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倫南大法官
法官均由美國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但年滿70歲、任職滿10年或年滿65歲、任職滿15年者，可自動提出退休，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不能被裁減。
1、終身制，法官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而且要啟動彈劾程序是相當困難。終身制可以保證法官不受來自行政機構的壓力（不會出現諸如法官的判決不服從政府意願時，會受到政府降職或免職的處分等），確保司法不偏不倚，當政府成為訴訟一方當事人時，法官也不用違背法律與良心作出有利與政府的裁決。
2、任命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不是由人民選出的，而是由參議院提名及同意後，總統方可任命。
司法的權力不能簡單地以人頭數來賦予（民選），法官不是投票選出，而是通過特殊的優選程序來選出的，因為特殊資格在成員中是極其重要的，所以主要考慮的應該是選擇那種最能保證這些資格的挑選方式。因為在該部門任職是終身的，所以必然很快消除對任命他們的權力的一切依賴思想。因此，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由參議院提名及同意，總統任命的，但一旦這些被提名人當上終身制的法官，他們就無需再服從其原先的政黨、總統、參議院的意志來審判。 首席大法官
1.John Marshall(在位時間1801-1835）
3.Earl Warren（在位時間1953-1969）
5.William Rehnquist（在位時間1986-2005）
6.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
沃倫（Earl Warren）法院：
1.斯圖爾特
2.哈蘭
3.布倫南
4.懷特
5.道格拉斯6.布萊克
7.沃倫
8.法蘭克福特
9.克拉克
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法院
1.金斯伯格
2.蘇特
3.托馬斯（非裔法官）
4.布雷耶
5.斯卡利亞
6.斯蒂文斯
7.倫奎斯特
8.奧康納（聯邦最高法院首位女法官）
9.肯尼迪
羅伯茨法院
1.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2005——）
2. 安東尼亞-斯卡利亞 (Antonia Scalia)（1986——2016）
3.安東尼-肯尼迪(Antony M. Kennedy)（1988——）
4.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1991——）
5.露絲-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93——）
6.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1994——）
7.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2006——）
8.索妮婭-索托馬約爾(Sonia M. Sotomayor)（2009——）
9.艾琳娜-凱根(Elena Kag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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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⑶ 雨果·布萊克的生平
在1906年從法學院畢業之後，布萊克成立了他的律師事務所。雖然隨後一場大火燒毀了他的辦公室和圖書館，但布萊克並未放棄律師職業。與路易斯·布蘭代斯一樣，布萊克也是「弱勢群體」的捍衛者。
1908年，他開始在伯明翰為聯合礦工組織的罷工工人進行辯護，並很快與勞工們建立起了革命般的友誼。1910年，布萊克被任命為伯明翰的兼職治安法官。1914年，他被選為傑斐遜郡的郡司法官。作為一名司法官，一份關於貝西默監獄獄警粗暴對待犯人的調查報告為他贏得了聲譽。
布萊克在進入最高法院之前，便與羅斯福有著很深的淵源。在參議院期間，布萊克關注為他的選民以合理的價格提供電力，盡力使他們得到廉價的化肥，毫不示弱地與能源和公用事業公司斗爭。1932年，布萊克作為參議員支持羅斯福成功地當選總統。他理解羅斯福的政策，意識到羅斯福致力於解決困擾美國並導致1929年以來的大蕭條的經濟困境。
1937年，羅斯福總統選擇他來填補因范德文特大法官退休而在最高法院留下的空位，參議院以63票對16票批准了關於布萊克的任命。在任34年，僅次於他的同事1939年被任命的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的36年，是最高法院200多年來第二長的大法官任期。他先後經歷6位總統任期，與5位不同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合作共事。
他作為一位堅定支持新政和最高法院改組計劃的司法界人物而受到羅斯福垂青，成為大法官，但他能在最高法院史上留有一席之地並為後人所崇敬則是因為他作為一名自由主義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二戰後以來，特別是沃倫法院時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絕對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作為最高法院自由派多數參與、支持了一系列決定性的重大判例，如1953年布朗案、1962年貝克案、1964年《紐約時報》案、1996年米蘭達案等。
而他在憲法解釋與司法審查理論上也以獨樹一幟、觀點明確而堅定而著稱。他是一位典型的憲法文本主義與嚴格原初主義論者，始終強調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與第一修正案合並理論，在他看來權利法案與正當程序結合的欠缺都是一種應被譴責的「自然法主義」的主觀訴求。
他的觀點如此鮮明而不可動搖，以至於在他的任期中始終不斷與其他著名的大法官發生激烈的沖突，例如與法蘭克福特的正當程序條款限制解釋理論的矛盾，與威廉·道格拉斯的「活憲法」理論的矛盾，與威廉·布倫南的「選擇合並」理論的矛盾，與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在關系公共安全上的刑事司法程序改革問題的矛盾等等。在雨果。布萊克的晚年，為了堅持他的固有觀念，他不惜在許多重要案件如1965年格里斯沃德案上與自由主義多數派陣營決裂，並在判決書或異議中發表言辭激烈的抨擊。
在揚斯敦管板公司訴索耶爾案中，他反對哈里·S·杜魯門總統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由命令商業部長查封鋼鐵廠，他認為，憲法限制了總統制訂命令的職責，以防止其將個人好惡用於國家大事。但自由主義也可以導致完全相反的結論。布萊克大法官並未完全遵循他自己的進路。
布萊克的路線今天看來也並非完全正確，比如他在種族問題上的保守立場，支持羅斯福從西海岸某些指定地區「驅逐所有具有日本血統的人」，嚴格的禁酒主義態度等。這些都與他的自由主義立場背道而馳。
在遭受一次中風之後，1971年9月17日，布萊克從最高法院退休。8天後，他死於華盛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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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譯者序）
何帆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周語上》
「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
一
作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紐約時報》雖正經受電子傳媒的挑戰，發行量也有所下降，卻從未感受到生存威脅。但是，1960年，一個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長提起的一場誹謗訴訟，卻幾乎將《紐約時報》逼至絕境，如果不是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瀾，這家百年老店或許早已關門大吉。
由威廉?布倫南大法官撰寫的本案判決，不僅適時挽救了《紐約時報》，還推動美國新聞界真正擔負起監督政府、評判官員的職能，躍升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第四權理論」（the fourth estate theory），源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1974年11月2日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他認為，憲法之所以維護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維持一個有組織而且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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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有篇文章 《美國憲法與美國宗教信仰自由》
