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夏勤

① 大法官的歷任

·第一屆大法官（37-47）
燕樹棠向哲濬（38.4.1-47.9）黃又昌魏大同（38.4.1-47.9）張式彝（37.7-37.11）蘇希洵（38.4.1-47.9）李伯申（37-40）夏勤（38.4.1-39.9）胡伯岳黃正銘（41.4.1-47.9）洪文灡徐步垣（41.4.1-47.9）張於潯（37-40）王風雄（41.4.1-47.9）林彬（37-40）曾劭勛（41.4.1-47.9）劉克雋蔡章麟（41.4.1-47.9）沈家彝韓俊傑（41.4.1-47.9）翁敬棠何蔚（41.4.1-47.9）葉在均（40.4.1-47.9）
·第二屆大法官（47-56）
林紀東曾繁康 徐步垣 黃演渥 胡伯岳史尚寬黃正銘胡 翰 （51.7-56.9） 曾劭勛 （47.7-53.1） 史延程 王之倧 諸葛魯 洪應灶 黃 亮 （53.9.16-56.9） 金世鼎王昌華（53.9.16-56.9） 景佐綱
·第三屆大法官（56-65）
林紀東黃演渥 （56-60） 金世鼎 胡伯岳黃亮景佐綱 王之倧 歐陽經宇 李學燈田炯錦（60-60）黃正銘（56-60） 戴炎輝 （60-61） 管歐陳朴生（61-65）張金蘭 （大法官）(61-65) 范馨香 （61-65） 洪應灶陳世榮（61-65） 程德光 （56-58）翁岳生（61-65） 曾繁康
·第四屆大法官（65-74）
陳朴生塗懷瑩翁岳生李潤沂（65-71）林紀東蔣昌煒 瞿紹先 洪遜欣 （65-70） 梁恆昌 楊與齡 范馨香 楊日然 （65-71）陳世榮楊建華（65-71） 鄭玉波李鍾聲（65-71） 姚瑞光馬漢寶（65-71）
·第五屆大法官（74-83）
劉鐵錚 瞿紹先 范馨香 （74-76.11） 楊與齡 馬漢寶 楊日然 （74-83） 楊建華 史錫恩翁岳生陳瑞堂 李鍾聲李志鵬吳庚 張承韜 鄭健才 張特生
·第六屆大法官（83-92）
翁岳生陳計男劉鐵錚曾華松吳庚董翔飛王和雄楊慧英王澤鑒戴東雄林永謀蘇俊雄林國賢黃越欽施文森賴英照城仲模（辭職獲准）謝在全孫森焱

② 蘇希洵的附錄：歷任大法官

燕樹棠 向哲濬 (38.4.1-47.9) 黃又昌 魏大同 (38.4.1-47.9) 張式彝 (37.7-37.11)
蘇希洵 (38.4.1-47.9) 李伯申 (37-40) 夏勤 (38.4.1-39.9) 胡伯岳 黃正銘 (41.4.1-47.9)
洪文灡 徐步垣 (41.4.1-47.9) 張於潯 (37-40) 王風雄 (41.4.1-47.9) 林彬 (37-40)
曾劭勛 (41.4.1-47.9) 劉克雋 蔡章麟 (41.4.1-47.9) 沈家彝 韓俊傑 (41.4.1-47.9)
翁敬棠 何蔚 (41.4.1-47.9) 葉在均 (40.4.1-47.9) 林紀東 曾繁康 徐步垣 黃演渥 胡伯岳
史尚寬 黃正銘 胡 翰 (51.7-56.9) 曾劭勛 (47.7-53.1) 史延程
王之倧 諸葛魯 洪應灶 黃 亮 (53.9.16-56.9) 金世鼎
王昌華 (53.9.16-56.9) 景佐綱 林紀東 黃演渥 (56-60) 金世鼎 胡伯岳 黃亮
景佐綱 王之倧 歐陽經宇 李學燈 田炯錦 (60-60)
黃正銘 (56-60) 戴炎輝 (60-61) 管歐 陳朴生 (61-65) 張金蘭
范馨香 (61-65) 洪應灶 陳世榮 (61-65) 程德光 (56-58) 翁岳生 (61-65)
曾繁康 陳朴生 塗懷瑩 翁岳生 李潤沂 (65-71) 林紀東
蔣昌煒 瞿紹先 洪遜欣 (65-70) 梁恆昌 楊與齡
范馨香 楊日然 (65-71) 陳世榮 楊建華 (65-71) 鄭玉波
李鍾聲 (65-71) 姚瑞光 馬漢寶 (65-71) 劉鐵錚 瞿紹先 范馨香 (74-76.11) 楊與齡 馬漢寶
楊日然 (74-83) 楊建華 史錫恩 翁岳生 陳瑞堂
李鍾聲 李志鵬 吳庚 張承韜 鄭健才
張特生 翁岳生 陳計男 劉鐵錚 曾華松 吳庚 董翔飛
王和雄 楊慧英 王澤鑒 戴東雄 林永謀 蘇俊雄
林國賢 黃越欽 施文森 賴英照 城仲模（辭職獲准） 謝在全
孫森焱

③ 我國史上最好的宰相是諸葛亮嗎

狄仁傑
初任並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御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廟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他在武則天統治時期曾擔任國家最高司法職務，判決積案、疑案，糾正冤案、錯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處理了前任遺留下來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沒有一人再上訴伸冤，其處事公正可見一斑，是我國歷史上以廉潔勤政著稱的清官，他是武則天最器重的宰相，是推動唐朝走向繁榮的重要功臣。
久視元年（700年），狄仁傑病故，朝野凄慟，武則天泣言：「朝堂空也！」贈文昌右丞，謚曰文惠；唐中宗繼位，追贈司空；唐睿宗又封之為梁國公。謂之「河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
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年），狄仁傑升任大理丞，他剛正廉明，執法不阿，兢兢業業，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到1．7萬人，無冤訴者，一時名聲大振，成為朝野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摘奸除惡的大法官。為了維護封建法律制度，狄仁傑甚至敢於犯顏直諫。儀鳳元年（676年），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千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雲：『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不久，狄仁傑被唐高宗任命為侍御史，負責審訊案件，糾劾百官。任職期間，狄仁傑恪守職責，對一些巧媚逢迎，恃寵怙權的權要進行了彈劾。調露元年（679年），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寬敞壯麗。狄仁傑上奏章彈劾韋弘機引導皇帝追求奢泰，韋弘機因此被免職。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傑毫不留情的揭露其為非作歹的罪行，請求交付法司審理。唐高宗想寬容包庇王本立，狄仁傑以身護法：「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王本立最終被定罪，朝廷肅然。後來，狄仁傑官遷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備巡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為知頓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並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征發數萬人別開御道。狄仁傑說：「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罷，免除了並州數萬人的勞役。唐高宗聞之贊嘆說「真大丈夫矣！」。
