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法院余斌

『壹』 女孩救落水小孩犧牲,被救者20年後為什麼會被判死刑

「 過零丁洋」寫道：「自古以來，沒有人喪生，應根據他的歷史保持他的忠誠。」無私的人民被歷史銘記，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滿了正義和愛。世界之所以能夠繼續前進，恰恰是因為它深深植根於世界的心中，有著極大的熱愛來促進時代的進步。 在整個中國歷史中，無私和偉大的愛一直被世界贊揚，在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內心有正義的人，他們可以將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為了自己的利益，當人們遇到危險時，他們會第一時間趕出去。這些人不僅應該受到尊重，而且應該被歷史銘記。 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世界才能感受到對世界的熱愛，並可以喚醒人們內心的善良。對於社會而言，他們是偉大的建設者，他們的事跡也啟發著世界。是的，他們的奉獻精神可以換成世界的穩定。

『貳』 余斌的學術情況

1 、近五年來承擔的學術研究課題
⑴信陽市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研究，課題號【0113080900】，河南省軟科學研究
計劃項目，01 —省級
⑵河南省城市化的環境效應與新型人地關系的形成機制，課題號0411060400，
河南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01 - 省級
⑶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空間結構與村鎮布局研究（核心成員），課題號
05JJDZH23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基地重大研究計劃項目，01 - 省級
⑷洱海流域城鎮化與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課題號2008ZX07105-001，國家
水專項●湖泊主題●洱海項目專題，00 - 國家級
⑸城市體系空間網路的分形結構及其演化機制（主要參加），課題號
4007103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00 - 國家級
⑹江漢平原鄉村住區系統演變與人居環境優化研究（核心成員），課題號
4067105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00 - 國家級
2、近五年在國內外公開發行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
⑴余斌，中國城鎮非密集地區城鄉發展的空間創新研究.地理科學[J]，2007.3，
27
⑵余斌、曾菊新、羅靜，論城鄉地域系統空間組織的微觀機制.經濟地理[J]，
2006.3，26
⑶余斌，產業集群網路與武漢城市圈產業發展的空間組織.經濟地理[J]，
2007.3，27
⑷余斌，武漢城市圈產業發展的空間優化研究.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J]，
2007.5，16
⑸余斌、羅靜，城市化與城鄉發展：世界不同類型國家比較與啟示.地域研究與
開發[J]，2005.4，24
⑹余斌，武漢城市圈創新體系的空間分析.地域研究與開發[J]，2007.1，26
⑺余斌，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環境變化研究.城市問題[J]，2007.4
⑻余斌， 區域競爭優勢與產業發展的空間組織創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
科學版）[J]，2007.2，41

『叄』 余斌伏法記：童年時被15歲女孩拚命救下，長大後卻成了死刑犯，後來怎樣

被救者大難不死要好好生活，何況救命恩人還因此去世，活下來的人寄託著2個人的生命，理應更加珍惜，可有人非但沒有好好生活，還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如果救人者拚命救上來的人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了一名死刑犯，那救人者會作何感想？會後悔嗎？

余斌的命是池越忠用自己的命換來的，但是余斌並沒有好好珍惜，反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池越忠地下有知，她會怎麼想？留下的傷痕是無法彌補的，要知法守法，不要像余斌一樣，後悔晚矣。

