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

『壹』 日常生活經驗能否當法律證據

日常生活經驗法則的適用
經驗是法官從事司法活動的生命，在現代證據法上，證據的判斷往往將經驗法則的具體選擇和運用委之於法官，由法官通過自由判斷而作出，法官自由裁量權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以"經驗"為基礎作出的合理判斷。在司法實踐中，經驗法則往往是被作為證據裁判的根據，用以衡量已知事實、確定未知事實，在證據的評價、案件事實的認定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了完善訴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4條對經驗法則首次作了以下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自此，該司法解釋將日常生活經驗作為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之一。

所謂日常生活經驗，是指法官在其日常生活中認識和領悟的客觀事物之必然聯系或一般規律，具有普遍公認或不證自明的性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構成日常經驗法則的主要具體要素包括：其一，所依的生活經驗必須是日常生活中反復發生的常態現象；其二，這種生活經驗必須為社會中普遍常人所能體察和感受；其三，這種經驗法則所依據的生活經驗可隨時以特定的具體方式還原為一般常人的親身感受。在審判實踐中，日常生活經驗對於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決定訴訟證據與案件的待證事實之間有客觀聯系；決定證據的可采性；發揮證據間的推理作用，減輕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有利於正確認定事實和公正作出裁判和法官正確地理解和適用法律。

『貳』 作為法官如何判斷行政處罰行為認定的事實的證據是否充分（或主要證據不足），利用行政訴訟證據規定的規定

行政訴訟證據是指在行政訴訟中用以證明案件事實情況的一切材料和事實。真實可靠的證據是法院判案的根據。這部分證據稱為「可定案證據」。可定案證據具有三方面的特徵：⑴客觀性；⑵相關性；⑶合法性。

受行政訴訟性質決定，其證據制度具有如下特點：
⑴行政訴訟證據所要證明的最終事實是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
⑵行政訴訟被告必須自始至終地承擔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法定舉證責任；
⑶行政訴訟被告在訴訟過程中，不得自行向證人和原告收集證據，作為被告代理人的律師也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
⑷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有收集證據的權力，而無收集證據的義務，其主要任務是審查判斷證據。

《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根據證據的來源和表現形式，將其分為以下七類：
⒈書證。即以文字、符號、圖案等所記載的內容表達的與案件事實有關的人的思維或者行為的書面材料。如行政機關的文件、文書、函件、處理決定等。作為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是行政機關在訴訟中必須提交的書證。
⒉物證。即以物品、痕跡等客觀物質實體的外形、性狀、質地、規格等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如肇事交通工具、現場留下的物品和痕跡等。
⒊視聽資料。即以錄音、錄像、掃描等技術手段，將聲音、圖像及數據等轉化為各種記錄載體上的物理信號，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如音像磁帶、計算機數據信息等。
⒋證人證言。即直接或者間接了解案件情況的證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陳述。一般情況下，證人應當出庭陳述證言，但如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精神病人、未成年人作證應與其心理健康程度、心智成熟程度相適應。
⒌當事人陳述。即本案當事人在訴訟中就案件事實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陳述和承認。
⒍鑒定結論。即具有專業技術特長的鑒定人利用專門的儀器、設備，就與案件有關的專門問題所作的技術性結論。根據鑒定對象的不同，可分為醫學鑒定、文書鑒定、技術鑒定、會計鑒定、化學鑒定、物理鑒定等。
⒎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勘驗筆錄是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對與行政案件有關的現場或者物品進行勘察、檢驗、測量、繪圖、拍照等所作的記錄。現場筆錄是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對與行政案件有關的現場情況及其處理所做的書面記錄。