[內容摘要] 美國憲法和聯邦最高法院的憲法性判例將宗教信仰自由作為基本人權加以保護,並具體從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兩方面進行界定,使宗教信仰自由作為一種憲法觀念深入人心。但美國是一個極具基督教傳統的國家,信教者人數眾多, 因而美國的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離又十分不徹底,這不僅表現在生活中,而且體現在法律上。
關鍵詞：憲法；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政教分離；判例
美國憲法將宗教信仰自由作為基本人權加以保護。其《權利法案》第1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 。把這一保證寫入憲法是為了剝奪國會干擾個人按照自己良心支配信仰、崇拜和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力。因為美國的開國者的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的少數幾項絕對權利之一。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任何政府都無權強迫個人接受任何教義或者檢查任何教義。政府不得強制推行一種宗教信仰,也不是因為人們有信仰或無信仰而剝奪他們的任何權利或特權。二百多年來,雖然對憲法第1修正案（即《權利法案》第1條）的內容理解有所不同, 但總的來說, 對宗教信仰自由應包括信教自由和不得確立國教的內容沒有大的分歧。本文將從上述兩方面對美國宗教信仰自由進行論述, 以就教於大家。
一、信教自由
美國是一個有宗教傳統的國家,信教者約占總人口的63%。在美國的二億多人口中,有大約2165000名專職神職人員, 全美登記注冊的宗教場所有333000多處。美國是世界上宗教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在美國都是有影響的宗教。影響最大的當屬基督教。在基督教的兩大教派（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 基督新教的影響又比天主教大。所以美國人自稱他們的主體文化為WASP（White Anglo-Saxon Prorestant）文化,意即白種人的、盎格魯·撒克森的、新教的文化。新教又分成許多教派。早在殖民地時期, 歐洲新教中的聖公會、公理會、浸禮會、公誼會、長老會、路德會都已在北美出現,當時新教徒佔全部人口的95%。現在雖新教徒占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全美仍有9000萬名新教徒。現在美國新教中最大的教派是福音派, 有信徒4000萬。此外, 浸禮會、聯合衛理公會、信義會等也信徒甚眾。它們由不同地區和派別組成, 僅美國浸禮會就是由27個不同地區和派別的浸禮會組成。所以在美國,信教自由應被表述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信仰宗教, 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信仰宗教者可以信仰這一種宗教, 也可以信仰另外一種宗教；信仰某種宗教者可以信仰這一教派, 也可以信仰另一教派。一句話：信不信由你。
美國憲法第6條第3款規定：「決不得以宗教宣誓作為擔任合眾國任何官職或公職的條件。」這一規定一直被認為是不信仰宗教者的保護傘。聯邦最高法院也據此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判例。如在「托爾卡索訴沃德金案」中,要求擔任公職者公開聲明信仰上帝的忠誠誓言被裁為違反信教自由。所以,美國立國以來,從人口的比例來說, 信教者不是增多了,而是減少了。目前美國大約有37%的人不信仰任何宗教。
那麼憲法的這一規定是不是意味著在美國不信教者與信教者在權利上真正平等呢？在一個新教文化佔主導地位的國家, 這幾乎是一種幻想。有的州, 如賓夕法尼亞和南卡羅來納州, 法律禁止不相信來世之說者參加選舉。芝加哥徵求職員的機關,有23%公然不要猶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直到今天,美國公眾仍有這樣的認識：不信基督者, 不適宜充任總統候選人。實際上自華盛頓以來, 還沒有一位總統不是教徒。除肯尼迪外, 他們還都是新教徒。總統在就職時, 不是把手放在《憲法》上, 而是放在《聖經》上宣誓。在美國國會里, 參議院和眾議院都設有專職的新教牧師。每屆國會開始之前, 都要由牧師帶領全體議員進行祈禱。甚至在美國的軍隊也有隨軍牧師。在這樣一種新教政治文化背景下, 不信教雖然合法, 但卻要喪失很多權利和機會。
一般說來, 在美國, 宗教信仰並不使一個人可以不服從有效的、一視同仁的法律。但是美國法律更重於保護宗教信仰者的權利卻是不爭的事實。聯邦最高法院在「只有最高的利益和非如此即不可得的利益才可以重於宗教自由的合法權利」 ① 的旗號下, 通過一系列的憲法性判例, 使新教徒獲得了許多特權。
在「西弗吉尼亞州地方教育委員會訴巴尼特案」 （1943年）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州不得要求耶和華見證會信徒參加公立學校的升旗儀式, 不得要求他們展示州所發給的執照牌, 如果執照牌上有他們反對的圖案的話。因為耶和華見證會要求其信徒應戒除任何形式的政治、軍事活動和其他不敬神的活動。聯邦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規定在政治、民族主義、宗教或其他輿論事項上何為正統。
依照同樣的原則, 對拒絕接受要求星期六工作職務的嚴守安息日的教徒, 各州不得拒發失業補助；對因宗教原因而離職的人,也不得拒發此種補助。在「舍伯特訴費納案」（1963年）中,聯邦最高法院裁定不給一名基督復臨會教徒發放州失業救濟的規定違憲。該教徒因拒絕在安息日（星期天）上班而失業。聯邦最高憲法認為這樣的規定對該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是間接的,但該法律的強制性效果則是對該教徒的信仰自由施加了一種嚴格的限制,迫使她作出抉擇：要麼遵守宗教戒律而放棄福利,要麼為了工作而拋棄她的宗教戒律。
與此案極為類似的是1981年「托馬斯訴印第安納州就業安全處審查委員會案」。一名耶和華見證會教徒因認為軍工生產的工作與他的宗教戒律不符而辭去了工作。印第安納州因而對他拒發失業救濟。伯格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認為：凡州政府將一項重要福利的接受以宗教信仰禁止的行為為條件,或者因一種宗教信仰所要求的行為而拒發這種福利,從而給一名信徒造成巨大的壓力,迫使他修正自己的行為和違背自己的信仰,就存在對宗教的限制。
如果單純地看上述判例,我們會得出如下的結論,那就是美國政府通過聯邦最高法院極力維護信教者的自由和「一視同仁」 的權利。但實際上,對新教以外的宗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不總是這么慷慨。當聯邦政府允許在印第安人用於宗教目的的一個國家公園中伐木和築路時, 發生了「林訴西北印第安人墓地保護協會案」（1988年）。在此案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政府的行為是合法的,並未妨礙信教自由。因為：政府行動的影響是附帶性的,即使行動的後果可能使宗教活動無法進行,但政府畢竟擁有這片土地而且未直接禁止任何具體的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動。
許多印第安人在參加宗教儀式時必須服用麻醉劑佩奧特鹼,這是印第安人千百年流傳的傳統。聯邦最高法院卻認為這是「犯罪」,對因此造成的解僱州可以拒發失業補助。同一聯邦最高法院,對兩種不同的宗教的態度是何等的不同！
我們認為,美國通過聯邦憲法和一系列的憲法性判例,從法理上確立了信教與不信教、信此教與信彼教、信此教派與信彼教派者之間的平等。比較起中世紀和至今仍確立國教的國家來說, 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實際上,美國是個新教占支配地位的國家,新教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新教徒比不信宗教者或其他教徒有更多的權利。在美國,你的確可以不信宗教或信仰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但這意味著放棄,放棄許多應該得到的權利。所以美國並未真正地做到信教自由。也有的學者認為美國對信教自由是「承認而不執行」【1】（P.316）即在法理上完全承認,但在現實生活中則大打折扣。我們認為這一評價是客觀的。
二、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是信教自由的條件,它包括宗教不得藉助世俗的政權傳播和宗教與世俗教育分離兩個方面。如果宗教與世俗的政權合一,宗教就會藉助國家暴力強行傳播,那麼就不會有宗教信仰自由；如果宗教與世俗的教育結合在一起,在學校里讀經、舉行宗教儀式,那實際上也妨礙了學生的自由選擇,尤其對未成年人來說更是如此,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第1句就強調：「國會不得制定法律規定國教」。
那麼如何評判國會或各州制定的法律是否違背這一條款呢？聯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萊蒙訴庫茲曼案」中提出了三條檢驗標准：第一,法律必須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第二,法院主要的或首要的影響必須是既不促進也不限制宗教；第三,法律不得助長「政府與宗教有過多的牽連」。也就是說,憲法的國教條款意在防止：由國家發起、資助和積極介入宗教活動。
實際上,美國公眾一方面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個政教分離的國家,另一方面政府與新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政教分離」之牆只使國家在組織和機構上與教會徑渭分明,而不能沒有資助和牽連。
