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法官助理

⑴ 考大專司法助理要怎麼做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團隊為您解答
（一）報名條件
1.符合以下條件人員，可以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2）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4）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學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5）品行良好。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自治縣（旗），各自治區所轄縣（旗），各自治州所轄縣；國務院審批確定的十四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所轄縣（市、區）和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縣級市、區）；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比照實施西部大開發有關政策的縣（縣級市、區）（不屬於國家或者省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的縣級市、區除外）；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九省、自治區所轄縣（市、區）；重慶、陝西省（市）所轄縣（包括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級市、區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的縣級市、區）；西藏自治區所轄市、地區、縣、縣級市、市轄區，可以將報名學歷條件放寬為高等學校法律專業專科學歷。放寬報名學歷條件的適用以報名人員戶籍為准，期限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普通高等學校2014年應屆本科畢業生可以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持香港、澳門、台灣地區或者國外高等學校學歷學位證書報名的，其學歷學位證書須經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符合報考學歷學位條件的，可以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員，不得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已經辦理報名手續的，報名無效：
（1）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
（2）曾被國家機關開除公職或者曾被吊銷律師執業證、公證員執業證的；
（3）被處以二年內不得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期限未滿或者被處以終身不得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
（4）提供虛假證明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騙取報名的。
3．已經領取A類法律職業資格證書人員、已經領取B類法律職業資格證書但尚未取得高等學校本科以上畢業證書人員，不得再次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希望可以幫到您，歡迎向湖南天星教育網路知道提問。

