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責任製法院
Ⅰ 落實司法責任制須健全哪些機制
|文落實司法責任制須健全哪些機制
2015年10月08日 14:43 來源網路
今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5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該《意見》。這一《意見》是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重大改革舉措，也是今後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根據《意見》的規定，本文認為，推動和落實司法責任制，應當建立以下十個方面的機制。
建立司法行政領導法官化的分流機制，做好辦理案件的「老本行」。過去一段時間，院庭長事實上成為承辦案件法官的行政上級，一定程度上存在「判者不審」「審者不判」的現象，導致了裁決者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疏離。《意見》將院庭長的審判管理權對象一般限定於程序性事項范圍之內，就是要改變過去那種案件「審理者」和「決定者」兩相分離的狀態。司法親歷性要求貫徹直接言詞原則，沒有經歷訴訟過程而簽發法律文書，不僅使訴訟程序失去意義，也使得無人對裁判的質量負責。進入員額的院庭長應當組建審判團隊直接辦理案件，充分發揮其作為資深法官富有審判經驗的優勢，逐步減少或者剝離司法行政管理工作，逐步減少最終廢止案件審批制度，實現「法官上級」和「法官管理者」向「法官」和「裁判者」的轉變。
建立內外部過問獨立記錄的安全機制，架設法官責任的「安全線」。外部干預和內部過問對法官客觀判斷案件事實、公正適用法律，產生了嚴重干擾，切斷了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之間的有機聯系。因此，中央決定對干預過問司法的行為實行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就是要讓干預者投鼠忌器、如履薄冰，凈化司法外部和內部環境。依照《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和《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承辦法官應當對干預、插手、過問的行為進行獨立而全面的記錄、留痕。全面記錄不僅要作為卷宗的必要內容實行零記錄，而且要作為卷宗組成部分永久備查。因內外部干預等而非法官原因直接導致錯案的，不得追究法官責任，保障法官獨立公正辦案。
建立法官會議的糾偏參考機制，築牢辦理案件的「防護牆」。法官審理案件，應當准確認定事實和正確適用法律。但是，司法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迭出紛至。為了防止案件法律適用上的重大偏差和不統一，《意見》規定，對於重大疑難案件，特別是對法律適用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可以提交專業法官會議討論。事實認定問題由法官通過審理活動予以確定，不能提交討論。基於司法的親歷性要求，法官會議的意見只具有咨詢、參考和糾偏意義，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要求法官和審判團隊必須接受該意見。經過法官會議討論的案件，法官獨立承擔相應責任。
建立法官辦案的協同機制，打好辦理案件的「組合拳」。《意見》強化了合議庭成員對案件質量共同負責的原則。誰審理、誰裁判、誰負責是司法責任制的核心內容。所有法官都要實質性參與閱卷、庭審、評議等審判活動，獨立發表意見，復核並在裁判文書上簽名。合議庭審理的案件，合議庭成員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共同承擔責任。一般來說，主審法官對裁判結果承擔主要責任，參審法官對裁判結果承擔次要責任。要改變過去那種合議他人承辦的案件時盲目跟風、簡單附和的現象，倒逼參審法官認真閱卷和參與訴訟活動。
建立法官裁量空間的保障機制，確立辦理案件的「邊界線」。司法權是判斷權，裁量權。法官審理案件，是對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裁量和判斷。只要存在裁量和判斷活動，就必然存在裁量空間和判斷餘地。認定事實根據證據規則能夠予以合理說明、適用法律在專業認知范圍內能夠予以合理說明的，屬於法定的司法裁量權范疇，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司法權又是法定權、公權力，其授權源自憲法和人民，必須受到司法責任的約束和限制。對於沒有司法裁量空間（「裁量縮減為零」）而非法裁量的，應當進行責任追究。
建立內部請示的規范機制，完善法律適用的「度量衡」。過去的內部請示制度，實際上是下級法院要求沒有參與訴訟活動的上級法院給予司法判斷結果，是「下審上定」「定者不審」和司法行政化的一種表現。規范內部請示，就是要讓司法責任回歸審理法院。除了法律適用問題外，下級法院不得就個案處理請示上級法院。對於案件確實重大復雜的，依照法律有關管轄的規定，下級法院可以要求移送上級法院審理，必要時上級法院可以提審。對於具有普遍規范意義的法律適用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應當通過制定司法解釋方式予以規范。要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逐步減少乃至最終取消案件請示制度。
建立審判團隊司法責任的明晰機制，築好權力責任的「籬笆牆」。審判團隊既是一個整體，同時內部也應當明確分工。《意見》規定，審判團隊按照分工不同，履行不同的審判職責，承擔不同的審判責任。審判團隊的審判職責是一種分工負責的責任，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在不同的訴訟階段負有不同的職責，其中法官責任居於核心。相對應的，審判團隊的司法責任實際上是一種按份責任。「先有籬笆牆，後有好鄰居。」司法責任制就是要根據合議庭成員是否存在違法審判行為、情節，合議庭成員發表意見的情況和過錯程度，合理根據各自職責，合理確定各自責任。
建立國家責任與司法責任的銜接機制，設立責任追究的「分流閥」。《意見》明確了審判人員的責任，主要是一種基於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個人過錯責任。根據憲法和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對於生效裁判違法造成他人合法權益損害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國家賠償責任。因此，國家賠償責任和司法責任可能存在競合現象。對於法官履職過程中的非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損失，應當由國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法官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錯案的，也應當由國家先行予以賠償；國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之後，應當向責任者追償。
