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軌製法院

A. 法院系統 雙軌制

這里有一篇關於法院雙軌制的文章 是焦宏昌寫的 希望可以幫到你http://www.hflib.gov.cn/law/law/falvfagui2/CXF/LWJ/1043.htm

B. 刑法規制傳銷行為是單軌制還是雙軌制

《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條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作了專門規定，並將其增補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為了正確適用這一法條，急需對本罪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傳銷」之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和《禁止傳銷條例》都對「傳銷」進行了界定。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刑法修正案(七)》和《禁止傳銷條例》對傳銷的規定是有差別的。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傳銷」僅指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而《禁止傳銷條例》中的「傳銷」除了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外，還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且《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傳銷」要求同時具備收取入門費和拉人頭這兩個條件，而《禁止傳銷條例》中的「傳銷」只要具備收取入門費、拉人頭、團隊計酬這三種類型之一即可。可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傳銷」在具體內容上不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並且在認定條件上要嚴格於《禁止傳銷條例》。

為什麼《刑法修正案(七)》沒有將團隊計酬型傳銷作為規制對象?筆者認為，這里涉及到三種傳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問題。實際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的社會危害性要大於團隊計酬型傳銷的社會危害性，世界上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是明文禁止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的。而團隊計酬即多層次直銷，自取代單層次直銷以來，成為了全球直銷市場的主流。目前，直銷行業中90%以上的公司都是採用多層次直銷這一營銷模式。而且，多數開放直銷業的國家和地區一般既允許從事單層次直銷，也允許從事多層次直銷。由於這種經營模式具有組織上的封閉性、交易上的隱蔽性以及人員的分散性等特點，監管難度很大，加上市場規則不完善，群眾消費心理不成熟，誠信制度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多層次直銷在實踐當中出現了「金字塔詐騙」、「老鼠會」等很多問題，甚至影響社會穩定。因此，為了維護公共利益，防止利用多層次直銷進行詐騙活動，我國《直銷管理條例》對直銷業規定了一系列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只允許單層次直銷。可見，《刑法修正案(七)》將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列為重點打擊對象，而不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正是基於社會危害性的考量，體現了刑事立法的謙抑精神。

濟寧律師網頁鏈接

二、刑法規制傳銷行為是單軌制還是雙軌制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在司法實踐中對傳銷行為的定性是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為依據的。毫無疑問，《刑法修正案(七)》的效力高於《批復》的效力。問題是，《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後，如果《批復》失效，就意味著只能根據《刑法修正案(七)》對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而《刑法修正案(七)》未涉及的團隊計酬型傳銷，就不再受刑法規制，而只是一種一般違法行為。對這種僅採取《刑法修正案(七)》規制傳銷行為的方法，筆者稱之為單軌制。但是，如果《批復》繼續有效，就意味著對《刑法修正案(七)》所不及的團隊計酬型傳銷仍然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對這種兼采《刑法修正案(七)》和《批復》規制傳銷行為的方法，筆者稱之為雙軌制。

C. 單軌製法院體系是什麼意思。單軌製法院體系的定義。

我國的法院嚴格來說是四級，最高法院，省高級法院，市中級法院，基層法院。我國的法院採取兩審終審制，例如你對基層法院宣判結果不服可以向市中級法院起訴，市中級法院的宣判結果無論怎麼樣，你都不能再起訴了。⑴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的最高審判機關。它審判的案件是：法律規定由它管轄的全國性重大刑事案件，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民事案件，還有它認為應當由自己審判的第一審案件；對高級人民法院、某些專門人民法院判決和裁定和上訴、抗訴案件；審判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它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還有權對法律作出司法解釋。⑵高級人民法院，是在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設立的，它審判的案件是：法律規定由它管轄的第一審案件；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移送審判的第一審案件；審判對下一級人民法院判決或裁定的上訴或抗訴案件；審判同級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復核案件。此外，還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有錯誤，有權提審或指領原審法院再審。⑶中級人民法院，設在省、自治區以下，縣、區以上，以及直轄市內。它審判的案件是：法律規定由它管轄的第一審案件；審判基層人民法院移送審判的第一審案件；審判對基層人民法院判決或裁定的上訴或抗訴案件；審判同級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案件；並監督基層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對基層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有錯誤，有權提審或指領原審人民法院再審。中級人民法院對它所受理的案件，認為案情重大，應當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則可以請求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⑷基層人民法院，設在市轄區、縣和縣級市。它審判的案件是：刑事、民事、經濟和行政和第一審案件，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基層人民法院如果認為案情重大，應當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可以請求移送上級人民法院審判。此外，還處理不需要開庭審判的民事糾紛、經濟糾紛和輕微的刑事案件；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根據地區、人口和發案情況，基層人民法院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設立若干個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

