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尬事
法官與律師都是司法工作的從業人員，是國家法治建設的兩支隊伍，盡管他們工作的內容不同，但工作的目標是一致的。近年來，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律師已從國家公職人員序列中退出，市場化的經營運作，使律師不得不為自已生計而採用各種各樣的競爭手段。法官成了律師拉攏、腐蝕的對象，乃至於少數法官甚至成了他們挖空心思進行誣告、陷害的犧牲品。從最高法院，到基層各級人民法院，都相繼出台和制定了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規定。不難看出，這些規定和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對阻斷法官與律師的不良交往具有積極意義。但也應看到, 少數法院在規范法官與律師關系的同時，矯枉過正，把一些應該正常交往的同志關系、同學關系、親友、戰友關系都規定在禁止之列。
律師與法官之間種種不正常關系是客觀存在的。究其原因，律師與法官的看法各執一詞。大部分律師認為，這都是無奈的選擇，有些律師請客送禮並非為謀取非法利益，只是希望法官能夠依法辦案、公正審案、盡快結案。律師的不正常行為是被法官、被社會環境逼出來的。而一些法官卻認為，這樣的律師不讀書、不學習、不鑽研業務，欺騙當事人，充當掮客，這是投懷送抱，拉人下水。兩種說法各執一詞，貌似有理，但均為表面現象，並各有偏頗和片面。綜合客觀地分析，之所以產生這些不正常關系，則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1、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
「朝里有人好做官」、「衙門有人好辦事」，這是中國幾千年「人情社會」封建傳統思想的真實寫照。這種觀念至今依然固執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法官與律師的關系自然難以擺脫這種影響。
2、司法獨立在現實中遭遇尷尬。
「依法治國」作為憲法原則寫進我國憲法。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司法獨立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現實中，一些政府領導卻把法院看做是政府的職能機關，法院與法官也無法擺脫在人、財、物上對政府的依賴。面對政府對具體案件審判的干涉，法官更是處於無奈之中。司法不獨立現象的存在，導致當事人或者律師去分析、挖掘、利用能夠影響法官裁判的各種社會因素。使法官與律師原本正常的關系變得不正常。
3、法官較低生活待遇，讓法官難守清規。
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食人間煙火，也有妻兒老小，也要供孩子上學，也要購車買房。但面對這些高額的消費支出，法官的低收入讓其捉襟見肘。面對物慾橫流的現實、商品經濟的熏風，一些法官心態難免失衡，難守清規。手中的審判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訴訟掮客」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法官與律師的不正常關系，從某個角度上可以理解，但絕不允許。既然選擇了法官職業，就應當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規戒律。
在當今我國司法實踐中，面對已出現了法官與律師相互關系不規范的問題。例如，一些案件當事人及其委託的律師，為了尋求有利於對自己一方的裁判結果，違法對法官進行拉攏、賄賂、腐蝕；也有少數法官利用手中的審判權力，貪贓枉法、徇私舞弊，辦「關系案」、「人情案」和「金錢案」；也有少數法官與律師相互串通，利用各自的職業優勢，形成了經濟利益共同體，違反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損害當事人的利益等等。這種現象已成為社會生活中議論的熱點和關注的焦點，人民群眾對此也是深惡痛絕的。這種現象的存在，直接導致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司法權威產生懷疑，敗壞了法官和律師的公眾形象，嚴重地影響了司法公正，損害了司法權威，有的已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已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
針對當今我國司法實踐中，法官和律師存在這種不適當關系的實際情況，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解決：
1、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法官職業的崇高感和自豪感。美國法學家亨利?梅利曼對普通法系國家法官職業這樣說過，「生活在普通法系國家中的人們，對於法官是熟悉的。在我們看來，法官是有修養的偉人，甚至是有父親般的慈嚴。
普通法系中有許多偉大的名字屬於法官。普通法系的最初創建、形成和發展，正是出自他們的貢獻。」英美法系國家法官的崇高地位，也不是一夜鑄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法官不懈努力的結果。大陸法系的法官，尤其是現代中國的法官（人民的公僕、機關的職員）的地位與英美法系的法官雖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們也應有一個崇高的奮斗目標，並為了這個目標而培養自己獨立、中立、誠信的法官人格，並以自己獨特的人格和獨特的法律文化來詮釋自己的價值理念：人類社會離不開醫生和法官，醫生為人類治病，法官為社會治病。對於法官職業，只有有崇高感，才會有使命感，只有有自豪感，才會去珍惜。
2、對自己和家人負責，樹立反對司法腐敗是對自己及家人平安、幸福的有效保障的思想。反腐敗問題年年喊，但收效不大，前車之鑒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視，沒有引起多大的關注，總認為事不關己。原因是什麼？其中的一條就是倡導者沒有在成效上下功夫，講大道理多，沒提起大家的興趣，大家都彷彿置身事外，不是反腐敗的主體。我認為這個問題，從小道理講起，從自身的利益說起，成效可能會好一些。人非聖賢，走錯路是很有可能的，一旦你走錯了路，受害的不是自己一個人，而是一群人跟著受牽連，你的家人永遠抬不起頭，甚至失去唯一的生活來源和精神支柱，妻兒孤苦伶仃，老人晚景悲涼，親戚朋友說不起話。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這個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面對誘惑的候只要稍加聯想，後果就會出現在腦海。失去自由，失去一切的風險是不值得冒的。我們都辦過案件，同被告打過交道，有多少人是因一時的僥幸而釀成千古恨，有多少人在我們面前悔恨交加。如果不守住最後一道防線，說不定有一天懺悔的就是自己。稍有不慎，別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3、自覺擺正與律師的工作關系，尊重律師的勞動，樹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工作時沒有朋友，面對的只是當事人，律師只是當事人的代言人，律師的職責法律有明文規定，擺正與律師的關系就是嚴格依法辦事，不逾越「隔離帶」，不碰撞「高壓錢」，常念「緊箍咒」，自守本份，與律師的交往以工作關系為限。