『叄』 法定證據制度的特色原則

中國過去實行的是被稱之為「實事求是」的法定證據制度。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工作都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的原則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方法，要求司法人員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查證屬實的證據作依據，准確的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並且要求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必須確實充分，達到以下四項標准：（1）據以定案的證據均以查證屬實；（2）案件事實均有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3）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而只有同時具備這四項標准，方能被確認為認定事實清楚，才能作為法官裁判的依據。這種證明要求，理論上從認識論的角度將之稱為「客觀真實說」。
然而將實事求是作為中國的證據制定似乎對發展中國的證據理論和完善證據制度未起到多少積極作用，相反它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將客觀真實作為訴訟證明要求脫離了訴訟的實際，它為民事訴訟中的超職權主義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導致法官司法權的濫用；其次，它將嚴肅的、現實性極強的法律問題用哲學話語和原理予以闡述，替代了對訴訟證明實際問題的分析。應該從國情出發，建立法官依法獨立心證證據制度，以「法律真實」為證明要求，確立法官的心證自由。 1、客觀真實的證明要求
長期以來，中國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堅持客觀真實的證明要求，認為其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認識論，同時，由於長期受「司法隊伍是一隻忠於人民利益、忠於法律、忠於客觀真實的隊伍。」的思想的影響，法學界普遍認為所有定案的證據都是確切無疑的；所有的定案證據相互之間是沒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也是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加以排除的；且所有的證據都應當是客觀的、真實的、確切無疑的。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為保證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與真實的案件事實相一致，不管案件事實有沒有查清的可能，也不管需要花多少時間和人力、物力，法官都要不惜一切代價去調查取證。從而導致審判效率的低下，浪費了有限的審判資源。所以說，「客觀真實說」雖貌似符合唯物辯證法，但事實上卻帶有形而上學的印記，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片面強調了認識論的反映論和可知論，而忽略了認識論的辯證法，曲解了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辯證統一。具體到訴訟案件中，作為個人的法官業務素質和道德操守是一定，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也只能達到一種「相對真理」的程度。要求達到「絕對真理」是不符合訴訟實際和認識規律的。
2、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
客觀真實確實是最高的真實，是真實的極限。但把它作為訴訟證明要求並不合理。何為客觀真實？客觀真實就是現存的真實，但案件並非現存，而是已經過去了的現實。要求對已經過去的案件事實的調查和證明達到像現存真實那樣的真實，顯然是不現實的，是無法達到的。由於有爭議的案件事實無法原原本本地重現於法庭，法官只能依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而證據的提供有時是不完全真實的，甚至是與真實相背的。因此法官是在案件事實真偽難辨的情況下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和認定的，因而不得不滿足於法律上的相對真實。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判案從追求客觀真實轉向滿足於法律真實。
2002年最高院公布的《證據規定》第63條規定了民事訴訟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判決。」自從七十年代走向法制化後，中國的司法制度取得了較大的提高。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司法資源十分有限，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能力也有限，與國家法制化對法官的要求的差距相當大。若仍然堅持客觀真實的證明要求，要求人們在訴訟中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以此作為法官裁判的依據，則不僅會給國家帶來難以承受的司法負累，而且也易造成法官辦案效率的低下，實質上是非正義的。正所謂「待到草兒青青，馬兒已經餓死。」「遲來的正義是一種非正義」，它事實上是犧牲了作為司法終極目標的司法公正的。所以確立「法律真實」的證明要求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順應證據發展規律的，是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的。 1、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
「證據是正義的基礎」「打官司就是打證據」可見證據在訴訟中的重要地位。從證據運用的角度看，糾紛的解決實際上是一個「提出證據——審查判斷證據——運用證據認定案情——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一個過程。其中審查判斷證據是法官依法作出裁判的關鍵環節。我國傳統觀念認為法官審查判斷證據以實事求是為原則，以客觀真實為標准。這種規定根源於法官職權極大化的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其指導思想是採取實事求是的審核認定證據的原則，排斥和批判大陸法系國家的自由心證原則，認為自由心證完全是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東西，會導致法官判斷的任意性，助長法官的自由臆斷。但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內容過於粗疏，內涵也不明確，事實上是賦予了法官幾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不僅未能真正解決自由心證的臆斷問題，反而產生種種弊端。實踐中，審判人員往往依靠直覺和經驗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加劇了職權主義色彩和心證的隱秘性，客觀上容易造就滋生司法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因此，2001年12月最高院公布的《證據規定》第64條確立了明確的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的審核證據，依照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標准和日常生活，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與結果。」規定強調了審判人員審查判斷證據應當遵循法定程序，依據法律規定；也強調審判人員應當遵循法官職業道德（即良知），對證據進行獨立（即自由）地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即公開心證）。它吸收了現代自由心證的合理因素，體現了心證公開的原則，符合我國國情，符合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一般規律。
2、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標准
法官審查判斷證據的標準是指法官運用規則對當事人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的結果所涉及的與待證事實有關聯的證據材料加以審查認定，確認證據的可采性及證據證明力的大小與強弱並據此作出裁判的標准。證據判斷標準是法官認定證據材料能否作為定案根據時所必須遵循的依據。《證據規定》第65、66、67、68等十餘條規定，確立了我國法官審查判斷的證據的標准。即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審查判斷證據標准：（1）客觀性，是指證據所反映的內容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非人們主觀臆斷的東西；（2）關聯性，是指證據與待定事實之間必須具有客觀的聯系。有無關聯性是一項證據材料能否成為證據的重要條件，同時證據的關聯性也決定著證據的證明力；（3）合法性，合法性要求提供證據的程序、形式、內容必須合法。
3、法官心證
證據審查判斷的原則與標准由誰來把握？——法官。盡管中國法律沒有規定自由心證，但實踐中審判人員往往依據審判經驗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本身就是一個主觀對客觀的認識過程，實際上不知不覺都在運用自由心證的原則。司法實踐表明，每一個案件的正確處理，都離不開實際上客觀存在的法官心證。承認法官在訴訟中的自由心證，有利於法官及時裁判。但在承認自由心證的前提下必須保證心證能夠盡可能的客觀。現代訴訟中，法官適度的自由裁量權的發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如何實現公正裁決，保證心證的客觀，其前提條件便是法官必須處於中立地位。法官作為法律的忠實執行者，在國家法律面前應該是不帶任何個人成見和偏私的，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性格、偏見、價值觀念等常常會在其審判中起決定作用，影響法官自由心證的客觀性。因此我們必須運用一定的證據規則和法律規定以制約法官的自由心證。