建立錯案追究的同行評議機制，合理確定法官履職盡責的「護身符」。《意見》確定了終身追責和司法豁免制度。古法曰，罪當重而端輕，當輕而端重，是謂不直。法官應當對其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承擔責任，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法官在審判工作中，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依法應當承擔違法審判責任。法官是以法律為業的專業人員，既不能故意任性裁判，也不能違反普通人的注意義務出現重大過失而導致錯案冤案。由於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專業性，由於「錯案」標準的復雜性，對於錯案的判斷，應當實行同行評議，避免出現外行評議內行現象。條件成熟時，最高人民法院應當設立全國統一的，由資深、公正的法官組成的法官懲戒委員會。
建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動晉升增資機制，確立法官履職盡責的「定心丸」。司法責任制與司法保障制相輔相成，沒有司法保障的司法責任，無法令人信服。從世界范圍來看，由於法官維護社會公正的仲裁者地位，由於其司法親歷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各國均給予法官獨立而尊崇的社會地位。設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動晉升機制，實際上割斷了法官與上級司法官員之間可能的依附關系，可以避免法官為了晉升而犧牲司法公正，可以避免法官為了級別待遇而逢迎上級，可以避免法官為了五斗米折腰。法官有了職級和工資待遇保障，就會自覺珍惜法官榮譽和自覺維護法官身份，有助於法官排除外部干預、內部過問，有助於法官獨立思考、獨立判斷，有助於法官積極辦案、公正辦案。
Ⅱ 司法責任制改革啟動 司法責任制改革有哪些變動
司法體制改革剛剛開始試點，這次是深層次地改革，而不是什麼取消或者保留的問題。改革專主要體現在七個方屬面：一是對法官、檢察官的管理制度；二是法官、檢察官員額制；三是完善選任條件和程序；四是辦案責任制；五是與責任相適應的職業保障制；六是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七是完善人民警察分類管理。這最重要的改革是第六條，省級直接對基層司法行政領導，說白了基層政府不能再對司法工作說三道四了，向真正的法治社會進步。
Ⅲ 行政責任與司法責任的區別
哪有這兩個概念。行政是要求合法並合理的，司法只要求合法。如派出所依法只能作出五百元以下罰款決定，如果派出所對你作出六百元罰款，你就可以訴諸法院，是合法性問題，如果作出的是四百元罰款決定，你認為多了，就不能訴諸法院了，但可向派出所上級申請復議
Ⅳ 什麼是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四項改革
司法體復制改革中，司法責任制、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省級統一管理等四項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制度性措施。
今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上海召開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推進會，進一步明確試點要求。中央政法委會同中央組織部、中央編辦、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中央政法單位，及時出台關於司法責任制、法官檢察官職務序列及配套工資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編制管理等方面改革意見，明確改革方向和政策導向。
Ⅳ 司法體制改革法院原執行局人員如何改
四中全會公報提了一句，看那意思好像是執行要歸公安。
Ⅵ 如何貫徹落實福建法院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完善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專若乾重大屬問題的決定》15日發布，指出要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機制，加強和規范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
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錄制並保留全程庭審資料。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強化監督制度。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
Ⅶ 當前全市兩級院推進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有何意見，建議
並沒對緩刑提出修改兩會對深化司法改革情況：1.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深入推進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試點，認真落實人民法院65項改革舉措，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難題，努力讓人民群眾有獲得感。一是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解決立案難問題。全國法院於去年5月1日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變審查立案為登記立案，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登記立案率達到95%，基本解決立案難問題，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敞開大門。加強立案監督，杜絕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現象，把方便帶給群眾、把困難留在法院。依法制裁違法濫訴、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配合立案登記制改革，推進網上申訴信訪和視頻接訪工作，實行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訴信訪案件，健全信訪聽證制度，進一步落實信訪終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眾來訪人數同比下降12%。二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建設，實現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迴法庭創新工作機制，立足深圳、沈陽，在巡迴區開展巡迴審判，妥善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決群眾往來奔波、訴訟不便等問題。兩個巡迴法庭共審結案件件，被群眾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發揮改革「試驗田」、「排頭兵」作用，實行主審法官、合議庭案責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審判質效。