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召開法官會議

Ⅰ 什麼叫大法官會議

做個大官

Ⅱ 普通人和專業法官對犯罪事實的理解有什麼不同

普通人認為我知道他犯罪了就可以認罪，但是專業法官即便是知道他犯罪了，沒有相關的證據，證人也是無法證明他有犯罪事實的。

Ⅲ 請問被告在法官會議室撕毀原告唯一的證據原件怎麼辦對案件有沒有影響有沒有法律依據謝謝

當眾毀壞證據是違法的

Ⅳ 張文中再審案召開庭前會議情形如何

北京2月來7日消息，最高人民法自院張文中案再審合議庭今天召開庭前會議。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依法提審原審被告人張文中詐騙、單位行賄、挪用資金再審一案。

庭前會議由審判長孫華璞主持，合議庭成員管應時、齊素、董朝陽、周慶，法官助理鄧亮、孫自中，書記員修俊妍、劉牧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尹伊君、杜亞起，助理檢察員韓大書、劉文峰，書記員李蘭雲，原審被告單位訴訟代表人徐瑩、原審被告人張文中及其辯護人趙秉志、左堅衛，原審被告人張偉春及其辯護人吳建平、趙磊參加了庭前會議。

Ⅳ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人數

根據法官法等有關規定，我國建立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官制度，實行首席版大法官、大權法官、高級法官和法官的職務序列。2002年3月21日召開的首次大法官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評定、晉升了41位我國首批大法官。2007年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大法官會議上，26名大法官接受了大法官證書。2012年12月27日舉行的第三次大法官會議上，第三批36位大法官接受了大法官證書。

Ⅵ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Ⅶ 民行處與律師召開聯席會議時檢察長的講話稿

強調民行工作不可少了律師的支持，他們有案源，知案情，上庭審，了角當事人心理。 同樣律師少不了檢察院民行的支持，事半功倍，相得益彰。 昌吉市人民檢察院召開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聯席會議 新疆平安網訊 為全面拓展案源和提升案件質量，近日，昌吉市人民檢察院在昌吉市人大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召開了2008年度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聯系會議。自治區、自治州兩級檢察院民行處負責人、昌吉市人大法工委領導及人大代表、市法院領導及審判監督庭庭長和部分律師應邀參加了會議，我院主要領導朱慶祥以及民事行政檢察科全體幹警、研究室人員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朱慶祥書記主持，市檢察院民行科科長馬字英同志首先向與會人員通報了2003年以來昌吉市人民檢察院開展民行檢察工作的做法、措施、成效及2008年工作的目標和重點。與會人員在聽取了我院民行檢察工作情況介紹後進行了座談發言，發言中，大家對今年新頒布的《民事訴訟法》、2003年由市人大通過的《昌吉市人民檢察院、昌吉市人民法院對民事行政申訴案件調卷實行檢察建議提起再審程序，加強對再審民行案件監督的實施辦法》及該《實施辦法》在運行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就抗訴案件質量問題進行交流。市法院的參會法官就如何提高抗訴案件質量問題發表了很好的講話，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對律師如何與檢察機關配合擴大案源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對今後民事行政檢察工作更好地為構建和諧社會提出了"加大接案率、減少抗訴率、提高精品率"的工作思路。會上，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和人大代表對昌吉市人民檢察院近幾年取得的工作成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建議該院要多渠道的加強民行檢察業務宣傳力度，拓展案源，不斷創造出好的成績。 座談會上，區院民行處王華武同志對我院民行科近年來取得的成績及多年來開展工作做法給予充分肯定。他提出檢、法兩家在適用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檢察建議提起再審程序，加強對再審案件監督實施辦法》的問題上要達成共識，以便於縮短辦案周期，提高再審改判率，解決上級院受理案件呈現倒"金字塔"現狀。同時要求我院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完善民行檢察監督的新途徑，積極與人大、法院協調溝通，通過宣傳再審檢察建議這一途徑來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州院民行處崔處長認為此次會議開的很成功，特別是邀請人大代表參與座談會很有意義，昌吉市民行工作多年來走在全州的前列，成績的取得離不開與會領導和其它部門以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時他對當前全州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的情況進行了通報，針對申訴案件案源的減少，要求我院擴大宣傳力度，增強創新意識，做好息訴工作，以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穩定。 在充分聽取與會人員的發言後，朱慶祥書記對會議作了總結。他說，這次會議開的很成功，計劃性、目的性和針對性都很強。針對會後的工作他代表院黨組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是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要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必須強化學習，更新知識，總結經驗，創新工作。二是要加強與人大、信訪、律師事務所的聯系溝通，藉助律師宣傳民行檢察監督職能，為案件申訴人與檢察機關之間架起一座維權綠色橋梁。三是繼續和法院保持良好的工作關系，與法院審判監督庭就抗訴案件質量問題多交流、多探討，找准案件切入點，盡可能使檢法兩家對抗訴案件在事實、證據及法律適用上達成共識，提高改判率。四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立民行專家咨詢隊伍，幫助把好案件質量關。五是辦理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案件，堅持用"兩率提高、結構改變、業務規范、整體推進"的思路，全面提升辦案數量、質量和總體辦案效率。 最後朱書記表示今後在工作中繼續接受人大和區、州兩級院領導的監督，針對與會人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民行科將制定出相應的工作措施，為年底爭先評優打下堅實的基礎。會議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完） （責任編輯 呂濤）

