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與法院

❶ 1952年由北京市市長彭真發的地契還有效嗎

《共同綱領》只是起到臨時憲法的作用！現在各部門法律已經確立，共同綱領就已經不再使用了！ 但是他所確定的事實，仍然有效，比如《土地房產所有證》繼續有效，你所說的情況，後一證件是無效的，但是需要你到法院起訴，確認你的所有權利！ 至於政府在這件事上給你帶來的損失，可以要求賠償！

❷ 我有一張1952年北京市長彭真頒發的北京京郊的地契，現在還有效力嗎

在辦案過程中，碰到過至少兩起當事人持有老房契、老地契主張權利的情形。說是老，是因為頒發日期為1952年或1953年，當時還是彭真任市長時的事。確定房屋、土地權屬時頒發的證件均為「所有權證」。相信在北京，應當還有相當多的家戶里，還有這樣的古董。
了解這樣的古董證件法律效力，就需要看中國公民建國以來對土地的權利變化狀況。
按照建國前夕《共同綱領》（ 1949年9月29日）規定的目標，為了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通過的《土地改革法》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後，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到1953年時，《土地房產所有證》作為權屬憑證大量頒發給個人。
隨後，1953年試辦農村合作社，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1961年人民公社，農民個體經濟開始向農村集體經濟轉變，農民從土改中獲得的土地所有權大部分變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但房屋、宅基地、墳地所有權尚未動搖。相應第，原先頒發的權屬憑證除上述范圍所有權外，其他部分已失去效力。到1963年，中央發布《關於各地對社員宅基地問題作一些補充規定的通知》，規定：「社員宅基地應當歸生產隊集體所有，社員只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民的宅基地所有權至此也喪失殆盡。
1982年憲法確立了土地公有，即國有所有和集體所有，標明使用權的《宅基地證》、《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以及現在的《集體土地使用證》應運而生。原有的老房契、老地契自然失效。但作為證明權屬來源的憑證，雖不能直接產生物權法律效力，但依然是其主張物權（房屋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的證據之一。
前面提到的我的一個當事人，2008年底找到我，持有的就是老地契，地在海淀區某鄉，當事人全家已沒有一個人還具有當地村民身份，而且幾十年沒在地契標明地址居住，該地已為一片荒地，除了幾座祖先墳塋和幾棵樹，惟一能證明當事人對這塊地有聯系的，就是1961年的《土地所有證》了。鄉里把包括這塊地在內的大片土地賣給開發商，拿了一筆錢，開發商就開始圈地開發。失效的《土地所有證》證明了我的當事人對土地使用權及土地附屬物的權利，經過我多次與開發商及開發商的律師溝通、談判，最後為當事人要回10萬余元補償。失效的證件，比沒有的強。當這張老地契拿到開發商面前時，他們楞了，一副從沒見過這種怪物的樣子，雖然憑證經過政策洗禮而失效，但歷史遺留下來的權利他們不容否認。我的法律意見是：土地所有權雖為國家收回，但使用權仍在，土地附屬物的所有權仍受法律保護，土地使用權補償應參照現行標准酌情補償。長達3個月的努力，開發商最終將補償款由幾千元提高到10萬余元（10萬元的補償款加上兩個墓地辦理款項）。

