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最美法院
『壹』 美國加州法院的離婚判決書怎麼在中國申請承認有效性
美國離婚判決書公證認證手續不可以在國內辦理，所有公證認證程序都需要在美國辦理。
首先由美國公證人對文件進行公證，再由美國州政府辦理認證，最後是中駐美國領館認證。
『貳』 美國法院系統介紹
美國司法系統有數個層級，可能比大部分國家還多。原因之一是聯邦法與州法的區分。要了解這一點，必須先回顧歷史，當年美國並非以一個國家形式建國，而是由13個各自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殖民地聯盟。獨立宣言(1776)因此提到「各殖民地的善良人民」，但也宣稱「這些聯合殖民地是自由而獨立的國家，並且按其權利也應是自由而獨立的國家」。美國司法史上，種族與若干州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關系，如下文，美國憲法(1787年通過，1788年批准)開啟了競爭日益激烈的權力轉移，以及遠離各州而轉向聯邦政府的法律權威。然而現今，各州甚至都仍保有實質權威。任何研究美國司法系統的人務必了解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的許可權如何分配。
憲法調整了不少聯邦法與州法間的界限，也在政府的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中劃分聯邦權力(因此在各部門間創造了『三權分立』，並奉行『制衡』制度，以避免任何部門權力過大)，每個部門對司法系統有獨特貢獻。系統內，憲法敘述多種國會可能通過的法律。
不僅如此，法律不只是國會通過的法規而已。在某些地區，國會准許行政機關採用在法規中增加細節的規則。而整個系統依據英國普通法的傳統法律原則。雖然憲法與成文法取代普通法，但是法庭仍繼續採用不成文普通法，以彌補憲法未明文規定以及國會未制訂的部分。
聯邦法的來源
美國憲法
聯邦法的至高權力
在1781至1788年間，一項名為邦聯條例的協議，影響了13州之間的關系，它建立了一個虛弱的國會，並將權力留給各州。雖然各州被下令要對其他法庭的裁決表示尊敬(顯示『充分的信心與信賴』)，但邦聯條例沒有制訂聯邦司法制度的條款，並保存了海事法庭。
憲法的起草與批准反映出一項逐漸達成的共識，即是聯邦政府需要加以鞏固。司法系統可以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憲法第6條「至高性條款」：
「本憲法，與依本憲法所制定之美國法律，以及依據美國權力所締定或將締定之條約，均為全國最高法律。因此，各州法官必須遵守，盡管憲法與各州法律相抵觸。」
此段所述建立了美國法律的第一原則：州法不能與聯邦法相抵觸。而這項禁令如何適用於聯邦政府本身以及各州司法系統中新憲法尚未明確解釋的范圍，這些都尚不清楚。雖然憲法修正案提供了部分解決辦法，但時至今日，美國人仍持續在聯邦與州之間的精確范圍劃分之中掙扎。.
每個部門在司法系統中發揮作用
雖然憲法起草者想要強化聯邦政府，卻害怕其權力過大。限制新政權的方法是將政府劃分為數個部門。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1篇》中解釋，「政府劃分為個別以及獨立的部門，可避免侵佔。」麥迪遜所指各「部門」—立法、行政與司法，受到了司法系統上一定程度的影響。
立法
憲法賦予國會通過立法的權力。經由國會考慮的提議稱為議案(a bill)。如果美國國會兩院投票後，多數贊成該議案(如果總統否決，需經兩院表決3分之2通過)便成為正式法律。聯邦法被稱為成文法(statutes)。《美國聯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是聯邦成文法的「法典編纂」。「法典」本身並非法律，僅代表符合邏輯的成文法。例如第20條包含與教育相關的各種成文法，第22條則涵蓋外交關系。
國會的立法權有限，更准確地說，是透過憲法委託給美國人民，這明確說明國會立法的范疇。憲法第一條第9項禁止國會通過某幾類法規，例如國會不能通過「追溯法令」(用於追溯或『事後的』法令)或徵收出口稅。第一條第8項列出國會有權的立法范圍。部分法律(如『設立郵局』)非常明確，但其它則不然，最值得注意的是「規定美國與外國、各州間通商」，顯然解釋模糊法規的權力極其重要。早在初期共和史上，司法部門便擔任這個角色，因此在美國司法系統中取得額外且極重要的角色。
司法
如同其它部門，美國司法部門只處理憲法交付的權力。憲法只提供聯邦司法權給某幾種爭議，於第3條第2項列出，最重要的兩個案件包括聯邦法的問題(『根據本憲法與美國各種法律，及根據美國各種權力所締結之條約…而產生之法律及衡平法中的所有案件』) 以及「跨州」案件，或兩州之公民的爭端。跨州管轄權允許當事人免於在另一州法院提起訴訟。
第2項司法權出現於共和早期。如第2章所述，美國最高法院在1803年馬伯瑞控告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解釋其授權包括有權決定是否成文法違憲，一旦違憲，則宣布法律無效。法律可能違憲的因素是由於違反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或是憲法第一條並沒有賦予國會通過那類法規的權力。
因此，解釋描述國會會立何種法令的憲法條款之權力非常重要。傳統上，國會已經證明許多成文法為不可或缺，以制訂「規定與各州間通商…」或是州際通商的法令。這個法令概念模糊，不易精確解釋。的確，為了大部分的成文法，在法令欲達成之目的與州際通商法規之間，被創造出看似可信的關聯。有時，司法部門狹義地解釋「貿易條款」。舉例來說，在1935年，紐約一間屠宰場遵行的聯邦法規定之工人的工時與工資，被最高法院宣布無效，因為該廠所處理過的雞肉全數銷售給紐約肉販與零售商，因此，並不算是州際通商。不久之後，最高法院開始給予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更多自由，今日，聯邦法庭持續廣義地解釋通商權力，雖然不足以讓國會有通過立法的理由。
行政
憲法第2條將行政權委託於美國總統。在華盛頓總統領導之下，整個行政部門由總統、副總統、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以及司法部。隨著國家的發展，行政部門也隨之擴大。現今已有15個內閣層級的部門，每個部門包含一些局、署以及其它名稱等機構，這些部門之外，仍有其它行政部門，所有部門行使總統委派之行政權，因此，他們最終必須向總統負責。
在某些范圍內，行政與其它兩部門的關系明確。假設一或多人搶劫銀行，國會已通過成文法將搶劫犯定罪(《美國聯邦法典》，第18條，第項)，而隸屬於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FBI)則調查這起犯罪事件，若有任何嫌犯被逮捕，司法部所屬聯邦檢察官會在聯邦地方法院的審理中試圖證實嫌犯之罪行。
銀行搶案是一個簡單例子。但隨著國家邁向現代化與發展路程，在司法系統內，3個部門間的關系也逐漸發展以因應工業與後工業社會中愈加復雜化的問題。行政部門角色變化最大。在銀行搶案例子中，國會不大需要專業知識來制訂成文法以使銀行搶案罪行化。假定議員想要禁止「危險」葯物在市場上流通，或是限制一些空氣中「不健康的」污染物，國會可能必須精確地這些名詞下定義，有時國會會這么做，但漸漸地，國會將部分權力委派給隸屬於行政部門的行政機構。因此，食品暨葯物管理局(FDA)負責監督全國食品與葯物的衛生情況，而環境保護局(EPA)則控制工業對陸地、水與空氣的影響。
雖然這些行政機構只擁有國會依成文法而委派的權力，但非常具有實質性，他們有權頒布能夠明確定義更多法令名詞的法規。一項法令可能禁止空氣中有「危險的」污染物含量，而EPA則訂出每種物質與其含量的危險值。有時，成文法賦予行政機構調查法規違法與否的權力、做出判決甚至進行懲處。
法院將會宣布授與行政機構太多權力的成文法無效。一項名為「行政程序法」(《美國聯邦法典》，第5條，第511項，以及其下規定)的重要成文法，說明行政機構在頒布法令、裁決違法行為以及進行懲罰時，應該遵循的程序，同時也提出了當事人如何尋求機構裁決的司法審查。
其它法律來源
美國法律最明顯的來源是國會通過的成文法，以行政法規作為補充。有時，這些法規可以明顯區分合法與非法行為間的界線—再以前述銀行搶案為例，然而政府頒布的法令不足以應付所有情況，很幸運地，還有另一項法律規章能夠彌補，正如下所述。