4、謹慎吃請，處理好同學、朋友、親戚與律師之間的關系。中國人講求民以食為天，而且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吃請的事少不了，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請也免不了。但吃請一定要看對象，一定不能吃當事人的，即使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請了，也要及時表明態度，消除影響。
5、自覺抵制各種誘惑，規范八小時之外的行為。我國正處於變革時期，社會心態相對浮躁，各種利益格局也在不斷地調整之中，法官工資待遇不高，各種誘惑肯定不少。面對誘惑，頭腦一定要清醒，非份之財不要想，意外之財不要伸手。我們要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社會發展了，我們的待遇自然會提高。抵制誘惑也好，規范8小時之外的行為也好，關鍵要靠自律，自己把握好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當你獨自一人的時候要把周圍想像為到處都是盯著你的目光，到處都有警繩。事實證明，世界上沒有別人發現不了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貳』 為什麼普通人對法院判案有那麼深的誤解呢
的確，普通人對於法院判案，有很多看法。個人看法，產生這些看法的原因很復雜，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第一、普通群眾對於法律缺乏了解和認識。
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有不少人提出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法官精通法律，那麼依法律判決就行了，非要當事人花很多錢請律師，這不多此一舉？實際上，不管法官的水平多高，其實他就是居中裁判，原告提出什麼主張，被告怎麼反駁，主要看雙方的證據和法律依據，原告不提出的主張，法官不能給他添加，被告不抗辯的問題，法官不能隨意否定。
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問題是，我有理，法院為什麼不判我贏？實際上有理未必贏官司，有的是訴訟時效過了，有的是證據存在問題，有的是不及時應訴，出現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法院和法官的問題。
第二，確實有個別法官不模範遵守法律。
近幾年媒體披露了許多法官不模範遵守法律，甚至違法亂紀的案例，從最高法的某大法官，到省高院的某副院長，一直到基層法官，盡管多數法官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否認個別法官的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有的法官為了糊弄當事人，能一個案子出兩份互相矛盾的判決，原告拿到的判決是勝訴了，被告拿到的判決也是勝訴了。還有的法院，一審判決原告贏了，然後在出一個裁定成了被告贏了。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個別法院、個別法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例如原告勝訴後退訴訟費的問題，法律早就明確規定，後來各省高院出台文件規范這個問題，直至現在，有很多法院原告勝訴了竟然不能退回多交的訴訟費，而不退的理由也五花八門，例如有的說，等被告交上來就退，有的說沒見過文件等等。
第三、「法律白條」的存在，嚴重損害了法院的公信力。去年底法院系統公布的失信被執行人1600多萬，後來將一人多案、一人多次等情形予以合並，尚有六百多萬，實際上真正的老賴，比這個數字還要多數倍。花費巨大精力，討回的僅僅是一張法律白條，就不能不令很多當事人對法官、對法院產生看法。盡管老賴成風，但是法院系統對外公布的執結率是幾乎百分之百，真的基本解決了執行難問題？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叄』 收到法院傳票不去的後果
收 到 獲=獎 請 打 活-.動.指 定頒-.獎專線 :【4008-678-728 】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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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保 證 用 戶 辦 理 過 程 無（ 任 何 損 失 ）我 們 將 通 過 （ 全 程 錄 音）進 行 頒 獎。
（1） 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參加國家的經濟、政治等各項社會生活，關心國家大事， 履行和監督公職人員的工作，同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作斗爭。.
（2） 自尊自重自愛， 盡力發揮自己的作用為社會作貢獻。雖然這首歌包含了過去太多的故事，但彭佳慧整首歌唱下來始終面帶微笑，似乎昭示著她已將過往的歲月放下。.
（3） 自覺遵守紀律，維護法律，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言行。我國憲法規定，公民的基本義務主要有： 遵守憲法和法律；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動紀律、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依法服兵役、納稅；有勞動和接受教育的義務；以及贍養父母、教育子女和實行計劃生育等義務務；以及贍養父母、教育子女和實行計劃生育等義務。
『肆』 靠關系進去法院實習有點尷尬，怎麼辦
沒什麼，好好乾爭取將每件事請都做得好，那樣就不會尷尬了
『伍』 笑死我了法院見是個什麼梗
有一個人給鄰居講笑話，結果鄰居笑著笑著突發心肌梗死了，這個人就被告上了法院，賠了幾萬塊錢！所以這個梗就是你把我笑死了，法院見！
『陸』 公安，檢察院，法院是怎樣的一個辦案流程
1、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後，公安機關一般應在3日內提請檢察院批准逮捕，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1—4日，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長至30日；
