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調法官
㈠ 招考職位：法律 是什麼意思
即人類在社會層次的規則，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范，以正義為其存在的基礎內，以國家的容強制力為其實施的手段者。法治和法律要逐漸變得適當寬容以利於社會和諧。法一般限於憲法、法律。法屬於上層基礎范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法的目的在於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是統治階級實現其統治的一項重要工具。所以，法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它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產生、發展而產生和發展，法律將隨著階級、階級斗爭的消滅而自行消亡。
㈡ 上級檢察院抽調下級檢察院辦案的身份問題
沒有什麼所謂的身份問題，本身檢察機關上下級之間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上級抽調下級的人員去辦案，本身就很正常，不需要辦理什麼身份的問題。
完全不是一樣的職位啊,在中國，做律師，門檻只是你願意不願意。而做法官則是看機會，內這個機會容更多的是體制和人際因素，雖然也有真才實學進入法院的，但是這些人一般很難進入重要工作崗位。在法院越是有才越會被安排到研究室、政治處、辦公室等崗位，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崗位直接為法院或者領導服務，素質差的人做不好，那隻有讓有才華的人來做，而且在法院這些崗位也只有有點才華的人才震懾的住其他部門的人，由此真是水平高的人要不不在業務崗位，要不被當地組織部、政法委等機關抽調走。由此，可以發現和律師在業務崗位對壘的本不是法院最高水平的法官。
㈣ 上級法院可以抽調基層院法官一起審判嗎
不可以。上下級法院是一種監督關系。上級法院法官是由同級人大任命的。而下級法官是由下級人大任命的，在上級法院沒有資格審判案件。
㈤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
㈥ 2016年鄭州市高法部分法官雙歸了嗎
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腐敗受賄，情節嚴重，則涉嫌違法犯罪，應當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至於鄭州市高法部分法官雙規的問題，可以關注當地新聞報道。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是指審判人員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行為。
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是指濫用執行判決、裁定職權罪是指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濫用職權，違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者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不依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執行職責，或者違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㈦ 上級法院可以抽調基層院法官一起審判嗎
原則上不可以。
一、體制上，上下級法院是獨立的，他們只存在業回務上的監督關系，而答不是領導關系；
二、各級法院的法官是由本級人大任命的，下級法官由下級人大任命，因此，沒有資格審理上級法院審理的案件。
㈧ 求一篇關於法庭文化建設的論文！
法院文化建設存在的不足、困難及對策
摘要：在全國法院文化建設的浪潮中，各地法院要怎樣努力才能進一步擴大法院文化建設的成果，真正立足本地實際、借鑒經驗、革故鼎新，發揮特色，把本地區法院的文化建設抓實抓好，從而真正打造好「法院文化」這一品牌，形成全國法院文化建設的大格局？本文試總結出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共同存在的兩點宏觀不足和八點具體困難，並給出提綱式的對策，以期對各地法院文化建設有所裨益。
關鍵字：法院文化 不足 困難 對策
當前，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全國法院各項工作的進一步推進，各地法院的文化呈現如火如荼之勢。在這種形勢之下，各級人民法院積極投身到法院文化建設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如河南鞏義、山東東營、上海等地，尤其是地處邊疆的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值得借鑒。但是，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工作與當前迅猛發展的形勢，與人民群眾的期望還存在很多不適應的地方：有的法院對文化建設重視程度不夠，缺乏有力的組織領導；有的法院文化建設缺乏主動，內容老套，毫無新意；有的法院對文化建設消極對待、引導不力…… 從總體上看，全國法院的文化建設還缺乏必要的統籌規劃，缺乏整體推進的意識，還處在各自為陣，法院文化建設如何多管齊下，突破「瓶頸」，值得我們的理論和實務界深思。
