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法官會議
司法官在台灣是法官及檢察官的合稱。
在台灣要成為司法官的話必須先具版備大學院校法權學院法律系畢業或司法人員高等檢定考試(司法三等)及格之應試資格， 再經司法官特考及格，接受司法官訓練，並至各地方法院及地方檢察署學習期滿及格後，才能被任用。
目前台灣曾提案修法比照外國，將參加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的應試資格提高到法律相關研究所畢業才行。保障司法官為終身職，非依法不得去職，但為司法院大法官之司法官有特殊規定。
㈡ 兩大法系在是否公開合議庭的少數意見問題上有何差異
公開少數意見是英美法系的傳統，起源於英國法院中的法官單獨發表意見制度，形成於美國最高法院馬歇爾首席大法官的改革措施，即要求審判庭法官形成一致意見後，以法院的名義作出，以此提高判決的權威性，此項改革收到但是一些堅持單獨發表意見法官的反對，而此項改革最後就成了，法院以多數意見作出判決，允許少數意見法官附上不同意見（dissenting opinion）。而在以後數百年的發展中，不斷完善形成如今的少數意見公開的相關制度。而因為這項制度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歷史上成就了一些以發表反對意見成名的法官和一些影響美國法律進程的偉大異議（有興趣可以參見《反對有理--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的著名異議》Mark Tushnet 著 胡曉進譯），所以對於是否公開少數意見的問題便在世界范圍提出來了，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率先進行討論和引進，代表性的如德國的憲法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戰後被迫作出）等等，不管是主動引進還是被動引進，都得到的制度上的建立和完善，雖然對於其實施效果的評價和判斷爭論不一，但此後一些大陸法系的國家或地區也都先後引進該制度，如中國台灣的大法官會議等等，
中國大陸地區在2002年左右，由廣東海事法院最先作出公開合議庭少數意見的的嘗試，當時在全國引起很大轟動，爭論也是不斷，而後上海某法院和北京海淀法院也在個案中公開了合議庭少數意見（有點北上廣的感覺），其他地方法院也陸續零星的有類似的做法，而在中國得以實施的最主要理由是，關於合議庭少數意見是否能在判決書中公開，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沒有明確禁止也沒有表示給予名分，算是一直在搞擦邊球吧，所以這幾年學界一直在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支持者認為有利於法官獨立，司法公開，豐富判決理由等等各種有利於，而反對者最主要的理由是這種做法與大陸法系中的合議庭秘密評議原則相違背，然後是各種不利影響，而最高院始終處於觀望狀態，似乎想要看看再說，幾次的改革議程中對此問題也為提及。
簡而言之，對提問同學的回答是，請參考答案一。
其實現在這種直接對比兩大法系的做法或問題已經過時了，很多國家的法律體系都在改革，很難說是純粹的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反而是這兩種法系的一些制度和理念在相互融合和借鑒。這也是現代司法體制改革的趨勢之一。
㈢ 1946年12月31日中國第一次短暫行憲屬於總統制還是半總統制還是議會制還是內閣制怎麼分
1945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再不能拖延民主的許諾。雖然和共產黨尚未談攏，國民黨還是聯同青年黨、民社黨單方面召開了「制憲」（1946）國民大會，並進行「行憲」（1947）國民大會代表的全國選舉。
「制憲」國大代表，顧名思義，選出來就是制定憲法的（當時已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制憲國大是1946年開的，大部分代表卻是10年前「五五憲草」宣布後選出的。但本該1936年召開的國大卻由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推遲了十年。到1946年召開時，又補充了近三分之一（700人）的各政黨推舉人以及「社會賢達」，其餘仍是十年前各選區選民直接選出的代表。制憲大會在1946年12月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就該「行憲」，即在全國選舉「行憲」國大代表，並通過這些代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銆「行憲」國大代表名額按縣分配——每縣選出一人、人口超過百萬的縣選出兩人，然而卻限制了候選人的資格，必須要由黨派提名，否則要「經500名以上選舉人（即選民）之簽署」。
行憲國大
蔣介石為使其統治合法化，決定1948年為行憲年。所謂行憲，就是開始實行民主憲政，並按照憲法規定選舉總統，實行總統制。1947年11月，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以孫科為主任的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國民黨內成立了「選舉指導委員會」，具體負責大會代表的選舉和籌備事宜。1948年3月29日，行憲國大在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679人。
蔣介石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其後，國民黨內部各派經過激烈的爭奪，大會經過4次投票，於4月29日選出李宗仁為副總統。5月1日，大會閉幕。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總統、副總統。其後，組成了行憲後的政府，由翁文灝、孫科、王寵惠、張伯苓、於右任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
㈣ 台灣人的身份證是什麼樣子的
台灣人的身份證如下圖：
㈤ 台灣地檢署是什麼機構
台灣司法制度簡介
司法制度從概念上講是一個國家的司法權、民眾的訴訟權和結合二者的正當程序原則共同構成的結合體。可是，人們在談及司法制度的時候往往側重司法權，我在這里也是如此。
就審判權而言，世界上有一元制、二元制和多元制之別，台灣實行的是三元審判體系，法院分為普通法院（民刑事）、行政法院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從1949年開始，國民黨將過去在大陸實行的司法制度搬遷到台灣，這些制度在十年訓政時期有過一些調整，但大體上沿襲了北洋政府甚至是晚清的司法制度。公務員懲戒是在1947年憲法中才獨立出來。此外，台灣還有軍事審判，但這一制度的憲法根據並不是很清楚，僅僅是根據憲法中的「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一規定而得出。軍事審判權並不劃歸司法權，而是歸入總統統帥權體系，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否參照了美國不得而知。如果這樣將軍事審判加進的話，審判體系就有了四種。
法官的保障也是司法制度中重要的一方面。對法官的保障，除了在憲法第80、81條對職務及身份獨立加以規定以外，法院組織法和一些條例也規定並強化了對法官的保障。憲法上的「終身保障」制度一開始被解釋為「至死方休」。後來人們提出了質疑，這一制度也作了調整，於是就有了七十歲不辦案可照拿全薪的「優遇制度」。
台灣的憲法解釋制度也很復雜。由於中國早期是將整套的西方法律移植過來的，故必須有少數專家對法律作出解釋，形成中國特有的解釋制度。台灣現行的解釋體制基本上沿襲了以前司法院的特色，不過是由司法院特設大法官組成的大法官會議而不是由最高法院行使。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期九年。大法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傑出的普通法官，一是有聲望的教授學者。解釋分憲法解釋和對法令的統一解釋兩種。