普通法
當成文法或憲法都無法處理時，聯邦與州法院通常仰賴普通法，普通法匯編了幾世紀以前始於英國的司法裁決、慣例以及總則，此法至今仍繼續發展。在許多州，普通法在合約糾紛發生時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州議會一直以來都認為不宜通過涵蓋所有可能的合約糾紛之成文法。
司法判例
法院根據法律判決涉嫌違憲的行為與糾紛，這通常需要法院解釋法律，法院認為應遵循其它相同或更高層級法院先前解釋法律的方式，這稱為「遵循先例」，或是判例，這樣做，能夠確保一貫性與可預測性，訴訟當事人在面臨不利於己的判例時，試著區別出他們的案件與先例的不同之處。
有時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有所不同，例如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中包含一項條款，即「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強迫自證有罪」。有時，在案件中，當事人可能拒絕傳票或作證，理由是其證詞可能使當事人遭到刑事起訴—這種情形不在美國發生，而是其它國家。自我歸罪條款在美國適用嗎？美國第2巡迴上訴法院裁定可行，但第4以及第11巡迴上訴法院則判定不能適用。這明顯意味著，法令的不同取決於住在國內何地。
較高級的法院試著解決這些矛盾之處。例如，美國最高法院經常選擇能夠解決巡迴法庭意見分歧的案件來審理，最高法院判例將能夠控制或適用於所有次級聯邦法院。在美國控告貝爾希斯(United States v. Balsys, 524 U.S. 666〔1998〕)一案中，最高法庭裁定對於國外起訴的恐懼超越自我歸罪條款的范圍。
這項裁決成為全國性的法律，包括第2巡迴上訴法院。其後，任何遇到此項議題的聯邦法庭都遵循高等法院在貝爾希斯(Balsys)一案中的裁決，該次巡迴審判中，巡迴法院的判決同樣約束所有地方法院。「遵循先例」也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州法院系統，如此一來，判例在數量與解釋性上，皆有增長。
不同法律；不同補償
鑒於法律體系逐漸壯大，若能區分向法院提起的不同種類法規與訴訟，以及每宗案件中法律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將有所幫助。
民事/刑事
法院審理兩種糾紛：民事與刑事。民事訴訟需要兩名以上當事人，至少其中一方涉及違反成文法或普通法。先提出訴訟者稱為原告，另一方則是被告。被告可對原告提出反訴，或是對共同被告提出交互訴訟，只要他們與原告的原始控告有所關聯。法庭偏好審理所有陳述皆因一起糾紛引起的單一訴訟。至於商業訴訟、違反合約、侵權行為、或是當事人聲稱因另一方的疏忽或蓄意惡行而受到傷害，這些則屬於民事范圍。
雖然大部分的民事訴訟發生於訴訟當事人間，但聯邦或州政府永遠是刑事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政府以人民名義，對被指控做出違反法律的某些行為如傷害大眾福祉的被告進行起訴。兩家公司可以就違反合約而提出民事訴訟，但只有政府能控告某人謀殺。
舉證標准與可能進行的刑罰也有差異。一名刑事被告只能因「無合理疑點」而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只需提出「證據優勢」，這基本上只是一種說服力不足的陳述，意指「極有可能」。被判有罪的罪犯可能入獄，但是民事訴訟中，輸的一方當事人只需負上法律或公平補償之責任，如下文所述。
法律與公平補償
美國司法系統在有限范圍內盡可能提供大范圍的補償。刑事成文法通常列出某一特定犯行的罰金範圍或是法庭可能施予的入獄時間。其它部分的刑事法規在某些許可權內，可能容許對慣犯加重刑罰，重罪的刑罰比輕罪還要嚴厲。
在民事訴訟中，大部分美國法庭被授權選擇法律或公平補償，比起過去，其間區別不大，但仍值得了解。13世紀的英國，「法院」只被授權判決金錢上的補償。假如被告違反的合約價值50英鎊，法院可命令報告全數支付給原告。在多數案例中，如此支付賠償金是合理的，但在許多案例中則不然，例如稀有藝術品或是一塊土地的出售。13與14世紀時，「衡平法院」形成，這些法院創造了公平補償，例如特定迫使當事人履行職責，而非只是因為他們的不履行義務而強迫支付賠償金。到了19世紀，大部分美國司法許可權已消除法律與公平賠償間的差異。現今，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法庭能夠視情況需要，判給法律或公平補償。
有一個著名例子說明了民事與刑事法的不同，以及其提供的補償差異。加州指控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犯下謀殺罪。然而，他沒有被判罪，因為陪審團裁定起訴失敗，證明辛普森的罪行無合理疑點。後來，辛普森太太的家人以非法致死為由控告辛普森，這是一樁民事訴訟。此案中，陪審團以證據優勢證明辛普森必須為其妻之死負責，便下令辛普森支付賠償金—法律補償—給原告。
聯邦系統中州法的作用
憲法明確禁止各州採用某些法律(與外國簽訂條約，鑄造錢幣)。憲法第6條「至高性條款」排除任何抵觸憲法或聯邦法的州法。即使如此，大部分的司法系統仍由州所控制。憲法已明確規定國會可制訂法令的范圍。1791年的第10修正案明訂：「凡憲法未授予美國也未禁止各州的權力保留給各州和人民。」
然而，聯邦與州政府間仍存在相當程度的緊張關系—包括奴隸制度以及州最終是否有權脫離聯邦。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解決了這兩項爭論，也限制了司法體系內州的角色：根據1868年的第14修正案，「任何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得拒絕給予管轄范圍內的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護」。此修正案大大地擴張聯邦法院宣布州法無效的能力。1954年布朗訴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cation)一案，禁止阿肯色州的州立學校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正是仰賴這項「平等保護條款」。
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上述的一些趨勢—行政國的興起，這是一種更有力且廣泛的正當程序之司法解釋與平等保護，以及類似國會規定通商之權力的擴張—結合之後，提升聯邦在司法系統中的角色。即是如此，系統中的大部分仍在州范圍之內。任何一州都不得拒絕聯邦憲法保障之公民與權利，許多州將自己的法律解釋成授與更多一般的權利與特權。實施州法的州仍願持續裁定大部分的合約糾紛。多數的刑事案件與民事侵權訴訟也是如此。處理結婚與離婚事宜的家庭法幾乎都屬於州事務。大多時候，對美國人而言，司法系統代表的是警官與自己居住的州，或是各種政治機關與州內其它政治部門。
此引言僅是司法系統之概述。其餘的章節提供更多細節、特色與見解。第一與第2章分別描述聯邦與州法院系統組織方式，第3章詳細解釋司法制度之復雜問題，此章節描述聯邦與州法院之界線，但同時也探究提出訴訟者以及法院審理案件之類型。第4章之重點從法院擴大到出庭的人士。美國法律之執行已被研究過，典型的訴訟也已解釋。同時，此章節將解釋利益團體的角色，他們通常堅決進行特定案子以推動其社會與政治議程。第5章詳細說明法庭如何處理刑事案件。第6章重點為民事訴訟。第7章則是聯邦法官甄選過程。最後章節探討某些特定司法判決—特別是高等法院之判決—如何能夠等同於決策，並在與立法與行政部門關系復雜之下，與司法制度緊密結合。
『叄』 美國最高法院現任9名大法官分別是誰
美國最高法院由9位大法官組成，法官終身任期，由總統提名，國會批准。其中一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8名（associate justice）。最高法院根據五人多數的意見裁判，各個政黨也希望在大法官中增加支持該黨的法官數量，所以大法官的提名和大法官的退休和離世都會給美國政壇帶來動盪。
1.首席大法官羅伯茨1955年出生在紐約，現年63歲，擔任大法官已經13年。布希總統提名其擔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2005年至今，他一直擔任聯邦首席大法官。