一、當前全國法院文化建設面臨的兩點宏觀不足
談到個體法院文化建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就必須從全國法院文化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談到，只有從宏觀上對法院文化建設有一個總的認識，才能夠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現象出現。筆者認為，當前全國法院文化建設存在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困難。
歷史的困難在於：我們沒有真正的法院文化的歷史傳統。中國作為一個具有五千年封建文明的國家，創造了豐富的中華文明和華夏文化，與此同時，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也缺失現代法治的歷史淵源和積淀，到清王朝覆滅時，我國還沒有形成現代意義的法院，法院文化更是虛無飄渺。人治社會、儒家文化的浸染讓中國的法院文化在歷史的塵埃中喑啞無語。雖然建國後尤其是我國「以法治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等方略的適時提出，為法院文化建設鋪設了快車道，但是由於時間短、任務重以及當前外來思潮沖擊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法院文化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現實的困難主要來自法院內部：法院文化產生的土壤是法院，脫離了法院和法官來探究法院文化的不足，其結果必然是試圖在沙灘上建蓋堅固的大廈。首先，從法院的管理體制行政化問題上講，我國的司法管理體制很大程度上實行以行政權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體制。法官的管理仍然帶有很濃的行政色彩，姑且不論庭室領導的指令所蘊涵的強制物語權，單是法官的審判職稱的評定與行政職務掛鉤這一點，就值得質疑。在我國上下級法官遴選制度尚未真正建立的情況下，一名基層法院法官如果不擔任行政職務，那麼直到其退休也只能是一級法官。而直接進入高級法院、最高法院工作的年輕法官由於所處法院授予的行政職級的不同，可能很短的時間就能達到更高的法官等級。試想，在一個千軍萬馬擠行政職務這一「獨木橋」的法院，要試圖讓法官保持一個超脫、平和的心態來參與法院文化建設和司法精神的塑造必然是困難的。其次，從司法地方化的角度來看。由於地方行政掌控了法院的財物核撥等重要許可權，法院乃至法官的切身利益與地方利益就有了割捨不掉的牽扯，出現了法院很大限度依賴地方行政的危險。正是這種危險，導致全國各地出現了地方政府給法院分配招商引資指標、抽調法院法官參加計劃生育、烤煙生產等工作等怪現狀。再次，從法官的非職業化角度來說，法官之所以為法官，即是這一職業本身的特殊性所決定。遺憾的是，法官的非職業化現象仍然比比皆是：雖然《法官法》實施已整整十年，但是法官的審判津貼仍可望不可及，實踐中收入落後於工商、稅務等部門的公務員；法官職業保障並未得到真正落實，法官在辦案時稍有理解偏差，就會有很大的職業風險，例如廣東法院的法官莫兆軍被追究一案。法官的職業保障不到位，待遇的偏低，風險大，不足以使社會產生對法院的認同感，不足以形成法官職業本身的尊榮感，不足以吸引優秀的法律人才到法院工作，也就不足以產生我們期待以久的體現法律、法院、法官精神的優秀法院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設面臨的八大具體困難及對策
問題一：重物質文化建設，輕精神文化建設。
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法院的物質文化建設搞得轟轟烈烈，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積極爭取地方財政支持，加大審判法庭的建設、購置新的辦公設備，更新公務用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法院物質建設的落後現象。但是，很多法院正是在忙於改善物質條件的同時，卻忽視了法院的精神文化這一「軟實力」的建設，沒有深刻認識到精神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認為精神是「花瓶效應」，是「務虛工程」，正是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引下，部分法院的法院文化建設了無蹤跡，造成法院、法官主流文化和精神的缺失。
