內在的合理性和邏輯性，因而在合議庭進行評議時，法官認識案件事實中所包含的客觀成分會相互重疊、補充，從而強化對案件事實認識的客觀化。與此同時，法官認識案件事實中所包含的主管成分則相互「碰撞」，因為主觀的東西更具有個人屬性，其結果必然是相互抵消各自的主觀性，使得對事實的認定更趨於客觀化。 把握法律精神，統一適用法律。在已經認定的案件事實基礎上，法官理解和適用法律作出裁判，同對事實
的認定一樣，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主觀性和創造性。不同的法官因其所受的教育程度、思想品德、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和潛在的好惡心理等個人因素不同，對同一法律條款都或存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凱爾瑞斯認為「先例原則在具體案件中既沒有導向作用，司法判決最終仍然是基於法官的價值取向而作出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因法官不同而不同，法律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在分析個人特質對判決的影響後，甚至認為個人的經歷、社會環境乃至潛在意識、預感、直覺等決定了其在判決中的傾向性，而這些因素都難以歸入「理性思維」的范疇。美國大法官霍姆斯以實用主義為指導，指出了法律的不確定性，他強調「法律的生命始終在於經驗而從來不是邏輯」。可見，法官理解並適用法律進行裁判的過程中，由於其個體因素和主觀性，使得裁判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實行合議庭審判，依據多數法官的意見裁判，盡管不能完全排除理解和適用法律的不確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或限制這種不確定性，抑制主觀偏見，使裁判盡可能地體現出法律的精神。 合議庭組成人員的可控性表現在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承擔方面。責任是合議庭成員間有機結合的紐帶。合議庭審判案件的質量，究竟是審判長（主審法官）負責好，實行合議庭負責制，即由合議庭成員共同對案件
質量負責。首先，合議庭成員參加了庭審，聽取了當事人的陳述、質證、辯論，對案情了解，有條件對案件質量負責；其次，合議庭成員在評議時都要對案件的處理發表意見，這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合議庭作出的決定是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每個成員的意見份量是相同的。因此，合議庭成員有義務對自己發表的意見負責任。再次，裁判文書署名是合議庭全體成員，這表明合議庭所有成員都對案件的判決負有責任。總之，強調合議庭成員共同對案件質量負責，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有利於加強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感，相對於審判長（主審法官）負責制和承辦人負責制更有利於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保證案件質量。實行合議庭負責制，如何落實考評、獎懲制度，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現行的考評、獎懲制度是以承辦人的辦案數量和質量為主要標准進行的，合議庭的其他成員在合議庭中的工作量和所起的作用，基本上不考慮或考慮不夠。案件發現差錯時，也主要追究承辦人的責任，扣發承辦人的獎金，與其他合議庭成員關系不大。實行合議庭負責制，就要首先以合議庭的辦案數量、質量進行考評、獎懲，評立功、先進也要以合議庭為單位，然後合議庭內部再進行評比。同時錯案追究責任也要以合議庭為主要追究對象。對大家都沒有發現的錯誤，合議庭成員要共同負責。對認定事實和定罪量刑有爭議的，提出錯誤意見的成員要多承擔責任。但對陪審員，除因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發表意見錯誤外，一般不應承擔錯案責任。

⑻ 法官終身追責制，追的是審判長的責任嗎

這次審判責任制就是要把權力交給承辦案件的法官，獨任法官審理的案件專自己簽發，合議庭審理的案件屬，合議庭成員署名、審判長簽發。法官終身追責制，追的是主審法官的責任。在一般情況下，主審法官就是審判長。在一名法官單獨審理的簡易民事案件中，獨立審判的法官不一定是審判長，也可能就是審判員。

⑼ 我國什麼時間開始實行主審法官負責制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0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見》，意見對當前形勢下，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不斷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機製作出專門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