『肆』 民事訴訟中法官在認定案情時對證據規則的運用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１２０１次會議通過）
法釋〔2001〕33號
五、證據的審核認定

第六十三條 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四條 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

『伍』 對於電子數據的真實性,人民法院應當如何判斷請根據新的《民事證據規定》作答

電子數據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審查判斷？如何確定它的真實性？能不能被採信？對於法官，對於當事人都是一個比較新的課題。目前電子數據，包括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博客、微博、網頁、電子交易記錄、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都屬於電子數據的范圍，這個范圍是在《民事訴訟法解釋》都有規定。認定電子數據的難點在於其真實性不易判斷，不像書證、物證，真實性好判斷，所以在實踐中判斷是比較難的一個問題。
《修改決定》對於這種新的證據形式的審查判斷，主要是從如何判斷真實性的角度作出了原則性規定。概括地講，判斷電子數據的真實性主要考慮幾個方面：一是電子數據的生成、存儲和傳輸的計算機系統的硬體、軟體環境的完整性、可靠性、運行狀態以及監測手段。可以從這幾個方面進行把握。二是電子數據的保存、傳輸、提取的主體和方法是否可靠。如果電子數據是在正常的商業活動中形成和存儲的，相應的計算機系統的硬體、軟體環境完整可靠，處在正常運行狀態，電子數據也是由中立第三方平台記錄，保存提供的。一般來說其真實的可能性較大，反之，則其真實性的可能程度就比較低。如果電子數據的內容經過公證機關的公證，人民法院原則上會確認其真實性。
在審判實踐中，審查電子證據，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委託鑒定的方法，因為法官主要是對法律專業比較熟悉，對法律知識比較熟悉。對這些科技，通常情況下，大部分的法官都是學習法律的，是法科的學生，所以對電子數據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掌握不是特別多。這個時候怎麼辦？可以通過鑒定的方法，由專業的機構、專業的人員出具專業的意見，對法官審查判斷提供輔助。所以在審判實踐當中，也有專家輔助人制度。
什麼樣的證據能夠被法院採信，歸根到底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事實和證據的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陸』 自由心證

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之探討

自人類舍棄「神明裁判」、「司法決斗」等非理性的證明方式，採用證據裁判主義以來，歷史上出現了兩種證據制度——法定證據制度與自由心證制度。大陸法系國家先前採用法定證據制度，後來轉為自由心證制度。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採用內心確信的證據制度，但內心確信即自由心證，只不過名異而已。英美法系國家雖然制定了龐雜的證據規則，但在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上卻交由陪審團或法官「自由證明」，故其實行的仍是自由心證制度。我國法學理論界在批判西方法定證據制度與自由心證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事實求是的證據制度。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司法解釋生效施行，標志著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初步確立。本文試結合該《規定》的有關內容，對自由心證制度的有關問題做些探討。

一、西方自由心證制度歷史發展之考察

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源自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日文譯為「自由心證」，是指「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由法官根據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斷，形成確信，並依此認定案情的一種證據制度。」 〔1〕其核心內容是對於各種證據的真偽、證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實如何認定，法律並不作具體規定，完全聽憑法官根據「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在思想中所形成的信念，就叫「心證」，「心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叫做「確信」。法官通過自由判斷證據所形成的「內心確信」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就是判決的直接依據。自由心證制度要義有二：一是自由判斷原則，即證據的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斷，法律不作預先規定；二是內心確信原則，即法官依據證據，在內心「真誠地確信」，形成心證，由此來判定事實。

