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打當事人與司法改革

Ⅰ 淺議如何避免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沖突

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給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帶來了活力和挑戰，這其中的成敗得失是我們這些在民事審判一線的民事審判法官有目共睹的。伴隨著民事審判改的不斷深化，我們發現一個現象，民事審判的案件質量在不斷提高，審判程序逐步完善,但是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沖突確相對增加。在基層法院這種現象尤為突出。很多民事審判一線的法官均與案件當事人發生過沖突，而每一次的沖突又常常使我們的法官心緒不寧、情緒失控，很難繼續在此案件中扮演理性法官角色。沖突升級是辦案法官一腔委屈，而當事人也同樣感覺受到了不公平而氣憤難平。此刻辦案法官可能會找領導要求換人審理，當事人則要求另換辦案人，這種對立局面是理性法官不願見到的，也是想竭力迴避的，因為不管出於何原因的沖突，對法官、對法院的形象都是有害無益的，激烈的沖突無疑也會影響到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那麼為什麼處於中立才地位的法官會與有求於法官解決糾紛的當事人發生沖突呢？為什麼對當事人毫無利益之爭的法官與權益爭奪者的當事人產生沖突呢？從沖突的起因來看，其中很大一部分與法官公平辦案與否、法學修養高低等因素無關，那麼沖突的原因到底出在哪裡呢？是法官經驗不足？辦案作風不扎實？接待當事人的方式方法欠妥？還是當事人無理取鬧……？如何解決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沖突，樹立法官的公正形象，本人試分析個中產生的原因並尋找一些解決方法。
一、發生的沖突的原因
1、角度的不同是法官與當事人產生沖突的一個原因。民事案件當事人都是為自已的權益在進行訴訟，他們所關心的是訴訟結果是否對他有利，訴訟進行中的每一個環節是否佔了上風。而法官所關注的是案件的事實和法律關系，法官會站在這樣的立場上要求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或要求當事人對其證據進行補充。一般情況下，不同的角度不一定必然會產生沖突，但是在有些時候當事人對法官的要求不理解，以為自己講的就是事實或認為自己提供的證據已經證明了自己的主張，文化程序比較低、法律意識比較差的當事人身上尤其突出，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以來，尤其是證據規則實施以來，當事人認為法官出於審判案件的目的要求其提供證據或補充證據是在人為地設立障礙，沖突由此而起。法官應該是原則性比較強，依程序法辦案信念比較堅定，他們堅守著不與當事人單獨見面的信條，面對有些期盼著在開庭前向法官傾訴的當事人，這樣的法官就已經在當事人心中的價值天平上打了折扣，如果在庭審中法官再要求他圍繞本案的法律關系陳述事實，不讓他過多的陳述與案件無關的事實，他就很容易把對對方當事人的不滿轉嫁到法官的身上，猜測是對方當事人與法官有特殊關系，於是沖突便函在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產生。有些當事人不知訴訟為何物，他們急於想知道打官司的程序和自己的輸贏結果，他們首先就是求助辦案法官，而辦案法官出於公平、公正的考慮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尤其是實體方面的問題作詳細的解答，如果法官指導當事人舉證不到位或行使釋明權不準確，沖突便不可避免。
