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開庭之情與法的較量

㈠ 大法官開庭重生判決結果是什麼

有權和抵押權重疊成為爭奪焦點。深入礦區廠房，理清案件線索，看大法官李少平如何妥善解決案件

㈡ 國外大法官頭上戴的那個叫什麼是帽子嗎

一般英國的法官和一些英聯邦國家的法官喜歡戴那個發套，那是英國的一項傳統，法官必須戴上假發套，大約是為了表示莊重和公平！

㈢ 馬克昌的正直品性

馬克昌既有精深的學術造詣，又極善於運用法學理論指導實踐。他常常教育身邊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的妻子在退休前多次被評為市、區優秀工作者。他的學生許多在國家和省、市公檢法部門工作，但他的三個兒女沒有一個享受特權的，全憑自己的真才實學去贏得社會認可，其中大女兒在武漢大學出版社任美術編輯，兒子在省國土資源部門工作，小女兒是江漢大學美術系主任。
早在1980年10月，馬克昌被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邀請赴京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起訴書的討論，隨後，司法部又指派他擔任林彪死黨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的辯護人。
刑事案件中的起訴人與被起訴人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角色，對於前者，他作為那個時期的受害人之一，巴不得能早一天站出來為歷史性審判作出貢獻；而對於後者，讓起草和修訂刑法的人去幫一個著名的反面人物辯護，他的心裡是一百個不樂意。但是，按照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應享有法律賦予的各種權利，自己作為一名教書育人的法學教授，不帶頭履行法律規定，以後還有誰來維護法律尊嚴？
在情與法的較量中，馬克昌沒有感情用事，而是選擇了用法律保護人權。他通過研究反復查閱案卷，及與被告的交談，發現公訴機關對吳法憲的起訴書有幾處疑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開庭。在法庭上，馬克昌以辯護人的身份為被告吳法憲提出了三點辯護意見，即：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吳法憲參與了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活動，起訴書指控吳法憲的這一罪行不能成立；吳法憲是林、江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而不是首犯，在量刑時應與首犯區別對待；吳法憲在接到起訴書後直到開庭審判的過程中，能夠認罪、悔罪，並揭發同夥，對此應考慮予以從輕處罰。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起訴書指控的吳法憲參與策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未予以認定，對吳法憲能供認自己的罪行並且揭發他人的表現，以明確的文字予以肯定，最後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誣告陷害罪三罪並罰，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吳法憲對馬克昌為他的法庭辯護而感恩戴德，對特別法庭的判決口服心服。
「馬克昌曾是非常稱職的人大代表！」武漢市人大一位領導拿出當年報道人大工作的報紙說，武漢市人大常委會歷史上第一個質詢案就是馬老等8位委員提出來的。
那是1988年7月，武漢市南航進口汽車修配廠經理盧某突然被武漢市公安局刑警大隊抓進了看守所。這個刑警大隊以盧涉嫌投機倒把為由，不僅沒收了盧5輛大卡車，還責令繳納了11萬元罰款。盧出了看守所後，找到時為武漢市人大常委的馬克昌，要求還他一個公正。
「刑警隊咋能非法插手經濟糾紛？」馬克昌問明情況後，馬上報請市人大對公安局提出意見。
武漢市公安局不僅沒有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意見，反而對盧加了個罪名報檢察院批捕。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此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隨即將案卷退給了公安局。公安局拖著，對問題不予解決。
1990年1月12日，馬克昌等8位人大常委在武漢市第八屆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上對此案提出了書面質詢。認為：此案屬公安機關越權辦案，應予依法糾正。武漢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將該質詢案交武漢市政府辦理，並限期作出書面答復。不久，公安局糾正了這起錯案，及時退還對盧追繳的財物和罰款，並向人大書面匯報了造成這起工作失誤的原因。按說馬克昌對此案監督已盡到了一個人大代表的責任。但是令他沒想到的是，盧得到公正處理後，卻對甘肅省一家私營企業欠債不還，導致該企業派人到武漢找盧討債。令馬克昌氣憤的是：此人去找盧時，盧卻避而不見。此時，他們找到馬克昌求助，馬老平心靜氣地以一個長輩的名義給盧寫了一封書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來人持信去找盧。這時，盧見了甘肅來的人，與他們簽訂一個還款協議。隨後，甘肅來的人趕到武漢大學面謝馬老說：謝謝你幫我們討了錢債，否則，我們回去真沒辦法交差。
馬克昌在對湖北省及全國許多地方公檢法系統「充電」時，反復提到，證據是案件的靈魂，沒有證據，就不能立案，形成不了證據鏈就要撤案，天王老子打招呼都不行。
一次，河南省開封市某法院三名法官在依法執行一起經濟案中，被當事人捏造事實告到中央某領導那裡。不久，河南省某法院依照中央某領導的批示，分別判處這三位法官有期徒刑3年。河南省高級法院在復查中認為一、二審法院判決有明顯偏向，但又礙領導人批示不好撤銷，於是帶著案卷專程來到武漢大學向馬克昌請教。後來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馬克昌關於要用證據定性的法律意見書，責成河南省高級法院依照法律程序撤銷了某法院的終審判決。
2006年3月，武漢市青山區法院根據檢察院起訴，對沒有指使、沒在現場、沒有動手的嫌疑人李某，以故意傷害罪判其有期徒刑六年，並附帶民事賠償一千餘元。馬克昌接到湖北人大有關部門轉來的咨詢函後，馬上翻閱了有關案卷，發現這是一起法院不採信公安局偵查結論等人為因素造成的錯案，便通過有關方面向武漢市中級法院反映。但該院認為嫌疑人羈押在看守所快一年了，如果完全撤銷一審判決，就意味著一審法院不僅要承擔錯案追究責任，還要承擔國家賠償。於是，決定不開庭審理。
此時，馬克昌正在負責博士生考試，十分繁忙。但當他聽說武漢市中級法院不開庭審理就可能會維護原判的消息後，連夜鋪紙下筆，書寫了一份《關於李某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意見》。
2006年6月20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據馬克昌的法律意見，臨時作出決定，開庭審理李案。庭審結果與一審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大相徑庭。