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以區別於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是由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法學家杜波爾首先提出的。1790年12月，議員杜波爾向法國憲法會議提交了一項革新草案，認為法定證據制度起先規定了各種證據的證明力和判斷證明力的規則，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實情況，也不要求法官的內心是否確信，這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荒誕的做法。他主張用自由心證取代法定證據制度。但是這一建議遭到了保守議員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法定證據制度具有客觀確實性，而自由心證只能使法官主觀擅斷。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杜波爾的建議獲勝。1791年1月，法國憲法會議通過了杜波爾改革證據制度的草案，並於同年9月29日發布訓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須以自己的自由心證作為裁判的唯一根據。〔2〕1808年《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第342條對這種新的證據制度作了經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審員報告他們建立確信的方法；法律不給他們預先規定一些規則，使他們必須按照這些規則來決定證據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規定的是要他們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處探求對於所提出的反對被告人的證據和被告人的辯護手段在自己的理性發生了什麼印象。法律不向他們說：『你們應該把多少證人所證明的每一個事實認為是一真實的』；它也不向他們說：『你們不要把沒有某種筆錄、某種文件、多少證人或多少罪證所決定的證據，看作是充分證實的』；法律只是向他們提出一個能夠概括他們職務上的全部尺度的問題：『你們是真誠的確信嗎？』」 〔3〕繼法國之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在各自刑民事訴訟立法或證據立法中確立了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

自由心證制度是資產階級為反對封建司法的法定證據制度而提出的，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其在長期演進的過程中，經歷了兩種主要發展形態，即傳統自由心證制度與現代自由心證制度。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是在批判傳統自由心證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法官具有自由判斷證據的職權和職責，其他人無權隨意干涉；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證據的行為受到法律規則，尤其是證據規則的制約，其行為必須符合基本的證據法則。現代自由心證制度徹底摒棄了傳統自由心證制度的非理性和非民主的因素，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首先是內涵不同。傳統自由心證片面地強調法官的心證自由，而現代自由心證保留了傳統自由心證的合理成份，但否定了法官單方面的自由。它擴展了自由的外延，強調「對等的自由」。它不僅要求法官的心證自由，而且要求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的「旁聽自由」，以及對審判結果（心證結果）進行公正評論的權利。可見現代自由心證已拋棄了傳統自由心證絕對的性質，而具有相對性。其次是性質不同。傳統的自由心證實質上是一種秘密心證，它要求絕對保證法官內心思想（即心證）的自由，法官有權不公開關於案情的任何看法，除了審判結果。但審判結果是如何形成的，法官有權拒絕回答。因此，傳統自由心證具有濃厚的隱秘性和神秘感。現代自由心證具有公開性，其公開性表現為心證條件、心證過程和心證結果等方面的公開。總之，現代自由心證在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心證，一種公開的心證。它一方面保障法官內心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公開其判決的理由。傳統自由心證制度發展為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從法律技術上說，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既有助於發現真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裁判者的主觀隨意性。因此，現代法治國家在證據評價方式上幾乎無一例外地採用了現代自由心證制度。

二、我國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之評判

傳統觀點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工作都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僅有「以上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定證據」等原則性規定，故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採用的是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它「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方法，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查證屬實的證據作根據，准確地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由於實事求是是貫穿於整個證據制度的基本精神，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 〔4〕這一證據制度要求司法人員從各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出發，深入研究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科學地運用證據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且司法人員在認定案件事實時主觀必須符合客觀，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其核心和最有說明力的理由是這種證據制度科學地解決了主觀和客觀之間的關系，即主觀正確地反映了客觀。

我們認為，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應具備如下條件：一是具有法律性，是法律原則，非政治原則或理論原則；二是具有指導性，對法官審查判斷證據具有指導意義；三是具有可操作性。誠然，實事求是是我們做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但將實事求是奉為我國運用證據的基本制度，是不妥當的，也是不科學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實事求是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是一個政治術語，它只是給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提供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普遍意義的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作為一門專門的科學的制度原則，不能體現該門科學的制度特點，其結果必然造成證據制度的空洞化。

其次，法院或法官認定案件的事實，是法律事實，不一定是客觀事實。因為民事糾紛總是發生於起訴之前，法官探求糾紛的過程總是處於起訴之後，且案件的真實情況是通過證據的證明而得以反映的。它有時和客觀事實相符，有時接近客觀事實，有時卻和客觀事實相反。正如弗蘭克所說：「一個發生爭執的案件的事實，並不是當事人之間實際曾經發生的事實，而是法院現在認為發生了的事實。」顯然，將客觀真實作為訴訟證明的任務，在實踐中不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它提高了證明要求，脫離了訴訟實際，為民事訴訟中的超職權主義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將實事求是規定為我國的證據制度，對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都是有所損害的。