⑵ 論述人民法院調解制度

調解是我國司法制度的優良傳統之一，在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極為重視且大力倡導法院調解，審判實務中的大多數民事、經濟糾紛也是以調解結案的，法院調解已成為我國民事審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發端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間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符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實際，它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法律簡約化、權利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對於及時、有效地解決民事、經濟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都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民事、經濟法律的不斷頒行，並經過了 「調解為主——著重調解——自願合法調解」三步曲變化發展，現行法院調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漸暴露出來。
一、人民法院調解制度之積極因素
(一) 法院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更為省時、省力。調解書的製作也較為簡單，不必象判決書那樣對所認定的證據、事實作出分析及需要談出判決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對案件的定性、證據的判斷、法律的適用、規則的解釋等復雜的專業問題作出回答，這在當前法官的業務素質普遍偏低、某些法官習慣於依經驗辦案的情況下，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對較為復雜的案件，調解結案方式十分簡便和方便。
(二) 法院調解結案有利於案件的執行。從實踐來看，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確實更能減少法院的強制執行，對調解書申請強制執行的的確少於判決。尤其是通過調解解決糾紛，可以避免當事人之間因訴訟而大傷和氣，增加當事人之間的和睦團結。
(三) 法院調解結案對法官而言風險很小。調解結案以後不發生上訴問題，而且調解結案後很難適用審判監督程序，當事人也很難針對調解的結果提出申訴，因此調解對法官而言是風險很小的結案方式。
二、法院調解制度的消極因素
(一）調解制度削弱了實體法對法官的約束
在民事訴訟中，調解協議的達成以訴訟當事人的自願為基礎，這其中包含了訴訟當事人對其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處分。故調解的合法性要求僅體現在「調解協議的內容必須不違反法律」。也就是說，只要調解協議的內容不違反實體法的禁止性規定就是允許的，即使其並未嚴格遵循實體法的規范。因而,在實體法的適用上，調解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調解協議的合法需要滿足的只是以下兩個條件：1.內容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2.調解協議的達成系出於當事人自願。然而，從表面上看，當事人在調解中作出的讓步是對其民事權利自願作出的處分，因而無懈可擊。實際上，這一處分行為往往並非出於當事人自願，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誘導甚或是別有用心的壓制下做出的，從而使得訴訟的結果可能被實體法規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說，調解弱化了實體法對訴訟活動應有的約束。
（二） 調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對法官的約束
審判權基於其「居中裁判」的特質又使得司法獨立成為法制基本原則，強調程序正義，以細致、嚴整的強行性程序規范來約束法官，是防止審判權的濫用的最有效的辦法。而當法官採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時，由於糾紛的解決是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的，所以調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點。例如，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訴訟進入調解程序，可以隨意選擇「背靠背式」調解或「面對面式」調解，這種權力的隨意性實質上是以對當事人的部分訴訟權利進行限制為代價的使得法官可因調解而脫離程序法的規范和約束，造成其行為失范和訴訟活動的無序，並進而導致實體上的不公。
（三）調解制度削弱了審判監督機制對司法不公的防範作用
雖然民訴法允許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申請再審，但對申請再審的理由作了嚴格限制：即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所規定的「調解違反自願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並且，要求當事人就此負舉證責任。實際上，由於調解過程的非程式化和隨意性特點，當事人很難在事後將調解的具體過程予以再現，因而也就無法舉證證明法官在調解中違反了自願原則。所以申請再審成功的可能性相當小。這就使審判監督機制難以啟動。在監督機制被極大弱化的情況下，很難想像司法公正能僅依靠執法者的內在約束而得以實現。
（四）調解制度對當事人的權利配置不合理
我國民訴法對當事人權利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對當事人應承擔的法律義務卻未作規定。民訴法還規定達成調解協議後調解書送達前一方有權反悔。這對反悔的一方權利保護得充分，但對另一方的權利卻沒有保護到。這使當事人之間權利的配置不合理，積極參加調解的一方的權利得不到保護和相應的司法救助，隨意反悔的一方卻得不到任何相應的法律制裁，使法律無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對比可以發現，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消極影響甚於其積極影響，極可能導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調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國法院調解制度之構想
針對我國法院在立法及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重構我國的調解制度已勢在必行，理論上已經出現以下幾種建議。
(一) 建立審前准備程序，使調、審分離
審前准備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後進入開庭前所進行的一系列訴訟活動。審前准備程序與開庭審理程序明顯分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兩部分。它使有關訴訟的諸多問題於開庭審理前一次性得到解決，防止當事人在開庭時搞突然襲擊，保證開庭審理時雙方處於平等對抗地位，使雙方無爭議部分不再進入法庭，簡化法庭審理。經審前程序，事實已暴露無遺，雙方對所持信息和證據相互了解，勝敗之結果顯而易見，故法官稍加推動，糾紛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決。而我國民訴法第113條至第119條盡管也屬審前准備程序，它偏重於法官的實體審查，忽視了當事人的積極參與，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既未在理論上也未在實踐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審前准備程序。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審前准備程序的構置已初見成效。美國發現程序的功能、證據開示制度已在全國部分法院推廣，各法院已初步設立庭前交換證據制度、證據開示制度。證據交換的主持人與案件的主審人並非一人，分屬兩個獨立業務庭。即審前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相分離。這已日益成為各國改革的基本走向。
調解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程序可隨機應變。調解的正當性源於當事人自願，調解追求實質之正義，法律適用並非調解主要目的，所有調解書均沒有引用法律條文。調解顯著特點是調解人憑借生活閱歷，而非法律知識，故為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完善大立案機制，調解應設置在審前准備程序，在審前准備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離、退休資歷較深法官或聘請人民調解員主持。為合理構置審前准備程序，首先從法院內部要效率、效益。因為我國法官隊伍雖然龐大，但審判人員並非太多，問題主要在於法院內部人員配備及分工極不合理。法官所佔比例太大，輔助人員過少，法官承擔了許多司法輔助性工作，鑒於這一現狀。由於大立案機制的建立，立、審、執分離，法院可對多餘的法官實行就地轉崗，擔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輔助人員，由這些人組成審前准備法官，僅有程序審查權，不進行實體審查，有助於防止法官先入為主，庭審流於形式的弊端。這些人主要從事調解、調查、送達管轄權異議等輔助性司法工作，從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協助辦案的局面。禁止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交換意見，禁止法院行政首長在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進行協調溝通。
調解本身不屬於訴訟程序，不以事實清楚、法律適用准確為要件，屬於非訴程序，可由法官監督而無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離、退休法官或書記員或其他人員在審前准備程序進行；那些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法律知識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轉任法官助理或專職調解員。由於這些人不掌握審判權，就不存在「以拖壓調、以調壓判」等現象。此外，將調解置於審前准備程序中可以實現「在准備中調解，在調解中准備」的機制，使訴訟效率極大化。由於准備程序雙方所持有的證據、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實已明確，和解機率極大。調解不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員進行，還可借鑒台灣、日本等國做法，由法院將轄區內具有一定學識身份和威望的人員聘請為調解委員，並將名單公布。法官可根據個案情況決定將案件交付給某一位或幾位調解員調解，雙方可指定調解員。這一制度建立的實質是讓民間調解員在法官的監督下進行調解，將民間調解這一非正式解紛機制與司法審判這種正式的解紛機制溶為一體，互為補充。民間調解得以規范化，法院僵硬的訴訟得以適當軟化。這種制度設立既可通過調解制度來追求實質正義，同時也可有效防止民間調解放任自流，過於隨意。可以說這是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相結合的有效機制，其與國外的訴前強制仲裁、強制調解等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 以訴訟和解重塑法院調解，加重和解弱化調解
另外還有學者提出了訴訟各解制度來對調解制度進行替換。訴訟和解是指當事人在訴訟中，經協商和讓步而達成的、以終結訴訟為目的的合意的訴訟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關聯性,訴訟系屬即屬司法解決范疇，已進入訴訟程序和法院管轄；2.主體間合意性,屬於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行為，是一方或雙方讓步結果；3.終端性,和解的結果意味紛爭的解決和訴訟的終結，即產生訴訟終止和既判力的結果。對當事人及法院都具約束力。有學者認為：訴訟和解與法院調解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以當事人的合意解訟，兩者均由法官和當事人實施，協議形成都是法院訴訟行為與當事人訴訟行為交互作用的結果，兩者成立後與判決有同等效力。這些共同點表明，兩者在民事訴訟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兩者實質上是同一事物。這一本質相同、名稱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是因為人們在構建訴訟制度時是從不同側面來認識定位的。和解是立足於當事人說明以合意解決爭訴，調解則是以法院為基點解釋以合意解決爭訴。兩種制度功能上的統一性是訴訟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調解的基礎。訴訟和解替代法院調解既可以繼續發揮其優勢又不致因改革幅度過大而引起震盪。因法院調解省時、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終於一審，減輕了二審法院壓力。有學者稱這是調解保持高度穩定的原因之一。如將法院調解制度全盤否定，根據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員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員總數裁減10％，那麼，大量案件如何解決？後果可想而知。訴訟和解在功能價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調解。訴訟和解貫徹於訴訟任何階段，民訴法第51條審判程序，第211條執行程序。隨著訴訟程序推進案件事實逐漸清楚，雙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可能得到雙贏結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訴訟和解的內在價值。另外，訴訟和解取代法院調解，可推動審判方式由「調解刑」向「判決型」角色的轉換。訴訟和解能做到這一點是由其靈活性、隨意性和輔助性特點決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啟動是隨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讓法官試行和解，是由訴訟主體雙方當事人操縱的，完全取決於雙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試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進行交流、協商、傳話以及是否接受和解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是靈活多樣的，不帶任何強制性，時間短暫，和解不成，轉入審判程序，不影響訴訟推進，因此和解程序必然處於輔助地位，輔助審判程序，這一定位使訴訟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審判程序結構的基本性格的潛在功能，不管其結案率多高，永遠不能主導民事審判模式結構，進而更不會成為審判模式由「調解型」向「判決型」轉換的障礙性力量。審判是法院骨髓。公正與效率是法院內在價值，是審判的血液，審判的價值構成將永遠決定民事訴訟結構，故借鑒國外立法，對我國民訴法訴訟和解制度予以重構。
1.訴訟和解時間，和解時間應從起訴後至判決前，此間任何階段當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訴訟和解方式。訴訟任何階段當事人可自行和解達成協議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國。當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經法院主持或核準的和解法國、日本、德國。此種情形法院應具備有主持和解人員名單，人員配置同審前准備程序，以備當事人選擇。當事人不願選擇或放棄選擇的，法院為其指定。
3.訴訟和解效力。當事人自行和解的協議，經申請必須記入筆錄。記入筆錄和解協議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終結訴訟效力；一是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具有執行文書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濟。和解協議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當事人不是上訴，不得以該法律關系為標的再行起訴。對和解協議不得抗訴，但和解協議有無效或可撤銷的原因時，比照提起再審之訴的方法，對於該和解提起再審之訴。
(三)構建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縮寫ADR)。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我國加入WTO之後，現代型糾紛和訴訟在社會和法院大量涌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如土地承包權，國企職工下崗，企業產權分離、轉讓、海事、海商、票據、破產等引發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社會在通過司法訴訟方式處理這些糾紛方面能力也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價值的沖突對糾紛解決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顯迫切。可見訴訟並非解決爭紛唯一途徑。ADR式的「公眾司法」應用的土壤已形成。這一點《工人日報》1999年11月20日報道提出，「中國需要法制，不過是不是凡事皆斷於法，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方流芳教授指出：「在進入21世紀前夕，中國比任何時期都需要開拓非訴訟解決爭議的途徑，需要鼓勵�而不是限制當事人通過協議創造多種形式的民間調解，需要更為多樣化、更加靈活，更加經濟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徑」。
正視這種發展趨勢及其所揭示的意義和價值，對於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民事訴訟程序及審判方式改革不無裨益。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本土資源，將被西方各國譽為「東方經驗」的人民調解功能發揚光大；信訪、民間權威的調解都應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別是擴大行政機關的糾紛解決功能，普及我國已經建立起的仲裁製度，加強仲裁機構的建設，將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廣普及，鼓勵創建多層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業性糾紛解決機制。並逐步將訴訟程序與ADR程序協調起來，形成多網路的解紛機制。同時在法院內部據案件復雜程序和標的大小及性質實行繁簡分流，並發揮普及非訴訟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對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證據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擴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圍，基層、中級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這類程序的有效利用。將能夠極大地提高法院處理糾紛的效率和效益，減少訴累，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