在「沃爾茲訴紐約市稅務委員會案」中,聯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認為免徵宗教活動場所財產稅的規定是基於歷史的考慮,因而這種免稅的做法不是對教會的財政支持,不違反憲法的不得確立國教條款。不管聯邦最高法院找出怎樣的理由, 這種免稅實際上就是對宗教的變相資助。
在「林奇訴唐納利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聖誕節展覽中樹立一座基督誕生的塑像不是在擴大宗教的影響, 因而並不違反憲法的國教條款。以伯格首席大法官為代表的大多數法官認為：這種展覽起到了慶祝節日和描述節日起源的世俗目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指出政府經常承認宗教節日和事件的同時,強調聖誕節的日益世俗化。比較起許多公共援助計劃而言,這里的宗教效果也沒有更多的異乎尋常之處。因此伯格大法官歸結說,樹立基督誕生塑像對宗教的任何好處都是「間接的、遙遠的和附帶的」 。
但是如果將一座基督誕生的塑像放置在政府機關的建築上,則違反了國教條款。在「阿勒格尼縣訴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案」中,布萊克門大法官代表聯邦最高法院解釋道：基督誕生塑像單獨擺在那裡,旁邊沒有其他節假日的世俗象徵。因此該縣「發出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息：它支持和提倡基督教對上帝的贊揚。這就是基督誕生塑像的宗教信息。」所以這樣的放置是不能允許的。
政教分離最重要、也最直接地體現在宗教與教育的關繫上。不得強迫公民接受某種宗教教育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要求。在美國,在這一問題上也充滿了矛盾。
關於祈禱。由於有國教條款,政府機構（包括校區）便不得將任何一種祈禱儀式引入公立學校的課程表內。因此,祈禱式地誦讀《聖經》、背誦主禱文》, 在學校里張貼《十戒》,都在禁止之列。
但是,如果在公立學校里的祈禱純粹是個人的行為,那將是另外一回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並不違憲,違憲的是學校當局的發起或鼓勵祈禱。在「恩格爾訴維塔爾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廢止了校務委員會背誦祈禱文的規定。因為政府份內的工作不包括為任何一個群體的美國人創作官方祈禱文,作為政府推行的宗教計劃的一部分供他們背誦。在「阿賓頓學區訴謝普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將禁止的范圍擴大到禁止朗讀《聖經》和《主禱文》。並要求：政府應保持嚴格的中立,既不支持宗教,也不反對宗教。
只要不舉行宗教儀式,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憲法並未禁止公立學校把學習《聖經》或宗教作為世俗教學大綱的一部分。
在「威德瑪訴文森特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基督教學生社團利用公立學校設施從事宗教禮拜和教學活動是合憲的。因為一項平等利用的政策才符合促進在公共論壇上自由交流思想的世俗目的。它不會產生促進宗教的基本影響,因為不存在州對宗教信息的象徵性認可,而且設施使用權面向所有的團體,世俗的和教派的都在內。在此基礎上,1984年國會制定了《平等使用法》。該法允許宗教團體平等使用學校設施,認為這不違反不得確立國教條款。國會也好,聯邦最高法院也罷,他們都忽視或有意迴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公立學校本來是世俗的場所, 世俗團體在此活動無可厚非。宗教團體在公立學校進行禮拜等活動構成了實際小的不平等,因為並未允許世俗團體上在寺廟等宗教活動場所舉行世俗的活動。在「西部社區學校地方教育委員會訴梅爾根斯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國會制定的《平等使用法》的目的是世俗的, 因為它既禁止對宗教言論的歧視又禁止對政治或哲學言論的歧視。該法對宗教持中立立場, 它不構成對宗教的認可, 也不具有促進宗教的基本效果。學校官員對宗教團體在學校活動的監督作用不構成與宗教的不允午的牽連。
關於資助。一般說來, 就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的財政援助而言, 聯邦最高法院較為容忍向公民普遍提供福利的援助計劃, 但反對直接援助宗教機構的計劃, 包括對宗教學校的援助。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對宗教學校的援助涉及容易接受宗教灌輸的年輕的和不成熟的學生, 可能會導致促進宗教影響擴大的後果。州因為援助而對教會學校加強監視又容易增加教會與州的牽連的危險性。
在「大拉皮茲學區訴鮑爾案」 中, 聯邦最高法院廢除了一項社區教育計劃。在該計劃中,由公立學校系統提供資助和聘請授課教師, 但地點設在向私立學校借用的教室里。布倫南大法官代表聯邦最高法院, 運用「萊蒙案」的標准進行檢驗,認定該計劃具有提倡宗教的基本效果。第一, 參加該計劃的教師可能會卷進去,灌輸宗教信條或信仰。因為私立學校有極強的宗教氣氛, 在這種環境中教學,教與學的人都可能順應環境, 受宗教的影響；第二, 這一計劃使得政府與宗教在一個教派中象徵性地聯系在一起；第三, 這項計劃因為公立學校負責私立學校學生很大一部分教學任務, 實際上構成了對宗教的補貼, 會產生直接促進宗教的效果。基於上述理由,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計劃違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條款。
但聯邦最高法院並不總是反對向私立學校提供援助, 雖然95%的私立學校為教會所辦, 而且施以宗教教育或宗教氣氛濃厚, 但聯邦最高法院仍然堅持以公共福利面目出現的對私立學校的援助不違反國教條款。
在「埃弗森訴地方教育委員會案」 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補償家長用於孩子往返學校的公共汽車費是合法的。因為這是一項一般性的計劃, 旨在幫助家長將其子女安全和迅速地送往學校和從學校接回家, 而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因為這對宗教的任何援助只是附帶的。也就是說, 它有一個世俗的目的和世俗的基本影響。
在「沃爾漫訴瓦斯特案」 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只要去掉與教會有關的學校普遍彌漫的宗教氣氛, 州就可以用稅收基金為教會辦的中小學學生提供課本、標准測驗試卷、午餐以及聽力和發音方面的診斷服務。問題在於：聯邦最高法院沒有說明如何去掉這種「宗教氣氛」 。實際上, 聯邦最高法院在此僅僅是尋找一種借口, 一種可以使用財政援助教會學校, 當然絕大多數是基督新教教會學校的理由。
在1983年的「米勒訴艾倫案」 中, 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確認了明尼蘇達州的一項規定：允許納稅的家長從應繳納的州所得稅中扣除他們送孩子上學的學費、書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而不論他們上的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由於公立學校的家長不用交學費, 因此這種扣除實際上就是對收費較高的教會學校的支持。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卻認為這是一項不偏不倚的計劃, 是向范圍廣泛的公民提供的州援助。聯邦最高法院特別強調了支持私立學校的學生家長們的好處向這些家長提供稅收補助符合教育子女和確保私立學校財務持續健康的世俗目的。因為私立學校的存在, 減輕了公立學校的負擔, 提供了一個促進多樣性教育的替代方法。
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完全不提私立學校的宗教氣氛, 以及私立學校學生家長大多為教徒的事實, 迴避了明尼蘇達州的規定實際上是片面地給予教會學校和教徒的財政援助的事實。正如對此判決持異議的馬歇爾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樣：明尼蘇達州法律與任何向教會學校交學費的人提供補貼的制度一樣, 具有促進宗教的直接的和立即的效果。
因此, 在美國雖然聯邦最高法院通過「萊蒙案」 規定了三條標准, 但政府與教會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聯邦和州政府採用種種方式或明或暗地支持新教。
