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判邏輯

A. 法院可以作為判案依據的法律形式有哪些

法院可以作為判案依據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法律及法律解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或者單行條例、司法解釋。其它的規范性文件，根據審理案件的需要，經審查認定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為裁判說理的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
為進一步規范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工作，提高裁判質量，確保司法統一，維護法律權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等法律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應當依法引用相關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作為裁判依據。引用時應當准確完整寫明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稱、條款序號，需要引用具體條文的，應當整條引用。
第二條 並列引用多個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順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或者單行條例、司法解釋。同時引用兩部以上法律的，應當先引用基本法律，後引用其他法律。引用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先引用實體法，後引用程序法。
第三條 刑事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判文書引用規范性法律文件，同時適用本規定第四條規定。
第四條 民事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直接引用。
第五條 行政裁判文書應當引用法律、法律解釋、行政法規或者司法解釋。對於應當適用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公布的行政法規解釋或者行政規章，可以直接引用。
第六條 對於本規定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規定之外的規范性文件，根據審理案件的需要，經審查認定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為裁判說理的依據。
第七條 人民法院製作裁判文書確需引用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之間存在沖突，根據立法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無法選擇適用的，應當依法提請有決定權的機關做出裁決，不得自行在裁判文書中認定相關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
第八條 本院以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准。

B. 法院當如何裁判

法院裁判，依據的是案件的事實和法律的具體規定。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法院判案的基本要求。
例如《民訴法》就明文規定：
第七條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C. 裁定、裁決、裁判、判決幾者如何區別

從法律上講：

裁定和判決屬於訴訟法的范疇。

判決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完結之時，依據事實和法律對案件作出的權威性判定。
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對審判和執行程序中的問題以及個別實體問題作出的權威性判定。

兩者主要不同在於判決重於處理實體問題，而裁定重於處理程序問題。

裁決則主要是一個行政法的概念，是指行政主體根據法律的授權，對平等主體之間特定的民事糾紛居間進行載斷的行為。

裁決與法院的判決、裁定有明顯不同，比如權力 主體不同，權力來源不同，適用范圍不同，適用程序不同，最後的效力不同等等。

至於裁判，似乎並不是一個文件的稱謂。
如裁判文書，包括了判決、裁定和決定。

D. 邏輯思維是否屬於人民法院進行民商事案件裁判的思維

必須啊，法律內外部證成與三段論推理都是屬於邏輯思維中的一種。任何需要決策的事項都離不開羅輯思維啊。

E. 司法工作中為什麼要遵循邏輯思維的基本規律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同一律——同一個思維過程中，每一思想與其自版身是同一的；既「A就是A」；
矛盾權律——同一思維過程中，兩個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既「非（既A又非A）」
排中律——同一個思維過程中，兩個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即「要麼A要麼非A」；

F. 法律上的裁判,裁定,判決和決定,各有什麼不同

從法律上講：

裁定和判決屬於訴訟法的范疇。

判決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完結之時，依據事實和法律對案件作出的權威性判定。
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對審判和執行程序中的問題以及個別實體問題作出的權威性判定。

