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吳瑞傳

⑴ 關於我國知識產權法的漏洞和疑問問題！

給你一個案例看看，了解一下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的漏洞。 湖南王躍文狀告河北王躍文 湖南王躍文是暢銷書《國畫》的作者，國家一級作家，在全國享有較高知名度，以官場小說見長。在去年的全國書市上，湖南王躍文發現北京華齡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作者名為「王躍文」的新書《國風》，並大張旗鼓地對外征訂，打出「《國畫》之後看《國風》」的口號。《國風》僅在封三內側以極小文字註明：王躍文，38歲，河北遵化人氏，職業作家，發表作品近百萬字。 《國風》的署名作者王躍文，原名王立山，2004年才改的名。他是個農民，做煤炭生意，只有小學文化。在湖南書商楊德榮的授意下，王立山改名「王躍文」，並按規定到當地有關部門重新辦理了身份證。之後，楊德榮借用「王躍文」的身份證，找到華齡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王躍文」的《國風》。 去年6月，湖南王躍文向長沙市中院提起訴訟，將河北王躍文、北京中元瑞太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華齡出版社推上被告席，要求停止侵權，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50萬元。 法院經開庭審理後，做出了一審判決。法院認為，被告王躍文沒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權。被告王躍文雖然在原告成名後改名為王躍文，但其改名行為並不違反法律規定，被告依法享有自己的姓名權。雖然原告署名在文化市場已具有的標識利益，被告的行為對其構成一定侵犯，但並不能必然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假冒。然而，被告王躍文在沒有發表過作品的情況下，在書的簡介中作出「已發表作品近百萬字」的虛假宣傳，加上他的改名行為，使人產生其作品與原告王躍文相關的聯想，中元公司在明知被告王躍文與原告王躍文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的情況下，在其製作的廣告宣傳資料中突出使用王躍文名字，並使用「《國畫》之後看《國風》」等詞句，使人將「王躍文」、「《國風》」等關鍵詞與原告及暢銷小說《國畫》聯系起來，由此混淆作品的來源。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判決被告王躍文、北京中元瑞太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賠償原告10萬元，並立即停止侵權行為。 是非曲直眾說紛紜 對於這起糾紛，業界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人認為，被告沒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權是肯定的。著作權法是對原創性的保護，河北王躍文的《國風》沒有抄襲《國畫》的有關內容，那麼則很難用著作權法去尋求法律保護，而且，被告使用的是經過合法變更後的姓名，改了名的王立山同樣有出書立著的權利，只要他的小說是自己想出來的，他就有權出版。 既然被告肯定沒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權，那麼就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假如被告沒有使用諸如「已發表作品百萬字」的虛假宣傳，而只是使用了「王躍文」的名字，那麼原告王躍文可能就無法主張權利。2003年，長沙一女教師「王朔」推出「著名作家王朔新書《不想上床》」，的確讓北京王朔十分無奈。但是，這樣的行為讓人一眼就能看出行為人的不良動機。 有人也提出，該案充分暴露了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漏洞，姓名權和著作權之間沒有很好地銜接。如果此案原告失敗，那麼就意味著全國很多著名作家將可能面臨同樣的遭遇。這是一個法律空白，我們只有通過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對這種利用合法的改名方法來達到非法目的的行為進行打擊。 法院一審判決被告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理由是，商品是用於交換的勞動產品，作家通過出售作品的出版發行權等途徑而換取交換價值，這種交換就是對其作品的經營，此時的作品即商品，作家的經濟利益產生於這種交換之中。作為文化市場的商品經營者，作家符合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競爭主體的要求。於是有律師認為，此案是「法律上的突破，判例上的突破」，「法院判決認定了作家也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競爭主體，作家的作品也是商品。這是一個突破。」但是有意見認為，作家不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的主體。 也有意見認為，不排除從一開始被告出版《國風》是想藉助湖南王躍文的名氣來進行宣傳，其改名的行為是故意的，實質上是違反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也有人建議，一些名人的名字在他自己的領域內可以像商標申請注冊，然後進行保護，這樣，就可以避免出現這種侵權糾紛。 盡管這場糾紛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個判決將對以後同類知識產權糾紛帶來深遠的影響」，對於這一點，不同的人有一致的看法。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有遺漏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劉銀良認為，面對發展的社會，任何法律都會有漏洞，知識產權法也不例外。該案暴露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一些不足和遺漏，但很難說就是姓名權和著作權的銜接問題。著作權中規定作者的署名權，包括正權利和反權利兩種情況：正權利是指作者有權決定對自己作品的署名，包括署真名、假名或筆名等；反權利是指作者有權禁止他人的作品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法律卻不能禁止同名，在同名的情況下，怎麼判斷人家署自己的名字侵犯了你的署名權反權利？例如，北京作家王朔是否有權利禁止長沙王朔的作品署自己的名字？ 要解決此類問題的沖突，僅靠著作權的保護很難完全奏效。專家認為，有效的一個解決途徑是訴諸另一種權利，即形象權或商品化權。形象權是指權利人可就自己擁有市場價值的名字或肖像等擁有禁止他人商業性使用的權利。形象權在美國等國家已經得到廣泛的保護，但是我國尚未有針對形象權的專門法律規定。如果有的話，湖南王躍文就可直接以對方侵犯了自己的形象權為由請求法律救濟。從此來看，這應算是我國知識產權法應予及時彌補的一個漏洞。因為已經有了現實的需要，來推動法律的完善。 在我國尚未有形象權的明文規定時，長沙市中院通過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給予權利人適當救濟，此種嘗試應予肯定。在其判決中，法院也提到被告借用「原告在文化市場上具有的聲譽」。這說明法院的判決已經認識到原告名字的市場價值，但只是因為沒有更直接的法律規定才轉向訴諸反不正當競爭法。當然，從保護消費者和社會公眾利益的角度出發，形象權的保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保護又是殊途同歸和互為補充的。

⑵ 黃迎春的刑事訴訟辯護

在刑事訴訟方面，先後為故意殺人罪的劉××（安徽省六安中院承辦）、高××（安徽省安慶市檢察院承辦）和趙新建（安徽省亳州中院承辦）等數人進行了無罪辯護和申訴，並獲得成功；為韓良才（終審安徽省高級法院承辦）、湯傳奇（終審安徽高級法院承辦）等六起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重大刑事案件進行二審辯護，並獲得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和無期徒刑的改判。擔任了數起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公安部掛牌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其中，被告人鄒方浩（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直辦）組織領導黑社會案和被告人魯殿剛（安徽省公安廳刑警總隊直辦）等多起盜掘古墓葬案及倒賣文物案分別被改變定性和判處緩刑。同時，黃迎春律師在數十起刑事案件的辯護中，改變了一大批公訴機關和一審法院的罪名定性，使被告人等均獲得了顯著的從輕處罰。其中，將陳軍集團搶劫案（安徽省公安廳掛牌）一審認定的搶劫罪名改變為強迫交易罪，使其原判刑期從7年半有期徒刑改為兩年有期徒刑；在被告人湯多風（持械）聚眾斗毆罪（江蘇省常州市法院承辦）一案的一審中，將（持械）聚眾斗毆的罪名改為尋釁滋事罪，使湯多風本應判處三年以上徒刑的刑案而降為一年有期徒刑；在擔任中國科技大學應屆本科生張××（青海省大通市人）盜竊案中，通過精神病司法鑒定確定了盜竊價值近5萬元電腦的被告人實施犯行為時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從而使其無罪釋放，次年，該同學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一著名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另外、黃迎春律師在刑事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受託作為孫鵬飛金融詐騙案（安慶市公安局承辦）、金從勝合同詐騙案（蚌埠市公安局承辦）、王兆香合同詐騙案（安徽省壽縣人民檢察院承辦）和岳瑞故意（致人重）傷害案（安徽省鳳台縣公安局承辦）等數十起刑事案件，均被撤銷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獲無罪釋放。

⑶ 「無證收購玉米案」,王力軍非法經營罪，一審請了假律師，是怎麼回事

根據公開的報道，王力軍收購玉米案，一審的確是委託了假律師，不存在的律師，不存在的律師事務所，一審法院對律師身份的審查失職。
冒充律師，代理案件，收取費用，這是刑事詐騙案，當事人可以報案，並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責任。也可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責任，因為無代理資質，無代理許可權，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經營罪，這是極大的諷刺。
關於真假律師判斷，法律工作者判斷，簡要回答如下：
律師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執業范圍是全國，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師當地的省司法廳和省律師協會官網查詢和核實。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務所工作，執業范圍是所在區縣，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區跨縣執業，更不能跨市跨省執業，可以在律師當地的省司法廳和省律師協會官網查詢和核實。

附：
「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回溯： 查不到的律師和律所_新聞頻道_東方頭條

巴彥淖爾市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二所與臨河區法院僅一條馬路之隔，王力軍在這里找了自己的一審辯護律師。（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現在回想起來，王力軍只記得王潤生說過：無意識犯罪。「他基本上就說了這5個字，花了5000塊錢就買了這5個字。」
山東省司法廳官網查詢結果顯示，並無「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也無「王潤生」律師。司法廳稱，官網是實時更新的。
王潤生回應稱，律所為什麼查不到，他不清楚；至於他本人的律師執業證，或許因為注冊晚了，「把我漏報了，沒有上網」。
2017年2月13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中級法院再審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案」。控辯雙方均主張王力軍無罪，法庭決定將擇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彥淖爾市臨河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王力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並處罰金二萬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適用法律錯誤為由，發出再審指令。
再審現場坐滿了前來旁聽的人大代表和記者。王潤生沒出現。作為一審辯護人，他為王力軍做有罪但罪輕的辯護。但此後，王潤生連王力軍的電話也找不到了。
在一審判決書中，王潤生是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簡稱「青銀所」）律師。此外，他還有另一重身份：巴彥淖爾市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二所（簡稱「二所」）主任、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省司法廳官網查詢，結果顯示：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不存在；在山東省司法廳注冊的律師中，也沒人叫王潤生。
執業時，律師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最大差異，就是後者不能以辯護人身份參與刑事案件。「無證收購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軍找到王潤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檢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無證收購玉米「不算個事」的王力軍，拿到開庭通知後，從臨河區法院出來直奔二所。
與附近其他幾家法律服務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臨河法院對面，只隔一條馬路。牆上的公示欄顯示，該所有十幾名工作人員。王潤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個，職務為「主任」。
接待王力軍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員。交了100塊咨詢費，王力軍被告知，如果認定非法經營罪，可能會被判三到五年，還有一至五倍罰金。聽說可能要坐牢，王力軍決定請個律師——二所主任王潤生。
據二所一名工作人員介紹，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幾件。王潤生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確統一的收費標准：民事案件收取標的額的4%；刑事案件，公安、檢察院、法院每階段各5000元
。
剛借錢交完6000元違法所得、5000元保釋金，5000元的律師費在王力軍眼裡不是個小數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兒不肯省這筆錢。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學的畢業生。
王潤生掏出律師執業證讓父女倆看，兩人隨便一瞥，也沒拿在手裡細瞧。王潤生的律師執業證顯示，他是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的專職律師。
交了錢，雙方簽了刑事辯護委託書，但這份協議王潤生似乎沒給王力軍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關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沒有這份協議。」王力軍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一疊訴訟文件，其中就有與兩名再審律師簽
訂的委託代理協議。
南方周末記者從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軍與王潤生的刑事辯護委託書上不僅有二人簽名，而且按著王力軍的手印，加蓋了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師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樣東西：與當事人簽訂的刑事辯護委託書、律師執業證、律所出具的刑事辯護出庭函。
王潤生提交的刑事辯護出庭函內，抬頭為臨河區法院，落款為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並加蓋公章，右上角還有「【青銀刑字第201600293】」字樣。
到法院調卷後，王潤生很快有了判斷：「我第一反應是，整個案子的偵查情況比較模糊，21萬的非法經營數額不太清楚。別的沒有疑點。」
在王潤生看來，這樣的案子並不復雜，偵查機關早把各種證據准備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調查取證。他甚至在開庭前就預測出了一審結果。因為王力軍收購的玉米都賣給了糧庫、澱粉廠等正規銷售渠道，「
沒有賣到黑道上」，非法經營數額雖然高達21萬，但實際獲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預計他能判緩刑」。
王力軍從王潤生處也曾得到同樣的信息：你這個罪名應該能認定，我不可能承諾給你辯得無罪，只能給你爭取緩刑。
根據臨河區法院筆錄，2016年4月5日一個多小時的一審庭審中，辯護人王潤生的話很少。他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異議，法庭調查時無發問，對公訴人出示的十多組證據無異議，辯方也無證據出示。
質證時，公訴人提到臨河區糧食局、臨河區工商分局開具的王力軍無經營資質證明時，王力軍忍不住說道：「我沒有辦證資格，只有固定場所才給辦證。」辯護人王潤生依然無異議。
法庭辯論階段，辯護人王潤生說得也不多。他說：「被告人是無意中觸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後主動投案自首，有自首情節，收購的玉米都賣給了正規渠道，獲利數額較小，請求法院從輕判處。」
當被問到有無新的辯論意見時，辯護人王潤生又說：「王力軍無意識犯罪，希望法庭從輕處罰。」
現在回想起來，王力軍只記得王潤生說過：無意識犯罪。「他基本上就說了這5個字，花了5000塊錢就買了這5個字。」
「無證收購玉米案」曝光後，引起輿論強烈關注，尤其是質疑糧食收購資格審批和市場經濟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審，是另一種場面。辯護人是從北京來的律師王殿學、張雪峰，兩人自願為王力軍提供法律援助。律師對檢方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提出多次質疑。比如，王力軍親戚楊某認為王的行為屬於犯罪的
證言，律師認為這與本案無關。
「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回溯： 查不到的律師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我要報錯
評論 .
.
..