⑶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三大學程

人才濟濟
與多數美國法學院一樣，哈佛法學院提供三個主要的學位學程，JD（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LL.M.（Master of Laws）以及 S.J.D.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此三學程雖各有不同的入學資格及學位條件，但在法學院每年提供的二五0門左右的課程 ( course)或小班討論（seminar）課中，不同學程的學生混雜一起上課。至於非學位的部分，除了來自全球各地的訪問研究 (visiting research）之外，尚有例行短期課程，包括人權研究（Human Rights Program）、回教法研究（Islamic Legal Studies）、國際稅法研究（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協商研究（Program on Negotiation）、律師實務課程（Program of Instruction for Lawyers）等。本文以下將從台灣學生之觀點，以介紹學位學程為主。 （Master of Law）
LL.M.學生幾乎是台灣法律系畢業生初出國留學時唯一的選擇，其以曾在美國或外國完成法學教育者為招生對象，提供一年的進階研究機會。每年只收秋季班學生，招生在年底截止，除了填寫申請表、提供二封推薦信、自傳（ personal statement）及學校成績單外，非英語系國家學生必須提供至少六百分以上的托福（TOEFL ）測驗成績，但取得入學資格真正的關鍵，乃系個人的學術背景、研究計劃、實務經驗或社會參與等各種條件。雖非申請條件，但許多人都另行提供了能凸顯個人特色的其它數據（profile），諸如摘要曾經發表的學術論文等等。舉例來說，二00一年的一百五十名學生來自全球六十六個國家，最典型的背景乃系外交官或從政者、律師、司法官或法官助理（clerk）、國際組織工作者及已在各國法學院任教者，具有二個以上國家法學學位者亦所在多有。以二00一年學生為例，其中包括十九個美國人、四個台灣人，另有超過二十個以上不同國籍而已在英國劍橋或牛津法學院取得第二個法學學位者。哈佛法學院在政策上並不歡迎已在美國其它學校的LL.M.畢業生，不過因為很多LL.M.校友反應一年學程實在太短，故目前前似正在考慮設計二年的新學程。
LL.M.一年內必須完成廿二至廿六個學分，除了春秋二季之外，還有一個月的冬季課程（ Winter term ），每天三小時集中於同一門課。LL.M.學程並不以個人專長領域再行細分，就台灣學生而言，選課除了必須滿足以下二項必修課程外，相當具有彈性。必修的課程包括 ：（ 1 ）至少修習一門美國法課程，其中一門必須是以 JD 學生為主的基本課程（Fundamental Courses），諸如憲法、行政法、公司法、稅法、契約法、侵權行為法、刑法、民事訴訟法、財產法等。（但如果有意考紐約州律師的話，依照紐約律師考試的規定，必須修至少兩門以上的基礎課程，其中一門可以是針對外國學生開設的美國法導讀，此課程在過去曾為 LL.M. 的必修課，但在二000一年學生強烈抗議該課程太淺之後，已於二00二年改為選修）。（2）論文撰寫，其中包括三種選擇：第一，撰寫六學分，一五0頁以上的長篇論文（ LL.M. Thesis ），第二，撰寫三學分，七十五頁以上的中型論文（ LLM Paper），第三，撰寫一學分，二十五頁以上的小篇論文（essay）。如果該論文並非獨立研究（ independent research），而系以某課程（ course ）或討論課（ seminar ）要求的期末報告，所得之學分數則另有不同，諸如：若僅撰寫廿五頁小篇論文，則除該課程或討論課之學分外，雖已滿足畢業條件，但並無額外學分；若以撰寫七十五頁的中型論文為某課程或討論課的期末報告，則除了該課程或討論課之學分外，僅可另得兩個學分。學生可就自己對該研究問題的興趣、涉獵程度及寫作野心來進行選擇，必須及早選定指導教授決定論文題目並簽具指導同意書。 LL.M.畢業的條件是，論文成績必須在 B-以上，論文以外的學科平均成績亦必須在B-以上。
二○○二學年的學費為二七、五○○美金，學校估算單身學生一年的生活雜支大致上要一八、○○○美金。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申請者必須具有美國法學院 LL.M. 學位，且錄取者以哈佛畢業生為絕大多數，因此就算在台灣已具有碩士學位或已為博士班學生，亦不可能直接申請S.J.D 。與 LL.M. 學程相同，S.J.D.只收秋季班，招生多在每年四月一日截止，平均每年錄取十二至十五人，以外國學生居絕大多數。以二00一年為例，哈佛應屆LL.M.畢業生有廿八人申請，十四人錄取。
申請成敗最大的關鍵，乃系論文計劃（ Dissertation Proposal ），除包括論文主題及研究方向外，尚須指明該論文所涵括的三至四法學或其它相關領域，並列明適當的指導教授（經常亦系撰寫推薦信者），因此，申請者的論文計劃至少要得到三名以上的教授支持，才有被錄取的可能。為凸顯研究潛力，申請者應該在其 LL.M. 學程中修習與論文計劃方向有關的科目，雖然並非明文條件，但幾乎所有的錄取者在哈佛的LL.M.平均成績至少在A-或B+之間，同時亦已撰寫至少七十五頁以上、三學分、與論文計劃方向相關的 LL.M. 論文，以展現現有的初步研究成果。換言之，如果有意申請S.J.D.，則在LL.M.學期一開始，即必須決定博士論文計劃的方向，然後依此規劃如何選課、如何撰寫 LL.M.論文，並盡速與主要指導教授（通常即為 LL.M. 論文指導教授）討論，以決定相關法學領域及其支持教授；俟論文計劃完成後，立即請主要指導教授及其它二或三位相關領域支持教授過目並建議修改。因此，這是一個至為辛苦緊湊的過程，絕大多數的錄取者早在赴美前已有相當清楚的研究方向甚或初步研究成果，或者在LL.M.畢業後先申請留校研究（visiting research）一年再次申請。
S.J.D通常為三至四年的學程，第一年必須完成論文計劃（Study Plan），並組成三至四位教授的口試委員會，該論文計劃必須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經過口試委員們的認可。一般而言，第一年大致上修習與論文領域有關的、八學分左右的課程。在第一年至第二年間，必須在論文寫作前完成資格考（ General Examination ），得以口試或筆試之形式進行。通過資格考後，必須在 S.J.D. 候選人及應邀教授所組成的學術討論會中發表兩次（ Presentations at the S.J.D. Colloquium ），第一次不得晚於第二年，第二次必須在畢業前。資格考後三年內必須完成平均為三至四百頁的博士論文，然後提交口試委員會進行口試（Oral Defense）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與美國多數法學院相同，J.D.學程乃系以提供三年美國基礎法學教育為目的，申請者必須具有學士以上的學位，原則上不具有法律背景，並以美國學生為絕大多數，少數非美國籍者，亦皆曾在美國就讀大學。既然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者幾無可能就讀J.D.學程，本文不擬對其詳述。簡言之，申請關鍵除在學成績、個人履歷、師長推薦之外，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成績亦至為重要。在長春藤盟校中，似僅有哥倫比亞法學院（Columbia Law School）接受該校LL.M.畢業生轉讀J.D.學程，哈佛法學院並不接受這種申請。
哈佛一年錄取五百名左右 J.D. 新生，全校三個年級的 J.D. 總共大約一千五百名，與一百五十名 LL.M. 混雜上課，比例大約十比一，仍以美國 J.D. 學生占絕大多數。當然J.D. 一年級的基礎必修課程，諸如契約法、侵權行為法、財產法、刑法等，較少 LL.M. 選修，多數 LL.M.集中在個人有興趣的二、三年級 J.D. 課程或專長領域的討論課。與多數美國法學院相同， J.D. 學生仍是哈佛法學院的主流，許多耗時超過一年的知名傳統活動，諸如許多教授在學時皆曾參與編輯的哈佛法學雜志 ( Harvard Law Review ) 、優勝者將被刻名於圖書館牆上的模擬法庭競賽（Ames Moot Court Competition ）， LL.M. 學生受限於一年修業年限，並沒有參與的機會。

