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壁中院彭法官

A. 什麼是李庄案件

「李庄事件」真實經過

馬曉軍

第一部分：案發前後

09年11月22日晚七時許，我與李庄到達重慶，龔剛華的司機王Y把我們接到五洲大酒店，沒多久龔剛華來了，他對我們說稍後一個本地律師過來，此人以前在公安，和專案組的很熟。過了一會，吳JY律師到了，他透露了一些龔案消息：警方曾經兩次移送到檢察院，都被退回，這次不知為什麼又起訴了，他拿出了一份通過內部搞來的《起訴意見書》讓我們看，還神秘囑咐，注意保密。這次談話約凌晨一點結束。

23日早餐後，我們來到重慶一中院，書記員告知正在開會，讓我們各自報出手機號碼，進行登記，然後讓回去等通知。李庄告知我，辦理涉黑案子都是這樣，是為了監聽。下午四時許，我們接到書記員來電，通知第二天過去。

中午，我、李庄、吳JY、龔剛華、龔雲飛、王Y、曾L、袁J一起在五洲大酒店吃飯，席間我們看到了央視關於龔案的報道。電視畫面中，龔剛模被兩個警察架著，走路一拐一拐的，顯然有傷，當時吃飯的幾個人都看到了這些畫面。（可調央視視頻資料）

24日上午，我們再次來到一中院，向書記員遞交了委託手續，復印該案案卷，但與新聞報道的龔案2200份證據，109本卷宗相差甚遠，總計只有兩公分厚。李庄當場提出質疑，書記員說檢察院就移送了這么多，想復印其他案卷你們就去檢察院（當時她對前來復印案卷的其他律師也都這樣講）。由於復印案卷的律師比較多，書記員讓我們下午過來拿案卷，我們只拿了《起訴書》就回到了酒店。拿到起訴書，李庄邊看邊說：怎麼這么多罪名啊，龔剛華沒說實話，原來告訴我只有一把槍，三個同案。

第一次會見

24日下午一上班，我們拿到卷宗後，李庄向陳YP庭長申請延期審理，遭拒。之後，我們就前往江北區看守所。車上，李庄快速翻閱卷宗，讓我把龔的口供單獨找出來遞給他，他拿過去和起訴書對照，當時，李庄看出有明顯的誘供（詳見龔案偵查卷），15時左右，我們來到看守所，告知必須有專案組陪同才能會見，李庄當時就急了，指責看守所說律師會見不被監視監聽，12月7日就要開庭了，案子已經進入審判階段，你們公安無許可權制律師會見，耽誤開庭你們要負責等等。但無濟於事，我們只好上樓找看守所領導和駐所檢察官，但都沒有找到。只好等待。專案組人員到來後，李庄與朱my律師又同他們爭論，李庄的情緒很激動，大聲斥責專案組，當時很多律師都在場，用手機進行了拍照和錄像。最後，我們只好在警方監視下開始了第一次會見。

李庄先介紹了身份及委託經過。接著他問龔一些被抓經過和和審訊的情況，龔說：「6月份被抓，先關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轉到鐵山坪民兵訓練基地，11月22號才關在江北看守所。」李庄又說：那就是說，你前天才來到江北看守所，整個偵查、起訴兩個階段的半年時間都沒有在這兒，你以前見過律師嗎？」龔回答：沒有。

李庄指著龔的口供問：「你口供中承認自己是黑老大，這兒有你的簽字啊」。龔表情十分痛苦的說：「是我的簽字，可我的口供都是他們事先編好後逼我簽的，我要是不簽字他們就打我、吊我。」

李庄指著身邊的一位監視會見的警察問：「他打你了嗎？」龔說：「他沒有。」李庄再指另一位警察問：「他打你沒有？」龔顫微微地說：「他、他沒有打我，但打我的時候，他在場。」李庄仔細查看了龔兩只手腕上的傷痕。

之後，李庄說：「開庭時我會申請法庭為你進行法醫鑒定，申請延期審理。」龔說：「要是他們不同意怎麼辦？」李庄說：「如果那樣，我就罷庭，不再繼續辯護，法院就會休庭。」這時，站在身後監視的警察說：「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師啊，你以為你走了庭就不開了嗎？」李庄轉身對這位警察說：「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沒有委託律師。」於是，李庄讓龔在委託書上寫到『拒絕人民法院為我指定其他辯護律師』，龔說不會寫，李庄讓我寫好，讓龔抄在委託書上。李庄還告訴龔：開庭時，我會提問你，你要大聲的把被打的事情說出來，用肢體展現出來。說這些話時，警察就站在旁邊，並沒有制止我們。

這次會見，我用手寫記錄，李庄用電腦，抓我時，這些會見筆錄都被公安扣押了。我向公安索要扣押清單，負責記錄的警察叫陳MC沒有給我。

這次會見大約有1小時左右，在會見過程中，李庄拿著樊奇杭的筆錄就有關細節與龔核對。會見後，吳JY、龔YF開車過來接我們，之後，到陶然會館吃飯，席間，龔剛華說：具內部消息，我們都被監控了，一定要小心，並且告知李庄：甚至你們都不能帶著卷宗走出重慶，李庄非常不以為然。為電話保密起見，龔雲飛還給了李庄幾個新買的手機卡，讓他聯系案子時使用。