㈣ 電視劇大法官里派出所所長開槍殺水果灘老闆是第幾集

第十四集。

《大法官》是唐敬睿執導，尤勇、劉佩琦、楊立新、陳瑾主演的劇情內電視劇，於2001年10月17日在中央電視台容一套播出。

該劇改編自山東作家張宏森的同名長篇小說，講述了春江市法院副院長楊鐵如等一批法官經手的形形色色案件和法官、司法人員在情與法之間的抉擇。

楊鐵如下決心重回法庭，他現在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辭去公職。妻子劉早春不支持他的想法，他對陳默雷，說出了他的決定。陳默雷勸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楊鐵如悲壯地說不願給自己留下一座荒山。市委書記孫志在從省里趕回春江的路上遇到一樁命案。一個派出所所長為了討價還價，和水果攤主發生爭執，便開槍射擊攤主。孫志命令用自己的車把受傷的攤主送進醫院，可在去醫院的路上，人就斷了氣。

孫志緊急召集各方面的領導開會，要求特事特辦，重事重辦，放下手頭的所有事情，先解決這一槍的問題。孫志特意囑咐陳默雷，金城的案子，照常開庭，但有一點，不能引出其他的亂子。深夜，陳默雷和張業銘一起走出市委書記的辦公室，張業銘對法院的審判工作指指點點，說林子涵不適宜參加此次重大的審判，他還擔心鄭小泉不勝任金城一案的審判長，對這些問題，陳默雷都避而不談。

㈤ 今日說法大法官開庭那個殺妻殺子的人判了什麼刑法

1、殺妻會判抄死刑，涉嫌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

2、法律依據：
1）《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罪】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㈥ 大法官開庭重生各方訴求是什麼判決結果如何