⑷ 有人說法學就業前景不好，你怎麼看

任何時候，單純從所學專業的角度，來分析就業前景的好壞，其實都不科學。因為，再熱門的行業，也有學習不好的學生（還要考慮畢業院校），再冷門的專業，也有對口的工作機會。甚至可以說，有的時候，冷門專業，反而就業前景更好一些。

咱們還是先來說說法學這個專業吧。其實，法學專業是一個大學科，往下細分，還是能分出很多類別來，今天只是從綜合角度考慮。

同樣是身邊的例子，那些轉行的人雖然衣食無憂，但相比那些一直堅守在法學一線的畢業生來說，發展空間，明顯是後者要大得多。小編認識的很多人，雖然在畢業的頭幾年顯得有些落寞甚至落魄，可如今不是成了大律師，就是在公檢法舉足輕重，這都是之前很多人想不到的。

所以，怎樣選擇，還是看你個人的努力了。

圖片來源於網路，侵刪。

⑸ 主審法官與審判長有什麼不同謝謝

對於該問題，可閱讀馬獻釗：《「何謂主審法官」》，網頁鏈接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以來，不論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界，圍繞主審法官的概念展開了熱烈討論。目前尚沒有官方對該概念的內涵外延進行權威解讀。筆者從三個層面對主審法官的概念進行梳理和辨析。

一、理論上的爭辯：職務、角色、權責抑或資格

理論界（包括司法界人士發表的學術觀點）重點圍繞主審法官概念的內涵或本質展開討論，大體上形成四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是一種職務，是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選拔出來並加以任命的職務，相當於合議庭的負責人。在目前的司法體制下，這一職務可以稱為審判長，隨著改革後合議庭替代審判庭模式的建立，這一職務也可以稱為庭長。第二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是一種角色或者一種分工。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承辦法官，即具體承辦案件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兩者只是名稱的不同。第三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實質上是一種權責，就是比其他法官承擔更多的權力和責任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直接審理案件並對案件裁判起決定作用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是切實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法官；有的認為主審法官就是享有獨立裁判權並對案件質效負總責的法官。第四類觀點認為，主審法官是一種資格。

如果對以上不同的認識和觀點進行簡單化梳理，大體上可以提取四種最有代表性的觀點：（1）主審法官就是審判長；（2）主審法官就是承辦法官；（3）主審法官是真正對案件裁判起決定作用的法官；（4）其他理解。筆者以這四種不同的認識作為選擇項，對河南省六個中院及基層法院880名法院幹警進行了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864份。其中，認為主審法官就是審判長的293人，佔比33.9%；認為主審法官就是承辦法官的447人，佔比51.7%；認為主審法官就是真正對案件裁判起決定作用的法官的117人，佔比13.5%；作其他理解的4人，佔比0.04%。由此可見，理論上的爭議帶來不同主體之間的不同認識。這些不同的認識如果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尚無大礙，但若具體到司法改革實踐當中，將會給改革帶來不利的影響，亟須對主審法官概念的內涵給予相對明晰的界定。

筆者認為，對主審法官概念內涵的界定，一方面要立足於目前絕大多數法院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廣大法官的實際素質和能力，另一方面要著眼於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據此，主審法官概念的內涵是：根據一定的標准，在既有法官隊伍中經過一定的程序選任，在審判團隊內起主導作用並承擔相應權責的素質、能力較高的資深法官。首先，主審法官是新的審判權運行機制下對法官資格、權責的一種確認，通俗地講，主審法官是權責和資格的統一體。其次，主審法官不是一種行政職務，他對團隊內其他成員一般不具有行政管理職責。再次，選任主審法官的標准應當是既定的，根據標准，在某一時間段，在一個審判團隊內，確定相對固定的主審法官，同時對其工作績效動態考核，當其不具有既定的資格和能力時，及時作出調整。最後，為了確保主審法官具備相應的資格和能力，應當建立比較嚴格的選拔程序，但是並不需要嚴格的組織任命程序，以避免其形成固定化、常任化的職務。

同時，為了保障主審法官制度的運行，借鑒日本以及我國台灣地區的經驗，應當建立與「主審法官」相對應的「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概念。受命法官是接受主審法官的指派，代表合議庭完成某一單項審判任務的法官，比如完成部分或全部閱卷、調查取證、庭前會議、庭審准備等各項工作，並對完成的工作結果承擔相應責任；陪席法官是從庭審階段開始參加合議庭的法官。但是，不論受命法官還是陪席法官，在合議過程中與主審法官享有平等的表決權，對各自發表的裁判意見承擔責任。

從角色論的角度分析，主審法官兼具傳統意義上的「審判長」和「承辦法官」兩者的角色，但又有根本性的區別。與傳統意義上的「審判長」相同的是，主審法官負有對案件程序性事項的主導權責。區別在於：主審法官的主導僅限於程序性事項，且對團隊內的成員沒有行政管理權。與傳統意義上的「承辦法官」相同的是，主審法官必須親歷審判，和其他法官一樣具體參與案件審理，不得採取審批制的方式來管理審判。區別在於：不論是主審法官還是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他們作為合議庭的共同成員，對於實質性的裁判事項，必須堅持集體決策原則。所以，在以主審法官制為核心的新一輪改革氛圍下，應當摒棄「承辦法官」的概念。

二、制度的實質：對承辦法官負責制、審判長負責制的揚棄

從官方文獻來看，「主審法官」的概念最早出現在2009年發布的《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中，綱要第五條規定：「完善合議庭制度，加強合議庭和主審法官的職責。」從黨的文件來看，最早出現主審法官概念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當中，提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筆者認為，主審法官概念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解決合議庭制度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從上世紀末至今，人民法院一直沒有停止合議庭制度改革的步伐。改革的主要動因，一是解決承辦法官制帶來的「形合實獨」、「合而不議」、「一個人說了算」等問題，二是解決合議庭內部權責不清、無法追責的問題。為此，從1999年開始，在一系列文件的支撐下，審判長負責制在全國法院普遍開展。相對於過去的承辦法官負責制，審判長負責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進步的地方，極大地改變了承辦法官一人唱「獨角戲」的不正常現象，但是這一制度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主要是：隨著審判長職務的固定化、常任化，合議庭內部產生了新的行政化，合議庭成員之間的等級差別加劇了地位的不平等，影響了案件的充分討論和平等決策。