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傑出任寧州（今甘肅寧縣、正寧一帶）刺史。其時寧州為各民族雜居之地，狄仁傑注意妥善處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撫和戎夏，內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為他勒碑頌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寧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後上表舉薦，狄仁傑升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撫使。狄仁傑針對當時吳、楚多淫詞的弊俗，奏請焚毀祠廟1700餘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減輕了江南人民的負擔。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沖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貞起兵響應，武則天平定了這次宗室叛亂後，派狄仁傑出任豫州刺史。當時，受越王株連的有六、七百人在監，籍沒者多達5000人。狄仁傑深知大多數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軍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則天說：「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武則天聽從了他的建議，特赦了這批死囚，改殺為流，安撫了百姓，穩定了豫州的局勢。其時，平定越王李貞的是宰相張光弼，將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傑沒有答應，反而怒斥張光弼殺戮降卒，以邀戰功。他說：「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兵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但恐冤聲騰沸，上徹於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狄仁傑義正辭嚴，張光弼無言可對，但懷恨在心，還朝後奏狄仁傑出言不遜。狄仁傑被貶為復州（今湖北沔陽西南）刺史，入為洛州司馬。
狄仁傑的才幹與名望，已經逐漸得到武則天的贊賞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傑被任命為地官（戶部）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開始了他短暫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職，狄仁傑謹慎自持，從嚴律己。一日，武則天對他說：「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乎？」狄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武則天對他坦盪豁達的胸懷深為嘆服。
狄仁傑官居宰相，參與朝政之時，也正是武承嗣顯赫一時，躊躇滿志之日。他認為狄仁傑將是他被立為皇嗣的障礙之一。長壽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結酷吏來俊臣誣告狄仁傑等大臣謀反，將他們逮捕下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出以非常之舉，立刻服了罪：「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狄仁傑等收監，待日行刑，不復嚴備。狄仁傑拆被頭帛書冤，置棉衣中，請獄吏轉告家人去其棉。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得其冤狀，持書上告。武則天召狄仁傑等「謀反」的大臣面詢：「承反何也？」狄仁傑從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也。」又問：「何為做謝死表？」答曰：「臣無此表。」武則天令人拿出謝死表，才弄清楚是偽造的。於是下令釋放此案7人，俱貶為地方官。狄仁傑被貶為彭澤令。如此，狄仁傑運用自己的才智機謀死裡逃生。以後，武承嗣欲根除後患，多次奏請誅之，都被武則天拒絕。
在彭澤（今江西彭澤）令任內，狄仁傑勤政惠民。赴任當年，彭澤乾旱無雨，營佃失時，百姓無糧可食，狄仁傑上奏疏要求朝廷發散賑濟，免除租賦，救民於飢饉之中。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臨漳），河北震動。為了穩定局勢，武則天起用狄仁傑為與冀州相鄰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狄仁傑到職後，改變了前刺史獨孤思庄盡趨百姓人城，繕修守具的作法，讓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聞之引眾北歸，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災難。當地百姓歌頌之，相與立碑以記恩惠。不久，狄仁傑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傑的社會聲望不斷提高，武則天為了表彰他的功績，賜給他紫袍、龜帶，並親自在紫袍上寫了「敷政木，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十二個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傑被武則天招回朝中，官拜鸞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恢復了宰相職務，成為輔佐武則天掌握國家大權的左右手。