台灣的大法官解釋權在法律文字沒有改動的情況下發生一些功能上的變化。在法律頒行之初，由於上面談到的原因，大法官會議不但有對憲法的解釋權，還有對法令作出統一解釋的權力。但後來隨著審判實踐的發展，大法官會議很少再對法令做統一解釋了（在1994年以來，只做了兩次），只做憲法解釋了。而且，憲法解釋也發生了變化，由抽象咨詢，這很類似此地的批復，變成具體憲法爭議的仲裁者。最高部門之間的爭議會提交到司法院，後來人民也能向司法院聲請解釋。1980年代大法官對終局裁判適用的法令若認定違憲，即可給予特別救濟，於是台灣就有了違憲審查。
審級方面，民刑事法院是三級三審，行政法院是一級一審。行政法院基本上是和法國一 樣獨立的審判體系，但從隸屬關繫上看又類似奧地利，因其隸屬司法體系，而非象法國那樣隸屬行政體系。明年將正式調整為二級二審。公務員懲戒實行一級一審，一定職等以上公務員的懲戒，須由監察院移送到司法部門。但不是以法院的形式，而是以會議的形式作出裁定。大法官已宣告了此一組織方式違憲。這樣在台灣，故未來公務員懲戒也將更司法化。
在司法行政方面，司法院在國外罕見。憲法規定司法院掌理民刑事。於是在司法院是法院還是行憲前的司法行政院的問題上一直存有爭議。但在行憲後，司法行政的的建制更加奇怪了。行政院下設司法行政部，該部掌管高等法院極其以下的各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務，司法院只管理終審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務，且司法院實行首長負責制。
在1970年代末，由於政治改革的推動，司法體制也有了變化，所有法院都改歸司法院，司法行政部該稱法務部，掌管檢察體系同時是行政院的法律顧問，不再掌管高等法院以下的法院了。此外，司法院還為自己解釋出一個法案提案權，這樣司法院就有了一個政策主導權。
㈥ 台灣法庭的審判長、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是什麼意
一、在獨任審判中，法官就是審判長。如果審判長要調查的事項是在其他法院管轄區域內，則可專能囑屬托該管轄法院代為調查，此時該調查法官就是『受託法官』，因為受審判長之託嘛。
二、在合議審判中，審判長為准備審判起見，通常會先指定法官進行准備程序，此時受指定進行准備程序的法官就是『受命法官』，在實務上受命法官也就是本案的調查法官。
三、在合議審判中，除審判長外及受命法官外，還有其他的法官在(高等法院三人組合議、最高法院五人組合議)，這些非審判長及非受命法官的法官就是陪席法官，因為在實務上陪席案件並非他們自己的案件(他們有自己的受命案件)，而且也不參與准備程序，對案件也不了解，所以陪席法官對陪席案件大都僅是因為行政事務上的分配而不得不來，所以在法庭上常可以看到陪席法官在法台上打瞌睡。
㈦ 台灣的「五大院」是哪五大我知道有「行政院」，「立法院」
台灣的「五大院」:「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根據台灣當局「憲法」規定，「行政院」是台灣當局最高行政機關，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和有關部會首長的副署；「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和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及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系事項；「行政院」對「立法院」所決議的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及重要政策有異議時，須經「總統」的核可，才能移送「立法院」復議，若出席「立法院」的三分之二「立法委員」表決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長」應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根據台灣當局「憲法」規定，「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委員」組成，具有決議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務之權。對於「立法院」的職權，自1990年後經歷次「修憲」，作了較大變更。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職權尚包括：提「憲法」修正案、決議變更領土、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對「總統」提名之「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考試院」正副「院長」及考試委員、「監察院」正副「院長」及監察委員行使同意權，並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司法院」系台灣當局的「最高司法」機關，主管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審判及對公務人員的懲戒審議等事項，並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司法院」設大法官會議，院長為主席，行使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下設秘書處、第一廳、第二廳、第三廳、第四廳、參事室、會計處、統計處、人事處、公共關系室以及各種委員會等機構。「司法院」置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考試院」系台灣當局最高考試機構，掌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任免、考績、級俸、升遷、保障、褒獎、撫恤、退休、養老等事項。
「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考選、銓敘兩部部長組成。下設秘書處、會計室、統計室、人事室、訴願審議委員會、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考試院公報指導委員會等機構。
「考試院」置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若幹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院長綜理院務，並為「考試院」會議主席。
「考試院」設考選、銓敘兩部，分別掌理考選行政與文職公務員之銓敘，以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理事項。另外設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監理委員會。
「考試院」名義上仍為台灣當局的最高考試機關，實際上已形同虛設。
根據台灣「憲法」規定，該院是台灣當局的最高「監察」機關。1948年5月在大陸選出「監察委員」180人，任期6年，於1954年5月期滿。國民黨去台後，蔣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名義，決定「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聘與召集之前」，「第一屆委員繼續行使其職權」。
㈧ 台灣監察院和司法院的職責分別是什麼
監察院職權
* 收受人民書狀 * 調查 * 糾正 * 彈劾 * 糾舉 * 巡察 * 監試