在中央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吸取既有改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建立主審法官責任制的構想。與過去的承辦法官負責制和審判長負責制相比，這一制度既強調合議庭成員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又適度突出主審法官的核心作用，賦予主審法官一定的主導權責，主要是：主持庭審活動、控制審判流程、組織案件合議、避免程序瑕疵等。對於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裁判事項，仍然堅持平等決策、集體負責的原則。為了避免出現新的行政化傾向，主審法官對其他成員不具有行政管理權，主要是通過示範、帶頭作用，以自己更高的司法能力、更為豐富的審判經驗、資歷以及適當的組織協調能力，團結、引導團隊成員共同完成審判任務。從制度的實質來解釋主審法官的概念，其中的「主」應當是「主持」、「主導」，而不是「主要」、「決定性作用」等含義。可以說，這一新的制度是對過去兩種制度的合理揚棄。

三、實踐中的難點：推行主審法官責任制需釐清幾個關系

從目前各地推行的主審法官責任制改革實踐來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一些困惑和困難。筆者認為，要順利推進主審法官責任制，應當釐清以下幾個關系：

第一，「主審法官」與「員額內法官」的關系。隨著法官員額制的推行，有人提出，所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應當自然成為主審法官，屆時實際上不再需要使用主審法官的概念了。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乃至相當長一段時間,還不符合我國的現實情況。實現「法官」和「主審法官」概念的同一化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它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入額法官素質的基本均等化；二是法官獨立裁判意識、獨立擔責意識的成熟；三是案件繁簡分流機制的完善，簡易程序適用成為審判的基本模式。首先，即使在近年內實現了法官員額制，進入員額的法官素質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這種狀況將長期存在。其次，雖然中央層面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法院、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制度，法院內部也建立了鼓勵法官依法獨立辦案並獨立承擔責任的機制，但是，要實現制度設計的目的、價值，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法官獨立裁判並擔責的意識還需要大力培養和塑造。最後，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目前簡易程序在中、高級法院適用的比例還比較低，在基層法院適用的比例也不均衡，大量案件仍然適用普通程序，必須發揮審判團隊的整體作用。

第二，主審法官與受命法官、陪席法官的關系。一是調整審判團隊的組成結構。借鑒大陸法系國家和普通法系國家的經驗，建設專業化的審判團隊，專業負責審理某一或某幾類領域的案件。團隊中的法官數量一般多於3人，其中主審法官是固定的，在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時擔任審判長，受命法官由審判管理部門在隨機分配案件時確定，陪席法官通過隨機抽取的方法產生。這種靈活的結構既可以保持審判團隊的專業化，又可以避免長期固定化合議庭帶來的廉政方面的風險。二是明晰主審法官與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之間的權責。明確主審法官對於程序性事項的主持、主導權責，確保合議流程規范、順暢、高效進行，避免程序方面出現瑕疵或錯誤；受命法官根據主審法官的指派完成某一單項任務，需要作出裁決的，受命法官應當與主審法官溝通，由主審法官提請合議庭作出決定；陪席法官雖然一般從庭審階段開始介入案件審判，但是他對主審法官的指派和受命法官的工作應當十分清楚，必要的時候也要作為受命法官完成相應的庭前工作。三是突出主審法官在審判團隊中的核心作用。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在改革的現階段，為了避免集體懈怠現象發生，保證審判團隊的各項工作正常運轉，可以賦予主審法官對團隊其他成員相應的監督權責，主要包括：工作任務的督促指導、工作業績的評價，以及對法官助理、書記員等輔助人員的調整建議。

第三，主審法官與院長、庭長的關系。在現有的法院組織體系和內設機構設置體制下，院長、庭長作為法院、審判庭的代表人，其職責包含對審判業務的管理和監督，以及對黨務、司法行政事務的管理。如何理順主審法官與院長、庭長的關系，也是合議庭制度改革的重要環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基本明晰了院長、庭長審判管理權的邊界，以及審判監督權行使的方式、程序和責任。

筆者認為，應當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順主審法官與院長、庭長的關系：首先，釐清院長、庭長不同管理權的內容和行使方式。院長、庭長的管理權分為審判管理權、行政管理權和黨務管理權，其中審判管理權是重點。隨著審判管理部門的全面建立，審判管理權責應當總體上由審判管理部門統一行使。隨著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相分離改革目標的逐步實現，院長、庭長的行政管理權也應當剝離出來，由專職人員來行使，院長只是作為核心決策中的一員參與其中，不具體承擔管理權責。黨務管理權責依此原理確定。其次，明確院長、庭長行使審判監督權的渠道、程序和責任。庭長行使審判監督權的渠道是主審法官聯席會議，院長行使審判監督權的渠道包括專業法官會議和審判委員會，除此法定渠道，院長、庭長不能對主審法官、合議庭審理的案件行使監督權。再次，推行院長、庭長擔任主審法官制度。院長、庭長絕大多數是審判經驗豐富、法律素養較高、審判技能高超的資深法官，由其擔任主審法官直接審理案件，不僅有利於合理利用優質審判資源，而且可以實現院長、庭長直接行使審判管理權、審判監督權，減少管理的層級和成本，提高管理、監督的效能。最後，改革裁判文書簽發制度，代之以文書簽署制度。取消院長、庭長對裁判文書的簽發制度，由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裁判文書簽署權，也是合議庭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

（作者系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改辦副主任）

⑹ 近幾年的台灣時事大事

94.02.25 全月辦理與民有約參訪活動計 9 次共 217 人，法律研習營 ( 模擬法庭 )2 次。
94.02.25 召開本院 94 年度 2 月份工作會報暨法官會議。

94.02.17 本院暨所屬法院 94 年度遴選司法人員出國考察研商會議。

94.02.16 本院 94 年第一次甄審委員會會議。
94.02.04 將前案上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等。

94.02.03 93 年選字第 4 號提起上訴。

94.02.02 本院 94 年第二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94.01.29 全月辦理與民有約參訪活動計 9 次共 355 人，座談會 1 次；法律研習 ( 模擬法庭 )1 次；相關開講 1 次；訴訟輔導詢問解答 1496 件、撰繕書狀 215 件。
94.01.28 召開本院 94 年度 1 月份工作會報暨法官會議。
94.01.26-28 第 60 屆司法節司法杯桌羽球錦標賽，本院組隊參加男子甲組、乙組、女子組羽球賽及男子甲組撞球賽，榮獲男子甲組羽球殿軍、女子羽球季軍、男子甲組撞球冠軍，成績斐然。
94.01.17 93 年選字第 4 號選舉無效事件裁判正本製作完成，並交付送達。
94.01.16 辦理本院 94 年聘用法官助理甄 ( 選 ) 試筆試，報名人數為 293 人，實際到考人數約 185 人。
94.01.11 召開本院 94 年員工文康自強活動籌備會會議。
94.01.03 完成各項資訊系統橫書轉換作業；配合公文橫書政策之實施