一般說來, 信仰屬於個人意識的范疇, 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民主的法律不調整人們的思想和意識。但當這種思想被表達出來或者付諸行動的時候, 就會影響他人和社會, 那就是行為, 就應當受到法律的調整。所以我們在研究美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時候, 就不能僅僅從思想或道德的領域出發,認為美國社會有關宗教方面的種種問題僅僅是宗教道德對社會道德的影響所致。實際上, 美國的宗教信仰問題既是宗教問題、道德問題、文化現象, 也是法律問題。鑒於美國人根深蒂固的「憲法至上」意識和極強的權利意識, 宗教信仰問題：首先是一個憲法上的問題。但美國憲法——通過正文、權利法案和憲法性判例對這一問題的規定和美國社會中新教佔主導地位的宗教影響, 既不像美國人所標榜的宗教信仰自由那麼純粹, 也不像我們通常理解的那麼簡單。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幟下, 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信教自由和不確立國教原則銘記在心, 並將其視為民主、自由和天賦人權的最重要的體現之一。小羅斯福總統更是將信仰自由列為文明國家的四大自由之一。早在美國爭取獨立的過程中, 各殖民地就開展了實現政教分離的斗爭。當時任普林斯頓學院院長的約翰·威瑟斯就經常宣傳說對於一個共和國來說, 唯一適當的原則是人人都有選擇信什麼教或者根本不信教的自由；每個教會都應由其成員或自備基金來維持, 而不得求助於國家的征稅權力。在北卡羅來納州, 1776年的州憲明確規定：「在本州內不得規定任何教會或教派獨尊於任何其他教會或教派之上」。傑弗遜認為：「強迫一個人捐獻金錢為的是他所不信仰和討厭的見解, 是一種犯罪的、暴虐的作法。」 1786年11月, 弗吉尼亞州議會通過了傑佛遜在1779年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 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被強迫參加任何宗教禮拜儀式、出入任何宗教場所或資助任何教士集團。」並警告說,任何篡改這項法令的企圖「都將是對天賦權利的侵犯」 。【2】（P.114）因此,以憲法的形式確立宗教信仰自由並加以神聖化,是美國人民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此後各民主國家的憲法無不加以效仿。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宗教傳統極深、宗教熱情極高的國家,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美國各級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都不能超然於憲法之外。但記住憲法的原則是一回事, 做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許多情況下只要能找出不違憲的理由或借口, 政府便可以冠冕堂皇地援助教會, 甚至借教會來推行其內政外交政策, 以達到其國家目的。這就是聲國式的宗教信仰自由。
所以我們切不可用純世俗的眼光,用真正符合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的標准去看待美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嚴格地說起來,美國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帶有嚴重不自由色彩的宗教信仰自由。
_____________
注釋：
①「威斯康星州訴約德案」,《最高法院判例匯編》,第406卷,第205頁,1972年。以下未註明判例均引自《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英文版。
⑹ 嫁給法官是啥感覺
嫁給法官就要做好實事求是的准備，因為法官對什麼事都一追到底。
⑺ 自由需要什麼樣的素質
很多中國人一說起「自由」往往就底氣不足，就有點心虛，好像這不是咱們的「強項」。但卻有人指出，跟美國相比，中國不是沒自由而是太自由了，比如：中國人可以自由地打孩子，可以在大街上喝酒，可以隨便問別人的年齡……這些事情美國人都不敢做，做了就會受到懲罰。輕則罰款，重則關監。「自由」慣了的中國人若是沒有思想准備，一旦到了西方國家，用「動輒得咎」來形容恐怕一點兒也不誇張。
韓寒在2011年底引發廣泛爭議的博文中直言，「大部分國人眼中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都沒有關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說沒有什麼社會關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嘩，自由的過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點社會關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違章，自由的鑽各種法律法規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為」。但與此同時，我們在生活中也要忍受諸多的不自由，比如不能自由遷移戶口，不能自由地參加高考等等。
在追求幸福生活的今天，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由」未必能真正給人舒暢感，種種限制倒是越來越多地讓人感受到約束和無奈。黑格爾曾說：「紀律是自由的第一條件。」看不清邊界的自由只是虛妄的概念，真正的自由則暗含了秩序與文明。
西方社會為之奮鬥了幾百年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元價值不只是簡單的並列，更有邏輯上的傳承：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愛。當今天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地為自由這個熠熠生輝的理念而呼喊時，我們有必要先靜下心來讀懂它的內涵。因為文明意義下的自由向來不是隨心所欲，而是需要一定的素質才可以駕馭的。
威脅公共安全的言論不能隨便發
鳳姐在其微博上的一句「我要燒了美國移民局」已被美國安全局記錄在案，法律程序已經啟動，鳳姐或許將面臨被收監或者遣返的窘境。有人質疑：美國對言論還是比較寬松的，除非她確實有這一行為了，不然就憑她一句話怎麼就能被遣返？其實，像鳳姐這種「因言獲罪」的事件，並非孤例。去年4月，留美博士翟田田在與教授發生口角時，氣憤之下說了句類似「我要把學校燒掉」的狠話，而被校方以「恐怖威脅罪」起訴。此後，經美國移民局遞解、警察抓人、檢調機關起訴，翟田田被送入拘禁中心。直到7月30日，美國控方才由此前的「恐怖威脅」降為「小型行為不當」可不負刑事責任。
照我們日常思維來看，不過因為開玩笑或者憤怒，而說了句「燒了XX」就被遣返甚至坐牢，太匪夷所思，尤其在以倡導自由著稱的美國。在美國言論自由雖是一項基本人權，卻有明確的界限。對那些危及公共安全，以及可能會危害公眾秩序的潛在危險性言論，不管有無真實地發生，都不在憲法的保障范圍內。
比如，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電檢入口處掛有「請勿開玩笑」的牌示，指的是禁止說「HiJack!」（傑克你好嗎？），否則航警必將其逮捕法辦，因為「HiJack!」這句話正是英文劫機（Hijack）一詞的諧音。其依據是，公共安全比言論自由更重要。在機場向一位叫「傑克」的人問聲好都不行，更何況你赤裸裸地叫囂要「燒了學校」或是「燒了美國移民局」。這也說明，並非是美國言論自由的區別對待，而只是一些人誤解和泛化了這個詞。
粗口不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只是保障公民不因言論受到政府懲罰，但它並不同時允諾一種無所顧忌的謾罵攻訐，更不會免去某人為自己的言論承擔相應道義或職業風險的責任。沒有一項民主權利，會鼓勵與責任脫節。
言論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公民可以正當地捍衛那種被後人概括為「麥迪遜前提」的准則：「如果有檢查言論的權利，那也應當是人民檢查政府的言論，而不是政府檢查人民的言論」。哪怕公民針對公共事務的批評存在錯誤或粗陋之處，政府也應容忍。美國有位青年為了抗議政府的徵兵政策，曾因「穿著夾克在洛杉磯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夾克後背印著『Fuck the Draft』（『操你的徵兵制』）」而獲刑，但聯邦最高法院最終判其無罪，理由不外是：盡管方式粗俗，但他畢竟是在針對一項公共政策發表意見，國家必須容忍。言論自由的原則及內涵還有很多，但即如上述，我們也能看出，它與用最粗俗的方式罵人有多遠。
對言論自由持最為寬松態度的國家，也會大致遵守一條底線：言論自由不保護誹謗和辱罵。「你說美國人民有權每晚站在街頭宣揚社會主義，和說任何人都有權誣陷政治人物某某某10月10日晚上收黑錢，肯定不是一回事。」雖然言論自由法的實施難免對公民的容忍品質提出更高要求，但它從來不是下流言論的黑翼天使。否則，所有的詬罵愛好者會喜獲天堂，而文明談吐的信奉者將面臨一座口舌地獄：稍不留神，即遭污言穢語的大棒伺候。
謠言不是言論自由
網上流傳的所謂「國家稅務總局2011年第47號關於修訂徵收個人所得稅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公告」，經查明是上海的勵某杜撰而成。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路新聞宣傳局、公安機關已責成當地管理部門依法依規對製造和傳播謠言的責任人和網站予以懲處，杜撰「47號公告」的勵某被行政拘留15天。
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有些人存在一些錯誤的認識，言論自由就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如何表達就如何表達。如上面所述的勵某，竟然盜用稅務總局名義，對外發布了所謂的「47號公告」並作解讀，很顯然，在他眼裡，言論自由就是隨心所欲。
言論自由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在當代中國，它意味著在有序、合法的前提下通過語言表達意見和見解，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罔顧事實，不負責任地編造謠言蠱惑人心，必然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說過：「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言論自由的表達，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而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由不是任性地為所欲為