2.肯尼迪大法官1936年出生，現年82歲，擔任大法官30年。先後就讀於斯坦福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哈佛大學。他不僅具有執業實務經驗，並且在多個大學擔任過教授。1975年擔任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經里根總統提名，在1988年擔任大法官至今。
3.托馬斯大法官出生於1948年，現年70歲，擔任大法官25年。就讀過聖十字學院和耶魯大學。1974年拿到密蘇里州執業證書，擔任過密蘇里州檢察長助手，議員副秘書，擔任過多個政府職位。1980年，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上訴巡迴法院法官，經布希總統提名，從1991年任職至今。
4.金斯伯格大法官女性大法官，出生於1933年，現年85歲，擔任大法官25年，就讀過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耶大學法學院。她也曾經擔任過法官助理，在大學擔任過教授。她在發起女性自由和權利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擔任美國加州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經柯林頓總統提名，1993年任職至今。
5.阿利託大法官1950年出生，現年68歲，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經12年。擔任過法官助理，助理檢察官，美國副助理檢察長。在1990年擔任美國第三上訴巡迴法院法官，經布希總統提名，於2006年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6.索托馬約爾大法官1954年出生，現年64歲，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11年。就讀過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擔任過地區檢察官助理。1991年，經布希總統提名，擔任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隨後擔任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法庭法官，經奧巴馬總統提名，於2009年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7.卡根大法官出生於1960年，現年58歲，擔任大法官8年，就讀過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擔任過法官助理，法學教授，哈佛法學院院長。2009年，奧巴馬總統提名她擔任副檢察總長，2010年又提名她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8.戈薩奇大法官1967年出生，現年53歲，2017年擔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最年輕的一位。就讀過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
9.布雷特大法官1965年2月12日生於華盛頓特區，耶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法律博士學位.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其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2018年10月就職。
曾任美國上訴法院第三巡迴法庭Walter法官的法官助理，美國聯邦檢察總長辦公室檢察官，美國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檢察官，華盛頓律所合夥人，布希總統的高級副顧問、總裁助理和幕僚秘書，06年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
『肆』 在「加州福利案」的判決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完整的遷徒權包括哪幾個部分
加州什麼梗
『伍』 加利福尼亞州的州法院系統。根據下圖總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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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加州法院怎麼有權利制止美總統法令
美國法院系統分為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律師是向美國加州的聯邦法院起訴的，而不是向美國加州的州法院起訴的，根據美國法律，州的聯邦法院是有權發布禁令，禁止美國總統的法令，這是完全符合美國法律體系的。
『柒』 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是什麼
一、管轄權
在歐洲大陸法國家和那些以大陸法為法律模式的國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國家和多數非洲國家，法院審判案件的權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兩方面：事物管轄和地域管轄。前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被授權審理那類案件的法院，後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與案件當事人、事實經過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聯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同時具備以上兩方面，則該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
英美法系關於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概念與大陸法系的管轄權（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細微的不同。我們的管轄權也包括事物和地域兩種因素。一個糾紛必須訴諸於有事物管轄權的法院，即案件必須屬於法院被授權審理的案件的一種。然而，除此之外，對雙方當事人法院還必須有對人管轄權（如果是對人訴訟）或對物管轄權（如果是對物訴訟）。管轄權中的地域因素體現在對人管轄權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對一方當事人行使對人管轄權之前，該當事人必須與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權領土有一定的聯系。