『肆』 其實我最想找的是余斌偉她在雲創通集團做代理，她欠的高利貸用我的名

用你的名是什麼意思，在借款協議中簽你的名？如果不是你簽的協議，法庭上做個筆跡鑒定就行。

『伍』 官司打贏了，法院不強制執行，我該怎麼辦

直接拿著判決書向上一級法院執行庭申請執行。

『陸』 證明法大的案例和分析

首先可以確定和2是有罪。
1 構成受賄罪，贓款的去向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
2 構成故意殺人罪，殺人的動機同樣不影響故意殺人罪的構成。前兩個案例如果有證據證明他們的行為是出於善意的，則可以做為法官在判決時予以考慮從輕或減輕刑事責任處罰的量刑情節。
而在第三個案例中，假如單從法律角度來講，如果他拿不出證據證明自己沒有做這些事情，則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黑客是使用了他的ID，以他的名義做出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參照《合同法》中的表見代理這個概念來思考一下，（表見代理是指行為人雖無代理權，但因被代理人的行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相對人客觀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的表面特徵。簡言之，即本無代理權，但表面上卻足以讓人相信其有代理權而按有代理權對待的行為。 ）本案中黑客盜用他的ID在網上所做的違法行為，在表面上足以使公安機關相信是他所為，所以他如果拿不出能夠證明該行為確不是自己所為的證據，則需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因為法律注重的是證據。
另外我想再從常識方面分析一下個別案例中存在的問題：
在第一個案例中，他如何證明自己受賄的錢是全部都拿來救濟而自己分文未動呢？其次，他為什麼不把這些受賄的錢上繳國家，由相關部門追究行賄者的責任呢？古人曰：授之魚,不如授之以漁！那些窮人幸福的生活也不是靠他的救濟就能長久幸福下去的，拿著受賄的錢去救濟一小部分窮人豈能成為他受賄的理由？至於說他工作上未出現問題，則更是無法讓人相信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拿人手軟」這句老話，能夠被判處死刑的受賄數額在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是10萬元以上，且情節惡劣。拿了這些巨額的贓款，豈能不做出令受賄人獲得相應利益的事？

下面我再轉發一個真實的案例，摘自於（http://www.lawexpert.cn/bbs/printpage.asp?BoardID=1&ID=82424）
「湖南臨湘市副市長拿受賄款扶困濟貧引發爭議」
2004年7月9日晚，時任湖南臨湘市(隸屬岳陽的一個縣級市)副市長的余斌接到岳陽市檢察院反貪局「找你談話」的通知。余斌說他當時已經非常清楚，關於他的「受賄」問題，市反貪局已經對他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調查取證。

7月16日，岳陽市人民檢察院以「余斌涉嫌受賄罪」對其刑事拘留，7月30日，批准對其逮捕。同年10月22日，根據岳陽市人民檢察院的指定，岳陽市君山區人民檢察院以受賄罪向君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君山區檢察院指控：「余斌自2001年4月自2003年上半年，在擔任臨湘市教育局局長、臨湘市副市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收受鍾希金等人賄賂共計人民幣22.5萬元」。

「這些指控均是我在接受調查時主動交待的。」余斌說他在紀委工作了十多年，一直分管案件檢察工作，「我太熟悉辦案流程了，只要我不說，是很難查出來的。」他說，自認為襟懷坦盪，便主動如實地陳述了組織和檢察機關所要了解的一切事實。

受賄款「濟貧」有罪

2004年11月25日，君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該案。被告人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據和數十份證言，證實他所收受的錢財中，有15.47萬元已被用於扶貧幫困、社會贊助和公務活動，認為可不做受賄數額認定。法庭審理認為，檢察機關所指控的這22.5萬元中，有9.5萬元屬於受賄，另10萬元雖屬朋友饋贈，但應認定為違法所得，其他款項的指控因「證據不足」不予採納。

法院還認為：「被告人提出的所收錢財中用於公務活動部分可不作受賄數額認定的辯護意見，因被告人余斌收受賄賂的行為已實施完畢，其贓款的去向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但可作為本案件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隨後余斌被取保候審。

12月23日，君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一、被告人余斌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五年，並處沒收財產6萬元。二、依法將被告人余斌受賄所得9.5萬元及10萬元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15萬受賄款用於幫扶

一審判決後，岳陽市君山區檢察院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抗訴，余斌也以「不應領刑」為由提出了上訴。

2005年3月10日，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審理該案，辯護人再次提出，余斌在擔任臨湘市教育局長、副市長期間，曾以教育局或市政府名義，將收受錢財中的15.47萬元用於幫助下屬鄉鎮、企業、學校，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

余斌承認自己私自收受他人財物，但他認為自己只是違反了黨紀政紀，並沒有違法犯罪，他所收受的財物全部用於公務活動，主觀上沒有將其據為己有的故意。

余斌的辯護律師認為，被告人用於扶貧幫困、社會贊助和公務活動就有15.47萬元，這充分說明被告人的行為不具備個人佔有的目的和動機。不能按照《刑法》中的貪污罪罪名進行論處。