.
「說王力軍無證收購玉米，根據的是《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而該條例在2016年2月進行了修訂，不再要求農民個人必須取得糧食收購資格。」王殿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記者在二所的辦公室里與王潤生進行了一番對話。當記者提到一審開庭前《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已修訂時，王潤生反問：那是判決以後的事情了吧？
「修訂是在開庭前兩個月，你當初想過從這個角度給王力軍辯護嗎？」
「我想過，我也說過。法官不採納。」
「別人收糧食咋沒事，別人大部分都有證，或者掛靠在某一個有糧食經營許可證的公司。」王潤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法律上來說我不能做無罪辯護吧？《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在那放著呢，還有法律規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輕辯護。就這么簡單。最後給他判了緩刑。」
一審時，王力軍的一切訴求就是不進監獄，讓他能夠回家種地。王潤生說，王力軍對緩刑的結果很滿意，沒有上訴。但最高法院經過審查後，指令再審。王殿學認為，最高法院主動要求再審的情況十分罕見。
王力軍說：現在才知道我這就不應該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訴了。
王潤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是青島人，青島大學法律系畢業；在青島的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內蒙古巴彥淖爾市148法律服務二所兩頭兼職。據他介紹，青銀所有十幾名律師。
中國裁判文書網共收錄「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律師參與代理、辯護的12件案件，其中，內蒙古9件、甘肅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時間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銀所參與的案件，全部由王潤生、陳正勃代理。裁判文書網上查不到該所其他律師代理的案件。
王潤生以青銀所律師身份出現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為刑事案件，其他皆為民事案件。陳正勃以青銀所律師身份出現了3次。
王潤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二所十幾名工作人員中，有三名律師，除了自己，還有王飛、鄔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員叫做陳正勃。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陳正勃是否也為青銀所律師，王潤生給予了肯定的答
復。
律師執業證顯示，2015年5月18日山東省司法廳向王潤生發證。據他介紹，2001年他從山東到內蒙，一直在做律師的行當，2002年取得律師資格。
南方周末記者在山東省司法廳官網「山東省司法行政網」上查詢，結果顯示並無「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
記者再分別輸入王潤生的姓名、律師執業證號、法律執業資格或律師資格證號，均顯示「暫無符合條件的數據」。陳正勃的信息同樣查不到。
但若換成其他山東律師，只需輸入姓名、證件號等任一項，即可顯示結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過年檢的律師，也能查到相關信息。
內蒙古司法廳官網也查不到王潤生與陳正勃兩名律師。
對此，王潤生回應稱，律所為什麼查不到，他不清楚。至於他本人的律師執業證，或許因為2016年回山東注冊時因事耽擱了，「原本應該5月注冊，我7月才去，已經注冊完了。可能因為這個把我漏報了，沒有上網。
」
王潤生還說，「他（陳正勃）估計現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塊去注冊的，也是注冊晚的。注冊得晚，估計系統就不報了。」
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山東高院的關系向山東省司法廳查詢，得到的結果也是，沒有「山東青銀律師事務所」，沒有律師王潤生、陳正勃。記者又通過青島市司法局的內部渠道查詢顯示，查不到青銀所。
對於是否存在系統登記疏漏的情況，南方周末特約撰稿人向山東省律師協會考核監督部咨詢，答復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執業證，司法行政網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記。
山東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資質管理科給南方周末記者的答復是：山東省司法行政網是實時更新的，如果在這個網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沒有這個人。
該查詢系統還提示，2009年全國統一換發律師證後，執業證號以「137」號段開頭；此前的「150」號段執業證號不作為律師身份的證明，致電才可查詢。王潤生的執業證號為「137」號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巴彥淖爾市磴口縣法院的工作人員曾告訴他，網上查不到青銀所，「但這么長時間了，一直沒人把它當事」。
二所與臨河法院不過幾十米遠。王潤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與「無證收購玉米案」一審的兩名法官都相識，「有時候他們法院印不了東西，偶爾過來印印東西」。
2016年7月，「無證收購玉米案」經媒體報道引發全國熱議。王潤生當時還很納悶：咋就傳出去了？他為此問過法官，法官說，案子被法院當做典型案例上網做了宣傳。「後來又再審，我感覺他（法官）這是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裁判文書網顯示，王潤生還以巴彥淖爾148協調指揮中心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二所法律服務工作者身份，在內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決起止時間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從時間上看，王潤生交互使用著律師、法律工作者兩個身份。
對於專職律師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務所任職，上述山東省司法廳及律協兩機構的答復一致：不行。「專職就是這個意思，要不怎麼叫專職律師呢？」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簡稱「法工」）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發展起來的職業。彼時，中國的律師制度尚不完善，律師奇缺，為了填補農村、城鎮的法律服務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隊伍建立起來。
「他們是特殊年代的產物，」巴彥淖爾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檢法人員，而最近十幾年，過司法考試的做律師去了，有些歲數大的干不動了，巴彥淖爾的法工只出不進越來
越少，現在還有一百多人。
沒有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工，多在基層法律服務所、鄉鎮法律服務所或司法所執業，手裡拿的是《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據上述工作人員介紹，與律師相比，法工執業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當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臨河的法律工作者，當事人必須也是臨河的」；報酬標准參照司法部針對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規則，與律師收費完全不同
；不能從事刑事辯護。
然而，三條老規矩，有兩條早已被時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費標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規定，「不然連調查取證、開庭的車馬費都不夠」；實際接案時，也會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沒什麼人會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為刑事被告人辯護。上述工作人員說：這是一刀切，絕對不允許，只有律師才能接刑案。
盡管如此，南方周末記者還是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到了兩份刑事判決書，陝西丹鳳縣、貴州黎平縣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別成為故意傷害案、危險駕駛案中被告人的辯護人。
會不會是當地律師稀缺由法工頂上？上述工作人員解釋，如果某個地方律師特別稀缺，國家會調配一部分律師去進行法律援助。這樣的事，巴彥淖爾就有過，從市區臨河調律師到相對偏遠的烏拉特中旗接案。
在臨河法院旁邊、二所斜對面，還有另外幾家法律服務所。一個房間里，一名四五十歲的女性法工正為來訪者解答與離婚相關的問題。她的名片上印著「法律本科」及資格證號。
當南方周末記者詢問，這是什麼資格證號時，她說，「就是我們工作用的證」。那是律師？「不是，我們和律師的區別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於是否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等，她隻字未提。
在許多法律專業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尷尬，「只能吃律師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師。
「大概90%的人不知道還有法律工作者這么個職業，」上述巴彥淖爾市司法局工作人員說，他們碩果僅存的服務市場，絕大部分都在農村、鄉鎮等地區。
因為「無證收購玉米案」，眾多媒體趕來采訪王潤生。「記者來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軍）」。不過，他曾拒絕了內蒙古電視台的采訪；當一名報社記者希望與他合影時，他同樣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麼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實習生席莉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⑷ 檢察院大廳適合擺放什麼雕塑

天平是個不錯的選擇，可以映射出法院的公平與公正。如果大廳放一些如樓上所版說的動物類的權，雖然意義所及，但是未免顯得不夠嚴肅，更像博物館的樣子。其次歷史知名人物的半身像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廳的裝修比較現代，還是建議選擇那種抽象或半抽象的雕塑設計作為選擇吧。這樣放在大廳里不會顯得突兀，雕塑的製作必須與環境緊密結合起來的。