州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幾乎沒有什麼問題，而聯邦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卻是有限的。聯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數特別種類的案件，如基於聯邦法律產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一州公民與外國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然而，州法院卻可以受理除少數專門由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種類的案件。就事物管轄權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薩斯州，一般初審法院都可以受理一個日本公民和另一個日本公民之間因合同違約所產生的糾紛案件，盡管合同的簽訂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這樣一個案件中要想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法院，對人管轄權是限製法院權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與大陸法系國家著重考慮對案件的管轄權不同，我們所考慮的主要是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如果一個被告自願接受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則不需要在他與訴訟法院之間有地域上的聯系。但如果對管轄權有異議，則原告必須選擇一個與被告有適當聯系的法院起訴，只有該法院才能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假設一個被告在一個主權領土范圍內有自己的家，而該地的法院正在尋求對其行使管轄權，則這個家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允許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合適連結點。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並不是唯一的連結點。
在歷史上，英美普通法認為，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主要是法院司法強制力的一個功能。如果一個法院能拘捕某個人，則此人隸屬於該法院的管轄權。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訴訟確實是從對被告的人身拘捕開始的，被告被關押直到案件審畢。後來，實際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徵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對待被起訴的刑事罪犯一樣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過傳票傳喚被告。傳票表明，如果必要時，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個對管轄權持有異議的非當地居民，當他出現在法院轄區，並被以合法的程序傳喚時，其也可能隸屬於該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因此，被告與法院之間的適當聯系包括三種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轄區，被告放棄管轄權異議；被告出現在法院轄區。這些在過去被認為，現在也仍然被認為是確定對人管轄權的傳統基礎。在著名的Pennoyer訴Neff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這三種傳統的基礎是憲法所允許的僅有的基礎。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確定對人管轄權的這些傳統基礎是憲法性概念「正當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相應地，Pennoyer訴Neff一案確立了這樣一個規則，即州法院不能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除非該被告自願接受管轄，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該州，或當其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
該案嚴格限制了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權力，即一個法院不能隨意行使管轄權，除非當被告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然而，普通法認可一種可以規避這種限制的途徑，如果被告在該州有財產。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雖然是對人訴訟所要求的，但在對物訴訟中卻無此要求。對本轄區內的財產，法院可以決定其所有權歸屬而無需享有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財產位於該州是法院對該財產享有管轄權（通常被稱為「對物管轄權」）的充足根據。
對物訴訟是指決定財產利益歸屬的訴訟。請求被告給付金錢的訴訟或要求被告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訴訟是對人訴訟。然而，普通法發展了一種理論，該理論允許原告把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當作對物訴訟來起訴。如果原告關於金錢賠償的請求是有效的，則原告對屬於被告的財產享有潛在的利益。如果原告勝訴，而被告卻沒有執行該判決，則原告可以變賣被告的財產以執行判決。另外，關於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也可能被當成這樣一種對物訴訟，即在該訴訟中，原告針對被告的某種特定財產提出訴訟請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個被告享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的地區起訴，即使被告不隸屬於該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此種意義上的「財產」也包括被告的債權。法院只要能夠對被告的債務人行使對人管轄權，就可以對由該債權所代表的財產行使對物管轄權。獲得這種被稱為「准對物訴訟」的機會為規避Pennoyer訴Neff一案所確立的對人管轄權的嚴格條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徑。這種准對物訴訟的判決的效力只是給予原告變賣被告某種特定的財產以滿足自己訴訟請求的權利，判決的執行不能針對被告的其他財產。
二、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的缺陷
這種依靠法院的實際支配權力去執行判決的管轄權理論的缺陷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變得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對法人的管轄權。法人是沒有自然屬性的，它只是一種觀念，但法人可以擁有財產。因此根據「准對物訴訟」理論，在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中，任何法人財產所在地的法院都將對法人財產享有對物管轄權。但是在對人訴訟中，如何確定對一個持異議的非當地法人的對人管轄權呢？如何認定一個法人在某法院轄區出現過呢？美國立法者們的回答是，如其現在常做的一樣，求助於法律的擬制。如果法人的一個機構在該州經營著其公司的業務，則表明該法人出現在該州。因此，一個法人在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時，就隸屬於訴訟所在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放棄管轄權異議；在該法院所在州注冊登記；在該州「經營業務」。但此種意義上的「經營業務」從來也沒有被明確地定義過，於是，涉及「經營業務」意思的判決已經有成千上萬。