⑺ 有誰可以幫我找到這些資料

時下，法官職業化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討論的熱門話題。不少學者在其著作中充滿信心地勾勒了法官職業化的實現基礎、方法步驟以及職業化後法官職業的特徵，為我們展現了實現法官職業化的美好前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遺餘力地大力推進法官職業化進程，出台了《關於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並實施了法官助理、書記員單獨序列管理等改革措施以配合職業化建設的進程。同時全國統一司法考試的推行無疑揭開了法官職業化改革的序曲，它在提高法官准入的門檻的同時，也向世人昭示了法官這一職業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大眾化職業，也需要一定的職業技能和專業素養，從而提高了法官在人們心目中早就應該有的地位。但從理論的探討到實踐中真正付諸運行，似乎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從現實考察，至少法官職業化進程並不那麼盡如人意：就拿當前人們最看重的司法考試狀況來說，雖然已成功舉行了三次，但從最近的研究結果來看，起碼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通過司法考試獲得法律職業資格者欲從事法律職業並非易事。除律師職業外，進入法院、檢察院還必須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優秀法律學科畢業生從事法律職業的成本是從事公務員職業的兩倍，而做一名法官的前途遠沒有從政那樣光明。二是法律人才出現逆流現象，即部分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法官、檢察官獲得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後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紛紛轉行做律師。這一結果大大違背了司法考試設計者最初的目的。此外，法院系統實施的法官員額制、法官助理制等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由於涉及法官的現實和潛在利益而未能真正深入、普遍推進。法官職業化改革的進路究竟在哪兒？採取何種措施才能做到事半功倍？這是許多有識之士苦苦探求的。本文認為正如學者早就提出的那樣，只有對中國現有司法體制甚至是政治體制進行適當改造，才是使得中國法官職業化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基本前提。但現實似乎離我們的設想並非一步之遙，雖然近幾年改革的呼聲一直很高，但實踐中取得的突破卻很少，加上法官職業化要解決的問題千頭萬緒，錯綜復雜，導致許多改革措施停滯不前。本文著重從法官職業化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這一角度切入，試圖從人事制度改革中尋求一個突破口，從而帶動法官職業化各項進程的整體推進。

一、問題的緣起——法官制度的現狀的描述

本文並不象有些學者那樣去關心職業法官如何進行法律思維，如何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質，本文首先要關注的是中國法官作為一個職業，為什麼不具備西方法官職業那樣的吸引力。司法考試的推行，應該說給法官職業帶來了希望，但為什麼會出現前文所提及的人才逆流的現象？制度上的原因在許多文章中均有深刻的分析，本文僅從我國法官的實際生存狀態（即法官個人發展的前途）這一角度來進行粗略的描述：法官在我國是參照公務員來管理的，我們可以從和公務員的對比中去體驗一下法官的境遇：首先法官的工資、政治待遇等方面均和公務員差不多，甚至有些地方還不如他們。因為公務員的待遇最終是要牽涉到行政級別，公務員因其本身就在政府中工作，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行政官員較法官容易使自己的行政級別較快地提升一個檔次。其次就前途而言，一名法官發展的前途遠不如一名公務員，無論從職位升遷的速度還是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一名法官就是通過多年的努力當上了法院院長，在政府首腦眼中充其量也不過是政府諸多部門中一個部門的領導。從這一點比較，法官天生就比公務員矮了一截。如將法官設定在司法過程中考量，按理說，司法領域應該說是法官的天堂，在這個領域中法官應就是法律王國的主宰，法官們本可以從實現社會正義中尋求精神的家園，找到一點成就感，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中國司法的最大現狀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法院的人、財、物全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法院勢必要為地方經濟保駕護航，難以擺脫成為地方保護主義工具的命運，法院系統內部組織管理行政化，導致法官獨立精神的缺失，而法院從上至下官僚機構式的管理，必然突破上下級法院之間法律監督關系的法律規定，最終導致基層法院受制於上級法院，請示的流行便是此種制度弊端的畸形產物。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公民法律意識也隨之增強，公眾對司法權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一方面是各種非法因素的干涉，一方面又是公眾過高的期待，我們的法官就是在這樣的夾縫中生存，幾乎無時不刻不面臨兩種決擇：屈服於某個長官意志，當事人勢必不服，通過信訪等多種途徑尋求改變既有的判決，而某個權位更高的長官由於各種原因，來個批示，實行個案監督，如果找到一個突破口，則等待法官的則是錯案追究責任。如果秉公辦案，為民作主，則勢必得罪頂頭上司，由於人事權控制在上司的手中，下次崗位調整說不定就光臨你，讓你從你深愛的審判崗位上退下來，試想你如果是一名法官，有何心思顧及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維護司法公正？恐怕一天到晚考慮的是如何尋找一個折衷的方法盡量使兩方都滿意，以保住自己的崗位，並想方設法地巴結討好上司，以便脫離「苦海」，成為領導者再來對自己的下級施加曾加在自己身上的壓力，或者證明自己權力的存在，或者通過遙控來實現自己的個人私利。可問題是領導職位畢竟是有限，所以大多數法官都不同程度在這樣的夾縫中度日如年。和其它文章中的論述相比這樣的描述氣勢可能顯得很不輝宏，但筆者認為法官也是人，既然是人，就必然涉及到人的發展，一個人如果沒有發展，或者發展的空間很小，他的積極性及其敬業精神可能是很受影響的，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深悉其中的要害，曾有過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精闢論述，也是關乎人性的一般要求的。所以象上文所述的法官職位對人尤其是優秀法律人才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二、法官自治與自律——法官制度改革應把握的原則

作為制度設計，職業化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必須始終圍繞如何確保法官公正司法這一目標展開，因此，也必須始終把握2點原則，第一點法官不為任何外部勢力所控制，也即學者所說的司法獨立；第二點法官不為已謀私，即要遵守職業道德，保持清正廉潔。只有做到這兩點，才能保證法官無畏、無私，法官做出的判決才能無偏。下面本文試從這兩點分別予以論述：

司法獨立作為現代最基本也是最彰顯的司法理念，倍受學者和實務界人士關注，有學者評價：在人類司法的發展史上，沒有哪一種法律理念像「司法獨立」那樣，推動著司法的法律化、職業化進程。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曾有一句著名的名言：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一般理解司法獨立的涵義至少有三方面：一是法官獨立，即裁判獨立和身份保障；二是法院內部獨立，不能用行政的那一套來構建法院內部關系；三是司法權獨立，即法院作為一個整體在與外部關繫上的獨立問題。司法權的獨立是前提，法院內部獨立是基礎，法官獨立是最終的落腳點。所以在目前來說，中國的法官制度改革最關鍵的是如何使司法獨立於地方黨委和政府？如何擺脫法院內部管理的行政化？換句話說，如果實現了司法獨立於地方黨委和政府和法院內部管理的非行政化，法官獨立才能有了保障，法官審判案件才真正具有審理和裁判權，不受外部環境和內部運行機制的干涉。