Ⅷ 如何開展依法行政監督

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重要方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被普遍認為是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大亮點。 一、在基層推進依法行政意義重大 市縣鄉三級基層政府都處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線，承擔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管理職責，直面廣大群眾，直面各種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其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不僅會關繫到政府的形象，而且還會關繫到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對依法治國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享了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等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而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行政法制度的完善和有效運作。行政法通過創設行政公開制度、行政責任制度和對檢舉、揭發、控告、申訴和來信來訪等行政制度的規定，既確保了公民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權。建立公平、公正、公開、高效、廉潔的政府是廣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時代的要求。 由於我國有著的封建專制的影響，缺乏法治傳統，在體制下行政權又不適當地強化，行政權幾乎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政府行為不規范問題嚴重，這些現象已經嚴重製約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建設。因此，我們要切實加強行政法制建設，而行政法治建設的目標，就是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行政。這對於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促進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當期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分析 （一）在一些行政單位尤其是基層，依法行政意識樹立的不夠牢固。一些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對於什麼是依法行政，為什麼要依法行政，怎樣才能依法行政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和作法。在一些基層單位看來達到目標比手段重要、完成任務比途徑方式重要、看到結果比程序重要，把法治作為自己完成任務目標的方式之一，有選擇的「執法」，有用的用之、有礙的不用或者改之。在基層政府長官意志往往比較嚴重，習慣於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輕視法律手段重個別處理，輕制度管理重協調解決，遇到問題拍腦袋，決策問題拍胸脯，出了問題拍屁股，導致決策失誤無人負責或者推脫推諉時有發生；有的幹部只考慮自己的晉升權在哪、乾的活應該讓誰看到、自己的仕途怎麼走才更順暢，因此往往出現唯上、畏上、唯權、畏權，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只重視上級領導的講話、批示，忽視法律的規范、引導功能，導致行政執法水平不高；有的得過且過，不思進取，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制定政策、部署工作脫離實際，導致依法行政缺乏具體實際的內容。 （二）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體制有待完善、系統、順暢的。目前，我國的依法行政工作的主管部門是各級政府法制機構，承擔著依法行政工作規劃的制定和組織實施的重要職責。實踐證明，哪個地方、哪個地區政府法制機構建設搞的好，其依法行政也就搞的比較好，社會經濟事業的發展也比較順利。目前我國的依法行政工作體制與依法行政工作的要求還有不相適應的地方。從機構設置情況看，政府法制機構的設置為國家、省、市、縣四級，鄉一級政府未設置專門的機構，這種狀況勢必影響基層依法行政工作的開展。政府法制機構內部人員結構不盡合理。從知識結構看，目前，政府法制機構的部分工作人員是從行政工作崗位轉行而來，沒有受過系統、專業的法律教育學習，在法學理論、法律理念和法律知識等方面還不能完全適應依法行政的要求。目前的法治建設步伐不斷加快，新的法律法規不斷出台，不少政府的法治人員並非科班出身、人員流動比較大，接受培訓時往往應付了事，造成了政府法治機構人員法治水平普遍不高。政府法制工作在一些基層政府看來是不得不設立的一個部門，在開展總做中往往要受地方「發展大局」的影響為地方「發展大局」服務，在對於違法執法人員的處理上只有「建議」權而沒有直接處理權，嚴重影響監督效果和政府法制機構的權威，對依法行政工作產生負面影響。