此時，狄仁傑已年老體衰，力不從心。但他深感個人責任的重大，仍然盡心竭力，關心社會命運和國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於社會和國家的建議或措施，在以後幾年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聖歷元年（698年），武則天的侄兒武承嗣、武三思數次使人游說太後，請立為太子。武則天猶豫不決。狄仁傑以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勸說武則天順應民心，還政於廬陵王李顯。當時，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勸武則天迎立李顯，但沒有為武則天接受。對武則天了解透徹、洞燭機微的狄仁傑從母子親情的角度從容地勸說她：「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武則天說：「此朕家事，卿勿預知。」狄仁傑沉著而鄭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位備宰相，豈得不預知乎？」最終，武則天感悟，聽從了狄仁傑的意見，親自迎接廬陵王李顯回宮，立為皇嗣，唐祚得以維系。狄仁傑因此被歷代政治家、史學家稱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義士。
聖歷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騷擾河北。武則天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狄仁傑為副元帥征討突厥。時太子不行，武則天命狄仁傑知元帥事，親自給狄仁傑送行。突厥默啜可汗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退還漠北，狄仁傑追之不及，武則天改任他為河北道安撫大使。面對戰亂後的凋殘景象，狄仁傑採取了四條措施：一、上疏請求赦免河北諸州，一無所問，使被突厥驅逼行役的無辜百姓樂於回鄉生產。二、散糧運以賑貧乏。三、修驛路以濟旋師。四、嚴禁部下侵擾百姓，犯者必斬。很快恢復了河北的安定。
久視元年（700年），狄仁傑升為內史（中書令）。這年夏天，武則天到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請她觀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為國教的武則天答應了。狄仁傑跪於馬前攔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橘，直欲邀致萬乘所宜臨也。」武則天遂中道而還。是年秋天，武則天欲造浮屠大像，預計費用多達數百萬，宮不能足，於是詔令天下僧尼日施錢以助。狄仁傑上疏諫曰：「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在虛飾？」「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武則天接受了他的建議罷免了其役。
作為一名精忠謀國的宰相，狄仁傑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舉賢為意。一次，武則天讓他舉薦一名將相之才，狄仁傑向她推舉了荊州長史張柬之。武則天將張柬之提升為洛州司馬。過了幾天，又讓狄仁傑舉薦將相之才，狄仁傑曰：「前薦張柬之，尚未用也。」武則天答已經將他提升了。狄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由於狄仁傑的大力舉薦，張柬之被武則天任命為秋官侍郎，又過了一個時期，升位宰相。後來，在狄仁傑死後的神龍元年（705年），張柬之趁武則天病重，擁戴唐中宗復位，為匡復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狄仁傑還先後舉薦了桓彥范、敬暉、竇懷貞、姚崇等數十位忠貞廉潔、精明干練的官員，他們被武則天委以重任之後，政風為之一變，朝中出現了一種剛正之氣。以後，他們都成為唐代中興名臣。對於少數民族將領，狄仁傑也能舉賢薦能。契丹猛將李楷固曾經屢次率兵打敗武周軍隊，後兵敗來降，有關部門主張處斬之。狄仁傑認為李楷固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節，於是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武則天接受了他的建議。果然，李楷固等率軍討伐契丹余眾，凱旋而歸，武則天設宴慶功，舉杯對狄仁傑說「公之功也」。由於狄仁傑有知人之明，有人對狄仁傑說：「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在狄仁傑為相的幾年中，武則天對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稱狄仁傑為「國老」而不名。狄仁傑喜歡面引廷爭，武則天「每屈意從之」。狄仁傑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則天不許，入見，常阻止其拜。武則天曾告誡朝中官吏：「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
久視元年（700年），狄仁傑病故，朝野凄慟，武則天哭泣著說「朝堂空也」。贈文昌右丞，謚曰文惠。唐中宗繼位，追贈司空。唐睿宗又封之為梁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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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心證制度的命名

自由心證制度是指一切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以及證據的取捨和運用，法律不預先作出規定，而是由法官根

據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斷，並根據其形成的內心確認來認定案件事實的一種證據制度。

⑤ 關於古代夏勤的故事