三是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建設，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初見成效。為平等保護本地、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排除各種干擾，積極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級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兩個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結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進行政應訴工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出庭率達到100%，推動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釋明等制度，杜絕非法干預，案件審結後服判息訴率達到100%。四是推進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9872件，專業審判水平明顯提升。創新機制，突出主審法官主體地位，探索審委會直接開庭審理案件。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幫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探索把專業機構關於技術問題的意見寫進判決書，增強裁判公信力。五是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提升審判質量效率。針對審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層層審批、權責不清等問題，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意見，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組成審判團隊案件，提高案效能。嚴格落實對干預案件進行記錄問責的「兩個規定」。推行院庭長案常態化。堅持放權與監督相結合，院庭長不再簽發未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法官在職責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同時加強審判管理和監督。相關試點法院審判質效明顯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結案187件，貴州試點法院法官人均結案數量同比增長2至4倍。六是深化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努力破解執行難問題。完善網路查控體系，連通2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並與有關部門聯網，實現網路查控、遠程指揮功能，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廣西等地法院積極開展審執分離改革試點，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內蒙古、遼寧、江西等16個省區市法院建立異地執行協作機制。加強信用懲戒，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3個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被執行人從事民商事行為、擔任重要職務等進行全面限制。擴大限制高消費范圍，新增限制乘坐高鐵和一等座以上動車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級法院採取信用懲戒措施467萬人次，將338.5萬名被執行人納入失信名單公開曝光，35.9萬人懾於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各級法院受理執行案件467.3萬件，執結381.6萬件，分別上升37%和31.3%。堅決維護司法權威，敢於碰硬，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不論是什麼人，堅決依法制裁，對1.4萬人決定司法拘留，對1145人給予刑事處罰。七是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針對一些案件審理程序不規范、類案不同判等問題，健全審判監督指導機制，統一裁判標准。制定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司法解釋24件，促進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規范化改革，山西、遼寧、湖北、寧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規范法官裁量權。加強案例指導工作，發布指導性案例12件，統一司法尺度。八是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進一步提升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扎實推進法官員額制改革，發揮法官遴選委員會作用，指導試點法院嚴格執行員額比例，嚴格法官入額標准，上海、廣東、海南、青海等18個試點省區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額工作，提高了法官隊伍整體素質，充實了一線審判力量。參與制定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加強法官職業保障。配合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審判輔助
Ⅷ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這是什麼規定
您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結合最高人民法院職能定位和工作實際，對最高人民法院推行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審判組織與審判人員、審判流程、審判監督與管理等內容作出規定，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結合最高人民法院職能定位和工作實際，對最高人民法院推行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審判組織與審判人員、審判流程、審判監督與管理等內容作出規定，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