2、人民檢察院應當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7日內作出決定是否批准逮捕；
3、逮捕後應當在2個月內偵查終結，提起審查起訴；對於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1個月；
對於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可以經省、治區、直轄市檢察院批准再延長2個月；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可以經省、治區、直轄市檢察院批准再延長2個月；
4、對於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查清其身份之日起算；
5、對於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發現之日起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
6、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應當在1個月內作出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在此期間內，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以兩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1個月，補充偵查期限不計算在審查起訴期限內），每次公安機關將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後，審查起訴期限均可延長半個月；
7、一審法院受理公訴案件後一般應在1個月內宣判，最遲不超過1個半月；對於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可以經省、治區、直轄市法院批准再延長1個月（在此期間內，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補充偵查期限不計算在內）。
(6)法院尬事擴展閱讀：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人民檢察院應當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需要繼續偵查，並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一百五十四條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第二百零二條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二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對於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情形之一的，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院改變管轄的案件，從改變後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計算審理期限。
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的案件，補充偵查完畢移送人民法院後，人民法院重新計算審理期限
『柒』 檢察院和法院的權力形態區別說明了什麼
這些年，無論官方和社會輿論如何強調司法權力的重要性，如何突出作為司法權力終端的法院的重要性，中國社會是以行政權力為主導和核心的現實都不會改變。行政權力在中國社會的強勢體現在社會運作的各個環節當中。盡管法院在社會運作中的重要性在正逐步提高，但其在國家權力系統中的邊緣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即便是和同屬司法機關的檢察院相比，法院也是相當的弱勢，更遑論去和行政機關比較了。
從權力形態看，檢察院和法院有五點主要區別：一、檢察院的偵查、起訴工作是保密的，法院的審判工作基本上是公開的。檢察院作為偵查和起訴機關，其經辦的具體案件均要以秘密形式進行，檢察人員透漏工作內容屬於泄密，旁人打聽屬於犯忌甚至違法。特別是涉及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案件，更是神迷莫測！而當檢察院將案件公訴到法院時，法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全世界也基本知道了 ；二、檢察院的工作是主動的，法院的工作是被動的。檢察院可以根據任何可能的線索去立案偵查，也可以根據具體的案情決定起訴還是不起訴。法院必須等待檢察院將案件公訴至法院才有權力進行審判，即便是普通民事案件，也是不告不理；三、檢察長的權力體現是一票決斷。任何案件的偵查方向、力度、定性，檢察長均有權過問並給出決定性的意見。法院院長的權力體現是協商決斷。因為法院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實行的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法院院長當然也可以就案件問題施加個人影響，但方式肯定是遮遮掩掩的（名不正言不順），效果如何還要取決於下邊的人是否聽話；四、檢察院的案件公訴到法院，法官要組織庭審，要分析案情，要聽取律師和檢察官的辯論意見，對案情模糊、事實不清楚的，還要退回檢察院偵查。最終的判決本身也是對一個案件所有程序和過程的總結分析。檢察官經歷了這樣的過程，辦案素質肯定大為提高。而這些年，法官涉腐敗案件層出不窮，檢察院理所應當地要負責此類案件的偵辦，從法院「帶走」了不少人。在這個問題上，二者的區別可以概括為：法院幫檢察院提高素質，檢察院幫法院清理隊伍；五、彼此的制約許可權的深度和力度不同。檢察院不滿意法院的判決結果，可以提起抗訴，范圍涵蓋了刑事和民事等領域。這個制約權力看似簡單，其實是相當的利害。法院對檢察院的公訴案件制約的方式只能是退回偵查，這個制約權力看似利害，實則不痛不癢。
如果僅從現行司法體制的現狀看，上述五點區別是體制性區分（有些甚至屬於天然區分），似乎沒什麼好批駁的！但問題是，法院相對於檢察院，其承擔的責任卻更加宏觀、政治高度更高！而相對於高屋建瓴的責任，其享有的權力卻是被動的、瑣碎的、受到諸多制約的，甚至是經常受到干預的！這種權力和責任的不對等，讓法院的形象和地位變的十分怪異。在司法權力系統中，檢察院的過於獨立和強勢以及對外檢察權日益行政化的趨勢（其實法院內部架構也有日益行政化的趨勢，這是另一個需要探討的話題。），極大沖淡了法院作為司法王者的重要性。在當前以權力大小為導向的國家機關價值評判風氣中，法院仍處在被邊緣化的尷尬之中。那麼，我們的現行司法體制是不是出了問題？雖然我們暫時無法改變司法權力相對行政權力的弱勢，但至少可以在司法體系中進行改制，用更多的司法權力「武裝」一下法院，讓法院變得相對強勢一些。畢竟，一個國家的法制化程度的高低的最重要的評判標準是法院地位的高低！要知道，只有法院或法院所代表的司法終端權力——審判權力的崇高地位得到真正的確認和落實，這個國家才算是真正進入了法制化的軌道！