2、性格的差異是法官與當事人產生沖突的又一個原因。每個人都有其自己的個性特點，當事人也好，法官也罷，都不例外。法官的個性特點與他個人的辦案風格密切相關，一名法官一般以其相對成型的辦案風格面對一個個個性鮮明的當事人。在目前中國的法治環境下進行司法活動，法官很難在當事人的心目中樹立崇高的形象，一個對法官不存敬意之心的當事人很容易將法官辦案的個性特點與其身邊的熟人的個性特點作對比，於是一些性格特殊的當事人不能適應法官的辦案個性，由此很容易在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產生沖突。
3、價值觀、理念的不同也是法官與當事人產生沖突的一個原因。民事案件中，除了事實和法律之外，還交織著情與法、法與德的碰撞，民事審判法官不僅要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還要闡明情理、剖析是非、支持善良的道德風尚，不僅如此，法官還應當在不同利益的沖突中，在某些價值觀念的取捨中作出判斷，進行選擇，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與一些當事人的觀念產生沖突，而這樣的沖突在當事人一方則更多的把它看成是法官本人與自已的矛盾，看自己不順眼，轉而當事人便把負面情緒投向辦案法官。
二、避免沖突的對策
1、耐心傾聽。民事案件中，一些當事人總感到有滿肚子的話要向他人傾訴，法官就是他們認為最好的傾訴對象，如果法官面對這樣的當事人表現出不屑一顧或者僅僅從審判制度上理解法官不得與當事人單獨接觸，而不願接受當事人的傾訴，馬上就會招致當事人的反感。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基層法官都應該向先進法官宋魚水、金桂蘭、陳燕萍學心，耐心傾聽，首要是法官有一個正確的心態、平靜、祥和、專注地面對傾訴者，不可漫不經心或隨意打斷當事人的傾訴，同時更不要先入為主或隨當事人的情緒變化而變化。
2、耐心解釋。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千差萬別，參差不齊，他們有太多的疑問需要得到解答，而這些問題既有程序方面的也有實體方面的，他們在進行訴訟時就自然要向法官請教，也急於想知道自己的官司結果。而對當事人的提問，法官有責任也有義務進行解釋。通過法官的法律釋明，能有效的消除當事人與法官之間不必要的誤會。由於我國的經濟、文化還相對比較落後，有一部分當事人對民事訴訟程序還不理解，他們把法院主持下的程序性要求認為是法官對他們的苛求，同時這些人又缺乏權利意識，所以如果不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作出解釋很容易發生法官與當事人的沖突。所以法官釋明到位，一些潛在的沖突就可以避免。
3、耐心調解。從建設法治社會的角度來說，民事審判方式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現實，同時作為制度的設置也必須適應社會現實，作為鈍化民事糾紛和能夠潤滑法官與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解手段，應當在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得到應有的重視。民事訴訟中調解是行之有效的解決民事紛爭的好方法，是法院貼近社會的好途徑，是法官親民，近民的好渠道。也能有效地協調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這樣做就能有效消除由於角度不同、性格差異、價值觀的不同所造成的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沖突。

