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官造法

1. 為什麼以前的法官造法的時候，總喜歡加上反革命一詞比如反革命偷窺青春罪，反革命流氓罪，反革命性夢罪

首先，法律並不是法官造的，法官，包括檢察官，警察，都只是只是執法者，司法者。
法律是國家統治者（立法者）制定的至於你的問題，因為那個特殊年代，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任何矛盾，特別是都被視為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階級斗爭。
第二，那時專業的法官檢察官基本都被打倒壓制，作為資產階級專業學術權威（那會兒專業權威可不是好詞兒）。實際上法院和檢察院都是在黨委和革委會的控制之下。而這些人是政治大於法律的。並不存在專業的法律推理，而是以政治乃至領導個人好惡來決定。
至於罪名，那就隨時編定。當然，回到第一條，所有犯罪，都是反革命的。因為革命人士偉光正

2. 中國"法官造法"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嗎

很明顯，沒有。法官判案還是必須引用法律條文，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3. 法官的主要職責是什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五條法官的職責：

（一）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或者獨任審判案件；

（二）法律規定的其他職責。

第七條法官應當履行下列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四）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五）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3)中國法官造法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八條法官享有下列權利：

（一）履行法官職責應當具有的職權和工作條件；

（二）依法審判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三）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

（四）獲得勞動報酬，享受保險、福利待遇；

（五）人身、財產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護；

（六）參加培訓；

（七）提出申訴或者控告；

（八）辭職。

第九條擔任法官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二）年滿二十三歲；

（三）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四）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

（五）身體健康；

（六）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三年。

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從事法律工作滿一年，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從事法律工作滿二年。

4. 你認為,在現行的國情下是否有必要賦予中國法官「造法」的權力

個人覺得吃，有必要賦予中國法官造法」的權力。

5. 法官造法與判例是否與中國國情符合

中國不屬於抄判例法國家，中國襲的法官沒有權力進行「造法」。
在現今的中國法律體系，除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頒布的法律之外，具有法律層面上的約束力的還有國務院等各部門頒布的各行政法規。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的法律解釋也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在當今中國法制有待健全，法制隊伍整體業務能力有待提高的情況下，法官造法與判例是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的。

6. 幫忙寫個論文中國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監督。這里所討論的監督問題，指的是對於每一個法官個體也就是對人的監督的問題，因為歸屬在法官制度的范疇內，所以並不涉及包括審判監督、行政監督等其他意義上的監督問題。從監督主體來劃分，對法官的監督不外乎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兩種形式。在我國，外部監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的監督和人民群眾與社會團體的監督，最主要的方式是黨內監督，除黨內監督之外的監督方式基本被虛化。黨內監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領導形式，實踐證明這是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但客觀的說，它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葯，仍存在相當的局限性。同時作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所承擔的監督職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實的貫徹，這樣就造成了法院平時沒人管，出了事情誰都管的局面。對於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的法院的監督是關乎依法治國方略成敗的頭等大事，豈能沒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規范。還有內部監督，其實質是黨內監督系統在法院內部的派出機構，名為監督，很多卻流於形式，遠沒有切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觀之，我國關於對法官的監督，意識上始終還停留在對一般黨員幹部的管理的層面，並沒有充分認識到作為被監督的法官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整體素質的優劣直接影響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對這個群體的監督的制度有效與否是我國司法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2、考評。如果說監督是針對法官的職業操守，目的是約束個人行為的話，那麼法官的考評則是針對法官的業績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審判業務水平，建立完善的業績評價標准體系。我國現行法官考評機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評方式，對法官的考評套用公務員的考評標准，主要從「德、能、勤、績」四個方面進行評定。總體來說，「德、能、勤、績」目前真正能夠較客觀衡量的只有「績」，標准就是結案數和結案率。根據法社會學中的「撒夫爾定理」，訴訟發生系數與經濟發展指數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說一個經濟較發達地區案件數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績就一定比另外一個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案件數量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結案率的標准雖然可以對提高審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視由此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年底控制收案，虛報審結數字，違反法定程序突擊結案，這樣的情況在個別地區仍然存在。總體來說，當前的法官考評基本沒有擺脫群眾評議加領導拍板的模式，行政領導的個人好惡往往左右考評的結果，主觀性色彩過於濃厚，人際關系和利益糾葛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觀，也不公正。

3、懲戒。懲戒是監督和考評的結果，監督和考評是懲戒的目的，懲戒與它們之間是密不可分的關系。雖然我國《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這部分的內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實質要件。不管是懲戒、監督還是考評，首先都必須有明確的實施主體，即一個固定的組織機構來進行。世界各主要法治發達國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懲戒處分不得由行政機關施行的原則，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組成的懲戒組織；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懲戒程序；側重保護被懲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種權利，公平地聽取雙方證據和陳述等，大致有三種具體形式：一種是法院自己作為法官的懲戒機構，上一級法院負責審理下級法院的懲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國以及美國的一些州，他們在最高法院內部都設有專門的機構，如德國的「紀律懲戒法庭」。一種是美國聯邦所採取的司法系統的管理機構（司法行政決策機構）行使法官懲戒權，其在各巡迴區上訴法院依法設立「司法委員會」，成員是地區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的法官。還有一種就是法國的模式，由國家設立專門的司法委員會，兼管法官懲戒事務，組成人員由總統、司法部長、法官、檢察官等人員構成。可以看出，不論採取哪一種形式，都是由一個獨立於當事法院的機構來處理法官懲戒事務。在我國，現行法官懲戒制度是從我國黨政機關統一實行的「紀檢監察制度」基礎上照搬過來的，法院內部設立紀檢或監察機構，隸屬於政治部（處），其主要職能僅僅是負責對舉報揭發的違法違紀線索進行初步調查，並不具備懲戒的決定權。其他包括對象的區分、審理程序、證據規則、證明標准等諸多方面都沒有明確的規定。

7.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

8. 法官造假，中國還能太平嗎

法官犯法就是抓到了證椐也沒用，法官犯法（造假、摹仿簽名、銷毀案證、打恐嚇電話）找到檢察院、政法委、區、市人大信訪都不管，找到紀委說找錯門，找到上級法院等於兒子犯法找他爸、只有法官犯有經濟問題才有紀委委託檢察院查處，我犯糊塗了？給我的認為是法官只要不暴露出經濟問題，愛怎樣判就怎樣判，你們誰也不敢管。
最後找到市信訪紀委反應法官犯法之事，紀委同志說：按照政府部門分工，你應到市政法委反應。找到市政法委接訪人員說：紀委說的不對，問我：你是黨員吧！紀委不管誰管。我又到紀委說明政法委的說法，紀委同志說：我們叫你去政法委反應，是負法律責任的，他們不管誰管，你再去找他！出了紀委門趕快去政法委發現接訪人把門鎖上，人已跑了。一直等到中午不見回來。

9. 美國大法官造法

意思是他們的判例法。在美國一個法官在判案時如果沒有前例可循，那麼他可以依版據現行法律權做出判決，他所做出的判決就有可能被後來者作為判例援用，（就像大陸法系中援用法條一樣）。或者，當該法官認為從前的判例不能適用於現今的情形（不能彰顯公平）時，他可以推翻以前的判例，做出與之相悖的判決，從而可能成為新的判例。最牛的是，當美國的法官認為某條法律不符合憲法精神時可以直接宣布該法律違憲從而無效（在中國頂多是不予適用）。所以說，美國的法官擁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