D. 單軌製法院體系是什麼意思。單軌製法院體系的定義。

E. 朱國斌 人大釋法沖擊香港法治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1月7日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認定依法宣誓是相關公職人員就職的必經程序，未經合法宣誓或拒絕宣誓者不得就任相應公職；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宣誓，必須准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拒絕宣誓者喪失就職資格，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屬於拒絕宣誓。香港社會多數人對是次「釋法」表示歡迎。但亦有多位政治人物表達不滿，法律界更發起「黑衣遊行」以示抗議。在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前，曾有過4次釋法。除第四次（應終審法院之請）之外，歷次釋法都曾引起香港社會不同程度的反應，被認為是破壞香港法治之舉。
「雙軌制」解釋模式
釋法引發的種種爭議源於《基本法》的混合特徵：《基本法》第158條設定了一種「雙軌制」解釋模式，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享有《基本法》解釋權，但二者的解釋權有明顯的區別：1）前者是固有的，而後者是派生的：根據第158條第1款和第2款的規定，本法之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而特區法院的解釋權系經授權得來；2）前者是無條件的，而後者是有條件的：人大常委會可在其認為有需要時解釋《基本法》，而特區法院只能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法》；3）前者是全面的，後者是受限的：原則上，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可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款，但當解釋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系時，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特區法院應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4）前者的解釋具有優位性，後者的解釋具有從屬性：如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特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須以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准。
就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而言，其啟動程序可分為主動和被動。主動釋法即人大常委會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如第二次和第五次釋法。不少論者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認為，人大常委會僅可應特區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這種理解其實是有偏差的。因為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固有的、全面的和無條件的，這種解釋權並不依賴於終審法院的提請而存在（這也為終審法院所確認）。第158條第3款與其說是對人大常委會的限制，毋寧說是對特區法院的限制。被動釋法即人大常委會應國務院或特區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如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釋法。應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引發的爭議最少，因為這一點明確載於《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但是人大常委會能否應國務院之請解釋《基本法》，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然而，國務院有權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要求，是符合《立法法》規定的。甚至從理論上講，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也有權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迄今為止，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及應國務院或特區終審法院之請釋法已經成為一種「憲法慣例」。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屬於立法解釋，其效力等同於《基本法》條文本身。由於解釋並非新的立法，只是對立法原意的一種闡明，從學理上講，這種解釋的效力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即存在。換言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有「溯及力」的。然而，這種安排勢必對《基本法》的穩定性造成影響。為減少這種負面影響，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時以發現立法原意為目的，務求解釋符合相關條款的立法原意。此外，為避免對過往已終結案件的影響，《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規定，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即不推翻法院已經作出的判決。這種規定可視為一種豁免，但是這種豁免並不影響解釋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發生效力。同時，為確保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顧及民意和符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基本法》第158條第4款要求人大常委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釋法是新憲政秩序一部分
《基本法》第158條設定了一種「雙軌制」解釋模式，這種制度設計的理性在於維護國家主權及體現香港特區高度自治。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人大常委會應有權解釋《基本法》，因為：其一，《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其不僅對香港特區有拘束力，而且對中央及其他地方有拘束力，如將解釋權全權授予地方法院，則《基本法》可能「下沉」為地方性法律，這樣既不符合制定《基本法》的原意，也無法體現國家主權；其二，《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制定，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符合中國「議會至上」的體制、《憲法》的規定以及立法機關解釋法律的慣例。從特區高度自治的角度來看，特區法院也應有權解釋《基本法》，因為：其一，法院解釋法律符合普通法系的傳統，《基本法》允許保留香港原有的法律和司法體制，授權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是對香港原有法治傳統的尊重，也是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重要保障；其二，《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具有保障人權和規范權力運作等重要功能，如排除特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和適用，則這一重要憲制文件將淪為一種「宣示性」文件。