意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實行合議庭辦案責任制，為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各審判業務庭室合議庭配備適當數量的法官助理和書記員，在巡迴法庭則以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1+1+1」的模式配置審判團隊。合議庭原則上隨機產生，也可以根據專業化審判需要組成相對固定的合議庭，同時要求相對固定的合議庭和審判團隊人員應當定期交流，期限一般為2年，最長不超過5年。
意見對最高人民法院院庭長的辦案類型進行規定，包括重大、疑難、復雜、新類型及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件；經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在最高人民法院適用二審程序、審判監督程序、國家賠償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案件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國家賠償監督程序進行再審、重新審理的案件等。
為嚴格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改革要求，意見規定，承辦法官在合議庭評議中作出說明後即可製作、簽署裁判文書。裁判文書由承辦法官、合議庭其他法官、審判長依次簽署，審判長作為承辦法官的，由審判長最後簽署。院長、庭長對未直接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審核簽發，也不得以口頭指示、旁聽合議、文書送閱等方式變相審批案件。
意見嚴格限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明確規定審判委員會僅討論決定涉及國家利益、社會穩定的重大復雜案件等8類案件及有關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並要求討論案件聚焦統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適用問題。為落實司法公開原則，意見規定，除法律明確不予公開的情形外，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處理決定和理由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公開。
此外，意見還明確了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分配製度，除重大、疑難、復雜、新類型及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件，當事人、案由等信息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案件，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外，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其他所有案件一律實行隨機分配。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Ⅸ 如何破解審判機關落實司法責任制難點的思考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同時提出:「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准,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為此,中央《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提出:「主審法官、合議庭法官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為貫徹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優化審判資源配置,明確審判組織許可權,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責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增強法官審理案件的親歷性,確保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履行審判職責,根據有關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實際,最高人民法院於2015年9月21日制定頒布了《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分別以目標原則、改革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明確司法人員職責和許可權、審判責任的認定和追究、加強法官的履職保障、附則等六部分共48條。具體內容涵蓋了探索改革審判組織模式、明確司法人員職責許可權、明確違法審判責任的情形、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建立專業法官會議制度、加強法官依法履職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審判組織模式等內容。
在上述政策與制度框架體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為第一批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6+1」省區市的三級法院作了積極的試點與推進工作,其顯著的成效就是沖擊了審判人員固有的集體(法院)承擔司法責任的意識,而轉化為「誰辦案、誰負責」,且「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的新司法責任理念,形成了極具壓力的辦案質量倒逼機制；同時,也根本改變了長期存在於司法領域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行政化辦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審判權與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相分離的新機制。司法責任制的推行更為員額制和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難點
當前,隨著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進,司法責任制在落實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和障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進的難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會影響改革成效的充分體現。根據筆者的調研情況看,具體來說,司法責任制落實中的難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實改革措施。
司法責任制改革是本輪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礎性、全局性的地位。