這就造成了文件的合法審查、機構的合法性和執法的合法性和力度等審查的確實或者有時的越位。 （三）違法行政問題突出。行政執法是行政機關最主要的職能，是行政機關履行管理社會職能的重要手段，法律、法規能否在實際生活中產生作用，最終要靠行政執法來落實。同時，執法活動是面向社會的活動，客體是社會上的公民和各種團體，因此行政執法活動直接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人民群眾往往是通過行政執法來認識和評價政府，認識和評價法律，行政執法是否公正、廉潔，直接關系著政府的威望和法律的權威。目前，一些地方行政執法隊伍過多、過濫；行政執法權分散；執法主體不合格；部門職能重疊，職能不清，重復執法，多頭執法現象嚴重，甚至在一起違法案件出現之後，幾家單位搶著去罰款，誰先罰了是誰的。目前，一些基層執法隊伍經費的一項來源是罰款和收費，而且罰得越多，收的越多，返還的也就越多，使行政執法與執法者的自身利益直接掛鉤，甚至在一些交管部門在罰款後不開具罰款單，罰款的去向讓人懷疑，在基層往往聽到這樣的話「開單...錢，不開單...錢。」往往差距較大，作為客體的被罰款對象多數選擇不開單，這就促使了違法行政的蔓延，造成了執法行為與執法目的嚴重背離。執法就是罰款，執法就是收費已經成為個別執法人員的「准繩」。一些部門之間有利爭著上，無利躲著走，爭管轄，爭權利，爭罰款，爭收費。執法程序在一些地方呈現「隨意性」。有的在實施行政處罰過程中，不履行事先告知義務，剝奪了行政執法相對人的申辯權；有的不告知行政執法相對人獲得法律救濟的途徑，剝奪了行政執法相對人的法律權利；有的顛倒程序，先罰款後定性；有的該適用普通程序的，卻適用了簡易程序，該適用簡易程序的，卻適用了普通程序。基層執法人員素質普遍偏低。從文化素質看，基層執法人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偏低。大多數執法人員沒有受過法律專業教育培訓，一般也就集中參加幾次法律方面的有關培訓，缺乏行政執法所必備的法律素質， 在基層有一個應該引起關注的現象：不少政府的執法人員一般只知道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單位的職能，對於關系較遠的單位的職能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分不清人大和政協的性質和職能，不知道憲法是干什麼的，對於一些涉法案件甚至不知道歸哪個司法機關受理，這不能不說是普法活動的一個不足。基層幹部往往把自己宣傳的東西告訴群眾，自己卻只當成一般的任務應付了事，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和群眾法治意識漸強的今天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 三、相關對策和建議 （一）加強行政法制宣傳教育。沒有教育就沒有思想的轉變，沒有思想的轉變就沒有行為的改善。首先要加強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基層領導幹部的宣傳教育，促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轉變思想觀念，從時代發展的大趨勢出發、從黨的方針政策出發、從正反兩個方面事例出發清除官本位、特權思想等的影響，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治」與「法治」的關系，權力與法律的關系，法治與改革的關系、法治與發展的關系。牢固樹立法律權威至上、法律大於權力、權力服從法律、沒有法治就沒有大發展、違背法治理念必將受到懲罰的觀念，只有這樣，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繼續做好面對人民群眾的普法活動。在一些基層政府把普法看成是不得不幹的任務，把貼幾張標語、進學校講一次課看成普法的成果，不願也不像話費力氣去開展此項活動，甚至一些基層領導幹部認為人民群眾法治意識越高自己的管理越難。他們習慣於落後的「人治」，這個區域是我的天下我說的就是規定，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而法治一旦增強，自己的行為將受到約束、利益受到限制，自己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地位將動搖，因此暗中抵制普法活動。殊不知，普法運動就是為了更好的依法行政、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好人民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使人民群眾不但知道法律，更要熟悉和掌握法制，增強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意識和能力，有助於糾正基層政府的違法或者有法不依行為，讓行政變的更科學、更合理。要創新普法性質，變過去的「以教」為中心的「靜態」普法為「動態」普法，雙向互動、有來有往，在形式和思想上注重趣味性和實用性，使群眾逐漸地擁有法治精神，改善社會的法治文化氛圍。 （二）進一步加強政府法制機構和隊伍建設。努力改變「倒三角」的工作體制，加強基層政府法制機構設置。在鄉一級政府設置政府法制機構或者鄉鎮一級政府的抽象和具體重要行政行為要經過上級法治部門的合法性審查，使依法行政工作形成完善的工作體制，同時進一步加強地縣市政府法制機構力量，使地市縣法制機構人員達到一定規模，使「倒三角」為「倒梯形」，進而發展為「正梯形」，為基層依法行政工作提供充分的組織保障。