11月25日，我和李庄在酒店整理案卷沒有出門。

第二次會見

通過閱卷，李庄將幾十個有關疑問輸入電腦，准備提問龔剛模，26日上午九點左右，我們第二次來到江北看守所，幹警告知還得等專案組警察陪同，否則不讓會見，李庄又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李莊上樓找看守所領導，看到了周副所長，周稱這是公安局的命令，沒辦法。等到大約10點30左右，專案組才到，一同監視會見。李庄與龔談話，我用手寫記錄，為了便於監聽，防止我們和龔交頭接耳，龔身後的警察還將其身後的椅子又往後挪了挪，加大了我們和龔之間的距離。

當著警察的面（就是在我「監視居住」期間，該警察曾經多次強行查我愛人的通話記錄），李庄對龔說：「我看了從法院復印的案卷，你私藏槍支、行賄等都是事實，你肯定是有罪的，開庭時對於這些指控你必須承認。」龔說：「我承認我私藏過槍支，也行過賄，但是我的確不是黑社會的老大，也沒有叫他們殺李明航啊。」

李庄說：「在你的口供中發現9月30日與10月8日的口供大部分是復制的，連其中的錯別字、病句、標點符號、方言都一樣，我把其中相同的地方都標出來了，這顯然是電腦粘貼的，要是按筆錄中的內容，你就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詳見龔案偵查卷）龔說：「我也知道筆錄中的事大部分與我無關，都是他們事先編好筆錄讓我簽字，我要是不簽，他們就一直折磨我，我實在是被逼無奈才簽的啊。」此時龔剛模的情緒有些激動，說話的時候都有些哽咽。

李庄問龔：「你說你被打、被吊了，他們在哪兒、用什麼方法打你、吊你。」龔說：「當初抓我後，關在南川看守所，在那裡沒有挨打，從南川看守所轉來後，當天就只在江北看守所辦理了入所手續，一天沒住，就把我拉到鐵山坪民兵訓練基地了，我是在那裡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李庄驚訝地問：「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斷裂了！」龔回答：「是在八天之內發生的。有時單手吊、有時雙手吊。腳尖可以踩到電腦桌上，但腳跟夠不著……吊我的叫彭w、打我的叫張k。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糞便順著褲腿往下流，叫彭w的警察放我下來，令我手捧大便到衛生間，再脫下內褲擦地板，之後裸體繼續吊我。刑警支隊的一個姓何的支隊長從門口經過，看到後還訓斥彭W『太不像話了，趕緊穿上衣服』，彭W放我下來，叫我穿上剛剛擦過地板的內褲，繼續吊我。在鐵山坪有一男一女兩名醫生一個姓王，一個姓唐，他們都為我治過傷。」

最後，李庄囑咐龔：「將來開庭時，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不要怕」此次會見大約有1小時左右。

12月2日上午，李庄電話中說，30號那天重慶一中院陳YP打他電話，希望庭前溝通，北京律協也督促他開庭前與法官交流一下，李庄答應他們最遲12月2日晚到重慶。

遵照北京律協的指示以及陳YP庭長的邀請，我們於12月3日上午9點多，來到了重慶一中院一個會議室。在場人員有我、李庄、陳YP庭長、李副院長、張H法官和另外一位領導。李副院長要求我們配合12月7日龔案的庭審，確保審判順利進行。李庄說以下幾點：沒有證據目錄；不能合法會見；起訴書缺頁；口供之間，標點符號、錯別字、方言雷同（詳見偵查卷）；復印的案卷與報道的情況相差甚遠等重大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怎麼配合啊。並簡單舉例了他在遼陽市代理朱LY涉黑案因不能合法會見而導致延期開庭的案例。這期間，李庄言辭激烈，情緒有些激動。後來，書記員又給我們復印了證據目錄，補上了起訴書缺頁，領導們承諾一定協調有關，盡量保證律師的合法會見，同時聲稱，看守所不屬於我們管。此次談話一直進行到中午近一點了。臨分手時，李庄問：12月7日的庭審還能否進行，法院要我們回去等通知。直至晚上11點左右，李庄仍在給陳庭長打電話，陳庭長說領導正在開會研究，讓我們繼續等通知。

第三次會見

李庄囑咐我，為了防備12月7日仍然開庭，我們必須做好開庭准備。4日上午，我們第三次來到江北看守所，又遇會見受阻，看守所仍然要求有專案組陪同，李庄當即電話陳庭長，如果還是監視會見，12月7日肯定不能開庭，陳答應馬上協調，2分鍾左右，陳庭長回電，你們現在可以不受任何監視的會見了。但看守所還是不理我們，聲稱法院指揮不了看守所。

一個小時後，專案組到來，我們開始會見，在會見室內外，都有專案組警察監視，此次，李庄與他們發生最為激烈的爭吵，期間，李庄用手指著一個叫張K的警察說，你是重慶最大的冤假錯案製造者……你已經是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將來要買單的……你出去！爭吵中，進來一個年齡大的警察將張K替換走了，但張K仍然在門口往裡面張望。