這是很正常的法官開庭重申各方訴求，但是至於判決結果是如何，那要看他們是打什麼官司，然後法官又是如何宣判的。

㈦ 今日說法大法官開庭偷排污水節目叫什麼

就叫大法官開庭啊，是多個系列之一，就在這一周的這幾期里邊，你找找看呢，那一期名字好像是叫「天價訟訴」，分為上下兩集。

㈧ 大法官開庭之天價訴訟

中央一台有的看

㈨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內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明確提出要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隨後各地法院陸續展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但從目前各地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在取得明顯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背景沖突、制度沖突以及技術沖突等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
一、背景沖突
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我國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法院刑事一審收案104萬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總數的89.32%；審結102.3萬件，上升7.24%；判決生效被告人118.5萬人，上升2.24%。法院系統的這種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層表現越突出。以筆者調研的C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為例，該庭主要承辦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審案件以及二審案件，2014年該庭共有承辦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審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審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計算，7天左右就要辦結一起案件，而這中間還要包括開庭時間、案管系統錄入辦案信息的時間以及撰寫法律文書的時間等等，工作強度和壓力相當大。該市部分城區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突出。
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悖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多年以來逐年遞增、高位運行，已經成為新常態，這一因素是客觀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觀因素影響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員額數又受到嚴格控制，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規模擴編。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為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採取簡化辦案流程的方式來「擠」時間、「壓」工作量。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無疑將變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試點表明，實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庭審持續的時間明顯拉長，原本1個小時可以審結的案件，現在可能需要4個小時甚至更長；同時，因為要當庭宣判，法官開庭審理時的心理壓力比以前更大，庭審的工作強度亦明顯加大，法律文書質量的要求也更高。這些新要求、新常態都與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一現實矛盾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首先解決審判程序的「入口」問題，即必須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將庭審實質化改革適用的對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對復雜、疑難、重大的案件，而對於案情簡單、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則應當通過簡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決。當前可以考慮的選擇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增強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強化「輕刑快處」程序的適用，簡化辦案方式、縮短辦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轉。
二、制度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相關制度資源的協助、支撐與配套。否則，單純的庭審制度改革將如同「孤軍深入」，戰略上被動而戰術上亦難以為繼。從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一些相關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經嚴重影響到改革的成效，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法院審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審實質化改革必須以庭審高效化為前提，實質化的庭審只能針對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進行集中審理，而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子一把抓」。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時，不約而同都提出必須充分發揮並突出庭前會議解決程序性事項、展示證據並整理爭點的功能。但問題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卻並未明確其功能及效力，諸如庭前會議中被告人是否到場、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就證據和事實達成的共識究竟有無拘束力、是否允許反悔等問題規定不明。實踐中，因為被告人方反悔而導致庭審「炒冷飯」或程序倒流的現象一再出現，不僅打亂了庭審節奏，更降低了庭審效率。實踐中的另一大難點還在於在庭前會議中究竟能否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各地法院的試點情況表明，在庭審程序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庭審效果似乎並不好，因而有觀點主張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但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因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庭前會議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確。
二是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證出庭作證是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義，也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等人證出庭率低，已經是長期以來的一項痼疾，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廣為人所詬病。證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替代品（如證人詢問筆錄），是造成書面審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證人等出庭作證，但證人出庭作證又需要建立相關保障制度。對此，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專門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第六十三條又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問題在於，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上述立法似乎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試點中證人出庭費用補助的標准和經費承擔主體無法明確、統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證人人身安全的主體和具體措施也無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立法上的證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實踐中法官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證人出庭作證後，是不是就不允許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詞（證人詢問筆錄）了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固然反對「偵查中心主義」即法官完全以偵查階段所形成的各種書面筆錄作為裁判基礎，提倡「四個在庭」：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並不能就此理解為完全排斥法官查閱和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包括書面證詞。實踐中，證人盡管已經出庭作證並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但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證人翻證的情況下，法官基於查明事實真相的考慮，仍須查閱證人在審前程序中所作陳述，以便對證人證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行審查，進而對翻證的合理性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實際上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審查、判斷的一種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可能並不合乎實際。因此，實務中迫切需要的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書面證言等使用的條件和方式，並建立相應的證據規則。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並不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建立在控、辯、審三方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制度設計，只有控辯雙方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有質量的質證意見和法律適用意見，才有利於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確適用法律。因而，辯護制度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然而，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實踐情況卻並不能令人滿意。雖然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指定辯護適用的案件范圍擴展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與實踐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實屬杯水車薪。根據C市法院的初步統計，其市、區（縣）兩級法院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的參與率只有1/3左右。換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這說明我們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還遠遠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一個症結點。
四是法院現行分案制度與改革有抵觸。「審判中心主義」一詞實際上舶來自日本。日本學界曾反思其司法實務中之所以形成書面審判、依賴書證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法院通常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密切相關，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由於法官同時承辦多起案件，只能對案件實行交叉開庭，而無法做到連續、集中審理，導致對同一案件前後兩次開庭間隔時間較長。因而，法官對前一次庭審中當事人和證人的陳述內容可能會有所遺忘或產生混淆，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法官只能反復核閱當事人和證人在偵查階段所作陳述，由此導致書面審判即偵查中心主義。其實，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在我國同樣存在，由於大多數法院對案件實行輪分制，每一位承辦法官可能需要同時承辦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審限限制，為防止案件審理超審限，法官只能採取交叉開庭、輪流開庭的方式，即就甲案開完一次庭後，又就乙案開庭審理，而無法做到對同一起案件連續、集中審理，為防止案件事實的遺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後反復核閱卷宗，從而造成偵查中心主義。基於此，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還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進行配套改革，即在對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合理控制每位承辦法官同一時期承辦案件的數量。
三、技術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倡導技術理性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密集開庭、集中審理、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這是一種高度重視和強調司法技術的庭審制度設計，它要求控、辯、審三方都要具備高超的訴訟技藝：對於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強，要能恰當地引導雙方圍繞爭點展開攻防，要熟悉證據規則，具備當庭認證的能力；對於控辯雙方來說，要具備突出的舉證、示證和質證能力，要能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規則展開對人證的盤詰和調查。
但從筆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控、辯、審三方的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距離上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突出表現在對人證的交叉詢問上，控、辯雙方明顯缺乏對人證如何有效展開交叉詢問的經驗和技巧，不知該如何正確運用反對權，法庭上經常是反對聲此起彼伏，卻不著要領；而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對於交叉詢問制度中的禁止誘導性詢問等規則也是一知半解，當控辯雙方行使反對權時，不知是該裁決反對有效還是反對無效，從而使得整個庭審在人證調查環節顯得有些忙亂無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對人證頻繁發問，又使得庭審更像是大陸法系的輪替詢問而非交叉詢問。這些情況表明，控、辯、審三方在交叉詢問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進程中，實有必要組織控、辯、審三方人員進行相關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方面的專門培訓和實戰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