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法官

①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② 什麼是法官員額制，沒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有何待遇

一、法官員額制：

所謂「法官員額制」是指法院、檢察院在編制內根據辦案數量、轄區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確定的法院的法官、檢察官的人員限額。員額一旦確定，在一定時期內不能改變，沒有缺額就不能遞補。

由於該項制度涉及面較廣，在社會各界引發不少爭議，其中一個相對突出的爭議點就是 「員額制」下法官人員減少，可能導致「案多人少」的狀況。針對這一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院、檢察院辦案的數量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真正存在著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檢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們國家大部分法院和檢察院中約有40%的法官、檢察官在非業務部門工作，而真正在一線辦案的人並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員數量減少後無法適應」的假象。如果通過員額制改革，把有效的、積極的辦案力量吸引到一線去，辦案效率相應就會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對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謝鵬程說：「這就意味著員額制將使司法的生產力得到解放。」

二、沒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員額制改革實施以來，法官隊伍存在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將無法入額是必須面對的現狀。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後，法官人數減至1100多人。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資格的人員62人，現選任主審法官29名，未入額法官33名，佔53.23%。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額18人，未入額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數的66.03%。

2、員額有餘地，轉崗有安排：

①關於法官員額制改革，要嚴格執行中央確定的法官員額比例和相關政策，不僅不能突破，在第一輪遴選時還要留有餘地，為優秀人才留下入額空間。

③ 「法官員額制註定失敗」是什麼意思

員額制改革，無疑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決定司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也是整個司改進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最高決策層不拿出反腐「打虎」的決心，以堅定科學審慎的態度率先擺平這只攔路虎，那麼，廣大司法人員剛剛被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參與意識和職業理想就將在短時間內湮滅，整個司法體系亦將陷入失去活力生機、充滿怨懟不滿的「暗黑時代」。

這恐怕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對員額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其實即意味著我們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臨的道路抉擇：是走行政司法的傳統老路，還是尋求民主司法的創新之徑？

當前最高決策層及社會各界對司法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法院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政機關，法官也不再等同於政府公務員，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權的本質、遵循司法的基本規律來進行。這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卻尖銳痛徹：那個存在於各級法院，經數十年行政化性思維及實踐浸淫形成的龐大的官僚化司法團隊，豈能僅通過簡單、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間即華麗地轉身，變身為從骨子裡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現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團隊？矛盾的現狀令決策者焦慮不安，洶涌的民意讓改革家血脈僨張，但真正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卻是：既要攻堅克難、脫胎換骨，亦當步步為營、漸次推進。

盡管司改試點工作才剛剛起步，盡管各試點地區法院對如何作為也諱莫如深，但強大的媒體輿論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舉措都昭然若揭，無法掩藏。從中，人們不難發現，此次司法體制改革，尤其是員額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備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輕的重大缺陷，為司改前景籠罩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首先，頂層設計中有關員額制改革的規劃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盡管中央對於員額制改革有著理想化的目標設定——讓真正稱職的法官入額辦案，並且，有著防範改革誤入歧途的原則要求——不能讓徒有法官職務的領導者法官自然入額，不能簡單粗暴地剝奪助理審判員們的辦案資格令其「就地卧倒」轉任法官助理，但這些顯然遠不足以防止在具體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出現游離目標之外，規避原則要求的變通之舉。因為改革方案的參與制定者和組織實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對象。3月17日，周強院長在全國法院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要敢於打破各種利益藩籬，不計個人得失，勇於向自身開刀，動自己的『乳酪』，敢啃硬骨頭，甘當『燃燈者』。」然而，「揮刀自宮」，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問題交給「問題」自己解決，那後者得有多麼無私的胸懷和敢於擔當的勇氣才行呢？

其次，司改試點的「一窩蜂」局面凸現了改革主導者和地方司法主官們的政治功利思想。顯而易見的是，本次司法體制改革的框架藍圖比以往歷次改革的設計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義的傳統思維束縛，突破了部分現行法律乃至憲法的立法紅線，甚至也突破了許多局內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對於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項，非經中央決策、全國人大立法授權不能付諸實施，並且，必須首先經過局部試點，待總結試點工作經驗教訓後才能在修憲立法的基礎上全面推開。然而，目前的司改試點卻不再局限於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中確定的六省市，儼然已經在全國鋪開，甚至有的高級法院表態將於近期在轄區法院全面推開，改革「於法有據」原則顯見已被束之高閣。可是，若全國都開展起「試點」工作，那還能稱之為試點嗎？

第三，避重就輕的員額制改革方案不啻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離的最後通牒。從幾個試點法院的員額制改革設想來看，院庭長、審委會委員以及審判員的入額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義地走走過場而已，而對於助理審判員們則在形式上的業績評價之外，又祭起了考試這一法寶。且不論這些做法是否科學合理公平，是否會寒了眾多一線業務法官們的心，是否深深地損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綜合部門工作的非業務法官們的權益，單與改革的初衷相比較，即已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遠矣。君不見，各地，尤其是發達地區年富力強法官們的辭職現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顯然並非科學司改所帶來的大浪淘沙式的適者生存效應，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構造的劣幣逐良幣困局。難道本輪司改果真將像一些圈內人調侃的那樣，一如既往，有疾而終嗎？

④ 司改過程中入員額法官都要求通過司法考試嗎

隨著司法考試改革會逐步要求法官都通過司法考試的，現在應該只有部分入職很早的法官專沒屬有通過司法考試。現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二）年滿二十三歲；
（三）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四）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
（五）身體健康；
（六）高等政法大學、高等學校法律系本科畢業法學學士學位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學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學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

