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奎斯特法院

①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發展歷程

1789年-1865年：圍繞聯邦同州的關系和奴隸制斗爭時期。
1789年9月24日，美國總統華盛頓簽署了國會兩院通過的《1789年司法條例》，建立起美國最早的聯邦司法體系，即由6位大法官組成的聯邦最高法院，以及由大法官兼任法官的3個巡迴法院和13個地方法院。次年2月2日，聯邦最高法院正式成立。
從聯邦政府成立到內戰時期，聯邦最高法院致力於確立法院在三權中的地位和維護聯邦高於州的地位。這一時期，最引人矚目的是在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的領導下，聯邦最高法院爭取到了司法審查權這一尚方寶劍，並通過一系列影響巨大的判決，贏得了民眾和其他政府部門對它一定的尊重和服從，最終確立並鞏固了司法部門在美國政治中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的地位。唐尼法院時期，州權派控制了聯邦最高法院，在廢除和維持奴隸制的激烈斗爭中，唐尼法院維護了奴隸制。聯邦最高法院企圖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空前的憲政危機，但其帶有嚴重偏見的判決不但沒有緩解南北對立，反而加劇了南北的對抗，並損害了聯邦憲法的權威。美國內戰後，聯邦體製得以重建，奴隸制被廢除，美國憲政發展也發生了重要的轉折。1865年-1937年：政府處理經濟關系的敏感期關於聯邦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和管理經濟的爭論實際上是關於政府的目的和功能的爭論，這是美國憲政發展史上一個具有永恆意義的題目。從內戰結束到新政初期，這個問題的爭論尤為激烈。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聯邦最高法院需要對圍繞政府（包括州與聯邦政府）的性質和功能的幾個重要問題作出結論。這些問題包括：聯邦政府是否可以干預經濟，干預的底線和范圍在哪裡，工業化時期處理自由競爭和公共福利的標準是什麼，如何區分私人權利和公共權力等。此一時期，聯邦最高法院主要為保守派控制，利用司法審查權，在維護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的名義下，保護私有財產權，維護自由競爭原則，制止和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1899-1937年，聯邦最高法院在184件案子中裁決州法違憲，其中多數州法是管制經濟的。羅斯福「新政」時期，聯邦最高法院反對政府管制經濟達到頂峰。1935年1月起的16個月中，聯邦最高法院審理了10個同新政立法有關的案子，宣布8個新政立法違憲。
除了在經濟上開始實行有限的干預和管理外，聯邦政府和聯邦最高法院在19世紀後期還開始介入對宗教教育、移民管理、印第安人以及美國殖民地居民的權利等方面的管理。與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政策同步發展的是南方各州的種族隔離政策。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聯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種族隔離政策的合憲性，建立了「隔離但平等」的種族關系法律範式。隨後在卡明斯訴里士滿學區委員會案的判決中，拒絕干涉公開歧視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還容許許多州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婦女選舉權問題在19世紀後半葉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到1920年8月，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得到多數州的批准而生效，婦女的政治權利終於得到聯邦憲法的承認。1924年，聯邦政府將公民資格授予美國境內的所有印第安人。眾多憲政問題都是通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進行闡發和妥協，聯邦最高法院成為社會各種利益的爭鋒之地。
1938年至今：追求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時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沃淪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消滅種族歧視、改善種族關系方面，邁出了勇敢的步子。沃淪與布萊克、道格拉斯、布倫南共同鑄造了憲法上的革命：把人權法案應用於各州；對為個人提供保障的特殊條款作出廣義的解釋；對內戰修正案的應用與解釋；放棄以種族和性別上的「懷疑」為由作出任何行政上或立法上的區分；擴大選舉權、競選公職權和公平代表權的范圍，以及有關個人自由的其他內容。
70年代初期，伯格法院仍是沃淪法院自由派憲政主義的延伸，但到了70年代後期，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開始趨於保守。肯定了少數民族就業、升學等享有優先權的政策，對於婦女的平等權利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也有一定建樹。
1986年以後的倫奎斯特法院，內部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界限愈來愈模糊，遠不像進步時期、「新政」時期和民權運動時期那樣鮮明。這種現象也反映了80年代以來美國憲政發展的特點。由於利益的組合總是針對具體和現實的目標，利益結合的基礎不堅固，加上利益間的頻繁交錯，過於激進和過於保守的力量都不能得到廣泛和持久的支持。
約翰·羅伯茨出任美國第十七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由於首席大法官是終身制，因此他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施加相當的影響。美國輿論指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對於美國今後很長時間內的司法走向有決定性意義。由於美國實行的是英式判例法體系，因此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關鍵案件的判決等於新的法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已經佔多數，如今又由一名保守派法官出任首席大法官，那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可能受到保守派理念的主導。