兩者主要不同在於判決重於處理實體問題，而裁定重於處理程序問題。

裁決則主要是一個行政法的概念，是指行政主體根據法律的授權，對平等主體之間特定的民事糾紛居間進行載斷的行為。

裁決與法院的判決、裁定有明顯不同，比如權力 主體不同，權力來源不同，適用范圍不同，適用程序不同，最後的效力不同等等。

至於裁判，似乎並不是一個文件的稱謂。
如裁判文書，包括了判決、裁定和決定。
回答者：福州吳律師 - 秀才 二級 5-18 02:15

G. 法院判決無證據羅輯推理可信嗎

不可信，沒有證據就絕對不行
滿意請採納

H. 舉例說明法官是如何構建自己的大小前提和裁判邏輯的

在法米電米受米惠米聯少多少a米量米惠米聯米受米fe聯b量惠曉e多b受惠e曉受曉曉曉曉曉電米曉米曉曉聯律人之中，法官和律師扮演著兩種不同的角色。法官是代表著國家審判機關，行使的是國家的公權力，進行裁判定奪案件，維護法律的尊嚴，捍衛國家的政權，保持當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律師代表的是當事人的根本利益，他的職責是協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兩者的身份地位、權利義務是不相同的，在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事業的進程中發揮著各自的效用，正確處理法官與律師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它關繫到司法審判的權威性，以及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司法公信力和案件的公平公正，所以我們應慎之又慎，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使之發揮最大的司法效用。
一、兩者的權利、義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可知，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法官的職責是依據法律和事實，定紛止爭，化解矛盾糾紛，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和法律的尊嚴，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但法官的義務是在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基礎上，維護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法官的一切行為都應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否則就是違法，要受到法律的追究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可知，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律師的職責是在當事人授權范圍內，行使岱理權、辯護權、以及調查取證的權力，他的一切行為都是在授權范圍內，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岱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律師的義務是協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實，依法行使自己的岱理許可權和辯護許可權，維護自己岱理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尊嚴。 由上可知，法官與律師在職責、義務方面是有區別的，法官是直接依據憲法、法律行使自己的審判權，處於居中裁判者的地位，維護的是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的是法律的尊嚴，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律師是依據當事人的委託授權，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協助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維護自己所代表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平與正義。
二、 二者的關系。
法官與律師是維系司法公正和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的重要角色，兩者的關系不是隔絕、緊張、對立、防範，而是互相協作，理解和包容、相互交流。法官和律師雖在法律活動中扮演不同角色，但同為法律人，應在各自實踐中同守一條底線，共擔一份責任，實現良性互動。為此，應在完善制度、倡導誠信、夾強溝通、互相監督等方面作出細致努力。英國著名思想家培根說過：法官與律師的關系不可太密，否則就難免有不公正的嫌疑。但兩者的關系不是隔閡，而是理解；不是緊張，而是交涉；不是對抗，而是包容；不是防範，而是交流。法官和律師雖在法律活動中扮演不同角色，但同為法律人，應在各自實踐中同守一條底線，共擔一份責任，實現良性互動。
完善制度是構建法官和律師良性互動關系的前提。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律師的執業保障制度、司法獨立制度，這是理順法官和律師之間的關系的前提。首先要從司法體制上確立律師應有之地位和權利，保障律師意見的充分表達與被聽取。其次要切實依法保障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改革法院目前的財政撥款體制，取消法院行政級別，防止司法行政化，等等。
倡導誠信是構建法官和律師良性互動關系的基礎。法官和律師不是天生的親家，也不是天生的冤家，而是同為法律人的本家。管子曰：誠信，天下之結也。意思是說，誠實和信用是聯結天下所有人的紐帶。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提出，要緊緊依靠學術界和律師界攜手建設司法，因為如果建設司法不靠學術界和律師界的貢獻，律師和法院對立，法律根本不可能健全。 夾強溝通是構建法官和律師良性互動關系的渠道。建議藉助法官協會與律師協會，積極搭建平台，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比如相互協助開展法官、律師評議活動，相互通報違法違紀查處情況，開發利用法學教育資源，互派專家開展培馴、研討活動，探討研究共同關心的法律理論與司法實踐，提高法官和律師的業務能力，舉辦有關聯誼活動，以此不斷增進法官和律師之間的溝通交流，實現工作互聯、資源共享、載體互融。
互相監督是構建法官和律師良性互動關系的保證。隨著法治進程的逐步推進，在未來司法體系中，律師不僅是不可替代的參與者和游戲規則的議定者，還是司法主體的人才和智慧來源，更是司法公信力的職業監督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發的《關於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律師對於法官有違反本規定行為的，可以自行或者通過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向有關人民法院反映情況，或者署名舉報，提出追究違紀法官黨紀、政紀或者法律責任的意見。反之，法官同樣可以將發現律師的問題反映到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進一步完善這一規定，使之更具體、便捷、可操作，力求把拓寬監督渠道、夾強制約的力度落到實處。
三、法官和律師應保持一定的距離。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科學水平的不斷提高，互聯網已成為當今信息傳遞的重要平台，法官與律師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為被炒作的對象，特別是法官的言行舉止，代表了法院的形象，我們的使命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在新時期的新要求、新期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百姓對我們的期盼是很高的，正如最高院院長周強同志在全國法官紀律作風電視會議上所講的：我們要讓老百姓在每一個案件當中都感受到公平公正。我們在辦案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能在辦案當中給當事人合理懷疑的空間，我們與律師距離太近，或者過度接近的，就會給當事人懷疑的空間，即使我們之間是正常的工作需求，我們與律師之間的合作應是公開、透明的，要經得起群眾的眼睛的考驗，司法公信力需要我們法官與律師共同維護，要擺正各自在工作中的位置，共同維護法律的實施，共同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公平與正義。
總之，正確處理好法官與律師的關系，是構建法治社會的需求，我們要依法治國，沒有法官與律師的良性互動是不行的，夾強兩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法制事業的健康有序發展，共同推動社會的繁榮穩定與和諧，為著我們偉大中國的復興之夢，各自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這是社會之福，也是人類之福，我們的中國夢一定會早日實現。

I. 法院能不能邏輯推理判刑

刑事案件法院會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判決，堅持罪刑法定。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條 【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J. 法律中的裁判規范是什麼意思