這次監視下的會見約1小時20分鍾左右。我用電腦做的記錄。

12月5日下午，吳JY來到酒店，他說：「我已經找到了為龔剛模看傷的醫生」，李庄說：「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讓他們出庭作證。」吳家友說：他們還要在重慶混，不可能的。」李庄說：「那你能不能給我安排一下，我見他們一面。」吳家友說：「盡量吧，不知道人家願不願意見你。」

晚上九點左右，一中院書記員來電話通知7號不開庭了，開庭時間另行通知。當即，李庄對我和龔雲飛說：趕緊收拾行李，我們很有可能被抓，這兒非常危險，咱們去成都，我們連夜開車上了成渝高速，李庄駕車，臨行前，李庄還給一個記者通報了這里的危險。

12月6日凌晨一時許，我們到達成都，李庄的朋友為我們安排在凱賓斯基酒店。在酒店李庄分析龔案可能出現的後果：1、重慶方面抓律師。2、把龔案退回補充偵查。3、把龔剛模的名次往後移。4、……。他分析抓律師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庄讓我回重慶一趟，通知龔開庭日期有變，安慰他一下，順便回酒店的房間看看，有無公安局去過的跡象。龔雲飛也擔心龔剛模被自殺、被躲貓貓等，我就和龔雲飛包了一輛計程車回到重慶，在傍晚時分，我將起訴書復印件交給了李庄指定的記者。當晚，我仍住在五洲大酒店。

12月8日上午，龔雲飛找了萬貫律師所廖CQ律師，陪同我一起去看守所會見了龔剛模，我還讓龔寫了一份保證書，內容為：我保證如實回答與案件有關的問題，不自殺、不自殘（抓我時該保證書也被公安扣押）。一是彌補以前會見筆錄沒有龔剛模簽字；二是穩定他的情緒。下午，我和龔雲飛一起乘動車返回成都。

12月11日上午，李庄接所里通知，要求盡快返京。

12月11日晚上，李庄來電告知我，他接到陳庭長的電話，說龔剛模情緒不穩，要求會見律師。因為14、15兩天他在最高院開庭，他讓我明天去會見龔剛模，並叫我先聯系龔雲飛，我給龔雲飛打電話，始終未通，最後接電話的是龔雲飛愛人，她說龔雲飛被公安局帶走了，我當即告知了李庄。

以上是我與李庄代理龔剛模案的真實經過，我也是這樣向重慶市公安機關第一次陳述的，但他們根本不聽，逼迫我在他們編好的筆錄上簽字。

對我的審訊

2009年12月13日我被重慶警方抓捕，當晚把我關押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一夜未眠），14日10點左右，重慶警方押我飛往重慶，下飛機後，先對我照相，後來，向對付恐怕恐怖分子一樣，給我戴上黑頭套，把我弄上汽車，開了很長時間，我也不知他們要把我帶向那裡。

汽車停下，我被帶到一個建築物裡面，後來才知道這里是江北看守所，到達看守所之後，他們馬不停蹄的對我進行連夜審訊，時間一直持續到16日上午10點左右。在此期間，沒有睡眠，吃一些監室裡面的剩飯，專案組問我與李庄三次會見的過程，我說：「會見時你們在場，又有監控錄像，幹嘛問我啊。」審訊人員說：「我們有錄像是我們的，現在是叫你說」。在長時間訊問無果的情況下，警方拿一沓材料給我看，並說這是根據監控的同步錄音錄像整理的材料。還讓我看龔雲飛的筆錄，說他們都招了，給我施加壓力，之後，又來了一位領導模樣的人，旁邊的人介紹：這是我們公安局政委，政委講:其實你沒有事，說完就放了你啦……。由於連續90餘小時沒有睡覺，神志不清，在加上他們的高壓威脅等，我被迫在他們事先編好的筆錄上簽了字，他們還不讓我修改。

他們還逼我給全國律協寫一份致歉信，內容與吳家友的致歉信大概相同。同時承認「我沒有對李庄的違法違紀行為予以制止」等等。

12月18日，警方提訊：「現在對你進行錄像，這是你前幾天的筆錄，你看一下，一會錄像就按這上面的內容說」。因為是他們編的，我很難記住，就說：「這么多東西我記不清楚。」他們說：「你先仔細看看，錄像時我們會給你提示的。」就這樣，在逼迫和提示下，對我進行了錄像。

12月24日，警方提訊：「你愛人要求律師會見，我們的意思是免了」。由於十幾天沒有外界消息，我十分急迫的說：「請律師會見，是當事人的權利啊」。我們爭執了很長時間，但最後他們還是逼迫我給愛人寫了一封信，大致內容為建議她不要請律師會見了。

不願意出庭作證的真相

李庄案一審開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來提訊，對我說：「隔壁屋裡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過去就對他們說你不願出庭作證就行了。」見到法官後，他們給我一份《出庭作證通知書》並給我做筆錄，問我是否願意出庭作證，雖然我內心想出庭作證，但由於害怕他們對我用刑，就違心的說了不願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筆錄上多寫了一句：「詳見三次會見筆錄」這樣我就回監室了。