總體而言，《基本法》第158條兼顧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制度特質，主觀意圖是實現堅持國家主權和維護高度自治的統一，是兩種法律制度的混合體（hybrid）。殊不知，兩種制度本身相互兼容性並不足，結合（merger）到一起的那一刻就蘊藏著內在沖突，且設計並不十分周全。而內在沖突與設計不足正是《基本法》解釋制度看上去較難理解的根源：1）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屬於立法解釋，而特區法院的解釋屬於司法解釋，前者按照中國法的規則來解釋《基本法》，後者依照普通法的規則來解釋《基本法》，這兩種解釋規則本身就是有沖突的；2）《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只規定了終審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之前，應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是對於其他法院在處理基本法案件時，是否應將案件交由終審法院再提請釋法，並無明文規定，這似乎留下了一個有待填補的「漏洞」；3）《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並沒有預設終審法院不提交解釋的情形及人大常委會可以採取的補救性措施；4）從第158條的規定來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固有、全面、無條件且不受限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優於且高於特區法院的解釋，但是對於這一種重要權力的行使卻沒有公開、明確且細化的程序規則。
本次釋法無沖擊法治
不少人士從主體、時機、程序和必要性等方面提出質疑，認為第五次人大釋法的種種瑕疵，構成對香港法治的重大沖擊。但這些質疑是否言之成理，依舊應當從《基本法》第158條的立法邏輯和本次人大釋法的實際出發。
首先，就釋法的主體而言，有論者認為，人大常委會無權解釋《基本法》，至少是無權解釋《基本法》中有關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因為：一方面，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確牽涉到中央與特區的關系（至少是可爭議的），對此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另一方面，即使對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人大常委會也有權解釋，因為第158條第2款「授權特區法院解釋關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並不是一種「獨占式」授權，即授權本身並不排除人大常委會仍然對這些條款享有解釋權。認為人大常委會應當不使用或盡量少使用對這些條款的解釋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人大常委會直接放棄解釋權，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
其次，就釋法的時機而言，有論者認為，人大常委會雖有權解釋《基本法》，但鑒於案件已經進入訴訟程序，故人大常委會不應在此「敏感時刻」釋法。筆者認為，除非人大常委會根本不就相關條款作出解釋，否則在案件判決之前解釋相關條款應當被視為「適宜時機」。因為是次「宣誓風波」將特區政府捲入其中，在案件判決之前特區政府即表明，如敗訴則可能考慮提請中央釋法。但特區政府能否勝訴仍是未知之數，如待法院宣布政府敗訴之後再行釋法，則更加坐實了對特區政府「輸打贏要」的指控。
再次，就釋法的程序而言，有論者認為，第五次人大釋法由委員長會議提出，但是《立法法》第43條所規定，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機構中並無委員長會議，因而是次違背了正當程序原則。這種觀點的謬誤之處在於忽視了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的情形。如前所述，人大常委會享有對《基本法》固有、全面和無條件的解釋權，這種解釋權並不依賴於特區法院或其他機關的提請而存在，人大常委會可在其認為有必要時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立法法》第43條規定國務院等機構「可以」向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但這一條本身並不妨礙或否認人大常委會有權主動解釋法律。事實上，委員長會議並非人大常委會的外部機構，而是人大常委會的一部分，因而是次解釋可視為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
再者，就釋法的必要性而言，有論者認為，根據高等法院於11月15日作出的判決，「無論是否有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法庭得出的結論都一樣」，證明是次人大釋法是毫無必要的。這種論斷言之過早。因為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即有消息表明，任何一方敗訴都將提起上訴，事實也證明如此。且不說人大釋法之時原訟法庭尚未有判決，即便當時已經判決政府勝訴，也不能排除上訴法庭推翻這種判決的可能。因原訟法庭判決政府勝訴而認為人大釋法毫無必要，只是一種事後的僥幸心理。在特區法院終審判決之前解釋《基本法》，是一種審慎和負責任的表現，因為將來的判決可能推翻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的判決，卻不能推翻此次人大釋法。梁游案中，上訴法庭於11月30日亦承認，人大釋法對香港法院具有約束力，且《基本法》未賦予本港法院審查人大釋法是否涉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
最後，就釋法的內容而言，有論者認為，《基本法》第104條僅規定相關公職人員應當依法宣誓，而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卻添加了「真誠、莊重」、「監誓人」、「不得重新安排宣誓」等內容，這遠遠超出了「立法原意」的范疇，因而是次「人大釋法」不是解釋，而是修訂，但《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故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屬於越權。僅從字面上看，這種質疑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前述的新增內容固然超出了法條規定文本，類似於一種「補充規定」或者「細化規定」，但是這種規定本身沒有抵觸或者改變第104條的規定（譬如改變宣誓主體或者效忠對象），因而從嚴格意義上並不能算修改《基本法》。而應該討論的是，在解釋法律時，是否容許對相關條款作出補充。然而，根據中國法律解釋規則，這種補充規定是被容許的，故是次解釋並不涉嫌越權。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對於宣誓及拒絕宣誓的法律後果，本地《宣誓及聲明條例》已有明確的規定，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卻詳細規定了「拒絕宣誓」的情形，有「為港立法」之嫌，「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更是本港立法所沒有的內容，因而釋法等於改寫《宣誓條例》。就「為港立法」而言，法律解釋本身就有明確條文含義和填補法律漏洞的作用，如若《基本法》或本地立法沒有詳細規定何為「拒絕宣誓」，則法律解釋可以被用於闡明立法原意及填補法律漏洞。
就「改寫《宣誓條例》」而言，一方面，《宣誓條例》本身並未規定「准予重新宣誓」的情形，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規定「不得安排重新宣誓」，並未與之相抵觸。另一方面，如果有論者認為二者確有抵觸，應該仔細閱讀《基本法》第11條第2款的內容：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效力等同於《基本法》條文，對特區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均有約束力（這一點同樣為梁游案上訴法庭所承認），如果本地立法或實踐與之相沖突，則應該修改本地立法和實踐，而非要求《基本法》或立法解釋遷就本地立法。
綜上所述，第五次人大釋法在主體、程序和內容等重要方面並不存在僭越或違規，因而沒有沖擊或損害到香港法治。事實上，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與憲制的一部分，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這種權力應當得到香港社會的承認和充分尊重。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則每次釋法都會對香港法治造成「沖擊」和「破壞」。若說釋法「沖擊」了香港法治，不如說它客觀上可能會激發一些港人抗拒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情緒。毋庸諱言，是次釋法仍然有美中不足之處，目前對於釋法的討論應當聚焦於如何完善解釋的程序和方法。一味否認釋法的權力或必要性，而非展開理性討論，對解決問題和鞏固香港法治於事無補。
朱國斌，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基本法實施研究計劃」項目負責人
章小杉，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研究助理