再次，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並不能完整概括民事訴訟中法官判案的實情。比如，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沒有提出證據材料，法官也沒有收集到相應的證據材料時，法官是不能拒絕裁判的，他必須按照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進行裁決，即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理所當然地要敗訴。如果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有證據就判，沒有證據就不能判。那麼類似案件就必須先擱下來，等到有了證據後再行判決。如果這樣的話，民事訴訟將產生數不清的懸案。顯然，這與民事訴訟的宗旨和目的是相違背的。

最後，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根本沒有回答法官是如何形成對客觀事實判斷的過程問題。實際情況是，法官總有一個由不知到知，由不全知到基本知的過程。隨著過程的推進，法官腦海里會逐漸形成一種印象、一個判斷。對一種證據制度的命名，基本上應反映法官的這種認識過程。將實事求是的政治術語套在訴訟理論上貌似時髦，實則抽象。它既不能指導理論研究，在司法實踐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顯然不能成其為一項證據制度。

其實，從我國民事訴訟立法以及司法實踐來看，由於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內容的規定過於粗疏，加之內涵不明確，事實上賦予了法官幾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審判人員往往依靠審判經驗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實際上不知不覺都在運用自由心證原則。對此，台灣著名民訴法學者楊建華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論大陸學者如何解說其判斷證據方法實事求是，諱言自由心證主義，但在審查分析比較各個證據後所為之事實判斷，在不採法定證據主義情形之下，仍需視各個法官之學識或經驗與智慧行之，最後仍落入自由心證主義原則之內，在非唯自由心證之餘，仍難免受自由心證主義之影響。」 〔5〕不僅如此，何家弘教授進一步指出：「由於我國多年來一直宣稱我國採用的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一直強調在運用證據時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因此，我國的司法人員在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確實享有頗讓外國法官羨慕的自由裁量權。」 〔6〕由於在實踐中我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無限膨脹，有學者乾脆將我國的民事證據制度定性為「超級自由心證」。

三、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之構建

縱觀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在證據制度上基本上是以現代自由心證為主，並在吸收法定證據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改良。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大膽地摒棄了以往對自由心證的誤解，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司法實踐，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

1. 《規定》的出台標志著自由心證原則的確立

自由心證作為一種制度立足於自由心證基本原則之上。《規定》第64條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原則。該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根據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對《規定》的起草說明中所作的解釋，該條所指的「法官職業道德」相當於「良知」、「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相當於「理性」、「獨立」相當於「自由」。結合前面對自由心證的闡述，可以斷言：《規定》第64條涵蓋了自由心證原則的基本要求，在證據審查判斷方面實際上採納了現代自由心證原則。只不過考慮到公眾對法律觀念的適應性，在名稱上使用了中國化的術語：法官依法獨立判斷。

2. 《規定》對自由心證原則的規范與制約

在自由心證原則下，存在著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內在危險，因此對自由心證進行規范，也就成為其正當發揮作用的必不可缺的前提。這種盡可能限製法官個人感性因素在證據判斷中的影響的制約機制是多層次多方面的。這些制約在促使自由心證從絕對化走向相對化、由主觀化盡可能走向客觀化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試就《規定》的有關內容予以闡述：

（1）自由心證與法官職業道德

所謂法官職業道德，是指法官從事法律職業時為了維護法官的職業形象，規范其相關行為，在倫理道德上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准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之規定，法官職業道德的具體內容包括法官的獨立與公正、司法效率、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加強法官自身素質、約束法官職務外行為等。法官的職業道德即「良知」，可見法官職業道德的重要性不亞於法律的素養。法官個人的正義感、廉潔與否、個人的好惡和偏見等因素，對於司法判斷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法官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是司法公正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自由心證由法官秉承自己的「良心」作出判斷，而「良心」作為一種職業道德規范，對自由心證的約束一般需通過自律機制予以實現。

（2）自由心證與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

所謂邏輯法則，是指人們能夠得以進行正確的思考所必須依據的規則。其主要包括同一律、排他律、矛盾律等。邏輯法則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經驗法則為根據，從既知事實推導出未知事實的邏輯推理工具。無論任何法系，任何國家，司法審判都是按照三段論的邏輯形式進行的。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用演繹推理，而英美法系國家則慣用類比推理。邏輯是法律思維的工具。公正司法需要邏輯力量和邏輯程序來加以保障。所謂經驗法則，是指人們在長期生產、生活以及科學實驗中，對客觀外界普遍現象與通常規律形成的一種理性認識。經驗法則具有一般性，它是一種不證自明的顯然性命題，是法官評價證據的主要依據。邏輯推理及日常生活經驗是對法官的邏輯法則與經驗法則的認知提出的要求，這個要求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理性」。法官應當是一個理性的人，其經驗、推理、自由心證都應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構成了對自由心證的內在制約。