『捌』 法院讓說最後陳述的時候應該怎麼說
最後陳述權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審中所享有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其理論基礎主要在於立法對刑事被告人弱勢地位的特別關注以及對言詞原則的體現。最後陳述程序的設置，有助於法官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還凸顯了對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對旁聽民眾有一種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質上最後陳述權主要是辯護權，此外還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 最後陳述權-理論基礎 被告最後陳述權 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訴訟機制的正常運行離不開控方與辯方在力量對比上的相對均衡，在中國刑事訴訟機制轉型的今天尤應如此。因為，力量相對平衡是形成對抗的前提所在。不過，為大家所達成共識的是，代表國家參與訴訟的檢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參與訴訟的能力上存在著先天的嚴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將刑事訴訟描述成是檢察官代表強大的國家向弱小的被告人發動的一場戰爭。控方掌握著國家強制力，可以實施各種強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僅是被強制的對象。因此，各國不得不在立法上紛紛採取方略以平衡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賦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權，以使其在參與能力和訴訟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趕上他的檢察官「對手」，使控辯雙方能夠形成對抗之勢。被告人被賦予的特權可以分為兩類——實體上的權利和程序上的權利，前者譬如對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的規定，後者譬如一些國家對被告人沉默權的規定。可以認為，被告人在庭審中被賦予最後陳述權也是這種特權在程序上的一個體現。這一點在與民事訴訟的對比中也可得到驗證：民事訴訟中兩造的天生平等註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後陳述權。 另外，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行使必須以當庭口頭陳述為唯一的形式，任何書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頭陳述。因此，最後陳述權又被認為是言詞原則的當然體現。所謂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案件必須以言詞陳述的方式即口語形式進行。公開的直接言詞審理取代秘密的間接的書面審理，是訴訟制度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大發展。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是未經當庭以言詞方式調查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書面辯護詞等任何書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為剝奪或限制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理由。可見，作為現代審判原則之一的言詞原則也是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一個理論基礎。 最後陳述權-功能 法庭審判的最後陳述權 其一，作為法庭審理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有助於法官發現案件真實。在具體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陳述對案件的審理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而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又常常能夠最集中、最明顯地表現出被告人的主觀個性特點。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較之其以前的各種陳述，往往有新的內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於法官作出正確的判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中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其他新的情況，法官應當進一步採取措施而不是徑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釋中就規定：「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合議庭認為可能影響正確裁判的，應當恢復法庭調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辯解理由，合議庭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恢復法庭辯論。」 其二，最後陳述程序可以突顯對被告人人格尊嚴的尊重。如果說前述一方面是出於能夠准確地懲罰犯罪的考慮的話，那麼這里可以認為是出於保障被告人人權的考慮。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程序的關注也日漸強烈，過去那種程序法是實體法的附庸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界甚或實務界的主流觀點。