就在各界仍在針對「余斌受賄案」展開激烈爭議時，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05年7月7日下達了「駁回抗訴、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並於7月26日將裁定送達。余斌對此表示出了遺憾。

量刑已考慮濟貧因素

本報訊 (記者郎清相) 法學專家認為，余斌在受賄案中法院量刑適中，甚至沒有嚴懲余斌，可能是考慮到其曾把受賄款項用於扶貧，「當然，這個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田平安則指出，所有的事實都能完整的證明余斌構成受賄罪，受賄罪跟怎麼使用受賄的款項是兩個不同概念，「他的另類，可能是由於其良心上的發現」。不過余斌把受賄贓款用於扶貧，這讓田教授還是感到吃驚。

「不過根據判決結果看，法院在量刑時，還是考慮到了其用受賄贓款用於扶貧的因素，對其判決沒有克以重典」。

曾經的鐵腕紀委書記

臨湘市紀委常委沈洪波告訴記者，余斌曾經是紀委中頗具影響的人物，他的業務水平高，對外的協調能力也很強。他在紀委期間，曾經查辦、撤職過5位違紀的正科級幹部(行政級別與余斌平級)。

「他出了這事以後，我感到非常震驚。」沈洪波告訴記者，「在我的印象中，余斌是一個不貪錢財，不佔小便宜的幹部。」

臨湘市紀委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幹部告訴記者，余斌曾經在辦理臨湘市某局長的案子時，該局長有個同學在岳陽市任領導幹部，當這位上級領導給他打招呼時，余斌硬是頂著壓力，把案情查清楚了，並撤了這位局長的職。

臨湘市紀委副書記邱國營介紹，余斌在紀委工作期間非常敬業，是單位的「主心骨」。他是一個非常坦誠、直率的人，不怕得罪領導，也不怕得罪同事，有不同的意見，只要有道理，他就會堅持。「現在的一些領導都喜歡下級說奉承話。」邱國營說，余直率的性格得罪了很多人。

「在處理具體問題時，領導打招呼、寫條子，他從不領情。」臨湘市紀委副書記劉世軍說，作為多年的同事，他非常了解余斌是一個講原則的人。

「他得罪了個別領導，具體情況不方便說。」劉世軍嘆息到，余斌是一個能嚴格要求自己的幹部，但他不善於保護自己。

副市長的困惑7月24日，在臨湘市三橋東邊的一套簡陋的出租屋內，記者見到了余斌。

另類的實際想法

余斌對法院所認定的他在任教育局局長期間，收受教育局辦公大樓項目經理鍾希金人民幣8.5萬元賄賂一事並不否認。

「我在紀委工作11年，期間曾分管工程招標的監察工作，深刻地感受到，我國目前的工程招標體制和現有的基建工程預算定額標准，導致基建過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潤空間，這是許多基建老闆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當鍾希金送給我8.5萬元現金的時候，我並沒有拒絕。我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佔有這筆錢，用這錢來解決工作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和矛盾，並不構成原則性的問題。」余斌這樣解釋受賄理由。

「我這個副市長所能支配的就這一萬元錢，還不如一個普通打工仔。」余斌說，他在任副市長期間，分管財政、城建、國土、政法、信訪等工作，分管線有很多矛盾和問題需要經費解決，而市財政又非常緊張。

對此，庭審出示的證據也顯示，余斌作為副市長，縣財政每年所撥付的費用僅為1萬元，其中還包括余斌用車的費用。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根據兩次法庭調查顯示，2002年春節前，某鄉黨委書記找到時任副市長的余斌，稱該鄉還有幾個鄉幹部的工資沒有解決，余斌便從這些「禮金」中拿出了一萬元把幾個鄉幹部的工資問題給解決了。2003年夏天，某村因渠道損壞導致糾紛，村民鬧到市政府，要求面見市長批示錢維修渠道，余斌隨即給了該村5000元，從而平息了糾紛……