（資料來源：蘇州新聞網）

F. 行政訴訟法雙軌制與單一制

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行政賠償與司法賠償構成了我國國家賠償制度的全部內容。作為國家賠償制度的組成部分，行政賠償和司法賠償有著許多相同的地方，例如，確定國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和司法賠償責任的原則都是按「違法原則」；兩者實行相同的賠償方式和計算標准，等等。然而，它們畢竟體現了對不同的國家權力的監督和事後補救，在很多方面它們又呈現出自己的特點。其中，兩者在賠償程序上的差異就是一個較為明顯的例證。為了更好地理解和運用國家賠償法中有關國家賠償程序的規定，本文擬就行政賠償的特點、行政賠償程序和司法賠償程序的區別和聯系等作一分析。
一
從國家賠償法的規定看，行政賠償程序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引起行政賠償程序發生的方式上，允許兩種方式——「單獨式」和「一並式」並存。
（一）單獨式。即「單獨提起」，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已經被確認，賠償請求人僅就賠償問題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請求，當賠償請求人採取這種方式時，應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首先，要具備「單獨提起」的前提。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1款規定：「賠償義務機關對依法確認有本法第3條、第4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賠償。第3條、第4條規范的是行政賠償范圍，即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具有何種違法情形時，國家才承擔賠償責任。因此，這一款所說的」對依法確認有本法第3 條、第4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就是」單獨提起「的前提。也就是說，因」單獨提起「而發生的行政賠償程序，必須是在行政機關及其工作的行為已經被確認為違法的基礎上進行。那麼，什麼叫」依法確認「、由誰來確認、怎樣進行確認？根據行政法律規范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有以下幾種情況：
1.作出違法行為的機關或者作出違法行為的行政工作人員所在的機關進行確認：
2.行政行為經相對人申請復議，被復議機關確認為違法，或被復議機關撤銷；
3.由於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具體行政行為已被法院確認為違法，或者判決撤銷，且判決生效；
4.具體行政行為系終局裁決行為，被擁有終局裁決權的行政機關確認為違法。
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通過上述途徑被確認為違法後，受害人就可單獨提出賠償請求。
其次，賠償請求人單獨就賠償問題提出請求的，應當先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由賠償義務機關進行處理。如果賠償義務機關逾期不賠償或者雙方就賠償問題達不成協議的，受害人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賠償訴訟。也就是說，賠償義務機關先行處理是「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一個必經程序，賠償請求人不能越過該「雷池」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賠償訴訟。究其原因，不難理解，行政賠償責任的承擔終究是要落實到具體的賠償義務機關，設置該先行程序，可把大量的賠償糾紛消滅在該階段，從而減輕人民法院的負擔，也給賠償義務機關提供了一個對自己的違法行為進行及時補救的機會，是符合設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最終目的的。
賠償請求人對賠償義務機關的處理不服的，可在規定的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賠償訴訟，人民法院應該依照行政訴訟法進行審理並作出判決。
（二）一並式。即「一並提起」，也可稱為連帶提起，是指賠償請求人在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要求確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行為違法或要求撤銷該違法行為的同時，一並提出賠償請求。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2款規定，賠償請求人請求行政賠償，「也可以在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時一並提出。」「一並式」具有以下特點：
1.賠償請求人將兩項不同的請求——要求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或撤銷該行為和要求賠償向同一個機關提出，要求並案審理。這里的「兩項不同請求」應當是兩項屬於同一訴訟系列即行政訴訟系列的不同請求，而不是不同訴訟系列的兩項不同請求。因為行政賠償訴訟其性質仍屬於行政訴訟。後者則較常發生在當行政機關依法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它）們相互之間的土地、礦產、森林等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歸屬進行處理，當事人既對該處理不服，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同時又要求人民法院一並解決原權屬糾紛，因此而形成的是行政訴訟附帶民事訴訟。
2.「一並提起」的條件是兩項請求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這種聯系表現在：其一，該行政行為違法。因為行政機關承擔行政賠償責任的條件就是行政職權行為違法。其二，受害人所受到的損害是由該違法行為引起的，兩者具有因果聯系。
3.賠償請求人的賠償請求可一並在行政復議中提出，也可一並在行政訴訟中提出，這里既包括在申請復議和起訴的同時提出，也包括在行政復議和訴訟的過程中提出，因此，「一並提起」的行政賠償程序實際上就是適用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
綜上，無論是「單獨提起」還是「一並提起」，解決行政賠償責任的最終程序都是賠償訴訟程序。其中，單獨提出行政賠償請求的，必須先經賠償義務機關的處理。
二
與行政賠償程序相比，司法賠償程序有很大不同，其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一）司法賠償程序只能「單獨提起」。
前已述，行政賠償請求既可以「單獨提起」，也可以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中一並提起。但是，根據國家賠償法第20條的規定，司法賠償只能單獨提起。通過對兩種提起方式的分析，不難看出，「一並提起」是在同一個程序中解決兩個請求，而「單獨提起」卻要通過兩個程序才能達到同樣的目的，相比之下，無論是在效率方面，還是在便於受害人行使以至實現其賠償請求權方面，「一並提起」都要優於「單獨提起」。那為什麼在司法賠償程序中不採取「一並式」，允許賠償請求人在要求確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違法的同時一並提出賠償請求呢？這絕不是立法者們任意所作的選擇，而是有其內在緣由的。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首先，是由我國刑事訴訟中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決定的。在這個機制中，一方面，三機關可以相互糾正對方的錯誤，比如，錯拘可以經檢察院不批准逮捕予以確認；錯捕可以經法院判決無罪予以確認；錯判可能因檢察院抗訴引起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確認。另一方面，三機關又是分工負責，自己有權改變自己作出的決定。如檢察院在逮捕公民後，可能因撤銷案件、決定免予起訴或者改為取保侯審，將該公民釋放，對此，人民法院無權審查檢察院的決定是否正確。如果允許「一並提起」，意味著在當事人認為檢察院的免予起訴、取保候審等決定違法侵權時，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並要求賠償，人民法院就有權對檢察院的決定進行審查並進行確認。從目前來看，這種做法缺乏法律依據，與現行刑事訴訟機制背道而弛。而行政賠償不存在這個問題。根據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復議機關有權裁決撤銷、變更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可以行使司法監督權，以判決的形式撤銷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變更我失公正的行政處罰行為，等等。因此，允許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中「一並提起」賠償請求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任何障礙。其次，是法制統一的基本要求。刑事賠償實行的是無罪羈押賠償原則，而認定有罪還是無罪，是依靠刑法，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的。比如，對發生法律效力的錯判，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來予以糾正。如果允許「一並提起」，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申訴就必須受理，受理後就必須首先來認定原判是否有錯誤，這就大大破壞了現行的審判監督程序，無異於另外搞了一套程序來替代審判監督程序，極不利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同樣道理，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刑訊逼供等行為也不能「一並提起」。
更多精彩內容請關註：http://china.findlaw.cn/

G. 立法和司法雙軌制是什麼意思

立法和司法雙軌制：
美國的立法權由聯邦和州根據憲法分別行使，聯邦法和50個州法各成體系。法院分為聯邦法院和各州法院系統，兩套法院系統互不隸屬，獨立行使權力。這種體制及其運作為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協調提供了經驗。

