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法院多元解紛機制

Ⅰ 求5篇20198月時事政治

1、2019年7月31日下午（當地時間），聯合國糧農組織在位於義大利羅馬的總部舉行總幹事交接儀式。來自中國的屈冬玉正式接替第八任總幹事達席爾瓦，成為該組織歷史上首位中國籍總幹事。
2、2019年8月1日電，清華大學施路平團隊近日發布研究成果——類腦計算晶元「天機芯」。該晶元是世界首款異構融合類腦晶元，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既可支持脈沖神經網路又可支持人工神經網路的人工智慧晶元。
3、2019年8月1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8月1日發布的一份司法改革文件提出目標：到2020年底，全國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基本健全，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全面建成。旨在打造中國特色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新模式，為世界提供多元解紛的中國方案。
4、2019年8月2日，近日，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了《關於支持鼓勵「雙百企業」進一步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支持鼓勵「雙百企業」按照「市場化選聘、契約化管理、差異化薪酬、市場化退出」原則。
5、2019年8月5日電，日前，北京市對外發布新修訂的《北京市科學技術獎勵辦法》。新《獎勵辦法》改「推薦制」為「提名制」，首次將個人納入提名者范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人、兩院院士、突出貢獻中關村獎獲獎人可作為提名者，同時還規定了提名者的義務。

Ⅱ 遇到金融消費糾紛怎麼辦

消費者與金融機構發生糾紛時，可以通過以下途徑解決：與該金融機構協商解決；向該金融機構或者其上級機構投訴；請求依法設立的第三方機構調解；向該金融機構監管部門投訴；根據與該金融機構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產生消費爭議時，原則上先向金融機構進行投訴，金融機構對投訴不予受理或在一定期限內不予處理，或金融消費者對金融機構處理結果不滿意的，金融消費者可以向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監管部門進行投訴。金融消費者投訴中舉報金融機構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等規定的，金融消費者可以直接向金融機構所在地的監管部門進行投訴。
金融消費者向金融監管部門進行投訴，可以採用來訪、電話、書信等形式。新消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消費者和經營者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的，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與經營者協商和解；請求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調解；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Ⅲ 論述人民法院調解制度