同時，市縣兩級的政府法治部門應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作為本單位的一個部門很難有效的監督級別比自己高、權力比自己大而且是用人用錢來源的政府，因此，建議提高市縣兩級法制部門的地位和職權，在用人用錢上或者至少是業務上歸上一級人大或者政府管理，在重要行政行為、規范性文件出台之前把法制部門的意見作為生效的要件之一，對於法制部門提出異議但是政府仍然施行的法制部門不應承擔責任，對於法制部門簽字同意認為合法的實際卻是違法行為的政府相關責任人和法制部門簽字人、責任人都應承擔責任，並且設定合理的追究期限。讓法制部門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部門，切實強化其職能和責任。 加強政府法制工作者的業務培訓，提升其業務水平。不少人認為，政府法制工作隊伍這一群體不需要專門的職業訓練和專門知識，不過是政府工作人員的一部分。只要政治可靠、服從組織調動和工作安排就可以勝任，不像法官、檢察官等法律工作者那樣有法定的准入標准。這種忽視政府法制工作人員職業特點的認識，導致政府法制工作人員的崗位要求等同於一般政府工作人員。從另一方面來講，由於沒有「門檻」和職業定位，導致社會對政府法制工作認識的缺乏。實際上，政府法制工作人員從事的工作內容，比一般的公務員要求更高，專業性更強。這一職業群體必須共同經過系統學習而獲得法律理論知識、法律思維知識以及法制工作能力方面的一致性。建議建立政府法制工作人員准入制度，堅持「凡進必考」原則，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設定具有司法從業資格方可上崗的門檻，在人員崗位上不易流動性過大，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使他們成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工作的主力軍和政府法制工作的業務骨幹，力爭成為優秀合格的政府領導的法律顧問和參謀、助手。 通過各種手段增強法制人員工作的獨立性， 政府法制工作人員作為行政機關的成員，自然要服從行政機關的領導。從事的政府法制工作，作為重要的法律工作，在具體工作中，首要的要求是對法律負責。一般情況下，這樣做也符合行政首長的意志。但在特殊情況下，即使對法律負責的行動違背了個別行政首長的個人意志，行政首長也不應非法干預政府法制工作人員的獨立性，或者以此隨意撤換其工作崗位。因此，要通過各種制度來保證政府法制工作人員的良好素質以及職業的穩定性和專業性。政府領導應大力支持政府法制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獨立開展工作，讓他們放心放膽去干，不斷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他們在推進依法行政中的作用，從源頭上減少行政爭議的發生，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投身於經濟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 （三）完善監督機制，強化行政執法的監督。切實加強行政執法機關的內部監督制約。加強上級政府部門對下級政府部門的執法情況進行監督；進一步加強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的監督力度，並通過這種專門的執法監督，保證行政執法活動嚴格依照法律法規辦事，要通過監察、審計部門的有效監督，及時糾正和嚴肅查處違法違紀行為和行政執法中的不正之風；嚴格執行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責任追究制。對執法過錯者予以堅決追究，情節嚴重的，要給予行政處分直到調離、清除出執法隊伍。 充分發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切實行使憲法、法律賦予的監督職權，採取各種有效的措施，強化執法監督力度，促進依法行政。首先，要認真做好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工作。實踐中，往往政府的行政執法行為，除了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外，許多時候是以政府的規范性文件為尚方寶劍的。而行政執法中出現的一些亂收費、亂處罰問題，也往往根源就出在規范性文件上。因此，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抓好對行政執法的監督，審查政府規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輿論監督是一項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和措施。要加強行政執法監督，社會新聞媒體要敢於曝光，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特殊作用。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新聞單位行使監督權就是行使人民民主權利的具體體現，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和全社會的支持。建議對於新聞媒體曝光的違法行政案件本級和上級政府應該建立台賬和記錄，改變以往重大輿情事件只是聽聽本級政府匯報、說明一面之詞的簡單做法，應該建立雙方都有記錄、都能說話甚至互相辯論的沖突解決機制。 制定準確的監督標准，增強行政執法監督的實效性，如逐步制定和完善黨紀、政紀量化監督標准，盡快出台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對監督的機關、許可權、范圍、方式、程序等加以明確規定，使監督本身有法可依