⑸ 求助法律上的一個問題 關於代位繼承的

代位繼承是和本位繼承相對應的一種繼承製度，是法定繼承的一種特殊情況，是公民私人財產順利轉移的重要法律依據。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和立法技術的提升,有必要對我國的代位繼承製度進行改進和完善,以適應時代發展需要,實現公民的私人財產繼承權得到足夠的保護，進一步促進家庭的穩定和社會和諧文明的進步。
一、代位繼承製度概述
（一）代位繼承的概念及歷史沿革
1、代位繼承的概念
代位繼承，又稱代襲繼承，承祖繼承或間接繼承，是指在法定繼承中，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或宣告死亡時，本應由繼承人繼承的遺產，由先死亡子女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的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一條規定：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由被繼承人的子女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代位繼承人一般只能繼承他的父親或母親有權繼承的遺產份額。《美國統一繼承法典》第2-106條規定：本法所規定的代位繼承製是指將遺產分為與死亡同親等親屬的人數相等和遺有卑親屬的已死亡之同親等親屬的人數相等的份額，該親等的每一個生存的親屬均可取得一份遺產，已亡親屬的應繼份額可依相同方式在其卑親屬中分配。我國學者從學理上為代位繼承下的定義為：代位繼承是指，屬於某一親系的最近親等的血親繼承人中有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繼承時，依法由其直系卑血親按照其繼承順序和份額繼承被繼承人的繼承製度。
2、代位繼承製度的歷史沿革
代位繼承製度，早在羅馬法中就有所涉及，代位繼承始於羅馬法中的按股繼承。羅馬市民法規定：「先死亡或受家父權免除的子之子，取得父之應繼份。」這種直系血親卑屬代位繼承的制度，逐漸延伸擴展到旁系血親 ，尤太、印度、希脂皆有代位繼承製度。原本沒有代位繼承製度的日爾曼法，由於受羅馬法影響，後來也仿效了這種制度。近代各國立法幾乎都沿用。法國、南斯拉夫、匈牙利、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將代位繼承的范圍擴展到旁系血親之間。《法國民法典》第739條規定：「代位繼承為法律上之擬制，其效率在於使代位繼承人，以同一親等及權利，進入被繼承人之地位。」直系卑親屬，兄弟姐妹之子女及其直系卑親屬都可以代位繼承。在親系繼承主義的國家（同祖血族主義）的國家，如德國、瑞士、奧地利，對於旁系親屬，廣泛的認有代位繼承權，代位繼承的范圍極其廣泛，幾乎囊括一切有親屬關系的人。且沒有代數限制。在韓國民法典中關於戶主繼承，只許直系卑親屬男子有代位繼承權，在財產繼承則可以由兄弟姐妹直系親屬代位繼承，而且妻子對於其夫也可以代位繼承，與其他代位繼承人的同一順序為共同繼承人。綜上可以看出代位繼承製度從羅馬法開始得到了各國的擴展與延伸，代位繼承的范圍也在逐漸擴大。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雖沒有民法，也沒有「代位繼承」這個詞，但是，早在唐朝就有了代位繼承製度。《唐律疏義》中就有「兄弟之者，子承父兮」的規定；明令中和清律中也有「婦人之夫，無子志者，合承夫兮」的規定。1930年民國政府時期的民法繼承編，則明確規定了被繼承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的制度。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一條「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由被繼承人的子女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代位繼承人一般只能繼承他的父親或者母親有權繼承的遺產份額」明確規定了代位繼承法律制度。
（二）代位繼承的性質
1、代表權說與固有權說
代位繼承的性質即代位繼承人是基於被代位繼承人的繼承權而繼承，還是基於自己固有的繼承權而繼承的問題。在法學上關於代位繼承的性質，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代表權說，即代位繼承人代表被代位繼承人的權利而繼承。如《法國民法典》（第730條第787條）所規定的代位繼承是使代位繼承人取代被代位繼承人的地位，親等和權利，如同被代位繼承人因為死亡而繼承。」也就是說，被代位繼承人的直系卑親屬可以繼承被代位繼承人的繼承順序而取得其應繼份額。因此，當其父或其母（被代位繼承人）拒絕繼承或喪失繼承權時，其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當沒有代位繼承的權利。另一種觀點是固有權說，即代位繼承人的自己的固有的權利直接的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德國、義大利、日本、奧地利等國的民法典均採用此觀點。義大利民法典規定，代位繼承人因其父或其母不能繼承或不想繼承時，仍允許代位繼承。德國民法典規定代位繼承人不僅可以是先死的繼承人代表，而且可以依自己所固有的權利而繼承。瑞士民法典規定，代位繼承不僅其父或其母而來，而且是依自己的代位繼承權而繼承，即使其父或其母喪失或放棄繼承權，仍然可以代位繼承。日本民法典也採用固有權說，認為代位繼承是以自己所固有的權利以被代位繼承人的順序直接繼承被繼承人的財產。我國台灣民法典也採取固有權說，「認為代位繼承者，應理解為代位繼承人與其固有的繼承地位，代被代位繼承人之應繼份的地位而繼承。」從學理上講，代位繼承人的性質，應採納法國民法典的代表權說，即代位繼承人是代表被代位繼承人的地位而繼承被繼承人的財產，其法律地位與被代位繼承人同一順序繼承人相同，可以取得被代位繼承人的應繼份額。代位繼承人之所以，能夠取得與被代位繼承人相等的法律地位，是因為他是被代位繼承人的代表。若代位繼承人是基於自己固有的權利繼承，那麼，他就有取得與其他繼承人同等繼承份額，而不是繼承被代位繼承人的繼承份額。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意見》也採納代表權說。
2、喪失繼承權和放棄繼承權的定性
在對待喪失繼承權和放棄繼承權的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是否有代位繼承權的問題上，世界各國的繼承立法有兩種裁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代位繼承是代位繼承人取得被代位繼承人的地位，親等和權利的繼承，當代位繼承人放棄繼承權或喪失繼承權時，即他的繼承地位也就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發生代位繼承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代位繼承是代位繼承人基於自己固有的繼承地位而繼承，因此，當被繼承人的子女喪失繼承權時，其後代也可以繼承。持這種觀點的國家有日本、德國、義大利等。此外，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除以繼承人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喪失繼承權之外，還以繼承人放棄繼承權作為代位繼承發生的條件，因此，放棄繼承權的人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也有代位繼承權。如德國，以死亡、拒絕繼承、喪失繼承和依要約拋棄繼承等作為代位繼承發生的原因。瑞士和美國等國也是如此規定的。
我國關於這方面的立法觀點與法國民法典的觀點大體相同，不承認喪失繼承權的人與放棄繼承權的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有代替其父或其母繼承遺產的權利，只能基於自己的繼承順序而取得繼承權，我國繼承法只規定，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其晚輩直系血親有代位繼承權，並未確認喪失繼承權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有代位繼承遺產的權利。至於，放棄繼承權的人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更不應當具有代位繼承權，因為代位繼承是代位繼承人代替被代位繼承人的地位而繼承。既然被代位繼承人已喪失了繼承權，其繼承地位也已經喪失，因此，其晚輩直系親屬也不應當發生代替其父或其母的地位去繼承祖父或祖母的遺產。我國繼承法只以被繼承人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作為代位繼承發生的原因，其他如放棄繼承權和喪失繼承權的，均沒有代位繼承權。這也是我國繼承法不同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繼承法的一個特點。
二、代位繼承的發生原因
關於代位繼承的發生原因，有三種不同的規定：
1、以被代位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為代位繼承發生的唯一原因。我國繼承法和法國民法典屬於這種類型。
我國除在繼承法中對此做出明確規定之外，最高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又從反面規定，繼承人喪失繼承權的，其晚輩直系血親不得代位繼承，將代位繼承嚴格限制在被代位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一種情況。
2、被代位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和喪失繼承權，都可以引起代位繼承。日本、韓國、 義大利等國和我國台灣屬於這一類型。 如日本民法第887、891、892條規定， 被繼承人的子女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依法喪失繼承權或因被廢除而喪失繼承權時，其子女代其位成為繼承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第1138、1140條規定，直系卑親屬中有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或喪失繼承權，由其直系卑親屬代位繼承。
3、被代位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喪失繼承權和拋棄繼承權，均發生代位繼承。德國和瑞士等國屬於這種類型。如瑞士民法典第541、572條規定，無繼承資格人的直系卑血親按無繼承資格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情況繼承被繼承人的財產，被繼承人未留任何遺囑且繼承人中一人拋棄繼承權時，其應繼份按拋棄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死亡的情況處理。
三、代位繼承的法律特徵
1、被代位繼承人只限於被繼承人的先死子女。其他被繼承人的繼承人若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不發生代位繼承。只有在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才發生代位繼承。於繼承開始後被繼承人的子女才死亡的或者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人不是繼承人的子女而是其他繼承人的，均不能發生代位繼承。當然，這里的子女包括被繼承人的親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撫養關系的繼子女；
2、代位繼承人只限於被代位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即只有被代位人的子女、孫子女、外孫子女等，才可以成為代位人，並不受輩分限制。代位繼承人只能是被代為人的子女及其他晚輩直系血親。被繼承人的孫子女、外孫子女、曾孫子女、外曾孫子女都可以代位繼承，代位繼承人不受輩數的限制。被繼承人的養子女、已形成撫養關系的繼子女的生子女可以代位繼承；被繼承人的親生子女的養子女可以代位繼承；被繼承人養子女的養子女可以代位繼承；與被繼承人已形成撫養關系的繼子女的養子女可以代位繼承。但被代位人的其他近親屬不得代位繼承。被代位人的配偶若具備成為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條件的，則依現行法的規定其獨立地作為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參加繼承，並且其是否能夠繼承不影響其晚輩直系血親的代為繼承權。
3、代位繼承人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參加繼承，一般只能繼承被代為人應繼承的遺產份額。代位繼承人雖作為第一順序的繼承人參加繼承，但其並不是直接繼承自己應繼承的遺產份額，而是代位繼承被代為人應繼承的遺產份額，正因為如此，代位繼承又稱為間接繼承。所以，代位繼承人為數人的，原則上由數個代位繼承人平分被代為人應繼承的份額，而不能由數個代位繼承人於其他繼承人一同按人分配被繼承人的遺產。代位繼承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或者對被繼承人盡過主要贍養義務的，分配遺產時，可以多分，但這僅是例外。
4、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子女具備喪失繼承權的條件且被法院判決喪失繼承權的，其晚輩直系血親不得代位繼承。關於代為繼承權的性質有固有權與代位權兩種不同學說。依固有權說，代位繼承人參加繼承是其本身固有的權利，並不以代為人是否有繼承權為轉移。依代位權說，代位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不是基於其本身固有的權利，而是被代位繼承人參加繼承的，因此被代位繼承人喪失或者放棄繼承權的，一般不應發生代位繼承。我國現行法采代位權說。依現行法的規定，繼承人喪失繼承權的，其晚輩直系血親也不得代位繼承。如該代位繼承人是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或者是對被繼承人盡贍養義務較多的，可適當分給遺產。因此，只有在被代位人不具備喪失繼承權的法定事由時，才能發生代位繼承。當然，也有學者提出，對代位繼承權應以采固有權說為宜，被代為人喪失繼承權的，不應影響代為人的代為繼承權。
5、代位繼承只適用於法定繼承，不適用於遺囑繼承。只有在法定繼承中才能發生代位繼承，在遺囑繼承中不發生代位繼承。如果遺囑繼承人為被繼承人的子女並且先於遺囑人死亡，則該遺囑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不能代位繼承該遺囑繼承人依遺囑應繼承的遺產；但遺囑中指定該繼承人繼承的遺產應按法定繼承處理，在法定繼承中該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可代位繼承。
四、代位繼承的適用條件
適用代位繼承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被代位人必須先於被繼承人死亡。這既是中國代位繼承成立的首要條件和惟一原因，也是其與轉繼承的重要區別之一。
（二）先死亡的被代位人，必須是被繼承人的子女，其他繼承人如被繼承人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先於被繼承人死亡不發生代位繼承。有的國家，被代位人的范圍較廣，如日本民法規定，被代位人包括被繼承人的子女和兄弟姐妹；而法國、韓國、加拿大、保加利亞等國，被代位繼承人的范圍是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德國、瑞士、匈牙利、希臘、奧地利等國家更將被代位人的范圍擴及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祖父母。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規定的被代位人的范圍最窄，這與繼承立法縮小繼承人范圍的趨勢是相吻合的。
（三）代位繼承人必須是被代位人的晚輩直系血親。各國法律均規定，代位繼承只能是被代位繼承人的直系卑親屬，被代位人的旁系血親或直系長輩血親均無權代位繼承。原則上代位繼承人沒有代數限制。我國《繼承法》第十一條規定：「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由被繼承人的子女的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又進一步明確指出，被繼承人的孫子女、外孫子女、曾孫子女、曾外孫子女都可以代位繼承，代位繼承人不受輩分限制。
（四）被代位人生前必須享有繼承權，如被代位繼承人基於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則連帶引起代位繼承權的消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規定：「繼承人喪失繼承權的，其晚輩直系血親不能代位繼承」。
（五）代位繼承只適用於法定繼承，在遺囑繼承中不適用。亦即只有被代位繼承人的法定繼承權才能被代位，如其享有的是遺囑繼承權，則該遺囑會因先於被繼承人死亡而失效，此時不發生代位繼承。
（六）代位繼承人無論人數多少，原則上只能繼承被代位繼承人有權繼承的份額。
五、代位繼承的代位范圍
被代位人必須是被繼承人的血親繼承人，配偶一方先亡不發生其子女代位繼承的問題，這是各國繼承法的一致原則。至於哪些血親繼承人能夠作為被代位人，各國的規定差別甚大。綜觀各國繼承立法，關於被代位人范圍的規定，大體有四種類型：
（一）被代位人限於被繼承人的直系卑親屬。中國繼承法和台灣地區民法屬於這種類型。這反映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繼承范圍問題上的一致性。但在法條的表述方式上，二者有所不同。中國繼承法規定，被繼承人的子女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由其晚輩直系血親代位繼承，將被代位人限於被繼承人的子女。台灣地區民法則一般地將直系卑親屬列為被代位人，規定第一順序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卑屬代位繼承其應繼份，而第一順序繼承人為直系卑親屬。
（二）被繼承人的直系卑親屬和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親屬都可以作為被代位人。日本、法國、韓國、加拿大、保加利亞等國民法屬於這種類型。應當指出的是，日本民法在1981年修改之後，對被代位人的范圍作了限制，即旁系血親作被代位人僅限於兄弟姐妹，其直系卑血親不能作被代位人。
六、代位繼承的繼承范圍
代位繼承人一般應該是被代位人的直系卑親屬，這是代位繼承的一個原則。在這個問題上，各國的規定是一致的，但也有個別例外，如韓國民法規定，妻子可代亡夫繼承公婆的財產。值得注意的是，代位繼承人必須是被代位人的直系卑親屬，但不一定是被繼承人的直系卑親屬。實際上，在大多數國家，代位繼承人的范圍大大超出了被繼承人直系卑親屬的范圍。例如，承認父母或兄弟姐妹可以作被代位人的立法，代位繼承人的范圍就擴及到侄子女、甥子女及其直系卑親屬：承認祖父母為被代位人的立法，代位繼承人的范圍就擴及到叔、伯、姑、舅、姨及其直系卑親屬。 代位繼承原則上不受代數限制，但基於立法政策上的理由，也可以對其加以限制。如日本民法原來規定，兄弟姐妹的直系卑親屬作為代位繼承人不受代數限制，後來這一規定受到人們的廣泛批評，認為這樣會使那些與被繼承人既無親情又無生活上的依賴扶助關系的人成為繼承人，而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此，1981年修改後的民法，將代位繼承人限於被繼承人的直系卑親屬和兄弟姐妹的子女。這反映了繼承立法重視親情和生活上的互相扶助關系。對繼承權的影響以至決定作用，也反映了縮小繼承人范圍的立法傾向。
七、代位繼承的內容
（一）由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被繼承人子女的晚輩直系血親，代替該已死亡的被繼承人的子女，作為第一順序的繼承人，分配該已死亡的子女（若活著時）可以分得的遺產份額（《繼承法》第十一條）。
（二）代位繼承沒有輩數的限制。被繼承人的孫子女、外孫子女、曾孫子女、外曾孫子女都可以代位繼承。但是，無論多少代位繼承人參與遺產的分配，都只能分得被代位人應當分配的份額（《繼承法意見》第二十五條）。
（三）代位繼承人如果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或者對被繼承人盡過主要贍養義務的，分配遺產時，可以多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七條）。
（四）繼承人喪失繼承權，並且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喪失代位繼承權。但是，喪失代位繼承權的晚輩直系血親中如果有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或對被繼承人盡贍養義務較多的，可適當分給遺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
八、代位繼承的效力
具備代位繼承的適用條件時，代位繼承人以被代位繼承人之順序進行繼承。在繼承時，代位繼承人只能繼承被代位人的應繼份額。如果有兩個以上的代位繼承人，則由他們共同繼承，按人數均分被代位人的應繼份額。中國《繼承法》第十一條明確規定：「代位繼承人一般只能繼承他們父親或母親有權繼承的遺產份額」。
九、代位繼承與轉繼承的關系
（一）聯系
轉繼承是指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後，實際接受遺產前死亡，該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人代其實際接受其有權繼承的遺產。
代位繼承與轉繼承一樣，都存在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兩人都死亡的事實，都是被繼承人的子女最終取得遺產。
（二）區別
但是代位繼承與轉繼承之間亦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現在：
1、轉繼承可以說是兩個直接繼承的連續，也即被繼承人死亡後，被繼承人的子女直接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此時該子女的繼承權由被繼承人生前的繼承期待權轉變為既得權，只不過在繼承開始後，遺產分割前，繼承人死亡，該繼承人的繼承權轉有繼承人的子女直接繼承的一種制度。代位繼承則是由代位繼承人一次性間接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具有替補繼承的性質，相當於第一順序繼承人。
2、轉繼承發生在繼承開始後，遺產分割前繼承人死亡，代位繼承則是在繼承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條件下發生的。
3、轉繼承權人是死亡繼承人的所有繼承人，代位繼承人則只能是被代位繼承人的晚輩直系血親，范圍更窄。
4、轉繼承不僅僅適用於法定繼承，而且適用於遺囑繼承和遺贈，代位繼承只能使用於法定繼承。
十、代位繼承體現的《繼承法》的原則
代位繼承體現了《繼承法》的如下原則：
（一）保護私有財產繼承的原則；
（二）男女平等的原則；
（三）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原則；
（四）限定繼承原則；
（五）尊老育幼、照顧「弱者」的原則；
通觀代位繼承製度，我們可以從中發現：
第一，代位繼承製度充分維護和體現了繼承法的男女平等原則，我國《繼承法》第九條規定：「繼承權男女平等。」
第二，代位繼承製度充分發揮了遺產互助的功能，體現了繼承法的尊老育幼，照顧「弱者」的原則。因為代位繼承製度不僅使原來不是第一順序繼承人的代位繼承人成為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同被繼承人的其他子女一起參與被繼承人遺產的繼承，維護了祖孫相互的繼承權，而且在沒有第一順序的其他繼承人時，則被繼承人全部遺產由代位人來繼承，這就增加了被繼承人遺產直接由其直系血親繼承的機會，一般情況下，被代位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不僅會給代位人家庭、精神上造成極大的傷害，同時也可能喪失家庭的經濟來源，甚至使該家庭的生活水平陷入窘迫。在這中情況下，不僅是對被代位人的晚輩直系血親予以特殊保護，更是對代位人家庭給予物質幫助。
十一、我國代位繼承製度的現存問題及完善建議
（一）我國代位繼承製度的現存問題。我國的法學理論界，對代表權說與固有權說都有贊同者。從我國繼承法規定層面來看，我國代位繼承製度明顯採用了「代表權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八條規定 ：「繼承人喪失繼承權的，其晚輩直系血親不得代位繼承。如該代位繼承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或對被繼承人盡贍養義務較多的，可適當分給遺產。」這說明我國代位繼承製在採用代表權說的同時，又有所適當補充，體現了養老育幼原則和公平原則；但根據世界各國繼承法發展的趨勢，我國採用的代表權說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和局限性。
1、從民法的基本原理角度，有背於與民事主體相關的基本理論
從民法基本原理而言 ，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我國《民法通則》第九條規定 ：「公民從 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代位繼承製度中，被繼承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 ，其民事權利能力已終結，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不能享有任何民事權利，也包括繼承權。而代表權說的基礎在於被代位人先於被繼承人死亡的事實 ，其沒有喪失繼承權 ，由其晚輩直系血親代表被代位人的權利繼承，且一般只能繼承其應繼遺產份額。這與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相背的，是不合邏輯的，代位人不可能代表實際已經不存在的民事主體去享受權利。
2、從立法目的角度,不利於保護代位繼承人的經濟利益
在繼承法中，設立代位繼承是為了保護代位繼承人的物質生活和經濟利益，為了對弱者提供社會保障，以撫養未成年人和照顧不能獨立生活的人 ，使被代位人未成年的直系親屬在被代位人死亡後生活上有所保障。因為在父母先於祖父母、外祖父母死亡的情況下，孫子女、外孫子女往往未成年而不能獨立生活 ，或者由此造成生活困難。養老育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繼承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當父母拒絕繼承或喪失繼承權時，孫子女、外孫子女就喪失了代位繼承權，無法保障上述基本原則的實現，不利於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時，《繼承法》規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對孫子女、外孫子女的遺產享有繼承權，並不因其子女是否喪失繼承權而受到影響。這對孫子女、外孫子女而言，是有失公平的。
3、從法律實踐角度，有背於我國法律堅持的責任自負的原則精神
死亡父母違法和犯罪行為而喪失繼承權，導致讓其子女承擔不能繼承被繼承人財產的不利後果，顯然有悖於現代民法自己責任的原則，這也與我國法律保護子女合法權益的精神相違背。如果，一個人 的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後果由與該行為毫無關系的另一個人來承擔，是不符合我國法律的基本精神的。放棄、喪失繼承權的行為主體是被代位繼承人，他的法律行為或違法行為引起的不取得遺產的法律後果只能由他本人承擔。不應因其過錯或任意行為而使代位繼承人的正當權利受到損害。
（二）我國代位繼承製度的完善建議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 ，我國的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公 民的私有財產份額也在不斷增加。對於完善繼承法中的代位繼承製度而言，對公民的現實生活有著直接的影響。代位繼承製度應當從我國現實國情出發 ，結合歷史上的繼承傳統、習慣以及西方發達國家一些先進的繼承製度 ，在立法和司法解釋層面進一步加以完善，以對司法實踐給以合理指導。
具體而言，在代位繼承性質上，應當採用固有權說，從法律上確認繼承被繼承人是代位繼承人固有的權利，認定代位繼承人法定繼承人的地位，放寬代位繼承的條件。明確規定當被代位繼承人喪失或放棄繼承權時，代位繼承人仍然可以代位繼承。這樣能夠更好地體現死者的意願，保護公民私人財產繼承權，避免被繼承人的遺產作為無人繼承的遺產轉歸國家或集體所有。因為「財產所有人的願望在繼承規則的確立中發揮著最重要、最基本的影響。而所有人總是希望將財產傳給的晚輩直系血親，在有晚輩直系血親的情況下，所有人通常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財產流向旁系血親。」同時，進一步擴大代位繼承人的范圍，規定直系卑血親、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晚輩直系血親都可以代位繼承，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十二、結語
總之，代位繼承製度是繼承法的重要制度之一,是保護公民私人財產順利轉移的重要法律依據。我國《繼承法》確認的代位繼承製度，不僅維護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關系，而且也使人民法院審理繼承案件有法可依，保證了辦案質量。但鑒於目前我國新形勢的影響及立法問題，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和立法技術的提升,有必要對我國的代位繼承製度進行改進和完善,以適應時代發展需要,實現公民的私人財產繼承權得到足夠的保護，進一步促進家庭的穩定和社