余斌說，多年來，他至少將所收受的賄賂以及朋友的饋贈中的15萬余元發放了出去。

「我的這些做法，從形式上講，的確是在受賄，但我沒有自己佔有，所以並不構成受賄罪。」余斌認為自己是採取了一種非常規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同時他還解釋按照組織程序收了贓款應該上繳的理由，「上繳不外乎有三個部門，自己的單位、檢察院、紀委。交給了自己的單位和檢察院，這些錢可能會變為一些單位的職員獎金；交給紀委，我作為一個副市長解決實際問題時又會捉襟見肘。」

另類的為民父母官

余斌說他在任教育局局長之前，組織曾找他談話：「你在紀委檢察局工作時間太長，結怨太多，去教育局工作一段時間，迴避一下矛盾，這樣便於你在換屆選舉時去政府工作。」

余斌在擔任了一年零八個月的教育局長以後，即被選為臨湘市副市長。他在教育局工作的一年多時間里，給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臨湘市教育局辦公室副主任陳建林告訴記者，教育局管理著幾千名老師，數萬學生，難免有老師為找他幫忙送紅包，對於老師們送來的紅包，他堅決不要，都是通過辦公室工作人員退還給當事人。

陳建林還介紹，余斌從不貪圖小便宜，一些朋友、同學、同事送給他的一些煙、酒，他也從不帶回家，都放在辦公室和教育局的食堂，用於接待客人。在他要到政府工作的時候，該局辦公室准備將這些消費了的煙、酒給他算成現金，余斌對辦公室的同志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是貪污。」最後又戲言道：「這些東西又不是自己花錢買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嘛，反正單位接待客人也需要。」

「余斌何罪之有？」臨湘市教育局局長助理馮剛直言不諱地說，「現在被查辦的那些貪官，個個有車、有別墅、有情婦。余斌有什麼？」

「他的另類受賄導致了他的另類悲情，盡管出發點是為民的。」有人這樣感嘆道。(本版文圖除署名外均由特約記者王甘霖提供)

『柒』 余斌的介紹

余斌，男，湖北武漢人，1969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部主任。曾獲理學學士學位、理學碩士學位和經濟學博士學位，應用經濟學博士後。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經濟學、思想政治教育。

