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組建以法官為中心的審判團隊
1. 北京法院組建多少個審判團隊
8月日上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通報審判團隊建設情況，並公布20個「模範審判團隊」和50個「先進審判團隊」名單。目前，北京法院在各審判執行業務領域組建起審判團隊1839個，實現司法資源優化配置。今年上半年，北京法院新收案件451618件，審結案件356741件。
據介紹，此次獲評的70個審判團隊中，從審級看，共有高院團隊4個、中院團隊15個、基層法院團隊51個；從專業類別看，共有立案速裁團隊6個，刑事團隊9個，民事團隊18個，商事團隊10個，行政團隊8個，知產團隊7個，執行團隊10個，未審團隊2個。
《法官能為法治做什麼》一書，全方位展示了美國法官精英對一些司法熱點問題的見解，雖出自域外司法視角，正如譯者何帆所言，「司法領域畢竟有許多共通規律」，書中許多觀點於中國司法問題亦多有呼應，讀之啟發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絕對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為其職業生活必定驚心動魄、精彩絕倫。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卻被約翰·哈倫二世、鮑威爾大法官形象比喻為「九家小型律師事務所」，並特別強調「小型」和「獨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擁有獨立的辦公室、配備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獨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無法保證任期內都去過其他大法官辦公室「串門」。作為頂層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卻達60小時。
驚詫之餘，又略有所悟。「小型、獨立」兩個關鍵詞蘊含的「法官獨立」、「團隊機制」精神，與當前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嗎。
1、「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
論及關鍵詞「獨立」，大法官強調的是為確保公正，法官個人在案件審理中做到獨立思考，獨自決斷，不受他人的干擾與阻礙。當然，法官獨立並非排除審判輔助人員的支持。審判獨立，是不爭的共識，而「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卻是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命題。西方分權制衡理論視野下，法院獨立是三權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實，其更關注的是法官是否獨立。而在中國語境中，「法院獨立」抑或「法官獨立」之爭卻延續長久。
我國立法界定和審判實踐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獨立」觀點。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是在機構獨立的角度界定審判獨立。審判實踐中，法官參照公務員管理形成科層化，裁判文書層層簽署、層層負責，文書簽署法院印章對外生效，形成了飽受詬病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非正常現象，法官獨立審判是沒有實現的，辦案責任制也因此陷入尷尬。應當說，在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理論設計中，「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之辯至此可以終結。新一輪司法改革倡導法官角色回歸本位，「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清晰劃分案件裁判權和司法行政管理權的界限，正是法官審判獨立精神的回歸和強調。可以說，強調法官獨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領。法官裁判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線。這一要旨正如哈倫大法官論及審判獨立時所提醒的，「與律所的法律意見和企業的政策決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機構作為整體的處理結果，只是合議後個人投票的結果。個人負責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內部備受尊重並被小心呵護的慣例。」
2、審判組織之構成
論及關鍵詞「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書、信使等人員在內，可以獨立完成審判職責，規模不大但功能完備的團隊。
就此關鍵詞，聯想到我國此次司法改革的審判組織形式調整。長久以來，參照行政機關管理模式，我國法院以業務庭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各業務庭再組成數量不等的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作為基本辦案單元。行政化的科層級審判組織形式，其弊端是明顯的：裁判權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議庭、庭長、院長等主體手中，審判分離，辦案責任落實虛化；院庭長忙於管理性事務，往往脫離審判一線，造成優秀審判資源的極大浪費；「鏈條狀」的審判管理，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就審判組織變革而言，此次改革的總體思路是實現「扁平化」和「團隊化」。這在結構形式上與美國大法官「小型團隊」的運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將合議庭或獨任庭作為直接的審判單元，通過減少審判管理中間環節，建立緊湊的扁平組織結構以提高效率；將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的業務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團隊，通過資源優化組合，實現團隊作戰效能的最大化。多個試點法院組建「審判團隊」的經驗佐證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審判長，1至2名見習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錄員等）組建獨任制審判團隊，以「1+2+3+4」模式（即1名審判長，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輔助人員）組建合議制審判團隊。
二、「法官員額」的考量
1、聯邦法院規模之爭
