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勇軍法院
❶ 明知去征方臘是充當炮灰，為何宋江還是聽命去了
明知去征方臘是充當炮灰，為何宋江還是聽命去了？北宋末年，一個名叫王倫的年輕人在富翁柴英的幫助下，帶著幾個部下來到洋山坡，成為這里的地蛇。王倫心裡很矛盾，想吸引有才能的書生來輔佐自己，害怕被搶走九寨溝的位置，隨後對跑到梁山的林沖、閔蓋懷有敵意。
林沖很早就看不到王倫的為人，一氣呵成，與王倫決裂，提出擁護協議的民粹為蔡州，逐漸發展了梁山博的實力。朝蓋重愛，曾經對救命恩人宋江相當重視，把他當成兄弟，宋江很快成為僅次於朝蓋的人物，吳勇等人逐漸向宋江這邊傾斜。
在趙封面中華殺之前，他留下遺言說，只要能抓住射殺他的兇手，就能成為梁山炮，但對宋江來說，這簡直是個笑話。趙死後，宋江自然坐到了老大的位置，並根據自己制定的規則進行集體行動，給108名英雄豪傑排名。
最後，在松江的內心深處，一直想進入朝鮮當官，這樣不僅可以享受榮耀和富貴，如果做錯了事，還可以在光宗耀祖甚至青史留名。因此，法院下達法令時，最高興的是松江。只是他善於偽裝，表面上沒有表露出來。其實心裡已經開花結果，與富貴相比，兄弟之情都是浮雲。
宋江想，有了這個資本，法院必然會給他加上爵士的官位，其他梁山英雄也可以混合官位半職，當人們不責怪他的時候，也謝謝他接受招募的行為。只是宋江想的太簡單了。招募後成為朝廷的炮灰，估計他的腸子都青了，但已經別無選擇。
❷ 踢球相撞,一方受傷,另一方應承擔責任嗎
你好，可以參考一下。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今年5月20日，在房山某中學組織的一場足球比賽中，足球直飛球門，門將張彬撲上前抱球倒地，但被隨後趕到的對方前鋒李黎補射的一腳踢中腹部，導致「腹部損傷、脾破裂、失血性休克」。醫院為張彬做了脾切除及脾移植手術。經有關部門鑒定，張彬為7級傷殘。張彬家長要求學校及李黎支付9萬元傷殘補助費。協商未果，張彬告到法院討說法。房山法院作出調解，學校與李黎的家長賠償守門員醫療費及傷殘補助共計8．6萬元。
法院認為，張彬、李黎是初二學生，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二人在校學習、活動期間，學校負有一定監護職責。學校組織足球比賽，在制訂比賽規則並要求學生遵守時，還應預見比賽中可能發生隊員受傷情況，學校雖採取了措施盡力避免意外，但若出現意外，推定學校負有過錯。李黎在比賽中應當而且能夠意識到守門員抱住足球後，仍起腳去踢可能踢傷守門員。李黎在主觀上有過錯並在客觀上造成了對張彬的傷害，應當承擔責任。
■議題一：
學生校內踢球發生傷害，誰負責任？
主持人：在體育比賽中發生傷害的事非常多，但很少聽到加害一方為此要向受到傷害一方進行賠償。對房山法院調解的結果，應該怎麼看待？
李雁軍（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我首先表明個人態度，盡管體育項目的高風險性顯而易見，由此帶來的潛在致損因素也顯而易見，但不能因為體育項目的特殊屬性就可以對抗公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也不能因此排除和對抗公民求償的權利，問題在於誰來承擔責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具體到房山的這個案子，我認為有兩個特殊背景；第一，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第二，受害人和他所在學校之間有一個特殊關系，不應屬體育部門法規調整范圍，而是適用於教育和其它法律法規。我認為，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法律關系，學校絕對要承擔起維護學生在校期間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的義務，因此學校承擔賠償責任沒有問題。
加害人因為技術失誤造成另一方受到傷害，我認為不應按過錯原則進行追究，而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因此對房山法院調解結果我認為可以接受。
尹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就這個案子，我認為加害人的過錯應當是存在的。但學校應當承擔責任的依據是什麼？法院調解中認定學校承擔責任的根據是推定過錯。一般情況下，在追究賠償責任時有三個根據，一是過錯責任，二是無過錯責任，三是公平責任。過錯推定責任不能包括在無過錯責任當中，從現行法律中也找不到學校應負的推定過錯責任的根據。道義上如果學校承擔責任的話，那麼學校的足球場可能會被撤掉，因為學校不可能對學生的所有活動進行非常嚴密的監督。因此，在受害人利益和學校利益之間，哪個更符合更多數人的利益，我們要進行選擇。
劉雙玉（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南磨房法庭庭長助理）：不管是違約責任還是侵權責任，責任人承擔責任的前提是違犯了法定的、約定的責任或公民應普遍遵守的道德規范。
就房山這個案例來說，學校是比賽的組織者，如果學校在組織的過程中存在欠缺和不周密，那麼學校就應承擔法定責任；如果學校盡到了組織義務，學校就不存在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我想更多的是從公平角度承擔責任。
公平責任的出發點是在沒有過錯也不是特定的無過錯的情況下，承擔的是道義上的責任。
主持人：作為加害一方的中學生有沒有過錯，應不應當承擔責任？