今天在整理法條時，又碰到一個針對性的規定，即城市居民持有「宅基地證」的效力，原來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時就碰到這個疑惑，專門發函給當時的國家土地管理局，即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城市宅基地所有權、使用權等問題給國家土地管理局的函》（【90】民他字第10號），其提出的問題也是我感興趣的：「一、在1982年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之後，原屬公民個人所有、並在其上擁有房產的城市宅基地的所有權是否自然地轉變為使用權。二、經人民政府確權發證，並一直由公民交納地產稅的城市空閑宅基地，在國家宣布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後，該公民對該空閑宅基地，是否還享有使用權。三、在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之後，國家仍向該空地的原所有人徵收地產稅，該地產稅是否已屬土地使用稅性質。公民向國家履行了交納地產稅的義務，是否表明國家承認其對該空地的合法使用權。」
1990年4月23日，國土局復函（國土【法規】字第13號）第1條：「我國1982年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後，公民對原屬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應該自然享有使用權。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曾於1984年發布公告，對原屬公民所有的土地，經過申報辦理土地收歸國有的手續，確認其使用權。」第2條：「在城市土地收歸國家所有後，國家向原空閑宅基地所有人繼續徵收的地產稅，事實上已屬土地使用稅性質。作為正式稅種，根據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規定，『城鎮土地使用稅』從1988年開始徵收。」
該復函明確了土地所有權在國家政策調整之後，向土地使用權的自然轉化。或者可以這樣理解：原有的《土地所有證》並非全部失效，而只是其中的所有權部分失效，使用權部分依然應當屬於原權利人

❸ 讀《彭真市長》讀後感

「文化大革命」前，彭真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17年，市長15年。1966年夏，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驟起。彭真第一批被打倒，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組。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本書可以使您得到一些答案…… 彭真對北京建設提出了「大馬路，大廣場，大綠地」，要「給後人留下發展餘地」的超前指導思想。其親自參與指揮的「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工程，給後人留下了很多的借鑒。 彭真首先倡議在城市建立居民委員會、在農村建立村民自治委員會，這些根本的、長期的制度性創舉，在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彭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工作「要八面樹敵」等至理名言成為昭示後人的明鏡。

❹ 求彭真簡歷及與傅懋績的關系

彭真(1902—1997)，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縣人。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參加進步組織青年學會，接受馬克思主義。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山西省共產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員、書記，共青團太原地委書記，正太鐵路總工會秘書，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區委）書記，地委職工委員會書記、組織部長。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順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長、代理書記，唐山市委書記，順直省委組織部長，天津市委代理書記、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晉察冀分局書記，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城工部部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民主聯軍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1945年8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48年12月～1955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1949年9月，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之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後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1949年10月，被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常務理事。1949年11月～1955年4月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協商委員會主席。1951年2月～1966年5月任北京市市長。1951年7月～1956年11月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校長。1951年10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委員。1952年11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1952年～1953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華北

行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54年9月～1959年4月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秘書長。1954年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6月～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1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9年7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1月兼任代秘書長。1989年4月任全國李大釗研究會名譽會長。1990年5月任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第一屆名譽會長。

1994年1月被推舉為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第二屆名譽會長，同年起任中國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名譽會長。歷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五屆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1962年5月2日，在朝鮮接受朝鮮最高人民會議授予的一級國旗勛章。1964年10月5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授予一級沙瓦德拉

王家勛章。1983年6月28日，被秘魯議會授予秘魯議會大十字榮譽勛章。

1997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與『懋』的同音字有 髦, 昴,氂

❺ 彭德懷為何執意不肯與彭真合影

彭德懷聽說彭真等人要接見參加三線建委會議的全體人員，並與大家合影，於是，就在大家集合排隊的時候，獨自悄悄地離開，回到了會議室。
負責會務的同志找到了彭德懷，動員他到外面合影。
彭德懷痛苦地搖著頭，執意不肯。
會務的同志急了，再三動員。
彭德懷說：你快去吧，不要耽誤同志們了。
過了一會兒，西南局一位負責同志又跑來動員，彭德懷仍然拒絕。
合影的人員一共排了四排，包括彭真等幾位領導在內都苦苦等待。
彭德懷仍然拒絕合影。
沒有辦法，攝影師只好按響了快門。
彭真在合影後的第二天就回了北京。
幾天後，照片剛沖洗出來一部分，突然接到內部通知，說是與彭真等人合影的照片立刻停止印發。
不能與一同工作的同志們合影，彭德懷的心情是難過的，但他也是欣慰的。他已敏銳地預感到批《海瑞罷官》之後即將來臨的風暴，不願意因為一張合影而連累更多善良的人們。試想一下，這張照片里要是有了彭德懷這個海瑞，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個年月里，不知將牽連多少無辜的人們啊！
五一節這天下午，彭德懷到三線建委會議室看報紙。他翻開當天的《四川日報》，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竟然少了一位關鍵性的人物--彭真。