夏勤在東京讀書時，曾與中國共產黨創始者之一的李大釗同學，又同住一個宿舍，兩人相處得很好，因而夏勤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夏勤在從事司法工作後，一直主張並實行司法獨立、依法辦案和司法不受外來干涉的原則。夏勤雖參加過國民黨，但他只是一個普通黨員。他對學法、執法，倡導以法治國，強調法制尊嚴，從不參加派系斗爭，大體保持法官的本來面目。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鑒於全國軍民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懲辦漢奸。蔣介石把幾個大漢奸如陳公博、褚民誼、繆斌等關押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受審，結果陳公博等均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卻將周佛海指定由南京最高法院審理。蔣介石當時揚言周佛因在日本投降後對保護敵偽財產、收編偽軍、維持治安、協助中央接收有功，可從輕發落，免叛死刑。實際上在周佛海參加偽組織時與蔣介石有密約，是在實行蔣的「曲線救國」政策。據當年審訊周佛海的消息報道稱，周佛海的老婆說過，蔣介石有親筆信在好手中（放在瑞士銀行里）。如果判周死刑，她立即向世界公布。蔣有意將周佛海單獨關押在南京處理，但他又不便直接干預司法，於是找出司法院院長居正、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來與夏勤商討。夏勤一面與之周旋搪塞，一面跟院內負責周案的兩個庭長討論，認為：判周死刑，是法院按法律辦事的原則，如果總統有意寬赦，那是總統的職權。加之當時謠傳，說周的老婆用金錢買通法院。夏勤說，如果我們不能判周死刑，難逃國人的輿論。所以結果還是判周死刑。判決以後，周佛海妻子楊淑慧去求蔣介石，蔣介石減為無期徒刑，後周佛海病死獄中。夏勤能不屈服權勢壓制，依法懲奸，可稱難能可貴。
1948年4月間，南京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夏勤為國大代表。大會期間，蔣介石宴請國大代表九人，其中有夏勤在座。一天蔣單獨召見夏勤。要在最高法院成立「特種刑庭」。那時，省級高院如南京、蘇州、青島等地，均已先後成立「特種刑庭」。所謂「特種刑庭」，其矛頭完全是對著共產黨人。因為「特種刑庭」可以完全不依照法律程序，對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妄加罪名，摧殘迫害，從而達到其阻止民主革命力量發展的目的。當時夏勤沒有按照蔣的指示組建「特種刑庭」，不久，蔣即派軍統特務來泰州調查夏勤在泰州所經營的商業情況，企圖羅列罪名。夏勤獲悉後，乃主動呈請辭職，當即被免去最高法院院長職務。待到次年三月，李宗仁任總統時，才重新被任命為司法大法官。
大陸解放後，夏勤去香港，不久因患糖尿病逝世。

請採納

⑥ 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發展歷程

(一)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在中國法學教育中，歷史最悠久。1898年在戊戌新潮中誕生的第一所高等學校，後易名為北京大學的京師大學堂，從一開始就在她的專門學第三門「高等政治學」內設有法律學課程。1902年根據清政府《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的規定，在大學專門分科政治科內設法律學目。1904年1月修訂大學堂章程，改大學專門分科為分科大學堂，在政法科大學堂內設法律學門。1917年，國民政府對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進行科系調整，北洋大學改為專辦工科，法科移並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工科移並北洋大學。
(二)法律學門學制四年，所設課程分為兩類。一類為主課，設：法律原理學、大清律例要義、中國歷代刑律考、中國古公歷代法制考、東西各國法制比較、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各國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國法(羅馬法、英吉利法、法蘭西法、德意志法)。另一類為補助課，設：各國行政機關學、全國人民財用學、國家財政學。學生讀完主課和補助課，尚可隨意選修其他課程。修業期滿，寫出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即為畢業。王家駒、程樹德、芬來森(英國)、李方、王基磐、陳籙、沈覲扆、岡田朝太郎(日本)、白業棣(法國)、博德斯(法國)、震均鋆、科拔(英國)、王寶田、嵇鏡、徐思允、巴和，為政法科最初的教員。
(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將學款移作他用，京師大學堂處境艱難。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京師大學堂復又開學。教育總長蔡元培著手改革舊教育制度。5月改京師大學堂為國立北京大學校，改大學堂總監督為大學校長，以嚴復任之。1913年2月，改政法科為法科，以孫祥齡為學長。是年法科法律學門招新生一班。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全面改革北京大學舊制的同時，對法科也進行一系列改革。11月聘李大釗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為法律學門講授社會立法；聘周家彥、左德敏、徐崇欽、黃振聲、徐墀、黃右昌、陶履gōng、胡鈞、馬寅初、張祖訓為法科本科教授；王彥祖、郭汝熙、朱錫齡、韓述組、林損、李景早、黃國聰、倫哲如、黃振華為預科教授；廢政府官吏為專任教員。同時還改定了課程。年底，法律學門有本科生206人，預科生222人，成為全校大的學門。在改革法科教學制度的同時，在法律學門還設立法律學門研究所，以黃右昌為主任，聘王寵惠研究比較法律、張嘉森研究國際法、周家彥研究行政法、羅文斡研究刑法、左德敏研究保險法、康寶忠研究中國法制史、陳長樂研究美國憲法、王景歧研究中國國際關系及各種條約、徐崇欽研究商業及工廠管理法。1918年在體制上又出新舉措，由黃拔聲、黃右昌、梁宓、王景歧、孫孝移、雷孝敏、周家彥、康心孚、左德敏、陳介、鵬屠振、余啟昌、何基鴻、組成法律學門教授會，實行教授治門。1919年旋又將法科法律學門改為法律學系，設系主任一人，由該系教授會選舉產生。還將舊學制中均為必修課的各門課程，改為半為必修、半為選修課程。學生選修課程，可選該系課程，亦可選他系課程。這些改革措施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教師教書，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師生思想活躍起來，經常參加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團體舉辦的學術講座，學習世界上先進的文化思想，投身新文化運動，參加五四愛國斗爭，並組織法律研究會研討國內外一系列重大法學問題。自此，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漸成中國近代法學教育和科研的重要陣地。