調解是我國司法制度的優良傳統之一，在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極為重視且大力倡導法院調解，審判實務中的大多數民事、經濟糾紛也是以調解結案的，法院調解已成為我國民事審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發端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間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符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實際，它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法律簡約化、權利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對於及時、有效地解決民事、經濟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都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民事、經濟法律的不斷頒行，並經過了 「調解為主——著重調解——自願合法調解」三步曲變化發展，現行法院調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漸暴露出來。
一、人民法院調解制度之積極因素
(一) 法院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更為省時、省力。調解書的製作也較為簡單，不必象判決書那樣對所認定的證據、事實作出分析及需要談出判決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對案件的定性、證據的判斷、法律的適用、規則的解釋等復雜的專業問題作出回答，這在當前法官的業務素質普遍偏低、某些法官習慣於依經驗辦案的情況下，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對較為復雜的案件，調解結案方式十分簡便和方便。
(二) 法院調解結案有利於案件的執行。從實踐來看，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確實更能減少法院的強制執行，對調解書申請強制執行的的確少於判決。尤其是通過調解解決糾紛，可以避免當事人之間因訴訟而大傷和氣，增加當事人之間的和睦團結。
(三) 法院調解結案對法官而言風險很小。調解結案以後不發生上訴問題，而且調解結案後很難適用審判監督程序，當事人也很難針對調解的結果提出申訴，因此調解對法官而言是風險很小的結案方式。
二、法院調解制度的消極因素
(一）調解制度削弱了實體法對法官的約束
在民事訴訟中，調解協議的達成以訴訟當事人的自願為基礎，這其中包含了訴訟當事人對其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處分。故調解的合法性要求僅體現在「調解協議的內容必須不違反法律」。也就是說，只要調解協議的內容不違反實體法的禁止性規定就是允許的，即使其並未嚴格遵循實體法的規范。因而,在實體法的適用上，調解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調解協議的合法需要滿足的只是以下兩個條件：1.內容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2.調解協議的達成系出於當事人自願。然而，從表面上看，當事人在調解中作出的讓步是對其民事權利自願作出的處分，因而無懈可擊。實際上，這一處分行為往往並非出於當事人自願，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誘導甚或是別有用心的壓制下做出的，從而使得訴訟的結果可能被實體法規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說，調解弱化了實體法對訴訟活動應有的約束。
（二） 調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對法官的約束
審判權基於其「居中裁判」的特質又使得司法獨立成為法制基本原則，強調程序正義，以細致、嚴整的強行性程序規范來約束法官，是防止審判權的濫用的最有效的辦法。而當法官採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時，由於糾紛的解決是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的，所以調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點。例如，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訴訟進入調解程序，可以隨意選擇「背靠背式」調解或「面對面式」調解，這種權力的隨意性實質上是以對當事人的部分訴訟權利進行限制為代價的使得法官可因調解而脫離程序法的規范和約束，造成其行為失范和訴訟活動的無序，並進而導致實體上的不公。
（三）調解制度削弱了審判監督機制對司法不公的防範作用
雖然民訴法允許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申請再審，但對申請再審的理由作了嚴格限制：即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所規定的「調解違反自願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並且，要求當事人就此負舉證責任。實際上，由於調解過程的非程式化和隨意性特點，當事人很難在事後將調解的具體過程予以再現，因而也就無法舉證證明法官在調解中違反了自願原則。所以申請再審成功的可能性相當小。這就使審判監督機制難以啟動。在監督機制被極大弱化的情況下，很難想像司法公正能僅依靠執法者的內在約束而得以實現。
（四）調解制度對當事人的權利配置不合理
我國民訴法對當事人權利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對當事人應承擔的法律義務卻未作規定。民訴法還規定達成調解協議後調解書送達前一方有權反悔。這對反悔的一方權利保護得充分，但對另一方的權利卻沒有保護到。這使當事人之間權利的配置不合理，積極參加調解的一方的權利得不到保護和相應的司法救助，隨意反悔的一方卻得不到任何相應的法律制裁，使法律無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對比可以發現，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消極影響甚於其積極影響，極可能導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調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國法院調解制度之構想
針對我國法院在立法及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重構我國的調解制度已勢在必行，理論上已經出現以下幾種建議。
(一) 建立審前准備程序，使調、審分離
審前准備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後進入開庭前所進行的一系列訴訟活動。審前准備程序與開庭審理程序明顯分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兩部分。它使有關訴訟的諸多問題於開庭審理前一次性得到解決，防止當事人在開庭時搞突然襲擊，保證開庭審理時雙方處於平等對抗地位，使雙方無爭議部分不再進入法庭，簡化法庭審理。經審前程序，事實已暴露無遺，雙方對所持信息和證據相互了解，勝敗之結果顯而易見，故法官稍加推動，糾紛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決。而我國民訴法第113條至第119條盡管也屬審前准備程序，它偏重於法官的實體審查，忽視了當事人的積極參與，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既未在理論上也未在實踐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審前准備程序。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審前准備程序的構置已初見成效。美國發現程序的功能、證據開示制度已在全國部分法院推廣，各法院已初步設立庭前交換證據制度、證據開示制度。證據交換的主持人與案件的主審人並非一人，分屬兩個獨立業務庭。即審前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相分離。這已日益成為各國改革的基本走向。
調解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程序可隨機應變。調解的正當性源於當事人自願，調解追求實質之正義，法律適用並非調解主要目的，所有調解書均沒有引用法律條文。調解顯著特點是調解人憑借生活閱歷，而非法律知識，故為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完善大立案機制，調解應設置在審前准備程序，在審前准備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離、退休資歷較深法官或聘請人民調解員主持。為合理構置審前准備程序，首先從法院內部要效率、效益。因為我國法官隊伍雖然龐大，但審判人員並非太多，問題主要在於法院內部人員配備及分工極不合理。法官所佔比例太大，輔助人員過少，法官承擔了許多司法輔助性工作，鑒於這一現狀。由於大立案機制的建立，立、審、執分離，法院可對多餘的法官實行就地轉崗，擔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輔助人員，由這些人組成審前准備法官，僅有程序審查權，不進行實體審查，有助於防止法官先入為主，庭審流於形式的弊端。這些人主要從事調解、調查、送達管轄權異議等輔助性司法工作，從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協助辦案的局面。禁止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交換意見，禁止法院行政首長在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進行協調溝通。