❻ 梁思成就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方案致信給彭真，指出當時呈報的設計方案的缺點是什麼

當時呈報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方案中有高大的檢閱台，台座下有3個大洞。梁思成指出方案中的3個大洞大大違反了結構常理，如此嚴重的缺點，會導致視覺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質。而且紀念碑與天安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重要的象徵性建築物，不應有任何類似的形體，而應互相襯托出對方和自身的偉大。天安門是木構殿樓，橫亘在有門洞的基台上，紀念碑是石質構建，應堅實穩固地立在地上。

另外，一個高大的檯子塞入天安門廣場中，使廣場透不過氣，顯得更加瘦小，顛倒了碑與昌盛的主次關系。所以梁思成主張，在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個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圍再加一個近於扁平的檯子供人們瞻仰之用，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

總之，這個方案中高大的檢閱台和台座下的3個大洞既與天安門重復，也無實用功能，無論從美學的角度還是從建築學的角度都存在很大問題。

❼ 怎麼寫文瀛彭真舊址紀念館解說詞

❽ 萬里與彭真的關系

莫談政治，呵呵

❾ 彭德懷與彭真是一個人嗎

不是！

彭德懷（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名清宗，後改德懷，字得華，湖南湘潭人，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畢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❿ 許崇德言憲六十載的具體表現和貢獻有哪些