另一方面，汽車的發明使該種理論的缺陷更加明顯。汽車能使人們很容易地從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車是危險的交通工具以及許多訴訟的起因。汽車增加了這種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捲入到另一州的損害賠償訴訟之中的可能。駕駛汽車進入乙州並在那裡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導致的訴訟案件中保護自己的利益，證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證。但是按照「權力支配」理論，除非在離開乙州之前被合法傳喚，一個持異議的甲州居民是不隸屬於乙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的。問題的解決再次運用了法律的擬制。州立法機關制定了一些法規規定，任何人一旦在該州的道路上駕駛車輛，就意味著同意接受該州法院對任何由此行為引起的訴訟案件的管轄權。這種擬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訴Neff一案以及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同時，最高法院也堅持認為，這種「非居民駕駛者的法規」在Hess訴Pawloski一案中是合憲的。
當一種法律體系必須求助於某種法律擬制，去調和常識性的結論與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論之間的關系時，那麼這種法律理論一定存在某種問題。在1945年對「國際鞋業」訴華盛頓州一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最終改革了對人管轄權的理論基礎。
三、最起碼的聯系和基本的公正
「國際鞋業」一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設立在密蘇里州的公司能否在華盛頓州被起訴？該公司認為，其在華盛頓州的機構的行為並不構成「經營業務」，因此該公司沒有出現在華盛頓州。在反駁此種辯解時，最高法院給予「正當法律程序」在對人管轄權問題上的含義一個全新的描述：
「在歷史上，法院在對人訴訟中的管轄權產生於其對被告人身的實際支配權力，因此被告出現在法院所管轄的地域內是被告受法院判決拘束的前提條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傳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僅是，如果被告沒有出現在法院的轄區，法院要想使其服從對人訴訟的判決，則被告與法院之間應有某種最起碼的聯系。因此，該案件的審判就不會與傳統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觸。」
伴隨此種新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標准，最高法院認為，符合法律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數量和種類取決於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在「國際鞋業」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沒有作此種區別，除非州法規把管轄許可權制於案件的起因產生在該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駕駛者」法規。如果被告出現在該州或住在該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訴，無論案件與該州是否有聯系。但是在有法人參加的訴訟中，「國際鞋業」認為：「出現」只是一種擬制，被告必須與該州有某種聯系。如果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該種聯系，則即使是單一的孤立的聯系也足以使被告隸屬於該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如果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和實質性的，則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訴，無論該案由產生於何處。
究竟什麼樣的單一的或孤立的行為能滿足合憲的最起碼的聯系的要求，從而支持產生於這種聯系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特別管轄權」）呢？究竟什麼樣的系統的連續的行為是充分的實質性的，以致能夠支持與該種行為無關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一般管轄權」）呢？最高法院在「國際鞋業」一案中指出，答案取決於「與正當法律程序所要保證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關的行為的性質和質量。」這被理解為「利益平衡」。與如果案件不能在那裡被起訴原告所將面臨的困難相比，被告在一個被選定的法院應訴究竟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呢？在允許案件在原告所選定的法院繼續審理是否公正與合理的問題上，訴訟的方便是要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而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文所關心的正是公正與合理。
正當法律程序的新標准起源於「國際鞋業」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與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種聯系。如果沒有，則管轄權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確實與法院所在州有某種聯系，則仍須查明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如果是，則要進一步查明被判決所影響的利益是否允許這種管轄權。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轄權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則該法院可繼續其對案件的審理；如果管轄權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則法院應撤銷該案件。
如果訴訟的起因並不產生於被告與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則需要確定是否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實質性的，以致於能夠使被告在缺乏與訴訟的起因相關的聯系時，在該法院應訴是公正和合理的。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種依賴於利益平衡的法律標准似乎顯得有些不可預測。不同的法官對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不同的法官對同樣的案件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是對產生於「國際鞋業」一案的管轄權的分析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四、州法院管轄權的擴大：長距離法規
「國際鞋業」一案的判決為擴大州法院的管轄權開辟了一條道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開始適用一些法規，允許其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訴訟管轄權，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對被告進行了合法的傳喚。這些法規被稱為「長距離法規。」其中一些專門用於識別某種可能導致被告隸屬於「長距離管轄權」的行為，而另一些則廣泛宣稱，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與憲法相一致的基礎上對被告行使管轄權。