(四)20年代，法律學系的課程設置日趨完善，師資力量有所增強發展，但後期由於北京大學屢有變故而法律系亦因之多有變動。1924—1925年，法律學系課程已達30餘門，教員人數亦有所增加。所設必修課有：民法總則、民法債權總論、民法債權各論、民法物權、民法親屬、民法繼承、民事訴訟法、商法商人通例公司條例、商法商事通例票據船舶、刑法總則、刑法分則、刑事訴訟法、憲法學、行政法總論、行政法各論、外國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經濟學原理、專門研究(以論文和譯書為研究方法)。選修課有：法律哲學、社會立法論、中國法制史、羅馬法、刑事政策、法院編製法、破產法、法醫學、社會學、財政學總論、第二外國語。主要教員有：余qǐ昌、張孝移、王世傑、張志讓、梁仁傑、左德敏、林志鈞、黃右昌、陳瑾昆、石志泉、白鵬飛、李浦、燕樹棠、夏勤、杜國庠、程樹德、林彬、馮承均等。然而1927年7月奉系軍閥張作霖政府取消北京大學，將北京的九所高校合並為京師大學校，並北京大學法科到北京法政大學，稱法科第二院，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復將京師大學校改為中華大學，8月16日又改為北平大學。迫於北京大學師生要求復校的強烈抗爭，1929年8月南京政府恢復國立北京大學的名稱，法律學系也隨之恢復成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
(五)1930年12月，蔣夢麟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仿照美國改革教育制度。對法學教育的改革在於：設法學院，以周炳琳為院長。法學院設政治、經濟、法律三系。法律系主任為戴修瓚。系設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及該系教授副教授組成，系主任為主席。法律學系課程分必修和選修兩種，師資頗可觀。必修課：黨義(王先強)、政治學概論(浦薜鳳)、經濟學概論(盧郁文)、心理學(樊際昌)、國文、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民法總則(燕樹棠)、民法物編(余啟昌)、民法債編總論(劉志敭)、民法債編各論(戴修瓚)、民法親屬編、民法繼承編(林彬)、特種民事法(公司法、何基鴻，保險法、李浦，票據法、海船法，(戴修瓚)民事訴論法(李懷亮、石志泉)、刑事訴訟法(陳瑾昆)、刑法分則(林彬)、羅馬法(趙之遠)、強制執行法(於光熙)、行政法各編(白鵬飛)、國際公法(王化成)、國際私法(燕樹棠)、英文法律選讀(燕樹棠)。選修課：中國法制史(程樹德)、中國法制史專題研究(程樹德)、法理學(趙之遠)、社會學(許德珩)、德國法(何基鴻)、破產法(王家駒)、勞工法(何基鴻)、法醫學(劉北霖)。學生學習實行學分制，每年上課至少在28周以上，四年修滿132學分即為畢業。第一、二學年每學期選習至多不得超過22學分，第三、四學年每學期至多不得超過18學分。學生畢業，得學士學位。1934年成立法科研究所，由院長兼主任，負責培養法學研究生。
(六)1937年平津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奉命南遷，於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38年春旋又遷往昆明，改校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此間原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的部分師生奔赴抗日前線，部分師生編入西南聯大法商學院，歷時8年。法商學院由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商學系組成。由於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中，只有北京大學有法律學系，因而聯大法商學院的法律學系即為原北京大學法律學系。西南聯大8年期間，法律學系主任為燕樹棠。其間先後在法律學系任教的教授除燕樹棠外，有戴修瓚、蔡樞衡、芮沐、費青、陳瑾昆、羅文干、張企泰、李士彤、李祖蔭、章劍、馬質夫、趙鳳喈；副教授有林良桐。聯大法律學系注重法學理論研究和司法實務兩方面人才的培養，課程設置亦注重這兩者的兼顧。所設課程有：國文、英文、中國通史、邏輯、自然科學、西洋通史、哲學概論、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概論、憲法、國際公法、刑法總則、刑法分則、民事訴訟法、商法、公司法、破產法、行政法、中國司法組織、中國法制史、國際私法、勞工法、社會立法、法理學、犯罪學、犯罪心理學、海商法、保險法、民事執行法、程序法、土地法、票據法、刑事政策、法醫學、畢業論文。學生實行學分制，讀完140學分左右方可畢業。每年招生20名左右，8年間在聯大法律學系就讀學生約200名，研究生3名。法律學系許多師生積極參加了愛國學生運動。
(七)1946年5月，西南聯大結束，三校復員。北京大學重遷北平，於是年秋開學。法律學系與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合為法學院。至共和國成立，其間法律學系主任先後由法學院長周炳琳和教授冀貢泉、費青擔任。課程體系進一步完善，師資力量亦有加強。課程方面，增加了比較憲法、司法制度研究等。此間在法律學系先後擔任教授的有：燕樹棠、費青、蔡樞衡、戴修瓚、芮沐、戴劍、李士彤、黃覺非、劉志yáng、冀貢泉、李祖蔭、王克勤、張忠德、趙鳳喈、龔祥瑞、嚴景耀(兼)；副教授有汪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數亦大大超過西南聯大期間累計達600多人。處於中國革命趨於勝利前夕的法律學系師生，積極參加了進步的學生運動。