* 審計 *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 公職人員利益沖突迴避案件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 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依憲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監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又憲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監察院為行使監察權，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監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監察院為行使監察職權，得由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持調查證，赴各機關部隊公私團體，調查檔案冊籍及其他有關文件，各該機關部隊或團體主管人員及其他關系人員不得拒絕。依監察法第三條規定，監察委員得分區巡迴監察；第四條規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依監試法第一條規定，政府舉行考試時，除檢核外，均由考試院考選機關，分請監察院或監察委員行署 派員監試。又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監察院並依法受理公職人員財產之申報。
依上所述，監察院具有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得提出糾正案，以及收受人民書狀、巡迴監察、調查、監試、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等職權。以上各項職權之行使，始於調查，終於提出糾正案或彈劾、糾舉。監察委員行使調查權，除自動調查外，其主要來源即是人民書狀。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後，由監察院業務處第二組簽注意見，送呈值日委員核批。其經核批調查者，由監察院依簽定席次，輪派監察委員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屬於糾正案性質者，由各有關委員會處理；屬於彈劾案或糾舉案性質者，應交付審查，由全體監察委員按序輪流擔任審查委員；經審查成立者，移付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或送交被糾舉人員之主管長官 或上級長官處理。
司法院掌理 解釋權、 審判權、 懲戒權 及 司法行政權。
[解 釋 權]
司法院解釋憲法及 統一解釋法律命令，由大法官掌理，以會議方式行之，會議主席由司法院院長擔任。
[審 判 權]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
民事、刑事訴訟：
設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掌理，原則采三級三審，例外采三級二審制，以第一、二審為事實審，第三審為法律審。
行政訴訟：
設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掌理，采二級二審，以第一審為事實審，第二審為法律審。
法官為終身職，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懲 戒 權]
公務員懲戒，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懲戒案件一經議決，即行確定，但有法定再審議之事由時得聲請或移請再審議，以資救濟。
[司法行政權]
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督同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各廳、處長，行使司法行政權，監督所屬各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並謀求司法制度之健全、司法業務績效提升、司法工作條件充實與裁判品質之提高。
㈨ 台灣政治體系
府院制度總統總統、副總統任期4年。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宣布戒嚴、任免文武官員、授與榮典、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以及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總統依據憲法行使職權，設總統府，置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2人，另有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對國家大計及戰略、國防等事項，向總統提供意見，並備咨詢。根據憲法五權分立的精神設立五院，包括了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和司法院。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置院長1人，由總統任命；副院長1人，兼任部會首長之政務委員10人，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7人，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共同組成行政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議決重大施政方針及向立法院提出法律、預算、戒嚴、大赦、宣戰、媾和、條約等案。立法院 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直接選舉之立法委員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對總統、副總統犯內亂外患罪提彈劾案及對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長之任命行使同意權，並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職權。立法院置院長、副院長各1人，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立法委員自第7屆（2008年）起由225人減為113人，任期4年。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並可以決議或覆議行政院重要政策。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解釋權、審判權、懲戒權、司法行政權。司法院置大法官15人，並以其中1人為院長、1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大法官以會議方式行使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憲法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並為終身職。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置院長、副院長各1人，考試委員若幹人，均為特任，任期為6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考試院之職掌，依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規定為： 1. 考試。 2.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恤、退休。 3.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升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考試院下設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監理委員會。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置監察委員29人，並以其中1人為院長，1人為副院長，任期6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監察院設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3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監察院為行使審計權，設審計部。
