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法院

⑴ 羅德尼·金事件的法院審判

由於新聞媒體口誅筆伐，大造聲勢，使金案未審之前就已鬧得滿城風雨。在美國社會中，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大量報導，對於司法過程和司法權是一種強大的監督力量。應該說，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案件的深入報導和輿論監督，對於增加司法透明度，監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審判質量，促進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敗，培養公民法律觀念和意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盡管主流媒體都標榜自己客觀公正，但事實上仍然會受到不同的利益背景和價值取向的影響。當法院處於媒體所激起的公眾輿論喧囂包圍時，強大的輿論有可能對公正審判造成外來的巨大壓力，使法院審判喪失公正性和獨立性。正是由於存在這種危險，即使在崇尚新聞自由的美國，為了維護司法獨立和正當程序原則，法院和法官歷來都對新聞媒體抱有極大的警惕和戒備心理。著名的的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902─1932任職），就以不讀報紙而著稱。
為了防止新聞媒體干涉法院獨立審判，美國法律規定，媒體對法庭活動只能進行文字描述，一般禁止錄音錄像和實況轉播法庭審案過程。所以，全國三大電視網和CNN對法庭活動進行報導時，所配畫面只能是法庭速寫師提供的速寫畫。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案的審理過程經電視直播，在美國司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例外。此外，為了防止媒體影響陪審團的獨立判斷，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任期1949─1967）1966年在謝潑德訴馬克斯威爾案（Sheppard v. Maxwell，1966）中指出：鑒於現代傳播媒介的煽動能力和將有傾向性的新聞報導隔絕開來的困難，初審法院應採取有利措施以保證法律之天平不會不利於被告。克拉克法官裁定：將陪審團與外界隔絕開來，也是本法官應根據辯護律師的建議而採取的措施。如果審判活動被公開報導而可能有失公正，應令重新審判。〔3〕
依照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聯邦和州各級法院有責任確保新聞媒體不幹預公正審判，法官、律師和刑事案中的公訴人有責任挑選對案情一無所知的候選人出任陪審員，並使陪審團與媒體的宣傳報導暫時隔絕開來。在審判期間，法官有責任告誡陪審員，不得接觸任何媒體傳播的新聞和消息，只能將法庭所展示的證據作為判決的唯一根據。此外，法官還可以依法限制涉案人士與媒體接觸，推遲案件審判，變更審判地點，改變管轄法院。在金案中，加州地方法院法官下令將審案地點由洛杉磯縣遷到溫杜納縣，對審判結果造成了一定影響。溫杜納縣是洛杉磯地區警務人員的聚居區，民性保守，對警方權威推崇敬仰，白人占人口總數60%，黑人僅佔3%。在這一地區挑選出的陪審團，顯然對被告比較有利。
在加州地方法院審判時，警方被告聘請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刑事辯護律師，此公以如簧之舌告訴陪審團，警察群毆嫌犯完全是基於自身的緊張和恐懼。他聲稱，在多數情況下，因超速、闖紅燈等小事違規，但卻在警察尾追時拚命逃竄的嫌犯，絕大多數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毒品販子。這一經驗使警方從一開始就已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另外，金異常強壯，在拒捕時不僅一人輕松打翻四名警察，而且抗住了五萬伏高壓電警棍的兩次擊打，當遇到這類難以制服的拒捕嫌犯時，警察動用警棍是合法的，法律不應追究警察的責任。被告律師指出，根據未經刪剪的原始錄像，當失去控制的金向鮑威爾警官猛撲過來，威脅到警官的安全時，他們才被迫揮動警棍。
然而，關鍵性的問題在於，當金被最初的一陣亂棍打倒在地，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之後，為啥警察還要繼續施暴呢？這最後階段的攻擊是否有必要？被告律師根據錄像辯護說，金被打翻在地後，一直不停地滾動，並多次試圖站起來，對警官的反復喝令置之不理，結果造成警察執法過當。對警察來說，如果不將拒捕案犯徹底制服並銬住，那等於是失職。此外，如果細看錄像慢鏡頭，就可以發現，在雨點般打向金的56記警棍中，有23記打空了，根本不能算數。
被告律師特別強調，如果金不拒捕，那麼毆打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對警察的一個極為有利的證據是，在案發之夜高速逃竄的汽車中，還有金的兩個黑人哥們，他們老老實實地遵循警察命令，結果毫發無損。由此證明，金的指控──白人警察出於種族偏見故意毆打無辜黑人──根本站不住腳。
可是，被告律師的這番滔滔雄辯，新聞媒體並未詳細報導。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審判期間，法官可以下令控辯雙方不得向新聞界透露案情，使審判過程不受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影響。然而，法官這種堅持司法獨立的倨傲立場，卻使庭外民眾無法及時得知案情中那些有利於白人警察的證據，其後果是毀滅性的。
1992年4月，地方法院陪審團做出裁決，宣布四位警官無罪（對鮑威爾警官一項罪狀的指控未定）。僅僅兩小時後，熊熊大火在洛杉磯四處燃起，黑煙彌漫，槍聲四起，很多人趁火打劫，涌進商店哄搶。法律和秩序徹底陷入癱瘓，四分之一的城區陷入火海，損失程度遠遠超過了60年代的黑人城市暴亂。更為嚴重的是，暴亂出現蔓延趨勢，全國各大城市都出現動亂跡象。老布希總統不得不調動數萬聯邦軍隊和加州國民警衛隊進入洛杉磯市平暴。
暴亂發生後，責怪和謾罵紛紛指向陪審團，陪審員被罵為納粹種族分子。面對指責，一位陪審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辯解說：金從未失去控制，一直是金在主導整個過程，是他自己決定逮捕的時間要多久，他並沒有遭到虐待，很多時候警棍根本沒有打到身上，警察的行為完全合法。另一位陪審員表示：警察有權在必要時使用暴力進行逮捕，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是納稅人雇他們乾的。〔4〕
在一片混亂和憤怒之中，哪裡還有人會注意聽陪審員的解釋。而且，1992年是大選年，洛杉磯暴亂使老布希總統心急如焚。暴亂平息之後，白宮新聞發言人立即宣稱，暴亂的許多根源，是60年代開始的那些失敗的計劃，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了民主黨總統約翰遜當年的偉大社會計劃。老布希總統本人則在電視上向選民信誓旦旦地保證，聯邦政府將盡最大努力，以觸犯聯邦民權法的刑事罪名重新起訴4位白人警察。人所共知，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可是，老布希總統作為聯邦政府行政部門首腦，在當時聯邦大陪審團〔5〕尚未就金案舉行聽證和做出起訴裁決時，竟然越俎代庖，宣布聯邦政府將重新起訴白人警察，他大概是急昏了頭。
值得注意的是，老布希總統宣布重新起訴警察一事，涉及到美國憲法中禁止雙重懲罰（Double Jeopardy）的憲政難題。為了防止官府憑藉手中特權，沒完沒了地任意迫害小民百姓，憲法第5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和身體的危害。憲法第7修正案規定，除非依照習慣法規則，聯邦法院不得重新審查經陪審團裁決的事實。具體地說，在刑事案件中，經陪審團做出的無罪開釋裁決是不可改變的。比如，加州地方法院陪審團在辛普森案中做出無罪裁決，即成為該案的終審裁決，控方不能上訴。以後即使發現了新的證據，地方法院和聯邦法院都無法立案重審辛普森。但是，控方可以在民事法庭以民事罪名重新起訴，要求經濟或傷害賠償。
那麼，為什麼老布希總統敢放出大話，聲稱聯邦政府將重新起訴已被加州地方法院陪審團無罪開釋的4位警察呢？原來，這里也有例外的情況。根據最高法院1922年對美國訴蘭扎案〔6〕（United States v. Lanza，1922）的裁決，在某些極特殊情況下，雙重懲罰並不違憲。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南方喬治亞州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出於種族偏見，使殺害黑人的白人三K黨徒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仍然被陪審團無罪開釋。在民權運動的壓力，聯邦政府終於忍無可忍，被迫強行介入，在聯邦法院以侵犯民權的特殊刑事罪名重審此案，終於使涉案的三K黨徒受到懲罰。這樣，盡管金案中的白人警察不是三K黨徒，他們涉嫌觸犯的刑律只是執法過當，但聯邦法院在種種壓力之下，仍然可以根據幾乎毫無相似之處的先例起訴4位警察。警察的薪水並不高，沒錢聘請著名憲法律師上訴喊冤。此外，洛杉磯市警察局和市政府都拒絕為涉案警察付律師費，一向熱衷於幫助弱者打官司，將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的美國公眾自由聯盟，這回一聲不吱，假裝啥也沒看見，4位警察只能自認倒霉。
這樣，金被毆一案，實際上已淪為一個政治案。聯邦政府憂心忡忡，擔心再有一次無罪判決，將有可能激起全國規模的黑人暴亂。依照美國司法制度常例，涉及重要案件的陪審團的挑選程序極為嚴格，候選人會收到厚達數十頁的問卷，其中包括一百多條不容躲避的問題，涉及家庭成員職業以及對警察、嫌犯和少數族裔的看法等敏感問題，藉以判定陪審員是否持有公正和中立的立場。可是，在重審案中，聯邦地區法院的主審法官一反常規，禁止被告律師向候選人提出諸如你是否有勇氣堅持與絕大多數人意見相左的立場之類的問題，令被告律師大驚失色。可以說，聯邦地區法院從一開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憤極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調。
經過長達一年時間的審理，1993年4月，聯邦地區法院小陪審團做出裁決，4名警察中的鮑威爾警官和孔恩警長被裁定有罪，另外兩名警察則被無罪開釋。判決之後，全國各地風平浪靜，聯邦政府總算如釋重負。根據聯邦法規和慣例，觸犯聯邦民權法的刑事罪犯，至少應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可是，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在依法量刑時，卻動了一點兒惻隱之心，只給兩位警官判了兩年半有期徒刑。全美各地民權團體聞訊大怒，堅決要求聯邦司法部向分管加州地區的聯邦第9巡迴上訴法院上訴。
1994年4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賠償案（Rodney King v. City of Los Angeles）中勝訴，獲得了總額高達380萬美元的傷害賠償，搖身一變成為百萬富翁。1995年1月，聯邦第9上訴法院在壓力下做出判決，判定聯邦地區法院對有罪警察量刑過輕，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罰。重刑威脅之下，因律師費已負債累累的孔恩和鮑威爾警官痛下決心，寧可砸鍋賣鐵，傾家盪產，也一定要聘請大牌律師，向聯邦最高法院喊怨叫屈，請求大法官主持公道。1996年6月，聯邦最高法院以9比0對孔恩訴美國案〔7〕（Koon v. United States, 1996）做出裁決，以警察違法打人與金拒捕有關系為理由，推翻了聯邦上訴法院關於對警察加重刑罰的裁定。轟動一時的羅德尼．金案終於降下了帷幕。
坦率地說，羅德尼．金被毆案觸發洛杉磯大暴亂的緣由極為復雜：美國經濟全球化導致大都市地區黑人勞工階層大量下崗失業，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執政時期大幅度消減福利計劃，致使貧富懸殊惡性發展；黑人貧困社區長期遭受忽視，犯罪率居高不下；司法制度弊端叢生，警察執法犯法、濫用權力現象極為普遍。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新聞媒體呼風喚雨，大造聲勢，用刪剪過的錄像和偏離事實真相的司法新聞誤導民眾，在某種意義上一手導演了這場前所未有的都市大暴亂。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於一身，充份反映出美國社會中種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萊克（Hugo L. Black，1937─1971任職）有句名言：言論自由與公正審判是我們文明中兩種最為珍貴的東西，實在難以在二者之間取捨。〔8〕羅德尼．金被毆案反映出的諸多問題，正是這種兩難困境的真實寫照。

⑵ 紀欣然案兇手終身監禁裁決面臨著重審，此案是怎麼回事

中國留學生紀欣然命案兇手之一奧丘阿在2019年被判處終身監禁，被告不服判決決定繼續上訴。美國加州上訴法院做出裁決，決定維持對奧丘阿的謀殺罪的判決，但是加州上訴法院將此案件發回了了洛杉磯高等法院，要求其考慮奧丘阿案發時未滿18歲的因素，所以紀欣然案兇手終身監禁裁決面臨著重審，所以奧丘阿的刑期可能會減少。

從案件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出，從2014年到現在2020年，經歷了長達5年的時間，才判決完所有的被告。但是最終還有面臨重審，真的是讓人失去耐心。希望美國的司法加快案件處理進度，不要讓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屬等待公平正義太久。

⑶ 關於PERTH

珀斯主要分為240多個區域， 基本上每個區也有住宅。由於土地遼闊，房子一般都寬敞舒適，大部份設有花園，當地政府更規定業主要在花園種植花草以美化環境。 房屋一般以紅瓦屋頂的平房，或比較新式的特色樓房，或再高尚些的別墅為主, 亦有少數的大廈(Apartment)坐落於某些比較城市的區域，如Perth, East Perth， Subiaco等。房價最貴的區域依次序是日落海岸一帶的 Cottesloe, City Beach,Scarborough及Sorrento, 其次是坐落於天鵝湖畔的 Apple Cross,及 Lake Monger傍的Churchlands等。 至於房價最低的區域是一些離海灘，天鵝河及湖較偏遠的區域，如至東面的Midland, Guildford,至東南面的Gosnells, Armadale, 至西南面的Manrah等區域。