② 沃倫·厄爾·伯格的最高法官

他對案件所採取的保守而謹慎的處理方式，使他贏得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欣賞，因而在1969年提名他為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69年6月23日，伯格宣誓就任第15任首席大法官。然而，與一般預料相反的，最高法院除去尼克松總統任命的另外3名法官外，伯格並沒能負起領導最高法院的行動，雖然他越來越保守，但伯格並不打算推翻實踐主義者在公民權問題和刑法方面所作決定的趨勢，此種趨勢乃是前任者沃倫留傳下來的主要作風。伯格在1966年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認為強迫性運載孩童上學是廢除種族隔離的公立學校的可行方式，少數民族也應享有聯邦政府補助和合約的配額。1973年伯格在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投下贊成票。在其他的法律范圍內，法院也表現的相當主動，並就墮胎、死刑、外國人權利、等問題做出重大裁決。最高法院所做的最重大的案件之一是對尼克松行使行政權的問題。審判結果法院一致通過水門事件特別檢查官有權取證總統錄音磁帶。幾天後，尼克松宣布辭職。也許伯格本人也關心司法行政方面的功能，致力於改善司法效率。在他任期內，聯邦法院的預算和臨時員工都有所增加，新的技術設備投入使用，管理和業務能力也有所提高。1986年退休，離任後曾主任美國憲法誕生200周年盛大宴會 ，1988年獲總統自由獎章。 前任：
厄爾·沃倫 美國首席大法官
1969年－1986年 繼任：
威廉·倫奎斯特