沒一會，專案組又把我從監室里提出來，嚴厲呵斥我：「你怎麼回事，不是說好了，只說不願意出庭就行了，幹嘛說那麼多啊，過去，重新寫一份。」於是，他們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給我作了一份筆錄，筆錄內容大致為：沒有受脅迫，不願意出庭作證，該筆錄內容屬實，去掉了剛才「詳見三次會見筆錄」的內容。

第二部分 所謂被「監視居住」期間

2010年1月8日晚11點左右，專案組讓我看手機新聞，對我說李庄已判兩年半，你們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還年輕，跟李庄不一樣，所以我們准備對你進行監視居住，讓你愛人過來陪你，你寫一下保證書和悔罪書，我就按他們的要求寫了。1月9日上午11點左右，警方把我帶出看守所。

1月9日中午12時許，我被押解到一個居民住宅區，下午兩點左右警方讓我與愛人通話，她接到電話後，表示馬上過來。但是兩個小時後，在我愛人趕往重慶的路上，他們又表示不讓我愛人過來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們勉強同意。事後，我愛人告訴我，她也哀求了警方很長時間。

10日凌晨一點左右，我愛人到達我所在的居民樓，剛進房間，我愛人的手機就被一個警察強行沒收了，並嚴厲告知禁止跟外界聯系，不要告訴外面這里的情況。

同日，警方逼迫我愛人寫了在「監視居住」期間自願陪同我的《自願書》，大致內容為：在馬曉軍「監視居住」期間內，自願陪同。同時，他們還叫我寫了在「監視居住」期間申請警方保護的《申請書》，大致內容為：在監視期間內，為了本人安全，申請重慶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對我進行保護。如果不寫，肯定就不讓她在這里陪我了。

警察二班倒，每班三人，對我們夫妻進行24小時監控，不讓回去，也不讓我們單獨行動，一切要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其中一班警察叫王J、劉ZY和一個姓鄔的、另一班有匡W、陳MC、唐Y還有姓項的、姓郭的（有替換）。

1月13日晚上，張P、何JH兩位領導來到看押我的地方，提出叫我愛人為我辦理取保候審的手續，不叫「監視居住」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讓我們離開這個看押地，仍然保持目前狀況，還是警方監控。我們問警方：「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說：「因為李庄在看守所里『咬』你，說為什麼判了他而不判你。」（當時不知道李庄在法庭上保護我）我問那又怎樣，他們說：「這樣我們就能對外宣稱你們辦了取保候審離開了重慶，我們找不到你，把事情拖過李庄二審結束，李庄就咬不成你了。」我愛人說：「辦了取保候審又不讓我們走，那我們死到這里也沒人知道，我們家人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到時候，你們會拿出《取保候審決定書》推脫責任，我們不同意，如果辦理取保候審，我們必須離開。」他們聽後表示不同意。我說：「那你們逮捕我吧，我去看守所，那裡安全，我要二審出庭作證。」他們說：「那這樣你就會被提起公訴。」我說：「隨便，判就判吧。」僵持很久後，他們放棄了此做法。負責監視的警察還買了些小吃安撫我們道：「這件事情過去了，不要再提了。」

1月22日晚七點左右，專案組又把我帶到刑警隊，拿出我以前的詢問筆錄，讓我看一看、背一背，並告訴我一會兒去檢察院就按詢問筆錄上的說。到重慶市檢察院一分院後，我見到一位姓冉的處長和一位女的檢察官，他們掛的胸牌上顯示是偵查監督處（後來知道他們都是李庄案二審的公訴人），我當時心裡很是疑問：李庄都在二審期間了，怎麼出來偵查監督處的人來詢問我。他們對我進行了詢問並做了筆錄，最後他們讓我在筆錄上簽字，我以他們無權對我進行詢問為由拒不簽字。

1月23日，在看押地，警方告知我因為昨天在檢察院的筆錄上我沒有簽字，故需要我再次去檢察院做筆錄並錄像。這時一個姓劉的警察拿出我的詢問筆錄，讓我詳細背誦其內容，並跟我做情景演練，為再次去檢察院做准備。對此，我和我愛人堅決反對，不跟他們配合。後來，江北分局局長何NP、李副局長、刑警隊何JH、張P隊長等多位領導來了，他們一起向我和我愛人施壓，直到24日凌晨兩點多，在巨大壓力下，我被迫同意向檢察院做虛假的陳述，並接受錄像。

1月24日上午10點左右，刑警隊的何JH拿出李庄的《悔罪書》讓我們看，（當時沒有發現藏頭詩）內容與李庄在二審開庭時有關「認罪」的六段口述內容大概一致。姓劉的警察又拿出以前對我的詢問筆錄，讓我背誦其內容，再次做情景演練，下午我被帶到重慶檢察院一分院，（其中有李庄二審出庭時一男一女兩位檢察官）他們給我做的筆錄和錄像，期間，由於身體不適，我還出去嘔吐過一次。筆錄主要內容是承認原來在公安機關的筆錄屬實。

同日，我愛人因工作急需回家，但專案組張P對我愛人說：李庄二審尚未開庭，你不能離開。我愛人只好向單位繼續請假。

1月26日下午，警方兩位領導來到看押我的地方，讓我給高子程（李庄辯護人）通電話，並要求我按照他們事前起草的文稿來念，為此他們對我進行了多次的現場情景演練。文稿內容大致為：前幾天我去檢察院得知您在找我，我不願出庭作證，我以前所說的是事實，我從網上看到對李庄案的評論很多，對我和我的家庭壓力很大，因此不願意出庭作證。實際上，我們根本也不能上網，根本不知道外界任何消息。