H. 什麼叫雙軌，什麼叫借免談話，什麼叫問責

雙規一般是指領導幹部（高級）因違規違紀被調查，在情況基本屬實但還沒有完成向法院移交之前的一種強制措施！誡勉談話一般是指領導幹部因不作為出現工作失誤，或造成比較嚴重的影響，尚未達到免職開除等處分的情況下，由上一級領導找其談話，給予規定時間進行整改；問責就是對出現問題的單位或分管領導的上一級領導，追究其相應承擔的管理責任！！

I. 求詳細的wto的爭議解決規則

WTO與司法審查司法審查是WTO各項規則（協議）得以實施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沒有司法審查允，WTO的很多規定將是空中樓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江必新認為，WTO的宗旨是實現國際貿易自由化，消除各國政府對貿易的壁壘，WTO規則的絕大部分內容是針對政府行為的，是以政府的管理活動為對象的
http://www.emagister.cn/cursos-%22wto%E4%B8%8E%E5%8F%B8%E6%B3%95%E6%9C%BA%E6%9E%84%22%E6%AF%94%E8%BE%83%E7%A0%94%E7%A9%B6%E5%9B%BD%E9%99%85%E7%A0%94%E8%AE%A8%E4%BC%9A%E7%BB%BC%E8%BF%B0-simcour-1456221.htm