與我們受「案多人少」困擾一樣，美國法院也正經歷「案件數量危機」。為應對危機，美國的做法是審判輔助人員不斷增長以減輕法官負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數、壯大法官隊伍，「1950年至2011年間，聯邦下級法院法官數量增至原來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應該增加法官員額，美國法官的意見是分化的，存在「聯邦法院規模之爭」。以斯蒂芬·萊因哈特為代表的法官堅決支持擴大法官員額，理由是沒有足夠多的法官，很難為公眾提供高水準的審判服務，難以確保個人權利免受侵害；以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為代表的法官卻主張控製法官員額，對聯邦法官規模的擴張倍感憂慮和遺憾，認為這將對司法程序、聯邦制度與聯邦法院產生負面影響，其主張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義」。當然，在萊因哈特法官看來，反對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思維作祟。
2、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員額制是當下我國司法領域的熱詞。應當說，美國「擴大還是限縮法官員額」的爭議在我國已有定論。法官員額制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關鍵一環。與美國主張控製法官員額的理由一致，確定法官員額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於，通過提高任職門檻以確保法官質量，以優秀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最終保障案件質量。同時，通過法官群體精英化，為提升法官職業保障創造條件，以法官的減量提質，提升社會對法官職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強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員額制改革有效銜接配套實施的法官助理制度、書記員單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學合理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體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頑疾，實現法院管理的專業化。
當然，與美國的情形一樣，對實施法官員額制改革並非沒有任何質疑和隱憂，這些是當前改革推進中絕不能忽視的「異議之言」。按照不超過39%的比例實施法官員額限制，必將導致法官數量的大幅減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現實考驗中，少數精英法官如何確保審判任務的完成？法官數量的減少會否導致案件質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員額制動的更多是年輕法官的「乳酪」，他們感受的沖擊將會最大，法官身份喪失後，如何確保隊伍的凝聚力和他們對法官職業的持續夢想？以上憂慮的存在，需要法官員額制改革保持足夠的審慎，將眾多的因素納入改革考量。科學合理地測算完成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法官數量，確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於以犧牲審判任務和案件質量為代價；盡量合理解決未入額法官的過渡性安排，為落選者後續入額保留足夠的彈性空間，為其法官夢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執業的動力。隱憂或許是多慮，但盡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為改革減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審判輔助人員的價值認識
在中美司法系統運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審判輔助人員」的身影。他們是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不可或缺的組成，扮演著法官「賢內助」的角色。
從價值上說，法官精英化後，包含法官助理、書記員在內的審判輔助人員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絕非無足輕重的「小卒」。正如書中所言，「不可否認的是，法官助理在審判過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當案件持續增加，法官人數與案件數不成比例時，法官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審判輔助人員。受限於法官員額的限制，審判輔助人員的增長必將是法院應對受案高壓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審判組織功能性構成看，審判輔助人員是審判組織不可或缺的人員組成。精英化的法官將集中精力於「審」與「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務性工作將由審判輔助人員完成，沒有他們的工作，審判組織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難以想像的。
價值已無需多言，而審判輔助人員的現實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審判輔助人員位於科層結構的底層，其地位不過是法官的附庸。受限於僵化的編制管理，大量審判輔助人員採取勞務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門檻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務壓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審判輔助人員隊伍流動性較大。在此想表達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見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審判輔助人員絕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價值遠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切，改革的視野應加重對審判輔助人員的關注份量。探索創新審判輔助人員管理模式，積極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科學劃分其職責范圍，注重強化職業保障，確保隊伍整體活力以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效能等等，以上命題都是改革路徑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改革者需要以足夠的重視讓審判輔助人員改革跟上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步伐。