⑹ 法院判西紅柿是蔬菜的理由是什麼

尼克斯訴赫登案（英語：Nix v. Hedden），案卷號：149 U.S. 304（1893）

是由美國最高法院負責審理，案件的爭論點在於，依照1883年3月3日頒布的關稅法，番茄應當被歸類為水果還是蔬菜的問題。在關稅法中，進口蔬菜需要繳納關稅，而水果卻不用。該案原告為約翰·尼克斯（John Nix）、約翰·W·尼克斯（John W. Nix）、喬治·W·尼克斯（George W. Nix）和弗蘭克·W·尼克斯（Frank W. Nix），被告為紐約港海關稅收員愛德華·L·赫登（Edward L. Hedden），原告要求被告歸還被其強行徵收的稅款。從植物學角度來看，番茄屬於果實（果實和水果在英文中均為fruit）。但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卻一致倒向被告一方，認為關稅法所指「水果」和「蔬菜」是採用其日常含義而不是植物學含義，這樣番茄就應該被劃分為蔬菜。

庭審

庭審中，原告律師引用了《韋氏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伍斯特詞典》（Worcester's Dictionary）以及《帝國詞典》（Imperial Dictionary）中有關「水果」和「蔬菜」的釋義作為證詞，隨後傳喚了兩名有30年售賣水果和蔬菜經歷的證人，詢問他們在聽完釋義之後，是否能指出這兩個詞「在商業或貿易領域有不同於上述定義的特殊含義」。

一名證人就詞典定義部分作證稱：「（詞典）並沒有給所有東西分類，當然詞典已經作出的分類是准確的。但它並沒有舉出所有種類的水果和蔬菜；它只舉出其中的一部分。我認為現在『水果』和『蔬菜』在貿易中的意義與其在1883年3月1日時是一樣的。我知道在貿易中『水果』一詞僅被用作指包含種子的植物或植物的一部分。《韋氏詞典》中『蔬菜』詞條舉例說蔬菜包括『捲心菜、花椰菜、蔓菁、土豆、豌豆、大豆和類似的東西』，而有在貿易中所稱的很多蔬菜可能都涵蓋在詞條所說的『類似的東西』中了。」 另一名證人則作證稱：「我不認為『水果』或是『蔬菜』兩詞於1883年3月或之後在美國有任何特殊的貿易或商業用法，這兩個詞的意義和我聽到的詞典釋義是一致的。」

原被告雙方的律師都使用字典作為證據。原告方律師引用了字典中關於番茄的釋義，而被告方律師則以《韋氏詞典》中豌豆、茄子、黃瓜、西葫蘆和甜椒的釋義為證。接著，為駁斥被告觀點，原告方律師針鋒相對地引用了《韋氏詞典》和《伍斯特詞典》中土豆、蔓菁、防風草、花椰菜、捲心菜、胡蘿卜和大豆的釋義。

法院判決

植物學角度而言，番茄是果實。可是在日常習慣於把它當作蔬菜，因此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番茄是蔬菜。

最高法院大法官全體一致支持被告方，他們裁定，根據其烹調方法和流行觀點，番茄應當被視作是蔬菜。大法官哈瑞斯·格雷（Horace Gray）起草了判決書，在其中他寫道：

「引自字典的文字將『果實』一詞定義為植物的種子，或是植物中包含種子的部分，特指這些植物中多汁、含果肉的產品，其中包含有種子。這些定義並沒有傾向於說番茄是『水果』，也沒有將其和日常用語或關稅用語中的『蔬菜』區隔開。」

格雷大法官引述了多個不同的最高法院判例，如布朗訴派珀案（英語：Brown v. Piper，案卷號： 91 U.S. 37，42）和瓊斯訴美國案（英語：Jones v. U.S.，案卷號：137 U.S. 202, 216），他認為如果詞彙在商業或貿易中出現特殊含義時，法院應當採信的是其普通含義。在該案中，詞典不應被視作證據，而只是幫助法院理解和記憶的工具。格雷承認在植物學中，番茄是被視為是「攀緣植物的果實」，但是由於它並不是當作飯後甜點而是作為主菜食用，因此應當將其視為蔬菜。為了證明其觀點，格雷大法官提到了另外一樁認為大豆屬於種子的案例，這就是羅賓遜訴所羅門案（英語：Robertson v. Salomon，案卷號：130 U.S. 412, 414）。該案中大法官約瑟夫·P·布拉德利（Joseph P Bradley）也認為，盡管大豆在植物學上被視為種子，但在日常生活中卻被視作蔬菜。就這個話題，格雷又闡明了黃瓜、西葫蘆、豌豆和大豆在法理上的分類。

後續影響

尼克斯案在後來又三度被最高法院援引，作為法院採信有別於字典解釋的日常意義的依據。這三個案件是：1895年的索恩訴麥根案（英語：Sonn v. Maggone，案卷號：159 U.S. 417（1895）），同年的索頓斯托爾訴維布施及希爾格案（英語：Saltonstall v. Wiebusch & Hilger，案卷號：156 U.S. 601（1895）），以及1894年的凱德沃德訴澤案（英語：Cadwalder v. Zeh，案卷號：151 U.S. 171（1894））。後來的JSG貿易集團訴Tray-Wrap集團案（英語：JSG Trading Corp. v. Tray-Wrap, Inc.，案卷號： 917 F.2d 75 （2d Cir. 1990）），盡管與尼克斯案並不相關，但關注的焦點都是番茄。該案的法官在引用此案時這樣寫道： 「在日常生活中番茄屬於蔬菜，這已經在多年前由高等法院判定，可以參見尼克斯訴赫登案。而從植物學角度而言，它卻是屬於果實，這可以參考1981年版的《美國網路全書》（26 Encyclopedia Americana 832 (Int'l. ed. 1981)）。但無論屬於何類，人們享用番茄的美味多個世紀，就連狄更斯的小說里，匹克威克先生都蘸著番茄醬汁吃豬排。」