（3）自由心證與公開原則

公開審判是訴訟制度文明和進步的標志。訴訟活動採用公開原則的首要意義在於，能夠將訴訟這種特殊的社會活動置於廣大人民與社會的監督之下，增強訴訟活動的透明度，促進法官依法公正裁決，進而有利於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正因為如此，現代各國的訴訟法都將公開原則作為一項根本的訴訟法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開審判制度主要包括：庭審過程的公開與審判結果的公開。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有關心證公開的要求，在證據評價中具體包括心證過程的公開、心證結果的公開以及心證理由的公開。公開原則不僅有利於社會公眾對審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且也構成了對法官自由心證的有效制約。

（4）自由心證與證明標准

自由心證原則在賦予法官在事實認定中自由裁量權的同時，為了不至於使法官的心證這種主觀性的把握為法官個人所濫用，就必須使心證具備客觀性、外在性的基礎。而證明標准則是自由心證客觀化最好的表現形式。所謂證明標準是指「事實認定中法官形成心證的最下限」。〔7〕自由心證是審判行為的靈魂，同時它也是深刻地打上心證主體的經驗、學識、情感烙印的主觀性活動。當人們意識到放任法官心證的恣意與沒有法律一樣都會造成秩序的混亂時，證明標準的客觀化於是被提上了日程。《規定》第73條即為我國民事訴訟確立了「高度蓋然性占優勢」的證明標准。通過證明標准對心證過程中的客觀蓋然率的要求，使得法官不再象以前那樣僅以自己內心是否獲得純粹的心證為依據，而更多的要考慮心證的獲得與客觀現實的必然聯系。由此可見，在事實探知相對化的理念和現實境況下，以證明標准限制自由心證是實現程序正義的最佳選擇。

（5）自由心證與證據規則

證據規則即有關證據運用的法定原則與規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證據規則實際上是對人類一般的倫理的、普遍的經驗的一種總結，是經驗法則的一種法定化形式，但與法定證據制度（狹義的證據規則體系）有質的區別。為把自由心證裁量空間限定在合理范圍之內，最高法院結合審判實踐，在《規定》中確立了一系列證據審核認定的規則。如相關性規則（第66條）、自由排除規則（第67條）、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68條）、補強證據規則（第69條）、最佳證據規則（第70條）、自認規則（第72）條、優先規則（第77條）、證人能力規則（第78條）。這些證據規則一般是對證據能力即可采性進行消極限制，但也有對證明力的大小直接予以規定的，如第77條（優先規則）。證據規則是自由心證原則的例外，當然也構成對自由心證原則的制約。

四、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之完善

入世後，我國加快對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學習和借鑒的步伐。為完善有中國特色自由心證制度，至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提高法官素質，推進審判長選任，嚴格執行法官獨立審判制度

自由心證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項依賴於法官主觀人格、品德、經驗運行的法律技術。因此，法官具備良好素質，是公正、准確評判證據的前提，也是其正當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保證。正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所言：「法院於事實之真偽，雖有判斷之自由，然亦非可率爾以從事，法律之所期待者，是審判官恆為富於學識經驗之人。」法官是社會的精英，如今我國離培養專家型、學者型的法官之路還很遙遠。在我國當前法官隊伍的總體素質不高的情況下，以一套公開、透明、科學的方法，將少數道德素質高、專業修養深、審判經驗豐富、工作實績突出的法官，選任為審判長，並賦予他們較大的審判權，使法官與合議庭真正承擔起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是非常必要的。馬克思早就說過：「法官沒有別的上司，僅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嚴格執行法官獨立審判制度，有利於提高法官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法官的業務素質，從而為法官迅速審查、准確判斷證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2.進一步推進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改革

當事人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讓雙方當事人的偏見在激烈的碰撞中使真實浮出水面」的法諺。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結構表現為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各為一方，法官為第三方。為了保證裁判者的中立和程序的公正，法官必須與雙方當事人保持相等的司法距離。盡管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已開展了多年，但當前訴訟模式中的職權主義成份仍然過濃。法官庭外調查取證行為還在延續，當事人的辯論結果尚不能對法官的裁判形成實質性的約束等。這樣就有可能使本來中立的裁判機關，在證據收集過程中喪失中立性，容易對案件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加之當事人的辯論要旨不能對法官的自由心證形成必要的限制，所以法官形成心證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令人質疑。而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下，法官在訴訟實體方面保持相對的消極，以實現中立。法官失去了產生先入為主的可能，亦根除了裁判的恣意，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了法官形成心證的中立性與合理性。可以說當事人主義既是自由心證原則的要求，也是自由心證原則良好運作不可或缺的前提，進一步推進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改革，是我國較長一段時間內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方向。