⑤ 員額制改革對法官職業規范提出了什麼新的要求

員額制改革，無疑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決定司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也是整個司改進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最高決策層不拿出反腐「打虎」的決心，以堅定科學審慎的態度率先擺平這只攔路虎，那麼，廣大司法人員剛剛被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參與意識和職業理想就將在短時間內湮滅，整個司法體系亦將陷入失去活力生機、充滿怨懟不滿的「暗黑時代」。
這恐怕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對員額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其實即意味著我們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臨的道路抉擇：是走行政司法的傳統老路，還是尋求民主司法的創新之徑？
當前最高決策層及社會各界對司法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法院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政機關，法官也不再等同於政府公務員，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權的本質、遵循司法的基本規律來進行。這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卻尖銳痛徹：那個存在於各級法院，經數十年行政化性思維及實踐浸淫形成的龐大的官僚化司法團隊，豈能僅通過簡單、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間即華麗地轉身，變身為從骨子裡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現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團隊？矛盾的現狀令決策者焦慮不安，洶涌的民意讓改革家血脈僨張，但真正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卻是：既要攻堅克難、脫胎換骨，亦當步步為營、漸次推進。

⑥ 審判權的司法改革

自於當事人的申請，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如追索贍養費、撫養費和撫育費及附帶民事訴訟判決執行時，執行權才能以法院的職權而自動執行，審判權與執行權的程序啟動都與當事人的申請有關。
中國憲法第123、126條分別規定人民法院是國家審判機關、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兩國憲法分別使用了「司法權」和「審判權」的概念。從學理上講，「司法權」和「審判權」的含義是同一的。但從中國法的含義來看，司法權首先是審判權，同時它還包括「檢察權」；在美國法的含義中明確表明審判權就是司法權。主要的差異反映在對「司法權」的具體設置上。
關於「司法權」的內容問題。由於憲法上「獨立」的對象側重不同，因而在「司法權」內涵界定上亦有不同。美國憲法中的「聯邦司法權」實際上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憲法中規定的「司法管轄權」；第二是根據司法判例獲得的「司法審查權」。眾所周知，美國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淵自「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著名判決，指聯邦最高法院審查國會法令是否違反憲法的權力，盡管美國憲法中並未明確賦予聯邦法院這一權力，但這一權力卻成為美國政治制度中一項基本原則。然而美國聯邦法院在行使這項權力時十分謹慎，認為應「慎重考慮享有憲法權力的其它部門」，需要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力分配，包括法院的權力分配問題，從而對該項權力的行使實行自我限制政策。中國憲法規定中並沒有使用「司法權」概念而是使用「審判權」和「檢察權」概念。對司法權的適用范圍不規定在憲法中，而分別在專門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加以規定，同時對「法律」是否違憲的審查權賦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行使。這里的「法律」包括「法律」，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命令、決定，地方性法規、決議，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部委規章以及省、市地方政府規章。
中國改革：在中國執行權體制改革中，從執行權的特點出發，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縱向上，注重管理方法的創新和改革。在審判權和執行權分立過程中，執行權體制改革在執行管理體系、執行權運行、執行工作機構及執行方法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執行權行駛上，有學者將執行權的特點歸結為五個統一：統一部署、統一管理、統一調度、統一協調、統一指揮。在人事改革上，人民法院應對轄區內法院執行人員進行統一的監督和管理，在執行人員的任命和調度上，應得到上級法院的批准。在下級人民法院執行人員不稱職時，上級人民法院可以進行調整甚至免職，為執行權行駛指明了改革的方向。第二，在橫向上，加強執行官單獨序列的構建。在中國司法實踐的基礎上，法官職業化是社會分工專業化和精細化的要求，也是中國司法工作的發展方向，能夠兼顧公正與效率。從國外的司法實踐來看，執行官單獨序列的構建成為各國司法實踐的通例，以德國為例，執行權由各地初級法院負責，在各初級法院中，設置了專門的執行法庭，以執行法官來行使執行權。第三，推動執行警務化的實施。在司法實踐中，執行權的行使通常需要法警的配合才能完成。由於缺乏職責分工，法警的自由裁量度不高，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應推動執行警務化實施，將法警、書記員納入到執行隊伍中，提升執行的效率和威懾性。

⑦ 為什麼說法官員額制改革面臨失敗的危險

在當下司法體制的四項改革中，員額制改革成為改革的重點和難點。一些人質版疑、誤解與迷茫，將其說權成是「不符合中國國情」，面臨失敗與危險的改革。而在我看來，員額制改革是這場改革的牛鼻子，必改不可。

過去，在非分類管理的情況下，許多法官追求的是行政級別，而不是法官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許多幹警雖有法官頭銜，但不從事審判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雖擁有法官身份，卻被動地從事著非審判以外的調研、宣傳、管理工作，這種在其位不謀其政，徒有虛名、「無限擴大」的員額是違背司法規律的。

如果一個法院，什麼人都能獲得法官稱號，獲得法官稱號後就不審判，審判了，也不負責；如果從事審判工作，不是為了追求公平正義，而是為了追求當個科長、處長、庭長、院長等，改革就是必需的。

⑧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司法改革的內容

（1）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統一招錄、有序交流、逐級遴選機制，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職業保障制度。
（2）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機制，加強和規范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
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錄制並保留全程庭審資料。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強化監督制度。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
（3）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進一步規范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
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健全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和違法違規執業懲戒制度，加強職業道德建設，發揮律師在依法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⑨ 縣一級檢察官、法官司法改革才能得到

建議你到正式的檢察官吧問問，除非你是吸血鬼。此貼待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