(八)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帶來變革的曙光。法律學系對課程設置作了較大調整。設有馬列主義法律理論、國家法、新刑法原理、新民法原理、憲法原理、婚姻法、國際公法、審判工作、商事法原理、犯罪學、法醫學、政策與法令、蘇聯法律研究、名著選讀、國際公法研究、國際私法、畢業論文等課程。學生除學習這些專業課程外，還要學習其他系開設的一些課程。課程仍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共和國誕生前在法律系任教的教員此時多還在系任教。張志讓、何思敬等教授曾來系兼課。1952年，新中國實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並入北京政法學院。由著名法學家、時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錢端升教授出任北京政法學院首任院長。
(九)1954年，在政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董必武的直接指導下，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得以重建。司法部教育司司長陳守一受命出任重建的法律學系第一屆主任。「依靠老幹部，大力培養青年教師，吸收有真才實學的老教師，充分發揮老教師的作用」，是重建法律學系的指導思想。1954年8月，法律學系新一屆教職工41人在北京大學集結。他們分別來源於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政法機關和北京大學。其中包括一批歐美留學歸來的教授、學者。1954年9月12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鄭重宣布法律學系重新成立。重建後的法律學系設有系辦公室、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研室、國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資料室。1956年8月，在原有四個教研室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國家與法的歷史教研室、審判法教研室、國際法教研室。當時法律學系辦系指導思想和制定教學計劃的基點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958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195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馬錫五都來系作過報告。法律學系教學計劃從1954年至1966年前，先後共有六次較大的變化，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要求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改，幾次教學計劃的修改特點大致如下：
(一)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
(二)培養目標：開始為政法工作者、法律高級專門人才；五年制時期為法學家、政法研究人才與師資、理論研究人才。
(三)法律專業課程(包括選修課)，建系初期介紹蘇聯法學的課程略多些。
1954年法律專業課26門課程中蘇聯課程比重較大，約有七門，中蘇內容結合的課程約有六門，共十三門課，佔法律專業課一半。
1955年法律專業課31門，主要以講中國內容課程為主，取消了蘇聯民法、刑法、訴訟法、勞動法、行政法及法院組織法。合並了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法，將法醫學改為必修，增開了國家與法的理論專題、檢察監督、司法統計。
1956年法律專業課27門必修課中取消了蘇聯國家與法的歷史，蘇聯財政法，增加了政治學說史，我國的農業合作社法。
1959年法律專業課26門課中必修課中增開了人民公社規章制度，公檢法組織與任務、資產階級國家法、國際關系史、資產階級民商法、羅馬法。
1960年法律專業課19門，其中將刑法學、訴訟法、婚姻法等六門課合並為政法業務課，增開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介紹。
1961年至1966年教學計劃基本無多大變動，法律專業課程為21門課，增開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現代資產階級法與批判，將刑、民法改為刑事政策與法律和民事政策與法律。重建後的法律學系第一次科學討論會，是在1955年五月四日舉行。法律學系自重建系以來，每年校慶，均舉辦科學討論會。許多優秀論文參加學校評選，有的參加高校評選。
由於法律學科的實踐性強，師生注重教學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廣泛參與國家有關法律的起草，經常出席國家機關的有關會議，並在法院審判活動中擔任陪審員和律師。系主任陳守一教授擔任北京市律師協會籌委會主任；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專業課程的教師十多人，擔任兼職律師，多次擔任重大民事、刑事案件的代理人和辯護人。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審判日本戰犯、有重大影響的李萬銘詐騙案等，該系兼職律師都曾出庭辯護。此間對外交流活動主要是與前蘇聯東歐國家進行，陳守一教授等曾四次出訪前東歐國家，後者也有學者多次造訪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從1954年到1956年，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每年招生120名左右，其中約半數來自在職幹部。
(十)從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於政治運動和勞動的增多，法律學系正常的教學、科研活動受到沖擊。「反右」、「反右傾」、「大躍進」等，歷史性地與法律學系師生的生活糾葛在一起，留下諸多沉重的回憶。在這一時期，教學計劃中增大了勞動鍛煉、實習和社會調查等方面內容的比重。學制改為五年。培養目標為「政法研究人才和師資」、「政法工作者」、「理論研究人才和師資」等。
1960年將民法和刑法教研室合並為業務教研室。這十年中招生雖不曾中斷但招生人數每有降低。1962年僅招生19人。本科生從1957—1966年共計招收約360人。1959年開始招收三年制研究生，至1966年共招收24人。