對策：法院是社會正義的守護神，是社會糾紛的最終裁判者，難以想像沒有法院文化和法治理念的法院如何肩負起司法為民這一神聖職責。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個法院可以參照山東東營、上海等地文化建設的經驗，並結合自身的實際，為自己所用。在另一個方面，同樣是地處西部的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法院文化建設的大潮中，積極整合資源，形成整體合力，從而達到法院文化建設的整體推進。雲南高院的主要做法是：從整體上策劃一個法院文化建設方案，由高級人民法院牽頭，成立雲南省法院文化建設領導小組，將各級法院的文化建設擬定一個實施綱要，指派各級法院由一名院領導具體負責，將法院物質文化建設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實施法院建設物質與精神的良性互動，用外在動力對全省法院文化建設進行助跑，在短短大半年時間里，取得了《以法律的名義》專題片、《雲南高院賦》等一系列成果，掀起了全省范圍的文化建設高潮，完成在西部法院文化建設的系統性領跑和推進。
問題二：法官業績考評的不科學、不合理
現象：當前，部分法院法官的業績考評缺乏一個科學化、系統化的評價標准，法官的考核依然是按照公務員考核的「德、能、勤、績、廉」標准，但是在實際中，由於法官職業的特殊性，完全按照公務員考核的標准，還不能適應法院的工作考核效應甚至容易流於形式。這種考核標准，導致部分法官對無法不能對自己進行一個正確的定位，也不利於法院對法官進行一個正確的評價，而這種情況對法院文化的直接影響是法官對法院文化沒有積極性，缺乏基於法官尊榮感、自豪感而產生的原動力。
對策：當前，無論是西部地區還是東部法院的法官都面臨一個問題，這就是收入相對較低，工作壓力大。要注意法院考評機制的量化和細化，將傳統的「人管人」機制相「制度管人」的機制發展；要引導和培養法官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要從肯定評價的前提定位出發激勵法官崇德敬業；要改「相馬」為「賽馬」，大膽獎勵那些公正廉潔、司法為民的、將法院文化精髓貫穿於日常工作中的法官，從而激發廣大法官參與法院文化建設的積極性。同時，西部地區法院又有其特殊性，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例如雲南寧蒗等地有的地方辦一個案件要步行一個星期），單純用公務員考核標准或者要求象發達地區法官一樣用結案數等指標來考慮是不現實的。西部法官業績的考評應當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但是又要與本地實踐結合，積極建立一套符合本地法院審判工作和法官職業色彩的考評機制。
問題三：沒有明確具體的法院文化建設方向和目標
現象：明確法院文化的目標和方向，是法院文化的發展的前提。法院文化的建設毫無目標，沒有法院文化的科學定位，導致法院文化建設的隨心所欲和盲目混亂。
對策：當前，放眼全國法院文化建設成效明顯的法院，無一不是確定了明確發展目標。具體體現是根據本地的實際，總結出本院的預案訓和院賦，並在此前提條件下在指定具體的發展措施。如河南鞏義市人民法院提出了「忠誠、公正、奉獻；厚德、清廉；自律」的院訓。中國廣大地區同樣是一個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文化底蘊的深厚和廣大法官對法律的奉獻就是一個取之不竭的寶藏。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從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發，從本地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廣大法官無私奉獻、公平高效的精神品質和群體精神，從而提煉出具有本地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標，總結出溶匯著本地法院、法官熱情的院訓和院賦。
問題四：法院文化建設還沒有形成合力，長效機制尚未形成
現象：當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設還存在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還存在文化建設只是政治宣傳、綜合行政部門重視而審判業務部門不重視的現象。法院文化建設還不能做到多個部門形成合力，全體法官共同參與、長效建設機制共同構建的良好現象。審判人員中「合力」的文化建設意識還比較淡薄，認為只要把案件質量把好就是萬能的錯誤思想還在佔有很大市場。
對策：各省高院可以考慮組織一次專門的教育培訓活動，以引起全省法官的廣泛關注。各級法院黨組要做到充分動員，保證做到法院全員參與先進法院文化建設。法院黨組應當承擔起領導職責，充分發揮幹部管理部門、教育培訓機構、調研宣傳部門、行政管理部門、黨團組織的職能作用，發揮資深法官和高學歷人員的智力優勢和資源優勢，群策群力，使法院文化建設形成人員、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合力，從而進一步構建起法院文化建設的長效機制。
問題五：法院的學習宣傳行政化、會議化和單一化
現象：法院的學習宣傳是法院文化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當前，部分法院的宣傳學習仍然停留在讀讀文件、開開例行會議等傳統的學習教育方面。這種方式的行政化、會議化和單一化，很難充分調動廣大法官參與法院文化建設的熱情，而這種方式最大的危險在於：可能將我們寄予極高期望的法院文化建設流於形式。