Ⅱ 法官為什麼總在當事人面前說律師壞話

法官與律師都是司法工作的從業人員，是國家法治建設的兩支隊伍，盡管他們工作的內容不同，但工作的目標是一致的。近年來，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律師已從國家公職人員序列中退出，市場化的經營運作，使律師不得不為自已生計而採用各種各樣的競爭手段。法官成了律師拉攏、腐蝕的對象，乃至於少數法官甚至成了他們挖空心思進行誣告、陷害的犧牲品。從最高法院，到基層各級人民法院，都相繼出台和制定了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規定。不難看出，這些規定和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對阻斷法官與律師的不良交往具有積極意義。但也應看到, 少數法院在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同時，矯枉過正，把一些應該正常交往的同志關系、同學關系、親友、戰友關系都規定在禁止之列。
律師與法官之間種種不正常關系是客觀存在的。究其原因，律師與法官的看法各執一詞。大部分律師認為，這都是無奈的選擇，有些律師請客送禮並非為謀取非法利益，只是希望法官能夠依法辦案、公正審案、盡快結案。律師的不正常行為是被法官、被社會環境逼出來的。而一些法官卻認為，這樣的律師不讀書、不學習、不鑽研業務，欺騙當事人，充當掮客，這是投懷送抱，拉人下水。兩種說法各執一詞，貌似有理，但均為表面現象，並各有偏頗和片面。綜合客觀地分析，之所以產生這些不正常關系，則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1、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
「朝里有人好做官」、「衙門有人好辦事」，這是中國幾千年「人情社會」封建傳統思想的真實寫照。這種觀念至今依然固執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法官與律師的關系自然難以擺脫這種影響。
2、司法獨立在現實中遭遇尷尬。
「依法治國」作為憲法原則寫進我國憲法。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司法獨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現實中，一些政府領導卻把法院看做是政府的職能機關，法院與法官也無法擺脫在人、財、物上對政府的依賴。面對政府對具體案件審判的干涉，法官更是處於無奈之中。司法不獨立現象的存在，導致當事人或者律師去分析、挖掘、利用能夠影響法官裁判的各種社會因素。使法官與律師原本正常的關系變得不正常。
3、法官較低生活待遇，讓法官難守清規。
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食人間煙火，也有妻兒老小，也要供孩子上學，也要購車買房。但面對這些高額的消費支出，法官的低收入讓其捉襟見肘。面對物慾橫流的現實、商品經濟的熏風，一些法官心態難免失衡，難守清規。手中的審判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訴訟掮客」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法官與律師的不正常關系，從某個角度上可以理解，但絕不允許。既然選擇了法官職業，就應當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規戒律。
在當今我國司法實踐中，面對已出現了法官與律師相互關系不規范的問題。例如，一些案件當事人及其委託的律師，為了尋求有利於對自己一方的裁判結果，違法對法官進行拉攏、賄賂、腐蝕；也有少數法官利用手中的審判權力，貪贓枉法、徇私舞弊，辦「關系案」、「人情案」和「金錢案」；也有少數法官與律師相互串通，利用各自的職業優勢，形成了經濟利益共同體，違反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損害當事人的利益等等。這種現象已成為社會生活中議論的熱點和關注的焦點，人民群眾對此也是深惡痛絕的。這種現象的存在，直接導致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司法權威產生懷疑，敗壞了法官和律師的公眾形象，嚴重地影響了司法公正，損害了司法權威，有的已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已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
針對當今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官和律師存在這種不適當關系的實際情況，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解決：
1、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法官職業的崇高感和自豪感。美國法學家亨利?梅利曼對普通法系國家法官職業這樣說過，「生活在普通法系國家中的人們，對於法官是熟悉的。在我們看來，法官是有修養的偉人，甚至是有父親般的慈嚴。
普通法系中有許多偉大的名字屬於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創建、形成和發展，正是出自他們的貢獻。」英美法系國家法官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一夜鑄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法官不懈努力的結果。大陸法系的法官，尤其是現代中國的法官（人民的公僕、機關的職員）的地位與英美法系的法官雖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們也應有一個崇高的奮斗目標，並為了這個目標而培養自己獨立、中立、誠信的法官人格，並以自己獨特的人格和獨特的法律文化來詮釋自己的價值理念：人類社會離不開醫生和法官，醫生為人類治病，法官為社會治病。對於法官職業，只有有崇高感，才會有使命感，只有有自豪感，才會去珍惜。
2、對自己和家人負責，樹立反對司法腐敗是對自己及家人平安、幸福的有效保障的思想。反腐敗問題年年喊，但收效不大，前車之鑒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視，沒有引起多大的關注，總認為事不關己。原因是什麼？其中的一條就是倡導者沒有在成效上下功夫，講大道理多，沒提起大家的興趣，大家都彷彿置身事外，不是反腐敗的主體。我認為這個問題，從小道理講起，從自身的利益說起，成效可能會好一些。人非聖賢，走錯路是很有可能的，一旦你走錯了路，受害的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一群人跟著受牽連，你的家人永遠抬不起頭，甚至失去唯一的生活來源和精神支柱，妻兒孤苦伶仃，老人晚景悲涼，親戚朋友說不起話。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這個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面對誘惑的候只要稍加聯想，後果就會出現在腦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的風險是不值得冒的。我們都辦過案件，同被告打過交道，有多少人是因一時的僥幸而釀成千古恨，有多少人在我們面前悔恨交加。如果不守住最後一道防線，說不定有一天懺悔的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別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3、自覺擺正與律師的工作關系，尊重律師的勞動，樹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工作時沒有朋友，面對的只是當事人，律師只是當事人的代言人，律師的職責法律有明文規定，擺正與律師的關系就是嚴格依法辦事，不逾越「隔離帶」，不碰撞「高壓錢」，常念「緊箍咒」，自守本份，與律師的交往以工作關系為限。