(十一)文化革命十年中，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受到嚴重沖擊。1970年，宣布了取消法律學系的決定。由於法律學系教職員團結一致，據理力爭最終使法律學系得以保存，成為全國僅有的兩個免遭解散厄運的政法院系之一。教職員基本沒有分散，圖書資料基本沒有流失，為以後恢復教學和研究工作保存了力量。1966—1971年6年間法律學系沒有招生，也沒有其它形式的教學活動。1972年，一批教師在剛剛得到平反之後，即致力恢復正常的教學工作。首先開辦了北京市政法、公安幹部短訓班，隨後舉辦了華北五省市政法幹部培訓班。1973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系三十六名教職員合並到北京大學法律學系，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恢復時他們中絕大多數又回到中國人民大學。1974—1976年，法律學系連續招收三屆共計150餘名工農兵學員，並同時舉辦多期幹部培訓班，為恢復法學教育和法制建設作出了貢獻。這期間開設的課程逐漸增多，為幾屆工農兵學員及幹部培訓班學員開設的課程已有20餘門：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國家與法的理論、中國法制史、中國憲法、外國憲法、西方國家政治法律制度、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民事訴訟法、婚姻法、勞改法、刑事偵查、國際法、法律文書等。
(十二)1977年，隨著正常的招生制度在全國得以恢復，北京大學法律學系迎來新的轉機；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法律學系進入了大發展的新時期。在新時期，法律學系的基本指導思想和主要目標逐步得以明確；把法學教育、研究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結合起來，同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法制建設結合起來，建設一流的師資隊伍，設置先進和完備的專業體系和課程體系，加強學術研究、多出優秀的學術成果，培養一流的、多層次的法學人才，促進和發展國際法學教育和法律文化的交流，使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成為法學教學與法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對國家、人民做出應有的貢獻。2009年，法律學系已成為北京大學最大的系之一。自1977年以來，先後擔任法律學系主任的有陳守一、馬振明、張國華、趙震江、魏振瀛、吳志攀。
(十三)新時期伊始，法律學系即把師資隊伍建設當作中心工作之一，招回和調進一批教學骨幹。從1979年起，每年開展評定職稱工作。同時注意挑選畢業的博士、碩士留系任教，注意吸引在國外學有所成的博士、碩士回系、來系任教。到1998年2月，全系在編教職員112人。其中教授31人，副教授或相當於副教授職稱的41人。在編和返聘教授中有博士生導師21人，享受國家級突出貢獻津貼的28人。教師中獲博士學位的有24人。另外，有一批知名人士受聘在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十四)法律學系經常注意教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到1998年2月已設9個教研室；法學理論教研室、法律史教研室、憲法與行政法教研室、刑法與犯罪學教研室、民商法教研室、經濟法教研室、國際經濟法教研室、國際法教研室、訴訟法與司法鑒定學教研室。其中法學理論和國際法為國家教委批準的重點學科；另有資料室和辦公室等教學管理和教學輔助機構，先後成立了由法律學系代管或隸屬於法律學系的12個研究機構；國際法研究所、經濟法研究所、犯罪問題研究中心、科技法研究中心、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立法學研究中心、金融法研究中心、比較法與法社會學研究所、法制信息中心、勞動法研究所、國際經濟法研究所、稅法研究中心。另設有同和律師事務所，燕園法律事務所，司法鑒定室。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這些研究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中，有的是國內所僅有的，有的是國內最先設立的。
(十五)專業體系和課程設置體系，是法律學系在新時期中發展尤快的環節。首先，就本科生的專業和課程設置來說：1979年，根據當時的急需在全國率先增設了國際法學專業，1980年又率先增設了經濟法學專業，1993年再增設國際經濟法學專業。這就形成一個包括法律學專業、經濟法學專業、國際法學專業、國際經濟法學專業在內的在國內屬於尤為完整的法學專業體系。在發展專業體系的同時，法律學系的課程設置體系不斷發展。經多次調整，1993年開始，本科生進校後任選專業，學滿兩個專業學分的可取得雙專業畢業文憑。與此同時，再次修訂教學計劃，貫徹「加強基礎，淡化專業」的精神，加強了基礎課比重。全系所開本科生專業課程已逾70門。其中全系各專業必修課17門：法理學、中國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概論、合同法、刑法學、國際法、國際私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法律文書、律師實務與律師道德；法律學業必修課6門：知識產權法、婚姻家庭法與繼承法、企業法/公司法、司法鑒定學、犯罪學、勞改法；經濟法學專業必修課9門：經濟法總論、企業法/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計劃法與投資法、財政法與稅法、金融法/銀行法、會計法與審計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環境法；國際法學專業必修課8門：中國外交史、國際環境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組織、海洋法、航空航天法、國際司法判例、專業外語；國際經濟法專業必修課8門：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海商法、國際技術轉讓法、國際經濟組織、專業外語；全系各專業限制性選修課23門：現代西方法律哲學、立法學、當代西方法律思潮、中國司法制度、中國法律文化、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外國憲法、公務員法、羅馬法、外國民商法、實用刑法學、青少年法學、外國刑法、刑事偵察學、刑事技術概論、法醫學、保險法、中國經濟立法史、司法精神病學、外國婚姻法、票據法、國際稅法、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專題。除專業課程外，還有若干門全校性公共課程。其次，就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課程設置來說：經過這些年發展，到1998年，已有12個專業36個研究方向招收碩士研究生。這12個專業分別是：法學理論、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憲法學、行政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國際法、環境法；法律學系有八個授予博士學位的專業，它們是：法學理論、法律思想史、憲法學、刑法學、國際經濟法、國際法、環境法、經濟法。