珀斯目錄
珀斯（英語：Perth）
地理
今天的珀斯
氣候
政府體制
經濟
居住概況
旅遊
著名大學
交通
唐人街
姊妹城市
著名大學
交通
唐人街
姊妹城市

[編輯本段]珀斯（英語：Perth）
珀斯是西澳大利亞州（Western Australia）的首府（珀斯市政府官方網頁：http://www.perth.wa.gov.au/），是充滿活力的美麗港口城市。位於澳大利亞西南角的斯旺河畔（也翻譯作天鵝河），東臨達令山，西瀕印度洋，背山面海，景色宜人，絢麗如畫，是澳大利亞第五大城市，人口約143萬（2004年），市區面積5400平方公里。這里終年陽光普照，每天平均有8小時陽光。珀斯也是黑天鵝聚集的地方，有「黑天鵝城」之稱，西澳旅遊局的標志上就有黑天鵝。
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珀斯和中國的北京時間沒有時差。它和澳大利亞人口聚集的東部地區有兩個小時的時差（夏天的時候時差為三小時)
珀斯擁有廣闊的居住空間及高水平的生活質素，於每年的世界最佳居住城市評選中都是名列前茅，反映出珀斯無論居住環境，生活質素及社會福利等都是頗佳的城市。珀斯人大部份都是友善的，這態度亦得到回報，曾於2003年獲得世界最友善城市首位，得到世界性的贊賞及認同。
[編輯本段]地理
珀斯在澳大利亞的位置(紅點所示珀斯位於南緯31度52分48秒，東經115度52分58秒。面積5,386平方公里，估全國面積13分之1。 西面是浩瀚的印度洋，沿緯線西行7,350公里到達非洲海岸; 東面是澳大利亞內陸地區。
珀斯的氣候怡人， 四季尚算分明。夏季由12月至2月，3月至5月為秋季， 6月至8月為冬季， 春季則由9月至11月。是地中海式氣候，夏季炎熱乾燥，總比又熱又潮濕來得清爽一點，相反冬季比較溫和多雨，如在日間陽光普照的日子一般都不會太冷，只是清晨及晚間比較寒冷，氣溫日較差有時高達10多20℃。 日間如18℃，晚間可能降至0℃也不為奇。此外在最熱月為2月，平均30℃，最熱在1991年2月23日曾錄得46.20℃。最冷月為7月，平均17.40℃。最多月雨為6月，降雨量平均為182.40mm，是名副其實的又冷又濕的月份，而且因受西風帶控制，經常颳起狂風暴雨，寒風雨交加之下的6月，可算是熱愛陽光與海灘的珀斯人最沒有好感的月份。
歷史
珀斯這個城市的名稱來自蘇格蘭的同名城市。早在歐洲移民到來之前，土著居民已在斯旺河兩岸定居很久了。1697年荷蘭探險家威廉•烏拉敏到印度洋東岸時，發現了一個河口，他沿河而上，發現河面上有許多別的地方所沒有的黑天鵝，於是就把這條河定名為天鵝河（Swan River）。但是荷蘭人對在這里定居不感興趣，直到1829年內英國詹姆斯•斯特林船長率領的移民，在離此不遠的地方砍倒一棵樹，禱祝了珀斯城的開創。最初這塊新殖民地發展緩慢，1885年在斯旺河上游的卡爾古利發現了黃金，吸引了大批的新移民。隨著鐵路的修建和農業技術的發展，珀斯逐漸擴大，1960年以後，西澳開始大規模地開采鐵、鎳、鋁、金等礦，城市發展速度加快。1960年以前，珀斯最高的樓房不過三層，現在已經有幾十層的商用建築，讓珀斯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1961年，為了給美國宇航員導航，珀斯人還真的全城徹夜亮燈，為空中的宇宙飛船作航標，故珀斯曾有「燈光城」之稱。
雖然在珀斯之前，英軍早就在1826年時在西澳大利亞南面海岸的喬治國王峽灣（King George Sound)（後來改名為「Albany」）建立了一個基地，以搶先卡位避免傳言中法國要兼並澳大利亞西部的可能，但珀斯仍然是整個澳大利亞西部第一個建立的殖民城鎮。1829年建城的珀斯剛開始時是自由屯墾殖民地——天鵝河殖民地（Swan River Colony）的首府。珀斯是由詹姆斯·史丹靈（James Stirling）爵士所命名，並選擇此作為新城鎮。史丹靈是蘇格蘭航海家，與當時殖民地國務卿——喬治·木倫爾（George Murray）爵士的願望一致，決議以木倫爾的出生地和他在英國下議院里，議會席位的所在地——珀斯郡（Perth Shire）命名為珀斯。
該殖民地在1850年之後改名為「西澳大利亞」（即「西澳大利亞」），並開始成為被英國放逐海外的囚犯所寄居的第二故鄉，以補足當地農業與商業發展過程中非常欠缺的人力資源。
1900年, 經過公民表決後，西澳大利亞在1901年正式加入了澳大利亞聯邦。亦是澳大利亞最後一個同意加入聯邦的殖民地。當時其它前殖民地為了說服西澳大利亞願意加入，作出了各種讓步，包括從東部建築鐵路干線(經Kalgoorlie)連接到珀斯等。
1933年，在公民投票下，西澳大利亞表決脫離澳大利亞聯邦，當時以大比數傾向於贊成獨立。但是，表決前不久剛好進行政府選舉，結果當時的政府下台。而新上任的政府並不贊成獨立行動。但鑒於公民投票的結果，新政府仍然向英國訴請獨立，只是申請僅被駁回。
在發展歷程中，珀斯得以繁榮，主要原因，是成為天然資源產業的一個重要服務中心。 作為一個最接近對金、鐵礦、鎳、鋁土、金剛石、礦物沙、煤炭、油以及天然氣體龐大儲備的城市，大多世界的主要資源和工程公司都在珀斯設有辦公室。
踏入1990年代，大多數時間都是由理查德·科特（Richard Court）領導的自由主義政府當政，珀斯亦從這時期開始步向繁榮發展。
[編輯本段]今天的珀斯
珀斯是旅遊度假勝地，在其他澳大利亞其他地方居民的眼中，珀斯的居民具有澳式純朴、幽默、和別具一格的想法。
珀斯市既有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又有鄉野風情，市內有天主教大教堂、四所大學、州議會大廈等。在市長辦公室內的牆壁上，掛有一顆4英寸厚的炮彈殼，這枚炮彈是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珀斯號」戰艦，1942年3月在巽他海峽戰役中沉沒時沒有發射出去而留存下來的。
美麗的珀斯由一條天鵝河分為兩部分。河北岸的聖喬治大道是該市金融、商業和政府機構的集中地，有辦公街之稱。聖喬治大道北鄰的海伊步行街則是珀斯的商業中心。
[編輯本段]氣候
珀斯屬地中海式氣候，冬天潮濕，夏天漫長而炎熱。夏天炎熱的原因是由東部沙漠風吹來的熱浪造成的，不過熱不了幾個小時，便會從西南方吹來涼爽的海風，由於上午刮熱風，下午又吹涼風，使珀斯成為澳大利亞刮風最多的一個城市。
[編輯本段]政府體制
受制於澳大利亞憲法的西澳大利亞政府體制，成立於1890 年，雖然之後被修正了無數次。自1901年起西澳大利亞成為(澳大利亞聯邦)的一個州，與聯邦的關亦系受制於當地憲法。根據澳大利亞憲法，西澳大利亞除了被聯邦分割了些立法權和司法權外，其它方面保持完全獨立。 西澳大利亞是根據西敏制的管治——英國式議會政府體制。三權(立法、行政、司法)獨立。
立法權取決於西澳大利亞的議會，包括冠，由西澳大利亞州長代表，和二議院-西澳大利亞立法委員會及西澳大利亞立法會。
行政權取決於執行委員會，包括州長和資深部長。行政權由西澳大利亞總理和內閣行使，由首長任命。
司法權由西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和次級法院體系行使，但澳大利亞高等法院有最後的司法權。在澳大利亞憲法授予聯邦政府權力制定為法律的情況下，其它聯邦法庭亦有一定的司法權。
西澳大利亞議會位於首府珀斯，隸屬西澳大利亞議會的都會區劃分為超過三十多個地方政府。
[編輯本段]經濟
傳統上，相比於澳大利亞其他主要大城市，珀斯都能提供較高水平的生活。原因是，一直以來，在珀斯都會區，一般各行各業的工資都只是略低於其他相對地較大的城市。但房地產價格卻遠低於這些東岸城市，便造就了珀斯人擁有較佳的生活質數。但自2005年至2006年間，情況卻正在轉變。珀斯的房地產價格大幅度上升，而其他東岸城市的升幅卻極之輕微，在悉尼更有下跌的趨勢，使得各城市的生活水平與珀斯日漸拉近。
珀斯一如其他東岸的城市，一般屬於都會區內的職位都能提供。但職位供應的數量普遍較悉尼及墨爾本略少。
西澳大利亞擁有極豐盛的天然資源 — 煤及金屬礦。由於亞洲經濟正在迅速增長，特別是中國，需要從西澳入口大量的原料，造就了西澳大利亞及其首府珀斯的經濟高速増長。許多采礦業及與礦物有關的行業，在珀斯都設有總部。雖然采礦的工程都在珀斯以外的區域進行，但珀斯是提供工程師及專業人材技術支援的主要來源。距離珀斯30公里以南的Kwinana的一所龐大煉油廠，所需的工程及化學專業人員是來自珀斯，亦為珀斯帶動了就業市場。
此外，農業及旅遊業亦在珀斯的經濟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編輯本段]居住概況
珀斯主要分為240多個區域， 基本上每個區也有住宅。由於土地遼闊，房子一般都寬敞舒適，大部份設有花園，當地政府更規定業主要在花園種植花草以美化環境。 房屋一般以紅瓦屋頂的平房，或比較新式的特色樓房，或再高尚些的別墅為主, 亦有少數的大廈(Apartment)坐落於某些比較城市的區域，如Perth, East Perth， Subiaco等。房價最貴的區域依次序是日落海岸一帶的 Cottesloe, City Beach,Scarborough及Sorrento, 其次是坐落於天鵝湖畔的 Apple Cross,及 Lake Monger傍的Churchlands等。 至於房價最低的區域是一些離海灘，天鵝河及湖較偏遠的區域，如至東面的Midland, Guildford,至東南面的Gosnells, Armadale, 至西南面的Manrah等區域。
[編輯本段]旅遊
Scarbourough海灘海灘 - 珀斯有很多著名的海灘，其景色之優美程度足以和澳大利亞南部的黃金海岸相媲美。當中較富盛名的當數日落海岸，該海岸覆蓋范圍包括費里曼圖海岸線以北至尊達勒（Joodalup），並擁有多達二十幾個海灘，如：Brighton Beach、Cottesloe Beach、Swanbourne Beach（天體海灘）、Floreat Beach、Scarborough Beach、City Beach、North Beach、Waterman Beach、以及Sorrento Beach等等。 其中以Cottesloe以絕無污染的海水最受遊客歡迎, 而Scarborough則以著名的沖浪勝地而最受本地人喜愛。
二次大戰海軍紀念碑
費里曼圖（Fremantle） - 距離珀斯市約19 公里，是一個古意盎然的海港城市。該市的大部分建築物已被當地政府列入保護古跡，故整個城市也仍舊保留著一百年前的風貌。當地值得參觀的景點有西澳軍事博物館（Army Museum of Western Australia）、費里曼圖舊監獄（Fremantle Prison）以及費里曼圖市場（Fremantle Market）等。
Kings Park 內的野花Kings Park 內的野花國王公園（Kings Park）- 坐落於天鵝河畔的 Mt. Eliza 山上，佔地相當廣闊達400公頃，盤踞整個山頭，公園內茂樹林立，樹高比天， 壯麗非常。園內的設計一方面盡量保持著原始大自然氣息，有古老的觀光電車穿梭往來園內，及騎駱駝游覽公園等項目，都令人覺得有回歸原始的感覺.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不少現代化設施以方便遊客，如設有在珀斯非常著名的5星級餐廳Frasers Restaurant, 燒烤爐，溫室及觀景台更是俯瞰全珀斯市全景的最佳位置。原始與現代化交織而成的 Kings Park, 卻有著以想不到和諧與協調。特別一題的是每年的9~11月是珀斯的春天，是觀賞野花盛開的季節，每年那個時候都會在Kings Park舉行野花節給遊客觀賞，無需他們跑到遙遠的西澳郊區才可欣賞到。公園內原本廣大的綠色草原，頓然變成一片色彩萬千的花海，非常漂亮悅目。
珀斯的中心商業區(CBD)內的街道一角珀斯的中心商業區（CBD）內的街道一角中心商業區 –主要由Hay Street、Murray Street、Barrack Street、William Street、King Street、以及St Georges Terrace等幾條街道組成，是主要的購物中心。CBD值得參觀的地方有珀斯錢幣鑄造局（Perth Mint），倫敦閣（London Court），百事活賭場（Burswood Casino），天鵝鍾樓（Swan Bells ）以及西澳博物館等。相對於悉尼或墨爾本，珀斯的CBD規模雖較小，但卻不失繁盛及充滿著優雅的城市氣息。全市最高的摩天大樓是位於St Georges Terrace的中央公園。
[編輯本段]著名大學
珀斯是五所大學的所在地，分別是西澳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莫多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科庭科技大學（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埃迪斯科文大學（Edith Cowan University），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編輯本段]交通
珀斯的國際及國內機場都在city 以東的South Guildford 區。距離CBD分別是17 及 12公里。另一個名為 Jandakot機場在city 以南的Jandakot郊區，專為一般航空學而設。道路方面，珀斯有一個完善公路網與3條高速公路、9條都會區高速公路，並沒設有收費公路。
城區的公共運輸－巴士、鐵路、小輪，由Transperth提供。其中包括免費的CAT巴士（Central Area Transit，中央區域運輸交通），方便人們在市中心的活動。三條CAT巴士路線（紅、藍、黃）貫穿珀斯市東西、南北。Perth為了減少污染，除CAT以外，在繁華的City亦提供了免費的交通，乘搭其他公交車只要上車和下車都是在City范圍內，亦是免費的，旅遊者上車安心坐下就行了。
位於市中心的珀斯鐵路總站，是富有古西方建築風格的地標，亦是中轉站，提供五條干線共69個站，大部份主要地區也能到達。由總站Perth開出至五個尾站分別為西南面的Fremantle，北面的Clarkson，東面的Midland、東南面的Armadale及南面的Manrah。如沒有火車到達的地方亦有巴士行駛，以確保盡量提供公共運輸服務於各區。惟一般巴士班次都不太頻密。
在市中心有兩個大型公交車中轉站，公交總站(Busport)和惠靈頓街公交中轉站（Wellington Street Bus Station），其中惠靈頓街公交中轉站和珀斯鐵路總站是相連的。另外在Fremantle的公交中轉站，亦是和Fremantle鐵路總站連接的。
另外，99路公交車和98路公交車是環城車，路途經過大多珀斯境內的學校。其中包括珀斯境內的5所大學。這條線路就是為方便學生而設立的學校公交線。
珀斯的車票是時間制的，一般車票可以在指定時間內無限換乘同Zone的公交車或者鐵路線，時效為兩小時至三小時不等。
[編輯本段]唐人街
北橋區(Northbridge)是珀斯著名的唐人街，這里有很多華人餐廳和華人商店，是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之一。
北橋區除了是珀斯的唐人街，該區亦是當地人的文化及娛樂場所的集中地。離市中心步行只需數分鍾路程。每逢周末或假日北橋區的酒吧、夜總會和咖啡廳便擠滿了客人，非常熱鬧。是澳大利亞其中一個最大的各式餐廳集中地之一。超過一百間餐廳可供選擇，特別集中在Lake Street 及 James Street, 種類由中菜、印度菜、希臘菜、埃及菜、泰國菜、越南菜至義大利菜等。此外，西澳博物館(Western Australia Museum)、西澳州立圖書館Western Australia State Library (Alexander Library)、西澳藝術館(Western Australian Art Gallery)等文化設施亦集中在北橋區。
[編輯本段]姊妹城市
姊妹市的由來：在195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首先在美國國內向國民推行對其他城市建立外交關系，目的是使各個階層、行業、個人或團體能建立良好的關系。繼而推廣至更多的城市，借著姊妹市協議而緩和將來可能發生的對立與世界性沖突。 珀斯市跟以下的城市已協議為姊妹市：
西澳州旗 日本鹿兒島- 協定於1974年
美國德州 侯斯頓- 協定於1984年
希臘羅茲 - 協定於1984年
希臘Megisti - 協定於1984年
美國加州 聖地牙哥 - 協定於1987年
義大利Vasto - 協定於1989年
中國南京 - 協定於1998年
中國台北 - 協定於1999年
<IMG class=thumbimage style="WIDTH: 174px; HEIGHT: 90px" height=90 alt=西澳州旗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a/a5/Flag_of_Western_Australia.svg/180px-Flag_of_Western_Australia.svg.png" width=180 border=0>