『捌』 受賄罪律師的受賄罪律師辯護詞

2006年9月15日，受人矚目的余斌受賄一案再審開庭審理，北京市邦道律師事務所主任武紹智律師擔任余斌的辯護人，就余斌是否構成受賄罪進行了辯護。
相關辯護詞如下：
余斌受賄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邦道律師事務所接受余斌的委託，指派我擔任他的再審的刑事辯護人。
接受委託後，辯護人經過閱讀案卷材料，會見被告人及出席今天的庭審調查，對本案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現依法提出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在合議時參考：
一、原審認定余斌收受鍾某8.5萬元及李建波1萬元的賄賂，但余斌將收取的財物用於扶貧和公務開支，不具有主觀上的故意，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犯罪。
余斌主觀上沒有佔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而是迫於某市的財政壓力，作為副市長的余斌想通過這種方式籌集資金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困難。他將所收受的款額147200元用於扶貧幫困、社會贊助、和公務活動，其行為並不是受賄行為。
2003年6月，某市某鄉的黨委書記和鄉長、財政所長等人找余斌，請他出面到信用社貸款十萬元，以便完成半年的農業稅入庫任務。余斌考慮到去信用社貸款辦手續較難，就答應由他個人借十萬元錢給某鄉政府。（見余斌司機方某的證人證言、某鄉給余斌開具的借條及某鄉黨委書記夏某的證人證言）。
2003年4、5月份，某鄉某村因村委會負債過重，向市政府申請扶貧資金，當時某市財政十分困難，於是余斌自己拿出1萬元代表市政府作為給某村的扶貧資金。（見某鄉某村黨支部書記方某的證人證言及某村給余斌開具的收據）
因某市財政困難，余斌自己拿出資金作為公務開支。（見某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出具的證據）
余斌於2004年春節前，拿出600元付給生活困難的上訪人員。（見夏某的證人證言）
犯罪構成必須要具備四個要件：犯罪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主體和犯罪的主觀方面，四個要件缺一不可。以上證據可以證明余斌將收受的財物用於扶貧幫困、社會贊助和公務活動的事實，其主觀上沒有將收受的財物據為己有的目的，客觀方面沒有侵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由於財政困難的客觀情況，作為某市副市長的余斌想幫助遇到困難的鄉政府和群眾，只能自己想方設法籌措資金。余斌收受財物，只是為了以一種變通的方式來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和財政的壓力，比之受賄後用於個人揮霍享受的貪官，余斌的的行為沒有侵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故余斌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與刑法的「罪刑相適應原則」一脈相承，刑法的這一條款不僅僅要求刑罰的輕重要與客觀的犯罪行為及危害結果相適應，而且要與犯罪人主觀惡性的深淺相適應。犯罪行為應當受到刑罰處罰，是因為犯罪行為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雖然余斌解決財政困難的方式不當，但其行為並沒有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是不應當受到處罰的。而且，他的行為不僅不具有危害社會性，反而是有助於社會，故認為余斌構成受賄罪的認定違反了刑法的罪刑相適應原則。
綜上，余斌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二、原審認為不構成犯罪的余斌收受王某3萬元及李某5萬元的行為，我認為余斌在上述行為中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構成犯罪。
原審中檢察院指控的余斌收受王某3萬元及李某5萬元屬於受賄行為，應當認為構成受賄罪。而我認為余斌的這兩次收受財物的行為只是普通的接受贈與的行為，下面分別進行說明：
（一）、余斌收受王某3萬元後並沒有為請託人謀取利益，不構成受賄罪。
某市檢察院刑事抗訴書稱「雖然王某不是這兩項業務的具體承接者，但王某居間介紹，從中獲益，對此被告人余斌是明知的。」「因此余斌收受此3萬元的行為完全符合受賄罪的要件，屬於典型的事後受賄。」對此觀點我不能苟同。
從以上證據可以看出，王某受余斌的委託參考采購某市教育局辦公樓中央空調和電梯，後來劉某代表廠家某市麥克維爾空調有限公司、陳某代表深圳市某公司分別與某市教育局簽訂了中央空調及電梯設備合同。合同並非王某簽訂，即王某並非兩項業務的承接者，劉某、陳某二人也證明王某沒有從中獲益，被告人余斌就更談不上明知「王某居間介紹，從中獲利」了。
王某受余斌委託為教育局采購辦公樓中央空調和電梯，兩人事先沒有明示的或暗示的受賄約定。檢察機關亦沒有證據證明王某從這兩筆業務中獲得利益，或余斌在收受3萬元時明知對方送禮物是因為自己的職務行為使對方獲取了利益。故王某2002年底送給余斌3萬元錢並不是為了感謝余斌在教育局采購辦公樓中央空調和電梯幫忙，二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所以辯護人認為余斌不構成事後受賄。
2002年11月下旬，余斌被確認為市長候選人後，王某認為余斌肯定要有些花費，就送給余斌3萬元，王某送余斌的3萬元並不是因為教育局大樓空調安裝工程而感謝余斌。這種贈與要看王某和余斌的個人關系。王某和余斌是關系非常好的朋友，王某與余斌及愛人是初中同學，文革時期二人下放時也在一塊。當時王某父母身體不好，家中弟兄又多，負擔很重，余斌及家人給予了王某的父母很大幫助。後來王某被逮捕入獄，余斌曾經到監獄看望他，其間余斌又多次到王某家中看望王某的母親。王某的父親去世時，王某仍在監獄中服刑，余斌親自去王某的老家幫助王某安葬了其父親。辦完葬禮後，王某對余斌感激涕零，並趴到余斌的肩頭說，以後要幫助余斌。所以王某送余斌的錢是朋友之間的禮尚往來，屬於對余斌的感恩，不是行賄。
（二）、余斌是在沒有具體的請託事項的情況下收受李某5萬元錢，事後也沒有為李某謀取利益，其行為不構成受賄罪。
李某送給余斌5萬元，沒有要求余斌幫助他做任何事，李某的證人證言與余斌的口供均說明了這一點。倆人從送錢之後甚至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五萬元錢的事。據余斌交代，收到錢後「當時心裡有點驚訝，就坐在辦公室分析李某送這5萬元錢的原因」。 而余斌作為分管計劃、國土、城建的副市長，過問綠化廣場的建設情況，是很正常的職務行為，為其辦土地許可證更沒有任何阻力。但余斌從收到李某的贈與至被檢察院公訴，一直沒有利用職權幫助李某把「這塊地的土地使用許可證辦下來」，至今該土地使用證仍沒有辦下來。況且余斌任副市長時，所開發的房子已售完，根本不需要再辦理什麼土地使用證等。
李某與余斌也是多年好朋友，二人的父輩之間的交情就比較深厚，所以李某送余斌錢是正常的朋友交往。故我認為余斌收受李某5萬元錢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根據本條規定，首先要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然後是索取或收受他人財務，最後是要為他人謀取利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而余斌收受王某和李某贈送的財物時，余斌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從現有的證據上，無法認定。而且收受財務並不一定就是受賄，只有利用了職權，並且為他人謀取了利益，才構成受賄罪。在余斌收受財物的這兩次行為中，王某自己沒有獲利，何來余斌為請託人謀取利益之談，而李某甚至沒有具體的請託事項，就更談不上余斌為李某謀利了。法律是嚴謹的，刑法涉及到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更是如此。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所以必須在完全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認定是犯罪，而不能似是而非，否則就是對法律的褻瀆，對當事人權利的侵犯。
在認定是否構成受賄時，也不能單從贈與人的心理來判斷，贈與人可能是有所請托，但作為受贈人，並不能僅僅通過贈與的行為來判斷贈與人的心理。因為以王某與余斌及李某與余斌的關系來看，有很深厚的私人感情，相互之間禮尚往來，甚至用錢來表達情誼，都是可能的。如果這種行為發生在平常百姓之間，絕對不會有人認為是賄賂。所以，我們不能存在這樣的想法，認為只要當了官，有親友送錢送禮就是賄賂，這樣，對於「官」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綜上，我認為余斌收受王某3萬元及李某5萬元的行為，也不構犯罪。
三、余斌在某市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雙規」決定後，如實地向組織、檢察機關交代問題，不避重就輕，態度合作。
余斌在某市兩反局以組織名義談話時，就全部如實地講清了自己的問題，他將自己92年以來與他人的經濟往來主動做了如實的陳述。余斌將收受錢物的行為用於扶貧幫困、社會贊助和公務活動，主觀上是想解決現實工作中的實際困難，客觀上不具有社會的危害性。
四、余斌具有自首情節，沒有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並且積極退還收受的財物，理應依法減輕處罰。
余斌在某市兩反局以組織名義談話時，就全部如實地講清了自己的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後，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故即使余斌主動、如實交代自己問題的行為應認定為自首。
綜上所述，余斌的行為系違規違紀行為，是不當行為，不構成犯罪。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合議本案時參考。