由於高子程的電話一直無人接聽，大家就一直等到傍晚，晚上七點左右，高子程將電話打過來，他們趕緊掛了電話，設置錄音功能後讓我再打給高，我和高子程進行了簡單的通話，並被錄音，因為通話時間比較短，未能按照警方提供的文稿來念，只是表示了不出庭作證，故警方又讓我手寫了一份不出庭作證的證明。

1月29日，劉姓警察開車帶我到一中院，李庄案二審法官給我一份《出庭作證通知書》，並對我做了筆錄，大致內容仍然是問我是否願意出庭，我按照他們提前的警告，說了「不同意出庭作證」。

2010年2月2日晚10點許，我愛人因工作原因，經再三懇請警方，同意她可以先走，但我還是不能離開。我愛人臨走時，警方給買了很多禮品，並親自送到火車上面，後來聽我愛人說：警察們直至盯著她乘坐的火車開走，才放心。

李庄終審宣判後，2月10日，警方讓我繳納3000元保證金，給我辦理了取保候審，之後，警方出資給我買了機票，還為我購買了些土特產，送我登機。離開前，刑警隊何JH支隊長對我威脅道：馬曉軍，你是法律專家，你要知道出去後改變證言的後果。

在被秘密關押於居民小區的一個月期間，警方為了日後能夠證明我們在被看押時是自由的，讓我們跟他們出去逛街、吃飯、看電影。還帶我去統景溫泉區，並對我們進行拍照、錄像，以顯示我們非常愉快、輕松，實際上，對我們的監控寸步不離。

在看押期間，警方為了證明是我在重慶租了房子居住，與他們無關，還拿了一份租房協議書讓我簽字，協議中的租賃期限為2010年1月8日至2月8日，房主為劉曉東，地址為重慶市江北區建北三村35號2-1。可是，對我的《監視居住決定書》地址——重慶市江北區建北三村25號2-1不符，由於地址不符，我拒不簽字，他們只好離開。我愛人發現一張《電費繳費通知單》，看押我們的實際地點為：重慶市江北區建北三村35號2-1。

以上是整個事件的真實始末，絕無半點虛假，此前或者此後如有與本次矛盾的陳述，均以本次證明為准。

馬曉軍

2010年2月16日

補充：

2011年2月初，張P通知我去重慶辦理解除取保候審的手續，

2011年2月12日，我和愛人一起坐動車去的重慶，江北公安分局一名叫陳JS的警察（河北唐山口音）來車站接的我們，他首先問是否有記者找過我，我說沒有。後來江北分局李副局長特意見了我，對我嚴肅的說：這個案子涉及到政治問題，你以後不要參與。

後來，在網路視頻上看到李庄第二季開庭前，法庭外有打橫幅的「群眾」，有位女交警前去阻止，此時，一個男子上前對女交警耳語了幾句，我忽然發現該男子就是看押過我的專案組警察，姓項，（在畫面中戴眼鏡、橫跨背包、穿格子衣服，網路上有他的視頻）。

B. 南京法官是什麼意思誰能介紹下！

南京法官指王浩，2006年南京「彭宇案」法官。由於此案件的審判結果對社會影響巨大，此人備受關注。

案件過程如下：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南京老嫗徐壽蘭在南京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台等車時，被撞倒摔成骨折。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彭宇表示無辜，有目擊證人為其作證。

2007年1月4日，66歲的徐壽蘭向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彭宇將其撞倒在地致其受傷為由，索賠13.6萬余元。

2007年9月4日下午4點半，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認為本次事故的雙方徐壽蘭和彭宇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彭宇對受害人徐壽蘭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主審法官判決彭宇給付徐壽蘭損失的 40% ，共人民幣45876.6元。判決結束後，彭宇表示不服判決。

(2)鶴壁中院彭法官擴展閱讀：

當時這起轟動全國的民事訴訟案一審判決後引起極大爭議，有人對主審法官王浩的判決表現出了極度不滿。

2008年3月15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在全國「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首度披露該案雙方已庭外和解。

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彭宇一次性補償徐壽蘭1萬元；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台、報紙、刊物、網路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雙方撤訴後不再執行鼓樓區法院的一審民事判決。

至此，為時1年多的彭宇案畫上了結案句號。

C. 請問法院執行怎麼辦

你有義務提供開關廠的財產線索，如果提供線索後，法院還不執行，你可以申請換法官執行。

D. 如果法官的判決書沒有法律依據和理由,請問這樣的判決是錯的嗎

綜述：任何一項判決，都必須以法律作依據。沒有法律依據和理由的判決，是無效的。

判決書，法律術語，是指法院根據判決寫成的文書。是法律界常用的一種應用寫作文體，包括民事判決書、刑事判決書、行政判決書和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

特徵：

判決書的製作，在形式上應當具備規范性、創新性、公開性、法律性和准確性的特點。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判決書