⑷ 比較一下南加大、波士頓大學、福特漢姆、威廉瑪麗的LL.M.

一，南加大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又譯南加州大學，簡稱南加大，位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市，1880年由監理會創立，是美國西海岸最古老的私立研究型大學，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南加州大學是美國大學協會（AAU）成員、環太平洋大學聯盟成員。學校的電影藝術學院、商學院、音樂學院、傳播學院、公共政策學院、醫葯學院、建築學院、工程學院和多媒體學院等居全美前十。在2016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發布的排行中，綜合居美國第23位、世界大學第50位。[1]
南加州大學於2000年憑其廣泛的社區服務計劃獲《時代雜志》及普林斯頓評論選為年度風雲大學，被卡內基教育基金會歸類為特高研究型大學。南加大也是少數同時擁有兩座由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提供資金設立的工程研究中心（IMSC、BMES），此外被選為美國第一所國土安全卓越中心。
二， 波士頓大學
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簡稱為BU，創校於1839年，是美國的一所歷史悠久的全球頂尖私立大學，同時也是全美第三大私立大學。波士頓大學在全球有著很高的學術聲譽，一直處於世界百強和北美前50。2015 US NEWS最新全球排名為37位。
波士頓大學在2012年成為美國大學協會（北美最頂級的62所大學）成員，昵稱為「波士頓小狗」（寵物狗Terrier亦是該校標志之一）。2013年，波士頓大學成為愛國者聯盟 (僅次於常春藤聯盟）成員之一。
該校有兩萬九千八百多名學生，來自於全美五十個州及一百二十五個國家，海外學生總數約四千七百人。波士頓大學位於波士頓市中心，與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院校隔河相對，學校計有15個學院，採取國際化、多元化的管理經營方式，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使波士頓大學成為一個著名的世界文化交流的學府，素有「學生天堂」之美名。
三，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
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又譯為福坦莫大學或福德漢姆大學。福特漢姆大學是一所著名私立大學，其在紐約的知名程度僅次於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校園建築古典莊重，學院氣氛濃。福特漢姆大學的教育在宗旨上即是國際性的。在紐約這個國際性大都市，福特漢姆大學充分利用身處紐約國際商務、外交、信息、藝術、科技中心的優勢，讓學生獲益匪淺。2015年 US News 排名58。福特漢姆大學招收大約一萬五千名本科和碩士博士學生；全職和兼職教授共約1000人。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在中國和英國都有合作項目。
口號：New York is My Campus, Fordham is My School
福特漢姆大學是愛國者聯盟盟校之一。除福特漢姆之外，該聯盟由包括麻省理工學院（MIT）、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美國西點軍校（West Point）、和美國海軍學院（USNA）在內的其他12個精英學府組成。這些學府的共同特點是規模小和高度精英化。
根據美國US news 最新的數據顯示，Fordham在美國大學金融專業排名第16位[1] ，在市場營銷專業排22位。
四、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創立於1693年的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是美國歷史第二悠久的大學（僅次於哈佛，早於耶魯），是一所有著「美國母校」之稱的頂尖學府，以本科精英教育著稱，自美國建國以來享有極高的名望。該校的硬體和軟體環境都屬一流，更是公立常春藤名校之一，其本科教育於2014年被U.S.NEWS排在全美第二位。曾有四位美國總統畢業於該學校：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門羅、約翰·泰勒。另外還有四位聯邦高等法院大法官，甚至著名的教育先驅，麻省理工大學創始人威廉·巴敦·羅傑斯也都曾就讀於該校。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內閣軍團中也不乏該校的校友，包括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克里斯蒂娜·羅默，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等。其校友中以美國國父華盛頓以及《獨立宣言》起草人傑斐遜尤最令威廉瑪麗引以為豪。校訓：Hark Upon the Gale （傾聽呼嘯的大風）。[

⑸ 美國華工賠償案

鴉片戰爭前，列強就已秘密掠賣華工出口，運往爪哇等地賣為奴隸。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外國殖民主義者在各通商口岸掠賣華工的活動更加猖獗，規模日益擴大。英國人稱之為「苦力貿易」，其實是變相的「奴隸貿易」。列強掠捕中國「苦力」的手段是極為卑劣的。他們在中國各地豢養了一批地痞流氓充當爪牙。這些惡棍在外國侵略者指使下，用各種誘騙脅迫手段掠捕本國同胞，在通商口岸造成了一種極為恐怖的氣氛。
英國領事阿札國供認，在廣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們離開自己的住宅，哪怕是走到通衙大街，誰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債務糾紛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險。這些人被綁匪帶去，就成為囚徒，按每頭若千價錢賣給苦力承包人，運出海面以後，就再也聽說不到他們的消息了。廣州城和鄰近各地的全體人民中，已經扶起了一種塌天大禍的感覺?
在上海，英國侵略者甚至直接掠捕中國勞動人民。他們掠捕的對象，以身強力壯的成年人為主，其中也包括未成年的男性兒童。這些被掠賣的華工當時叫做「豬仔」，在出國之前，被外國饅略者關押在他們私自設立的「奴隸收容所」里，從此再不見天日，受盡種種折磨。
英國人咆呤在親眼看見廈門掠賣華工的情況後也不得不承認：「數百名苦力被集中在奴隸收容所中，他們被剝去衣服，赤身露體，並且在他們的胸部打上或塗上C（古巴）P（秘魯）S（散得維齒群島）樣」。在湊夠了一隻船裝載的人數之後，這些被掠賣的華工，用他們自己的發辮拴在一起，擁進「浮動地獄」，鎖在密不通風的底艙里，不準自由活動。由於這種非人的生活和殘酷的折磨，華工在途中的死亡很高，甚至高達 45％。
鴉片戰爭以後的100年間，有超過1000萬中國人在暴力逼迫和欺騙之下，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到國外做工，叫做「契約華工」，又被蔑稱為「豬仔」。這其中大多數都是從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省份出去的人。他們遍布世界各地130多個國家，人們常說「有海水處就有華僑」。
「契約華工」的工作日長達10~14小時，多在監工的皮鞭、棍棒下強制勞動。勞動繁重但工資極低，當時一個黑奴的全年工資在1000美元左右，而一個華工的收入卻只有200~300美元。
華工契約期限一般為3年，在拉丁美洲長達5年~8年。華工在契約期間死亡率通常為20％~30％，在拉丁美洲高達50％~70％，勞動壽命平均只有5年。農場主和礦主還用高利貸和賭局騙華工負債等手段，迫使華工一再同他們簽訂新契約，許多華工終生都不能擺脫契約奴隸的地位。

中國人之受歧視，歷史最早，在其他東方人種之前。排華運動可追溯於1850年加省之《外僑礦工照會稅法》，九十多年過去之歷史，中間可悲可泣之事實甚多。」(陳汝舟：《美國華僑年鑒》，民國35年版，第317頁，第330頁。)其中比較突出的排華法規有1870年的「行人道條例」，1871年的「立方空氣條例」，1873年的「辮子條例」，1873、1876年的「洗衣業條例」。到1879年加州起草第二憲法時，反華行動已達到了全州的規模。1882年的排外法，終止勞工移民達10年之久(〔美〕露莎妮蘭姆·麥康：《美國華人史》，見暨大華僑研究所編：《華僑史論文集》第3集。)。正當1882年排華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之時，黃遵憲作為中國的外交使者就任了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由於美國當局的縱恿，對一些違法行為的流氓、惡棍不給予法律懲罰，就更加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排華浪潮不斷升級。以致在1885年發生了一起重大的排華事件一「石泉慘案」。

石泉礦區是美國懷俄明州的一個城鎮中的煤礦中心，此礦區有中國華工和英國、愛爾蘭等國的白人礦工，由於美國政府長期以來的排華政策，不僅對廣大華工不給予保護，而且縱恿白人暴徒的排華行動，使之更加肆無忌憚。1885年9月2日，石泉白人區結集了四、五千白人礦工和流氓，聚眾訴說「黃禍」之苦，隨後暴徒們持槍械武器，包圍了華人區，一場排華暴亂就這樣發生了。事件造成「華工死者28人，重15人，財產損失達147748．74美元。」「地方政府對此次大屠殺完全採取袖手旁觀態度，」(〔台灣〕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41頁。)這時，黃遵憲已獲准離任，並打算回國，得悉此事以後，立即電告在華盛頓的鄭藻如大使，要求進行調查，主張向美國國務卿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華人的慘痛損失，懲辦兇手，制止以後再次出現排華行動(Moriko kamachi：「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Colifomia 1882～1885，第130頁，第139頁。)。鄭大使即派了中國駐舊金山領事畢上校（Coloncl F·A·Bee）和中國駐紐約領事黃錫銓前往懷俄明州執行此項任務。黃錫銓深入細致地調查，發表了調查結果：「……至於被暴民所毀的財物情況，我發現，由於此殘酷的襲擊，每一幸而生存的華人，均已身無分文，一貧如洗，……當騷亂突然爆發後，他們已完全不可能獲得哪怕是一條破被單或者是一件衣服用以禦寒，不可能獲得那怕是一點點可以用來充飢的食品，不可能獲得一塊可以用來棲息的木板或者草席。這些可憐的數以百計的人，全部衣衫襤樓，處於飢餓狀態。……對這七百多人的財產損失的賠款總計不過是十四萬七千美元，平均每人所得僅僅略多於二百美元而已。」(顏子魁原：《1885年美國屠殺華工的石泉事件》，見《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以上只強調了財產方面的損失，尚未包括有28名華人慘殺和15名受傷損失的賠償。美國有關當局並無誠意，亦反對給予賠償，特別是地方法院對石泉暴亂分子宣判無罪，從未有過一個兇手罪犯受到懲處(顏子魁原：《1885年美國屠殺華工的石泉事件》，見《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經過長時間的交涉，美國政府才不得不同意賠款，但時間已拖延了一年零五個月之久，而且聲明此乃純粹之國際禮義，決不可視之為一先例(〔台灣〕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543頁。)。石泉慘案是黃遵憲就任駐舊金山總領事期間發生的最殘酷的排華暴行。