「我這一生似乎都是與憲法結緣為伴，歷史已經證明，重視了憲法，國家就興旺發達，忽視了憲法，就會停滯不前。」2014年3月3日，著名法學家許崇德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如是說。當晚，他便與世長辭，為自己長達六十年的憲法研究之路畫了個圓滿的句號。他的靈堂大門上掛的輓聯書道：「身以傳道三千徒，學而言憲六十載。」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1/view-6154286.htm
許崇德是新中國第一代憲法學者。他於1953年從教憲法學，一生參與制定和修訂了四部國之重法：「五四憲法」「八二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003年，許崇德窮盡畢生所學，用五年時間完成了七十萬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成為法學界第一個獲得「吳玉章人文社科獎特等獎」的人。
親歷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全過程
許崇德於1929年1月出生於江蘇省青浦縣（現為上海市青浦區）。少年時的許崇德曾目睹日軍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就想到要讓這些壞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抗戰勝利後，當他看到在有中國法官參加的遠東軍事法庭上，法官們義正詞嚴地審判日本戰犯時，深感法律工作的崇高，心嚮往之。於是，當他1947年考入復旦大學後，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法律專業。
復旦大學教授張志讓是許崇德的憲法啟蒙老師。那時國民黨憲法頒布不久，張志讓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蔣介石五權分立是假，集權才是真。日後許崇德在一篇文章中談道：「我所以對憲法萌發興趣，一方面，固然同張先生循循善誘、分析深透有關，而另一方面，因我身經戰亂，吃盡民窮國弱的苦頭，政治腐敗，斯時為烈。所以一接觸憲法這門學科，初識國家根本制度、根本大法的重要性，就情不自禁地產生了一種求知慾。」
1951年夏，許崇德大學畢業後，離滬赴京，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當研究生。他被分配到憲法專業（當時稱「國家法」），這正合他本人的志趣。1953年研究生畢業後，許崇德留校任教。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始，制定憲法的客觀條件尚不成熟，只能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臨時憲法作用。三年後大陸軍事行動結束，土改也基本完成，制憲條件基本具備。1953年1月13日，新中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與制定憲法同步進行的，是籌備成立全國具有立法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先進行普選，而普選要求登記選民，並審查選民資格。許崇德有幸參加了選民登記的實際工作，這也是他學習憲法學後第一次面對基層民眾。
1953年夏，《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頒布。剛剛畢業並留校任教的許崇德被派往山東泰安，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在農村開展的第一次基層普選試點工作隊。他同工作組其他同志一道幫助當地的鄉政府，經歷了從選民登記一直到召開第一次鄉人民代表大會的全過程。
許崇德所在的普選試點地是泰安縣城關鄉。一開始，農民們一頭霧水：「啥叫普選？」「啥叫選民資格？」「人代會是干嗎的？」
為了動員大家，許崇德和同事找來青年團員組成了宣傳隊，挨家挨戶宣講：「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來管理國家，這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是神聖的權利。」
許崇德清楚地記得，開選舉大會那天，鄉親們緊挨著站在一起。大會主持人念完候選人的名字，就宣布「同意的舉手，不同意的不舉手」，這樣就把鄉人大代表選出來了。許崇德後來回憶道：「農民千百年來受壓迫，現在第一次參加選舉，他們的積極性非常高。在當時老百姓的心目中，有選舉權的才是人民，沒有選舉權的那就是專政對象了。」目睹盛況的許崇德深刻認識到，農民第一次當家做主，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三十多年後，許崇德有機會故地重遊，一個令他意外的收獲是，他從當年參加過這次普選的一個老鄉家中，竟然找到了一張被珍藏著的早已發黃了的「選民證」。他感慨萬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普選。
1954年春天，中南海緊鑼密鼓地加緊進行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當時起草工作急需專業人才，許崇德被憲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田家英挑中，抽調到中南海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有三項：收集各種憲法文本，編寫專業的名詞解釋和憲法草案公布後整理全民討論的意見。許崇德記憶中的田家英，「每次從中央開完會回來，一定會帶回好多問題，因為起草過程中有很多爭論，委員們會問外國是怎麼解決的，特別是蘇聯是怎麼搞的？我們就要幫著找解答這些問題的材料」。