五、故意獲得和商業流通理論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訴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個關於土地標記的判決。該案宣布了對「國際鞋業」一案規則的一條限制。即使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被告與該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即使該法院是一個便利案件審判的法院，該法院也不能對被告行使管轄權，除非引起訴訟的聯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為的結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質的一點是，被告是有意地為某種行為，以取得在訴訟所在州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進而得到該州法律上的利益與保護。」
這種「故意獲得」要求，給各州法院試圖對產品質量責任案件中的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長距離」管轄權造成了障礙。缺陷產品在一州的出現常常不是產品製造商自身行為的直接結果，而是一些批發商或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但是州法院發展了一種理論，以允許對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管轄權，而置「故意獲得」要求於不顧。如果製造商有意將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清楚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在訴訟所在州銷售和使用，則該行為等同於將產品直接投入該州，盡管產品在該州的實際出現是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製造商有意使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而訴訟的起因產生於此，則該製造商應該服從該州法院的管轄權。
這種「商業流通」觀點導致這樣一個結論，即Hanson案件中「故意獲得」要求的真實含義是，被告應能預見其引起訴訟的行為可能在訴訟所在州產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援引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以允許法院對一個自身行為遠離訴訟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轄權。《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三十七節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實施的行為在該州產生了某種效果，而訴訟的起因又產生於該效果，則該州有權對其行使管轄權，除非這種效果的性質和此人與該州關系的性質使該管轄權變得不合理。」但是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對「故意獲得」要求而言，被證明是過於寬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訴Woodson一案是幾個住在亞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馬州起訴的一起產品質量責任案件。原告從紐約州的零售商那裡購買了一輛「奧迪」牌汽車。當原告駕駛該汽車從紐約經俄克拉荷馬駛向其在亞利桑那州的新家時，奧迪車後部被另一輛車撞壞並起火，幾個原告嚴重受傷。於是他們對該車的製造商、進口商、東海岸地區的分銷商和零售商一並提出了起訴，訴稱損害是由設計上的疏忽造成的。製造商和進口商都沒有對俄克拉荷馬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分銷商和零售商卻不同。
俄克拉荷馬州的法院堅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銷商應隸屬於其管轄權，因為法院認定他們能夠預見在紐約州售出的汽車在俄克拉荷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駁回了該判決。最高法院拒絕接受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但並不反對「商業流通」理論：「對正當法律程序的分析至關重要的這種可預見性，不僅僅是某產品將出現在訴訟所在州的可能，更應當是被告的行為及被告與訴訟所在州的聯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預測到他將在那裡捲入訴訟。如果製造商或分銷商的產品銷售不是一個簡單的孤立的現象，而是其直接或間接使其產品進入其他州市場的努力的結果，則使其服從於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轄權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該缺陷產品是導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傷害的原因。」
在針對產品製造商提起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可預見性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產品在訴訟所在州使用的可預見性卻不足以准許在該地對零售商起訴。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屬產業訴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業流通」理論。該案件產生於加尼福利亞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輛行駛中的摩托車的一隻輪胎爆炸，其駕駛者被嚴重炸傷，他的妻子（當時也在摩托車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車的製造商和摩托車輪胎的製造商（一家台灣公司）提起了訴訟，而這家台灣公司卻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輪胎活門的製造商）為被告，並辯稱：如果輪胎有缺陷，其原因在於輪胎所使用的活門有缺陷；如果台灣公司負有賠償責任，則日本公司有義務賠償台灣公司。雖然原告沒有向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訴，但台灣公司的損害賠償請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張法院缺乏對人管轄權，應撤銷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鑒於「商業流通」理論，管轄權成立。法院認為，該日本公司對其在亞洲賣給台灣公司的相當一部分活門可能被組裝到輪胎上並在美國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駁回了該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認為，即使該日本公司有意建立與加州的聯系，並因此引發訴訟，但利益平衡規則使要求該公司到加州應訴顯得很不公平，其與台灣公司的關系完全建立在亞洲，審理他們之間的爭議案件與加州的利益毫無關系。即使台灣公司勝訴，該判決在美國也難以得到執行，同時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認並執行該判決。