與此同時,司法責任制改革與其他改革舉措之間,亦呈現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司法責任制的全面落實,需要與人員分類管理、員額制、職業保障、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司法責任追究等制度協同推進,形成共同推動改革的合力。當前,部分改革舉措如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司法責任追究制度等推進遲緩,部分改革舉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頂層設計層面,在地方政法機關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再加上還有部分政法領導幹部對司法責任制這塊難啃的「硬骨頭」存在畏難情緒、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況。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難度,急需採取有效舉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處理放權與監督的關系。
司法責任制改革的內在邏輯是放權或還權於法官、合議庭,實現「讓審理者裁判」。但基於目前隊伍整體職業素養參差不齊、司法面臨的社會矛盾紛繁復雜、法院內部運行秩序尚未理順等現狀,一味強調放權,理想化地主張讓法官、合議庭完全自主決定案件,不僅不能解決司法的沉痾宿疾,反而可能導致審判運行秩序的混亂,引發新的司法不公等問題。
不久前,筆者在某試點地區法院調研時了解到,自從院庭長不再審簽裁判文書、不再對案件質量把關以來,該地區反映案件審判質量的部分指標,如一審服判息訴率、二審瑕疵改發率、民商事案件調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審批制度取消以後,「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也有所凸顯。可見,在目前缺少相應的監督制約、指導幫助以及協調管理機制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放權與監管的關系,將決定司法責任制能否順利落實,甚至可能會影響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設計司法責任追究制度。
除「讓審理者裁判」外,司法責任制另一核心內涵是「由裁判者負責」。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是確保辦案質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選擇。這既有利於增強司法人員辦案責任心,又不會挫傷其積極性。為此,中央專門制定了相關的規范性意見,就錯案責任和免責條件作了原則性規定。然而,司法責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著頂層設計不完善、法檢兩家司法責任內涵范圍不清晰、司法責任追責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責任制的配套制度,導致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責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實效果不盡理想。
四、如何面對內部反追責的壓力。
每一起冤假錯案都必須依法糾正,冤假錯案中有關人員犯下的罪錯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於破案心切或客觀上判斷錯誤,造成對有關事實和證據的錯誤認定；另一種是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對當事人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種情況一般要按照黨紀政紀問責,後一種情況則要追究刑事責任,但無論哪種追責,司法機關都面臨著很大的「反彈」壓力。所以,在實踐中,為了避免有關人員被追究責任而掩蓋被錯判的案件,於是出現「追責與反追責」的糾結。由此可見,不少司法人員還是不明白一個道理,即如果為了掩飾錯判、避免追責而拒絕糾正冤假錯案,只會犯下更大的罪錯,最終招致更嚴厲的責任追究。
司法責任制的難點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形成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整體合力。認清各項改革舉措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高度關聯性,對各項改革舉措的順序和進程進行科學統籌,把握好推進的節奏和力度。
員額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前提,在積極開展入額工作的同時,還應當妥善處理好未入額人員的分流安置政策；職業保障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有力驅動,要在頂層設計方案的基礎上,結合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制度改革的推進,對保障的主體、方式和力度等進行進一步明確；績效考核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應有之義,通過完善業績考評制度和辦法,明確新型權力運行機制下司法人員的工作要求,實現評價機制與員額退出機制、懲戒機制、激勵機制的有效銜接。
二、有序放權、科學監督,構建符合司法規律的監督制約機制。放權不放任,監督不缺位,關鍵是要明確司法管理和監督權力的邊界和行使的方式。堅持有序放權與監督管理相統一,推動司法業務管理監督由微觀向宏觀轉變,提高管理監督科學化水平。
依託現代信息科技技術,打好辦理案件的「組合拳」。建立適應新型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的內部監督機制,加強規范化、標准化建設,細化各類人員崗位職責、工作流程,確保各類主體權責清晰；發揮專業法官會議作用,架設案件研習的「度量衡」。在放權的同時,加快確保法律適用統一的機制建設,充分發揮專業法官會議作用,建立和完善類案檢索和類案參考制度；改革審判委員會的職能,築牢法律統一適用的「防護牆」。強化審委會總結審判經驗、統一法律適用職能,最大限度減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三、嚴格依法、規范程序,設計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責任追究的法律法規。追責的依據應上升為法律法規。制定相關法律是構建我國司法責任追究機制最基本的形式,沒有這一形式,追責機制必將如空中樓閣難以實現；基礎是區分違法辦案責任和錯案責任。在此基礎上,分別制定不同的追責制度,完整的追責機制包括追責的依據、主體、事由、程序、種類及救濟等內容；核心是設置明確科學的二元追責標准。追責標准應由當前唯結果論轉向「不適當行為」為主、「結果過錯」為輔的二元追責機制。這意味著,裁判結果並非決定責任追究的唯一條件,這可以避免追責機制對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壞；關鍵是堅持程序正義與實體公正並重。