憲法的起草經過一稿又一稿的反復討論，日趨成熟。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草案，進行全民討論。許崇德後來一提到那個激情澎湃的年代就特別激動，他說，當時 「（長江和淮河）剛好趕上多年不遇的水災，各地都在組織抗洪，可是全民憲法討論並沒有因此停下來，相反，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壩上組織民眾討論的。各地整理出來的討論意見和建議，因為洪災不好運送，就用油紙、油布把文件裹起來空運到中南海，那是資料組最忙碌的時候，我們負責把這些意見整理出來，天天加夜班，每拆開一包，都非常激動」 。從1954年6月16日開始，到9月11日結束，全民憲法討論歷時三個月。參加討論的人達到一億五千多萬，而當時全國人口只有五億。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共收到一百多萬條意見，許崇德和同事依照草案的條文順序，對意見進行分類整理，最終形成了十六本厚厚的全民討論意見匯編，供憲法起草委員會參考，也供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代表們查閱。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代表們一致表決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五四憲法」。作為工作人員站在走廊上的許崇德激動得流下了熱淚：「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的一刻。」
晚年的許崇德是這樣評價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的，他說：「1954年憲法奠定了新中國憲法的基本框架，是中國開天闢地的第一部憲法。我們雖然參考了蘇聯憲法，但『五四憲法』是中國化的憲法，充分考慮了我國的具體國情，特別是1949年以來我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可以說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參與起草「八二憲法」，提出設立國家主席一職
1969年11月，許崇德下放到江西農村參加勞動，但他仍然一直心系憲法。
從「五四憲法」到「八二憲法」，中間中國的憲法經歷過兩次修改，分別形成了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無論是一度身在農村的許崇德，還是後來回到大學重操舊業的許崇德，都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有關憲法方面的事務。他後來回憶道：「1970年中央要修改憲法，發動全民貢獻草案。我從生產隊最低的勞動隊被調到總部，我在那裡一個人居然起草了一部憲法，寫的什麼內容已經記不得了。」
能夠直接建言修憲還是在七年以後。1971年，因中國人民大學在「文革」中被撤銷，許崇德回到北京後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大）工作。1977年10月，中央決定修改1975年憲法，他有機會參加了1977年修憲意見座談會。在會上，他不顧人微言輕，大膽直言，就不設國家主席的弊病和恢復設置國家主席的必要性，做了半個多小時的發言。多數與會者認為理由充分，有說服力。但還是有一位代表站起來反對：「毛主席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所以不應當設。」雖然許崇德據理力爭，但1978年的憲法還是沒有能夠恢復國家主席設置。他寫詩感嘆：「野夫好發不同聲，急雨催風四座傾。」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許崇德重返母校講台。蟄伏多年，他的學術研究成果進入「井噴」期。《對我國憲法學發展的幾點想法》等近二十篇較具影響力的文章相繼發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國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1978年的憲法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當時新形勢發展的需要。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做出修改憲法的決定，成立了由葉劍英任主任，宋慶齡、彭真任副主任的憲法修改委員會。而此時的許崇德連續發表了《修改憲法十議》等一批有影響的學術文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於是被調至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工作。這一次與1954年那一次不同，他承擔了更重要的任務，直接負責《國家機構》部分的起草。他說：「我的正式立法生涯嚴格來講應當是從1982年全面修改憲法開始的。」
關於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一職的建議又被許崇德提了出來。這一次他的建議不但得到了關注，而且得到了相當的重視。當年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簡報》第二十二期專門刊載了《許崇德同志對改善我國元首制度的建議》一文。在文章中，許崇德提出兩個方案，建議參照「五四憲法」，設國家主席一職。他向具體負責主持修憲的彭真進言：「應在憲法草案中，設一個條文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國家元首』。」彭真當時的解釋是：「毛主席說過，主席不是元首。」
但是，許崇德仍然堅持從完整而健全的憲法體系的立場反復申說，並形成了多篇論文，還寫了一本《國家元首》的專著。1981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授予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的榮譽稱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絕無僅有的創舉。許崇德意識到，恢復國家主席設置的時機成熟了。