因此無論是要求該日本公司到加州應訴，還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該訴訟中充當陪審員，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認為，該日本公司與加州的聯系並非其「故意獲得」行為的結果。該公司把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知道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被組裝到摩托車上並被在加州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還應當有其他屬於被告的並能表明其有意使產品進入加州市場的行為，例如廣告。可見O』Connor法官對「商業流通」理論基本持反對態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確認了「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贊同以上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因此，Asahi一案的判決給「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種疑問。在後來的案件中，一些法院採用了O』Connor法官的觀點；而另一些法院則站在Brennan法官一邊，後者可能更多一些。畢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業流通」理論，當作一種在針對可預見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製造商提起的訴訟中，能夠滿足「故意獲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也從來沒有對此表示過異議。
六、舉證責任和公正
我們已經知道，對人管轄權的合憲性的現代分析，要求法院去發現被告與訴訟所在州之間有意建立的聯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牽涉到的各方利益，從而確定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對被告行使管轄權是否公正與合理。問題在於：誰應承擔這種公正問題的舉證責任？原告還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對Burger King公司訴Budzewicz一案作出判決之前，通常認為原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因為是原告的起訴導致了法院對案件的管轄。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卻要求被告一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與訴訟所在州之間的最起碼聯系的事實被確定，這些聯系在參照其他因素的同時，就可以被用來考慮並決定對人管轄權的維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獲得該案的管轄權，被告就必須舉出強有說服力的判例，以證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訴訟所在州的管轄權變得不合理。」簡言之，如果原告能夠證明被告已經有意與某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案件的起因又產生於該聯系，則向法院證明其管轄權的行使並不公正的責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擔。
七、傳統依據的生命力
自從「國際鞋業」案判決以來，有一點已經十分清楚，即認為被告在一州的出現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必要條件的傳統管轄權理論的相當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夠對並未被發現出現在該州的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而又不違背憲法。
然而，傳統理論也堅持，一個人在訴訟所在州的出現是該州法院對其行使管轄權的充分根據。這在過去是對的，甚至於就我們現在的「一般管轄權」而言，也是正確的。傳統理論的這一觀點延續下來了嗎？許多律師、法官和學者認為沒有。如果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檢驗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國際鞋業」一案和以其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樣，那麼我們將很難發現，在沒有其他聯系的情況下，僅僅由於被告在某州的短暫的逗留就要求其服從管轄在該州應訴的公正何在。在「國際鞋業」案之後，很多人認為，即使被告在該州逗留期間被合法傳喚過，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確定要求被告在該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應訴是否公正。在Shaffer訴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國際鞋業」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適用於被告在一州的財產被作為准對物訴訟的基礎的案件。在該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對所有州法院管轄權的維持，必須依照在『國際鞋業』案和其同類案件中所確定的標准進行評價。」
在Burnham訴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這一問題，即僅僅到過某州是否構成一般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如在Asahi案件中一樣，最高法院又沒能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
其中四名法官認為，在某州的出現仍然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對他們而言，「國際鞋業」一案僅適用於沒有到過訴訟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認為，「國際鞋業」案的利益分析應當適用於該案，但建議在通常情況下，被告出現在某州足以構成管轄權。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絕接受任何一方的觀點。於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樣，在沒有其他更多聯系的情況下，關於被告的臨時逗留是否構成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的問題，留給我們的仍是平分秋色的兩種意見。
八、州法院對人管轄權的憲法性限制的總結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同意接受管轄權或對管轄權不持異議的被告行使管轄權。參加訴訟而沒有對管轄權提出異議即構成不持異議。
一個法院能夠對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個人行使管轄權。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轄權的充分連結點（訴訟請求與本州沒有關系時）。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與本州有某種聯系、在本州「經營業務」的法人行使管轄權。「經營業務」是否構成一般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取決於法人的業務行為是不是連續的、系統的和實質性的，以致能夠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應訴是公正的。