民法規范主要是一種裁判規范。事實上，民法乃是解決私人之間沖突的規則，在私人之間出現糾紛和沖突的時候，司法機關適用已經公布的民法規范居中裁判，解決糾紛和沖突。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當事人之間沒有出現糾紛和沖突，那麼只要沒有違背法律的強行性規范，他們之間是否遵循民法規范是無所謂的。只是在當事人之間出現糾紛和沖突無法自行化解而需尋求公權力救濟裁判的時候，民法規范才凸現出來。

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

如果將民法規范界定為主要是一種行為規范便會誇大這種行為指引作用，一方面，並不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民法條文都能在事實上知曉並依據這些條文去行動；另一方面，法律規范也不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唯一遵循的規范，法律只是諸多社會規范中的一種。

當然，將民法規范界定為主要是一種裁判規范而不是行為規范，與美國法學家富勒所總結的法律的八種內在道德之一的「頒布」並不矛盾。因為頒布是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而將民法規范界定為裁判規范強調的是其功能。

在將民法規范界定為主要是一種裁判規范的情況下，那種過分指責民事立法中有較多的抽象概念的做法就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拋開這一點不說，如果我們真的將民法中的抽象概念都簡單化和所謂「平民化」，

是否真的有利於大眾的理解也是有疑問的，因為規則及其用語本身就是抽象化的產物。事實上，我們反對的是那種刻意的修飾和抽象，但是不是反對抽象本身。

(10)法院裁判邏輯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中裁判的一般規則

現代訴訟制度拋棄了神明裁判主義而遵行證據裁判原則(或稱證據裁判主義)，即運用人證、物證等證據來證明和認定案件事實。本文以民事訴訟為研究視閾，首先闡釋證據裁判原則的規范意義，在此基礎上探討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對象及相應的證據調查程序，最後討論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

證據裁判原則的規范意義

(一)我國有關證據裁判原則的法律規定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縱未直接規定「證據裁判原則」，實際上也要求當事人和法官應當根據證據來證明或認定案件事實。

比如，《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第63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並且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第64條);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否則為再審的理由(第66條、第179條);

「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為再審的理由(第179條和第187條)等。

我國相關司法解釋中也有規定「證據裁判原則」的，比如《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33號)第63條規定：

「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裁判。」《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2]21號)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應當以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

證據裁判原則適用對象與證據調查程序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對象就是證明對象(或稱待證事實、要證事實、證明客體、證明標的等)。作為法院裁判依據的事實，可稱為裁判事實，其中有需要證據來證明的(即證明對象)，有無需證據證明的(即免證事實)。

證明對象包括實體事實和程序事實，實體事實又包括爭訟案件的實體事實和非訟案件的實體事實。構成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

①必須具有法律意義，即能夠引起某項法律權利義務或法律效果發生、妨礙、阻卻或消滅的事實;

②有必要利用證據加以證明，即真實性尚未確定或者當事人之間存在合理爭議的事實。

不同的案件事實所適用的證據調查程序或者訴訟證明程序也相應不同。訴訟證明程序大體包括提供及交換證據、當事人質證與辯論、法官判斷證據與認定事實。

其中，調查證據資格之有無和證明力之大小的程序，即當事人質證和法官判斷證據，可稱為證據調查程序。通常情況下，爭訟案件的實體事實應當採用「嚴格證明」，而非訟案件的實體事實和程序事實採用「自由證明」即可。

(一)爭訟案件的實體事實與證據調查程序

民事爭訟案件的實體事實首先指的是要件事實，又稱直接事實、(實體法)規范構成要件事實、主要事實，是直接導致某項民事權利義務或民事法律效果發生、妨礙、阻卻或消滅的事實，

可被劃分為權利發生事實、權利妨礙事實、權利阻卻事實和權利消滅事實(此處的「權利」既可指財產權和人身權，又可指請求權、支配權和形成權)。

要件事實或直接事實包括兩類：

①民事法律事實，比如合法繼承(取得所有權)、簽訂合同(形成合同關系)和依法離婚(解除婚姻關系);

②民事糾紛事實，比如侵權事實和違約事實。這兩類事實中，前者是基礎和前提，但是，若無後者則無訴的利益，就不能請求訴訟救濟，也不能申請仲裁。

從民事權利主體或者原告的角度來說，民事法律事實的發生使其獲得民事實質權(所有權等財產權、名譽權等人身權)，民事糾紛事實的發生意味著民事實質權受到侵害或發生爭議從而產生民事救濟權(包括物上請求權等實體救濟權、民事訴權和申請仲裁權等)。