姚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著眼點不是有沒有過錯，而是有沒有損害，法律要求有損害就應該去填補這個損害。中學生沒有責任能力，自然由他的父母來承擔。
樊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學校期間，孩子的監護權就由父母轉移到了學校，因為他的父母這時已沒有辦法實施監護權了。
張雯（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法官）：我認為學校應承擔責任。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學校應當承擔監護責任。
尹田：在民事賠償問題上，是不考慮故意還是過失的。在加害人、受害人的關繫上，我認為體育活動中與一般正常活動中過失致人損害沒有本質區別。
實際上民事賠償中很多原則都可適用，比如混合過錯，撞碰導致損害雙方都有責任時，按過錯大小分擔責任。
魯智勇（國地律師事務所律師）：在技術犯規的情況下造成傷害，行為人的免責我想應該是約定俗成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在法院被強行倒轉過來，我想可能需要通過立法才行。在足球運動或活動中可以借鑒這個原則。正常狀態下，比如合理的碰撞導致傷害，即便很嚴重，也不應考慮行為人的具體責任。但對受害人來說，可能損害巨大，就需要社會分擔一部分連帶責任，但分擔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有過錯而是道義上的支持。
吳勇（國地律師事務所律師）：《民法通則》的解釋上有一條，在共同事件中，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有的人受損害了，有的人得到了利益，法律沒有規定受益人一定要按照具體的原則給受損害的人進行補償，但如果受害人要求受益人進行補償，受益人應該適當補償。
我認為具體到房山這個案子，不能表面上看誰應負什麼責任，如果以後類似案子都據此案調解結果作為參照，是不恰當的。
姚輝：在探討民法上的損害賠償時，有些前提要界定。比如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是有組織的還是純粹自發的，是職業化的還是非職業化的，情形不同，請求權的依據也不相同，相應地導致的責任基礎也不一樣。如果是兩支職業化球隊的比賽，無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人，都與俱樂部有僱傭合同，產生的是合同責任，損害後果都由俱樂部承擔。
■議題二：
體育規則與
法律原則的關系？
李雁軍：在法理上，任何一個行業技術規范都不能高於法律。但行業技術規范與法律關系並非簡單的一句話能說清楚。比如在足球比賽中，一個沒有違反足球專業技術規范的動作致人傷害，被提起公訴或訴訟，那麼法院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呢？
針對這個問題，1995年《體育法》33條中已寫明，體育活動中的糾紛適用體育仲裁，仲裁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制度未能建立起來。
體育具有特殊性，在其他領域被認為違法的，在體育行業就沒人追究，比如體操運動員有的8歲就算工齡了，沒有人說是使用童工。比如足球比賽中的合理沖撞，這個「理」肯定不是法理，但法律不能斷然拒絕這個「理」。用個不太恰當的詞，法律應當對此作出繞讓，但繞讓到什麼程度值得探討。如果球場上裁判判運動員行為是合理沖撞，場下法院卻判故意傷害，那體育比賽就沒法進行了。
歐盟國家在處理類似事情時，法院與體育爭端解決機制有個默契，糾紛未經爭端解決機構調解或仲裁，法院不受理，如當事人對仲裁不服，法院還可以受理。
樊文：這對法院來說存在一個技術鑒定問題。
劉雙玉：我認為歸根結底要看是什麼類型的體育活動。國家體育總局李先生的意見更適用於職業性、有組織的競技比賽中，對於學生踢足球等社會中的體育活動應適用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最後落實到社會對受害人實施公平救濟。因此，處理個案時適用原則是不一樣的。
張雯：任何法律、法規都有適用范圍，首先要明確什麼是競技體育，其次社會生活中的體育活動是否要受競技體育規則的約束，在立法時應有明確的體現。
尹田：體育規則肯定有其合理性，第一，比如合理沖撞的合理性中肯定包含這種沖撞在職業球員相互之間的接觸中不會產生嚴重後果，否則不在合理范圍。作為職業球員，撞人的人與被撞的人都應知道如何應對合理沖撞，如果合理沖撞情況下發生損害情況，我認為損害的發生是由於被撞人自己的過失。如果合理沖撞本身導致當然損害別人的後果，那我認為合理沖撞的標准就有問題。
第二，職業競技情況下，形成訴訟的可能性很小。職業體育關系調整中必然有相關規定。當然，我認為在危險性很高的體育比賽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保險作為支撐點。
■議題三：
娛樂性體育冒險活動意外傷害責任誰負？
李雁軍：我們目前對體育的理解還是定位在競技體育和全民健身。對挑戰人類極限的活動，比如溶洞潛水要求帶氧氣瓶，有人就不帶，這些活動能否算部門法規要調整的體育項目？這值得商榷。我注意到張健游完渤海海峽之後，做客網站時就說，像他的這種行為不應該無條件提倡。
樊文：冒險活動責任自負，但個人冒險行為與有組織冒險行為是不同的。
主持人：比如從事蹦極活動有身體要求，一般蹦極經營者也會告知，哪些病的患者不能蹦極，但有的人，比如有心臟病，但他隱瞞了，結果出現意外，責任在誰？