『玖』 15歲女孩為救溺水兒童英勇犧牲，20年後，為什麼獲救兒童卻被判了死刑

1980年，德國神父馬克斯·特里梅爾去世，臨終前透露了他年輕時不顧自身安危救過一名4歲的落水兒童的事，但他特別後悔救了這個孩子，因為這個孩子長大成為了發動二戰的殺人狂希特勒！後來有歷史學家從1894年的報紙證實特里梅爾神父所言屬實，因此他的一次善舉被歷史學家評價為「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救人善舉」。

好心辦壞事恐怕是這個世界最悲慘的事，如果特里梅爾神父沒有救希特勒，說不定二戰不會來。上世紀太原發生的一件救人事件和特里梅爾神父救希特勒有異曲同工之妙，15歲女孩池越忠救起落水兒童余斌，不幸犧牲，誰知余斌20過後成為黑社會一員，被法院判處死刑。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余斌即將赴刑場，他終於悔悟，覺得自己對不起池越忠。因為他被裁決後不久就是池越忠犧牲20周年祭日，他托母親能幫他在池越忠雕塑下獻一朵花，還托父母多去看看池越忠的父母。余斌死不足惜，只是因為他，年邁的余父余母不僅無人照顧，還要承擔世人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毀掉了池越忠本該幸福團圓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