黑格爾在《美學》一書中講過自由概念：「人們往往把任性也叫作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任性的選擇和自決都不是出於意志的理性，而是出於偶然的動機以及這種動機對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賴。」誠然，自由並非是任性的行為，可以為所欲為。
契訶夫說得好：「在智慧和道德方面人發展得越高，他就越自由，生活給予他的歡樂也越大。」智慧使人能夠更好更多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質之中去，於是他的活動也就有了合理的界限，不會越雷池半步，自由也就實現了。而道德是對社會秩序的反映，一個有倫理修養的人，就能夠對社會生活的法則有著十分精確地掌握。道德是從善的力量，恰恰社會自由的最一般的邊界所在，就是你的行為不得損害社會的和他人的利益，正如《法國國民公會宣言》中所闡述的觀點那樣：「一個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個公民的自由為界限的」，無疑這正是倫理的使然。
克雷洛夫說過：「不要過分的醉心放任自由，一點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它的害處與危險實在不少。」正是明確了自由所擁有的范圍，所以，人們才可以在安全的地域中享受生活。不然，對自由邊界的模糊認識，或者根本就沒有任何感覺，自由就會失去尺度，就如同列車會失去軌道一樣，人的行為最終就會失去控制，徹底地喪失了自由。
自由不是「為他人定罪」
呂麗萍日前在微博上轉發一篇炮轟同性戀的文章反對同性戀，引發眾多明星激辯。「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的這句名言，成為現代社會中裁定言論自由和公民話語權尺度的基本標桿。呂麗萍當然有思考、信仰和說話的權利。無論呂麗萍說了什麼，只要不涉及顛覆政權、推翻制度之類的違憲之事，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呂麗萍有反對同性戀的權利，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更有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微博里發表反對同性戀言論的權利。但是，法律上無罪不等於呂麗萍說的話就完全正確。
呂麗萍在微博之中，用了「羞恥」、「罪人」這樣的污衊性詞語。言論有自由，不等於允許任意去侮辱他人。同性戀問題，向來爭議頗多，但是在法律都無法裁定同性戀是否有罪的情況下，呂麗萍多多少少有些「私設公堂」之嫌。社會允許呂麗萍自由發微博，卻沒有允許呂麗萍自由地污衊和侮辱他人。
你可以不贊同他人，但你絕對不能侮辱他人———這是呂麗萍招來罵聲一片的根本原因。為他人定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之一。這應該是一個信仰自由、文化多元的時代，遇到「非我族類」的思想、言論與行為，不一定就非要定上罪名。我們需要的是社會思想的多元化發展，而不是拿自己的思想去強加給別人，更不是給持有不同思想的人定上一個罪名，抑或是進行謾罵……這是一個事關言論自由和底線的問題。改一改伏爾泰的名言便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但我不同意你污衊別人的言論。
宣傳仇恨的「自由」不合法
1933年納粹在德國取得政權之前，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法律也非常強調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而希特勒和納粹分子正是利用民主提供的自由，從民主制度內部摧毀了民主。納粹頭目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Streicher)，是納粹宣傳的干將。他寫作的少兒讀物《毒蘑菇》(1938)把猶太人比做看似自然，其實有毒的蘑菇，教導德國兒童如何「識別猶太壞人」，起到了極廣泛的洗腦作用。早在1924年，他就創辦了臭名昭著的《先鋒報》，鼓吹仇恨猶太人，並污衊攻擊一些知名的猶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施特萊歇爾都以「自由言論」為理由，並聲稱自己進行的不是「宗教言論」而是「政治言論」，他有意識地利用民主法律制度對政治言論的寬容，來擴大對猶太人仇恨的言論影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敗訴，也「總能給聽者留下些印象」。
美國的「仇恨犯罪法」制定於1969年，適用范圍及於種族、膚色、宗教和國籍。在美國，任何組織或團體宣揚群體間的仇恨(如提倡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不合法的，個人在公共社會空間和場合發表仇恨言論也是不合法的。仇恨違背民主社會和平共存的政治原則，更是一種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暴力威脅。
政治性言論的邊界止於「明顯而現實的危險」
「明顯而現實的危險」是美國最高法院對政治性言論所做的邊界劃定，它是1919年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霍爾姆斯在審理社會黨人煽動拒絕徵兵案中提出的。1919年年底又有個俄國移民無政府主義者譴責美國出兵俄國干涉布爾什維克革命，說美國總統是個偽君子和懦夫，號召工人起來推翻這個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在這次審判中，最高法院沒有一致，霍爾姆斯和布蘭代斯兩位大法官不認為此人有罪。 霍爾姆斯說「我們看到時間已經推翻了很多固有的信念，我們認為最終的善應該通過自由的思想交流來實現，真理應該通過自由言論市場的競爭來檢驗」，這實際上把「明顯而現實的危險」中對危險的定義修正成了「只有鉗制這些言論才能挽救國家」。
在1969年，發生了一群3K黨信徒煽動武力把黑人和猶太人轟回老家去的事件。按過去最高法院「明顯而可能的危險」的定義，政府趕緊把他們抓了起來。官司又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這回終於做出了關於政治性言論自由邊界的正確裁決。大法官們一致認為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者違法的言論是旨在煽動非法行為，並且很有可能煽動和激發這些行動這才叫「明顯而現實的危險」。基本上這個判例最終劃定了美國政治性言論的邊界。
新聞自由不能僭越公民權利
《世界新聞報》引燃一場史無前例的竊聽丑聞，它的死震驚世界。但這並非故事的結尾，而是一個新篇章的開始。
竊聽——不論其目的為何，為了正義與真相，還是銷量與英鎊，或如《世界新聞報》所標榜的「勇敢揭露一切惡棍和欺騙行為」——侵犯了公眾的隱私權，則為法律所不容。誠然，依新聞業的特殊屬性，獲取真相，有時需要偷窺，需要暗訪，在今日中國還流行一種叫「人肉搜索」的信息發掘，然而，在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之間，始終應該有一個度。這個度如何把握，是立法者的一大難題：假如媒體的觸手引申過長，私人空間難免被入侵；假如對隱私權（尤其是公眾人物的隱私權）的捍衛過於嚴密，新聞自由將嚴重縮水。
《世界新聞報》死於對自由的冒犯。它以自殺的方式，證實了這樣一條定律的重要性：新聞需要自由，但新聞自由的運行當以尊重公民的自由權利為前提。
對公共事務的自由討論擁有批評的權利
《批評官員的尺度》首版於20年前，討論的是50年前的一起司法案件，作者安東尼·劉易斯是《紐約時報》編輯，兩度獲得普利策獎，本書忠實記錄了「沙利文訴訟案」。
1960年，警察局長沙利文因一則批評性廣告，以誹謗罪為名，將《紐約時報》告上法庭。二審失利後，《紐約時報》奮起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後9位大法官力挽狂瀾，宣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維護了批評的權利。該案是美國新聞史上的重大事件，奠定了「第四權」的基礎，被人們稱為是「美國新聞自由的里程碑」。
正如威廉·布倫南大法官所說：「在自由爭論中，錯誤意見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達要找到賴以生存的呼吸空間，就必須保護錯誤意見的表達。」正是基於這一理念，確定了最終的游戲規則：新聞機構如不是惡意或罔顧事實，將不構成誹謗。以後的50年，這一規則得到了貫徹，正是在它的保護下，「水門事件」最終得以揭露。
中國社會正在飛速發展中，時代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劃清批評與誹謗的界限，擺正批評官員的自由限度，以實現「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的目標，我們還需進一步努力。
個人自由比政府職能優先
2011年7月12日，美國聯邦眾議院對一條規定燈泡節能標準的法令進行了投票。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巴頓提出，要修訂2007年的能源法，其中部分條款規定要對老式白熾燈進行節能升級。眾議院投票結果否決了巴頓的提案。與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爭論一樣，「燈泡問題」的爭論也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是實用功能層面，第二個是價值原則的層面。反對白熾燈條款的人士堅持認為，由前總統小布希簽署生效的這項法律中的新節能標准體現了聯邦政府權力的過分延伸，是「大政府」的明顯例證。