4、謹慎吃請，處理好同學、朋友、親戚與律師之間的關系。中國人講求民以食為天，而且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吃請的事少不了，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請也免不了。但吃請一定要看對象，一定不能吃當事人的，即使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請了，也要及時表明態度，消除影響。
5、自覺抵制各種誘惑，規范八小時之外的行為。我國正處於變革時期，社會心態相對浮躁，各種利益格局也在不斷地調整之中，法官工資待遇不高，各種誘惑肯定不少。面對誘惑，頭腦一定要清醒，非份之財不要想，意外之財不要伸手。我們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社會發展了，我們的待遇自然會提高。抵制誘惑也好，規范8小時之外的行為也好，關鍵要靠自律，自己把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當你獨自一人的時候要把周圍想像為到處都是盯著你的目光，到處都有警繩。事實證明，世界上沒有別人發現不了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Ⅲ 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國司法機關的概念也是不統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偵查部門也歸為司法機關；有的乾脆只把法院列為司法機關。通常是指法院、檢察兩機關。本人在檢察機關工作，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個人認為更多的可以理解為護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當然了這是個見智見仁的話題。
2、改革必須有突破口，飯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辦，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討。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即納入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體表述上，十五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改革」，十六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報告的「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體現了一種堅持不斷、層層遞進的司法改革推動路徑。具體說來，這種遞進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點內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不會變。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決心不會小。相反，更加堅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會少。相反，更加廣泛，更加自主，更加靈活。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涉及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已經有了巨大進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頸問題。那麼下一步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我的考慮是：找准突破口，掃清內外障礙，推動司法制度的全面發展和完善。
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可以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單獨序列管理改革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夠當之無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權威的法官隊伍，打牢司法公正與公信的組織基礎。法官的素質決定正義的質量。要保證法官的質量，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職業培養制度，把兩年的司法職業訓練作為進入法官職業的前置條件；二是注重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設，形成法治的同盟軍；三是建立與法官素質、職業特點相適應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探索法院經費和法官的兩級管理模式，將審判工作與管理工作嚴格分離，減少司法對地方的依賴和對內部的依賴。實際上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已經經過了長期研討，不論是曾經提出過的全國統管說、上提一級管理說、兩級管理說，其核心都是讓人民法院擺脫地方干預和內部影響，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確保審判獨立為突破口，從觀念上掃清障礙、消除誤解，從制度上加強保障和監督，消除人情關系、物質利益對司法公正的影響，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條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標准為主、內部標准為輔的司法評價機制，平衡司法評價的法律標准和社會標準的關系，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塑造和引領著全體司法人員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偉大事業。