③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④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讀後感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讀後感]最近剛剛讀完這本《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作者是美國CNN資深法律評論員傑弗里·圖賓，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任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聯邦助理檢察員，《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讀後感。由我國學者，現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翻譯。
· 《九人》記述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從1990年至2007年這段歷史。作者取材於對若干大法官及75位法官助理的訪談資料，生動記述了1990年至2007年17年間聯邦最高法院的的人事更替、提名過程、立場變遷及判決內幕，內容橫跨伯格法院、倫奎斯特法院與羅伯茨法院三個時期。本書延續了由水門事件揭幕者鮑勃·伍德沃德與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在1979年合作出版的《最高法院弟兄們》的內容，《最高法院弟兄們》則完整呈現了1969年至1975年間伯格法院的全貌。
· 通過對《九人》的閱讀，系統學習了一次美國司法制度與政治文化，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給了我們一個管窺美國政治文化和憲政問題的窗口，澄清了一些自己過去對聯邦最高法院的認識誤區，從中美司法運作層面了體驗到中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
· 首先，聯邦最高法院並不是想像中的一個超脫於政治而存在的獨立司法力量。聯邦最高法院已深深嵌入了美國的政治文化之中，作為美國政治構架的組成部分，最高法院根本無法超脫於政治而存在。總統對大法官候選人的挑選，完全是基於政治考量。大法官個人的政治傾向和黨派隸屬直接決定了是否其能夠通過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確認程序，一直以來都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政治斗爭的延伸。另一方面，在許多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上，九位大法官的投票結果往往也是以黨派劃分，判決意見會受到意識形態、政見分歧乃至黨派偏見的影響，從而形成鮮明的兩黨對峙的局面。政治性法院由此可見一斑。
· 不過，美國最高法院司法的政治性並不必然等同於黨派政治。我們不能用美國司法的政治化，來對其他國家司法的政治化（尤其是我國的司法政治化）進行片面解讀。美國最高法院之所以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與其在憲政構架中的地位以及其自身功能息息相關。聯邦最高法院處理的案件多數涉及憲法問題，而憲法問題從來都是政治領域的核心議題。從這個角度來講，司法與政治無法割裂，也不能割裂。但是，在中國，法院的政治化來自於執政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司法機關和其他機關一樣成為執政黨鞏固其執政地位的工具。考慮到中美兩國國情、政體之間的差異，我不想評論那種政治化更科學合理，但我反對的是，將兩者混為一談，試圖以他國司法政治化的存在性論證我國司法政治的合理性，這顯然不是科學的態度。
· 第二，在美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已經形成了一個嚴密的防護體系，聯邦最高法院已然成為保障公民憲法權利的橋頭堡。最高法院的功能就是通過大法官的工作，解釋憲法、審查法律、界定公民憲法權利。法治理念、憲法至上已深入人心。如書中所講，法治的實質在於節制公權，保障民權，一部憲法應保障公民免遭政府的脅迫與侵害。被奉為美國精神之一部分的判詞曾這樣寫道如果在我們憲法的星空上有一顆不變的星辰，那就是，無論在政治、民族主義、宗教還是其他輿論問題上，任何官員，不論其職位高低，都無權決定什麼是正確的，也無權用言辭或行動來強迫公民……
· 正是基於這種文化認識上的差異，我們才很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國人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的話題，諸如墮胎、持槍、種族、宗教、同性戀、州與聯邦權力劃分等，在美國卻是自由派與保守派斗爭的焦點。在這些問題上的表態，甚或能夠決定總統的歸屬，讀後感《《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讀後感》。其實，這恰恰反映了不同國家法治發展不同階段的產物。在美國，政府行為目的的正當性，並不能成為其合法性的依據。民眾始終保持著對政府的高度警惕。這與我國動輒政府一呼百應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持槍為例，書中介紹了一個案例，美國訴洛佩茲案，一個名叫洛佩茲的高中生因攜槍進入校園，被聯邦檢察部門起訴，原因是洛佩茲違反了國會1990年制定的《校區禁槍法》。這看似簡單的案件事實，在法律上卻並不簡單。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校園禁槍再正當不過了，我們甚至找不出任何理由來反對在校園禁止攜帶槍支。然而美國人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案件呢？最高法院以5：4票作出判決，宣布國會制定的《校區禁槍法》違憲，國會制定的《校區禁槍法》因超越憲法貿易條款賦予的許可權而無效！首席法官倫奎斯特在判決意見中寫道憲法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很少而且有明確規定。
· 與美國相比，墮胎、持槍、同性戀等問題從來不是我們中國法院的議題，我們的法院還停留在探究什麼樣的舉證方式對當事人最公平？民事侵權的人身損害標准能否適用於刑事案件？憲法能否在司法中適用？……中國的司法制度仍然呈現出如司法權力地方化、審判活動行政化、法官職業大眾化的弊病，我們的司法改革還停留在法院職能定位、化解矛盾糾紛的低層次水平上。由此可見，我們目前還處於並長期處於法治的初級階段。
· 第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僅是優秀的法律人，同時也是優秀的政治家。一方面，前文提到聯邦最高法院處理的案件多數涉及憲法問題，而憲法問題從來都是政治領域的核心議題。因此處理這類案件，不僅需要大法官們具備豐富的法律知識，更需要他們具備一個政治家的審時度勢。正如理查德·波斯納所言……憲法性案件的判決只能依靠政治決斷，……根本與法律規范無關。在最高法院什麼法律最重要？大法官威廉·布倫南說：5票法則！有了5票，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為所欲為！因此游說和妥協成為了大法官們判決前必須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那些 認為能夠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必然都是美國法律人的精英，都有著深厚的學術背景和豐富的法律執業經驗的理想主義者該失望了。因為能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不見得一定是出色的律師或者下級法院的法官，他還可能來自於政府其他部門，國會議員、政府官員等。如柯林頓總統就一直想提名一位政客進入最高法院。在柯林頓看來，最高法院如果全部由只具備法官經歷的人組成，將是極不健康的，他認為，這些人對真實世界根本沒有充分的體驗。此外，由於最高法院法官實行終身制，因此不是每一個總統都有機會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一旦出現了提名機會，總統會盡可能提名自己黨派的人進入最高法院，以保證在自己任期內的政策不會被最高法院否決。這樣一來，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不是任人唯賢了，而是任人唯親！在小布希執政期間，所有提名候選人均為共和黨保守派人士。大法官本人如果不是健康問題的話，也通常會在自己所屬黨派執政之後選擇退休或離職，以保證將提名接替自己的機會留給自己黨派的總統。
· 第四，美國最高法院在遵循先例上不是想像中那麼嚴格。如作者所講：在最高法院，一旦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判決結果從來不取決於言辭論辯的質量，而是大法官們的立場。先例是可以推翻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最高法院的人員組成，誰能取得五票，誰就可以創造先例。類似的案情，一樣是墮胎案件、政教關系……，只是因為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的人數組成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就可以導致判決結果的顛覆。
· ……
· 總之，《九人》的閱讀為我開啟了一扇神秘之門，將我引入了那黑色絲絨大幕的背後，一個個判決背後鮮為人知的內幕，為我全景呈現了1990年之後最高法院的發展歷程。通過《九人》的閱讀，可以讓我們進行一種由此及彼、反求諸己的理性反思，這正是我們中國學者、法官乃至整個法律人共同體的責任。可以說《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是一本可讀性和資料性極強的著作。 〔《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讀後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⑤ 美國大法官的樹立權威的經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威廉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 ，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歷任大法官一覽 順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⑥ 美國最高法院庭審時不準錄像為什麼