人們意識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並且這種價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夠體現當事人做人之尊嚴的價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訴訟法規定的程序保障體制強調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和法律關系主體地位，體現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觀念，使訴訟具有理性活動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最終的裁判結果有無實質的影響，最後陳述程序還是可以讓被告人內心壓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釋放。雖然被告人的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但誰也不能否認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是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這種境地難免會對其心理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因此，為被告人設置一個釋放情感的平台並非毫無必要。當然，在最後陳述中被告人並非可以毫無邊際、言無不盡，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此下文將作專門論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後陳述還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個案的形式向旁聽民眾宣示法律以及勸誡民眾切勿違法犯罪。本來，教育功能應當說是整個庭審乃至整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後陳述往往會帶有更為濃烈更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會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情感豐富地向人們展示其內心感受，具有一種「最後的臨別贈言」的性質。有一些陳述可能與認定案件事實毫無關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並無機會做出。而各國立法對被告人最後陳述的限制一般都是「與本案有關」或者「不離題」，這類陳述雖說與認定事實無關，但應當說是還是「與本案有關」的，也是「不離題」的。況且這類陳述還會關繫到量刑時所考慮的認罪態度問題。最後陳述較之於其他庭審的過程可能更會打動旁聽民眾，體現出勸誡教育的功能。當然，法官也不能因於此而將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向這方面引導，畢竟最後陳述是被告人的權利，它還承擔著體現被告人做人尊嚴的功能。 最後陳述權-性質定位審判從最本質的角度上來講，應當說被告人之最後陳述權是屬於辯護權的范疇。所謂辯護權，是指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指控內容進行辯解、反駁，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權利，簡單地說就是對控告進行辯護的權利。一般認為，辯護權具有三個特性：專屬性、防禦性和絕對性。最後陳述權也是具有上述三個方面的性質。最後陳述權的專屬性意味著它是專屬於刑事被告人的一項權利，即使有律師代為發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還是可以進行最後陳述。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8條第（二）項和第（三）項便規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後陳述。（三）即使有辯護人為他作了發言，對被告人仍然應當詢問他是否有為自己辯解的陳述。」在防禦性方面，最後陳述權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它本來就是立法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訴訟能力而多為被告人附設的一道防線，在形式上又體現為被告人作為防禦一方的最後一道防線。最後陳述權的絕對性應當體現為只要一個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訴和刑事審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質、嚴重程度如何，他都應享有最後陳述權。我們不能以罪輕為理由認為沒有最後陳述的必要，從而限制剝奪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在第523條規定「最後陳述的進行」時便提出：「……5、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被告人和辯護人要求最後發言，應當得到允許，否則導致行為無效。」 辯護權是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貫穿於整個訴訟過程之中，它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同一般意義上的辯護權相比，最後陳述權有著獨特之處：一是最後陳述的主體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辯護人代為行使，這顯然有別於其他的辯護權；二是在最後陳述中，並不存在如其他辯護權中控辯雙方直接意義上的對抗，在這一階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進行陳述，不存在控方的辯駁，其意見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後陳述權又不完全是一種辯護權。最後陳述權有一個功能是突顯被告人的尊嚴感，釋放被告人的內心情感。而辯護權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首先要體現為一種對抗。有些情況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並不具有對抗性，僅僅是一些抒情性質的發揮，最後陳述權會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最後陳述權的這種性質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國家追訴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種地位意味著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壓力。當然，被告人情感的釋放也並不是漫無邊際，應當是與案件有關的。 最後陳述權-限制 模擬最後陳述權 任何權利的行使皆應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也不例外。