可見，權利發生事實包括產生民事實質權的法律事實和產生民事救濟權的糾紛事實，均構成訴的原因或訴的原因事實，原告起訴的則應主張此類事實來支持其權利主張或訴訟請求。

權利阻卻事實(如消滅時效屆滿、同時履行抗辯、先訴抗辯等)阻卻某項民事權利行使。權利妨礙事實(如合同不成立、免責事由等)妨礙某項民事權利發生。權利消滅事實(如物的滅失、

債務履行、抵銷、合同解除等)使既存的民事權利消滅。這三類事實是被告用來直接推翻原告權利主張和訴訟請求的「抗辯事實」。對於被告的抗辯，原告也可再抗辯，比如被告提出消滅時效的抗辯，原告可以提出消滅時效中斷的抗辯。

民事爭訟案件的實體事實還包括間接事實，即不能直接導致某項民事權利義務或民事法律效果發生、妨礙、阻卻或消滅的事實，可用來推導或證明「直接事實」是否存在的事實。對要件事實的證明，其途徑主要有：

①利用直接證據來證明;

②通過間接事實證明。在無直接證據「直接證明」直接事實或要件事實時，可以運用「間接證明」，即運用間接證據來證明間接事實，然後運用形成邏輯鏈的間接事實來推定或證明直接事實或要件事實。

所以，間接事實又被稱為證據性事實或邏輯上起證明作用的事實。間接事實在作為證明要件事實真實與否之證明手段的限度內，成為證明對象。

民事訴訟中的輔助事實(或稱補助事實)，主要是指有關證據能力有無和證明力大小的事實，即有關證據的可采性和可信性的事實，例如證據收集的違法事實(涉及證據能力有無)、證人與當事人是親屬的事實(涉及證明力大小)等。

一般認為，輔助事實多為訴訟法上的事項。但事實上，輔助事實與間接事實之間往往並無嚴格的界限。輔助事實是有關證據能力有無或證明力大小的事實，往往包含實體內容，並且當輔助事實直接關涉本案主要證據或惟一證據的可采性時，應當採取嚴格證明，須經雙方當事人質證和辯論。

民事爭訟案件的實體事實應當採用嚴格證明。嚴格證明是以慎重的程序來確認案件事實的真實性，即在合乎法治原則的程序中發現真實。所謂嚴格證明，是指應當利用法定的證據種類並且應當遵循法定的證明程序所進行的證明。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的規定，「法定的證據種類」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的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

嚴格證明與爭訟程序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民事爭訟程序解決的是民事爭訟案件(即民事之訴)，是指雙方當事人就具體的民事權益義務或民事責任及特定法律事實存有爭議的案件。實體爭議性或民事爭訟性在制度上體現為「對審主義」(即雙方審理原則)。

民事爭訟程序中，很少有排除適用對審主義的例外情形。但是，正如法諺所雲「任何原則均允許例外」，對審主義也存在法定的例外，比如缺席審判。

在我國，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出庭參加訴訟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雖然無法進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言詞質證和辯論，但是為了及時維護對方當事人權益和避免拖延訴訟，訴訟繼續進行。

(二)非訟案件的實體事實和程序事實與證據調查程序

通說認為，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均屬證明，在證明的程度上並無差異，即自由證明的證明標准並未降低。但是，與嚴格證明不同，自由證明無需運用法定的證據種類或者無需遵循法定的證明程序。具體說，自由證明不必遵循公開審理、直接言詞審理等原則;

不以運用法定的證據種類為必要，有時可以通過公告、支付令異議等方式確認案件事實(詳見下文)，但也不排斥運用法定的證據種類;

至於證據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及用何種方式調查往往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必遵循證據交換規則、雙方當事人質證程序和辯論程序。相對於嚴格證明來說，自由證明側重於證明的快捷性，旨在避免訴訟遲延。

再如，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78條規定「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的事實」為司法認知的事實，第279條至第280條規定了「自認」，第281條和第282條分別規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

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事訴訟法》第434條規定：「一、明顯事實無須陳述及證明;眾所周知之事實視為明顯事實。二、法院履行其職務時知悉之事實無須陳述;法院採納該等事實時，應將該等事實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公證法》(第36條)和司法解釋《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5條)、《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第9條、第13條、第74條、第76條)、

《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5條、第68條、第70條)等規定，眾所周知的事實、公證的事實、預決的事實、推定的事實、當事人訴訟上自認的事實等，無需當事人舉證證明。

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1998年)第334條規定：在法庭審理中，下列事實不必提出證據進行證明：

①為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

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並且未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事實;

③法律、法規的內容以及適用等屬於審判人員履行職務所應當知曉的事實;

④在法庭審理中不存在異議的程序事實;⑤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