3.加強裁判文書改革的力度，要求法官在裁判文書中詳盡展示其心證形成的過程，並建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

我國法官對於裁判文書的製作重視不夠。許多判決書往往單純列舉證據，缺乏具體的分析與論證。一般在列出雙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後，即寫明法院所認定的案件事實，並用「以上事實有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證明，來表明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有根據的，然而從法院的裁判文書中根本看不出對存有爭議的材料法院是如何評價、如何採信的」。〔9〕針對裁判文書中存在的問題，最高法院院長肖楊曾在全國法院院長座談會上作出了措詞嚴厲的批評——「現有的裁判文書千案一面，缺乏說服力，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形象。」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將「加快裁判文書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書的質量」作為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的重要內容，而改革的重點則是「加強對質證中有爭議證據的分析、認證，增強判決的說理性。」正是根據這一綱要精神，《規定》第79條指出：「人民法院應當在裁判文書中闡明證據是否採納的理由。」裁判文書詳盡展示法官心證形成過程，對於制約法官評判證據時的自由裁量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對法官分析、推理、表達能力的提高，總結司法經驗也是十分有益的。同時，為了擴大法官心證接受監督的范圍，還應考慮建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以便於社會公眾知悉案件審判的結果及法官心證形成的過程。

4.完善心證的監督機制，嚴格落實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

雖然我國與自由心證制度相關的監督機制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有法院內部的自我監督，外部的檢察監督、權力機關的個案監督、社會輿論監督等，但它們的運作方法和效果卻並不令人樂觀。在現階段，著力加強法院內部的自我監督，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對法官在判決書中拒絕開示其心證理由的，當事人可以向法官所在法院或其上級法院反映，要求追究法官瀆職審判的責任。同時，應通過對上訴、申訴、當事人及案例人向法院紀檢監察部門投訴的案件實行嚴格的心證過程審查，對惡意運用自由心證的枉法裁判者，按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嚴厲制裁。

5.加快民事證據立法，科學設定自由心證與證據規則的關系

自由心證存在於證據體系中，就其孤立的行為過程來看，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只有完善了保障程序，特別是相關的證據制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抑製法官的主觀性。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規定只有12個條文，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則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雖然是一部比較系統針對民事訴訟證據問題所作出的司法解釋，並且解決了司法實踐中的許多問題，但它畢竟只是一種解釋，其全面性、權威性和穩定性都不及於法律。因此，我們應在認真總結我國民事審判實踐，尤其是《規定》實施後運用證據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科學定位自由心證與證據規則的關系，合理確定我國民事證據制度的目標模式，以《民事訴訟法》的修訂為契機，盡快建立起完善的、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

『柒』 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有關的司法解釋中有關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證據規則分別有哪些

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對公訴人出示的證據可采性的判斷，不僅對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之前對控訴證據的衡量與判斷有重大影響，而且對偵查機關的偵查、取證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因為，如果違反了證據可采性的判斷要求，偵查取證活動和公訴人的公訴活動就無法達到最終追訴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可見，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筆者擬從證據能力和證據證明力兩個層面對此問題作粗淺探究。

一、 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概念

刑事訴訟證據與其他證據一樣有其自身固有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證據能力是大陸法系證據理論的概念，相當於英美法系證據理論的"可采性"，也就是有無充當證據的資格。某一材料是否在嚴格的證明中用來證明控辯雙方所主張的、並且需要由事實的裁判者加以判斷的事實，完全由充當證據的證據能力來決定。司法實踐中，一般要求證據能力具有證據的合法性：一是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二是證據必須經法定人員依法定程序收集和提取；三是證據的內容和來源必須合法。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就是對證據能力的判斷，對證據合法性的判斷。

證據的證明力則是與證據能力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表現證據的價值，是證據在認定事實上發揮作用的力量，是證據對於待證事實有無證明作用以及證明作用有多大的表現。證明力包含證據的可信性和狹義的證明力兩個方面。可信性是撇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系，來判斷證據本身是否值得相信；狹義證明力則是指證據在同待證事實的關繫上，能否證明待證事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證明待證事實。