Ⅸ 專業法官會議與主審法官會議有什麼不同嗎

專業法官會來議與主審自法官會議沒有什麼不同，意思是一樣的，只不過稱呼不同。
最高法院的文件中，有的叫專業法官會議，有的叫主審法官會議。
專業法官會議，是一種咨詢議事機構，通過對復雜案件進行討論，提出意見和建議供承辦法官或者合議庭進行參考。
專業法官會議的功能與審判委員會類似，區別在於審判委員會形成的決議，承辦法官或者合議庭必須執行，而專業法官會議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對承辦法官或合議庭僅具有參考作用，採納與否完全取決於案件的具體承辦者。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審法官會議工作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的通知（法發〔2018〕21號）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的通知（法發〔2018〕23號）第8條規定： 健全專業法官會議制度和審判委員會制度。

Ⅹ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的資料誰有啊

最高人民來法院院長。
男，自漢族，1938年8月生，廣東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1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大學學歷，首席大法官。
1957年至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1962年1月至8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法幹校教師。1962年至1969年廣東省曲江縣公安局幹部。1969年至1975年廣東省曲江縣委宣傳部幹事，縣委辦公室幹事、副主任。1975年至1981年廣東省曲江縣龍歸公社黨委書記，縣委常委兼辦公室主任。1981年至1983年廣東省韶關市武江區黨委書記，清遠地委副書記。1983年至1986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1986年至1990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1990年至199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成員、檢察委員會委員。1992年至199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副書記、檢察委員會委員。1993年至1998年司法部部長、黨組書記。1998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審判委員會委員。2003年3月當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