WTO反傾銷協議與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傾銷（Dumping）是國際貿易中一種經濟行為，WTO《關於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的協議》（簡稱反傾銷協議）將其界定為，「一項產品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該產品的出口價格在正常的貿易過程中，低於出口國旨在本國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也即以低於其正常價值進入另一國的商業」。而反傾銷（Anti-mping）則是一種政府行為，主要是指進口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或者本國生產企業的利益，採取增加關稅等措施對進口國的傾銷行為進行限制……
從目前國際貿易的情況看，歐美國家對中國眾多出口產品和企業採取反傾銷措施、徵收反傾銷稅，從各類生活用品到各式各樣小商品等等，而這些正是中國企業的「優勢產品」。但在中國，反傾銷案件卻寥寥無幾，由於行政部門採取或者不採取反傾銷措施而引起司法審查的案件還未出現。我國加入WTO後，國際貿易將急劇增加，如何遵循WTO反傾銷協議，確立司法審查的規則體系，充分發揮司法審查在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和國際貿易自由方面的作用，是一個日趨重要的問題。筆者將在文中著重論述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問題。
WTO反傾銷協議第十三條（司法審查）規定：「各成員， 其國內立法包括有關反傾銷措施的規定，根據本協議第十一條的內容規定，對最終裁決和復審決定的行政行為可特別要求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者通過訴訟程序，迅速進行審議，該法庭或訴訟程序應完全獨立於負責作出該裁決或復審決定的當局。」WTO 除了在反傾銷協議中規定了司法審查，還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二十三條、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六條、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第三十二條、 裝船前檢驗協議第四條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是源於關貿總協定（GATT）的規定。GATT第十條第3 款（乙）項規定「為了能夠特別對於有關海關事項的行政行為迅速進行檢查和糾正，締約各國應維持或盡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這種法庭或程序應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之外，而它們的決定，除進口商於規定上訴期間向上級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訴之外，應由這些機構予以執行，並作為今後實施的准則；但是，如果這些機構的中央主管機關有充分理由認為它們的決定與法律的既定原則有抵觸或與事實不符，它可以採取步驟使這個問題經由另一程序加以檢查」。從字面上看，WTO 規定了三個司法審查的主體：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由於WTO 反傾銷協議對司法審查的主體及其司法審查權的規定不是十分明確，有的學者認為，在我國，不應當由法院行使司法審查權，而由其他行政機關對反傾銷行為進行最終審議或者由作出反傾銷行為的行政機關進行最終審議。
筆者認為，這些觀點與WTO的司法審查的原則不相符。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在我國應當明確法院對反傾銷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的司法審查權。
WTO反傾銷協議沒有排斥法院擁有最終司法審查權的原則
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法院都擁有對行政行為的最終司法審查權。著名的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這樣解釋司法審查的概念的：「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政府的另一部門或另一級政府決定的權力。從行政機構向法院提起的上訴，以審查事實認定或法律，或審查兩者。也指上訴法院審查初審法院或中級上訴法院的裁決。」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代表了英美法學的普遍認識。王名揚先生認為，「在美國，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國會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以及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及法律而言」。在英國，司法審查通常是指，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機關侵害，請求高等法院根據其對下級法院和行政機關所具有的傳統的監督權，對後兩者的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當然，司法審查並不專門指英美法系國家普通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在美國，反傾銷司法審查案件由國際貿易法院管轄，上訴法院是聯邦上訴法院，後者為普通法院），也包括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如德國、法國等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便是如此。在德國，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行政法事務的管轄權（jurisdiction），行政法方面的事務由專門的法院即行政法院（the administrative court）管轄。因此，在德國，司法審查是指行政法院審查行政機關行使的行政權力。在法國，行政法院同樣具有司法審查的權力。在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看來，行政法院是嚴格意義上的司法機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們與其它法院共同地行使國家的司法權。行政法院像普通法院那樣，與行政機關是相互獨立的。
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法院對行政行為都擁有司法審查權。那麼，為什麼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產生的WTO 反傾銷協議中規定了司法審查三個並列的主體呢？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一是在有些WTO成員國的憲政體制中， 法院對行政行為不具有司法審查權。對於這些國家的司法審查問題，GATT第十條第3 款（丙）項作了補充的規定，「如於本協議簽訂之日在締約國領土內實施的事實上能夠對行政行為提供客觀公正的檢查，即使這個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獨立於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以外，本款（乙）項的規定，並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換它。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如被請求，應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決定這種程序是否符合本項規定的要求」。根據該項規定，能夠對行政行為進行客觀公正的審查的機構，即使不是完全獨立於作出行政行為的司法機構，或者在形式上不獨立於作出行政行為的機構，也不必然是不合格的主體。這種審查主體和程序是否符合第十條第3款（乙）項的規定，由締約國全體決定。 這種規定主要是基於締約國的司法、行政和仲裁體系的不統一。允許在有的國家由獨立的行政機構或者仲裁機構過渡性地替代法院作出最終的裁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的國家，可以排除法院對反傾銷行為的司法審查權。二是基於WTO 規范的行政行為涉及的行政專業性很強，WTO規定了獨立的行政機構的審查程序， 體現了很多國家行政法上行政救濟窮盡的原則。WTO 中規定的獨立的「行政的法庭」，可以理解為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院，還可以被理解為英美法系國家的行政裁判所（the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普通法中的行政裁判所盡管被認為是政府行政部門的組成部分，但享有自己的法律地位。美國行政機關依正式聽證程序裁決行政爭議時，實質上是一個行政法庭。它們的裁決仍然受普通法院的監督。在這方面美國和英國相同，和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政法院不同。從形式上看，英美法系國家的行政裁判所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從法律關繫上看，完全獨立於作出行政決定的機構，並且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律家們對於WTO有關司法審查規定的主體不作並列的理解， 而是分層次的理解，即反傾銷行為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尋求行政法庭的救濟，對行政法庭的裁決不服，可以再尋求法院的司法救濟。兩者的區別是，行政法庭可以審查行政決定的合理性問題，而法院只能審查合法性的問題；行政法庭的審查是初步的，而法院的審查結論具有最終裁決性質。
在我國法律框架下，應當明確法院對WTO 反傾銷行為的司法審查權
從嚴格意義上講，司法審查是一個憲法學和行政法學的概念。在很多國家，司法審查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院對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進行審查，這通常被稱為違憲審查；二是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WTO反傾銷協議中的司法審查主要是指後者。司法審查是現代民主政治國家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一國法院對其他國家機關行使公共權力的行為進行審查，救濟公民權利的法律制度。我國行政訴訟法確立了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的基本原則，系統的、完整的司法審查制度隨著行政訴訟法的頒布而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運作狀況，是一個國家民主制度和人權保障制度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同時，行政訴訟法還規定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以及其他提起訴訟的條件。我們在判斷反傾銷行為是否應當接受法院的司法審查的時候，應當充分考慮我國的司法審查法典即行政訴訟法的規定。