李磊（國家旅遊局政策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如果設備、人員、操作符合要求，作為經營者履行了明示義務，出現意外應個人承擔責任。
即使是有組織的、商業性的冒險活動，個人也是利用別人給他提供條件達到自己的某種需求，也應由冒險者個人承擔責任。
旅遊活動中，如果從事高風險活動，比如漂流，旅行社盡到了充分照顧的義務，就可以減輕或免除責任。
尹田：涉及到盈利性的經營活動，一般是通過契約關系建立，只不過是出現了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的競合。根據新合同法的規定，如果發生損害，要側重保護弱者一方的利益。
李磊：旅遊過程中，從事帶有風險的體育娛樂項目，比如漂流、蹦極，出現意外，有幾種情況：如果是散客，景區肯定要負責任，從合同法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或民法一般原則來說都可以找到根據。
如果是隨旅行社組織的旅行團旅遊中出現這些問題，由於旅行社與旅遊者簽訂了合同，旅行社肯定要負責任。現實的情況也大多是旅遊者直接向法院起訴旅行社，但旅行社賠償能力有限，甚至有的小旅行社在出事之後散夥走人，能賠的就是留在旅遊管理部門的30萬保證金，因此我主張，一旦發生類似情況，受到傷害的一方可將旅行社和直接侵權者，也就是所謂項目經營者作為共同被告，讓其承擔連帶責任。
樊文：經營者的告知義務類似於合同中的格式條款。不能根據事先自己制訂的對消費者不利的格式條款來為自己免責。
張雯：公平責任的適用是有嚴格限制的。作為經營一方，應該提供十分安全的設施和服務；出現事故後，免責的前提是你的告知義務非常周到和具體。蹦極場上貼有一個告示說患心臟病者不能跳，我覺得這種告知是遠遠不夠的。
■議題四：
在高風險運動項目中，
如何理解保險的作用？
李嘉（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非壽險客戶部經理）：事故發生後造成了傷害，按照民法規定，賠償有兩種職能，一個是懲戒，另一個是經濟責任轉嫁。作為後一種職能，保險比民事判決更有效。從保險角度看，只要不存在很強的故意傷害的成分，都屬於保險公司的賠償范圍。
說到笨豬跳，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在大部分保險合同的短期人身保險條款中，都有明顯的除外責任：被保險人在從事潛水、跳傘、攀岩、探險、武術比賽、摔跤、特技表演、賽馬、賽車等高風險運動過程中，發生人身意外傷害，是保險人的免責范圍。
主持人：當受害人獲得保險賠償之後，如果保險金不足以彌補他的損失，可不可以向法院要求追加賠償？
李嘉：意外事故的受害人在獲得保險賠償後，他仍然有無限求償權，仍然可以就不足部分向加害人或者組織者求償。如果加害人或者組織者購買了責任險，那麼這部分責任就可以通過風險轉嫁方式處理。
樊文：法律責任和保險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誰是承保人、誰來交保險費，這是問題的根源。
劉雙玉：即使按保險合同條款給付了保險賠償金，訴權仍然受法律保護。如果落實到損害數額，在保險金賠償數額之內，再起訴要求除保險金以外的經濟賠償，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實際受損達20萬，保險賠償金僅10萬，超出的部分又有合法依據，那麼超出部分致害方應予賠償。因為法律救濟的原則實際是對損害的補償原則。
姚輝：對風險很高的體育或娛樂活動，發生意外又不能適用過錯原則確定當事人的責任時，可以說民事責任的救濟作用比不上保險的救濟作用。我想強調的是法律不是萬能的，人們總誤解為什麼事交給法律就會解決得圓圓滿滿，其實法律僅是解決方案中的一種，而且未必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的方案。
通過公安局找法律顧問，如果沒有免費的法律援助機構，只是咨詢花費也應該不多。
雖然只是意外，但是對方還是有責任的，如果沒有責任，那交通意外該怎麼處理呢？就算談不上責任，對方也是事故當事人，就像現在的交通事故是無論發生原因，雙方都有責任的，你通過法律咨詢肯定能得到幫助的
意外相撞的話有多種情況，
1、（雙方無過錯）你們要是未成年人，尤其在校學生，學校是有責任，監管不力，確實無意致人受傷（也就是誤傷）的一方無責任，但是有補償的義務，或者說應該賠點錢。
2、雙方無過錯）成年人，要是在收費場所的活動，主辦方有部分責任，傷人方有義務做出補償；在免費場所，致人受傷方，應給與部分經濟補償給你朋友
3、一方有些許錯誤情況，有錯方多承擔費用，屬故意傾向事情就要向刑事方向發展，朋友要是法醫鑒定的話至少是「輕傷」，可以判刑了。無主觀故意的但是有錯一方（比如明顯的犯規動作，或活動中明顯不該有的動作），也是有民事賠償責任的，而不是補償，這點注意！
祝你朋友早日康復！
❸ 都江堰危房如何處理
托起大愛 守護法律
——四川原則律師事務所抗震救災先進事跡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四川原則律師事務所按照成都市司法局的要求，緊急行動起來，努力克服災害造成的重重困難，堅守崗位，盡職盡責，全力投身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全力維護社會穩定，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他們「誠信就是原則」的治所理念 ，充分展示了原則律師的良好精神風貌。
大災無畏 以愛為本