E. 彭宇案到底真實的情況是什麼是老人自己摔倒的還是彭宇撞倒的

彭宇承認了當年確實和老太太發生過相撞，而後摔倒。

彭宇在第二次庭審時承認「我下車的時候是與人撞了」,但否認是與老太太相撞。第三次開庭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內容為彭宇陳述兩人相撞情況的筆錄照片,雖然這份筆錄因警方失誤丟失客觀上無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當時做筆錄的警官的確認。

結合彭宇自述曾經與人相撞卻說不清與何人相撞以及經警方確認的筆錄照片,這就構成了優勢證據,一審法院認定彭宇與老太太相撞並無不妥。

(5)鶴壁中院彭法官擴展閱讀：

案件影響

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

首先「彭宇案」反映的辦案人員的職業素養問題，切實加強政法隊伍的職業化建設。

在審理期間就出現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並沒有足夠重視並對此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後可能出現的輿情也沒有充分的預計，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後，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相關報道逐步偏離事實真相，最終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注重保障熱點案件的公眾知情權，妥善處置為當事人保密和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關系，實現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F. 老人倒地為什麼人人不敢扶

兩個原因，1.怕老人訛詐你。2.彭宇案中法官的那句 不是你撞得你為什麼要扶？把人心打涼了

G. 彭宇案為何造成這么大影響

彭宇何造成這么大的影響主要是：「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首先，應高度重視「彭宇案」反映的辦案人員的職業素養問題，切實加強政法隊伍的職業化建設。

案情經過

2006年11月20日9時30分左右，64歲的退休職工徐壽蘭在南京水西門廣場公交站跑向一輛乘客較少的公交車，與26歲的小夥子彭宇在不經意間發生相撞。急於轉車的彭宇隨即將摔倒在地的徐壽蘭扶起，並與後來趕到的徐壽蘭家人一起將她送往醫院治療，其間還代付了200元醫葯費。

法院認為，本案主要存在兩個爭議焦點：彭宇與老人是否相撞、應賠償的損失數額問題。法院認為本次事故雙方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對受害人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判決彭宇給付受害人損失的40%，共45876.6元。當天老太徐壽蘭的代理律師表示：

對判決事實感到滿意但40%的賠償比預期要少。而彭宇則表示不服此判決在南京中院二審即將開庭之際，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彭宇一次性補償徐壽蘭1萬元；雙方均不得在媒體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雙方撤訴後不再執行鼓樓區法院的一審民事判決。

(7)鶴壁中院彭法官擴展閱讀：

為什麼一起經法院審結、當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在公眾輿論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並被斥之為社會「道德滑坡」的標靶？追蹤「彭宇案」的演化過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判定「彭宇案」的關鍵事實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點上，警方丟失了事發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證據支撐，其判決結果因此受到輿論質疑。因此，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的一邊倒傾向。

法官在一審判決中對原、被告相撞事實認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輿論嘩然和公眾批評，導致社會輿論普遍不認同一審判決結果。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雙方對此均表示滿意。

但依據當事人要求，在和解協議中增設了「雙方均不得在媒體（電視、電台、報紙、刊物、網路等）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的保密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數年發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H. 法官依法執法，為什麼要向市委書記和有關部門「匯報」