同年，他在《民主與法制》雜志上發表了《憲法修改芻議》一文，提出十條建議。此外，他還發表了近二十篇法學方面的文章，再一次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後來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終於一錘定音：「現在我國各方面都恢復了正常，因此，從恢復國家多年的慣例著想，還是在修訂憲法草案時考慮恢復比較適宜。這表明國家的正常化，國家的穩定。」歷經五載，許崇德的建言終於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文本。
「五四憲法」頒布之後的「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因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都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新形勢相差太大。按照常規，「八二憲法」是應在「七八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修改，但實際情況已經不允許了。1980年憲法修改委員會成立後，修憲實際負責人彭真於1981年7月專門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認為「七八憲法」過於簡單，不如以「五四憲法」為基礎進行修改。這個意見被中央採納。
這樣，共和國憲法面臨的就是一場「大修」。在京西玉泉山，許崇德與其他十一位學者一起，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起草了一百三十多個條文，每一條都要斟酌再三，比較正式的稿子就有六稿之多。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大多數都被採納了。在每一次憲法修改委員會召開的全體會議上，許崇德都認真做筆記，爭取不遺漏一個字。他反復思考憲法條文的寫法，並積極對憲法修改草案提出自己的建議。
那段時間，盡管幾個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但卻成為他一生中最難忘的記憶。特別令他難以忘懷的是1982年5月一個星期天的夜晚，當時參加起草憲法的專家們大多回家了，只有許崇德和另一位同事還在玉泉山。深夜十一二點的時候，許崇德接到彭真從隔壁樓打來的電話，叫他們去商量憲法序言的底稿。從彭真住處回來後，許崇德寫了一首《玉泉山之夜》，生動地記錄下了他們在燈下修改憲法草稿的情景：「假日庭園寂，平樓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對坐話喃啾。燈下詞初定，紙間策已籌。憲章臨十稿，尚欲益精求。」
1982年4月，修正後的憲法草案公布，進行全民大討論。這次人民群眾參與憲法修改的熱情又一次感動了許崇德。他記得，「一名東北的工人王銀祥，提了四條意見，因為怕時間趕不上，就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資，往憲法修改委員會打了一份近二百字的電報闡述自己的建議」 。
這次全民討論，有幾億人參加，持續的時間之久、規模之大、群眾熱情之高，前所未有。僅在西南邊陲的貴州省，就組織了兩千多次討論。在此期間，許崇德馬不停蹄地跑了上海、天津等十六個大城市，做憲法草案的宣講工作，使更多的群眾了解憲法草案，參與憲法的制定。1982年12月4日，經過全民大討論的憲法由五屆全國人大高票通過。之後，許崇德以最快的速度發表了一批宣傳新憲法的文章，並編寫了《中國憲法》等多種教材及教學大綱，使更多的群眾了解和學習憲法。
後來許多記者采訪許崇德時請他談談自己對「八二憲法」的貢獻，他不願多言，只是謙虛地說：「通過這次偉大實踐，我接觸到了許多從未接觸過的情況和事物。雖然為時僅兩年半，卻受益至巨，若以『勝讀十年書』來比喻，恐怕還遠不足以說明我收獲的豐碩。」 心繫港澳，情注兩部基本法
參加香港、澳門兩個特區基本法的起草，是許崇德立法生涯中非凡而精彩的又一筆。
1985年，距香港回歸還有十二年之際，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宣告成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親自向許崇德頒發了任命書，任命他為起草委員會委員。之後的1988年，許崇德又受命參加澳門特區基本法的起草。他還先後擔任了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和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為港澳回歸和回歸後的法治建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起草基本法對中國法律人來說，不但是一個全新事物，更是一件前無古人的難事。擺在許崇德和同事們面前的第一個現實難題是，當時香港公開資料及信息少之又少，甚至連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多篇講話都不是公開的。於是許崇德一頭扎進文件堆里，如飢似渴地學習。半年之後，許崇德等五名起草委員會成員開始深入香港進行實地調研。
出發之前，許崇德曾因患眼底出血症，住了一個多月醫院。醫生囑咐他保護好眼睛，不要外出。可他深知此行意義重大，必須以國事為重，便戴上一副寬邊墨鏡，遮擋住紅腫的眼睛。按照預定日程，訪港團於1986年1月出發。抵港後，有媒體捕捉到許崇德戴墨鏡的照片，遂配以《戴著有色眼鏡看香港資本主義》的大字標題進行報道。對此，許崇德一笑了之。還有一家報紙發表專欄文章，大量引用許崇德在內地發表的文章中有關揭露西方國家憲法虛偽本質的段落，進而得出結論：「請想一想，由這樣的人來起草基本法，香港的資本主義能得到保護嗎？！」
但大多數媒體及輿論對訪港團的到來表示支持。許崇德一行同當地的工商、金融、教育、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座談，拜訪總督府，旁聽立法局會議，並且深入棚戶區家訪，通過一系列活動，訪港團給香港市民留下了良好印象。為了更好地了解香港的人情風俗，許崇德開始學習粵語。這期間，他與不少港區委員結下了友誼。他與同為起草委員的金庸先生合作表演相聲一事，被傳為美談。他在香港的弟子和朋友都認為，許崇德「是個充滿人情味，對學生關懷備至，對朋友肝膽相照，對人生執著無畏的法學家」。還有不少人認為，基本法草案在香港進行全民討論時，之所以取得了很高的支持率，與許崇德他們在香港腳踏實地的工作是分不開的。