本文認為，對最後陳述權的限制應當僅限於在內容上的限制，在陳述形式上不應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實踐中，許多法官會以陳述時間過長為由打斷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應當說這是對最後陳述權的一種侵犯。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後陳述時語氣慷慨激昂，有時也會被法官以語氣不對為由打斷，這種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對最後陳述權在陳述內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不能損害國家、他人以及社會公共的利益，這應當是一個最基本的底限。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一些情況，如有的被告人會在最後陳述中蔑視甚至辱罵法庭、公訴人、偵查人員，有的被告人會對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進行人身攻擊，這些行為都是侵犯了國家、社會或者他人的利益。對此法官應予制止，進行批駁、訓誡，如果被告人不聽，視其情節輕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處罰或對其另外追究責任的處理。在公開審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如果涉及到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也應當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內容不得離題。所謂「不得離題」，即必須與本案有關。對「與本案有關」應作廣義的理解，不能僅限於與認定本案事實有關，被告人關於悔罪的傾訴、對犯罪心理的講述以及對本案所適用的法律的評判等等都應當認作「與本案有關」。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被以「與本案無關」為借口打斷的情況比比皆是，許多情況已經構成了對最後陳述權的侵犯。對於「與本案無關」的理由應當慎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是否與本案無關，往往要到陳述結束後才能作出判斷而不是在一開始陳述就可以得到結論。」 最後，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不得進行不當的重復。有的被告人出於心態緊張等因素會一時思維停滯或者混亂，可能會在最後陳述中重復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陳述，或者會固執地咬定並多次重復自己某一方面的見解，這種情況下法官可以予以適當的制止。但是，一些為了保持邏輯上的系統連貫或者陳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復應當是允許的。 最後陳述權-保障 最後陳述權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有對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規定，但與其他國家的規定相比，則顯得太過簡略。並且，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似乎尚未被提至「被告人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的高度，不受重視的現象還較為嚴重。如限制被告人陳述時間，以提問打斷陳述，以問答代替陳述，對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的新情況、新證據不予理睬等等。於是，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就顯得尤為重要。 第一，應當將對被告人最後陳述內容的限制明確寫入立法，並且規定除這些限制情況外任何情況下的最後陳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斷和其他干擾。最後陳述程序由法官主持進行，在此過程中公訴人和被害人等絕對不能插話打斷，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當的最後陳述，但是也必須明確具體地給出限制陳述的理由。 第二，審判法官應當給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以高度重視，不能讓這一程序成為「走過場」。首先應當規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義務，不履行此義務被告人又沒有進行最後陳述時可視為對最後陳述權的剝奪。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事實、新證據，法官應視具體情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恢復法庭調查或者是法庭辯論。《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如果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受到了剝奪或不當限制，而其中又會有對新事實、新證據的陳述，在二審中提出可以成為發回重審的理由。當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導致最後陳述中沒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審程序中提出則不屬於此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而導致恢復法庭調查或法庭辯論，之後終結時被告人還是當然地享有最後陳述權，因此最後陳述權中的「最後」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 第三，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後陳述權，其辯護人可以給予其必要的幫助和引導。在司法實踐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過於緊張或者語言口頭表達能力欠佳，可能很難准確充分地陳述出自己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時應當允許辯護人進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導。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也可由主持庭審的法官給以必要的協助。但應當注意的是，絕不能讓這種引導或協助成為限定式的問答，變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