這說明中國是家長式管理，政府是家長，其他的為家庭成員，家庭成員處理問題當然要向家長匯報。

I. 陳守邦的經歷

陳守邦從小能言善辯，一直辯到別人服了才罷休。為此，鄉里人都稱他是夜蚊子含秤砣—嘴緊。恢復高考後，陳守邦考入武漢水運工程學校，學習船舶製造。畢業後，分配到宜昌港務局工作。
那時候的陳守邦，嚮往當一名正直的法官。1983年，武漢大學招自修生，憑著對法律知識的渴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法律專業。畢業後，他到法院去聯系工作，當地一名法官見他思維和口才都不錯，建議他去當律師，陳守邦心動了。在法官的指點下，他參加了1989年的律師資格考試，以優異的成績通過。
當時，宜昌市第二百貨公司因一起冰箱換彩電合同與當陽一家公司發生糾紛。陳守邦為第二百貨公司當代理人，用所學的知識，打贏了這場官司。此時的陳守邦才剛剛通過律師資格考試，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律師，代理第一場官司的成功更加堅定了他當律師的念頭。
機遇正悄悄向這位年輕人靠近。這場官司受到對方代理人、宜昌名律師熊平的贊賞。開完庭，熊平讓他去找宜昌名律師彭永光，並寫了一張便條：「老彭，來人陳守邦基本功扎實，將來一定是一名出色的律師，請予接待。」
與彭永光的一段對話至今令他記憶猶新。彭永光問他：「你為什麼要當律師？」陳守邦說：「當律師可以掌握正義的天平，可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彭永光的回答意味深長：當律師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美好，你說得再好，法官不一定聽你的。陳守邦感到不解，他在心裡暗想，律師只要說得在理，法官怎麼會不聽呢？
1990年，陳守邦來到宜昌市第二律師事務所，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仗義執言叫板法官剛從事律師工作不久，年輕的陳守邦就接到了一起民告官的案子。
1996年，王非（化名）因欠人一筆債務出走，某縣級法院將其弟王永（化名）的一台錄音機扣，稱王永須找到其哥後，才歸還錄音機。王永不服，將縣法院告上法庭，請陳守邦代理。陳守邦到當時的宜昌地區中院去立案。
立案庭法官很為難：「怎麼能告法院呢？影響不好。」「為什麼不能告法院？」陳守邦反問。「有問題提出來，可以協商解決。為什麼要告？」「法律沒有說不能告法院。」「工作上失誤可提意見，怎麼能起訴呢？」「如果法院買了房子不付錢，房主能不能起訴法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這至少說明法院是可以成為被告的。」
一番舌戰後，法官承諾，先不立案，幫忙協商，返還王永財產。可是隨後幾天，陳守邦多次前往該縣級法院，錄音機還是沒還。
不行，馬上起訴，請求立案。陳守邦又來到中院，態度堅決。法官又勸他：縣法院已說好了，馬上還，你再去一趟。縣法院院長接待了他，讓他先寫個材料來，反映情況。
陳守邦卻遞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法律意見書。縣法院院長一見，大發脾氣：你是個律師，竟說我們法院侵權。「扣王永財產是不是違法的？」陳守邦問院長。「無法跟你談，要告你就告吧。」院長丟了一句話就走了。
回宜昌後，陳守邦來到中院，對法官說，他再不會去縣法院了，要求立案。如不立案就下達不予受理的裁定書，他要上訴到省高院。
中院法官還是主張調解，不下裁定書。陳守邦說，不下裁定書，你就是違法的。法官回復說，再等3天。3天後，縣法院終於將財產還給了王永。
雖然工作中有多次沖突，但事後中院法官給了陳守邦很高的評價，他說，我敬佩你這樣的律師。事實上，不打不相識，陳守邦反而因此得到了法官的信任與尊重。
陳守邦說：律師不遷就法官、不怕法官。那律師聽什麼呢，聽事實、聽法律。他說，律師與法官在斗爭中達成團結，一個功底扎實、負責任、有正義感的律師一定會受到法官尊敬和認同。正義之芒負重致遠陳守邦精彩典型的案子還有很多。陳民洪「土裡巴人」知識產權案、王正鳳訴葛洲壩水力發電廠開閘泄洪海事賠償案等3個案例被《國家法規資料庫》收錄，另有多個案例先後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法院案例選》、《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和《中國審判案例要覽》等刊物收錄。
作為省市兩級律師顧問團成員，陳守邦先後多次參與處理涉法上訪案件。他說，不同的社會群體都需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的權益。作為政府來講，稅收等各項政策的優惠不如營造公平的法制氛圍，依法行政；對於經營者，我們不能改變經營環境，但是我們可以適應經濟環境，每個經營者都要有法律意識，依法經營，遇到經濟糾紛時，首先要想到的是法律。
然而對於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法律一直是個比較陌生的概念。很多人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也不知道怎麼去維護。對於這類弱勢群體，陳守邦總是不遺餘力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1999年12月4日下午，王女士的丈夫高某在親戚家用電熱水器洗澡時，被電擊身亡。經質監部門檢測，發現電熱水器所使用的地線帶電。據此認定，事故發生的原因是地線帶電，故障點確定在三樓電表箱至五樓電表箱之間的接地線與相線短路。
失去丈夫後，王女士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要求供電部門賠償損失被拒絕後，她找到了陳守邦。2000年2月19日陳守邦為她代理訴訟，一審法院以該供電設施的產權不屬於被告為由駁回了訴訟請求。陳守邦免費為王女士代理，支持其上訴，但二審法院以同樣理由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時的王女士已對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喪失了信心，但陳守邦堅持認為，供電企業應當承擔相應的維護責任。他決定繼續免費幫其提出申訴。經過近3年時間的努力，2004年11月22日，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採納了陳守邦的意見，王女士依法獲得了賠償。
此案歷時5年，經過兩級法院的5次審理，陳守邦最終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法律保護。陳守邦常把律師同醫生相比，一個高明的醫生可以挽救很多生命，一個好的律師則可以更好地維護法律的尊嚴。他說，律師肩負的責任和醫生一樣，十幾年的律師生涯就像一個艱巨而又漫長的旅程，任重而道遠。慈父之心鐵面柔情由於工作繁忙，陳守邦平時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非常少，尤其是自己的兒子。談起兒子，陳守邦一臉的自豪，從小他就注意培養兒子的邏輯思維。他的訓練方式也獨具一格：54張撲克牌代表數字，隨意抽出兩張相加，要孩子快速說出答案。開始反應很慢，時間一長，兒子的反應越來越快，對數字也相當敏感。兒子上學後，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異，特別是理科成績名列前茅，陳守邦說，這一點和他自己很相像。
兒子參加高考那年，意外發生了。一天下午，他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個持刀歹徒的搶劫，歹徒搶走了他的隨身聽，倔強的小夥子奮力追趕，追上後拉住歹徒大聲呼喊，窮凶極惡的歹徒轉身向他連捅了5刀，倉皇逃走。
聽到消息後，陳守邦匆忙趕往醫院，當他見到滿身是血的兒子時，痛心萬分。一位護士對他的兒子說：不就是個隨身聽嘛，歹徒搶了就算了，幹嘛要追他，真不值得。兒子的回答卻讓陳守邦心裡為之一震，「我不能讓歹徒得逞，他一得逞就會搶其他人。」本來還想抱怨兒子的陳守邦一句話也沒有說，緊緊地抱住了他。
此時的陳守邦，心裡既痛心又自豪。痛心的是兒子的傷，自豪的是兒子和他極為相像的正義感。看著孩子堅定的眼神，這個堅強的漢子禁不住淚流滿面。
在陳守邦的生命辭典中，正義、真理、法律是3個最重要的詞句，註定要用畢生精力去詮釋的詞句。而對於一個生活在律師世界的人來說，無論這種詮釋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於他而言，都是一種幸福，一種無與倫比的幸福。