⑹ 美國加州州長是誰

傑里·布朗（Jerry Brown），2010年11月4日當選為加州第39任州長，於2011年1月3日接替阿諾德·施瓦辛格將成為加州年齡最大的州長，而且將成為加州任期最長的州長。
布朗1938年出生在芝加哥，他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古典文學。1964年他取得了耶魯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自耶魯法學院畢業後，布朗定居於芝加哥，並加入一間律師事務所從事法律工作。1969年，他進入剛成立的洛杉磯社區大學託管委員會工作，次年當選為加州州務卿，自此開始了漫長的公職生涯。在擔任州務卿期間，他在與加州最高法院的辯論中數次獲勝，還迫使議員們遵守競選披露法。他曾於1999年到2007年任奧克蘭市市長，此後擔任加州總檢察長。
1975年，布朗當選為加州第34任州長，成為加州最年輕的一任州長。當時，布朗接替即將退休的羅納德·里根出任州長，而里根正是1966年在州長競選中擊敗布朗的父親艾德蒙·布朗的人。

⑺ 美國最高法院到底是法官投票決定判決還是陪審團決定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12:04 南方周末

作者:曦古

陪審團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嫌犯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國法律規定，每個成年美國公民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但是不滿21歲、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曉英語及聽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沒有資格充當陪審員。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只要是案發地法院的管區之內，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美國公民，都可以當陪審員，但實際上並非那麼簡單。

首先是與案子有關的人員，包括與原告或被告有關聯的人不得入選。初選陪審團時，法官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審團能夠真正代表最普遍意義上的人民，他的選擇會從選舉站的投票名單或者電話號碼本上隨機選擇。曾經轟動一時的辛普森一案，陪審團的初選共選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選人，這是因為初選之後，還有一次嚴格的篩選，主要是剔除一些由於環境和經歷所造成的有心理傾向的候選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斷。

除了法官的審查，陪審員候選人還要接受辯方律師和檢方的審查，他們對陪審員候選人都有否決權。另外，雙方的律師團都只有否決權，任何一名入選的陪審員都必須同時得到雙方的認可。

最終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審員和12名候補陪審員。自始至終，候補陪審員是和正式的陪審員一起參加法庭的審理活動的。每當一名陪審員因故離開，就有一名候補的頂上。一旦候補的全部頂完，再有人必須退出的話，審判就可能由於陪審團的人數不足而宣告失敗，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一般的案子，陪審員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轟動，就必須隔離他們。這樣，他們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許呈堂的證據，在判斷時不會受到新聞界的推測和不合法證據的影響。自從陪審員宣誓就任之後，他們所能知道的信息遠遠少於一般的公眾。他們被允許知道的東西只限於法官判定可以讓他們聽到和看到的東西。陪審員不可以看報紙，不可以看電視新聞，所以那些庭外發生的事情，比如辯護律師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被害者家屬的聲明等等，他們都一無所知。

陪審員在這一段時間里，上食品店買吃的，都有法警跟著，以保證他們不與外界接觸。在整個案子結束並移交給他們決定之前，陪審員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討論案情。總之，一切都為了使他們不受到各界的情緒和非證據的影響，以維持公正的判決。可以說，在這一段時間里，陪審員的自由度比該案的嫌疑犯還要小。

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爭議也很多。它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陪審員隨機抽樣，來的人五花八門，人種膚色各異，有業無業不論，知識文化不論。在美國，最強大的就是法律隊伍了，為什麼偏偏要找一幫「外行」來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在美國，所有理解贊同這個制度的人，從來不認為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罷了。這正像美國人有時候開玩笑的說法：如果你不把陪審團制度和其它國家的制度相比的話，它真是糟透了。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就認為，陪審團制度在維護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選舉權還要重要。

固然，陪審團制度是有明顯的弱點，所有的「法治」都會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審理、最終的判定，都有「人」的參與。陪審團制度設計立論認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瞭然的話，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斷。美國人之所以堅持用陪審團制度，就是因為陪審員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縱控制的。

陪審員獨立於政府之外，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之外。他們的判斷，就是一般民眾放在法律對陪審團的規定之下都會做出的判斷。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法庭為他們保密，使他們沒有心理負擔。他們只要自己不想出頭露面，可以永遠不被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當然，這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這個社會是自由的，普通民眾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⑻ 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

經典案例參考：前世紀審判——辛普森殺妻案
作 者：陳 偉

橄欖球超級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殺人案，震驚全美，堪稱20世紀美國社會最具爭議的世紀大案之一。不少人認為，辛普森腰纏萬貫，不惜花費重金，聘請了號稱天下無敵的"夢幻律師隊"（Dream Team）為自己開脫罪名。這幫律師唯利是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利用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以及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著"如山血證"的檢察官和警方證人駁得目瞪口呆，最後說服了陪審團全體成員，將殺人兇手無罪開釋。這場全球媒體矚目一時的"世紀審判"（Trial of the Century），無疑是對美國司法制度的極大諷刺和嘲弄。

然而，事過多年之後，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人們驚奇地發現，洛杉磯市警方在調查案情過程中，未能嚴格遵循正當程序，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失誤，致使辛普森的律師團能夠以比較充足的證據向陪審團證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殺人元兇，很有可能有人偽造罪證，用栽贓手法嫁禍辛普森。

（一）有錢未必能使鬼推磨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

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辛普森於1947年生於舊金山市的黑人貧困家庭。他曾獲得全美大學橄欖球聯賽的最高榮譽獎海斯曼獎。進入職業聯賽後，他先後在紐約水牛城鷹嘴隊（Buffalo Bills）和舊金山淘金者隊（San Francisco 49ers）擔任主力，創造過一個賽季帶球沖刺2003碼的驚人記錄（至今未被打破），被譽為橄欖球職業比賽史上的最佳跑鋒。退出體壇後，辛普森又投身影視和廣告業，在電影《裸槍》（Naked Gun）和《殺手勢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國家廣播公司（NBC）擔任體育評論員；在美國最大的計程車公司赫茲（Hertz）擔任形象大使。另外，由於英文橙汁（OrangeJuice）一詞的縮寫恰好與辛普森名字的縮寫OJ一樣，所以佛羅里達一家飲料公司特意邀請他拍攝橙汁的促銷廣告，使OJ這個英文縮寫成為美國體育英雄和超級廣告明星的代名詞。

辛普森成名之後，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內白"的名聲。與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和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對贊助黑人貧民區的活動和投資項目毫無興趣，卻熱衷於躋身富有白人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們兒無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時，他也只對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為了"脫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請語音校正專家，反復練習，改掉了一口濃重的黑人貧民區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見鍾情，不久便與第一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兩人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辛普森案後，幾位黑人女性陪審員一再表示，她們並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響裁決，或對被告產生任何個人好感。在揚名天下、腰纏萬貫之後，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發女郎一事，極大地傷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罵白人妻子的粗暴行為，更使普天下不分膚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慄。另外，在美國的刑事案審判中，12名陪審員中只要有1人持有異議，就會出現"死鎖"（Dead Lock）現象，即所謂"懸而未決的陪審團"（Hung Jury）。在此情況下，法院要重定開庭日期，控辯雙方要重選陪審員聽證和審案。所以，辛普森案陪審團做出被告無罪的一致判決，與黑人構成陪審團主體並無絕對和必然的關系。

那麼，陪審團究竟憑啥得出了被告無罪的一致結論呢？依照美國法律，作出判決的唯一依據只能是證據。美國是一個司法公開的國家，不僅刑事審判對公眾開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檔案，如法庭記錄、起訴書、證人供詞、審問筆錄、旁證材料、法醫鑒定書、檢方和辯方律師的開庭陳詞和總結陳詞等，在結案後都要全部對公眾開放。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陪審團之所以判定辛普森無罪，與警方和檢方在辦案和起訴過程中出現重大失誤，使呈庭證據無法令人信服有直接關系。

（二）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盡管辛普森案是所謂世紀大案，但是，從這個兇殺案的刑事調查過程來看，洛杉磯市警方在偵破案件、搜集罪證、遵循正當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檢驗人員的專業素養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根據已公開的刑事調查記錄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警方在辦案過程中至少出現了三個重大失誤，對這個謀殺案的結局產生了極大影響。

1.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點50分，在洛杉磯市西區邦迪街（Bundy），一條名貴的純種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滿血跡，使一對散步的夫婦心生疑惑，尾隨這條狼狗，來到一座西班牙式高級公寓樓前，結果發現了兩具鮮血淋漓的屍體。他們嚇得魂不附體，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門，想借電話報警。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門聲，卻把宅主嚇得半死，以為來了劫匪，便立刻打911電話報警。洛杉磯市警署兩位警官接警後，火速趕到現場，發現是一宗惡性人命案後，他們便呼叫重案處的刑警前來增援。

大批刑警趕到現場後，經初步調查，證實被害的白人女子35歲，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歲，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一家義大利餐館的侍者。兩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妮克的脖子幾乎被割斷，咽喉和頸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噴著鮮血；戈德曼身中30餘刀，死於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兇殺現場血腥彌漫，慘不忍睹。辛普森與妮可的兩個孩子尚在二樓熟睡，沒有目睹這可怕的場面。

死者身份辯明後，西區警察分局局長布歇（Keith Bushey）決定，派幾位刑警趕赴相距約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無恙的消息，並讓辛普森著手安排把兩個受驚的孩子帶回家。另外，警方考慮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關注之處中。這時，一位名叫福爾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奮勇，要求帶隊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糾紛中，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後報警，福爾曼曾上門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確地址。於是，主持調查兇殺案的瓦納特（Philip Vannatter）警長便率領福爾曼等四名警探驅車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長從第一犯罪現場直接調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決定，鑄成了警方的第一個重大失誤。原因在於，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一殺人現場勘察，他們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跡。照常理，布歇局長應當派幾位壓根兒就沒進入過第一現場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現場的血跡與後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跡發生交叉沾染，這是刑事案現場勘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卻完全忽視了這種常識。在採集證據和保護現場方面，警方也出現了很多忽視常識的重大失誤。案發之後，大批刑警和刑事檢驗人員迅速來到現場，但法醫卻跚跚來遲，在案發10小時後才來到現場，錯過了准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法醫在解剖屍體時，不但沒對屍體進行X光檢查和採集妮克的右手指紋，而且對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醫學鑒定，致使破案線索大大減少。為了"保護"現場，警方人員順手從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幾條白被單，小心翼翼地蓋在了屍體之上。可是，由於辛普森與妮克離婚後仍然藕斷絲連，案發數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過夜，並經常來公寓看望孩子，被單上難免會有他的頭發或皮屑，結果致使檢方呈庭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據案發現場照片，辯方專家發現，妮可屍體裸露的肩膀上有七點血滴。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和滴落方向看，它們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據常識推理，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時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來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兇手滴落的。這樣，如果能證明這些血滴屬於辛普森，那麼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當辯方專家向警方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深感驚訝，因為警方完全忽視了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已進行沖洗，這些血滴永遠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點，四位白人刑警來到建有圍牆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這時，福爾曼獨自一人，沿圍牆搜索了一圈，發現圍牆後門的路上停著一輛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經細心觀察後，福爾曼高聲叫瓦納特警長過來察看，說在駕駛員位置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微小血跡。溫納特和另兩位警官看到血跡後大驚失色。他們擔心住宅內的人有生命危險，便決定進入住宅，進行緊急搜查。

這一搜查之舉，對這個世紀大案的結局有很大影響，因為警官們當時沒有搜查許可證。依照美國的司法觀念，警察是一種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惡，對這一機構的權力必須予以嚴格限制，否則它將淪為專制暴君和貪官污吏禍國殃民的工具。想當年，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為非作歹，濫用權力，任意搜捕和禍害小民百姓，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明文規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並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或扣押狀。西諺中所謂"私宅就是一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的提法，具體地落實在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訴美國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確規定，聯邦法院在審判時，必須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證據排除在外，這是美國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規則"（Exclusionary Rule）。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規定，"排除規則"同樣適用於各州法院。據此判例，警務人員若要進入民宅搜查，必須向法官宣誓擔保，不但要以書面形式列舉證據和理由，而且要詳細說明搜查的地點、范圍和時間。經法官審核批准，頒發許可證之後，才能進入民宅搜查。另外，警察只能在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行動，並應在搜查後向法庭提交所獲證據報告。警察如果違法搜查，不但會受到警紀嚴懲，而且會造成所獲證據在法庭審判時一概作廢的嚴重後果。法官如果違規頒發搜查證，將面臨被彈劾和遭到刑事起訴的危險。