(十六)法律學系注意將教學與學術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鼓勵教員開好課、多開課、開新課，鼓勵教員鑽研學術、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到1997年，全系在新時期共編撰各類高等法學教材近百部，出版學術專著一百六十餘部，發表論文一千四百餘篇。各類工具書60餘部。教材中有30餘部系由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教員主持或參與國家教委、司法部組織編寫的統編教材。獲獎教材為：《法學基礎理論》(新編本)、《憲法學概論》、《民法教程》、《民事訴訟法教程》、《國際法》、《經濟法原理》等等。
專著中有許多是屬於國家級或省部級科研項目。許多教材由於編寫與出版早、質量好，在法學教育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法律學系還於1978年創辦了《國外法學》雜志，1988年又改刊為《中外法學》。法律學系法律圖書館是保存、管理圖書資料工作進行得較好的圖書館。法律學系研製的《CHINALAW電腦輔助法律研究系統工程》，建立了中國法律資料庫，填補了國內法學領域的一項空白。由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生捐款和國家教委撥款投資興建的「法學樓」於1993年3月交付使用，為法律學系的教學，科研工作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
(十七)培養人才是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最主要的任務之一。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已形成高層次、多形式的辦學模式。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目標各具特點，但它們的共同點在於：要求學生或學員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和在不同程度上分別掌握該專業所需具備的理論、知識和能力。一方面，為適應社會的實際需求，既重視基本理論又重視從實踐出發，培養實用性專業人才。另一方面，隨著博士、碩士研究生在學生中比例的增加，更重視社會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的培養。從1977年到1997年，共招收本科生2906人，其中除1989級至1992級本科學生因軍訓實行五年制外，余皆實行四年學制。從1978年到1997年，共招收碩士研究生1402人，碩士研究生班約50人，博士生178人，外國留學生和港澳台學生二百餘人。自1977年以來，授予法學學士學位2418人，碩士學位887人，博士學位71人。1993年，面向全國招收已獲得其他專業學士學位的大學本科畢業生35人，攻讀法律課程，成為該系首批第二學士學位學生。從1993年開始，為提高在職人員的法學理論水平，推動在職人員申請碩士學位，為國家培養較多的法律專業人才，法律學系在北京、深圳、汕頭、昆明、廣州、煙台等地舉辦碩士學位課程研修班。從1985—1988年，為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檢察幹部法律專修科，共培養大專層次學員600餘人。1983—1989年承辦經濟法幹部專修科，培養學員110人；1986—1990年為全國武警幹部舉辦法律專科函授班，四年中，培養大專層次的畢業生5000人左右，並先後承擔北京地區的函授教學任務及部分省市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教材編寫和教學輔導任務。1985—1990年，支持煙台大學、寧波大學等創辦法律學系。1980—1993年，與北京市司法局、九三學社聯合創辦北京市法律業余大學。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的教職員也參與了北京大學分校法律學系的創辦和管理。1988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教委決定成立高級法官培訓中心，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成為該中心的基地之一，每屆招收學員60至70人，十年中為全國法院系統培養各類幹部600餘名。經國家教委批准，從1987年起與香港樹仁學院合辦法律本科文憑及學位教育，到2009年已招收11屆，共1800餘人，其中已有400多人獲學士學位；從1991年始，又在法律本科文憑及學位教育的基礎上，在香港招收民法專業、國際法專業的碩士學位研究生，到2009年已招7屆，兩專業共招碩士研究生70餘人，1994年首屆碩士學位學生畢業，有13人通過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與香港樹仁學院合辦法律本科文憑及學位教育以及碩士學位研究生教育，為香港回歸培養了一批法律專門人才，該項教育榮獲1997年北京市普遍高等學校教學成果一等獎。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這十數年間，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招收學生、學員的人數、授予學位的人數培養人才的人數，大大超過歷史上各個時期的總人數。
(十八)法律學系還是全校對外學術交流活動最為活躍的系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法律學系被列為絕密專業，對外交流活動很少。解密後，對外交往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