5月12日下午2：28分，原則律師事務所辦公室有不少前來咨詢和辦案的當事人，突然，大樓一陣晃動，有人驚叫，是地震！在這個時候，事務所梅嶺副主任和律師以及工作人員沉著地把當事人安全轉移後，才鎖上大門離開事務所大樓。特大地震發生以後，抗震救災的情況時刻牽動著原則所全體律師和員工的心。該所主任戴罡的家在重災區都江堰市。12日下午，他得知他的岳父岳母在地震中受了傷，他們家的房屋已經垮塌了，他的舅子還埋在大樓里。可是，戴罡主任卻首先與事務所的同事商量，如何向災區獻出我們律師的一片愛心。按照戴罡主任的要求，5月13日上午，冒著餘震和大雨，事務所總監趙有倫帶著隨身僅有的2000元現金來到成都市慈善總會，在第一時間向災區捐去首筆善款。爾後，原則所的律師和工作人員又繼續開展起捐款、鮮血「獻愛心」活動。戴主任說，伸出雙手，獻上愛心，盡自己所能幫助災區群眾，共度難關，是原則全體律師和員工的心願。
為了充分發揮律師在抗震救災中的積極作用，為災區和廣大災民奉獻愛心、提供法律服務，事務所於5月15日在本所會議室召開了主任辦公會，專題研究了原則所關於律師抗震救災有關事宜，並通過了《四川原則律師事務所關於律師抗震救災有關事宜的通知》。
《通知》要求，事務所全體律師要心系災區，奉獻愛心，繼續為災區捐款、捐物、獻血。全體律師一定要恪守職業道德，不信謠、不傳謠，在市司法局和市律協的統一要求下，開展有關工作。事務所立即組織有關專業律師編寫保險理賠等抗震救災的《知識問答讀本》。事務所在重災區都江堰市等地的律師要主動與顧問單位進行積極聯系，開展災後有關法律顧問單位摸查和服務調研。《通知》還決定，事務所組成由戴罡主任任組長的抗震救災法律援助自願隊，加強組織領導，把事務所抗震救災各項工作落實到位。
2008年6月1日，是修訂後的律師法正式實施的日子。這一天，離汶川「5.12」大地震整整18天,又是「6.1」兒童節。為了表達全體律師對律師法的忠誠，對災區人民特別是災區兒童的愛心，在原則律師事務所的倡導組織下，原則所律師、新都區大豐鎮鐵路村幹部和深圳心理干預志願者一行15人，來到都江堰市紫屏鋪鎮望江村，開展了「原則律師在線——與災民心連心法律心理援助暨慰問望江村災區兒童」的主題活動。
按照省司法廳、市司法局關於開展「律師奉獻進千村 ，建設和諧新農村」的要求，2007年，原則所和望江村聯合共建「律師奉獻進千村工程」。「5.12」汶川大地震以後,望江村作為地震重災區牽動著原則所全體律師和工作人員的心。
這一天，原則所和新都區大豐鎮鐵路村給望江村送去了價值10000餘元的葯品和90套學生書包、文具。向望江村災民表達了事務所全體律師和工作人員的真切問候，向孩子們致以節日的祝福！律師和心理醫生在災民安置點進行了現場法律心理咨詢。對災民們提出的問題，作了一一回答。在開展法律心理咨詢的同時，心理醫生還和災區兒童玩起了游戲。律師不僅從法律層面解答了相關問題，還從心裡輔導角度，引導災民不要對今後的生活有任何恐慌心裡。望江村黨支部表示，一定要在當地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社會的幫助，共渡難關，重建家園。
奮戰一線 以誠取信
5月12日的特大地震給美麗的都江堰市帶來了極大的破壞。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特大自然災害，原則所家在都江堰市的吳勇、黃綱、古田律師以其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社會職業感，立即開展了一系列法律服務工作。吳勇律師和他父親的家在地震中都成了危房，然而，他來不及處理家裡的事，就立即投入了抗震救災法律服務中。此次地震造成律師辦公場所嚴重損毀，可是，他們很快就在一家農家樂開始了正常辦公，在第一時間開展起為災民進行的法律服務工作。
懷著對顧問單位高度的責任感，從5月13日開始，吳勇等律師就開始對他們所承擔的都江堰市房管局等20餘家顧問單位進行了摸查，將他們負責的顧問單位在地震中受損情況逐一了解清楚，以便更好地開展法律服務。
在這次大地震中，都江堰市房屋受到極大的損壞，部分設施受損，多處房屋發生倒塌，房屋問題成了災後的一大突出問題。5月15日，吳勇等律師就開始參加了其顧問單位都江堰市房管局關於災後重建相關工作。一是協助對房屋受損進行調查，並提出處置意見；二是參與「房屋安全應急評估」，提出司法意見、報告；三是提出過渡房選址，災後投資、土地使用等有關建議，並向受災群眾做好相關法律解釋；四是對房管局抗震救災指揮部的有關決定、公告等文書進行法律審查，等。
在房管局召開的專項研究危房拆遷、災後重建安置等相關會議上，吳勇等律師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法律建議。他們還參加了《都江堰市災後重建拆遷安置辦法》和《都江堰市危房拆遷辦法》等相關文件的起草工作，代都江堰市房管局草擬了20餘份搭建臨時房屋的有關合同。與此同時，從13日到現在，吳勇等律師堅持天天都在都江堰市房管局值班，接待了大量災民，就有關災後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法律解答。
從「5.12」以來，吳勇等律師竭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認真去搞好法律服務咨詢工作，有時，竟幾天幾夜地連續工作。吳勇等律師以其深厚的法律功底，提出了一系列災後法律問題的處理意見，如房屋倒塌賠付、保險；宣告失蹤、死亡；收養、繼承、婚姻；債務人死亡債權實現、大量的合同無法履行及合同責任如何承擔等等，為都江堰市的災後重建和穩定作出自己的無私奉獻，受到了都江堰市有關部門和廣大當事人的充分肯定，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律師所具有的崇高黨性和對災區博大的愛心。
5月26日，應重慶電視台「拍案說法」欄目組約請，四川原則律師事務所組織律師赴都江堰市、綿竹縣災民安置點開展災後法律調研和法律咨詢服務。