對策：學習宣傳是靠職業化、理性化、德性化內在心理主動勃發並促進升華的。為此，我們的法院文化建設在宣傳教育這一問題上，還要注意到：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豐富的情感，我們不能將法官這一豐富的群體局限在僵化死板的模式中。所以，我們的法院文化建設的宣傳教育工作要做的有血有肉、生動活潑，學習可以是經典閱讀、電影觀看、攝影采風、法官沙龍、法官博客的方式，前兩年被稱為法制類影視精品的《大法官》，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物形象鮮活，事跡生動感人。總之，要從廣大法官最關心的問題著眼，從最貼心的事情入手，要最大限度地寓教於樂，最大限度地激發法官群體的活力，讓他們變法院文化建設的被動為主動。
問題六：法院文化和社會公眾的認可程度還有一定的差距
現象：由於社會公眾的整體素質、法院文化工作本身的缺位等復雜因素，法院的文化建設同社會公眾的認可程度還有一定的差距。這一現象，在偏遠地區尤為突出，很多群眾甚至一些領導幹部連法院本身的組成、職能等都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至於更高層次的認識更是無從說起。雖然我們可以認為因為歷史、物質等條件的限制，導致公眾素質的不足，但是這畢竟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凸現了當前法院文化建設任務的艱巨性。
對策：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內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所以，除了通過司法活動向社會公眾展示法院、法官的精神內涵和文化特質外，我們還要注重用多種方式向社會公眾進行展示和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各地的法院文化成為當地精神的代表。如可以採取巡迴開庭、定期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進行溝通，邀請市民參觀法院文化建設等方式，使社會公眾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審判並最終樹立法治理念。
問題七：法官的綜合素質離先進文化法院的要求還較遠
現象：先進的法院文化建設，必然要求有高素質的法官群體，由於條件限制，部分法院法官的綜合素質離先進法院文化的要求還較遠。具體表現在：各級尤其是西部法院的法官學歷層次還不高，法官斷層現象相當嚴重，部分基層偏遠的法院甚至出現只有幾名法官的現象；由於待遇偏低，許多大學畢業生不願到艱苦的法院工作，在職的工作人員通過司法考試，相當一部分選擇跳槽做收入較高的律師職業等，導致法院人才的大量流失；在職的部分法官有相當部分是部隊轉業、特殊時期招工招干進入法院，缺乏法律職業背景；法官續職培訓的機會較少，法律專業知識陳舊，其他領域的知識更是少得可憐，憑經驗辦案的人員大有人在。如此等等，形成法院文化建設的「瓶頸」問題。
對策：法院文化要抓好，法官的整體素質不容忽視，因為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設的主體。為此，應當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制定政策，鼓勵法院法官積極提高整體素質。如：加大對中、基層法院的投入，改善法官待遇，暢通進人、出人的渠道，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法院工作；加大培訓力度，使法官培訓系統化、深入化和制度化；鼓勵法官積極參加學歷考試和其他領域知識的學習；建立法官的逐級遴選制度，使這一方式成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制度；要以法律事業感召人，用法院的情感吸引人，用法院領導的人格魅力感動人。
問題八：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較弱
現象：由於相對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落後的經濟形勢，導致了部分法院的科技化、信息化程度較弱。由於信息資源的缺乏，一些法院的相當部分法官還停留在「低頭拉車」而不「抬頭看路」的落後狀態。許多法院沒有開通互聯網，相當部分的法官不懂電腦的運用，甚至在西部偏遠的法院，連電視的收看都還成問題，這在當今信息化的時代，對給拓寬法官的視野、增加法官的知識積累的要求造成了極大的障礙，也與法院文化建設的與時俱進的要求格格不入。
對策：加強信息化建設，提高法官的素質勢在必行。各地法院要積極爭取資金，加大法院基礎設施的投入，大力進行信息化建設。如：開通互聯網，實現法院內部的三級聯網；積極利用網路、電視、電台、報刊雜志等媒介，拓寬廣大法官的視野；建設好法院網等法院的對外網站，將法官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上面來；定期和先進法院進行信息的交流。總之，要在創造條件的前提下，讓東西部法院法官充分享受到同樣的優勢資源，從而提高自身素質，達到法院文化所蘊含的要求。
總之，面對建設全國一流的法院文化的目標，我們相信：只要各地法院法官齊心協力，對症下葯，法院文化建設必將大有作為，打造出彰顯本地法院精神特質和現代司法理念的法院文化，建設者辛勤的汗水，一定會在中國這片神奇土地上澆灌出法院文化的燦爛之花！