在美國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規定千變萬化。幾乎在每一起刑事案中，辯方律師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戰警方搜查和採集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但是，有關搜查的法律法規極為復雜，缺乏清晰明確的規定。比如，警察攔截和搜查平民違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駕車，則警察有權攔截駕車人並開出罰單。但如果警察趁機要求搜身和搜車，則駕車人有權當場拒絕。可是，如果警察無意中在車後座發現了類似大麻的煙蒂，在沒有搜查許可證的情況下，警察是否有權搜車？如果警察搜遍全車後沒發現毒品，卻意外地發現了非法槍枝，那麼，警方的搜車行動是否違憲？搜獲的非法槍枝是否能作為呈庭證據？對於這些復雜的法律問題，並無統一的標准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審判時審時度勢，酌情裁決。

20世紀60年代後，由於犯罪率急劇上升，"排除規則"遭到美國社會各界極大指責。批評者認為，過於嚴格地實施"排除規則"，將會給警方破案造成極大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僅僅由於警方粗心大意或急於求成，未能嚴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逍遙法外。尼克松總統執政後，先後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職，試圖推翻或修正"沃倫法院"那些對罪犯"心慈手軟"的判例。此後，最高法院對"排除規則"的解釋略有改變。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國訴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規定，當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時，如果警方的所作所為具有"良好誠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審案時可以引用搜獲的證據。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為老手，每人都有20年以上刑事偵查經驗。對於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規，他們恐怕比初出茅廬的律師了解得還要多。稍有法律頭腦的警官都應明白，美國訴里昂案的裁決雖然對警方有利，但這個判例對所謂"良好誠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釋模稜兩可、含糊不清。而體壇巨星辛普森涉嫌殺人一案，毫無疑問將是轟動全美的世紀大案。為了防止被辯方律師鑽空子，警方應當格外謹慎，嚴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從當時福爾曼發現血跡和長時間無人應門的情況看，四位警官擅闖民宅之舉，勉強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但是，警官們進入住宅後，一旦發現辛普森及其家人沒有生命危險，就應停止搜查。只有當與法官取得聯系，申請到搜查許可證後，才能對辛普森住宅進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費解的是，在沒有面臨迫在眉睫危險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警官獨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內繼續搜查，結果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個重大失誤。決定進入住宅後，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牆，從裡面打開前門，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電鈴，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他們繞行到住宅後邊，去三間獨立客房敲門。在第一間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來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哥們兒，名叫凱林（Kato Karlin）。他告訴警察，辛普森和第一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兒住在隔壁第二間客房。當刑警們把辛普森女兒從夢中敲醒後，瓦納特焦急難耐地向她詢問辛普森的去向。她回答說，父親已於昨夜趕搭飛機到芝加哥，參加一場赫茲公司很早就已經安排好的高爾夫球商業比賽。警官當即打長途電話給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辛普森聞訊大驚，表示將迅速趕回洛杉磯。

當瓦納特等人詢問辛普森女兒和打電話時，福爾曼在隔壁單獨盤問凱林，打聽昨晚有無異常情況。凱林稱，大約在晚上10時45分左右，他聽到客房背後一聲巨響，牆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以為是輕微地震，沒放在心上。福爾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槍，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地到客房後搜查。大約18分鍾後，福爾曼高聲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懸掛式空調機下的走道上，發現了一隻沾有血跡的右手黑色皮手套，這只手套與在兇殺案現場發現的另一隻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福爾曼解釋說，估計在半夜三更、黑燈瞎火之時，兇犯潛逃在屋後，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調上，在驚慌失措中遺落了手套。

發現血手套後，刑警們又找到了更多線索。他們發現，在圍牆前門車道，以及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跡。這樣，警方認為已有足夠理由懷疑辛普森是兇殺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兇殺案第二犯罪現場，正式向法官申請搜查許可證。在後來的搜查中，福爾曼在二樓卧室的地毯上發現了一雙沾有血跡的襪子，它成為指控辛普森涉嫌殺人的重要證據之一。

可是，福爾曼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單槍匹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現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依照美國法律，在某些人命關天的特殊情況下，警官可以用電話或其它現代化通訊手段與法官取得聯系，法官了解現場情況後，可以口頭授權警察進行搜查。只有在面臨生命危險或罪證可能被銷毀的緊急情況下，警察才能破門闖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們進入辛普森住宅後的境遇並非如此。

在預審時，辯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懷偏見、先入為主，早在案發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內定為主要嫌犯，然後故意尋找借口，闖入民宅非法搜查。這樣，假如法官判決警方違憲，則搜獲的血跡和血手套都會成為"壓下不用的證據"（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審判時呈堂。但法官聽取了警方的辯解後，裁決搜查行為合法。盡管如此，在庭辯期間，面對辯方律師的窮追猛打，福爾曼死活也解釋不清，作為一個有多年刑事偵察經驗的老手，在非緊急情況下，明知沒有搜查許可證，為何仍然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地在住宅內大肆搜查？辯方藉此懷疑，福爾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闖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嫁禍被告。

3.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6月13日中午12點，當辛普森從芝加哥匆忙趕回洛杉磯時，警方已封鎖了他的住宅。主持調查的瓦納特和蘭吉警官讓他到警署總部來一趟，澄清一些疑點，辛普森當即隨口答應。

這時，辛普森的私人律師要求隨同前往，但辛普森堅持說，自己與兇殺案絕對無關，用不著律師。在盤問開始之前，瓦納特向辛普森宣讀了"米蘭達告誡"，提醒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律師在盤問時在場。但辛普森同意放棄沉默權，獨自一人與兩位刑警談了半個多小時，希望能給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線索。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沾有血跡的手套和襪子還遺留在客房後和卧室地毯上，殺人時刺破的手指傷口未愈，就是借他10個膽，恐怕他也不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與經驗豐富的刑警周旋。在案發當天那種心緒激盪、大受刺激的情況下，如果他在盤問過程中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謊言連篇、破綻百出，他的口供將成為檢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在美國社會中，犯罪嫌犯擁有沉默權的"米蘭達告誡"家喻戶曉。如果心懷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絕審問，或者至少要求律師在審問時坐鎮壓驚。但是，辛普森並沒這樣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費了單獨審問辛普森的千載良機。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們似乎已習慣於嫌犯像榆木疙瘩一樣一聲不吱，極少碰到過嫌犯自願地放棄沉默權的好事，把盤問嫌犯的謀略和技巧早就忘得一干二凈。在審問過程中，兩位刑警非常客氣，沒有盤問辛普森在案發之日的具體行蹤，他們提出的問題既缺乏邏輯又不連貫，遠遠低於警校低年紀學生水準。按常理，警官們應當刨根問底，窮追猛打，盡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盤問一直進行到辛普森不願回答問題或請求律師在場時為止。可是，警官們竟然草草收兵，主動結束了審問。這樣，警方既沒得到任何破案線索，也沒得到任何可以用來起訴辛普森的口供。事後，主持起訴的檢察官氣得七竅生煙。

在審問過程中，瓦納特告訴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一些可疑血跡。辛普森當即表示，願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樣品，以便澄清真相。於是，警署的護士便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樣品。按常規，為了防止血樣凝固和變質，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樣中添加了防腐劑（EDTA）。這時，瓦納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綳帶扎住，且有腫脹跡象。辛普森解釋說，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對於弄破的具體時間，他解釋得含含糊糊，前後矛盾。徵得辛普森同意後，瓦納特指揮攝影師將傷口拍攝下來。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時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雖已頒發搜查許可證，但尚未正式頒發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裡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絕與警方合作，拒絕抽取血樣和拍攝傷口照片。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樣後，瓦納特警長並未將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遙的警署刑事化驗室，反而卻攜帶血樣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兇殺案現場。整整三個小時之後，瓦納特才磨磨蹭蹭地將血樣交給了刑事檢驗員丹尼斯·馮（Dennis Fung），後者當時正在現場取樣勘查。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樣，在血跡遍地的兇殺案現場遛達了三個小時之久。在庭審時，面對辯方律師的質問，瓦納特解釋說，根據工作條例，所有證據必須先登記編號，然後才能送交刑事化驗室存檔。而丹尼斯·馮正是負責登記編號的警員，所以他才攜帶血樣回到了犯罪現場。可是，辯方死死抓住這個重大疑點，大加渲染。辯方律師卡克倫把瓦納特和福爾曼貶稱為"一對騙子"。使陪審團對警方涉嫌違法亂紀、栽贓陷害的疑慮大大加深。

瓦納特身攜血樣返回第一犯罪現場，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個重大失誤。在庭審時，警署護士出庭作證時說，他那天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約7.9至8.7毫升血液樣品。可是，辯方專家在警方實驗室只發現了6.5毫升的血樣。換言之，大約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樣品竟然不翼而飛。辯方藉此懷疑，瓦納特攜帶血樣回到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

（三）公路追捕與刑事起訴

警署審問和抽取血樣之後，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淪為頭號嫌疑罪犯。為了避開新聞媒體的騷擾，他暫時躲在一位律師朋友位於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開始籌組"夢幻律師隊"。辛普森借用橄欖球術語，給自己掛上了球隊老闆兼指導的頭銜。負責協調指揮全隊進攻的"四分衛"（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猶太裔律師薩皮羅（Robert Shapiro）擔任。他曾出任好萊塢影星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的律師。沖鋒陷陣的跑鋒要職，由著名黑人律師柯克倫（Johnnie Cochran）擔任。此公在70年代出任過洛杉磯市副檢察長，後來下海開業，成為法律界聲望極高的大律師，曾幫助音樂巨星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打過官司。

薩皮羅律師人脈極廣，頗有運籌帷幄之才。他從波士頓請來了著名刑事律師李貝利（Lee Bailey），此公被譽為美國律師界最拔尖的盤詰高手之一；從紐約請來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師，他是擅長在刑事案中應用DNA證據的頭號權威；從阿爾巴尼請來了解剖和法醫專家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案中擔任首席法醫。由於辛普森案的管轄權屬於加州法院，應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薩皮羅邀請加州法律專家、加州大學聖塔克拉拉校區法學院院長烏爾曼（Gerald Uelmen）入伙，他曾為"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爾斯伯格（DanielEllsberg）擔任過辯護律師。

陣容如此強大，薩皮羅仍不放心，由於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關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薩皮羅又說動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德肖維奇（Alan Dershowitz）加盟。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職）的法律助理，是全美聲望極高的憲法權威和上訴律師。為了確保勝訴，薩皮羅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李昌鈺（Henry Lee）博士出任專家證人。此公是美籍華裔刑事鑒識專家，以精湛、獨特的刑事偵查與證據鑒識技術享譽國際警界，因屢破奇案被媒體譽為"當代福爾摩斯"。此外，辛普森懸賞50萬美元巨款，獎勵提供破案線索的舉報人，並僱傭了幾位著名私人刑事偵探調查兇殺案真相。據行家估算，維持"夢幻律師隊"正常運作的全部開銷，至少應在600萬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點，即案發5天後，根據現場血跡化驗和DNA測試結果，檢方決定立案起訴辛普森。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點准時投案自首。此時，"夢幻律師隊"中的薩皮羅律師、貝登博士、李昌鈺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從他身上採集頭發和血液等檢驗樣品。薩皮羅以辛普森情緒低落、心理不穩為理由，請求警方延緩幾個小時。上午11時，警方拒絕了延緩的請求，並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時左右，當刑警趕到豪宅時，辛普森突然失蹤了。臨行前，他留下了一封訣別信，信中說："我與妮克之死毫無關系。我愛她，一直都非常愛他，而且將永遠愛她。如果我們之間有什麼矛盾的話，那隻是我愛她太深。"結尾寫道："請不要為我悲傷，畢竟我一生輝煌，又有好友無數。請大家記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這個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下午3時，警方在電視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車牌照資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緝犯。薩皮羅律師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媒體宣讀了辛普森的訣別信，並在電視上請求辛普森不要輕生。

那麼，辛普森打算遠走高飛、畏罪潛逃嗎？似乎不太像。當天下午5點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發現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馬車。在長達約6個小時的時間中，他乘坐的越野車一直在洛杉磯市郊徘徊。

據辛普森自己解釋，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一趟，悲痛欲絕。駕車司機是辛普森的鐵哥們兼隊友柯林斯，他一邊駕車一邊用汽車電話與警方通話，聲稱辛普森此時躺在後坐，手持槍支，情緒沮喪，如果警方強行截車捕人，辛普森有可能會自殺。

6月17日下午，恰好是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總決賽的第五場，紐約尼克斯隊大戰休斯頓火箭隊。筆者那天球賽看得正來勁兒，沒想到，當警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越野車後，全美各地電視台突然臨時中斷節目，畫面一律改為現場直播警車跟蹤白色野馬車的實況，真讓人掃興。這時，辛普森終於開始與警方對話，他同意束手歸案，但要求先回趟家，跟沒娘的孩子和家人打聲招呼。警方擔心出人命，便同意了他的請求。這樣，白色