Ⅳ 如何評價司法改革提出的員額制

人民法院深化司法體質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員額制。司法的正義與公平跟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讓司法的正義回歸每一個老百姓，是目前人民法院需要做的首要事情。

在司法責任制度改革中，各項改革措施相輔相成。各級檢察機關探索的新的司法處理機制，使處理案件的主要責任更加明確，更有利於實現公平與正義，法律本來就是用來保障公民的生活和權利不被侵犯。

Ⅳ 律師怎樣處理與法官的關系

非常難處理，總的來說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Ⅵ 司法改革分流到底是什麼意思事業編和工勤編會不會被分到別單位

案多人少矛盾是困擾法院工作的一大難題。「繁簡分流」就是簡化簡單案件的審理規則，達到既能對數量上佔大部分的簡單案件高質高效處理，又能通過分流保障有爭議的復雜案件得到公正審理的目標。

優化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促進司法公正，減少當事人訴訟成本，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是當代司法改革的目標，對案件及其處理程序進行繁簡分流，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措施。在我國司法改革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具有重要意義。

1。繁簡分流是根據司法規律作出的合理選擇。

由於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件本身繁簡難易程度不一，按照司法規律，通過繁簡分流合理設計訴訟程序，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資源的效益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這就是《意見》所提出的：科學調配和高效運用審判資源，依法快速審理簡單案件，嚴格規范審理復雜案件，實現簡案快審、繁案精審。根據案件的事實繁簡程度、社會影響大小、法律適用和裁判結果的指導意義等因素，選擇適用適當的審理程序，規范完善不同程序之間的轉換銜接，做到當簡則簡，該繁則繁，繁簡得當，努力以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較好的法律效果。

2。繁簡分流對於我國人民司法模式具有特殊意義。

我國司法歷來強調效率（如審限等規定）和便利、親民傳統，訴訟程序粗放靈活，但隨著對訴訟程序的規范化要求不斷提高，司法訴訟程序日趨復雜化，訴訟耗費的公共成本不斷提高，訴訟案件增加帶來的司法壓力與追求效率的傳統形成深刻的矛盾。由於各種訴訟法程序中有關繁簡分流的設置不夠細致明確，導致訴訟法規定與司法實踐脫節：不僅法律規定的非訟程序（如督促程序）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普通程序也受到侵蝕。一些既有的繁簡分流措施不具強制性和統一性，實踐中往往過於靈活隨意。在實行立案登記制和法官員額制的背景下，法院的壓力繼續加大，開源節流勢在必行，繁簡分流的需求顯得尤為迫切，甚至與司法改革成敗息息相關。通過《意見》對各種繁簡分流的程序加以明確規范和指導，確實正當其時。

《意見》明確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刑事案件，經當事人同意，可以採用遠程視頻方式開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可以使用視聽傳輸技術或者同步視頻作證室等作證。

《意見》還指出，要推行裁判文書繁簡分流。新類型、具有指導意義的簡單案件，加強說理；其他簡單案件可以使用令狀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簡式裁判文書，簡化說理。當庭宣判的案件，裁判文書可以適當簡化。當庭即時履行的民事案件，經徵得各方當事人同意，可以在法庭筆錄中記錄相關情況後不再出具裁判文書。

關於事業編和工勤編會不會被分到別單位問題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流動步伐的加快，各地法院、檢察院的案件量持續增長，而司法機關人員編制增長卻相對滯後，「案多人少」矛盾較為突出。對此，各地試點法院、檢察院在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中，堅持運用改革思維，通過完善人員分類管理，整合內設機構，統籌推進訴調對接、繁簡分流等措施，加強內部挖潛，從而有力化解了「案多人少」矛盾。

比如，湖北省黃石市西塞山區法院通過對現有內設機構的優化組合，打破業務庭室建制，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改革後58名在編幹警中，完全從事司法行政工作的只有6名，占總編制數的10%左右，其他所有在編幹警則全部投入到審判一線。2015年，該院全年共受理各類案件3132件，結案2940件，結案率為93.90%。

雲南試點檢察院將原來15個至19個內設機構整合為5個至8個，西山、尋甸、思茅、景谷四個試點基層檢察院完成了內設機構整合，機構總數從原來的68個精簡為22個，減幅達67.6%。改革後有56名中層以上領導幹部回歸辦案一線，辦案力量增加了39.7%。

浙江在辦案量大的法院，原則上按照「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的模式進行配置，其他法院原則上按照「1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或書記員」的模式，通過強調合理調配政法專項編制、調整事業編制人員崗位、置換編外人員額度，將現有人員力量最大限度地用於司法輔助崗位。

各地試點法院、檢察院還通過創新編制人員管理機制，科學調配司法辦案力量，不斷優化辦案機制，提升辦案效率，有效化解了「案多人少」矛盾，保證了法院和檢察院工作的正常順利開展。

因此，事業編和工勤編都會科學調整，優化組合，合理調配以適應繁簡分流司法改革的需要。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6061.html