在都江堰市「幸福家園」災民安置點，先後有六位災民當場向律師提出了他們關心的法律問題，如，震災給災民造成的損失該如何處理；對災後的社會保障的擔憂，如果交不起社保費用，該如何辦理；災後如何辦理工商營業執照；因震災造成無法還債應該如何處理；因震災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如何處理，等等。對這些問題，律師都作了一一回答。在開展法律咨詢的同時，律師不僅們從法律層面解答了相關問題，還從心裡輔導角度，引導災民不要對今後的生活有任何恐慌心裡。要充分相信，在當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通過大家的努力和社會的幫助，一定會共渡難關，重建家園。律師咨詢的法律義舉，受到了災民和安置點負責人的熱情歡迎。
在綿竹災民安置點，戴罡律師還接受了「拍案說法」記者的專題采訪。5月29日，重慶電視台播放了原則所赴災區進行法律服務的節目，收到了很好的社會反響，不少觀眾給事務所打來電話，進行有關的法律咨詢。
災後建設 以法為業
隨著汶川地震救災工作的延續，一系列法律問題也逐漸顯現。原則所急災區所急，急災民所急，及時為受災群眾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服務。
一是迅速設立「原則所抗震救災法律服務綠色通道」。在該所網站開通了「原則在線——與災民心連心」專題咨詢欄目。同時，事務所還建立開通了律師法律咨詢熱線。事務所劉顯海開通了實名博客，在網上進行抗震救災法律咨詢解答服務。
二是積極發揮律師特殊功能，及時給受災群眾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凡受災群眾需要法律服務的，一律優先辦理。
三是在災後重建中，所涉及矛盾糾紛，發現苗頭，及時上報，努力化解，維護穩定。5月14日，一位在青川遇到地震傷亡的當事人來到事務所進行法律咨詢，事務所張東副主任熱情地接待了她，從法律的角度給她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解答，事後還跟蹤進行法律服務。對原則所律師為災區人民服務的崇高品格，當事人專門來電，表示衷心感謝。
5月28日，原則所召開了災後救助有關法律文件的專題學習會，律師們認真學習了《成都市人民政府關於做好都江堰市城鎮居民住房災難救助安置工作的意見》、四川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關於我省企業職工在「5.12」特大地震災害中因災害原因死亡有關待遇問題的緊急通知》和有關勞動、保險的規定等文件。
針對災區發生的不同類型的法律問題，原則所律師釐清法律程序，總結出切合實際、符合法律的指導性意見，及時報告給當地黨委政府。僅原則所在都江堰市的律師就為災後重建提出司法建議25條。原則所律師還採取多種形式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多次深入災民安置點，深入社區等集中區域，大力宣傳與抗震救災、疫病防治和維護社會穩定密切相關法律法規，增強災區群眾法制觀念，引導廣大群眾自覺遵守法律、依法辦事。大地震以後不久，原則所律師王玉平受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承辦了一起刑事案辯護。該律師不顧地震帶來的影響，在有關部門指控、起訴當事人故意傷害罪的情況下，對該案進行了認真取證、分析，經法院審理，當事人故意傷害罪不成立。當事人和家屬極為感動，痛哭流涕，在法庭現場就向王律師和法官跪下致謝，還致函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請求為王律師嘉獎。
6月13日，原則所在都江堰市召開了一次現場的「災後重建法律專題研討會」，以國務院《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條例》為指導，結合都江堰市災區實際，展開了認真研討。
大家一致認為，汶川地震所帶來的法律問題都相當復雜、疑難，既是對我們現行法律的挑戰，又是對我們律師素質的檢驗。作為震區一線的律師，必須認真、及時地進行研究，提出我們的建設性意見。
在研討會上，律師們就地震為不可抗力以及因地震適用不可抗力規則的范圍問題；地震引起的有關民事法律後果問題；民事主體制度上的問題；關於民法規定的時效、期間問題和關於遺產繼承等問題進行了討論。6月 21日，原則所按照成都市司法局要求，安排律師深入到都江堰市災區第一線，為災區提供了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7月2日，戴罡主任再次來到都江堰市和律師們進行災後重建有關問題的探討，還邀請外地房地產企業家對災區進行考察、投資，為災區的重建付出律師的滿腔熱情和愛心。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的偉大抗震救災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和新的發展，是我們黨和軍隊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集中體現和新的發展，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和新的發展。原則所一定把抗震救災精神貫穿在搞好法律服務的各項工作中去，為取得抗震救災的最後勝利做出我們律師應盡的奉獻！
❹ 盧俊義，李逵和林沖都服宋江，那哪些人不服宋江呢
松江坐在涼山中一堂的頂上，每天都像深淵一樣在薄冰上行走。如果宋江有一天早上醒來，他可能會在洗臉時找不到臉，在進食時找不到嘴，並且在腹部思考後會感到不對勁：我的頭在哪裡？