2005年，新澤西州議會中支持番茄成為該州的象徵蔬菜的議員就引用了尼克斯案作為論據。

⑺ 為什麼反對最高院的同性婚姻裁決》中的觀點

李銀河的同性婚姻觀點只是西方左翼激進思潮的一部分，極其粗糙和過時，她不是什麼先鋒，她的哲學與毛時代的左翼造反哲學一脈相承。這種自由觀和極權哲學，只是鏡子里的兩個人，相反，但一模一樣。作者李鐵李銀河老師因為在性以及同性戀問題上的觀點而為中國公眾所熟知，她已經多次向兩會提交了關於同性婚姻的提案，是中國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旗幟性人物。在國際學界，同性戀的研究可謂是一門顯學，因為事關人類基本價值，涉及一些正義和倫理的基礎性問題，相當微妙和復雜，幾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醫學領域的眾多一流學者都參與了爭論。目前國際上該領域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每年產生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依然極具爭議，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話題的復雜性。相比國外同行，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和公眾討論還處於比較原始的狀態。一方面是李銀河這樣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倡導者，理由很簡單：同性結婚不妨礙他人，是兩個人的私事和個人自由，是尊重人權，所以法律應該保護和允許同性結婚。而反對同性婚姻的一方似乎除了直覺上不可接受外，說不出什麼像樣的理由，只能簡單宣告：同性戀就是違反自然規律，不道德，讓人反感。說到此，我必須先聲明的是，我堅決反對那些對李銀河的骯臟謾罵。雖然李銀河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甚至認為亂倫、群交、一夜情也是合乎道德的，但因此就說李銀河自己想亂倫要一夜情，這種骯臟的人身攻擊與暴徒無異，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我欽佩李銀河老師在這些領域為中國所做的開創性貢獻，也堅決捍衛她發表自己學術觀念的權利，這和她個人是否實踐那些性行為毫無關系。我個人認為，李銀河老師關於同性戀婚姻的說法和論證是極其粗糙的，我明確反對這些偏頗的觀點。我希望通過一些較深入的爭論，讓的人了解這些問題的脈絡和復雜性，以便我們做出更正確的社會選擇。筆者就試圖從以下幾個主要方面談談對同性婚姻的不同觀點：同性結婚真的是私人的事嗎？「結婚是當事人的事，只要不妨礙別人，人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這是我們最常見的同性可以結婚的理由。這條所謂的自由原則看似有道理，但也不是什麼情況都適用。比如兩個人自願決斗早已經是非法行為。如果僅僅是當事人自願便可結婚，那麼，父女、兄妹、母子自願結婚可不可以？三個人結婚可不可以？三男兩女呢？人和動物結婚呢？人和板凳結婚呢？這些假設絕非聳人聽聞。2008年，澳大利亞一對父女走上電視公開了兩人相戀並生下兩個小孩的過程。他們公開表示「我們是作為成年人自願建立這種關系的，我們現在只想得到一點尊敬和理解。」當然，後來當地法院判決兩人亂倫有罪，並受警方監視，禁止兩人再發生性關系。還有多邊婚姻，當著名同性戀運動領袖施帕爾曼被問及同性婚姻後下一個爭取目標時，他明確回答：「爭取三個人結婚的可能。」當然，如果三個可以結婚，接下來5個80個也就不在話下了，只要大家自願。早在1972年，美國兩百多個同性戀組織的共同綱領便是要求廢除性行為的所有年齡和人數的限制。其中有一個「北美男人男孩戀協會」（NAMBLA），正在有組織地爭取戀童合法化。對他們來說，多元性愛美不勝收，只要自願，只要注意衛生，不弄傷兒童，小朋友們開心，性行為就和一起玩過家家游戲一樣，有何不可呢？還有，我們只要搜一下新聞，聲稱要和各種動物結婚的也多得很，有和海豚結婚的，有和蛇結婚的，和狗結婚的那就了。如果說結婚真的只是當事人的自願就可以，我們很難有理由拒絕上面這些「婚姻」。倘若有一天，上面的這些「婚姻」都合法了的話。想像一下這樣的情形：你在公室里宣布你將要結婚的消息的時候，有人會上來問你，你是和幾個人結婚啊？你是和人結婚嗎？你是和男人還是女人結婚？·····這時候你會驚奇地發現，同性婚姻不再是同性戀者的私人事情，它與每個人都相關，因為同性婚姻改變了婚姻的定義，並很可能帶來雪崩效應。當然，李銀河也主張獸交、亂倫、多人性行為沒有不道德，那她很可能也會說，多邊婚姻、近親婚姻都可以啊，沒什麼可怕的。我想，要是真有的那麼一天，很多人都會再另外組織一個婚姻形式，把自己的婚姻和同性婚姻、近親婚姻、多人婚姻、人獸婚姻區別開來，這樣，我們是不是又回到了原點？婚姻是人類社會的基石之一，如果婚姻的定義被改變，無疑將帶來社會生活的巨變。最直接的，爸爸媽媽以及親屬的概念都變了，由此而帶來的對家庭和社會的沖擊絕對不容小視。如果什麼樣的自願結合都可以成為「婚姻」的話，相信很多人不再會願意成為其中的一員，婚姻制度很可能隨之瓦解。另外，婚姻制度也不是一個私人的東西，它與很多公共制度配套相關。比如，一些單位會給配偶醫療福利，結婚後可以申請一些住房的優惠，很多國家已婚的可以申請一些免稅等等。既然婚姻有公權力的保障，其公共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性戀者的個人自由並不比一般人少，他們完全有相愛的權利，可以一起生活，山盟海誓、永不分離，甚至可以大宴親朋，如果有人願意，也可以「夫妻」稱呼他們，這都是他們私人權利范圍內的事。但是，在法律上登記結婚則是另外一回事。婚姻是有限制的，幾乎所有與資格相關的東西都有限制。斷言同性婚姻是人權發展的潮流為時尚早李銀河認為不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化是「異性戀霸權」，是主流文化對小眾文化的專制，是反人權的。說到人權，我們來看一下世界最主要的三個人權公約怎麼說。《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已達結婚年齡的男女締婚和成立家庭的權利應被承認。」《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締婚必須經男女雙方自由同意。」很顯然，這些婚姻人權都明確屬於成年男女，而不是同性。也許有人會說，這幾個公約都是幾十年前制定的，已經過時了。我要說的正是這個問題，同性戀問題幾乎是伴隨著人類文明誕生就存在了，少說也有幾千年的歷史，同性戀運動也鬧過很多次，然而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幾乎所有的成熟的主流文明都不認可同性婚姻。2001年，荷蘭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迄今為止也只有短短的八年。這些年，世界范圍的同性戀運動確實風起雲涌，已經有比利時、加拿大、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少數幾個國家以及美國的五個州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如果以這短短八年的趨勢就歸納說，同性婚姻將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這樣下結論顯然還是太早了。性別和婚姻關繫到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石，它們不同於一般的政治權利，對它們做出的改變會直接動搖人類文明的基礎，對此，人類應該慎之又慎，因為這一改變的災難性後果可能要到很多年後才能被人們發現。盡管同性戀運動搞得很熱鬧，但是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還是只有寥寥數個，在相當開放的美國，90%的州都不承認同性婚姻，最高法院也持否定態度。在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和地區，短短幾年，已有一些負面因素值得我們注意。比如同性父母收養孩子的問題，有調查顯示，同性父母的孩子有29%受過性侵犯，異性父母的相應數字只是0.6%。而且同性伴侶的關系相當不穩定，對孩子的兩性認識會造成不良影響，很多研究都證實同性伴侶不適宜作父母。這些同性家庭是否把孩子當成了社會實驗的小白鼠？還有逆向歧視的問題。公權力就一些同性戀問題立法，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同性戀者的人權，但另一面對其他人無疑也會帶來一些強制，壓制反對同性戀者的人權。比如，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兩名婦女不將房間租給一名女同性戀者，被判罰款，還要道歉並參加同性戀「覺醒課程」。在加拿大，表達不贊成同性戀也可能犯法。美國一位工程師，在收到一封「全國出櫃日」的宣傳同性戀的電子郵件後，回復給寄件人：「請不要在發這種信息給我了，因為我很惡心，看了很不舒服。」結果他因為被解僱，理由是性傾向歧視。這些做法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很多人認為這造成了一種逆向歧視，對同性戀問題只能贊成不能反對，表達厭惡都不行。其實，絕大多數異性戀者想起同性戀行為，都會本能地感到不舒服，如果這種生理本能不存在或者亂了，我想人類的生殖繁衍都會成問題。抽底追問與傳統的張力當代轟轟烈烈的同性戀運動，與60年代全世界范圍的激進運動有密切關系。這場運動的主旋律就是反主流與革命，幾乎要打倒任何權威和既定的秩序，聲稱要將少數群體從多數的壓制中解放出來，在這些革命者看來，任何規矩和秩序都是理性的牢籠。盡管這場運動也有正面的貢獻，比如在為黑人爭取了平等的民權，但其激進和烏托邦的一面也讓人看到了濫用抽底追問的思維方式的盲目和荒謬。這種思維方式以歐陸的唯理主義哲學為指導，凡事都訴諸一些最高的原則來判斷。比如，人生而平等，個體自由神聖不可侵犯。這確實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但是也不能只顧邏輯成立而不顧現實地亂用。激進的烏托邦人士往往就是只顧邏輯和原則而罔顧現實和傳統，不符合的一律冠以「歧視」、「多數專制和霸權」的帽子。這樣的「反歧視」有多可笑，我們來看看這些例子：一個國家可能有一百多種大大小小的宗教，盡管法律規定所有宗教具有平等的地位，但絕不是每個宗教的節日都能像基督教的聖誕節那樣全國放假一周。這是不是歧視？現有的書寫和閱讀模式都是為右手人士設計的，這是不是對左撇子的壓制？是不是要用立法來保證一定比例的印刷品專為左撇子設計？聯合國的官方語言也只有六種，小語種的國家必須用這六種語言來交流。這是不是多數的專制和霸權？我們要爭取每個人生來在起點上就是平等的，有人就提出把所有嬰兒一出生就集中統一喂養，以使得他們起點平等。我們現在知道這太荒謬，是一種法西斯主義行為，但是這顯然符合激進主義者的邏輯。很顯然，我們不能單靠抽象的邏輯和抽底追問的原則來建構我們的文明。維特根斯坦說，脫離了具體的語境，我們可以把任何行為解釋得符合任何規則。這樣表面上是追求解放，帶來的很可能是奴役和混亂。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中，人們就領略了這種唯理哲學的破壞力。一百多年來，人類還在不斷為這些烏托邦思維方式付出代價。痛定思痛，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人類文明固然離不開抽底追問式的創新，但同時也必須尊重傳統。思想家們看到，歐陸的唯理主義哲學具有極強的破壞性，容易導致災難性的後果。而英美的經驗主義哲學，則能為自由社會提供更堅實穩健的基礎。唯理主義訴諸最高原則和公理來進行抽底追問，而經驗主義拒絕用那些抽象的原則去一刀切，經驗主義者充分肯定傳統的價值，講究漸進地、一層層的務實地推進文明。一個健康的文明，是在抽底追問與尊重傳統兩種力量的張力中前進的，離開了對一些基本原則的抽底追問與反思，文明會喪失自我批判的創新活力，而如果沒有對傳統的尊重與保守，則會導致混亂與災難。胡適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意義就在於此。尤其是性別、婚姻這樣一些人類文明基石性的東西，在變革的時候更是要慎之又慎。傳統是幾千年智慧與教訓的沉澱與結晶，幾乎所有穩健的主流文明都不能當街做愛，都不允許亂倫、戀童，也不允許同性結婚。主流文明在性方面的這些共識絕非偶然，這些傳統是合理性的沉澱，是人類一些基本屬性和生存狀態的必然要求，我們有理由對這些最基本的傳統保持一點敬畏之心，三思而後變。中國的隱憂正是基於對六七十年代激進的個人主義帶來眾多負面效應的反省，這二十多年來西方社會出現了明顯的保守主義復興之勢，呼籲保守和捍衛信仰、傳統，德性、社群以及家庭的價值聲音逐漸走強。社群主義的興起批判了以往對自由的抽象的孤立的理解，主張在共同體和傳統中的自由才有持續的活力，才不會走上邪路。李銀河提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在對待同性婚姻這樣的問題上，有著歷史和文化的優勢。因為西方國家，各種宗教因素是阻礙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要力量，而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限制，應該先行一步。在西方，很多宗教勢力是同性戀運動的重要反對力量，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說，因為反對者是出於宗教和信仰原因就認為其是獨斷和無理的。任何人都生活在某個整全性的價值體系之中，世俗主義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樣，都只是眾多解釋世界的價值體系中的一個，不能說涉及到宗教的就一定是迷信和獨斷的。基督教文明對於西方文明具有靈魂意義，很多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都與基督教的價值觀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基督教傳統是西方傳統的核心，西方人捍衛傳統的價值，就不能不涉及到宗教和信仰。李銀河說到，中國社會不存在一些宗教的因素來限制同性婚姻。其實，這很可能並非中國之福。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傳統從幾千年前一直延續到現在，至今仍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西方社會在面臨同性婚姻這樣的創新訴求和沖擊時，還有健全的傳統保守力量制衡它。前面我們已經談到，這種制衡有多麼重要。中國則不同，這種制衡已經不復存在，因為中國的傳統已經斷裂，中國傳統價值在面對現代社會的時候，已經喪失了說服力和吸引力，人們實際已經不會使用這樣的傳統資源來思考問題了。這樣的一種狀態使得我們在面臨同性婚姻這樣的問題時，缺乏價值的座標和參考。因此，我們的知識分子在思考同性婚姻的問題時，自然就相當粗淺了。盡管李銀河論證同性婚姻合法性的路數極其簡單和淺薄，但反對者更加粗燥簡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的很多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知群體中，對同性婚姻持贊成態度的可能還佔多數。因為在以往的中國社會中，道德與傳統似乎總是與權力、虛偽、專制等裹挾在一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自由知識群體很容易將同性婚姻與爭取自由人權、啟蒙、寬容、文明等詞語簡單等同起來，認為支持同性婚姻是一種前衛但是正確的行為，符合歷史的進步潮流。但問題絕沒這么簡單。當代的應用倫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中，同性婚姻是其中之一，它和許多熱點問題一樣，都相當復雜和微妙，充滿了各種重大的價值沖突，最終只能在各種價值和利弊之間尋求一個相對平衡的解決，是一種關於「度」的把握的實踐智慧。絕非單靠幾條簡單就能解決問題。比如墮胎，反對者認為精卵結合就是人了，墮胎就等於殺人。支持者認為，婦女有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還有在動物身上培育人的器官的倫理問題，這樣的動物到底是人還是動物？這些問題和同性婚姻問題一樣，都涉及到倫理問題都極其重大，必須小心而為之。學者們多數還是傾向於認為，這些問題最終都是一個很微妙的把握「度」的問題，要在實踐中去慢慢把握。

⑻ 法容於情 的資料

孝敬父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我國古代就有《廿四孝圖》、什麼子各負米供雙親，董永賣身葬父親，王強為母卧寒冰……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去年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人物之一的田世鐸，為治好母親腎衰竭的疾病，而甘願獻出自己的腎，在九州大地被傳為佳話。
可是在我們身邊，也有人不孝敬父母，忘恩負義。本站推出的年過古稀的秦從鳳、馬青茲夫婦狀告子女不盡孝道就是其一。
秦從鳳夫妻何許人呢？他們的子女為何不盡贍養的義務？法院又作了怎樣的判決？
請看我們的記者對此作的采訪報道。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家住哪裡？」記者爬山涉水走到秦家問
「我名叫秦從鳳，家住大歇鄉高揚村。」劃著竹篾的老秦答道
「你有多大年紀了？」
「73啦！」
「聽說你把幾個兒女告上法院，這是為什麼？你能跟我們講一講嗎？」
「子女不孝，說來出醜啊。」
「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家子女有孝有嫌嘛。」
秦含著憂愁之盡說：這話不假，我們的幾個子女，有的有孝心，有的沒孝心，一言難盡，話得從頭說。
我和老伴都是1932年出生的，結婚後，一共養育了兩子三女，均已長大成人，各開鍋灶了。
歲月不饒人，老倆口年紀大了不中用，就等子女給錢種田。可是長子秦天明近3年來既未種田稱糧，又未給錢，我們還沒有死，我們要生活，沒錢沒糧怎麼過日子啊！
1997年春，子女們舅爺在場的情況下，我們將責任田地分給了兩個兒子，要求他們每人每年交750斤糧食（其中稻穀550斤，九穀50斤，包穀100斤小麥50斤）當時兩個兒子都同意。後來，就因一塊田長子天明沒有種上，就次子天學一人種了，天明認為我們當大人的處事不公，就擱下了。當時我們請南賓區司法所、村支部書記、村主任來調解過，沒有說好，我們收回了田土。
「田土收回了，誰種呢？」記者追問
「每年拿100塊錢，請我們組的周萬福種了三年就算了。2001年和2002年天明只稱了416斤糧給了100塊錢，2003年起他可是糧未稱一斤、錢未給一分，田土荒蕪好幾年。我們實在沒得辦法，只好求助法律來裁判。」
在動物世界裡，有過「海龜報恩」、「大蟒救人」的記載。父母養育了子女，子女應贍養父母，天經地義。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贍養扶助的權利。
今年7月1日，秦從鳳、馬青茲夫婦全權委託了重慶市經冠律師所主任田永祿律師，作為代理人，追索贍養訴訟，請求法律援助，予以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田律師，關於秦從鳳、馬青茲追索贍養一案，你是原告的代理人，你能給我們講一講你代理的情況嗎？」記者來到律師所問道。
「我是原告的訴訟代理人。按照原告的陳述，我們下鄉調查取證，查實：原告確系沒有生活來源，經濟困難，申請了法律援助。二位原告確系年過古稀的老人，年老體弱，不能從事正常的生產經營，所以需要子女贍養。並且被告秦天明等人具有贍養原告的能力。原告的責任田已荒蕪多年。二位原告的生活來源均由秦天學等4人負擔。按照婚姻法的規定，被告應依法承擔贍養原告的法定義務。再說敬養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養老必得老，盡孝終得孝。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禽獸亦能如此，何況我們人呢？」田律師面帶笑容地說。
8月23日，縣人民法院審理了這一糾紛。法院的意見怎麼樣呢？記者采訪本案的主審法官縣法院民事一庭副庭長隆小琴。
「龍法官，你好，就秦從鳳馬青茲夫婦追索贍養一案的情況，你能給我們說說嗎？」
「這個案子是我主審的。秦從鳳、馬青茲二位原告均年老體衰，既缺乏勞動能力，又屬生活困難。依我國《婚姻法》規定，秦天明等5位被告作為原告的子女，理應盡贍養扶助義務。至於贍養方式、費用多少，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應當以合理為原則，依原告的實際需要和子女負擔能力確定。本案中，1000斤稻穀足以維持二位原告一年的生活，要求1500斤有點過高，對多餘部分應當扣除。原告要求5被告年支付人民幣2500元，符合其實際需要，且5被告均能承擔此任，我們應當支持。」隆副庭長說道。
即8月31日，縣法院作了一審判決：
「被告秦天明、秦天學、秦天春、秦天芳、秦天珍從2005年起，每人在每年9月10日以前，供給原告稻穀200斤、人民幣500元，二原告至死亡為止。案件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200元由5被告各承擔60元。」
讀者朋友們，本案塵埃落定了。原本就在盡孝道的，自不必說，不用法庭執行兌現，他們也會自覺履行義務。可就是長子長媳難以從命。於是秦從鳳、馬青茲又准備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他們的訴訟代理人田永祿律師得知後，主動承擔起了督陣兌現責任，既原被告雙方言和，又因此減輕原告申請執行的費用，受到當地群眾誇獎。
「曾（瑞華）主任，你作為縣法援中心主任，你對秦從鳳、馬青茲訴子女贍養申請法律援助一案，有何看法？」記者問
「為保障經濟困難的人打官司，兩年前國務院頒布了《法律援助條例》。根據秦從鳳、馬青茲的實際情況，我們給予了法律援助，縣政府拿錢讓他們打官司。」
「關於點評本案，不敢當。不過可以談點感受，俗話說：風流人眼饞，患病人嘴饞。古時候有個名叫王強的孝子，為讓病患的繼母在寒冷的冬天吃上鮮魚，讓繼母了願。所以『王強卧冰為母』的佳話流傳千古。王強讓嘴饞的繼母如願以償，感動不已，在中國古今是忠孝兩全的典範。聯想到本案，聯想到現實和身邊的人和事，古人尚能如此有情有義，知恩圖報，那麼我們就不言而喻了。古人還有一說：叫做『有兒靠兒，無兒靠女。』而我國現行法律並未規定：只有男兒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沒有規定兒女都有的，女兒可以不盡孝道。這點我想讀者朋友應當比我更懂了。在此不必贅述。」曾主任說
讀者朋友們，父母扶養教育子女，子女贍養扶助父母，都是法定義務，理所當然。你能說法律這樣的規定沒有容於情理之中嗎？希望大家從中受到啟發。祝廣大讀者朋友們家家平安，尊老愛幼，和睦共處，為共同構建和諧社會，為幸福的明天攜手共進，而澆灌美好的家園。