J. y李小龍是怎麼死的

鑒於李小龍名氣之大，死亡疑點又很多，故當局決定組成死因研訊法庭來公開進行審理，以爭取給民眾一個滿意的答復。為查明真相，在1973年9月3日、9月4日、9月17日、9月18日、9月20日、9月21日及9月24日先後七天在九龍荃灣裁判署第二法庭進行「李小龍死因研訊」，由董梓光法官主審，還有9名陪審員。
法官首先向鄒文懷及丁佩詢問了李小龍去世當天的情況，接下來又重點對朱博懷醫生進行了盤問。朱博懷先生回答說，他是於7月20日晚上10點接到丁佩的電話後，趕到她的家裡對一名叫「李振藩」的男子進行救治的。當時他發現李小龍側卧著已不省人事，對身體外部的推、拍動作全無反應，而且無呼吸、無脈搏。時瞳孔尚未完全放大，無法斷定李小龍當時是否已經死亡。為了進行有效的救治，他便建議召喚救護車。李小龍在送院途中仍未見好轉。法官問他有沒有對病人全力進行搶救時，他回答說：「病人已無生命跡象，但我仍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救治。」法官問他以前有沒有給丁佩看過病，他回答說：「有。」法官問他到達出事地點後，那裡共有幾個人，他回答：「只有病者、丁佩與鄒文懷。」
中國第二天（1973年9月4日，星期一），法官對救護車負責人彭德生進行了詢問。彭德生回答說，他是於7月20日晚上10點30分由急救中心出發，約7分鍾後到達出事地點，發現衣著整齊的病人已陷入昏迷狀態，且另有兩男一女。由於各項救治措施均無明顯效果，他便決定將昏迷者送到設備齊全的伊麗莎白醫院進行搶救。將病人送往醫院途中，他仍與同事對病人進行全力搶救。法官問他現場有沒有掙扎過的痕跡，他回答說：「我不是警察，這不關我的事，現場好像未發現有此種跡象。」
中國繼彭德生之後，又由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的曾廣照醫生回答法官的提問。曾醫生回答，1973年7月20日晚上11點鍾，他正在急症室值班。為李上龍進行檢查時，發現他早已沒有心跳，且瞳孔放大，對光彩奪目沒有任何反應。他仍與同事按操作規程對病人進行救治。當時發現陪同李小龍到急症室的只有鄒文懷與琳達兩人。直至晚上11點30分，經全力搶救無效，才宣告病人死亡。1973年9月4日上午所進行的審理便告結束。
經過六天冗長的聆訊後，主審法官董梓光先生於9月24日上午10時開始，對「李小龍死因研訊」作出案情總結並分析重點，以協助陪審團作出死因裁決。法官根據三位專業人士的見解（負責解剖和化驗遺體的萊西特醫生及林景良博士，還有專程來提供專家意見的英國法醫界朗勞．迪雅教授），相信李小龍是因「腦水腫」導致立即死亡，至於發病原因，則是「裁決死因」的症結所在。

闡述過案情及研訊重點後，法官再向陪審團逐一解釋七種死因的法律定義，並分析各種死因的可能性。
1、謀殺：死者沒有證據顯示是被殺害的，這個死因可排除。
2、誤殺：在本案中，死者顯然沒有遭到這種傷害，亦可排除。
3、合法殺人：死者猝逝根本與此無關，因無須考慮。
4、自殺：死者沒有自殺動機或傾向，所以此項不大可能。
5、自然死亡：在驗屍和化驗中找不到致死疾病，故也可排除。
6、意外死亡或死於不幸：可能服用阿司匹林導致過敏反應。
7、死因不明：如陪審團對證供及專家分析意見有質疑則應考慮。

當董梓光法官陳述完畢後，陪審團依例退庭，以閉門商討最終裁決。出乎意料之外，陪審團僅用了短短5分鍾，即就李小龍撲朔迷離的死因，作出最終裁決為：「死於不幸」。
時至今日，仍有很多人熱衷於探討李小龍真正的死因。
根據參加李小龍死亡原因調查委員會的法醫權威、倫敦大學朗勞．迪雅教授的分析：李小龍可能是阿司匹林成分與其他葯物成分混合後形成一種十分罕見的「過敏症」，此種過敏繼而引發致命的腦水腫。因此，迪雅教授認為李小龍的猝死是一次「意外事故」。李小龍死因揭開後，其遺孀蓮達奉勸和告誡那些還想在雞蛋里挑骨頭的人：「請不要再猜疑了，讓李小龍平平靜靜地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