如何保證法官清正廉潔，這也是一個恆久的話題。有人曾一味地強調提高法官個人修養的重要，於是乎在法院系統內部幾乎每年都搞一項甚至多項教育整頓活動，但事實一再證明僅靠運動式的教育，無法解決司法腐敗問題。近年來司法腐敗案件越來越多便是明證，可以肯定地講，在法官境況未得到根本改變和法官職業尊榮未確立前，僅靠一味地進行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效果肯定是微乎其微的。本文認為為確保法官的清正廉潔，必須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法官的收入，二是對不廉潔行為進行嚴懲，提高法官腐敗的成本。試想，法官職位變成了一個收入高的職位，法官自然也就會珍惜這個職位，害怕失去這個職位，因此，他如果想徇私枉法就必須想一想可能付出的代價，並因此一定會減少司法腐敗。

以上兩點對法官制度改革均具有重要意義，不能偏廢任何一個方面，對於兩者關系我國台灣地區「最高法院」法官白文漳先生曾有精闢論述：「如果將法官比作達到司法公正這一目的的工具----汽車，那麼法官的自治（在此筆者理解為法官獨立）便是汽車的馬力，法官自律（筆者理解為法官的清正廉潔）則是汽車的剎車，汽車的馬力與剎車對於汽車正常行駛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可見，如果片面地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顯然不利於司法公正。

三、制度設計——法官制度改革方案的利弊分析

對於如何解決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確保法官清正廉潔，不少學者提出了許多科學的方案。首先筆者並不否定這些方案的科學性，只是對這些方案在目前情況下的可行性提出疑問，這些方案都不同程度涉及到法院體制甚至是政治體制問題，而這些體制問題要得到徹底的改革，並不是一說就能做到的。當然由於這些方案是法官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所以在這里有必要作出介紹，並聯系當前形勢作一個利弊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可行性的方案。

方案一：建立與行政區劃相分立的司法區劃。針對目前行政、立法、司法三者跟行政區劃完全重合，司法完全被地方所控制的實際，不少學者提出了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相分立的制度設計。這一方案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地方化這一問題勿庸置疑，但運作起來成本比較大，首先涉及到機構的設置，要得到國家的承認與批准，其次涉及到現有法院的拆並，其中的成本可想而知，再次，司法區由於跨越幾個行政區，給當事人訴訟造成不便，加大了訴訟成本，有違司法為民的理念。

方案二：取消審判委員會機構設置為法律咨詢機關。為解決司法行政化的問題，有人提出取消審判委員會，將其設置為法律咨詢機構，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措施。但司法的行政化不僅僅涉及到審判委員會這一機構，它還涉及到幹部人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層面，不從這些方面入手，僅取消審判委員會這一機構遠不能解決司法行政化問題。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官本位觀念深入人心，只要有領導者，縱然是剝奪他的一些行政管理權，但它的非領導影響因素的威力還是巨大的，並且具有令人難以理解的滲透力和侵蝕性，故僅僅取消審判委員會這一機構設置，很難化解司法行政化問題。

方案三：提高法官的收入。在市場經濟這一根本制度和社會背景下，提高法官收入和法官職業化各項改革均息息相關，也可以說是最根本的一條。有人提出把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推遲到70歲甚至到75歲還是值得注意的可行性方案。姑且不論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法官都是終身制這一保障法官正確行使權力的先進做法，從法官職業特點來分析，也是可以找到依據的。美國著名法官波斯納認為，法官是更需要固態智力的一項工作，並且這種固態智力往往在人到60歲之後仍然增長，而不是衰落，可能會持續到80歲。這也是提高法官收入的最佳措施之一。但提高法官收入的關健因素還是減少法官基數，試想中國現有21萬法官，即使國家每年增加投入20個億，每個法官每個月的收入也不過增加800元。只有在通過法官遴選，減少法官數量的前提下，提高法官收入才有望提上日程。

方案四：法官遴選制度。設立法官選任委員會，負責法官的提名、考察、選任，其中也包含著法院人員的分類管理，即建立書記員、司法行政人員、執行人員、法官的分類管理，建立法官員額制度，明確一個法院可以有多少法官。法官遴選涉及到法官選任委員會的規格問題，其實質也關涉解決司法地方化問題。目前，全國各級法院通過審判長、獨任審判員選任，起到了提高法官素質的作用。但由於是在人事權未能擺脫地方控制這一背景下進行的，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由於是在本院內部選任，任意性較大，選任的范圍比較狹窄，其正當性、權威性也受到質疑。法官的選任只有跳出地方行政的控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司法的地方化。所以，法官選任委員會至少為省級以上，以增加法官職業權威。

孤立地來看，以上這幾種方案不失為法官制度改革的最佳方案，具有終極性意義，但付諸實施還需一定的條件和時日，其中也存在著許多難以想像的觀念上與物質條件上的各種困難。討論至此，法官制度改革似乎陷入絕境。然而，在困難面前，我們不能裹足不前，否則難以適應時代賦予法官職業的神聖職責。所以有必要找一個統籌兼顧、比較容易實現又不失為一種推進法官職業化的方案。當然，這一方案由於比較折衷，必然帶來妥協性和不徹底的問題，但在目前形勢下，作為一個法官職業化的推進器和中間手段，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法官國家化便是本文所主張的法官制度改革的最佳進路。

四、法官國家化------法官制度改革的進路

法官國家化是本文提出的法官制度改革的一種思路，也是本文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最經濟最可行也是最有效的改革措施。法官國家化可以在不改變行政區劃的條件下不同程度上解決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提高法官職業的社會地位和彰顯法律的尊榮，在國家遴選的基礎上讓目前龐大的法官隊伍消腫，並為提高法官的福利待遇創設前提和提供正當性論證。下面本文就從法官國家化的內涵論述法官國家化的意義。法官國家化至少包含法官准入國家化、法官任免國家化、法官職業思維的國家化、法官收入國家化四個層面的內涵：

（一）法官准入的國家化。即提高法官准入的門檻，這也是解決法官大眾化的根本途徑。由於我們過去忽視法官職業的特殊性，套用行政管理那一套管理法官，導致進法院容易，當法官更容易，一名具有高中文憑的工人只需要想辦法進入法院，當幾年的書記員，通過全國法院幹部業余大學取得法律大專文憑，即可提升為助理審判員，幾年後便提升為審判員。我想，這一模式在許多現職法官經歷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也正是由於這種現象的大量存在，法官素質低下，削弱了法官職業的職業尊榮，也導致了我國法官人數劇增的另一惡果，並進一步形成惡性循環。實行法官准入國家化，也即意味著當法官不能象以前那樣容易，當法官首先必須取得國家承認的本科學歷，並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並由國家設立的法官選任委員會經過嚴格的遴選後才可提請全國權力機關（最低要求也要省一級）任命。