在涼山，有許多不願接受宋江的英雄，例如用一把大劍的玉麒麟盧俊義，關勝雙鞭打燕卓，如果他們不加入小組，他們都會無奈地被迫去涼山。他們會死，他們不願意掉入草叢中。但是在屋檐下，人們不得不低下頭。只要有機會，他們都不會介意將宋江的頭上奉獻給名人堂。
除了呂俊義，關勝，胡彥卓等不滿意的人外，涼山上至少有七位英雄既沒有口頭也沒有說服宋江。在對宋江不滿意的七個涼山英雄中，有陸志申柴津，但沒有吳永冠生。至於為什麼這七個涼山英雄不同意宋江，讓我們慢慢來談談。
七位與宋江不同意的涼山英雄：其中有陸志申柴津，為什麼沒有吳永冠生？
蕭軒豐柴錦對宋江的感情很復雜：宋江欠柴錦的愛，然後把柴錦拖入水中，就好像他救了柴錦的性命。
不管誰欠了他救命的恩惠，柴瑾都無法說服宋江。柴瑾作為「大周王室的後裔」，其目標不是在招募安全人員後成為正式官員和兼職官員。
柴瑾對白衣學者王倫的資助，相當於招募軍隊買馬和收糧，為柴家族的重整做准備。他想要長袍，而不是正式的制服。
在柴瑾眼中，宋慧宗和趙吉可以被取代，他怎麼還能看不起小運城縣大石松江呢？
涼山有一百個單打和八名將軍，至少有二十支部隊。他們是揭陽鎮的三名戰士，他們對宋江寄予厚望。後來，他們兩個轉回去。他們邀請吳勇分別舉行秘密會議，並希望將團隊帶回涼山。下松江被留給法院處置。
許多人認為揭陽鎮三大霸王張衡，張順，特別是郎立百條張順，願意為宋江而死。但是，在最初的《水the傳》第110章中，有一個這樣的場景：進入雲層後，龍公孫盛帶著喬道清離開，「水軍團長特地來請軍事科長吳勇討論事情。吳勇去船上，我遇到了李軍，張衡，張順，阮家三昆中。」
六名海軍領導人要求吳國舉行這次會議是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只要殺死這里的將軍，搶劫東京，然後再返回梁山坡，那草就會倒下。」
水軍首領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梁山的一百八十人將突破遼國並殺死王慶之後，只有宋江陸軍義才真正短缺：「宋江是包一郎，配備帝國裝備，並受到帝國城市的委託。陸軍副首長被增補為宣武狼，他配備了帝國裝備，並在營地接受了訓練。」包括志多興武勇在內，其他106位英雄只獲得了宋代不存在的虛構頭銜，如「將軍」和「將軍」。此外，朝廷還用兩個桃子打死了三個人：只給宋江一件錦緞長袍，一雙金色盔甲和一匹著名的馬，而陸俊義和吳勇卻沒有釣魚。
在天崗的六位海軍領導人中，李軍，張衡和張順對宋江深信不疑，甚至可以說是宋江的半價血統。他們之所以要放棄宋江，一定是受到其他三個人的影響。其他三個人是從未曾為宋江服務的三雄阮。
作為社會中的低級人物，三雄阮一生都受到腐敗官員的欺凌，他不喜歡運城縣監獄書記宋江。阮小奇通過實際行動向宋江展示了他的反錨態度，喝了皇家酒。
沒有理由讓三雄阮，小軒峰柴津，雲龍公孫生和華僧盧志深這六個涼山英雄服從宋江。在陸志深的影響下，旅行者吳松也從宋江漂流而出，成為第七名。當然，梁山英雄不同意宋江，這會讓宋江的心跳。
宋江心裡很清楚，涼山有很多英雄，只有吳永華榮，李奎這樣的人對他深信不疑。關勝和其他官兵不滿意，可能隨時回來。阮的三位英雄，再加上柴金公孫生，陸智深，吳oral，既沒有口頭也沒有自己的說服力，每一秒鍾都可能奪走他的頭。
❺ 國際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名單
白鶴簡介
白鶴，1970年10月生於安徽省太和縣，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慕鴻書社社員，太和縣書畫院院長，現為江蘇省書法院專職書法家。
藝術足跡：
1999年獲全國第七屆書法篆刻展覽「全國獎」；
入展全國第三屆楹聯書法大展；
2001年入展全國第八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覽；
獲「中國書法蘭亭獎•美術金彩獎」提名獎；
2002年獲中日書畫藝術大展銀獎；
出版《當代中青年書法十家——白鶴書法作品集》；
2003年首屆「杏花村汾酒集團杯」中國電視書法大賽金獎；
入展全國第四屆楹聯書法大展；
2005年在合肥舉辦「白鶴書法作品展；
出版《白鶴書法展作品圖錄》；
中央電視台《翰墨春秋》欄目作專題報導；
2006年被評為「安徽省青年書法十佳」
《中國書法》雜志「青年書家」欄目作專題介紹；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聘為書法專業教師；
入展首屆全國行書大展；
入展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
2008年被安徽省文聯、省書協評為「優秀青年藝術家」；
2009年入展中國書法千人千作大展；
2010年入展當代書法名家系統工程-五百人大展；
2010年入展首屆全國扇面書法展；
2011年參加「中國蘭亭書法節」四十二人雅集
2011年被江蘇省書畫院整編為專職書法家
2012年獲第三屆林散之獎提名獎
❻ 四川宜賓槍擊哨兵案主犯伍勇落網記，兇手為何如此猖狂
伍勇出生在四川宜賓,六年來取得了兩個高速公路收費武裝搶劫,這與他的「人類更好的爭取的幸福」初心遠,原因可能是這些父母的離婚帶來了不良影響,這是因為父母離異,他也開始搗亂,生命是一條直線下降。
但也許是因為他的初衷還在，在母親的勸說下，讓他努力學習，他的生活有了改善，一旦它不哭了，那是驚人的。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當地一所重點中學。由於學校里的貧富懸殊，他變得孤僻敏感，生活方向變得遙遠。
因為曾科和徐良軍，吳永的生命從此跌入深淵。他們做各種各樣的惡事，只有你想不到他們也做不到，這群人甚至誤入歧途，迷信處女和處女的血可以治好疾病，他們殘忍地殺死了一個12歲的男孩，這是多麼令人發指啊!