調解本身不屬於訴訟程序，不以事實清楚、法律適用准確為要件，屬於非訴程序，可由法官監督而無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離、退休法官或書記員或其他人員在審前准備程序進行；那些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法律知識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轉任法官助理或專職調解員。由於這些人不掌握審判權，就不存在「以拖壓調、以調壓判」等現象。此外，將調解置於審前准備程序中可以實現「在准備中調解，在調解中准備」的機制，使訴訟效率極大化。由於准備程序雙方所持有的證據、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實已明確，和解機率極大。調解不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員進行，還可借鑒台灣、日本等國做法，由法院將轄區內具有一定學識身份和威望的人員聘請為調解委員，並將名單公布。法官可根據個案情況決定將案件交付給某一位或幾位調解員調解，雙方可指定調解員。這一制度建立的實質是讓民間調解員在法官的監督下進行調解，將民間調解這一非正式解紛機制與司法審判這種正式的解紛機制溶為一體，互為補充。民間調解得以規范化，法院僵硬的訴訟得以適當軟化。這種制度設立既可通過調解制度來追求實質正義，同時也可有效防止民間調解放任自流，過於隨意。可以說這是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相結合的有效機制，其與國外的訴前強制仲裁、強制調解等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 以訴訟和解重塑法院調解，加重和解弱化調解
另外還有學者提出了訴訟各解制度來對調解制度進行替換。訴訟和解是指當事人在訴訟中，經協商和讓步而達成的、以終結訴訟為目的的合意的訴訟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關聯性,訴訟系屬即屬司法解決范疇，已進入訴訟程序和法院管轄；2.主體間合意性,屬於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行為，是一方或雙方讓步結果；3.終端性,和解的結果意味紛爭的解決和訴訟的終結，即產生訴訟終止和既判力的結果。對當事人及法院都具約束力。有學者認為：訴訟和解與法院調解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以當事人的合意解訟，兩者均由法官和當事人實施，協議形成都是法院訴訟行為與當事人訴訟行為交互作用的結果，兩者成立後與判決有同等效力。這些共同點表明，兩者在民事訴訟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兩者實質上是同一事物。這一本質相同、名稱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是因為人們在構建訴訟制度時是從不同側面來認識定位的。和解是立足於當事人說明以合意解決爭訴，調解則是以法院為基點解釋以合意解決爭訴。兩種制度功能上的統一性是訴訟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調解的基礎。訴訟和解替代法院調解既可以繼續發揮其優勢又不致因改革幅度過大而引起震盪。因法院調解省時、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終於一審，減輕了二審法院壓力。有學者稱這是調解保持高度穩定的原因之一。如將法院調解制度全盤否定，根據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員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員總數裁減10％，那麼，大量案件如何解決？後果可想而知。訴訟和解在功能價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調解。訴訟和解貫徹於訴訟任何階段，民訴法第51條審判程序，第211條執行程序。隨著訴訟程序推進案件事實逐漸清楚，雙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可能得到雙贏結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訴訟和解的內在價值。另外，訴訟和解取代法院調解，可推動審判方式由「調解刑」向「判決型」角色的轉換。訴訟和解能做到這一點是由其靈活性、隨意性和輔助性特點決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啟動是隨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讓法官試行和解，是由訴訟主體雙方當事人操縱的，完全取決於雙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試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進行交流、協商、傳話以及是否接受和解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是靈活多樣的，不帶任何強制性，時間短暫，和解不成，轉入審判程序，不影響訴訟推進，因此和解程序必然處於輔助地位，輔助審判程序，這一定位使訴訟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審判程序結構的基本性格的潛在功能，不管其結案率多高，永遠不能主導民事審判模式結構，進而更不會成為審判模式由「調解型」向「判決型」轉換的障礙性力量。審判是法院骨髓。公正與效率是法院內在價值，是審判的血液，審判的價值構成將永遠決定民事訴訟結構，故借鑒國外立法，對我國民訴法訴訟和解制度予以重構。
1.訴訟和解時間，和解時間應從起訴後至判決前，此間任何階段當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訴訟和解方式。訴訟任何階段當事人可自行和解達成協議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國。當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經法院主持或核準的和解法國、日本、德國。此種情形法院應具備有主持和解人員名單，人員配置同審前准備程序，以備當事人選擇。當事人不願選擇或放棄選擇的，法院為其指定。
3.訴訟和解效力。當事人自行和解的協議，經申請必須記入筆錄。記入筆錄和解協議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終結訴訟效力；一是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具有執行文書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濟。和解協議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當事人不是上訴，不得以該法律關系為標的再行起訴。對和解協議不得抗訴，但和解協議有無效或可撤銷的原因時，比照提起再審之訴的方法，對於該和解提起再審之訴。
(三)構建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縮寫ADR)。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我國加入WTO之後，現代型糾紛和訴訟在社會和法院大量涌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如土地承包權，國企職工下崗，企業產權分離、轉讓、海事、海商、票據、破產等引發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社會在通過司法訴訟方式處理這些糾紛方面能力也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價值的沖突對糾紛解決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顯迫切。可見訴訟並非解決爭紛唯一途徑。ADR式的「公眾司法」應用的土壤已形成。這一點《工人日報》1999年11月20日報道提出，「中國需要法制，不過是不是凡事皆斷於法，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方流芳教授指出：「在進入21世紀前夕，中國比任何時期都需要開拓非訴訟解決爭議的途徑，需要鼓勵�而不是限制當事人通過協議創造多種形式的民間調解，需要更為多樣化、更加靈活，更加經濟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徑」。
正視這種發展趨勢及其所揭示的意義和價值，對於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民事訴訟程序及審判方式改革不無裨益。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本土資源，將被西方各國譽為「東方經驗」的人民調解功能發揚光大；信訪、民間權威的調解都應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別是擴大行政機關的糾紛解決功能，普及我國已經建立起的仲裁製度，加強仲裁機構的建設，將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廣普及，鼓勵創建多層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業性糾紛解決機制。並逐步將訴訟程序與ADR程序協調起來，形成多網路的解紛機制。同時在法院內部據案件復雜程序和標的大小及性質實行繁簡分流，並發揮普及非訴訟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對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證據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擴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圍，基層、中級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這類程序的有效利用。將能夠極大地提高法院處理糾紛的效率和效益，減少訴累，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