對於普通美國人來說，「燈泡問題」之所以是一個問題，是因為在「實用」和「原則」之間不存在現成的調和與容易的妥協，而知難而進的調和與妥協恰恰又是民主的「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的好生活既需要政府發揮主導的作用，又需要保護個人的自由權利。如果美國政府在節省能源和保護環境上無所作為，那它便是沒有盡到應有的主導職能。但是，這種主導職能是有限度的，如果超過了限度，無論政府原來的用意有多好，政府職能便會變成不正當的權力干涉甚至霸道行為。
在美國，政府職能與個人自由的關系不和諧是常有的事情，在這二者之間，個人自由比政府職能優先，則是一般普通民眾常識性的共識。民眾認為，公民個人的權利是自然權利，人是為了維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給自己找麻煩或製造壓迫者才締造政府的。因此，政府應該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其合法性依據。這些權利包括在不損及他人權利范圍內的言論和行為權利，包括個人對用品和商品的選擇權利。
個人享有接觸他人言論的自由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11年6月27日以7：2的投票結果裁決，加州禁止兒童購買和租借暴力視頻游戲的規定屬於違憲。最高法院的決議是，盡管有人投訴稱這種流行且不斷變化的技術產品容易讓孩子出現類似的野蠻行為，但政府無權「限制兒童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數的大法官斯科利亞說：「毫無疑問，州政府擁有保護孩子免受傷害的立法權。但這不包括一個不受約束的、限制兒童可能會接觸到的一些理念的權力。」
自由言論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缺一不可的方面：一個是，個人有表達自己言論的自由，另一個是，個人有接觸他人言論的自由。就這個具體案例來說，也就是，商家有將視頻游戲出售給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購買視頻游戲的自由。
盡管視頻游戲的暴力是個問題，但憲法對自由言論的規定使得政府沒有充分理由來管制視頻游戲，這就像對待「低俗」一樣，低俗的問題不在於是否低俗，而在於政府有沒有管制低俗言論的充分理由。
維護媒體多元，保障新聞自由
1960年，德國阿登納內閣不顧各州反對，通過一項法規，建立由聯邦控制的、統一的電視台西德電視公司。不來梅、漢堡、黑森和下薩克森州對此提出抗議，以聯邦內閣違憲為由，提請憲法法院宣布該法無效。
憲法法院第二庭審理此案後，判決這一法規違憲，因其侵犯了基本法為各州保留的權力，還侵犯了基本法所設計的新聞自由保障。判決書寫道：從收集信息到傳播新聞見解，第五章第一節特別保障新聞機構的獨立自主。如果國家尋求直接或間接地調控或指導新聞機構或其分部，那麼它就侵犯了這項保障。憲法第五章要求這項形成輿論的現代工具既不受國家支配，亦不受單個社會團體支配。1960年成立的西德電視公司完全處於國家控制之下，從而成為聯邦之工具。因此西德電視公司的成立和存在皆侵犯基本法第五章。
法學學者張千帆曾寫道：(此案)被稱為廣播領域的大憲章。它首次確立了電視廣播領域中的多元化原則。公共輿論的形成不應受到政府或任何其他單一社會團體的壟斷。
防止「多數人的暴政」對私人領域的干涉
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思考了社會權力與個人自由的關系，通過分析證明社會權力運行遵循「多數決定製」，代表了多數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數人」的利益，導致了「多數人的暴政「，所以個人必須擁有社會自由，才能對抗「多數人的暴政」，才能保護並實現個人利益；也指出了在個人自由與社會權力之間劃出一道邊界的原則：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與他人利益無關的領域即是社會權力不可侵犯的領域，就是個人的社會自由領域。
對此密爾說得十分清楚，「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則是絕對的。對於本人而言，對於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的主權者。」
個人的社會自由分為兩大部分，即思想自由與行動自由。自由對個人實現自己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必須肯定個人的思想自由，而且伴隨著思想自由，每個人形成不同的興趣、愛好、觀念等等，並且據此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個體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依據密爾的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無關他人利益的領域是社會權力所不能幹涉的，那也就是個人自由的領域。只有允許個人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動，才能擺脫一切不必要的強制。
容忍荒謬是自由第一課
凡是在網上有過文字經歷的人，對於在論壇里被版主「踢出」，博文被刪帖，甚至博客被封，無不深惡痛絕，只消一提起來，就恨恨連聲。但是，每當我們看到網上特別荒謬，或者我們感覺荒謬的言論時，往往自己憤慨還不夠，每每希望有力者把這種言論封掉，甚至希望在現實生活中此言論的發布者遭到報應，如果有可能，自己或別人出面，扁他一頓也未可知。其實，這就是一種專制的劣根性。
不要以為人家封殺我的時候，就是非正義的，我要求封殺別人，就是正義的。因為我的言論是正當的，而別人的言論是反人道的。事實上，這種以道德借口封人口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為這樣做，剝奪了他人應有的自由。不能說強徒打你的時候喊痛，轉過身就希望這個強徒打你不喜歡的人。這種挾道德合理性實行強制的心理，恰是歷史上專制乃至極權的土壤。道德的借口，哪怕是基於社會主流的道德借口，一旦成為強制的理由，就可以擴張成剝奪人自由的習慣乃至制度。
平心而論，當我們面對特別荒謬的言論，跟他講道理又講不通的時候，都會感到憤怒。但是，學會容忍荒謬，是自由的第一課，如果這門課程不及格，我們就沒有資格談自由。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可貴。因為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自由永遠包含著自由的代價
基於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民眾持有武器是一項憲法權利。制憲者們認為，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為了確保人民主權原則的實現，就必須限制政府的權力，防止其推行暴政，因此，組織民兵和允許個人持槍是必需的。在美國特殊的
⑻ 理查德·A·波斯納的軼事
他在聯邦最高法院當法律助手期間，有一次，全體大法官們投票對某案做出了決定，並指定由大法官布倫南撰寫司法意見。按照習慣，司法意見都至少由法律助手撰寫初稿。但不知是由於布冉能說反了，還是波斯納聽反了，甚或其他，波斯納反正是撰寫了一份與最高法院的決定完全相反的司法意見。然而，這份意見不僅說服了布倫南大法官，而且說服了最高法院。最後的決定也就順水推舟按著波斯納的意見辦了。
另一件是在波斯納所在的聯邦第七巡迴區的一個決定中，多數派法官否決了波斯納〖臨時充任地區法院法官時作出〗的一個裁決。但就在這一司法意見開頭的第一個腳注中，作為波斯納同事的這些法官寫道：
「當時，聯邦地方法院急需新增法官決定此案，我們的首席法官波斯納自願承擔了這一地方法官的工作，聽審了此案，這充分證明了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當然，法官波斯納同時也承擔了他在本院的全部工作。並且，作為我們巡迴區的首席法官，他還完成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職責。他所做的甚至還遠不止這些。他撰寫的書要比許多人畢生閱讀過的書還多。更重要的是，當時，他正用業余時間，在聯邦政府針對微軟公司的反托拉斯大案訴訟中，作為某法院任命的特別調解人，努力工作。很顯然，波斯納法官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承受能力。這充分證明了波斯納法官的才華，他能同時處理這么多的角色，並且還是如此的嚴密、傑出和瀟灑。」（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⑼ 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怎麼保護
一、公眾人物及其隱私權概述
（一）公眾人物的含義
公眾人物的概念源於1964年美國的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在該案中，布倫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員」(Public official)的概念，並樹立了「確有惡意」原則。三年後，在「足球教練訴退伍軍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眾人物的概念。首席大法官沃倫認為:「公眾人物是指其在關繫到公共問題和公共事件的觀點與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與政府官員對於相同問題和事件的態度和行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當。」[1] 此案的判決顯示法院認為公眾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羅森布魯訴大都會新聞有限公司案」將「確有惡意原則」確立為適用於任何有關公共利益的對個人報道的場合，後成為新聞法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西方，公眾人物(Public Person)已成為一個專門的術語，指一定范圍內廣為人知的、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重要社會人物。根據學者史賓塞(Dale R .Spencer)的解釋，公眾人物包括政府官員、公職候選人、發明家、作家、運動員、藝術表演家、罪犯、被控訴的人以及其他易受注意的人物。