一個法院也可以對某個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別管轄權，如果該個人或法人有意地與該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訴訟的起因正是產生於該聯系，除非被告通過對所牽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夠證明該管轄權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針對製造商提出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有意的聯系可以通過「商業流通」理論建立，除那些適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觀點的法院外。
一個法院可能不會對在本州屬於被告的與訴訟請求無關的財產行使准對物訴訟管轄權，除非被告與該州之間存在能夠支持對人訴訟管轄權的聯系。
一個法院很可能能夠對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過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轄權。
『捌』 美國加州最美的旅遊景點有哪些
著名景點
舊金山金門大橋、好萊塢
『玖』 美國最高法院到底是法官投票決定判決還是陪審團決定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12:04 南方周末
作者:曦古
陪審團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嫌犯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國法律規定，每個成年美國公民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但是不滿21歲、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曉英語及聽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沒有資格充當陪審員。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只要是案發地法院的管區之內，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美國公民，都可以當陪審員，但實際上並非那麼簡單。
首先是與案子有關的人員，包括與原告或被告有關聯的人不得入選。初選陪審團時，法官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審團能夠真正代表最普遍意義上的人民，他的選擇會從選舉站的投票名單或者電話號碼本上隨機選擇。曾經轟動一時的辛普森一案，陪審團的初選共選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選人，這是因為初選之後，還有一次嚴格的篩選，主要是剔除一些由於環境和經歷所造成的有心理傾向的候選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斷。
除了法官的審查，陪審員候選人還要接受辯方律師和檢方的審查，他們對陪審員候選人都有否決權。另外，雙方的律師團都只有否決權，任何一名入選的陪審員都必須同時得到雙方的認可。
最終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審員和12名候補陪審員。自始至終，候補陪審員是和正式的陪審員一起參加法庭的審理活動的。每當一名陪審員因故離開，就有一名候補的頂上。一旦候補的全部頂完，再有人必須退出的話，審判就可能由於陪審團的人數不足而宣告失敗，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一般的案子，陪審員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轟動，就必須隔離他們。這樣，他們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許呈堂的證據，在判斷時不會受到新聞界的推測和不合法證據的影響。自從陪審員宣誓就任之後，他們所能知道的信息遠遠少於一般的公眾。他們被允許知道的東西只限於法官判定可以讓他們聽到和看到的東西。陪審員不可以看報紙，不可以看電視新聞，所以那些庭外發生的事情，比如辯護律師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被害者家屬的聲明等等，他們都一無所知。
陪審員在這一段時間里，上食品店買吃的，都有法警跟著，以保證他們不與外界接觸。在整個案子結束並移交給他們決定之前，陪審員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討論案情。總之，一切都為了使他們不受到各界的情緒和非證據的影響，以維持公正的判決。可以說，在這一段時間里，陪審員的自由度比該案的嫌疑犯還要小。
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爭議也很多。它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陪審員隨機抽樣，來的人五花八門，人種膚色各異，有業無業不論，知識文化不論。在美國，最強大的就是法律隊伍了，為什麼偏偏要找一幫「外行」來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在美國，所有理解贊同這個制度的人，從來不認為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罷了。這正像美國人有時候開玩笑的說法：如果你不把陪審團制度和其它國家的制度相比的話，它真是糟透了。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就認為，陪審團制度在維護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選舉權還要重要。
固然，陪審團制度是有明顯的弱點，所有的「法治」都會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審理、最終的判定，都有「人」的參與。陪審團制度設計立論認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瞭然的話，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斷。美國人之所以堅持用陪審團制度，就是因為陪審員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縱控制的。
陪審員獨立於政府之外，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之外。他們的判斷，就是一般民眾放在法律對陪審團的規定之下都會做出的判斷。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法庭為他們保密，使他們沒有心理負擔。他們只要自己不想出頭露面，可以永遠不被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當然，這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這個社會是自由的，普通民眾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拾』 美國加州法院民事訴訟能否適用聯邦法律判案
一般情況下，如跨州發生的案件，則適用聯邦法律，如本周內部，則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