㈩ 台灣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全文】淺析大陸和台灣地區的行政訴訟法比較
作者：佚名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的引用比大陸更為明確。大陸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第114條中原則性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規定外，對本法沒有規定的，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事實上行政訴訟程序的每一具體步驟可以參照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很不確定，可見大陸引用民事訴訟法條文實際上是一種彌補行政訴訟法不足的手段，由於被引用的條文並未明確下來，這些條文並未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相比較而言，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行政訴訟中每一具體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訴訟法條文均一一列出，便於操作，從而使這些條文成為行政訴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以及行政訴訟法結構之差異
1.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的區別
目前較為典型的行政訴訟體制有兩類，也稱為行政訴訟的一元制與二元制。一元制又稱合並主義，以英美為典型代表;二元制為分離主義，以法、德、奧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代表。台灣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屬於典型的分離主義。行政訴訟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管轄。行政法院獨立於其他普通法院(但較為獨特的是它與普通法院均隸屬於「司法院」)。並且將行政訴訟由以前的一級一審改為兩級兩審。這既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註：在國民黨政權盤踞大陸時期，行政案件數量很少。從1933年至1947年15年間，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僅有2件，最多也僅為82件。故只設中央一級行政法院足以應付需要。國民黨政府到台灣後沿用舊的行政訴訟體制，一級一審體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數據引自《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一)》，第313頁。)也是為了進一步給予當事人以充分救濟。當然這也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學者大力推動有密切關系。大陸地區行政訴訟體制則屬於合並主義即一元制。行政案件與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轄。但較為獨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內設有行政審判庭，具體負責行政案件的審判。雖然大陸也有學者呼籲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況下難度很大。大陸普通法院共設四級，也是兩審終審制，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台灣地區行政法院共設兩級，一審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不存在著級別管轄的問題)。
台灣地區行政法院隸屬於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違憲審查權，因此其行政訴訟法第252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確信有抵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大陸法官沒有違憲審查權，並且在第53條規定，行政規章之間相互矛盾時，得聲請國務院予以裁決。這一規定被學者們認為是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最不和諧的音符。
2.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結構存在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法與大陸民事訴訟法的結構相似，分為總則、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附則等共計11章。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則分為：總則、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抗告程序、再審程序、重新審理、保全程序、強制執行程序、附則共計9編。
台灣地區以不同審級的、不同性質的審判程序為單位架構其行政訴訟法體系。將受案范圍、管轄、當事人，以及共同的訴訟程序如送達、當事人書狀、期間、訴訟卷宗、訴訟費用等均歸之於總則內容。這樣簡潔明了，便於操作。
另外從總體上看，雙方行政訴訟法均有對方所不具備的內容。大陸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內容有：侵權賠償責任，涉外行政訴訟，以及總則中關於行政案件審理所應遵循的原則等。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所獨具的有：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中的和解，一審簡易訴訟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審理等。
大陸行政訴訟法雖然也有總則，但其內容不似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總則那樣將所有共同的不屬一審、二審、再審等程序的規范均包容在總則中。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際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訴訟的目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的原則。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總則實質上是該法的綱領，雙方對總則的認識存在明顯差異。
四、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之差異