在我國公眾人物又稱社會知名人士，始見於2002年范志毅訴《東方體育時報》案，指的是因其特殊才能、成就、經歷或其它特殊原因而廣為公眾熟知，與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重要社會人物，包括黨政高級官員、著名科學家、藝術家、影視明星、體育明星、著名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勞動模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公眾人物。
理論上，以行為人的主觀意願為標准，可以將其劃分為自願性公眾人物和非自願性公眾人物。從公法的角度和以對公共官員的特殊要求為標准，又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美國聯邦法院還從時間屬性上將其劃分為完全公眾人物和有限的公眾人物。
（二）隱私權的含義及其特點
隱私，也稱個人生活秘密，是指公民個人生活中不願公開且不願為他人知悉的秘密。如個人日記、生活習慣、財產狀況。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是公民對自己個人生活和以個人生活自由為內容，從根本上排斥他人干涉的一種人身權利，是人格權的一種。
我國尚未確立隱私權制度，但有關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已有規定，如《憲法》39、40條和最高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明確將隱私權作為名譽權來進行保護。
與普通公民相比，公眾人物隱私權的特點是：
1、公眾興趣性。公眾人物因其特殊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其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和興趣。
2、與公共利益的相關性。由於公眾人物具有廣泛的社會知名度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所以公眾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舉止與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甚至構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內容。
3、法律保護的限制性。有權利就有義務，有權力就有限制。公眾人物作為社會的特殊群體，擁有更多的權力和地位，在權利的行使上同樣受到限制，在隱私權方面享有的法律保護范圍就要比普通公民小。當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法律的天平就要向公共利益傾斜。
4、與知情權的沖突性。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是指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和權利。按其內容劃分為知政權、社會知情權、公眾知情權和個人知情權。知政權指公民享有的知道國家事務、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及背景資料的權利；社會知情權是對一切社會公共權力機構、公眾團體的知情權；公眾知情權是指在對公眾人物的知情權；個人信息知情權是指公民了解與自己有關的他人的情況和資料的權利。隱私權重在保護個人信息，具有保守、封閉和自控的特點；知情權重在公眾了解社會各種信息，具有公開、開放和外向的特點，二者具有天然的對抗性。該沖突反映到公眾人物身上就更突出和尖銳。
（三）公眾人物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表現
1、知政權與政府官員隱私權的沖突。知政權賦予了公民進行民主參政，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政府官員接受全體公民的委託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其權力行使的基礎是全體公民的認可。因此，公共官員不希望可能降低其威信的私人信息為公眾所知。公民的年齡、學歷、健康狀況、財產來源、社會關系等屬於普通公民的個人私人信息，但對於政府官員來說，還是其能否恰當行使權力履行職責的必要條件，關繫到公民選舉、罷免的權利問題。
2、公眾知情權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沖突。公眾人物主要是通過傳媒而廣為人知並獲利的，他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采訪報道的目標，他們自身及其言行等都具有新聞價值，其遭受侵犯的概率遠遠高於普通公民。普通公民熱衷於知道被傳媒采訪報道的公眾人物。為了吸引和滿足公眾知情權的要求，傳媒就會更加廣泛報道公眾人物的信息，稍不注意就會侵犯到公眾人物的隱私權。2002年范志毅狀告《東方體育時報》案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公眾知情權與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沖突。
二、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權認定
（一）范圍界定：
司法實踐中對公眾人物隱私的公開程度應限於與其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相關的私人信息的了解和評價。除此之外的其他私人信息，若非公眾人物地位、職位、身份之需，且非公眾的合理興趣范圍內的情況下，不違背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和商業利益，就應屬於隱私權的范圍。
1、對純粹私人信息的侵犯。例如身體的隱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秘、最敏感的領域，屬於私人信息，擅自暴露他人的身體隱私，披露他人的裸體照片，則會損害他人的名譽、貶低他人的人格。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私權觀念日益強烈，但新聞從業人員出於不同的動機，越來越過分地侵犯到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從「台灣藝人白冰冰之女遭綁匪殘害事件」、「香港藝人劉嘉玲早年裸照遭《東周刊》刊登風波」可窺一斑。
2、侵犯私人空間。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間場所，無論是有形的，還是虛擬的，都屬於個人隱私的范疇。空間隱私除個人合法佔有的房屋之外，還包括私人合法支配的空間，如更衣室、電話廳等，公眾人物對這些私人空間也享有隱私權，任何人未經其許可不得擅自闖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佔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間，也不得非法採用紅外線掃描、高倍望遠鏡探測、長焦距拍照等手段窺視個人空間。
3、惡意侵害私人生活私事，嚴重貶損他人人格尊嚴的行為。該行為已經超出了公眾利益的界限，屬於基於個人目的的惡意加害行為，故應當由行為人承擔責任。
可見，公眾人物隱私權的客體包括個人信息、個人私人活動和個人隱秘空間。個人信息包括不願為外人公開的居住條件、身體上生理或心理狀況、社會關系等信息。個人的私人活動是指與所從事的職業完全有關的活動。個人的隱秘空間包括自己的住宅、休息室等個人物質領域及其個人日記、往事等精神領域的空間。雖然公眾人物在以下方面的隱私應該受到保護：（1）某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騷擾；（2）私生活不受監視；（3）通信秘密；（4）夫妻兩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擾或調查；（5）與社會政治和公共利益及其行使職務行為完全無關的私人事務。但是，國家為防止個別政治性公眾人物在無人監督管理的情況下，放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干出影響國家機關或政府形象甚至是違法亂紀的事，從而採取有效措施，對其「八小時以外」監督建立機關、家庭、社會全方位互動監督網路。如果公眾對這些公眾人物的在八小時之外的違法亂紀行為（如賭博、嫖娼）對其進行以披露、批評等方式予以監督則是對公眾人物這一特殊主體在特殊場合予以隱私權保護的例外要求。雖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現代法制的基本原則，但這並不排斥在某些特殊條件下社會主體放棄該權利（或被推定放棄）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謹慎地迫使部分主體放棄該權利。法院在劃定隱私權界線時應考慮到隱私權與其他權利在沖突時必要的協調，協調時兩項權利相互做出合適讓步。這是減少社會碰撞，引導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
（二）違法行為的界定