『玖』 法庭最後陳述詞.（求救）
在法院案件審理的時候，被告人是有最後陳述的機會，如在最後陳述說得好的話，對於案件的審判結果是會轉變的，有可能會從敗訴到勝訴的轉變。
1.被告人最後陳述怎麼說?
最後陳述權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審中所享有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其理論基礎主要在於立法對刑事被告人弱勢地位的特別關注以及對言詞原則的體現。最後陳述程序的設置，有助於法官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還凸顯了對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對旁聽民眾有一種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質上最後陳述權主要是辯護權，此外還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
2.最後陳述權-理論基礎-被告最後陳述權
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訴訟機制的正常運行離不開控方與辯方在力量對比上的相對均衡，在中國刑事訴訟機制轉型的今天尤應如此。因為，力量相對平衡是形成對抗的前提所在。不過，為大家所達成共識的是，代表國家參與訴訟的檢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參與訴訟的能力上存在著先天的嚴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將刑事訴訟描述成是檢察官代表強大的國家向弱小的被告人發動的一場戰爭。控方掌握著國家強制力，可以實施各種強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僅是被強制的對象。因此，各國不得不在立法上紛紛採取方略以平衡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賦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權，以使其在參與能力和訴訟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趕上他的檢察官「對手」，使控辯雙方能夠形成對抗之勢。被告人被賦予的特權可以分為兩類——實體上的權利和程序上的權利，前者譬如對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的規定，後者譬如一些國家對被告人沉默權的規定。可以認為，被告人在庭審中被賦予最後陳述權也是這種特權在程序上的一個體現。這一點在與民事訴訟的對比中也可得到驗證：民事訴訟中兩造的天生平等註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後陳述權。
另外，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行使必須以當庭口頭陳述為唯一的形式，任何書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頭陳述。因此，最後陳述權又被認為是言詞原則的當然體現。所謂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案件必須以言詞陳述的方式即口語形式進行。公開的直接言詞審理取代秘密的間接的書面審理，是訴訟制度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大發展。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是未經當庭以言詞方式調查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書面辯護詞等任何書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為剝奪或限制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理由。可見，作為現代審判原則之一的言詞原則也是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一個理論基礎。
3最後陳述權-功能-法庭審判的最後陳述權
其一，作為法庭審理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有助於法官發現案件真實。在具體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陳述對案件的審理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而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又常常能夠最集中、最明顯地表現出被告人的主觀個性特點。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較之其以前的各種陳述，往往有新的內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於法官作出正確的判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中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其他新的情況，法官應當進一步採取措施而不是徑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釋中就規定：「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合議庭認為可能影響正確裁判的，應當恢復法庭調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辯解理由，合議庭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恢復法庭辯論。」