人民網；http://politics.rmlt.com.cn/2016/0721/433848.shtml

中國社會科學院：http://ex.cssn.cn/fx/fx_msfx/201610/t20161025_3248764_4.shtml

新浪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范愉】文：

http://news.sina.com.cn/sf/news/2016-09-23/doc-ifxwevmc5278440.shtml

Ⅶ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Ⅷ 縣一級檢察官、法官司法改革才能得到

建議你到正式的檢察官吧問問，除非你是吸血鬼。此貼待刪。

Ⅸ 「法官員額制註定失敗」是什麼意思

員額制改革，無疑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決定司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也是整個司改進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最高決策層不拿出反腐「打虎」的決心，以堅定科學審慎的態度率先擺平這只攔路虎，那麼，廣大司法人員剛剛被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參與意識和職業理想就將在短時間內湮滅，整個司法體系亦將陷入失去活力生機、充滿怨懟不滿的「暗黑時代」。

這恐怕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對員額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其實即意味著我們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臨的道路抉擇：是走行政司法的傳統老路，還是尋求民主司法的創新之徑？

當前最高決策層及社會各界對司法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法院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政機關，法官也不再等同於政府公務員，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權的本質、遵循司法的基本規律來進行。這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卻尖銳痛徹：那個存在於各級法院，經數十年行政化性思維及實踐浸淫形成的龐大的官僚化司法團隊，豈能僅通過簡單、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間即華麗地轉身，變身為從骨子裡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現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團隊？矛盾的現狀令決策者焦慮不安，洶涌的民意讓改革家血脈僨張，但真正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卻是：既要攻堅克難、脫胎換骨，亦當步步為營、漸次推進。

盡管司改試點工作才剛剛起步，盡管各試點地區法院對如何作為也諱莫如深，但強大的媒體輿論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舉措都昭然若揭，無法掩藏。從中，人們不難發現，此次司法體制改革，尤其是員額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備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輕的重大缺陷，為司改前景籠罩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首先，頂層設計中有關員額制改革的規劃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盡管中央對於員額制改革有著理想化的目標設定——讓真正稱職的法官入額辦案，並且，有著防範改革誤入歧途的原則要求——不能讓徒有法官職務的領導者法官自然入額，不能簡單粗暴地剝奪助理審判員們的辦案資格令其「就地卧倒」轉任法官助理，但這些顯然遠不足以防止在具體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出現游離目標之外，規避原則要求的變通之舉。因為改革方案的參與制定者和組織實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對象。3月17日，周強院長在全國法院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要敢於打破各種利益藩籬，不計個人得失，勇於向自身開刀，動自己的『乳酪』，敢啃硬骨頭，甘當『燃燈者』。」然而，「揮刀自宮」，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問題交給「問題」自己解決，那後者得有多麼無私的胸懷和敢於擔當的勇氣才行呢？

其次，司改試點的「一窩蜂」局面凸現了改革主導者和地方司法主官們的政治功利思想。顯而易見的是，本次司法體制改革的框架藍圖比以往歷次改革的設計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義的傳統思維束縛，突破了部分現行法律乃至憲法的立法紅線，甚至也突破了許多局內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對於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項，非經中央決策、全國人大立法授權不能付諸實施，並且，必須首先經過局部試點，待總結試點工作經驗教訓後才能在修憲立法的基礎上全面推開。然而，目前的司改試點卻不再局限於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中確定的六省市，儼然已經在全國鋪開，甚至有的高級法院表態將於近期在轄區法院全面推開，改革「於法有據」原則顯見已被束之高閣。可是，若全國都開展起「試點」工作，那還能稱之為試點嗎？

第三，避重就輕的員額制改革方案不啻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離的最後通牒。從幾個試點法院的員額制改革設想來看，院庭長、審委會委員以及審判員的入額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義地走走過場而已，而對於助理審判員們則在形式上的業績評價之外，又祭起了考試這一法寶。且不論這些做法是否科學合理公平，是否會寒了眾多一線業務法官們的心，是否深深地損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綜合部門工作的非業務法官們的權益，單與改革的初衷相比較，即已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遠矣。君不見，各地，尤其是發達地區年富力強法官們的辭職現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顯然並非科學司改所帶來的大浪淘沙式的適者生存效應，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構造的劣幣逐良幣困局。難道本輪司改果真將像一些圈內人調侃的那樣，一如既往，有疾而終嗎？

Ⅹ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