⑼ 如何評價輕型化和非犯罪化對刑法改革的影響

非刑罰化——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
來源： 作者：
【內容提要】本文論證了非刑罰化運動發端的刑事觀念基礎，分析了非刑罰化運動的方式和途徑，主張我國應當實行「輕輕重重，以重為主」的刑事政策，在以嚴刑懲治重大犯罪的同時，適時地對輕微犯罪進行非刑罰化。
一、非刑罰化：發端及其觀念基礎
德國當代著名刑法學家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曾經指出，通過對犯罪學的研究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各種研究，現代刑事政策在怎樣處理犯罪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和手段來戰勝犯罪方面，大致已經形成了以下三個共識：第一，立法者為了避免不必要地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同時也是為了在一般人的思想上維護刑罰的嚴肅性，必須將刑法所必須歸罪的行為范圍限制在維護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最低范圍之內。第二，因為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發展的，所以，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犯罪暗數的研究不僅揭示了犯罪的普遍存在，而且發現，同導致人們陷入重罪的誘惑力相比，公民對法律的忠誠更強有力。只要人們對那些現實地威脅法律所保障的和平的嚴重犯罪還保有免疫力，就不應當認為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脅。因此，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採取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第三，應當使警察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集中於較嚴重的犯罪，至於輕微的犯罪則委託給行政機關通過簡易程度予以處理。〔1〕耶塞克教授的這一席論述實際上勾勒出了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一大原則——刑法謙抑和兩大主題——非犯罪和非刑罰化。
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作為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兩大主題，是作為現代刑法基本刑事政策的刑法謙抑原則的直接要求。所謂刑法謙抑，是指刑法應當作為社會抗制違法行為的最後一道防線，能夠用其他法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盡量不用刑法手段調整，能夠用較輕的刑法手段調整的犯罪行為盡量不用較重的刑法手段調整。
刑法謙抑原則首先嚴格收縮刑法干預范圍即法定犯罪圈，能不作犯罪處理的違法行為盡量不作犯罪處理。在西方國家道德高度刑法化、刑法高度道德化的刑事政策思想和「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既存條件下，刑法改革首先是通過將傳統的道德犯罪、危害不大的行政犯罪進行非犯罪化處理的方式體現刑法謙抑原則的。而我國則主要是通過「立法定性限制加定量要求」的犯罪化模式來嚴格控製法定犯罪圈的。盡管兩種模式利弊不一，但在體現刑法謙抑原則方面則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其次，刑法謙抑原則還要求嚴格收縮法定刑罰圈，廣泛適用刑罰替代措施。所謂嚴格收縮法定刑罰圈，是指盡管行為構成了犯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在決定對犯罪行為的反應方式時，嚴格控制對犯罪行為適用刑罰的條件，在能不適用刑罰、採用其他非刑罰處理手段也能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時，即排除刑罰的適用，改用非刑罰處理手段。這就是當代刑法改革運動中非刑罰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非刑罰化運動作為與非犯罪化並駕齊驅的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之一，是目的刑主義刑法思想對報應刑主義思想論戰的產物。報應刑植根於人類根深蒂固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復情感。19世紀的英國著名刑法史學家詹姆斯史蒂芬（JAMESSTEPHEN）曾說：「報復情感之於刑法與性慾之於婚姻具有同樣重要的關系，對罪犯處以刑罰是普遍沖動的合法發泄方式。」〔2〕經過康德的道德報應主義（註：康德的道德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實施的違反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刑罰則是針對犯罪人因犯罪而引起的道義責任所施加的公正的懲罰和報應，是理性的當然要求。）、黑格爾的法律報應主義（註：黑格爾的法律報應主義認為，犯罪否定了作為絕對的定在的法，刑罰則是犯罪對法的否定的否定，刑罰的本質在於對犯罪的否定和揚棄，通過否定的否定，法才能顯示其有效性，正義才能得到恢復。）和賓丁的規范報應主義（註：賓丁的規范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以刑罰法規為前提的對規范的違反，刑罰則是國家基於要求犯罪人服從規范的權利，而對其否定規范的犯罪行為的否定。）的理論推動，報應刑作為一種系統的刑罰理論，主張犯罪是一種惡害，刑罰只不過是社會犯罪這種惡害行為的惡的反應方式，刑罰意義和本質在於報應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惡害，用刑罰所施加予罪犯的痛苦來均衡犯罪行為的惡害和罪犯的罪責，以實現社會正義。在報應刑看來，刑罰應當從所有預防犯罪的目的構想中解脫出來，而單純作為對犯罪惡害的公正報應，刑罰的科處應當以犯罪為法律上的唯一原因，犯罪的惡害程度應當成為決定刑罰輕重程度的唯一依據。簡言之，報應刑主張刑罪相報，有罪必罰，罰必當罪，只追求正義的恢復和人類報復情感的滿足，不考慮刑罰的功利目的尤其是預防再犯的必要性。在報應刑思想指導下，罪必刑，刑即罪，法定犯罪圈和法定刑罰圈完全同其范圍。
而目的刑主義則認為，無論刑罰對已然之罪的事後報應多麼公正，都不可能改變犯罪行為已經發生這一事實，也不可能彌補犯罪所造成的惡害或者恢復犯罪行為發生前的原狀，因而著眼於犯罪惡害程度的刑罰報應總是被動的、消極的、徒勞的。事實上，刑罰只要是國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的、沖動的東西，其自身一定會有某種必要性和目的性。例如，李斯特指出：「法的目的觀念是內在的，這個法的目的觀念是法的本體。……只有用刑罰目的觀念來徹底約束刑罰權力，才是刑罰主義的理想。」〔3〕羅爾斯則進一步明確指出：「刑罰妥當與否，只能依據刑罰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實施它的可能效果來評價。如果實施刑罰的結果表明它具有促進社會利益的效果，它就是適當的；否則，就是不妥的。」〔4〕目的刑論主張，一方面，刑罰必須是達成社會防衛的合理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刑罰又必須為防止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目的服務，以每個罪犯的個別情況為標准來確定個別的刑罰。根據對犯罪原因和犯罪人情況的實證的科學研究，目的刑論主張對不同類型的罪犯適用不同的處分，如恩里科菲利主張對生來犯罪人和不能改造的習慣犯罪人適用隔離處分，對可能改造的習慣犯罪人和偶然犯罪者適用治療、矯正處分，對激情犯給予損害賠償處分，對行刑終了仍有危險性的人和雖未犯罪但有犯罪傾向者預先採取防衛措施。李斯特主張，對機會犯以懲戒為主要手段，對可能改善的情況犯應當進行矯正、治療和感化，對不可能改善的情況犯則進行長期或終身隔離。除此之外，李斯特還主張限制短期自由刑、擴大緩刑、假釋的適用范圍、廢除或限制死刑、改進行刑設施，實行保安處分和不定期刑制度。正是以菲利和李斯特為代表的目的刑論，看到了傳統刑罰對犯罪的被動的、事後的、消極的懲罰的功能局限，在積極倡導目的刑觀念的同時，積極探索彌補刑罰功能不足的「刑罰替代措施」，提出了限制刑罰適用范圍的犯罪的非刑罰處理和保安處分理論。在目的刑論的倡導下，在反省以剝奪自由刑為中心的傳統刑罰體系的缺陷的基礎上，各國刑法不同程度地規定了犯罪的非刑罰化處理的措施，從而大大限制了法定刑罰圈的范圍，推動了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中的非刑罰化運動。
二、非刑罰化：方式和途徑
綜合考察當今世界各國刑法改革中的非刑罰化運動，通過非刑罰化對刑罰圈進行實質限制的方式和途徑主要是：
（一）通過規定免刑制度和免除處罰情節，對刑罰的適用范圍進行實質限制。
脫離了報應刑藩籬的現代各國刑法，根據實現刑罰目的的需要，普遍規定了作為有罪必罰原則例外的免刑制度，對犯罪行為規定了許多免除處罰的情節。行為人只要具備了法定的免除處罰情節，盡管其行為仍然構成犯罪，但法院也只能確定其有罪，而宣告其免除刑罰處罰。如《法國刑法典》第132—58條規定：「在輕罪方面，或者除第132—63條及第132—65條規定之場合外，在違警罪方面，法院在宣告被告有罪並在必要時作出沒收有害物或危險物的判決後，得免除被告其他任何刑罰。」第132—59條規定：「如表明罪犯已獲重返社會，所造成的損失已予以賠償，由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已告停止，可予以免除刑罰。宣告免除刑罰的法院得決定在犯罪紀錄上不記載其決定。」〔5〕《德國刑法典》第60條規定：「犯罪人由於因其犯罪而遭遇生活艱難，再科處刑罰顯屬不當時，法院應免除其刑。但本規定不適用於犯罪人因其罪行應判處一年以上監禁刑的情況。」此外，該法第23條還規定：「行為人由於重大認識錯誤，按其犯罪所侵犯的對象或所使用的手段的性質，不能完成犯罪的未遂行為，法院可以免除處罰或酌情減輕處罰。第24條規定：「（1）行為人自動中止犯罪繼續進行或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處罰。只要行為人自動、認真著力去阻止犯罪的完成，即使犯罪並非由於中止行為而沒有完成，亦應免除處罰。（2）數人共同實施犯罪時，其中出於自己意思而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處。犯罪並非因中止行為而沒有完成的或犯罪實施與中止犯先前參與行為無關的，只要中止犯出於自己意思而認真作力阻止犯罪完成的，亦應免除處罰。」〔6〕
（二）通過非刑事制裁措施對刑罰的適用范圍進行實質限制。
所謂非刑事制裁措施，是指對依法被確定有罪的罪犯不適用刑罰，而採用刑罰以外的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的手段予以處分。非刑事制裁措施一般適用於有免除刑罰情節的罪犯、罪行輕微的罪犯或有輕微罪行的未成年人，它本身不具有刑罰的性質，但又可以起到彌補刑罰功能局限的作用。
隨著非刑罰化運動的發展，各國刑法都規定了許多非刑事制裁措施，作為替代刑罰的制裁措施。例如，英國在1972年的《刑事審判法》規定社會服務命令（CommunityServiceOrder）和白天訓練中心（DayTrainingCenter），作為對監禁刑的替代措施。德國1975年對刑法典進行一項改革排除了違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質，把違警罪只作為對法律的一般違反，只處行政罰款，而不處刑事罰金。在比利時則實行緩予起訴制度。如果檢察官認為根據犯罪行為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性質、情節和輕重程度以及犯罪後的情況，認為可以暫緩起訴的，可以決定暫不起訴，而予以考察監督。在經過一定時期的考察監督後，如果認為犯罪行為人表現良好，則可以決定不予起訴。這一做法在本世紀60年代被引進美國後則被改造成審前考察監督制度（pretrialprobation）。被適用審前考察監督的被告人必須是被檢察官認定確實犯了罪的人，如果其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不能對其進行審前考察監督。因此，審前考察監督是對事實上犯了罪的人的非刑罰處理方式。與審前考察監督相適應，在美國還有一種適用范圍更為廣泛的非刑罰化的犯罪反應方式，這就是緩刑監督（probation）。緩刑監督，是指法官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作有罪宣告而不判處其刑罰，但規定一個監督考驗期，在此期限內受有罪宣告的人應當在緩刑監督官的監督下遵守特別的義務。如果認為受有罪宣告的人接受監督表現良好，則期限屆滿後不再對其適用刑罰。目前，美國所有的司法管轄區都規定了這種緩刑監督制度。〔7〕除美國外，英國以及英聯邦國家甚至大陸法系的法國、比利時、瑞典等國都採納了這種緩刑監督制度。但是，緩刑監督雖然也是適用於犯罪人的一種處理方法，但它本質上是一種非刑罰的處理方法，與大陸法系多數國家以及美國少數州實行的緩刑制度有實質區別。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的緩刑制度，是指法院對被告人作有罪宣告並判處一定期限的剝奪自由的刑罰，同時根據一定的條件暫緩刑罰的執行，規定一定的監督考驗期限和應當遵守的特別義務，如果認為犯罪人接受監督表現良好則不再執行原判刑罰。在美國，這種緩刑制度叫做暫緩監禁（suspendedsentence），僅有少數幾個州實行這種暫緩監禁制度。暫緩監禁實際上只是監禁刑的一種執行方法，盡管暫緩監禁的實際後果可能是不再執行原判監禁刑。在美國，除了上述非刑罰處理方法外，人們還努力爭取公共和私人的幫助以及利用調解程序，並且通過某些非官方機構和團體的介入，避免使沖突訴諸刑事訴訟。這就是所謂的「轉處」（Diversion）。〔8〕轉處的最早嘗試出現於本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9年費城市政法院設立了仲裁庭（），1970年在俄亥俄州發展了一項哥倫布市首席檢察官之夜間公訴人計劃（theColumbusCityAttorney'sNightProsecutorProgram）。這兩項計劃都在法庭之外處理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給予沖突雙方討論其沖突的機會，並試圖解決糾紛。哥倫布市計劃的調解人是受過專門的調解技巧訓練的法學院學生。該項計劃推出不久，即大受歡迎，得到廣泛傳播。1974年聯邦司法部一官員委員會將該計劃列為樣板工程。至80年代，超過30個州的大約140個城市都實施了類似的轉處計劃，其名稱也叫法不一，如「居民糾紛調解中心」、「鄰里審判中心」、「社區調解中心」、「社區委員會計劃」、「城區法庭工程」等。〔9〕在加拿大，這一潮流被稱為「非司法化」。