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一般為作為的方式。隱私權是公民的人格權，其性質為絕對權，任何其他人都負有不可侵害的義務。該種法定義務是不作為義務，違反該法定義務而作為，即為作為的違法行為。對於私人信息的刺探，私人活動的騷擾，私人領域的侵入，以及對私生活秘密的泄露等等，均為作為的行為方式。在實際生活中，不法侵害隱私權的現象綜合起來可以概括為三大類。即（1）非法收集、傳播、利用個人信息、資訊；（2）干涉、追查、跟蹤、拍照、攝影等非法攪擾私人活動；（3）偷看、宣揚個人日記、身體缺陷、通信，非法搜查他人住宅、行李、書包、身體，擅自闖入公民住宅、卧室，安裝竊聽、監視裝置等侵害私人領域。
（三）損害事實的認定
隱私的損害，表現為個人信息、個人空間、個人私事活動被刺探、被監視、被窺視、被侵入、被搜查、被干擾、被披露、被公開、被宣揚，這是隱私損害的基本狀態。隱私損害的基本形態，是一種事實狀態，一般不具有有形損害的客觀外在表現形態，在這一點上與名譽損害的事實有相似之處即不必表現為實在的損害結果。只要隱私被損害的事實存在，即具備侵害隱私的損害事實。隱私侵害事實具多重損害的特點。表現在隱私損害而支出的財產損失，這些也是隱私侵害事實。但這些損害事實不是侵害隱私權的損害事實的基本形態，它的有無影響侵害事實不是侵害隱私權的，而隻影響侵害程度的輕重和損害范圍的大小。作為構成侵害隱私權民事責任的事實要件，以具備其基本形態即隱私被損害的事實以足夠。
侵害隱私權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備主觀過錯，其主觀過錯的形式有故意和過失，主要是故意。以下行為可以不認定為故意：
（1）為了行使憲法規定的監督權利而正當地新聞等媒體曝光。
（2）為了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而正當申訴、控告；
（3）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維護社會正當秩序而對社會不正之風進行批評；
（4）為了行使自己的參政權、管理權、對員工的錄用權從而了解、調查其一定的個人信息。
（四）認定的原則
1、社會公共利益優先原則。「公眾人物的事業不僅是他們自己的，也是社會的、公眾的，公眾有權了解他們的事業及他們事業有關的個人情況」 [3]。國外所謂的「高官無隱私」就是基於這一原因。一般西方國家都要求高級公務人員必須公布家庭財產和個人收入情況，存入公共檔案，保證公眾隨時監督。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兩條罪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和隱瞞境外財產罪。
2、公序良俗與利益權衡原則。個體信息根據公序良俗原則是不應該為社會知曉的，他們是隱私權保護的對象。
從利益分析的角度，公眾人物已經從社會得到了普通人無可比擬的物質和精神利益，犧牲或讓渡部分隱私方面的利益以取得利益平衡和社會公平，滿足公眾的興趣，保存公眾的利益。公眾人物藉助於媒體的報道獲得了日漸提高的聲望, 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而且有更多機會保護自己, 當媒體上出現不利己的信息時，可隨時發表聲明澄清, 而其對有關公共事務的信息作貢獻的方式也是被動的——只要求他們比常人更能容忍媒體對他們的報道和監督。因此應當允許新聞媒體在其隱私領域有限度地擴展中來滿足公眾興趣。因此，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公眾的知情權相比,後者更具有合理性。
3、滿足公眾合理興趣原則。當多數人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產生了知情的願望時，即產生了公眾興趣。許多公眾人物的利益往往來源於公眾的關注，他們藉助於媒體揚名，享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既然受益於公眾的關注、媒體的宣傳，為了滿足公眾合理興趣，公眾人物的某一些相關信息也就失去了保護意義。
4、公眾人物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原則。人格尊嚴是一項憲法權利。公眾人物作為公民，同樣享有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在行使公眾知情權時涉及公眾人物隱私權，不得以傷害其人格尊嚴為目的。
三、完善法律保護的建議
「立法者不是可預見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據此為人們行為方案的超人,盡管他竭盡全力,仍會在法律中留下星羅棋布的缺漏和盲區,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法律都是千瘡百孔的。」[4]毫不例外，我國的法律在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與限制方面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給這類案件的審理帶來很多不便，因此有必要完善。
1、把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予以保護。我國《民法通則》沒有把隱私權確立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只是藉助司法解釋並通過保護名譽權的方式對公民的隱私權實行間接保護。這種方法缺乏獨立性，當公民隱私權受到侵犯，尚不構成名譽權侵害時，法律就無能為力了。同時，我國法律對隱私權只作了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在憲法、民法典中確認隱私權為公民獨立的人格權，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應形成以憲法為核心，以民法典為重點，以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為輔助的直接保護。
2、設立公民隱私權保護的例外。對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保護和限制另行立法規定，是有憲法依據的。憲法規定了公民對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權和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無具體的操作細則，為此，應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設置保護和限制規則。
3、加快新聞立法步伐。我國的新聞法醞釀已久，但一直沒有出台。隨著法治進程的加快和中國「入世」，必然要求健全新聞立法。將新聞輿論監督權的保護，公民知情權的實現，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與限制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這是新聞事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國際通行慣例。
4、加快信息公開法的立法步伐。為更好解決知政權與政府官員隱私權的沖突，國外有40多個國家頒布了統一完整的信息公開法，例如美國1966 年的《信息自由法》、 1982年加拿大的《信息公開法》、1996 年韓國的《公共機關信息公開法》等。 而我國僅僅在廣州、深圳、上海和成都等地先後頒布了相關的信息公開法，還沒有出台正式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草案尚在醞釀中。為此，我們應借鑒學習國外立法經驗,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信息公開法》。
5、設立重要官員個人財產和個人重大事項申報公示制度。為確保黨政官員的公務廉潔、高效及所選拔的幹部具有較高群眾威信就要對各級黨政主要官員的個人學識、工作經歷、財產和家庭成員等有關情況進行任前公示，聽取公眾反饋意見，再予綜合考慮。這種公示制度將促進黨政官員依法、廉潔從政的監督機制的形成。
6、建立公眾人物隱私的曝光特許制度。對公眾人物的犯罪、違法、違紀、違反道德等不良行為實行曝光特許，大眾傳媒可以公開披露。公眾人物無論公務活動還是私人生活都會影響到社會公共利益，特別是其不良行為會構成對社會公序良俗的更嚴重危害，新聞輿論有責任加以披露，以對社會道德示範和價值趨向的導引以及警示和教育。
⑽ 特朗普的下屬指揮官又在做什麼妖
據外媒報道，負責擊斃本·拉-登任務的前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指揮官威廉·麥克瑞文16日在媒體發表公-開-信，譴責總統特朗普撤銷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布倫南的安全許可。他同時也要求特朗普撤銷他的安全許可。
麥克瑞文在2011至2014年間擔任美軍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指揮官，負責監督海豹突擊隊2011年的巴基斯坦的突擊任務，「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在這場任務中喪命。
麥克瑞文在公-開-信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稱：「和大多美國人一樣。我曾經-期盼當你成為總統，你可以與時俱進，成為這個偉大國家急需的領導人。」
麥克瑞文進一步說，優秀領導人為他人立下典範，優秀領導人總是將他人福祉放在個人之上。然而，特朗普的領導從未顯現這些特質。「你的行動，讓我們在孩子眼中感到尷尬，在世界舞台上羞辱我們、最糟的是，分化我們國家。」他說。
特朗普15日撤銷中央情報局局長布倫南的安全許可，並警告其他批評者也可能被打入撤銷安全許可的黑名單。
真大膽。
消息來自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