五年的殫精竭慮，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獲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1990年2月17日，在起草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結束時，鄧小平贊揚他們「寫出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
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香港特區基本法。那天，列席會議的許崇德目睹法律通過，抑制不住自己激動的心情，當即寫下兩首七絕。其中一首寫道：「銀燈閃閃比繁星，喜樂洋洋溢四廳。百五十年蒙國恥，掃開瘴霧見山青。」
1988年9月，許崇德又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於1993年3月完成了起草工作。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的零點，許崇德作為觀禮團成員，分別參加了中英對香港、中葡對澳門的政權交接儀式，目睹英國、葡萄牙國旗黯然落地，中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那一刻，許崇德熱淚盈眶。
但是，貫徹落實基本法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香港回歸後不到兩年，一起挑戰基本法權威的事件就在香港發生了。
香港回歸之初，偷渡活動仍然比較頻繁。對此，香港臨時立法會修訂《入境條例》予以治理。但一些非法入境者以權利被剝奪為由提起訴訟，官司一直打到香港終審法院。
1999年1月，香港終審法院做出判決，撤銷對《入境條例》的修訂，宣布香港終審法院「有權審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行為」。這一判詞，顯然是在挑戰基本法，立時震動了法律界，激起了許崇德等人的憤慨。他和參加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肖蔚雲、邵天任和吳建�一道，通過《人民日報》發表談話，嚴厲地批評香港法院，指出香港雖然實行高度自治，但絕不可以超越地方權力干涉中央。香港終審法院很快轉變了態度，開始擺正同中央的關系。許崇德等人因此被香港媒體稱為「四大護法」。
2004年，在某些外國勢力支持下，香港所謂的「民主派」策動元旦遊行。針對當時形勢，新華社在2月重新發表1984年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重要論述，受到香港市民擁護。但也有人質疑，時過境遷，二十年前的講話，今天還管用嗎？於是許崇德撰寫了《鄧小平理論永放光芒》的短文，擺事實，講道理。這篇文章由新華社播發，內地和香港的報刊紛紛轉載。該文刺痛了少數人的神經，香港「民主派」組織一幫人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鬧事，他們扯橫幅、喊口號，還印了打上叉的許崇德的照片，扔在地上踩。
不久，年過七旬的許崇德再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參加香港基本法頒布十四周年紀念活動。訪港期間，他在香港會展中心發表了演說：「民主嘛，是個動人的名詞。但民主有真假之分。你們應該注意必須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你們可能還不曉得他們鼓吹的民主是什麼味道哩。我可已經嘗到過一丁點苦頭了。我只是發了篇短文啊，就惹惱了這幫人，又是標語，又是口號，斥我『含血噴人』，罵我『可恥』，還在我相片上打叉。這是民主嗎？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講人權嗎？而我為什麼沒有人權，沒有言論自由、寫作自由？我的肖像權、人格權、名譽權又在哪裡？」
許崇德的這番講話立刻激起了熱烈的掌聲。
心繫香港的許崇德離世前三個月，還留下了有關香港的最後一篇文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在文中，許崇德說，特別行政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制度創造，呼籲對以「民主」為幌子歪曲特區法律地位的言行保持清醒認識，揭露反對派所謂的「真普選」，其實就是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排斥中央權力、罔顧香港實際情況的普選模式。
許崇德逝世後，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滿懷深情地撰寫了一篇追念恩師的文章，文中寫道：
「1986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專業研究生班畢業時聯繫到國務院港澳辦工作。當時許老師已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受港澳辦委託到學校了解我的情況，並美言推薦，引我入門，此為大恩。」
「香港《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後不久，許老師曾參觀華盛頓的傑菲遜（美國憲法起草人――筆者注）紀念堂並即興口佔七絕一首：『圓廳敞開立金身，手執憲章瞿有神，我亦草書根本法，從來筆下不輸人。』許老師筆下的根本法包括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和兩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本文摘自中國論文網，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1/view-61542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