3.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二、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三、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四、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4. 北京高院為何組建1839個審判團隊
2018年8月16日報道，建設新型審判團隊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重要舉措，北京市三級法院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為核心，已組建起多樣化審判團隊共1839個，審判質效不斷提升。8月16日上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召開發布會，介紹全市審判團隊的建設情況。
評選
覆蓋各個審判領域和審判類型
今年5月14日，市高院第11次黨組會決定，在全市法院開展首屆「模範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評選表彰活動，最終從116家參評團隊中確定了20個「模範審判團隊」，50個「先進審判團隊」。
從審級看，共有高院團隊4個、中院團隊15個、基層法院團隊51個；從專業類別看，共有立案速裁團隊6個，刑事團隊9個，民事團隊18個，商事團隊10個，行政團隊8個，知產團隊7個，執行團隊10個，未審團隊2個；從團隊特色看，囊括了高效型、專家型、孵化器型、大要案型、院庭長型等多種團隊類型。所評選出的「模範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全面覆蓋三級法院各個審判領域和審判類型，較好體現了審判團隊建設基層導向。
例如作為模範審判團隊代表的一中院陶煒審判團隊，是涉眾型經濟犯罪領域典型的大要案型審判團隊。所審理的E租寶案被評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刑事案件，相關經驗還被最高法院向全國法院推廣。
作為先進審判團隊代表的西城法院童飛審判團隊，是金融借款及信用卡領域典型的高效型審判團隊。上半年，該團隊共審結案件3210件，佔全庭結案的47%，全院結案的11%。
「此次評選確定的「模範審判團隊」「先進審判團隊」，以成效為導向，強調符合審級職能，凸顯團隊特色，為總結全市法院審判團隊建設經驗提供了多樣化範本。」北京市高院組組宣處處長李洛雲表示。
5. 刑事訴訟如何以審判為中心
1、以審判為中心，需要做到一切用證據說話。「沒有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意在突出審判程序在刑事訴訟的中心地位，使得偵查、起訴階段必須向審判階段看齊，適用統一的法定證明標准。要嚴格執行法定的證據採納標准，把好證據審查判斷關，證據只有經過法庭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要嚴格執行法定的證明標准，依法准確認定案件事實。要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原則，切實防範冤假錯案發生。
2、以審判為中心，需要聽到當庭對質的聲音。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在庭審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參與權、辯護權，各種證據、主張、觀點、意見都應得到來自正反兩個方面的充分討論和反駁，在此基礎上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才是最科學和公正的。加強法庭辯論的力度，可以倒逼偵查與起訴質量的提高，也可以避免法官偏聽偏信，武斷地作出案件結論。庭審的實質與關鍵在於實現控辯有效對抗和當庭質證，讓雙方「發聲」，正義的裁決才能真正發生。
3、以審判為中心，需要改革機制以保障運行。推進庭審實質化，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庭審實質化，就是把「正在開庭」作為裁決的絕對中心舞台。要求相應的偵查、鑒定、舉證等環節都應該在庭審當中體現並且經受法律的檢驗，這需要一系列制度來支撐。要想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確保控辯意見發表在法庭，確保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就要完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規范法庭審理程序，落實公正審判的內在要求，用最恰當的機制保障「以審判為中心」的實現。
6.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隨著我國當前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法官員額制改革、法官助理配備已全面開展起來。筆者結合擔任法官助理的實踐經歷，提出對法官助理輔助辦案的幾點想法。
一、明確法官助理的定位
法官助理是協助法官辦理審判輔助性事務的人員，其主要職能是根據法官的指導撰寫裁判文書和辦理法官交代的其他審判輔助性事務。法官助理應將自己置身於審判崗位，以一名承辦法官辦理案件的態度、視角來履職，協助法官辦理案件。但法官助理必須意識到自己並不是法官，不享有案件裁決權力，不能替代法官辦案。所以，法官助理必須遵從法官的裁判意見，服從法官的指令。
二、新任法官助理的著手點
新任法官助理首要是熟悉法官的審判方式和裁判風格，了解法官在長期審判過程中形成的審判思路和裁判習慣，我們可稱之為法官的裁判技藝或裁判藝術。法官的這種裁判藝術，將深刻影響法官助理之後的司法職業生涯。從法官助理的職業發展角度上看，要盡量保證一名法官助理在固定的一段時期內跟隨一名法官辦案，形成法官與法官助理的良性互動。此外，新任法官助理，需要根據法官承辦的案件情形，熟悉常用的相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法院內部規范等。
三、法官助理的工作過程
以民事案件為例，可劃分為庭前准備階段、庭審階段和裁判文書撰寫階段。庭前准備階段，法官助理拿到新案件後，要在第一時間內進行案卷初步審查，檢查案件材料是否齊全，了解原告陳述的基本案情，預判案件辦理難度。必要時，可以送交法官，討論案件相關情況。在安排書記員完成案件排期送達工作後，在開庭前要詳細閱卷，整理審判思路，理清基本案情，預判案件的發展以及裁判結果，審查案卷材料是否完備等。在開庭前，將案卷送交法官，並藉此與法官進行案情交流，提出個人意見。庭審階段，法官助理應重視庭審的親歷性，根據撰寫裁判文書的需要，聽取、記錄當事人意見、法官對案件證據的認定。此外，還需要幫助書記員記錄庭審。裁判文書撰寫階段，法官助理需要全面閱卷，了解案件事實，明確裁判方向，根據法官的裁判結果撰寫裁判文書。在撰寫裁判文書過程中，法官助理應該依據法律規定，在全面審查案件證據材料的基礎上草擬裁判文書，這可能與法官的裁判結果有所偏差，所以必須及時通過與法官探討進行修正，將自己對案件的意見反饋給法官，供法官決斷。草擬完成的裁判文書，需要交由法官反復校核，並最終決定。
四、處理好審判工作關系
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構成的審判模式，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審判團隊，是團隊就需要講究配合、協作。單純就案件審理工作來說，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是圍繞法官來完成審判工作的，所以需要按照法官的指令來從事審判工作。而法官助理與書記員之間，則不存在指令，必須達成良好的溝通。