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均於總則第一條簡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陸行政訴訟法指明其目的是：「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依此規定，立法者賦予行政訴訟法鮮明的控權色彩。這也與大陸行政法學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權論還是平衡論均認為行政訴訟法的主要功能為控制、監督行政權的有效行使。正因為此，使得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在中國行政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發展中具有開創中國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義。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指出其目的為：「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相較之下少了「監督」二字使具控權色彩較淡，更側重於行政訴訟法作用的均衡發展，既保障行政權的有效運行，同時也注重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但其多了「增進司法功能」一語。將其列入總則中體現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總之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實際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並對以後的條文產生較大影響。
五、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差異
1.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的確定方式為概括式。在其第2條中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並對兩種特殊情況作出處理，即第9條規定可受理自身利益並未受到侵害的人民，為維護公益提起的訴訟。並規定選舉罷免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受理(這些也均屬於公法上的爭議)。
大陸行政訴訟法受案范圍採用結合式即首先在該法第2條作了概括式的規定，並在該法第11條作了列舉(先作內容列舉，再作法律列舉，最後在該法第12條作了具體排除列舉)。
2.受案范圍不同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本法提起訴訟。這里它要求首先應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而抽象行政行為則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其次，權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權起訴，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又將「合法權益」限定在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這兩類，而政治權益、受教育權益則無形中被排除在外。並且對於非行政主體的公法人如公立學校，公立醫院等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時，對他們提起的訴訟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據不很明確。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則比大陸廣得多，認為公法上的爭議均可提起訴訟。有些台灣地區學者將公法定義為規范公權力的法。由它引起的爭議，其范圍顯然要比行政權行使引起的爭議范圍大得多。(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對公法契約爭議與選舉爭議也可提起訴訟。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對公法上的爭議所提起的訴訟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受理。)
我國大陸地區不承認公私法的劃分，所以在行政訴訟法中將其受案范圍定義為公法上之爭議顯然不恰當。但我國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所採取的混和式規定的模式其缺點也十分明顯，正如台灣地區學者管歐所言：「列舉主義其優點在於規定明確，防止濫訴、杜絕紛擾。唯社會新興事業日多，行政事項極繁，列舉既難免遺漏，且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行政事項，若不在列舉的范圍之內，則因違法行為所受的權利損害，即無法定的救濟。至於概括主義，其得失則與列舉主義相反。唯就行政訴訟制度的趨勢及法制思想與社會進步的情形言之，則由列舉主義而趨向於概括主義。」瑞士公法學者魯克認為列舉主義是行政訴訟達成概括主義的一種過渡手段。事實上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也是從列舉主義經過司法機關不斷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與行政法院的見解均認為公務員與國家關系乃特別權力關系，公務員不得對其身份上所受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但經大法官屢次解釋之後，公務員對於公法上財產權之爭議，以及免職處分或對於公務員身份有重大影響之處分，均得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最終導致由列舉主義過渡到概括主義。大陸行政訴訟司法實踐實際上也在不斷突破列舉主義給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為最終也應納入行政訴訟范圍之內。目前英美等國已有條件地將其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中。台灣地區由於採用概括主義，實際上也已把它納入到行政訴訟范圍之內，大陸在這方面與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管轄的規定不同
大陸由於地域廣大，並且設有四級法院，其管轄較為復雜。可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與裁定管轄。地域管轄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但也規定了幾種特殊的地域管轄，主要有：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由原告選擇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大陸行政訴訟法尤為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凸現其控制監督行政權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為兩級兩審制，一審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轄，因此不存在級別管轄的問題，地域管轄則普遍適用原告就被告原則。雖然比大陸簡單，但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對行政權的監督控制力度顯然不如大陸行政訴訟法的大。大概由於其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之故。
七、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參加人制度之差別