在責任認定過程中,必須遵循程序公開、程序正當原則,適當組織社會專業人士參與責任認定,或直接由省級法官懲戒委員會主持進行,有效解決司法責任內部追究的公信力問題,並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訴救濟權利和名譽權利；必要是構建法官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保障司法人員獨立行使職權是建立追責機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職業、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與追責機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鑒域外法官責任制度的經驗。域外國家對司法責任的追究主要體現在法官懲戒制度中。這種制度的重心在於對法官個人的職業倫理道德的規制,以人案分離、程序外製約為特色。我們可以從域外法官懲戒制度的比較研究中,找出對構建我國司法責任制構建的有益借鑒。
法官懲戒制度的核心是職業倫理道德。不同的職業以本行業的倫理道德作為行為規則,其職業倫理道德共有意識可以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人們依照職業倫理道德的行為模式可減輕決策的負擔,也有利於社會系統的和諧與穩定。
一個沒有共同倫理的群體,是一個沒有凝聚力且缺乏穩定的群體。應當明確的是法官的職業倫理道德並不是一種古板生硬的說教,也不是一種深不可測的理念,而是對司法本身規則的總結是一種應用倫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技術性思考,並內化為一套可操作的准則。法官行為與職業倫理准則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義可以接受和應當禁止的行為,既向法官提供一個如何行為、處理自身事務的服務,又向公眾提供一個他們應當知道的對法官行為的期望。
通過總結,可以歸納出域外法官懲戒制度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施機構的專門性。對於司法官的懲戒機構在相關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只有法律規定的具有專屬管轄權的部門才有權對出現問題的司法官進行調查和實施懲戒,而其他任何部門和個人都無權實施懲戒。比如:美國聯邦和州都是由國會或議會負責實施法官彈劾制度；同時由司法機構或主要由司法人員組成的機構負責實施司法懲戒制度；德國基本法規定,有關對司法官追訴的審判,專屬於聯邦憲法法院之許可權。在聯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職權時違犯本基本法的原則或邦的憲法秩序時,聯邦憲法法院經聯邦議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裁決將其調職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況下,得為罷免之宣告。
二、審查標準的多元性。普遍設立了多元性的審查標准,意味著法官不僅要對其職務行為負責,更要對其職務外行為承擔責任。域外法官懲戒制度對懲戒行為的界定是寬泛的,只要其行為有損法官職業的威信,就有可能成為懲戒的對象。
三、懲戒程序的嚴格性。聯合國《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司法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會《司法獨立世界宣言》和國際法曹協會《司法獨立最低標准》均規定了保障被懲戒法官的四大原則,即無明文行為標准不受懲戒原則、秘密審理原則、聽證原則、法官有上訴權或請求復審權原則。相應的,域外各國對於懲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嚴格細化的規定。
四、司法責任的獨立性。法官的職業倫理責任獨立於刑事責任。這避免了追究責任可能產生的競合與混亂,也可以確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獨立地作出裁判,並賦予其敢於擔當的職業底氣
Ⅹ 如何保證裁判尺度統一，落實司法責任制
必須從司法層面切入，從理念到制度進行反思和完善，盡可能促進「同案同判」，實現公正審判，確保司法公正。制定法律適用細則，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要進一步實現立法的超前性和細密性，擴大法律的涵蓋范圍，減少法官自由裁量的比重。應盡量通過詳細的實體法規范來實現法律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濫用的控制。在遵循現有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根據不同情況制定各種具體適用規則，從而規製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最高人民法院要對法律規定不明確的問題及時制定司法解釋，以填補相關法律漏洞；上級人民法院要盡可能制定法律適用的規范意見，細化相關規定，統一司法尺度。
加大法院內部案件質量監督力度。進一步強化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的功能作用，完善規范合議庭運作，集思廣益,擴大司法決策過程的民主性，確保案件質量；同時，要建立法律適用協調機制。要建立上下級法院之間、同一法院各審判機構之間、審判組織之間法律觀點、法律認知和法律適用協調機制，建立和推行相關專業審判的聯席會議制度，發揮審判長聯席會議、疑難案件研討等制度的作用，定期召開系列案件、疑難案件和新類型案件法律適用研討，統一法律觀點，統一裁判標准。此外，還要進一步規范審判權行使，對審判權行使的各環節進行合理分解，注重分權制衡。
組建專業化合議庭，對案件進行類型化的審理。在我國現有司法體制下設立專業化合議庭，推行專業化審判模式，進行案件類型化的審理和裁判，追求同類案件裁判的同質化，達到「類似案件類似處理」要求，進而實現「相同案件相同裁判」的目標。
加強上級法院的業務指導，規范裁判標准。上級法院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的規定，通過審理案件、制定司法解釋或者規范性文件或審判業務文件、發布指導性或參考性案例、召開審判業務會議、組織法官培訓、總結審判經驗等形式，對下級法院的審判工作進行指導，規范和統一裁判標准。
構建案例指導制度，避免「同案異判」。雷德林克指出：「每個先例對未來的同類或類似性質的案件都具有某種指導力量。」在我國實行案例指導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在現有的制定法的法律體制下，借鑒判例法制度中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以彌補制定法規范的不足，避免「同案異判」。因此，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示範引導作用，統一司法尺度和裁判標准，確保「同案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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