（作者單位：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來源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7-02/08/c_129470745.htm（標題：如何做好一名法官助理）
7.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2、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3、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4、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8. 如何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
訴訟制度在司法制度中處於核心地位，而訴訟制度選擇以哪個環節為主導，將直接決定該訴訟制度的價值取向、權力配置、訴訟構造、權利義務關系等，進而影響整個司法制度的底色。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初衷和根本目的，是防範冤假錯案、落實人權保障、實現司法公正。因此在當前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這一訴訟制度改革的新要求具有極為豐富的內容。
以審判為中心 符合訴訟規律尊重法院定罪權
世界各國的基本訴訟模式，不外乎對抗制訴訟模式和糾問制訴訟模式，以及在兩者基礎上的融合。然而不管是對抗制還是糾問制，實際上都將審判環節置於訴訟的最重要地位，因此它們都是審判中心主義的體現。
較之偵查中心主義，審判中心主義更符合訴訟規律。
原因在於：其一，訴訟的目的在於確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既然定罪權專屬於法院，那麼以審判為中心就是對法院定罪權的尊重。
其二，相比於公安機關和檢察院，法院在訴訟中處於中立地位，因此強化審判環節的地位，並由法院來決定當事人的各項訴訟權利，更符合人權保障的程序性機制。
以法院為主導 減少冤假錯案充分行使辯護權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訴訟結構的合理構建。基於人權保障的要求，合理的訴訟結構應當是三角形的，控告與辯護針鋒相對，審判權居中裁判。
然而在實踐中人們往往以偵查-起訴-審判的線性結構來理解訴訟，起訴和審判似乎只是偵查環節的自然延續，整個訴訟制度的重心和支點似乎不在審判而在偵查。這既弱化了辯護與控告的相互制約機制，因為辯護權在審判環節行使得最充分，審判的弱化帶來的必然是辯護的弱化，同時也弱化了審判對偵查和起訴的制約力。
審判環節形同虛設和流於形式，法院過度配合乃至屈從於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是許多冤假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審判不是對偵查結果的背書而是對偵查結果的檢驗。
審判環節越得到強化，那麼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行使得就越充分。對抗性的訴訟過程對冤假錯案具有糾錯機制，強化法院在定罪量刑中的主導地位，可以大大降低錯案的發生。
以庭審為核心明晰案件事實保障嫌疑人權益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應強化庭審的地位。庭審不是審判的全部，以審判為中心也不等於以庭審為中心。但是審判如果脫離了庭審，那必然會使它在發現案件事實和保障人權的價值上大打折扣，因此我們可以說庭審是審判的核心。
庭審更符合審判中心主義的本意，而案卷審很容易滑入到偵查中心主義，因為在案卷審中，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不能得到充分行使，法院對案件事實的判定更多地取決於對案卷材料的形式合法性的認定上。案卷審還會在實際上弱化許多具體的刑事訴訟制度，比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辯論原則、公開審理原則等都是以庭審為基礎建立的，而這些制度對查明案件事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加強法庭辯論的力度，可以倒逼偵查與起訴質量的提高，也可以避免法官偏聽偏信，武斷地作出案件結論。正因為如此，《決定》強調「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以制度做支撐考驗業務能力公檢法亟待升級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撐。《決定》提出「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可以說脫離了具體的微觀制度，以審判為中心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以此為契機，公檢法三機關的業務能力也將面臨一次升級換代。
9. 如何理解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
推進以審判為抄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通過強化法庭審判環節，充分保障辯護權利和質證權利，加強控辯雙方對抗，從而樹立審判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核心價值表現在：
一是有利於貫徹刑事訴訟原則。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並不是要改變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訴訟原則，而是要切實發揮審判程序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糾正公檢法三機關「配合有餘、制約不足」之偏，糾正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格局之偏，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或者違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起訴、審判程序，造成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
二是有利於統一司法審判標准。通過確立在訴訟全過程實行以司法審判標准為中心，明確偵查、審查起訴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否達到法定標准，不是由哪個人或哪個部門說了算，而是最終通過公開、公正的審判加以檢驗和確認。
三是有利於強化政法機關整體工作理念。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有助於政法機關牢固樹立人民主體、權利本位、公權法定、權責統一、監督制約、法律至上、公平正義等理念，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現司法公正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