1.原告資格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提出嚴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認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權益與財產權益受到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侵害的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訴訟中行政主體只能是被告。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原告的資格是依據訴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銷之訴與請求處分之訴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對人。確認之訴與給付之訴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對人，也可以是行政主體。這與大陸行政訴訟法有很大的區別。尤為獨特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起行政訴訟不以其權益受到侵害為前提。如台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律特別規定者為限。第25條，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於其章程確定目的范圍內，由多數共同利益之社員，就一定之法律關系，授與訴訟實施者，得為公共利益提起訴訟(大陸在這種情況下，該社團法人沒有原告資格)。可見，現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對於行政訴訟利益的保護范圍進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將部分反射利益、事實利益納入訴訟利益范疇，且這些利益並非僅局限於某特定個人，可以為他人甚而是社會大眾之共同利益。考慮到具體受行政侵害之個人未必會提起行政訴訟，立法者承認公益社團的訴訟主體資格，允許它為其成員或社會上更廣泛抽象之集團利益提起行政訴訟。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於更好地監督行政機關合法行使職權。
相形之下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過於苛刻。正如韋德所指出的：對於原告的適格，採取限制性規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發展。大陸行政訴訟適格原告條件應該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實現訴訟權利。
2.適格被告條件存在差別
在大陸，當被委託機關或者個人因行使被委託的職權而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時，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時以原行政機關為適格被告，受委託組織或個人為第三人。
在台灣地區，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團體或個人為被告，而不像大陸以委託機關為被告。
3.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區別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規定，除律師外，依法令取得訴訟事件代理人資格者、因職務關系為訴訟代理人者、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者可以為訴訟代理人。
大陸行政訴訟法規定：律師、社會團體、提起訴訟的公民的近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以及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託為訴訟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選擇的訴訟代理人的范圍比台灣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陸，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在行政訴訟中被賦予一些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如可以依照規定查閱本案有關材料，可以向有關組織或公民調查收集證據。而一般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需人民法院批准，並且不得查閱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內容。台灣行政訴訟法則未授予作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優於其他訴訟代理人的權利。
4.當事人訴權存在差異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授予當事人的訴權比大陸為多，而且當事人的訴權不僅平等，而且近似於對等。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原告有起訴權，被告有反訴權。原告撤訴權的行使在某些情況下也應征詢被告的意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等等。而大陸行政訴訟法控權色彩十分濃厚，它追求當事人訴權實質上的平等，為保障原告訴權的有效行使，往往對作為被告的行政主體的訴權作某些限制，如訴訟中不可自行收集證據，需負舉證責任等。可見大陸行政訴訟法在這個問題上的立法理念仍然優於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前置程序之間的區別
大陸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較為復雜，採用自由選擇為主，先行強制為輔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復議前置由各具體法律加以規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中有關行政訴訟前置程序的規定則較為簡單，它將行政訴訟分為撤銷訴訟、給付訴訟與確認訴訟。對於撤銷訴訟一律需要先經過訴願程序，即復議程序。而確認之訴中雖未明確指明需訴願前置，但實際上也有訴願前置的要求。給付之訴在實務上往往與確認之訴或撤銷之訴密切相關，因而可以認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以訴願前置主義為其基本原則。這與台灣地區行政法受大陸法系行政救濟制度傳統影響較深有關。對於前置程序目前有兩派截然相反的意見：贊同者認為訴願前置更有利於尊重行政權，維護行政統一，並且經過訴願程序的過濾淘汰將大大減輕法院的負擔。從整個救濟系統來說，此設置也便於協助人民澄清疑點，擴大救濟機會以及加速救濟程序。反對者認為：將訴願列為行政訴訟之先行程序究其實際，實有先行強制主義與行政選擇式任意主義之別。訴願制度日益完善，使其與行政訴訟制度並存，孰曰不宜[2]?主張以先行選擇主義代替先行強制主義，使訴願成為與行政訴訟、請願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濟制度。也有學者建議，對有些情形的違法處分得不經過訴願或再訴願程序，逕直提起行政訴訟。