Ⅳ 最高法工作報告普遍建立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的成效怎麼樣

【普遍建立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推動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化解。
全面應用人民法院調解平台，與全國總工會、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等完成「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涵蓋勞動爭議、道交事故、金融保險、證券期貨、知識產權等糾紛領域，3.3萬個調解組織、16.5萬名調解員入駐平台，為群眾提供菜單式、集約式、一站式服務，訴前調解案件424萬件。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積極參與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人民法院對接「老馬工作室」等代表委員調解工作站，合力化解糾紛。
全國法院受理案件在先後突破2000萬和3000萬關口後，出現2004年以來的首次下降，特別是民事案件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15年後首次下降，充分體現了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推進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建設，促進矛盾糾紛源頭治理、多元化解的顯著成效。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Ⅳ 如何解決金融消費糾紛

解決金融消費糾紛：自金融危機以來，金融消費者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世界各主要國家在對金融危機的根源進行反思之後，均認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缺失是誘發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以銀行理財委託糾紛為例，金融消費者大多敗訴，如何解決金融消費糾紛，切實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1.設計為多元化的解決機制：首先是民間糾紛解決機制的一種多元化的趨勢，許多國家日益重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ADR）的作用，強化解決糾紛手段和方法的多樣性。其次是由金融消費糾紛的特點決定的，金融消費糾紛的增長性、銀行聲譽機制的脆弱性與司法解紛的弊端、金融創新的特點以及適時調整和糾錯的機制的必要性、金融技術和金融消費糾紛的復雜性專業性、金融消費者的弱勢地位等特點決定了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

2.如何構築一個立體的、多元的金融消費糾紛解決體系。其層次體系為：首選途徑是金融企業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其次是社會組織的糾紛處理機制（包括調解、仲裁、FOS等），再次是行政處理機制，最後途徑是法院的訴訟。主要存在以下規律：從投訴者的成本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成本越低；從糾紛處理所需的時間上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時間越短；從程序上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程序越簡單；從體現的意志看，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前，體現的當事人的意志越強；糾紛解決機制越靠後，體現的國家意志越強；

2.除了FOS機制，其餘糾紛解決途徑都存在，應構築一個立體的、多元的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第一途徑是金融企業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最後的途徑才是法院的訴訟，中間是社會各方的糾紛處理機制，包括FOS、調解、仲裁等，行政處理機制則是對第一途徑和中間途徑的監督和輔助，而媒體途徑則應該是需要擺脫的解紛機制；

3.理論方面，借鑒西方有益經驗的基礎之上，立足於實際，為多元金融消費糾紛的解決提供思路。

Ⅵ 高空拋物屬於什麼違法行為怎麼處罰

您好，高空拋物屬於刑事違法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二高空拋物罪的規定，從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情節嚴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聚眾擾亂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秩序，聚眾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情節嚴重的，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投放虛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路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路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二【高空拋物罪】從建築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情節嚴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Ⅶ 第一次起訴離婚，法院幾天內調解