二、 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相互關系

包含於證據本身之內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有其必然的聯系和區別。它們之間的聯系表現在，一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最終都取決於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一個明顯沒有證明力的證據，在訴訟中不會產生證據能力的問題；同樣，依法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也必然沒有證明力。證據能力從形式上解決證據資格問題，證明力則從實質上解決證據有無價值以及有多大價值的問題。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不一定有證明力，如出於被告人自由意志的虛假口供；而無證據能力的證據可能具有證明力，如運用刑訊方法獲得的真實口供。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既有證據能力，又有證明力。司法人員在審查判斷證據時，應當首先審查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然後再對確認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否則，不必考慮有無證明力。

證據能力解決的是證據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讓事實的審理者（法官）看見和聽見。而證據的證明力則是對在庭審中提出的證據的可信度和關聯性進行的判斷，要在評議中、形成判決的時候根據全案的證據予以確定。證據能力是英美法系證據法的核心問題，由職業法官裁定；在大陸法系及我國的參審制度之下，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審查判斷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我國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沒有採用證據能力這一概念。在司法實踐中，當論及這一問題時一般表述為"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不具有證據效力"等。有學者主張在立法上使用證據能力這一概念，目的在於當事人雙方在庭審開始前以及在庭審過程中，可以針對不具有證明能力的證據向法庭提出申請的動議，要求法庭予以排除，並說明其申請所依據的法律規定。這樣可以提高庭審質量和訴訟效率。

三、 證據能力的判斷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1、相關性原則。刑事訴訟證據（表現為證據能力）

的本質屬性是它的關聯性，即相關性。就是指作為證據內容的證據材料與待證事實之間存在某種客觀的聯系。如因果聯系、時間聯系、空間聯系、偶然聯系和必然聯系、直接聯系和間接聯系、肯定聯系和否定聯系等。這些聯系必須都是確定存在的，能夠反映與案件有關的一定事實，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在具體案件中，對某一特定證據能力上否具有關聯性的判斷，取決於待證事實的內容和控、辯雙方爭議的性質以及證據能力本身的特點，必要時可以採用相應的技術鑒定方法加以確定。在偵查過程中應緊緊圍繞案情就與之相關的問題調查取證，以防止證據調查范圍的無限擴大，而影響證據能力。

2、實體公正性原則。實事求是，忠於事實，還案件的本來面目，是收集證據的關鍵。收集證據的過程同時也是判斷證據能力的過程。檢察機關在審查證據能力時，應排除諸如那些可能引起不可靠以及不能經過主詢問和反詢問來檢查其真實性的傳聞證據，以防止可能不真實的證據進入法庭。同樣，法官應對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的證據能力是否具有實體公正性進行全面衡量與審查，並且必須經過法庭調查、質證才能決定是否採信和認定。

3、程序公正性原則。證據的收集過程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排除非法證據規則，不採信偵查機關用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方法提取的證據，以防止偵查權的濫用導致公民基本權利的被侵犯，這也是判斷證據能力時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四、 證據證明力的判斷主體

刑事案件的全部證據最終必須進入庭審才能決定是否採信。因此，法官是證據證明力的判斷主體。

法律應對證據能力進行詳盡的規定，不應對證據證明力進行過多的規定。否則，就會走回法定製度的老路上去。法定製度曾試圖對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以及對證據的取捨由法律預先加以規定，並且要求法官按照法定的規則機械地作出判斷，以期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結果往往窒息了法官的理性，使法官很難作出符合事實的裁判。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應當確立"自由心證"原則。將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完全交給法官自由判斷，由法官（事實的審理者）根據自己的理性思維和良心自由判斷，以避免機械、僵化的判斷束縛事實審理者對事實的認定。因為，證據證明力具有復雜性和具體性，審判人員理性判斷就有必要性。允許審判人員本著邏輯規則和經驗法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而不要受法定規則的限制。為了保證在訴訟過程中審判人員對於證據證明力的判斷更加符合科學原理，更有利於查明案件事實真相和實現司法公正，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增加一些審查證據證明力的程序性規定和判斷證明力的必要規則也是必要的。如法律對證據證明力的干涉僅僅限開"僅憑口供不能定案"、"孤證不能定案"等。

由於證據能力是解決一項證據是否能被法庭採納的問題，對證據能力有爭議的證據，應由控辯雙方提出申請動議，經由法官進行聽、審，最後決定是否具有可采性。因此，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之前，應根據證據可采性（證據能力）的標准來衡量自己的控訴證據，以決定哪些證據在法庭上提出，哪些證據不向法庭提出，以保證起訴的質量，最終實現追訴犯罪和懲罰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