人的一生真的是短暫的，跟著正確的人往前走，前面的路是光明的;生命將是短暫的，就像打屁股的人將消失，和錯誤的人在一起，生命將像撲火的飛蛾。所以，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初衷，只有知道自己出發的目的，才不會迷失在社會的洪流中。
❼ 學校體育比賽受傷誰負責
你好，可以參考一下。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今年5月20日，在房山某中學組織的一場足球比賽中，足球直飛球門，門將張彬撲上前抱球倒地，但被隨後趕到的對方前鋒李黎補射的一腳踢中腹部，導致「腹部損傷、脾破裂、失血性休克」。醫院為張彬做了脾切除及脾移植手術。經有關部門鑒定，張彬為7級傷殘。張彬家長要求學校及李黎支付9萬元傷殘補助費。協商未果，張彬告到法院討說法。房山法院作出調解，學校與李黎的家長賠償守門員醫療費及傷殘補助共計8．6萬元。
法院認為，張彬、李黎是初二學生，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二人在校學習、活動期間，學校負有一定監護職責。學校組織足球比賽，在制訂比賽規則並要求學生遵守時，還應預見比賽中可能發生隊員受傷情況，學校雖採取了措施盡力避免意外，但若出現意外，推定學校負有過錯。李黎在比賽中應當而且能夠意識到守門員抱住足球後，仍起腳去踢可能踢傷守門員。李黎在主觀上有過錯並在客觀上造成了對張彬的傷害，應當承擔責任。
■議題一：
學生校內踢球發生傷害，誰負責任？
主持人：在體育比賽中發生傷害的事非常多，但很少聽到加害一方為此要向受到傷害一方進行賠償。對房山法院調解的結果，應該怎麼看待？
李雁軍（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我首先表明個人態度，盡管體育項目的高風險性顯而易見，由此帶來的潛在致損因素也顯而易見，但不能因為體育項目的特殊屬性就可以對抗公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也不能因此排除和對抗公民求償的權利，問題在於誰來承擔責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具體到房山的這個案子，我認為有兩個特殊背景；第一，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第二，受害人和他所在學校之間有一個特殊關系，不應屬體育部門法規調整范圍，而是適用於教育和其它法律法規。我認為，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法律關系，學校絕對要承擔起維護學生在校期間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的義務，因此學校承擔賠償責任沒有問題。
加害人因為技術失誤造成另一方受到傷害，我認為不應按過錯原則進行追究，而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因此對房山法院調解結果我認為可以接受。
尹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就這個案子，我認為加害人的過錯應當是存在的。但學校應當承擔責任的依據是什麼？法院調解中認定學校承擔責任的根據是推定過錯。一般情況下，在追究賠償責任時有三個根據，一是過錯責任，二是無過錯責任，三是公平責任。過錯推定責任不能包括在無過錯責任當中，從現行法律中也找不到學校應負的推定過錯責任的根據。道義上如果學校承擔責任的話，那麼學校的足球場可能會被撤掉，因為學校不可能對學生的所有活動進行非常嚴密的監督。因此，在受害人利益和學校利益之間，哪個更符合更多數人的利益，我們要進行選擇。
劉雙玉（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南磨房法庭庭長助理）：不管是違約責任還是侵權責任，責任人承擔責任的前提是違犯了法定的、約定的責任或公民應普遍遵守的道德規范。
就房山這個案例來說，學校是比賽的組織者，如果學校在組織的過程中存在欠缺和不周密，那麼學校就應承擔法定責任；如果學校盡到了組織義務，學校就不存在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我想更多的是從公平角度承擔責任。
公平責任的出發點是在沒有過錯也不是特定的無過錯的情況下，承擔的是道義上的責任。
主持人：作為加害一方的中學生有沒有過錯，應不應當承擔責任？
姚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著眼點不是有沒有過錯，而是有沒有損害，法律要求有損害就應該去填補這個損害。中學生沒有責任能力，自然由他的父母來承擔。
樊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學校期間，孩子的監護權就由父母轉移到了學校，因為他的父母這時已沒有辦法實施監護權了。
張雯（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法官）：我認為學校應承擔責任。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學校應當承擔監護責任。
尹田：在民事賠償問題上，是不考慮故意還是過失的。在加害人、受害人的關繫上，我認為體育活動中與一般正常活動中過失致人損害沒有本質區別。
實際上民事賠償中很多原則都可適用，比如混合過錯，撞碰導致損害雙方都有責任時，按過錯大小分擔責任。
魯智勇（國地律師事務所律師）：在技術犯規的情況下造成傷害，行為人的免責我想應該是約定俗成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在法院被強行倒轉過來，我想可能需要通過立法才行。在足球運動或活動中可以借鑒這個原則。正常狀態下，比如合理的碰撞導致傷害，即便很嚴重，也不應考慮行為人的具體責任。但對受害人來說，可能損害巨大，就需要社會分擔一部分連帶責任，但分擔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有過錯而是道義上的支持。
吳勇（國地律師事務所律師）：《民法通則》的解釋上有一條，在共同事件中，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有的人受損害了，有的人得到了利益，法律沒有規定受益人一定要按照具體的原則給受損害的人進行補償，但如果受害人要求受益人進行補償，受益人應該適當補償。
我認為具體到房山這個案子，不能表面上看誰應負什麼責任，如果以後類似案子都據此案調解結果作為參照，是不恰當的。