⑼ 美國法院系統介紹

美國司法系統有數個層級，可能比大部分國家還多。原因之一是聯邦法與州法的區分。要了解這一點，必須先回顧歷史，當年美國並非以一個國家形式建國，而是由13個各自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殖民地聯盟。獨立宣言(1776)因此提到「各殖民地的善良人民」，但也宣稱「這些聯合殖民地是自由而獨立的國家，並且按其權利也應是自由而獨立的國家」。美國司法史上，種族與若干州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關系，如下文，美國憲法(1787年通過，1788年批准)開啟了競爭日益激烈的權力轉移，以及遠離各州而轉向聯邦政府的法律權威。然而現今，各州甚至都仍保有實質權威。任何研究美國司法系統的人務必了解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的許可權如何分配。

憲法調整了不少聯邦法與州法間的界限，也在政府的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中劃分聯邦權力(因此在各部門間創造了『三權分立』，並奉行『制衡』制度，以避免任何部門權力過大)，每個部門對司法系統有獨特貢獻。系統內，憲法敘述多種國會可能通過的法律。

不僅如此，法律不只是國會通過的法規而已。在某些地區，國會准許行政機關採用在法規中增加細節的規則。而整個系統依據英國普通法的傳統法律原則。雖然憲法與成文法取代普通法，但是法庭仍繼續採用不成文普通法，以彌補憲法未明文規定以及國會未制訂的部分。

聯邦法的來源

美國憲法

聯邦法的至高權力

在1781至1788年間，一項名為邦聯條例的協議，影響了13州之間的關系，它建立了一個虛弱的國會，並將權力留給各州。雖然各州被下令要對其他法庭的裁決表示尊敬(顯示『充分的信心與信賴』)，但邦聯條例沒有制訂聯邦司法制度的條款，並保存了海事法庭。

憲法的起草與批准反映出一項逐漸達成的共識，即是聯邦政府需要加以鞏固。司法系統可以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憲法第6條「至高性條款」：

「本憲法，與依本憲法所制定之美國法律，以及依據美國權力所締定或將締定之條約，均為全國最高法律。因此，各州法官必須遵守，盡管憲法與各州法律相抵觸。」

此段所述建立了美國法律的第一原則：州法不能與聯邦法相抵觸。而這項禁令如何適用於聯邦政府本身以及各州司法系統中新憲法尚未明確解釋的范圍，這些都尚不清楚。雖然憲法修正案提供了部分解決辦法，但時至今日，美國人仍持續在聯邦與州之間的精確范圍劃分之中掙扎。.

每個部門在司法系統中發揮作用

雖然憲法起草者想要強化聯邦政府，卻害怕其權力過大。限制新政權的方法是將政府劃分為數個部門。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51篇》中解釋，「政府劃分為個別以及獨立的部門，可避免侵佔。」麥迪遜所指各「部門」—立法、行政與司法，受到了司法系統上一定程度的影響。

立法

憲法賦予國會通過立法的權力。經由國會考慮的提議稱為議案(a bill)。如果美國國會兩院投票後，多數贊成該議案(如果總統否決，需經兩院表決3分之2通過)便成為正式法律。聯邦法被稱為成文法(statutes)。《美國聯邦法典(United States Code)》是聯邦成文法的「法典編纂」。「法典」本身並非法律，僅代表符合邏輯的成文法。例如第20條包含與教育相關的各種成文法，第22條則涵蓋外交關系。

國會的立法權有限，更准確地說，是透過憲法委託給美國人民，這明確說明國會立法的范疇。憲法第一條第9項禁止國會通過某幾類法規，例如國會不能通過「追溯法令」(用於追溯或『事後的』法令)或徵收出口稅。第一條第8項列出國會有權的立法范圍。部分法律(如『設立郵局』)非常明確，但其它則不然，最值得注意的是「規定美國與外國、各州間通商」，顯然解釋模糊法規的權力極其重要。早在初期共和史上，司法部門便擔任這個角色，因此在美國司法系統中取得額外且極重要的角色。

司法

如同其它部門，美國司法部門只處理憲法交付的權力。憲法只提供聯邦司法權給某幾種爭議，於第3條第2項列出，最重要的兩個案件包括聯邦法的問題(『根據本憲法與美國各種法律，及根據美國各種權力所締結之條約…而產生之法律及衡平法中的所有案件』) 以及「跨州」案件，或兩州之公民的爭端。跨州管轄權允許當事人免於在另一州法院提起訴訟。

第2項司法權出現於共和早期。如第2章所述，美國最高法院在1803年馬伯瑞控告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解釋其授權包括有權決定是否成文法違憲，一旦違憲，則宣布法律無效。法律可能違憲的因素是由於違反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或是憲法第一條並沒有賦予國會通過那類法規的權力。

因此，解釋描述國會會立何種法令的憲法條款之權力非常重要。傳統上，國會已經證明許多成文法為不可或缺，以制訂「規定與各州間通商…」或是州際通商的法令。這個法令概念模糊，不易精確解釋。的確，為了大部分的成文法，在法令欲達成之目的與州際通商法規之間，被創造出看似可信的關聯。有時，司法部門狹義地解釋「貿易條款」。舉例來說，在1935年，紐約一間屠宰場遵行的聯邦法規定之工人的工時與工資，被最高法院宣布無效，因為該廠所處理過的雞肉全數銷售給紐約肉販與零售商，因此，並不算是州際通商。不久之後，最高法院開始給予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更多自由，今日，聯邦法庭持續廣義地解釋通商權力，雖然不足以讓國會有通過立法的理由。

行政

憲法第2條將行政權委託於美國總統。在華盛頓總統領導之下，整個行政部門由總統、副總統、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以及司法部。隨著國家的發展，行政部門也隨之擴大。現今已有15個內閣層級的部門，每個部門包含一些局、署以及其它名稱等機構，這些部門之外，仍有其它行政部門，所有部門行使總統委派之行政權，因此，他們最終必須向總統負責。

在某些范圍內，行政與其它兩部門的關系明確。假設一或多人搶劫銀行，國會已通過成文法將搶劫犯定罪(《美國聯邦法典》，第18條，第項)，而隸屬於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FBI)則調查這起犯罪事件，若有任何嫌犯被逮捕，司法部所屬聯邦檢察官會在聯邦地方法院的審理中試圖證實嫌犯之罪行。

銀行搶案是一個簡單例子。但隨著國家邁向現代化與發展路程，在司法系統內，3個部門間的關系也逐漸發展以因應工業與後工業社會中愈加復雜化的問題。行政部門角色變化最大。在銀行搶案例子中，國會不大需要專業知識來制訂成文法以使銀行搶案罪行化。假定議員想要禁止「危險」葯物在市場上流通，或是限制一些空氣中「不健康的」污染物，國會可能必須精確地這些名詞下定義，有時國會會這么做，但漸漸地，國會將部分權力委派給隸屬於行政部門的行政機構。因此，食品暨葯物管理局(FDA)負責監督全國食品與葯物的衛生情況，而環境保護局(EPA)則控制工業對陸地、水與空氣的影響。

雖然這些行政機構只擁有國會依成文法而委派的權力，但非常具有實質性，他們有權頒布能夠明確定義更多法令名詞的法規。一項法令可能禁止空氣中有「危險的」污染物含量，而EPA則訂出每種物質與其含量的危險值。有時，成文法賦予行政機構調查法規違法與否的權力、做出判決甚至進行懲處。

法院將會宣布授與行政機構太多權力的成文法無效。一項名為「行政程序法」(《美國聯邦法典》，第5條，第511項，以及其下規定)的重要成文法，說明行政機構在頒布法令、裁決違法行為以及進行懲罰時，應該遵循的程序，同時也提出了當事人如何尋求機構裁決的司法審查。

其它法律來源

美國法律最明顯的來源是國會通過的成文法，以行政法規作為補充。有時，這些法規可以明顯區分合法與非法行為間的界線—再以前述銀行搶案為例，然而政府頒布的法令不足以應付所有情況，很幸運地，還有另一項法律規章能夠彌補，正如下所述。

普通法

當成文法或憲法都無法處理時，聯邦與州法院通常仰賴普通法，普通法匯編了幾世紀以前始於英國的司法裁決、慣例以及總則，此法至今仍繼續發展。在許多州，普通法在合約糾紛發生時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州議會一直以來都認為不宜通過涵蓋所有可能的合約糾紛之成文法。

司法判例

法院根據法律判決涉嫌違憲的行為與糾紛，這通常需要法院解釋法律，法院認為應遵循其它相同或更高層級法院先前解釋法律的方式，這稱為「遵循先例」，或是判例，這樣做，能夠確保一貫性與可預測性，訴訟當事人在面臨不利於己的判例時，試著區別出他們的案件與先例的不同之處。

有時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有所不同，例如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中包含一項條款，即「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強迫自證有罪」。有時，在案件中，當事人可能拒絕傳票或作證，理由是其證詞可能使當事人遭到刑事起訴—這種情形不在美國發生，而是其它國家。自我歸罪條款在美國適用嗎？美國第2巡迴上訴法院裁定可行，但第4以及第11巡迴上訴法院則判定不能適用。這明顯意味著，法令的不同取決於住在國內何地。

較高級的法院試著解決這些矛盾之處。例如，美國最高法院經常選擇能夠解決巡迴法庭意見分歧的案件來審理，最高法院判例將能夠控制或適用於所有次級聯邦法院。在美國控告貝爾希斯(United States v. Balsys, 524 U.S. 666〔1998〕)一案中，最高法庭裁定對於國外起訴的恐懼超越自我歸罪條款的范圍。

這項裁決成為全國性的法律，包括第2巡迴上訴法院。其後，任何遇到此項議題的聯邦法庭都遵循高等法院在貝爾希斯(Balsys)一案中的裁決，該次巡迴審判中，巡迴法院的判決同樣約束所有地方法院。「遵循先例」也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州法院系統，如此一來，判例在數量與解釋性上，皆有增長。

不同法律；不同補償

鑒於法律體系逐漸壯大，若能區分向法院提起的不同種類法規與訴訟，以及每宗案件中法律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將有所幫助。

民事/刑事

法院審理兩種糾紛：民事與刑事。民事訴訟需要兩名以上當事人，至少其中一方涉及違反成文法或普通法。先提出訴訟者稱為原告，另一方則是被告。被告可對原告提出反訴，或是對共同被告提出交互訴訟，只要他們與原告的原始控告有所關聯。法庭偏好審理所有陳述皆因一起糾紛引起的單一訴訟。至於商業訴訟、違反合約、侵權行為、或是當事人聲稱因另一方的疏忽或蓄意惡行而受到傷害，這些則屬於民事范圍。

雖然大部分的民事訴訟發生於訴訟當事人間，但聯邦或州政府永遠是刑事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政府以人民名義，對被指控做出違反法律的某些行為如傷害大眾福祉的被告進行起訴。兩家公司可以就違反合約而提出民事訴訟，但只有政府能控告某人謀殺。

舉證標准與可能進行的刑罰也有差異。一名刑事被告只能因「無合理疑點」而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只需提出「證據優勢」，這基本上只是一種說服力不足的陳述，意指「極有可能」。被判有罪的罪犯可能入獄，但是民事訴訟中，輸的一方當事人只需負上法律或公平補償之責任，如下文所述。

法律與公平補償

美國司法系統在有限范圍內盡可能提供大范圍的補償。刑事成文法通常列出某一特定犯行的罰金範圍或是法庭可能施予的入獄時間。其它部分的刑事法規在某些許可權內，可能容許對慣犯加重刑罰，重罪的刑罰比輕罪還要嚴厲。

在民事訴訟中，大部分美國法庭被授權選擇法律或公平補償，比起過去，其間區別不大，但仍值得了解。13世紀的英國，「法院」只被授權判決金錢上的補償。假如被告違反的合約價值50英鎊，法院可命令報告全數支付給原告。在多數案例中，如此支付賠償金是合理的，但在許多案例中則不然，例如稀有藝術品或是一塊土地的出售。13與14世紀時，「衡平法院」形成，這些法院創造了公平補償，例如特定迫使當事人履行職責，而非只是因為他們的不履行義務而強迫支付賠償金。到了19世紀，大部分美國司法許可權已消除法律與公平賠償間的差異。現今，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法庭能夠視情況需要，判給法律或公平補償。

有一個著名例子說明了民事與刑事法的不同，以及其提供的補償差異。加州指控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犯下謀殺罪。然而，他沒有被判罪，因為陪審團裁定起訴失敗，證明辛普森的罪行無合理疑點。後來，辛普森太太的家人以非法致死為由控告辛普森，這是一樁民事訴訟。此案中，陪審團以證據優勢證明辛普森必須為其妻之死負責，便下令辛普森支付賠償金—法律補償—給原告。

聯邦系統中州法的作用

憲法明確禁止各州採用某些法律(與外國簽訂條約，鑄造錢幣)。憲法第6條「至高性條款」排除任何抵觸憲法或聯邦法的州法。即使如此，大部分的司法系統仍由州所控制。憲法已明確規定國會可制訂法令的范圍。1791年的第10修正案明訂：「凡憲法未授予美國也未禁止各州的權力保留給各州和人民。」

然而，聯邦與州政府間仍存在相當程度的緊張關系—包括奴隸制度以及州最終是否有權脫離聯邦。1861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解決了這兩項爭論，也限制了司法體系內州的角色：根據1868年的第14修正案，「任何州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得拒絕給予管轄范圍內的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護」。此修正案大大地擴張聯邦法院宣布州法無效的能力。1954年布朗訴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cation)一案，禁止阿肯色州的州立學校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正是仰賴這項「平等保護條款」。