（一）反傾銷行為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根據WTO 反傾銷協議的規定，一國的反傾銷主管行政機關接到國內產業的申請後，應當對外國進口產品進行調查，確定國內產業的損害程度，並決定是否對外國產業採取反傾銷措施。反傾銷的調查程序包括申訴、立案、調查、裁決等。主管行政機關的三種行為可能受到司法審查。一是不發起調查的決定。反傾銷調查的發起一般是基於國內聲稱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產業提出反傾銷申請。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 反傾銷申請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例如，「表示支持申請的國內生產的產量不足國內產業同類產品全部生產量的25％的，則調查不應發起」。二是中止或者終止調查的決定。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主管行政機關在調查開始後， 一旦確認沒有充分的傾銷或者損害證據以證明有理由繼續對案件進行調查的，應當駁回申請，並盡速終止調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決和最終行政裁決。根據WTO反傾銷協議的規定， 主管行政機關在調查的基礎上可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有關傾銷或者損害的初步行政裁決。在初步裁決的基礎上，主管行政機關可以採取臨時措施和價格承諾措施。最終行政裁決則是指主管行政機關最終確認進口產品傾銷並造成損害而作出徵收反傾銷稅的裁決。這三種行為無論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看，都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基本特徵。
（二）反傾銷行為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具備訴訟主體資格。WTO 反傾銷協議中規定的反傾銷行為一般涉及兩個主體，一是提出反傾銷申請的國內產業或者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傾銷的出口國產業。在特定條件下，訴訟主體還可能是受到傾銷行為損害的第三國企業。通常請求司法審查的是被指控傾銷的出口國產業。WTO 反傾銷協議規定當事人可以尋求司法審查，對於保障當事人特別是被徵收反傾銷稅的當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傾銷行政當局濫用權力十分重要，這是國際反傾銷立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在我國，允許進口國產業擁有訴訟主體資格，也符合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組織在中國進行行政訴訟，同中國公民、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由於WTO反傾銷協議屬於國際條約，有關司法審查的規定， 主要適用於出口國尋求司法救濟的程序。國內產業對反傾銷主管行政機關不調查、中止調查或者終止調查的決定不服，則可以根據行政訴訟法尋求司法救濟。
當然，反傾銷行為還可能涉及其他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這些當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WTO 反傾銷協議第六條第11款規定，「本協議所稱『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應包括：（a）受調查的出口商或外國生產者或產品的進口商，或其大多數成員是該產品的生產者、出口商或進口商的商會或同業公會。（b ）出口國成員政府。（c）進口成員的同類產品的生產商， 或者其成員的大多數是進口成員地域內生產同類產品的商會和同業公會。除上述列舉的名單之外，這個名單並不排除將國內或國外的當事人包括在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之列。」WTO反傾銷協議規定的反傾銷行為的利害關系人， 與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的「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基本一致，只是出口國成員政府是否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原告，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沒有排斥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國內政府或者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案件中，地方政府和行政機關作為原告參加訴訟是常有的。WTO 反傾銷協議中「出口國成員政府」，在反傾銷司法審查的案件中，代表的是出口國產業的經濟利益，因此，也可以作為訴訟代表人而成為行政訴訟的原告，請求進口國法院司法審查。
（三）法院行使司法審查權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礙。WTO 規則和國內立法的關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有關WTO 反傾銷協議與國內立法關繫上，存在同樣的沖突與選擇的問題。國內立法排除法院行使對反傾銷行為的司法審查權，往往被有的學者作為支持其主張的一個重要理由。我國國務院1997年曾經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規定，我國有關主管行政機關可以初步裁定傾銷成立和最終裁定傾銷成立，「最終裁定傾銷存在並由此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可以按照規定程序徵收反傾銷稅，並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予以公告。徵收反傾銷稅，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出建議，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由海關執行」。例如，2000年8 月我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和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作出的《關於對原產於韓國的進口聚酯薄膜反傾銷調查的最終裁定》，用的就是「最終裁定」的概念。但我們不能據此得出「最終裁定」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審查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WTO反傾銷協議用英文final determination（直譯為最終的決定）表述最終行政裁決，但這只是行政程序中的最終裁決， WTO反傾銷協議還規定了利害關系人對反傾銷行為可以請求司法審查。
《條例》與WTO反傾銷協議不同的是， 沒有規定利害關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也沒有明確規定，對於反傾銷行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有人據此認為，《條例》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審查。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缺乏法律依據。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對八項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盡管反傾銷行為不包括在第（一）項至第（七）項內，但該款第（八）項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不能因為行政訴訟法有關受案范圍的規定中沒有列舉反傾銷行為而否定這類行為的可訴性。第二，即使《條例》規定的「最終裁定」不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終裁定，也不能排除司法審查。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的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必須是法律規定的。而這里的「法律」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僅指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通過的規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對此也作過明確規定。最高法院的這一解釋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的。排除司法審查只能由立法機關通過立法來決定，若允許行政機關（國務院也是一個行政機關）通過制定行政法規或者行政規章排除司法審查，則不符合權力制約原則和法治的精神。
（四）法院的司法審查具有不可替代性。我們在討論司法審查的主體的時候，應當明確，WTO反傾銷協議規定行政的、 仲裁的機構可以作為司法審查的主體的前提是，某個特定國家的法院不具有司法審查權。但是，目前仍有觀點認為，在中國也應當由獨立的行政機構來進行司法審查。這種觀點的存在，與我國法院司法審查的權威性和信任度的低下有一定的關聯。但是，與法治程度相當的法院的尊嚴不是通過放棄權力而可以取得的。這是我國法院的司法審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一個重要理由。第二個理由是，在中國是否存在一個獨立的行政的裁決機構是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如果我們排除法院的司法審查，但為了遵循WTO 的規定，應當由獨立的行政的裁決機構對反傾銷的最終裁決進行審查。國務院或者國務院的法制工作部門都不可能成為合格的機構。其一，國務院是作出反傾銷最終裁定的上級行政機關而不是與之相獨立的機構。其二，國務院的實際審查機構是國務院法制工作部門，而這些機構只能通過復議程序進行審查。而我國的復議程序，很顯然不是WTO 所稱的司法審查的程序。第三個理由是，法院有充分的能力進行司法審查。盡管反傾銷行為是一種特殊的行政行為，但這不能成為排除法院司法審查的理由。因為，任何行政行為對於法院來說，都具有行政專業性，但都是可以審查的。這關鍵不在於法院的法官具有很強的相關行政專業知識，而是在於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和法官的法律判斷能力。法院的司法審查權不能因為行政的專業性而被放棄。我國新的專利法賦予法院對專利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權，正是法院的司法審查的價值重新得到承認的重要標志。