姚輝：在探討民法上的損害賠償時，有些前提要界定。比如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是有組織的還是純粹自發的，是職業化的還是非職業化的，情形不同，請求權的依據也不相同，相應地導致的責任基礎也不一樣。如果是兩支職業化球隊的比賽，無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人，都與俱樂部有僱傭合同，產生的是合同責任，損害後果都由俱樂部承擔。
■議題二：
體育規則與
法律原則的關系？
李雁軍：在法理上，任何一個行業技術規范都不能高於法律。但行業技術規范與法律關系並非簡單的一句話能說清楚。比如在足球比賽中，一個沒有違反足球專業技術規范的動作致人傷害，被提起公訴或訴訟，那麼法院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呢？
針對這個問題，1995年《體育法》33條中已寫明，體育活動中的糾紛適用體育仲裁，仲裁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制度未能建立起來。
體育具有特殊性，在其他領域被認為違法的，在體育行業就沒人追究，比如體操運動員有的8歲就算工齡了，沒有人說是使用童工。比如足球比賽中的合理沖撞，這個「理」肯定不是法理，但法律不能斷然拒絕這個「理」。用個不太恰當的詞，法律應當對此作出繞讓，但繞讓到什麼程度值得探討。如果球場上裁判判運動員行為是合理沖撞，場下法院卻判故意傷害，那體育比賽就沒法進行了。
歐盟國家在處理類似事情時，法院與體育爭端解決機制有個默契，糾紛未經爭端解決機構調解或仲裁，法院不受理，如當事人對仲裁不服，法院還可以受理。
樊文：這對法院來說存在一個技術鑒定問題。
劉雙玉：我認為歸根結底要看是什麼類型的體育活動。國家體育總局李先生的意見更適用於職業性、有組織的競技比賽中，對於學生踢足球等社會中的體育活動應適用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最後落實到社會對受害人實施公平救濟。因此，處理個案時適用原則是不一樣的。
張雯：任何法律、法規都有適用范圍，首先要明確什麼是競技體育，其次社會生活中的體育活動是否要受競技體育規則的約束，在立法時應有明確的體現。
尹田：體育規則肯定有其合理性，第一，比如合理沖撞的合理性中肯定包含這種沖撞在職業球員相互之間的接觸中不會產生嚴重後果，否則不在合理范圍。作為職業球員，撞人的人與被撞的人都應知道如何應對合理沖撞，如果合理沖撞情況下發生損害情況，我認為損害的發生是由於被撞人自己的過失。如果合理沖撞本身導致當然損害別人的後果，那我認為合理沖撞的標准就有問題。
第二，職業競技情況下，形成訴訟的可能性很小。職業體育關系調整中必然有相關規定。當然，我認為在危險性很高的體育比賽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以保險作為支撐點。
■議題三：
娛樂性體育冒險活動意外傷害責任誰負？
李雁軍：我們目前對體育的理解還是定位在競技體育和全民健身。對挑戰人類極限的活動，比如溶洞潛水要求帶氧氣瓶，有人就不帶，這些活動能否算部門法規要調整的體育項目？這值得商榷。我注意到張健游完渤海海峽之後，做客網站時就說，像他的這種行為不應該無條件提倡。
樊文：冒險活動責任自負，但個人冒險行為與有組織冒險行為是不同的。
主持人：比如從事蹦極活動有身體要求，一般蹦極經營者也會告知，哪些病的患者不能蹦極，但有的人，比如有心臟病，但他隱瞞了，結果出現意外，責任在誰？
李磊（國家旅遊局政策法規司法規處副處長）：如果設備、人員、操作符合要求，作為經營者履行了明示義務，出現意外應個人承擔責任。
即使是有組織的、商業性的冒險活動，個人也是利用別人給他提供條件達到自己的某種需求，也應由冒險者個人承擔責任。
旅遊活動中，如果從事高風險活動，比如漂流，旅行社盡到了充分照顧的義務，就可以減輕或免除責任。
尹田：涉及到盈利性的經營活動，一般是通過契約關系建立，只不過是出現了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的競合。根據新合同法的規定，如果發生損害，要側重保護弱者一方的利益。
李磊：旅遊過程中，從事帶有風險的體育娛樂項目，比如漂流、蹦極，出現意外，有幾種情況：如果是散客，景區肯定要負責任，從合同法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或民法一般原則來說都可以找到根據。
如果是隨旅行社組織的旅行團旅遊中出現這些問題，由於旅行社與旅遊者簽訂了合同，旅行社肯定要負責任。現實的情況也大多是旅遊者直接向法院起訴旅行社，但旅行社賠償能力有限，甚至有的小旅行社在出事之後散夥走人，能賠的就是留在旅遊管理部門的30萬保證金，因此我主張，一旦發生類似情況，受到傷害的一方可將旅行社和直接侵權者，也就是所謂項目經營者作為共同被告，讓其承擔連帶責任。
樊文：經營者的告知義務類似於合同中的格式條款。不能根據事先自己制訂的對消費者不利的格式條款來為自己免責。
張雯：公平責任的適用是有嚴格限制的。作為經營一方，應該提供十分安全的設施和服務；出現事故後，免責的前提是你的告知義務非常周到和具體。蹦極場上貼有一個告示說患心臟病者不能跳，我覺得這種告知是遠遠不夠的。
■議題四：
在高風險運動項目中，
如何理解保險的作用？
李嘉（江泰保險經紀有限公司非壽險客戶部經理）：事故發生後造成了傷害，按照民法規定，賠償有兩種職能，一個是懲戒，另一個是經濟責任轉嫁。作為後一種職能，保險比民事判決更有效。從保險角度看，只要不存在很強的故意傷害的成分，都屬於保險公司的賠償范圍。
說到笨豬跳，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在大部分保險合同的短期人身保險條款中，都有明顯的除外責任：被保險人在從事潛水、跳傘、攀岩、探險、武術比賽、摔跤、特技表演、賽馬、賽車等高風險運動過程中，發生人身意外傷害，是保險人的免責范圍。
主持人：當受害人獲得保險賠償之後，如果保險金不足以彌補他的損失，可不可以向法院要求追加賠償？
李嘉：意外事故的受害人在獲得保險賠償後，他仍然有無限求償權，仍然可以就不足部分向加害人或者組織者求償。如果加害人或者組織者購買了責任險，那麼這部分責任就可以通過風險轉嫁方式處理。
樊文：法律責任和保險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誰是承保人、誰來交保險費，這是問題的根源。
劉雙玉：即使按保險合同條款給付了保險賠償金，訴權仍然受法律保護。如果落實到損害數額，在保險金賠償數額之內，再起訴要求除保險金以外的經濟賠償，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實際受損達20萬，保險賠償金僅10萬，超出的部分又有合法依據，那麼超出部分致害方應予賠償。因為法律救濟的原則實際是對損害的補償原則。
姚輝：對風險很高的體育或娛樂活動，發生意外又不能適用過錯原則確定當事人的責任時，可以說民事責任的救濟作用比不上保險的救濟作用。我想強調的是法律不是萬能的，人們總誤解為什麼事交給法律就會解決得圓圓滿滿，其實法律僅是解決方案中的一種，而且未必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