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上述的一些趨勢—行政國的興起，這是一種更有力且廣泛的正當程序之司法解釋與平等保護，以及類似國會規定通商之權力的擴張—結合之後，提升聯邦在司法系統中的角色。即是如此，系統中的大部分仍在州范圍之內。任何一州都不得拒絕聯邦憲法保障之公民與權利，許多州將自己的法律解釋成授與更多一般的權利與特權。實施州法的州仍願持續裁定大部分的合約糾紛。多數的刑事案件與民事侵權訴訟也是如此。處理結婚與離婚事宜的家庭法幾乎都屬於州事務。大多時候，對美國人而言，司法系統代表的是警官與自己居住的州，或是各種政治機關與州內其它政治部門。

此引言僅是司法系統之概述。其餘的章節提供更多細節、特色與見解。第一與第2章分別描述聯邦與州法院系統組織方式，第3章詳細解釋司法制度之復雜問題，此章節描述聯邦與州法院之界線，但同時也探究提出訴訟者以及法院審理案件之類型。第4章之重點從法院擴大到出庭的人士。美國法律之執行已被研究過，典型的訴訟也已解釋。同時，此章節將解釋利益團體的角色，他們通常堅決進行特定案子以推動其社會與政治議程。第5章詳細說明法庭如何處理刑事案件。第6章重點為民事訴訟。第7章則是聯邦法官甄選過程。最後章節探討某些特定司法判決—特別是高等法院之判決—如何能夠等同於決策，並在與立法與行政部門關系復雜之下，與司法制度緊密結合。