目前在世界各國中訴願自主選擇主義已成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法國，原則上也採用自願選擇主義。德國行政訴訟法中就確認訴訟，一般給付訴訟及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對聯邦最高官署或聯邦最高官署所為之撤銷訴訟或義務訴訟，均採用直接訴訟。大陸行政訴訟法較為充分地尊重當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灣地區現行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則顯得過於保守，但與1975年版的「兩級訴願一級訴訟」體制和「再訴願前置主義」相比無疑已有進步。顯然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在這一問題上還應有所發展。
九、證據制度之間的差異
1.舉證責任之間的差異
大陸行政訴訟中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主體在訴訟期間應舉證其作出的行政行為的事實上與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認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證據)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奉行職權主義原則，(註：事實上現行行政訴訟法頒布之前，台灣行政訴訟法並無舉證責任的規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訴訟法來確定舉證責任。但司法實踐中也出現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案例。參見[台]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16頁。)即行政法院就訴訟關系所依據重要之法律事實上收集及澄清負完全責任。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行政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關系，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第133條規定：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程序，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第134條：當事人主張之事，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甚至人民無法對其主張舉證，而需借重法院之職權時，亦可請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維護人權。雖然職權主義的本義為更好地調集證據，但其效果顯然不如大陸的由被告負舉證責任的規定。
2.證人作證責任的差異
大陸將作證作為知情者的法定義務，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證的義務，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國家機密時可以免除作證的義務。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145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之有親密關系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蒙恥辱者，得拒絕證言。即使自願作證亦不得令其具結。顯然這與受西方人權思想影響較深有關。
3.證人作證范圍之差異
在大陸，證人作證僅限於與案件有關之事實，而不涉及法律問題。與案件有關的法律問題由被告舉證，原告亦可就法律問題舉證證明其主張。
台灣行政地區訴訟法第162條規定：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就訴訟事件之專業法律問題，征詢從事該學術研究之人，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律意見。可見就法律問題，台灣地區可以要求證人作證。
事實上大陸在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訴訟中，法官往往會接受法學專家對法律問題提出的意見，但目前尚未見諸於法條。
4.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限制不同
台灣地區行政訴訟中未對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時間予以限制。大陸行政訴訟法對被告收集證據的時間有嚴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證人收集證據(第33條)。其目的為更加嚴格地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5.對訴訟參與人妨礙證據調取的處理方式不同
大陸對妨礙證據調查的訴訟參加人的處理方式為處罰，如訓誡、責令具結悔過、罰款、拘留等。台灣地區則遵循「任何人不得從其不當行為中獲利」這一古老法律原則，對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規定，其第139條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困難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這一規定顯然比大陸單純使用處罰這一方式更為科學。
十、一審程序中存在的差異
在一審程序中，大陸和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之間存在諸多差異。最為明顯的為台灣地區一審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時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調解。台灣地區行政審判一審中還有簡易訴訟程序。之所以會存在這種情況是因為台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為給予當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濟而不似大陸將其定位於控權法。因此只要能達到給予當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濟這一目的，簡易程序以及和解、調解等並非不可接受。而且由於其迅速、簡便，處理小型公法上的爭議優勢尤為明顯。但缺點是對行政主體的監督不力。因此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不宜引進這些制度。(註：由於大陸法系國家較為強調其保權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被廣泛採用。參見陳清秀：《行政訴訟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94年8月版，第343頁。)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機關法治意識還不十分強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時，大陸要求法官應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原則。而台灣地區則遵循法官自由心證原則。其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前項判決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證明於判決。顯然大陸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這一裁量標准太理想化了，實際上也難以完全達到，尚不及台灣「法官自由心證」這一規定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