（二）法官任免國家化。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最深層的根源還是法官的人事管理權分散在地方黨委和政府手中，而人事管理的高度分散和法治的基本原則正好相反，在西方，單一制國家，無論哪級法院都有統一的人事，聯邦制國家，聯邦法院系統和每個州的法院系統也分別有統一的人事。法官國家化即將法官的人事任免權統一集中於國家特設的法官選任委員會，從而擺脫地方的控制，試想，每一個法官受雇於國家，並受國家給予的職務保障，地方保護主義自然就沒有了市場，法官下判時考慮的自然不是一個地方的經濟利益，而是整個社會的宏觀價值。同時，法官國家化，意味著法官的任免、彈劾編統一收歸法官選任委員會，從而架空了法院行政長官的權力內容，尤其是審判決策權的缺失，法院管理的行政化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從而使法院行政管理權只包含了法院日常事務管理，真正實現審判權與行政權的分離。但為排除行政管理權對審判權的干涉，有必要在每個法院設立一個法官委員會，作為法院最高領導和決策機關，使行政管理權從屬於法官委員會這一機構，同時法院院長當然也由法官充任，但法院院長的審判權必須與其它法官的審判權是平等的，不得對其它法官審判權進行干涉。

（三）法官思維的國家化。法官國家化也即意味著法官的精英化。首先通過司法考試、法官的遴選、法官的在職培訓，確保現職法院工作人員中高素質的法官繼續擔任法官。其次，隨著法官職業尊榮的提高，人才競爭機制的形成，吸引社會上優秀法律人才的加入，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法官的業務素質。法官素質的提高，法官基數的減少，為法官培訓的系統性、高層次提供可能性，三者結合如此良性循環，形成一個穩定的法官職業群體，這一群體的思維習慣甚至是行為方式會逐漸趨於一致，為保證司法的統一和公正提供堅實的基礎。

（四）法官收入國家化。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法官本身基數較大，達21萬之多，加上非審判人員，達到26萬多人，提高法官收入談何容易。而為確保避免司法腐敗的發生，提高法官收入是社會為確保實現社會正義而必須付出的成本。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在現職法官群體中作出重大利益調整，通過法官國家化，通過對現有法官分層、分類、分流，使法官隊伍精英化，讓業務比較精通的法官繼續擔任法官，讓一部分能力較差的現職法官分流到法官助理職位上去，在減少法官人數的基礎上，拉大法官與非審判人員之間的工資差距，以提高法官的收入。建議法官的工資管理脫離公務員工資管理制度,而非審判人員繼續套用國家公務員工資,這樣既保證非審判人員的既得利益,又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的收入,保持法院隊伍的穩定。

⑻ 台灣女子兩周出軌小助理14次，小助理竟被這樣判決

中國一名台灣女子，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找借口回了娘家一趟，時間為兩周。並且在此期間出軌小助理14次，也就是相當於兩周，每天出軌他一次。回到家後，女子向丈夫坦白，隨即丈夫將小助理告上法庭，最後法官判決小助理賠款80萬台幣，摺合人民幣約為186000多。對此，我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樣，因為，出軌的人是女子，而出軌對象反被告上法庭，賠款其這么多的錢。那出軌女子是不是也應該受到相應的道德譴責或者是相應的懲罰。如果台灣女子沒有同意，或者是自願去出軌的話，那其助理有很大的責任，而現實是第一次女子是可以拒絕的，那兩周14天，也滿盪盪的出軌了14天，我覺得台灣女子，也是存在自願的成分的，也應當受到相應的法律責任。在此我也覺得小助理雖然說有過錯，但是感覺確實是有一些冤。

現在的夫妻關系很多都會出現問題。有可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兩個人之間的感情變淡了，沒有剛開始的激情存在，所以，有些男女為了尋求更刺激的感覺，或者是尋找新鮮的感覺，就去做出出軌的行為，這樣是特別不道德的。兩個人跌跌撞撞走到一起，確實是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情。相互之間體諒，相互之間關心，包括在吵架的時候相互之間能夠認錯。這都是兩個人所應該必修的功課。即使是到最後不愛了，那放手就行了，何必出軌，給對方造成傷害呢？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兩個人在一起實屬不易，一定要學會更加珍惜。在這里也願天下的有情人終成眷屬，當下有矛盾的夫妻能夠坐下來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深化矛盾，給彼此造成更大的傷害。

⑼ 2021廣東省考報考指南：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報考條件

2021廣東省考報考指南：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報考條件
23.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如何報名?

港澳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報名注冊時，請在證件類型中選擇「香港居民身份證」或「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填寫身份證號進行注冊

三、報考條件

(一)報考資格條件

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2.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和道德品行，具有正常履行職責的身體條件、心理素質和符合職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3.報考年齡為18至35周歲(即1985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間出生)。2021年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職)以最高學歷報考的，報考年齡放寬到40周歲(即1980年2月1日以後出生)。

報考法院法官助理、檢察院檢察官助理職位的年齡為18至35周歲(即1985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間出生)。

報考市及以下法檢兩院、公安機關和監獄、戒毒系統一線管理機構人民警察(司法警察)職位的年齡為18至30周歲(即1990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間出生)，報考此類職位的2021年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職)以最高學歷報考的，以及報考公安機關法醫類和監獄、戒毒系統一線管理機構獄醫、心理矯正類等特殊職位的年齡放寬到35周歲(即1985年2月1日以後出生)。

報考公安機關特警類職位的年齡為18至25周歲(即1995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期間出生)。

報考選調生職位的年齡為本科生24周歲以下(即1996年2月1日以後出生)、碩士27周歲以下(即1993年2月1日以後出生)、博士30周歲以下(即1990年2月1日以後出生)，具有參軍入伍經歷的年齡要求放寬3歲。

4.具有國家承認的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非廣東省常住戶口(生源)報考者限普通高等院校(非在職)本科以上學歷並取得學士以上學位的人員(報考「服務基層項目人員和退役大學生士兵專門職位」的除外)。

5.具有招錄職位要求的其他資格條件：

(1)報考要求「具有2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職位，須曾在基層和生產一線工作累計滿2年。

(2)報考「從本地人員中招錄」的專門職位，應為職位所在地級市生源，或戶口在職位所在地級市，或父母、配偶戶口在職位所在地級市，或在職位所在地級市累計工作(含入當地社保)5年以上的人員。其中，部分縣面向本縣戶籍或生源人員招考。相應戶籍應入戶滿3年以上。

(3)報考「2021年選調生」職位，應為應屆優秀全日制大學畢業生。

(4)報考「服務基層項目人員和退役大學生士兵」專門職位的，限報服務(入伍)所在市、本人戶籍(生源)所在市或省直機關相關職位，也可報考其他非專門職位。

6.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⑽ 夫妻在同行業不同公司任職，兩家公司有競爭關系，公司強制轉崗外地工作並暗示自動離職，如何維護勞動權力

不用理會，轉職是要你自己提出申請才可以的嘛，要不然公司就只有辭掉你，但是你那個時候就可以申請勞動仲裁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