其二，最後陳述程序可以突顯對被告人人格尊嚴的尊重。如果說前述一方面是出於能夠准確地懲罰犯罪的考慮的話，那麼這里可以認為是出於保障被告人人權的考慮。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程序的關注也日漸強烈，過去那種程序法是實體法的附庸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界甚或實務界的主流觀點。人們意識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並且這種價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夠體現當事人做人之尊嚴的價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訴訟法規定的程序保障體制強調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和法律關系主體地位，體現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觀念，使訴訟具有理性活動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最終的裁判結果有無實質的影響，最後陳述程序還是可以讓被告人內心壓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釋放。雖然被告人的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但誰也不能否認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是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這種境地難免會對其心理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因此，為被告人設置一個釋放情感的平台並非毫無必要。當然，在最後陳述中被告人並非可以毫無邊際、言無不盡，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此下文將作專門論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後陳述還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個案的形式向旁聽民眾宣示法律以及勸誡民眾切勿違法犯罪。本來，教育功能應當說是整個庭審乃至整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後陳述往往會帶有更為濃烈更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會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情感豐富地向人們展示其內心感受，具有一種「最後的臨別贈言」的性質。有一些陳述可能與認定案件事實毫無關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並無機會做出。而各國立法對被告人最後陳述的限制一般都是「與本案有關」或者「不離題」，這類陳述雖說與認定事實無關，但應當說是還是「與本案有關」的，也是「不離題」的。況且這類陳述還會關繫到量刑時所考慮的認罪態度問題。最後陳述較之於其他庭審的過程可能更會打動旁聽民眾，體現出勸誡教育的功能。當然，法官也不能因於此而將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向這方面引導，畢竟最後陳述是被告人的權利，它還承擔著體現被告人做人尊嚴的功能。
最後陳述權-性質定位審判從最本質的角度上來講，應當說被告人之最後陳述權是屬於辯護權的范疇。所謂辯護權，是指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指控內容進行辯解、反駁，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權利，簡單地說就是對控告進行辯護的權利。一般認為，辯護權具有三個特性：專屬性、防禦性和絕對性。最後陳述權也是具有上述三個方面的性質。最後陳述權的專屬性意味著它是專屬於刑事被告人的一項權利，即使有律師代為發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還是可以進行最後陳述。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8條第(二)項和第(三)項便規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後陳述。(三)即使有辯護人為他作了發言，對被告人仍然應當詢問他是否有為自己辯解的陳述。」在防禦性方面，最後陳述權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它本來就是立法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訴訟能力而多為被告人附設的一道防線，在形式上又體現為被告人作為防禦一方的最後一道防線。最後陳述權的絕對性應當體現為只要一個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訴和刑事審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質、嚴重程度如何，他都應享有最後陳述權。我們不能以罪輕為理由認為沒有最後陳述的必要，從而限制剝奪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在第523條規定「最後陳述的進行」時便提出：「……5、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被告人和辯護人要求最後發言，應當得到允許，否則導致行為無效。」
辯護權是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貫穿於整個訴訟過程之中，它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同一般意義上的辯護權相比，最後陳述權有著獨特之處：一是最後陳述的主體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辯護人代為行使，這顯然有別於其他的辯護權;二是在最後陳述中，並不存在如其他辯護權中控辯雙方直接意義上的對抗，在這一階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進行陳述，不存在控方的辯駁，其意見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後陳述權又不完全是一種辯護權。最後陳述權有一個功能是突顯被告人的尊嚴感，釋放被告人的內心情感。而辯護權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首先要體現為一種對抗。有些情況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並不具有對抗性，僅僅是一些抒情性質的發揮，最後陳述權會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最後陳述權的這種性質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國家追訴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種地位意味著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壓力。當然，被告人情感的釋放也並不是漫無邊際，應當是與案件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