論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一 反傾銷司法審查在我國缺乏具體法律規范
自從1997年12月10日我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決定對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的新聞紙正式立案進行反傾銷調查以來，我國有關主管當局就不斷收到關於反傾銷案件司法審查問題的質詢。傾銷是指進口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其正常價格，當傾銷給進口國的國內產業造成損害時，進口國可以決定對該進口產品徵收反傾銷稅，以達到保護本國工業及國內市場的目的。反傾銷措施是世界貿易組織允許各國採用的保護本……
在1997年5月的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中國工作組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裁決將允許司法審查。我國現行的反傾銷法規《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沒有對司法審查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司法審查程序，實際上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由於行政機關就反傾銷案件做出的行政決定涉及當事人的財產權，所以當事人有權提起相應的行政訴訟；而且行政訴訟案件的審理由人民法院進行，符合1994年反傾銷法典關於進行司法審查的機構要獨立於進行反傾銷調查機構的規定。不過當事人對哪些具體的反傾銷行政決定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哪些人可以提起訴訟，具體由哪個法院受理此類案件還是有必要成立專門的法院予以受理，則是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同時也是各方存在爭議的問題。
二 世貿組織及歐美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范
世貿組織1994年反傾銷法典第13條規定：為了能夠迅速對最終裁決和本協議第11條規定的有關行政復議決定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每個在國內立法中規定了反傾銷措施的成員國，都應當設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或者程序。該機構或者程序應當獨立於對有爭議的裁決或者復議負責的主管機構。這一司法審查的規定對保障當事人的利益，特別是被徵收反傾銷稅當事人的利益是有利的，是國際反傾銷立法上的一次有意義的突破。同時該規定也是強制性的，隨著關貿總協定為世界貿易組織所取代，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均必須在其反傾銷立法中貫徹該條規定的內容。
相形於反傾銷法典的原則規定，美國的相關法規更加具體。現在各國負責反傾銷調查及決定反傾銷稅徵收的一般都是行政機關，只不過有的實行雙軌制，有的則實行單軌制。美國選擇的是前者，主管反傾銷事務的行政機構分別是商務部（確定傾銷是否發生）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確定損害的存在）。美國認為反傾銷裁決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裁決，屬於行政行為而非司法行為，按照美國有關法律規定，行政行為原則上都應受司法審查，以防止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在1974年美國《貿易法》修訂前，只有美國進口商對於財政部（當時由財政部認定傾銷）裁定認為傾銷的案件，有權請求海關法院（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前身）審查，至於財政部裁定駁回的傾銷案件，不得請求司法審查。經過1974年法律修改後，美國國內製造商和批發商在接到財政部否定的裁定通知後30天內，也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1979年頒布的《貿易協定法》特立司法審查專篇，於第1001條修正關稅法第五篇，增訂第516A條，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自此實行新程序規定，更加正規化。
司法審查的機關。根據美國的反傾銷法，國際貿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註：國際貿易法院的前身是海關法院，據美國1980年海關法易為現名。它由9名法官組成，法官由總統經參議院建議和同意後任命，首席法官由總統委任。一般案件由首席法官委派獨任法官審理，重大案件由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國際貿易法院設於紐約市，按規定可以在美國任何法院或全國任何聯邦法院開庭審判，不過一般是在美國一個主要口岸進行。國際貿易法院實行陪審團審理，其擁有地區法院所享有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一切權力，包括賠償損害令和禁止侵害令。其管轄權包括進口業務產生的一切民事訴訟以及由美國政府提起的各種民事訴訟。——摘自龔柏華編著《美中經貿法律糾紛案例評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107頁。）對反傾銷案件享有專屬管轄權。如果當事人不服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還可向聯邦巡迴法院（其前身為美國海關與專利上訴法院）上訴，甚至可通過調卷令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註：參考Yi Dong,Huijun Xu and Fang Liu著《Anti-mping and the WTo:Implications for China》第25、26頁，載於《JOURNAL OF WORLD TRADE》NO.1,98.）涉及加拿大產品的裁決可以提交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專家組審查。
司法審查的內容。可以接受司法審查的反傾銷決定分為兩類，每類各有不同的審查標准。依美國關稅法第516A(a)(1)條，下述中間決定受司法審查：
（一）商務部不開始進行調查的決定。
（二）商務部認為案件特別復雜的決定。
（三）商務部或國際貿易委員會依關稅法第751(b)條規定，拒絕審查有關停止調查的協議，或拒絕審查依情事變更所作的決定的，這些駁回的決定。
（四）國際貿易委員會初步否定損害決定。
（五）商務部初步否定傾銷決定。
以上案件的審查標准，是由法院判斷行政機關的決定是否武斷、反覆無常、濫用裁量權、或違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廢棄原決定，發回有關機關重新決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駁回原告之訴。
至於第二類決定，依關稅法第516條A(a)(2)條，包括下列幾項：
（一）商務部或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最後肯定裁決。
（二）商務部或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最後否定裁決。
（三）依第751條所為的行政審查決定，但上述第一類中的第（三）小項不在此限。
（四）商務部根據出口商所作的協議而停止調查的決定。
（五）國際貿易委員會關於協議是否已完全消除損害性的決定。
以上決定的審查標準是，該決定是否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或有違法情形。國際貿易法院對案件的司法審查只審查法律依據，不對事實進行重新調查。（註：參考黃慶源著《美國貿易法——如何因應美國貿易保護主義》，1981年1月初版，第91～96頁。）
司法審查的提起人。凡不滿反傾銷裁決的任何利害關系人均可起訴，對主管當局的裁決提起司法審查。所謂利害關系人主要包括：
1.外國製造商、生產者、出口商、美國進口商或工商業同業公會，其中大部分會員是被調查產品的進口商；
2.生產或製造該產品所在國家的政府；
3.美國同類產品的製造商、生產者或批發商；
4.合法成立的工會或工人團體，其在產銷同類產品的美國產業中具有代表性；
5.工商業同業公會而其多數會員是同類產品的製造商、生產者或批發商。
一般來說，凡具有上述合法資格的當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訴訟，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應通知所有的利害關系人。
司法審查的過程。當事人如果對上述裁決提起訴訟，必須在該項裁決在聯邦公報上發布後30天內提出。在訴訟過程中，利害關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請發布禁令，禁止進口產品通關。法院在決定是否發布禁令時，主要考慮如下因素：
1.原告可能勝訴；
2.如果不發布禁令，原告人將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害；
3.發布禁令符合公共政策的要求；
4.發布禁令利大於弊，即不禁止通關所造成的損害將大於禁止所造成的損害。
如果法院經過司法審查判決原告勝訴，案件將發回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重新調查並作出新的裁決。國際貿易法院在其判決10天內在聯邦公報上公布。（註：參考王承斌主編《西方國家反傾銷法與實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司法審查程序常常要用好幾年的時間，國際貿易法院審查一個案件往往就需要20個月，半數案件經審查後退回商務部或委員會重審，這也需要6、7個月的時間。商務部和委員會認為，法院的司法審查並不會很大地改變他們的結論。
歐盟的司法審查。（註：這部分參考了Dr.J.F.Beseler and A.N.Williams 《Anti-mping andAnti-subsidy Law: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第241-258頁，1986年SWEET§MAXWELL LTD.出版。）歐盟最新的反傾銷規則是1994年12月頒布的《歐共體理事會關於抵制非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傾銷進口的規則》，不過該規則沒有專門規定司法審查的條款，司法審查的法律依據在於歐共體條約的有關條文。根據歐共體條約第177條規定，歐洲法院有權對共同體機構的法律的有效性和解釋進行初步裁定。任何成員國的法院或仲裁庭審理案件時，如果當事人對共同體機?/ca>
參考資料：http://www.lunwenwang.cn/neirong/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