美國最高法院庭審時不準錄像。日本，在開庭前2分鍾可以拍照，之後不準。為什麼？

回答你的提問；

一、各國立法一種慣例；

二、其主要目的是涉及個人隱私權，一但公開法院要承擔義務；

三、庭審一般都是在未確認的情況下進行的，公眾對庭審過程中的法律界定，不一定準確，不公開傳播，有助於對法律的正確理解，公眾對法律的評價，應當是人民法院做出的裁決。而不是評判其審理過程。

四，我國法庭規定：

旁聽人員必須遵守下列紀律：

（一）不得錄音、錄像和攝影；

（二）不得隨意走動和進入審判區；

（三）不得發言、提問；

（四）不得鼓掌、喧嘩、哄鬧和實施其他妨害審判活動的行為。

⑦ 美國首席大法官的歷史

《美國憲法》並未明確說明設立首席大法官職務，只是在第一條第三款中作了輔墊：「如受審者為合眾國總統，則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擔任主席（W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ried, the Chief Justice shall preside）」。除此之外，就沒有更多的有關敘述了。至於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則更是一字未提。
首席大法官與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樣，由總統提名並需經參議院同意。《憲法》要求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官都必須「盡忠職守（shall hold their offices ring good behavior）」，這句話也間接地規定了任期：他們是終身制的，除非自動退休或被國會彈劾並證明有罪。
有一部分首席大法官，例如威廉·哈布斯·倫奎斯特，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上被總統提名為首席大法官的，這時同樣需要參議院的批准（如果提名不通過，他將不能成為首席大法官，但仍可以繼續擔任最高法院法官）。大部分首席大法官，包括羅伯茨，在被任名之前並未在最高法院工作過；有些首席大法官，例如約翰·馬歇爾和厄爾·沃倫此前甚至沒有任何司法經驗。
首席大法官經常被錯誤地寫成「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實並不然，根據《美國法典》，它的全稱是「美國首席大法官」。這一頭銜是在第六任首席大法官薩蒙·波特蘭·蔡斯的建議下改變的，因為他想強調最高法院與聯邦政府部門具有同等地位。與之相反的是，最高法院的其它8位大法官的正式頭銜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不是「美國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的薪水由國會預算，每年208,100美元（2006年），比其他大法官略高。

⑧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誰共有9個。

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至今有過17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位。第9位是在上世紀10——20年代在任的，距今已有近一個世紀。
美國最高法院歷任首席大法官及任期：

1、約翰·傑伊（John Jay），1789年9月26日 - 1795年6月29日
2、約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95年6月30日—1795年12月28日
3、奧利弗·埃爾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4、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5、羅傑·布魯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6、薩蒙·波特蘭·蔡斯（Salmon Portland Chase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7、莫里森·雷米克·韋特（Morrison Remick Waite），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8、梅爾維爾·韋斯頓·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9、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Edward Douglass White, Jr.）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10、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11、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Sr.），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7月1日
12、哈倫·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13、弗雷德里克·摩爾·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14、厄爾·沃倫（Earl Warren），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15、沃倫·厄爾·伯格（Warren Earl Burger），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16、威廉·哈布斯·倫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17、約翰·格洛弗·羅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 ），2005年9月29日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