離婚案件是一定要調調解的，因為各地區的法院案件量不同，訴前調解一般是30天。為增強訴訟服務中心多元解紛能力。充分尊重群眾到人民法院解決糾紛的意願，深化「分調裁審」機制改革，在訴訟服務中心設立調解速裁區，配備速裁團隊，建立類型化調解工作室或者綜合調解室，邀請調解組織或者調解員入駐人民法院，為人民群眾訴前調解提供更多選擇，方便在一個地方就能解決全部訴訟事項。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建設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實施意見
對到訴訟服務大廳現場或者通過網上立案系統提交訴狀或者申請書的當事人，先行通過人工服務或者智能設備評估等方式，開展輔導分流、中立評估、解釋疏導等工作。能夠通過行政裁決解決的，在登記立案前指引通過行政裁決化解糾紛。適宜調解、和解的，告知訴前調解、刑事和解優勢特點，鼓勵當事人調解、和解；當事人同意訴前委派調解的，通過人民法院調解平台指派調解組織或者調解員，提供「菜單式」調解服務。案件不適宜調解、當事人已經調解但無法達成調解協議的，依法登記立案，並告知當事人。
《民事訴訟法》
第六十二條【離婚訴訟代理】離婚案件有訴訟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達意思的以外，仍應出庭；確因特殊情況無法出庭的，必須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
判決不準離婚和調解和好的離婚案件，判決、調解維持收養關系的案件，沒有新情況、新理由，原告在六個月內又起訴的，不予受理。
離婚案件，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宣告離婚判決，必須告知當事人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結婚。

Ⅷ 起訴半個月沒通知交訴訟費怎麼回事

起訴半個月沒通知交訴訟費，是因為年底了，法院積壓了大量案件，都在集中精力處理消化積壓的案件，對新案件暫時沒有立案。
有的法院則可能在不立案前對案件進行調解。這是最高法院明確規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設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的意見》（十）完善訴調一體對接機制。促進訴調對接實質化。建立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及調解員組成的調解速裁團隊，及時做好調解指導，強化訴調統籌銜接，做到能調則調，當判則判。對起訴到法院的糾紛，釋明各類解紛方式優勢特點，提供智能化風險評估服務，宣傳訴訟費減免政策，按照自願、合法原則，引導鼓勵當事人選擇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對能夠通過行政裁決解決的，引導當事人依法通過行政裁決解決；對適宜調解且當事人同意的，開展立案前先行調解。調解成功、需要出具法律文書的，由調解速裁團隊法官依法辦理；調解不成的，調解員應當固定無爭議事實，協助做好送達地址確認等工作。明確訴前調解時限，規范調解不成後的立案和繁簡分流程序。建立訴前調解案件管理系統，做到逐案登記、全程留痕、動態管理，並將訴前調解工作量納入考核統計范圍。

Ⅸ 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有著怎樣本質的區別為什麼會分成這三大類

1．最廣義權力說。司法權是指「國家行使的審判和監督法律實施的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法律規定司法權統一由各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行使。在處理刑事案件時，公安機關也參與司法活動。」

2．判斷權說。司法權是法院享有的，對當事人提請其解決涉及當事人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的糾紛作出判斷，對法律進行釋義並宣告法律是什麼的終局性權力。這種權力被賦予法院和法官，以區別於立法權和行政權。

3．司法權否定說。認為從傳統的憲法理論和權力結構體繫上來看，我國並無獨立的、完整的司法權，這與一般特別是三權分立憲法的權力體系有著根本區別。有個別學者甚至提出，由於我國憲法並無對國家權力性質作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方面的橫向劃分，因此，以司法權為基礎的司法制度是不存在的

4．多元權力說。從嚴格的傳統意義上講，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相對應，指法院通過審理訴訟案件、做出判決、實施法律的權力。而在現代意義上，司法權是指包括基本功能與法院相同的仲裁、調解、行政裁判、司法審查和國際審判等解紛機制在內，以法院為核心並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基礎和國家強制力為保證的，以解決糾紛為基本功能的權力體系。

5．獨立權力說。司法權是法院享有的、獨立於行政權並對其進行制約的、依照成文法和判例法決定案件的終局性權力。

6．裁判權說。司法權是裁判權，其核心在於由司法機關代表國家對各類糾紛所進行的居中裁判，此種裁判對爭議的雙方具有拘束力。

7．二元權力說。在我國，按照現行的法律體制和司法體制，司法權一般包括審判權和檢察權，審判權由人民法院行使，檢察權由人民檢察院行使。

8．案件權力說。大陸法系的司法權是指法院審判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另在行政系統設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並設獨立的憲法法院受理違憲案件。普通法系的司法權指法院審判一切法律上的爭訟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