在原蘇聯東歐地區，則有同志審判會或企業法庭專門審判輕微犯罪案件。〔10〕（三）通過保安處分，彌補刑罰功能的不足，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
保安處分（sicherndemassnahmen），是指國家基於維護法社會秩序之必要及滿足社會大眾之保安需求，在行使刑罰權之外，對於特定的行為人，以矯治、感化、醫療、禁戒等手段所為之具有司法處分性質的保安措施。保安處分一般適用於無刑罰適應性的無責任能力人、限制責任能力人、具有特種危險性的犯罪人如習慣犯、常業犯和累犯等，在有的國家保安處分還適用於未曾犯罪但惡性重大者。
保安處分是近代刑罰理論由報應刑向教育刑轉化的結果，是刑法理念革故鼎新的理論結晶，是刑事實證學派與刑事古典學派論戰的產物。作為一種刑事政策思想，保安處分最初由德國刑法學者克萊因提出。他認為，維護公共安寧和幸福是一切刑事立法的唯一正當根據。因此，就有必要在刑罰之外另行根據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予以保安處分。因為「刑罰具有按現實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確切內容，而保安處分則具有以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為基準科處的不定期的內容。」〔11〕
經過近一百年的努力，保安處分在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中得到了確認，內容日益豐富和完善。綜觀各國立法例，廣義的保安處分可以分為對人的處分和對物處分兩大類。對物的處分一般包括解散法人、封鎖營業場所、沒收違禁物品；對人的保安處分可以分為剝奪自由的處分和限制自由的處分兩類。「所謂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乃指剝奪受處分者的人身自由，而收容於保安處分執行機構或社會治療機構，接受監護、治療、禁戒、感化教育、強制工作與保安監禁等的保安處分。」〔12〕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措施主要有以下七種：（1）療護處分，即對於無刑罰適應性的心神喪失人及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耗弱人所為的治療與保護的處分。德國、義大利、日本及我國台灣有此規定。（2）強制禁戒處分，即強制吸食煙毒或使用麻醉葯品及興奮劑等成癮者以及酗酒者所為的戒除處分。德國、義大利、瑞士、日本及我國台灣刑法有此規定。（3）強制治療處分，即強制患有某種傳染病之特定犯罪人接受醫葯治療的處分。我國台灣刑法有此規定。（4）感化教育處分，即對於未成年觸犯刑法，或有觸犯刑法之虞，或有影響社會治安之虞者，基於防患於未然與社會保安之需要所為的強制教育的矯治處分。各國刑法大多有此規定。（5）強制工作處分，即對於一切出於怠惰與游盪成性，厭惡從事正當工作而致犯罪者的一種勞動訓練的處分。德國、瑞士、奧地利以及我國台灣刑法曾有此規定。（6）保安監禁處分，指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二元制的國家刑法中對於習慣犯和常業犯所設的處分手段，其內容是對於已受長期刑罰執行而未能矯正的習慣犯與常業犯予以不定期的預防性監禁，是最嚴厲的保安處分手段。德國、瑞士、英國規定有此種處分。（7）收容於社會矯治機構，即成立專門的社會矯治機構，以特別的社會處遇與輔導以及精神醫學的治療方法對罪犯進行矯治和再社會化的工作。丹麥、荷蘭和德國刑法有此規定。〔13〕而限制自由的保安處分則主要有下列五種：（1）剝奪駕駛許可處分，即對於欠缺駕駛能力，顯然不適宜駕駛機動車對參與道路交通的犯罪人所為的一種駕駛許可的剝奪處分。德國刑法有此規定。（2）禁止執業處分，即對於濫用其職業或營業上的專業知識或特有關系而為故意犯罪或破壞其職業或營業上的義務者，禁止其在一定期間內或永久從事該項職業或營業的處分。（3）素行考管處分，即對於具有再犯危險的累犯，在其刑滿出獄後進入自由社會生活前的危險時期中的一種輔導、考核與管理的處分，以防止其在釋放後的危險時期內再犯新罪。（4）保護管束處分，即對於有較輕社會危險性的犯罪人，委託其所在地的警察機構、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的親屬或其他適當人員予以保護或赦免後強制其離境或遣送回國的處分。〔14〕
三、非刑罰化：評價與選擇
在現代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影響下，非刑罰化運動已經成為席捲世界多數國家的刑法改革運動的主題，對各國傳統刑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非刑罰化對傳統的報應性刑罰提出了根本的挑戰，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固守的有罪必罰的報應觀念，推動了社會對於犯罪和罪犯的態度的改變，同時也節約了國家刑罰資源的投入，使現代社會對付犯罪的反應方式在趨向多樣化的同時，更趨向人道、文明、經濟的選擇。各國對輕微犯罪以及中等嚴重程度的犯罪廣泛適用非刑罰制裁措施的實踐效果表明，社會對這些不嚴重威脅社會秩序和公共福利的犯罪採取較以往更為寬容的態度，並沒有導致犯罪率的明顯上升。相反，由於非刑罰制裁措施的獨立或輔助適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傳統刑罰特別是短期剝奪自由刑的種種弊端，從而有效地控制了一段時期以來累犯率和再犯率明顯上升的局面，總體上保持了犯罪形勢的相對穩定，有的國家如美國近年來甚至還出現了犯罪率連續、明顯下降的趨勢。
非刑罰化運動代表了現代社會寬容輕微犯罪的最新趨向，但是，不能因此認為非刑罰化已經成為現代西方刑事政策的主導方面。事實上，基於目的刑觀念和成本—效益觀念的現代西方國家的刑事政策，在強調對輕微犯罪甚至一般犯罪非刑罰化的同時，也十分重視集中有限刑罰資源嚴厲懲罰嚴重犯罪。前者代表了現代西方國家刑事政策中「輕輕」的一面，後者則代表了現代西方刑事政策中「重重」的一面。「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與美國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在側重點方面還是有實質區別的。一般認為，歐洲一些國家的刑事政策表現為「輕輕重重，以輕為主」。而美國的刑事政策則表現為「輕輕重重，以重為主」。〔15〕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和世界性的非刑罰化運動相聯系，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對犯罪人免除刑罰處罰的制度和免除處罰情節。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法定免除處罰情節包括應當免除處罰情節和可以免除處罰的情節。其中，應當免除處罰的情節有：犯罪中止並且沒有造成損害的；防衛過當；避險過當；脅從犯；犯罪後自首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等。可以免除處罰的情節則有：在我國領域外犯罪，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預備犯；犯罪中止造成損害的；從犯；犯罪以後自首，犯罪又較輕的；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個人貪污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10000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非法種植罌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獲前自動鏟除的，等等。另一方面，我國刑法也規定，對犯罪情節輕微的人可以用非刑罰處理辦法替代刑罰，第37條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此外，我國在實踐中還有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人適用的各種行政性的強制性措施，如勞動教養、收容教養、強制戒除等。這些措施作為非刑罰強制措施的適用，在實質上限制了刑罰的適用范圍，是我國對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進行非刑罰化處理的重要方式。
但是，總的說來，受刑法泛化、刑法萬能和重刑主義的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並沒有對非刑罰化運動給予足夠關注，立法上的非刑罰處理措施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刑法制度，司法實踐中用非刑罰處理辦法替代刑罰處理輕微犯罪案件的案例更是鳳毛麟角。近十多年來，嚴峻的犯罪形勢迫使立法者不斷制定強化刑罰制裁力量的新刑事法律，司法實踐中則根據這些刑事法律廣泛適用重刑和死刑，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大案要案率並未因嚴峻刑罰而得到有效遏制。實踐中形成了刑不壓罪、犯罪量和刑罰量螺旋式地惡性上升、刑罰投入幾近極限而刑罰效益卻急劇下降的罪刑結構性對抗局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罪刑結構性對抗實際意味著我國刑法的運行已經面臨著一場基礎性危機。
我們認為，化解這場刑法基礎性危機可能具有多種方式和途徑。但是，轉換刑法思維，革新刑事政策，調整社會對犯罪反應方式的結構，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選擇。轉換刑法思維的重要方面就是徹底揚棄報應刑觀念，張揚刑罰謙抑和刑法經濟觀念，承認刑罰的最後手段性，根據成本—效益分析選擇社會對犯罪的反應方式。革新刑事政策，就是要以符合刑法謙抑和刑法經濟原則，同時又不放鬆對嚴重犯罪嚴厲打擊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取代我國實行了十多年之久而實踐效果不佳的片面的「從重從快嚴打方針」。當然，根據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犯罪形勢比較嚴峻的現實，我們選擇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應當是類似美國的「輕輕重重，以重為主」的刑事政策。根據這樣的刑事政策，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確定對犯罪的反應方式時，應當對不同侵害性質和危害程度的犯罪實行區別對待，該重的重，該輕的輕，對於性質、情節和後果都比較輕微的犯罪則盡量不用刑罰手段予以調整，這樣我們才可能以最少的刑罰資源投入達到最大的控制和預防犯罪的效果，從而使我國刑法的運行實現效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1〕［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概要［J］.法學譯從，1988.3.
〔2〕SanfordH.Kadish,EncyclopediaofCrimeandJustice,
TheFreePress,p.518
〔3〕李斯特.刑法的目的觀念，轉引自甘雨霈.刑法學專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263.
〔4〕［美］理查德·霍金斯.美國監獄制度——刑罰與正義［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98.
〔5〕羅結珍譯，高銘暄專業審校.法國刑法典（1994年3月1日生效）［A］.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40—41.
〔6〕儲槐植.美國德國懲治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法律選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199.
〔7〕儲槐植.美國刑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8〕［法］馬克·安賽爾.從社會防護運動角度看西方國家刑事政策的新發展［J］.中外法學，1989.2.
〔9〕SanfordH.Kadish,,P.624.
〔10〕［波蘭］斯瓦克.波蘭刑法典中的非刑罰處置措施［J］.法學譯叢，1988.5.
〔11〕［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465.
〔12〕林山田.刑罰學［M］.商務印書館，1983.350.
〔13〕同〔4〕，351—367.
〔14〕同〔4〕，367—379.
〔15〕楊春洗.刑事政策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420

⑽ 仝孟蛟案判決書

只查到相關報道：
賣官窩案被查8人受賄落馬
三門峽原副市長張君貴等官員落馬後，市委原組織部長李衛民被立案
9月22日，三門峽市委門口天陰雲沉，當地展開反腐風暴已1年有餘，多名處級以上幹部落馬。
河南三門峽市的系列反腐案持續至今已1年有餘，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在這場反腐風暴中，三門峽原副市長張君貴、原市交通局局長單向東、原市房管局局長黃國華等8名官員，相繼因受賄落馬。

其中單向東、原盧氏縣交通局局長揣予蘇、原澠池縣委書記仝孟蛟，均有賣官情節。仝孟蛟受賄近千萬，絕大部分與賣官有關。今年8月27日，安陽市委副書記李衛民被河南省檢察院反貪局立案偵查。河南省紀委初步查明，李衛民在擔任三門峽市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幹部選拔任用之機，收受他人賄賂。

李衛民現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他成為三門峽系列反腐案中，又一名落馬官員。

8月27日，河南省檢察院反貪局以「涉嫌受賄罪」對安陽市委副書記李衛民進行立案偵查。

而李衛民在被立案之前就已失蹤。

今年5月19日，身為河南省安陽市委副書記的他，參加完原海南省常務副省長方曉宇在北京的遺體告別儀式後，乘車返回安陽途中，於石家莊市一家賓館內失蹤。

李衛民是2009年8月從三門峽市調任至安陽，此前是三門峽市委組織部長。

在他調任期間，三門峽市掀起一場反腐風暴，包括一名副市長在內的多名處級以上官員落馬。

7官員落馬1官員出逃

從去年開始三門峽發現系列腐敗、落馬官員有賣官情節，前市委組織部部長出逃

李衛民調任安陽只工作了9個月。在其出走之前，他周圍的一些同事朋友已感到其「不對勁」。一名知情者說，當時好多工作需要他參加，他都沒參加。

在李衛民調離三門峽市之際，河南紀檢部門業已陸續披露當地的腐敗案有5起。

它們分別是：三門峽市原副市長張君貴（副廳級）涉嫌受賄；三門峽市交通局原局長、黨委書記單向東涉嫌受賄；三門峽市房管局原局長、黨組書記黃國華涉嫌受賄；三門峽市交通局原助理調研員田成亮涉嫌受賄，以及盧氏縣交通局原局長揣予蘇涉嫌受賄。