⑽ 美國黑人現在受的種族歧視的表現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可能有人會說，這個問題難道還值得一提嗎？自然是白人歧視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但是，很多美國白人卻認為，如果依照美國政府頒布的「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Action）法案，如今在美國社會中遭受種族歧視之害的實際上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這個涉及到「反向歧視」（ReverseDescrimination）的復雜問題，正是轟動美國朝野的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董事會訴艾倫•貝基一案的緣起。
（一）屢試不中的白人高才生
艾倫•貝基（AlanBakke）1941年生於佛羅里達州，他父親是來自北歐挪威的移民，在郵局當搬運工。艾倫•貝基從小聰穎好學，成績出類拔萃，曾進入過全美中學生榮譽獎學金競賽的決賽。1959年，他考入明尼蘇達大學，主修機械工程。在大學期間，他的平均成績積分（GPA）為3．51。
大學畢業後，艾倫•貝基於1963年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參加了侵略越南的戰爭。因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沉著機敏、作戰勇敢，他在四年的軍旅生涯中連升數級，晉升為上尉軍官。在越戰期間，因所在部隊傷亡慘重，艾倫•貝基初步萌發了當一名醫生的志向。
1967年艾倫•貝基退役後，在美國宇航局設在加州斯坦福大學附近的一個高級研究中心當了一名工程師。在中心工作期間，由宇航局出錢資助，艾倫•貝基考入斯坦福大學繼續深造，並獲得工程碩士學位。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艾倫•貝基逐漸意識到，自己今生的最大願望，是成為一名醫生，奔赴血肉橫飛的戰場去搶救奄奄一息的戰友。於是，他開始在工作之餘攻讀醫學院預科課程，並著手復習准備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
誰都知道，美國的醫生和律師不是那麼好當的。首先，著名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學費極為昂貴。因學生畢業後收入較高，所以醫學院和法學院基本上不提供獎學金。其次，著名醫學院和法學院都有極低的錄取率和白熱化的競爭，考生的淘汰率和競爭的殘酷性，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中國大陸的高考。以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為例，該院1973年度只錄取100名學生，但考生總數卻高達2464人。
但是，艾倫•貝基卻恰好選中了加州大學醫學院作為重點報考院校之一，其原因，可用加州居民評價本州大學的俏皮話來解釋：
「如果你很會讀書，你爹趁錢，就念斯坦福大學；
如果你很會讀書，你爹不趁錢，就念加州大學；
如果你不會讀書，你爹趁錢，就念南加州大學；
如果你不會讀書，你爹不趁錢，就念社區大學。」
這其中的秘訣是，由加州大學董事會管理的柏克利、洛杉磯、聖地亞哥、戴維斯等大學分校雖然名列全美著名學府，但與哈佛、耶魯、斯坦福等私立名校不同，加州大學所屬分校全都是公立大學。因公立大學有政府資助和補貼，所以學費比那些私立名牌大學要便宜得多。另外，像艾倫•貝基這樣在加州已居住兩年以上、依法交納州稅的居民，還會享受到本州學生大幅度減免學費的特殊待遇。
在以優秀成績結束醫學院預科課程後，艾倫•貝基又在醫學院入學考試中取得佳績。在考試的科學知識部份，他的正確率為97％；在語言能力部份，正確率為96％；在數學部份，正確率為94％。這個成績是非常出色的。
1972年底，艾倫•貝基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學申請。沒想到，加州大學卻給志在必得的艾倫•貝基吃了閉門羹。
照常理，以艾倫•貝基的GPA和MCAT成績、斯坦福大學碩士學歷以及綜合素質，他應當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學生。艾倫•貝基起初以為，自己名落孫山的原因可能是因年齡已超過了30歲。但是，艾倫•貝基後來卻從戴維斯分校學生事務辦公室助理彼得•斯托昂特那裡打探出了一個令他大吃一驚的內幕。原來，在醫學院當年100名的錄取名額中，有16個名額專門分配給了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的學生。更令人吃驚的是，在被錄取的16名少數族裔學生中，絕大多數人的GPA和MCAT成績遠遠不如自己。
艾倫•貝基得知錄取配額和不同的錄取標准一事後非常惱火。他提筆給戴維斯分校錄取辦公室寫了一封頗有政策水平的抱怨信。信中寫道：「為了滿足未來醫療健康事業的要求，醫學界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獻身精神的人才。我意識到，設置少數族裔錄取配額，是為了補償以往種族歧視的惡果。但是，這種照顧少數族裔的措施，實際上又開創了新的種族偏見。這不是一個公正的解決辦法。」
一通抱怨之後，1973年底艾倫•貝基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提出了1974年度的入學申請。然而，艾倫•貝基得到的回復，仍然是一劑不予錄取的苦葯。
該做的全都做了，還是進不了醫學院，原因竟然是膚色不夠黑。從小在宣揚「白人優越」的社會中長大的艾倫•貝基，這輩子還是第一次碰到這種「顛倒黑白」的怪事。中國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可能會想到揍那個狗娘養的。美國人遇到冤屈不平之事，第一個念頭就是訴那個狗娘養的。艾倫•貝基當然也不例外，他一張狀紙把加州大學告到了法院，控告加州大學搞反向種族歧視，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關於平等保護的條款
（二）左右為難的最高法院
在一向標榜人人平等、公平競爭的美國社會，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為啥會為少數族裔申請人特別保留16個錄取名額呢？說來話長，這個特殊的照顧措施，實際上與美國政府頒布的「肯定性行動」法案直接有關。
「肯定性行動」這個名詞，最早源自民主黨總統肯尼迪於1961年簽署的總統第10925號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採取肯定性行動，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的僱傭機會。約翰遜總統執政後，聯邦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包含范圍更為廣泛的「肯定性行動」法案，又稱為平等權益法案。簡而言之，「肯定性行動」實際上是一項在1964年《民權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平等權益措施，目的是幫助在美國歷史上長期受到歧視的少數族裔和女性更快地改變在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等方面的劣勢地位。具體地說，就是在求學、就業、頒發獎學金以及接受政府貸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時，在競爭能力和資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黑人、印地安人、拉美裔和亞裔以及女性有被優先錄取、錄用或優先得到貸款和政府合同的權利。
素以保守著稱的共和黨尼克松總統執政後，在推行「肯定性行動」法案方面卻是更上一層樓。後來曾在里根政府擔任國務卿要職的舒爾茨，當年出任尼克松政府的勞工部長，此公在勞工部長任內，開創了引起極大爭議的硬性配額制度。聯邦勞工部規定，公立大學在招生時，必須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數族裔和女性學生，政府部門必須僱傭一定比例的少數族裔和女性職員，一定比例的政府商務或工程合同應當優先給予少數族裔和女性投標人。此外，凡是接受政府資助以及所有與政府簽訂商務或工程合同的私營企業，都必須提交一份「肯定性行動」計劃，說明該企業打算在多長時間內使少數族裔和女性雇員達到一定比例，否則合同免談。在美國這樣一個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聯邦政府第一次大規模干預私營企業的內部經營，公開限制私營企業僱傭員工的自由權利。聯邦政府手頭有上萬億美元的商務和工程合同，是私營企業最大的客戶。所以，私營企業只有俯首聽命的份兒，一點兒脾氣也不敢有。
在民權運動聲勢浩大的60年代，「肯定性行動」法案得到了全美公立高等院校的積極響應。美國大學校園歷來是自由化和激進化的大本營，而加州大學在60年代反對越戰、爭取平等權益的運動中，曾是全美鬧得最凶的大學之一。在此背景下，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為了糾正種族歧視造成的危害和對少數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增加醫學院學生的多元性，為少數族裔樹立刻苦學習、奮鬥成材的榜樣，特別設立了優惠和照顧少數族裔申請人的錄取配額制度，結果引發了艾倫•貝基訴訟案。
1975年，地方法院對艾倫•貝基案做出判決，法官宣布加州大學設立的錄取配額制度違法，但並未判決戴維斯分校醫學院一定要錄取刺兒頭艾倫•貝基。結果雙方都不滿意，繼續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訴。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學敗訴。但加州大學董事會不服，聘請曾在水門事件調查案中出任特別檢察官的哈佛大學教授考克斯為律師，於1978年把官司打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艾倫•貝基一案，實際上是給美國最高法院出了一個極為棘手的大難題。原因很簡單，這個與「肯定性行動」有關的訴訟案所涉及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政治問題。種族問題歷來是美國政治中的定時炸彈，稍不留神就會在社會中心爆炸，引發空前嚴重的社會動亂。在中國，各種法律問題通常集中地表現為政治問題，但在美國，正如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一百年前所言，各種政治問題通常集中地表現為法律訴訟。美國社會中這種政治問題法律化的獨特現象，令最高法院大法官傷透了腦筋。
在美國憲政史上，曾有過最高法院試圖用法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結果卻引發社會動亂的前例。南北戰爭前，最高法院在1857年的司各特訴桑弗特案（Scottv。Sandford）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隸制的判決，使國會已通過的旨在限制南方奴隸制擴張的密蘇里妥協案因違憲而被取消。盡管從單純法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對司各特案的判決無可厚非，但若從政治角度看，這一判決激化了本來已尖銳對立的南北爭執，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決南方奴隸制問題的道路，堅定了南方各州依照憲法慣例捍衛奴隸制的決心，使北方和林肯總統處於「違法亂紀」的被動地位，對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使美國陷入了一場無法避免的南北大戰。司各特案一向被後人認為是最高法院歷史上最糟糕的判例。
前車之鑒，使最高法院在審理這類「政治案」時不得不小心翼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艾倫•貝基案之前，一位名叫馬科•德夫尼斯（MarcoDefunis）的白人學生早在1971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動」發難。這位白人學生的法學院入學考試（LSAT）成績比已被華盛頓大學法學院錄取的大多數黑人學生高得多，但卻沒被錄取。一氣之下，他便向地方法院控告華盛頓大學。地方法院於1971年判決華盛頓大學敗訴，馬科•德夫尼斯遂進入法學院學習。但華盛頓大學不服判決，繼續上訴，在1974年2月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可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老奸巨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卻以馬科•德夫尼斯當年5月就將從法學院畢業，審理此案已無任何重大法律意義為由，拒絕對德夫尼斯案（Defunisv。Odegaard）做出判決。實際上，大法官們是找了個借口故意避開了這個政治難題，使堅決支持和激烈反對「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兩派大為失望。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幾年後，艾倫•貝基案又打上門來，硬逼著左右為難的最高法院給個明確說法。美國朝野上下拭目以待，看最高法院如何對此案進行判決。
1978年6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一票之差對艾倫•貝基案做出了一個在美國憲政史上非常罕見的雙重判決（DoubleDecision）。鮑威爾大法官主持的判決書包括兩個部份，第一部份判決加州大學設立的錄取配額制度違反民權法，加州大學醫學院必須錄取艾倫•貝基；第二部份判決加州大學有權實行一些使學生來源多元化的政策，在錄取新生時可以將種族作為一個因素來考慮。這樣，最高法院一方面判決加州大學依照「肯定性行動」政策設立的配額違法，一方面又規定可以將種族作為升學申請的一個因素，實質上又肯定了聯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動」政策。這個極為圓滑的雙重判決，對控方和訴方各打五十大板，使支持和反對「肯定性行動」的兩派暈頭轉向、無所適從。最高法院的判決雖然是法律決定，但對政治後果的慎重考慮，顯然對大法官們的判決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三）從體制歧視到「肯定行動」
在美國這樣一個白人佔多數和白人男性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在升學和就業這兩個對人的一生具有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上，由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出面頒布一系列照顧黑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法案，絕不是偶然的。
美國是一個由二百多個不同的種族、族裔、民族血統和文化傳統組成的移民國家，號稱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爐。但是，在美國歷史上，「民族大熔爐」的神話主要是對白人移民而言，而少數民族（主要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亞裔等所謂「有色人種」）的美國經歷卻充滿了痛苦和辛酸。早期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伴隨著對沒有還手能力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野蠻屠殺和對幾百萬黑人奴隸的殘酷奴役，製造了延續至今的種族矛盾和種族仇恨。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南北戰爭雖然摧毀了南方奴隸制，使被奴役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黑奴成為自由人。但是，南方各州利用美國的聯邦制民主體制以及白人佔多數和政治、經濟力量強大的優勢，以合法的民主程序通過了一系列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法律，繼續剝奪黑人權利。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的判決中承認了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合憲性，使黑人在南北戰爭之後又遭受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合法歧視和迫害。應當提到的是，南方各州通過的種族隔離法律，同樣針對其它少數民族。南方州的種族隔離設施，只分白人和有色人種兩類。南方州的法律不僅禁止黑白通婚，而且還明文禁止亞裔（蒙古人種）與白人通婚，違法者將被判兩年以上徒刑。
美國社會對少數民族華裔的歧視同樣源遠流長。十九世紀下半葉，在以無數華工血汗和生命換來的美國橫貫大陸鐵路完工之後，受經濟蕭條影響，西部各州發生了白人大規模排斥和迫害華工的浪潮。為了爭取白人移民的選票，西部各州官員和議會議員無視美國憲法對個人權利的保護，紛紛採取了歧視華裔移民的立場，致使西部各州先後通過了排斥和歧視華工的州法。在排華浪潮之初，聯邦法院曾判決歧視華工的州法因不經正當程序剝奪個人權利而無效。但自1882年起，在西部各州參眾兩院議員的壓力和推動下，美國國會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排華法案，規定在美華人不得歸化為美國公民，禁止在海外回國探親的華人重返美國，後來乾脆全面禁止任何類型的中國移民。南北戰爭後，昔日的黑奴已依法歸化為美國公民，但勢單力孤的華裔移民卻淪落到終生不得歸化為美國公民和回國探親後無法重返美國的悲慘境地。美國國會當年通過的排華法案，堪稱美國憲政史上最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法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和確立社會公正的呼聲日益高漲。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在布朗訴教委案（Brownv．Topeka教委）的裁決中推翻了「隔離但平等」原則，判決南方州的種族隔離教育體制違憲。可是，南方各州對布朗案的判決進行了大規模的抵制。在布朗案判決宣布十年後，南方十一個州中只有2％的黑人學生真正進入黑白合校的學校學習。為了對付南方州對布朗案判決的抵制，聯邦政府不得不多次出動軍隊保護黑人學生進入南方州公立大學讀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為了徹底推翻南方州的種族隔離制度，美國黑人開展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權運動。這場運動得到了新聞媒體的同情和積極聲援，全美各大電視台經常臨時中斷正常節目，實況轉播南方州警察對黑人示威群眾施暴的場面。在電視和報刊等新聞媒體不斷出現的黑人大規模示威和警察施暴的場景震撼了全美各界和整個國際社會，北方各州的白人紛紛集會示威，要求聯邦政府和國會立刻出面干預，廢除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在社會局勢有可能失控和民權運動有可能轉向大規模暴力的巨大壓力下，美國國會終於先後在1964、1965和1968年通過了三個被統稱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的民權法案，從法律上徹底結束了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制度。
民權法案的通過雖然使黑人在法律上獲得了平等地位，但要完全鏟除種族歧視遺留的惡果，實現真正意義的種族平等，卻絕非易事。種族歧視給美國黑人造成的惡果固然多不勝數，但其中以黑人在教育領域的落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貽害最大。與千百萬懷著「美國夢」來到新大陸尋求更好生活的各國移民不一樣，美國黑人是被枷鎖和鐐銬捆綁到新大陸來的奴隸。數百萬黑奴來自非洲的十幾個國家、數百個部落，操數百種不同的部落語言，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本來就很低。在長達兩個世紀的奴役和苦難生活中，黑奴被徹底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甚至連《聖經》都被禁止閱讀。白人種植園主知道，一旦黑奴讀書識字，通曉了「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奴隸制的末日就將來臨。南北戰爭之後，黑人雖然名義上獲得了自由，但在教育和社會各個領域中繼續遭受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之害，致使相當多的黑人處於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
美國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Marshall，任期1967－1991年）在艾倫•貝基案的意見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黑人的經歷與其它族裔群體的差別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質上。」美國黑人長期以來處於受奴役和被歧視的境地，被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當黑人終於爭取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後，面臨的是高科技和高度競爭的現代社會的挑戰。美國主流社會標榜所謂「人生而平等」原則，推崇憑借個人奮斗和競爭去爭取成功，但這種價值觀忽視了因歷史原因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好像是讓一個鐐銬乍除、遍體鱗傷的普通人與一個訓練有素、身強力壯的運動員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按照同樣的規則在田徑場上競爭一樣。這種表面上的平等競爭完全掩蓋了實質上的不平等。
1965年6月，以提出建設「偉大社會」和「公平施政」口號著稱的約翰遜總統在由黑人創辦的哈沃德大學（HowardU．）應屆畢業生結業典禮上發表講話，強調黑人僅僅爭取到法律上的平等競爭地位是不夠的，聯邦政府應採取特殊措施對少數民族予以幫助，以求達到實質意義上平等競爭的最終目標。約翰遜總統的這次講話，是第一次公開宣布聯邦政府應對少數民族予以特殊照顧和優惠，在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種族平等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種特殊照顧政策的實質，是要求美國社會的強勢群體做出讓步，在激烈的自由競爭起跑線上，允許弱勢群體在比賽正式開始之前，先跑上一段路，藉此改變因歷史原因造成的競爭起點極度不平等的不公正現象，達到種族和諧和社會公正的最終結果。
總之，以「肯定性行動」政策為核心的平權法案，實際上是由聯邦政府出面充任種族關系協調人這種費力不討好的角色，通過向黑人等少數民族提供更多的提升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機會的政策，補償幾百年來對黑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的奴役和體制性歧視造成的傷害，糾正美國社會各領域中令現代文明社會深感恥辱和難堪的種族歧視現象，鏟除種族歧視遺留的惡果，潤滑美國社會緊張的種族關系，調整各種族之間的矛盾和利益沖突，推動美國社會向更公正的方向發展。這種政策不是一個修改美國社會中競爭規則的永久性的法律規范，而是對以往受到歧視的少數民族和婦女等弱勢群體的利益予以補償，是一種具有補償性和暫時性的民族政策。
在一個由多數人選票決定一切的民主社會，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能夠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少數人在多數情況下則很難保護自身的利益。然而，民主制度的真諦，卻恰恰在於容納和保護少數人。建國二百多年以來，美國社會從種族奴役走向解放奴隸，從種族隔離走向民權運動，從法律上廢除種族隔離走向對少數民族利益的刻意維護。尤其是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由於黑人民權運動的壓力以及最高法院和聯邦最高行政部門的干預，一系列優先照顧少數族裔、婦女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政策和法案終於在美國這樣一個白人佔多數的國家得到通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進步。
（四）規則不平等與反向歧視
但是，從嚴格意義的法律角度看，「肯定性行動」政策是一項「不平等」的政策。一般來說，人類社會的平等可分為三種，一種是起點平等，一種是規則平等，一種是結果平等。歷史證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只能是規則平等。但是，「肯定性行動」政策卻對競賽場上規則平等的原則進行了暫時性的修改。
對聯邦政府行政部門而言，為了糾正以前種族歧視的弊端，緩和社會矛盾，在一定歷史時期之內，實質平等和社會公正的原則可以暫時高於規則平等的原則。「肯定性行動」政策的一個主要特點，正是不拘泥於規則平等原則，以一種矯枉過正的特殊形式對弱勢群體的利益予以補償和照顧，以求達到起點平等公平競爭的最終結果。
可是，由於規則不平等，盡管願望良好，理由充足，但結果實際上卻是對白人的體制性反向歧視，使白人不得不在社會生存競爭的競賽場上為「祖宗造的孽」付出沉重代價。從就業角度看，美國是一個始終存在失業率的國家，無論申請哪一個層次的工作，都會面臨激烈的競爭。從升學角度看，一個學生能否能被著名法學院或醫學院錄取，往往會決定其一生命運的興衰榮辱。從商業角度看，能否爭得政府部門的商業和工程合同，常常關繫到一家企業或公司的生死存亡。然而，根據「肯定性行動」政策，白人不僅在能力和成績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下必輸無疑，而且在能力和成績明顯高於少數族裔時也有可能敗下陣來。
從大學入學統計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92年度被錄取的黑人學生的全國高中統考SAT成績，比被錄取的其它族裔學生的SAT平均成績低228分。從政府合同分配看，根據1977年頒布的《聯邦公共工作就業法》規定，至少10％的聯邦公共工程項目撥款應保留給少數族裔企業。1980年最高法院在符利洛夫訴克盧茨尼克案（Fullilovev。Klutznik）以6比3三票之差裁決這項聯邦法案並不違憲，因為這是一個改正以前對少數族裔企業在投標政府合同時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補償措施。
「肯定性行動」政策的另一個飽受指責之處是，它可能會使無辜者承擔補償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也會使一些從未受到過種族歧視傷害的人憑空獲益。與其它一些社會救濟、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不同，「肯定性行動」是一項單純以族裔、膚色和性別作為施行照顧措施標準的「一刀切」政策。只要你是少數族裔或女性，而不管是什麼樣的少數族裔或女性，你都可以在競爭中受到若干照顧。相反，只要你是白人，而不管是什麼樣的白人，那你就成了天生的倒霉蛋，再受歧視也沒人心疼。
比如，一位黑人富商是20世紀90年代從南非移居美國的投資移民，其遠祖與幾百年前被販賣到北美的黑奴根本不沾邊。而一位白人工人是居住在北方賓西法尼亞州的愛爾蘭移民後裔，其祖先在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移民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曾參加北軍為維護國家完整和和廢除奴隸制而戰，其家族成員一直是廢奴和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另外，由於賓州早在獨立戰爭結束之前就已立法禁止奴隸制，所以這位白人工人家族史上沒有任何人曾奴役過黑奴。可是，在申請進入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的競爭中，盡管白人工人家族世代在賓州居住並以稅金的形式向聯邦、州政府和州立大學交納了大量金錢，盡管白人工人的兒子勤奮努力，品學兼優，考試成績和綜合能力高於黑人富商的女兒，但他仍然有可能在入學競爭中輸給新來乍到的黑人富商的女兒。這種只問膚色性別，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政策顯然是極不公平的。
此外，美國社會中的「少數族裔」並非鐵板一塊，各少數族裔之間的情況千差萬別，「肯定性行動」政策對各族裔在不同領域中所造成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其中尤以亞裔在教育領域的情況比較特殊。亞裔移民主要由華裔、印度裔、韓裔、日裔和越南裔等組成。由於黑人民權運動的壓力和推動，美國國會1965年頒布的《移民法》對以前設立的對有色人種帶有歧視性的條款和定額進行了修正。如今美籍亞裔移民的主體，主要是受惠於1965年和1992年移民法移居美國的高科技人才。據統計，絕大多數亞裔技術移民在原住國已受過高水準的高等教育，很多人是千挑萬選後赴美留學的科技精英，擁有遠遠高於原住國公民平均教育水準之上的高級學位和綜合能力。這是其它少數族裔難以比擬的。
由於自身受教育起點較高，又有重視子女教育的文化背景，所以如果在高等院校廢除「肯定性行動」政策，利益受損的主要是基礎差、起點低的黑人和拉美裔，而亞裔卻會因取消族裔比例限制而獲益。但是，美籍華人、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博士認為，廢除「肯定性行動」政策盡管從申請大學這一點看對亞裔有利，但若從政治和經濟等更廣闊的背景看，則將造成亞裔的劣勢。亞裔基本上是60年代民權運動的旁觀者，但卻「免費搭車」成為民權運動歷史性成果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亞裔在維護「肯定性行動」政策這種涉及少數族裔整體利益的重大問題上鼠目寸光，將有可能會對亞裔未來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造成不良影響。
加州大學董事會的黑人董事沃爾德•康納利（WardConnerly）認為，「肯定性行動」政策其實只是為已經進入上流社會權勢階層的一小部份黑人和白人女性提供了進一步高升的特殊方便。此外，這項政策中的一些特殊照顧措施，實際上等於公開宣布少數族裔根本無力憑真本事與白人進行真槍實刀的競爭，只能靠族裔和膚色占盡先機，這實質上是對少數族裔的貶低。這類指責如今在美國已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2001年5月，美國亞裔商會代表在白宮拜見小布希總統時，感謝小布希提拔華裔趙小蘭和日裔峰田出任內閣部長。小布希當即嚴肅地回答，趙小蘭和峰田入閣完全是因出類拔萃的能力和品德，與族裔背景根本沒有任何關系。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總愛說小布希總統腦袋缺根筋兒，既不懂外交也不懂內政，其實未必如此。如果小布希總統當時稀里糊塗地順著亞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