㈨ 什麼叫文化整合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文化整合」已成為理論界使用頻率極高的詞語，以致有人說，「沒有哪個時代會有這么多的書生對它投入這么多的精力」。[2]（P2）在筆者看來，這一現象的產生主要基於中國社會的兩個基礎。
第一，盡管「文化整合」一詞在最近一二十年才頻頻使用，但它概括的社會現象早在19世紀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洋務運動時就已出現，當時國人奉行「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來發展成為更深層次的戊戌變法，主張君主立憲。同時，更為徹底的革命派的共和觀念也在滋長，並在20世紀中，另一種性質的近代意義的國家形式又形成。算起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侵蝕」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是一項龐大的文化運動。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並不曾理智地有效地進行文化的統計、清理、統合、移植。盡管很多精英分子在某些方面，如「統計」或「清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整個文化工程的統計、清理、統合、移植不是某些學究們獨自能完成的。它不僅是一項理論工程，也是一項實踐工程，而且是一項全社會的工程。所以，沒有全社會的參與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我們的社會不曾系統地做過這件事。
不妨拿一件我們時常會碰到的事情來看。在法院，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上級要來人檢查該市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情況，市委市政府號召全市總動員。於是法院每天抽調部分幹警，在院領導的帶領下，跟其他相關人員一道上街清除污七八糟的廣告，驅逐乞丐、小販。除這些事情外，上級機關還常常布置如抽調法官去扶貧、支教、搞社教、抓計劃生育、催公糧之類的任務。
中國的官僚、老百姓為什麼會覺得如此職責不分的事情屬正常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已習慣於「父母官」這一詞對國家機關的概括。「父母官」意味著官員們像父母一樣對不能自主的子女的「關懷」，「父母官」也意味著無微不至的「關心」。傳統的中國人喜歡這樣的官兒。但在現代觀念中，這卻是極其荒謬的事情。首先，在現代觀念中，平等意味著人格自主、獨立，而不是像一個未成年人一樣被父母「關懷」。其次，在現代社會中，官員們的職務行為不應是出於「愛」或「關心」，而應出於法律的明文規定。另外，無微不至的「關心」也意味著無所不至的干涉，這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是不能容忍的。但在中國人的潛意識里，行政長官就是一切，這確實源於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於是市委市府理所當然地可以指揮自己轄區內的一切機構。有人說英國的議會除了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而在中國人的觀念里，行政長官也有類似的通天術。於是現實中行政肆意干預司法，把它作為自己的一個部門一個附屬機構的現象極為普遍，這也是導致腐敗和司法功能癱瘓的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同樣激烈，如主體意識的淡薄、不適應淘汰機制等都是其表現。
由此可見，文化整合已成為社會自身發展的需要。
第二，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迫切需要對文化進行整合。中國傳統文化與商品經濟格格不入。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商品經濟以其強大的生命力迅速發展。同時，對人們的觀念、意識產生劇烈的沖擊。人們的權利意識不斷地增強，主體觀念也在滋長，「君子言義不言利」的觀念正在改變，傳統文化中的「禮」正被更加明確的法律規則所代替。從這一角度來說，目前的文化整合也具有自發需要的社會基礎。
㈩ 河南法院有多少人違紀被查
河南法院564人違紀被查， 百名冷橫硬推法官受處理。
據披露，因冷橫硬推、辦案拖拉、執法隨意，河南117名法官受到嚴肅處理；因接受吃請、娛樂，造成惡劣影響，14名法官受到行政開除和限期調離處分。
而因違紀違法，五年來河南全省法院564人被查處。這其中，河南省法院原副院長曹衛平，執行局原副局長李光、梁向陽、梁紅照，南陽中院原副院長宋黎曉、焦作中院原副院長趙志峰、新鄉縣法院原副院長魏軍等61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司法守護社會底線，一旦發生腐敗，危害將更大，更令人痛恨。」張立勇表示，河南法院將以刮骨療的決心、勇氣，除惡務盡的雷霆之勢，鏟除害群之馬，守住公正，贏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