此外，據記者調查，三門峽官方尚未披露但坊間流傳著的另2起案件業已進入司法程序。它們分別是：三門峽市財政局原局長呂萬松案和澠池縣委書記仝孟蛟涉嫌受賄案。

其中，據三門峽市原交通局局長單向東的法院判決書顯示，他被認定的受賄事實總共9起，其中4起與用人提拔有關。每次，單向東為他人職務提拔提供幫助，就會收受數萬不等的賄賂，最低3萬元，最高10萬元。

如2008年下半年，單向東接受薛某某的請托，為其職務提拔提供幫助，收了對方3萬元；2001年至2009年，單向東接受林某的請托，為其職務提拔幫忙，先後分九次收了對方總共10萬元。

判決書未透露這些被提拔者的身份和級別。

目前無證據顯示，這些被提拔者和李衛民存在利益關系。只是他們被提拔的時期均是在李衛民任三門峽市委組織部部長期間。

調查還發現，上述涉案人中，原三門峽市房產管理局長黃國華、原三門峽市財政局長呂萬松、原澠池縣委書記仝孟蛟的職務調整和晉升，也是在李衛民任三門峽市委組織部部長期間。

而據官員任免規定，市直部門正處級官員調整、任命，縣長和縣委書記的調整、任命，都必須先由市委組織部給初步意見，才能進入隨後的程序。

三門峽市一名知情者稱，李衛民的意見對初級官員晉升很重要。

土地案牽出系列腐敗

一塊交通用地開發中，市國土局土儲中心主任被查出受賄100餘萬元，牽出原市交通局局長

對於此次反腐風暴的源頭，在三門峽市存在著這樣一個說法，它是由一名叫代躍進的副處級官員引發的。

代躍進原是三門峽市國土局土地儲備中心主任。此前，他是三門峽陝縣國土資源局的黨組書記和局長。

因為陝縣一起土地問題被舉報，而牽出了代躍進。

代躍進於今年4月，被三門峽市中院認定，在2003年10月至2007年底其任陝縣國土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或房地產公司牟取利益，先後收受「好處費」144萬元，獲刑12年。

據了解，代躍進所涉案中，其中一筆受賄款涉及交通用地，也由此牽出了包括三門峽市交通局長單向東，以及曾分管交通工作的三門峽副市長張君貴。

調查中，也有受訪者稱，單向東於去年早已被河南省紀委關注。

公開資料顯示，單向東，三門峽人，生於1955年，上世紀90年代，曾任三門峽市湖濱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長，偵破過三門峽當地領導幹部受賄案，後調三門峽市政府任法制科科長，歷任三門峽市國土局副局長、三門峽市信訪局局長。

2000年2月，單被任命為三門峽市交通局長，一直連任至案發落馬。

三門峽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大代表說，單向東的東窗事發，或與內部舉報有關。

「人代會上，曾通報過單向東的兩個問題，一是被指蓋房、修路過程中收受承包商上百萬賄賂，再個是幫助提拔一名幹部收受賄賂10萬元。」上述人大代表說。

單向東的法院判決書顯示，早在2009年3月，單向東就已經得到了省紀檢委正在查他的信息。單先後籌集資金260萬元，欲通過朋友找關系行賄，以阻止對其查處。後行賄未果，贓款被追回。

2009年7月2日，單向東被羈押。同年8月20日，單被三門峽市人大常委會免去交通局局長職務。

2009年12月，單案指定在安陽市北關區法院異地審理。法院認定，2001年至2009年期間，單利用擔任三門峽市交通局黨委書記、局長的職務便利，為有關單位、個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賄賂款共計人民幣264萬元、美元1萬元、港幣5萬元，獲刑13年。

副市長牽連落馬

原市交通局長主動交代向副市長張君貴行賄，張被查出利用職務之便受賄400餘萬元

單向東落馬後，三門峽市副市長張君貴也被調查。

據單向東的判決書顯示，單向東法庭受審時稱，他主動交代向副市長張君貴行賄，應屬立功行為，這點後被法院認定屬實。

張君貴升任副市長期間，主抓三門峽全市交通工作，與身為三門峽市交通局長的單向東來往較多，關系密切。

據了解，2009年6月15日，張君貴尚出現在督查「三夏」和防汛工作現場，直到那年10月21日，三門峽市五屆人大常委會十七次會議上，才出現檢察機關對張君貴採取強制措施的消息。

張君貴，河南靈寶人，與單向東同年，生於1955年，畢業於河南電大財政專業。

1986年7月，張君貴進入三門峽市財政局工作，歷任預算科科長、市國資局局長，1996年2月至2002年1月任三門峽市財政局局長、黨組書記。2002年2月7日，張被任命為三門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這個老財政局長為人豪爽，講義氣，在三門峽的口碑不錯。」一位熟識張君貴的知情人說，在任財政局長期間，張曾牽涉經濟問題，其愛人還被檢察院帶走調查過，後來風波得以平息。

今年初，河南省紀委常委、監察廳副廳長郭鍀昌通報：張君貴利用其曾擔任三門峽市副市長的職務之便，為他人牟取利益，涉嫌收受賄賂摺合人民幣260.8萬元，接受禮金218萬元。張君貴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據張君貴案代理人介紹，張案已於去年下半年移交檢察機關，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但尚未開庭。對於案情及異地審理等信息，張案代理人以敏感為由未予透露。

張君貴受賄案，成為去年河南省35起商業賄賂和工程建設領域典型案件之一。張也因此成為河南省去年因受賄落馬的18名廳級幹部當中的一員。

縣交通局長助人買官

揣予蘇和原市交通局長單向東案有著高度相似，均有提拔他人收取好處費；揣受賄128萬元

張君貴、單向東、代躍進於2009年12月22日，被終止市人大代表資格。那天，同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的還有一人：揣予蘇。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揣予蘇案與上述3人的關系。但三門峽當地一名知情人稱，他們幾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交通系統的。

揣予蘇原是三門峽盧氏縣交通局長，現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2009年11月，三門峽義馬市法院對其作出一審判決，揣予蘇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128．3萬元，另有217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在揣予蘇案被公開的受賄案情節中，能發現其與單向東案有著高度相似。

法院判決書顯示，揣予蘇的多起受賄事實中，2002年春節至2009年春節期間，揣通過幫助或提拔他人工作職務，每年都會收取數額不等的「感謝費」，少則1萬元，多則10萬元。

調查中，記者發現，在單向東案辦理的同時，三門峽交通系統還曝出這樣一起腐敗案，三門峽市交通局原助理調研員田成亮利用曾擔任臨（臨汾）三（三門峽）高速公路項目辦公室副主任職務之便，用欺騙手段，違規報銷63720元。

據了解，目前田成亮已被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市財政局長被抓

副市長落馬後，原市房產管理局長被查出受賄94.8萬元；市財政局長也被移送檢察機關

三門峽當地有這樣一種說法，副市長張君貴落馬後，牽出了原市房產管理局局長黃國華。「張君貴早先向組織交代，黃國華曾向其行賄。而在開庭時，張又稱自己記錯了。」

黃國華的代理律師對此予以否認。

黃國華今年54歲，2000年1月至2008年10月任三門峽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2008年10月任三門峽市房產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至案發。

今年4月6日，黃國華受賄案在許昌縣法院審結。

法院審理查明，黃在任三門峽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和三門峽市房產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期間，先後收受16人20次財物，受賄94.8萬元，獲刑7年。

黃國華被抓之後，去年8月，河南本地論壇出現這樣的消息，「三門峽『財神爺』呂萬松被河南省紀委雙規。」

呂萬松原是三門峽市財政局長。

他的仕途從澠池縣財政局副局長起步，歷任澠池縣財政局長、三門峽市信託投資公司經理、三門峽市城市信用社理事長（三門峽商業銀行前身）。

今年1月12日，三門峽市五屆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二十次會議，免去呂萬松三門峽市財政局長職務。

今年4月20日，三門峽市五屆人大常委會召開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表決通過許可檢察機關對呂萬松採取強制措施的決定。

據三門峽市檢察院一知情人介紹，呂萬松現已被移送檢察機關，據說涉及一筆50萬元的案子，但具體案情不清楚。關於何地審理、是否已開庭等信息均不詳。

澠池縣委書記受賄千萬？

三門峽系列腐敗案中，仝孟蛟為涉案金額最大處級官員，很大一部分受賄與賣官有關

三門峽系列腐敗案到此並未結束。就在三門峽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同意通過對呂萬松採取強制措施決定時，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關於停止澠池原縣委書記仝孟蛟人大代表資格」的報告。

仝孟蛟生於1962年，在職研究生學歷，曾任三門峽市水利局長，2007年任澠池縣委書記。2009年7月，調三門峽市委任副秘書長，9月被雙規。

當地知情人稱，仝的落馬，與當地企業舉報有關。

澠池縣一國有企業改制，合同約定由河南天瑞集團參與重組，而隨後該國企又被「賣」給一上海企業。河南省優化辦會同三門峽市紀委，來澠池縣調查，發現仝孟蛟有違規行為，隨後查出仝一系列受賄問題。

網上消息稱，仝孟蛟涉嫌受賄金額高達2000多萬元，是已經披露三門峽腐敗案中涉案金額最大的一個處級官員。

對此，仝孟蛟代理人透露，仝確實主要被控涉嫌收受賄賂，但檢方指控的金額不及網路傳言，總計不到1000萬元。

仝孟蛟的代理人還透露，仝孟蛟被控受賄金額中，確實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仝孟蛟為幫助他人安排工作及提拔升遷後，收到的感謝費。

記者還了解到，今年8月6日，河南汝州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正縣級領導幹部行賄案，行賄對象即為仝孟蛟。

據檢方指控：2007年4月，時任澠池縣城關鎮黨委書記的王河渠，在時任澠池縣委書記仝孟蛟的推薦和幫助下，被提拔為三門峽市醫葯總公司（管理局）副總經理（副局長）、黨委委員。為表感謝，王河渠於2007年4月向仝孟蛟行賄10萬元。

三門峽一政府官員告訴記者，仝孟蛟落馬後，澠池縣副縣長毋世芳也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

今年6月，毋世芳在蘇州考察學習期間，被三門峽市檢察院帶走，「他沒有走雙規程序」。

這名知情者稱，澠池縣政協副主席周年生也已被澠池縣檢察院立案偵查。

迴避制能否遏制賣官？

仝孟蛟被指藉助制度漏洞、有本地為官嫌疑；有人質疑市委組織部為何不嚴把關

今年9月1日上午，仝孟蛟案代理律師對記者介紹仝孟蛟案的最新進展。他說，三門峽市紀委找仝談話，仝主動退贓。此案8月份已在平頂山中院開庭。目前在等待法院判決。

澠池一知情人反映，2007年，仝孟蛟升任縣委書記後，連續三次調整科級幹部，人數達二百餘人，並傳仝孟蛟在提拔他人過程中大肆收取賄賂。

對於仝孟蛟案中最大的疑問是仝被提拔的程序。有人認為仝是澠池縣本地人，2002年為何能調澠池任縣長？

根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黨政領導幹部任職迴避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任職實行迴避制度，擔任縣（市）委書記、縣（市）長職務以及縣（市）紀檢機關、組織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門主要領導職務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長地任職。

一名熟悉仝孟蛟的知情人說，當初確實有過關於迴避任職的爭論，但支持者一方的觀點是，仝孟蛟雖是澠池人，但成長地不在澠池，而在附近的義馬。

義馬和澠池存在這樣一種微妙的關系。

上世紀70年代，義馬只是澠池縣轄區的一個鄉鎮，直到1981年，隨著義馬礦區的發展壯大，義馬才脫離澠池縣成立縣級市。

「仝父在義馬市人大主任位子上退休，仝很小的時候就舉家遷往義馬。」前述知情人說，但是，在澠池，仝孟蛟還有很多親戚和朋友。

「仝孟蛟1962年出生，義馬1981年建市，也就是說，仝孟蛟20歲之前，都算是在澠池縣，你說澠池到底是不是他的成長地？」三門峽的一位處級幹部說。

由於縣委書記、縣長任命需要市委組織部給於初步意見，所以當仝孟蛟落馬、前市委組織部部長李衛民出逃之後，三門峽當地有人產生疑問，李衛民和仝孟蛟是否存在某種利益關系。

記者從仝孟蛟的代理人處獲知，檢察機關的卷宗內，並不涉及仝孟蛟與李衛民之間的關系。

在李衛民老家——安陽青春村，記者見到其堂弟李食堂。他說，村裡在今年六七月份就已知道李衛民出事。但具體什麼事，他們一直不得而知。他已有多年未見李衛民，即便去年冬天李衛民回鄉祭祖，他們也未謀面。

對於李衛民的出逃，李食堂感到可惜，他說，李衛民是他們村裡出的最大的一名官員。

以下官員涉嫌賣官

李衛民

河南省紀委初步查明，李衛民在擔任三門峽市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幹部選拔任用之機，收受他人賄賂。

單向東

被認定的受賄事實共9起，其中4起與用人提拔有關。單每次會收受數萬元不等的賄賂，最低3萬，最高10萬。

揣予蘇

被認定於2002年至2009年期間，通過幫助或提拔他人工作職務，每年收取「感謝費」，少則1萬元，多則10萬元。

仝孟蛟

仝孟蛟代理人透露，仝被控受賄金額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其為幫助他人安排工作及提拔升遷後，收到的感謝費。

□本報記者 劉剛 河南三門峽、安陽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