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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川法院蔣

發布時間: 2022-02-03 19:42:46

Ⅰ 湖北省漢川市法庭庭長是誰

位於天門、仙桃、漢川三市交界處,是天門市的「東南大門」,與仙桃市城區一橋專相連,經滬蓉高速屬公路至天河國際機場、漢口火車站均在1小時車程以內。2008年8月即將動工建設的滬漢蓉高速鐵路過境園區並設二級客運站和貨運編組站

Ⅱ 漢川法院今日開庭

關於漢川法院來審理哪些案件,無法自獲得准確信息。當事人可以關注法院的公告欄,或者其確實具有知情權,可以到法院咨詢。因為不是所有案件都屬於公開審理的范圍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或者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應當公開進行。
離婚案件,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 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應當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Ⅲ 漢川市人民法院失信被執行人有哪些

根據實際情況,只要失信被執行人全部履行了生效的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版,人民法院會將其權有關信息從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中刪除,而不是簡單的屏蔽。相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第七條 失信被執行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其有關信息從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中刪除:(一)全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二)與申請執行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並經申請執行人確認履行完畢的;(三)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終結執行的。

Ⅳ 蔣某為何訴某市建設局房屋拆遷糾紛

孟德榮

案情簡介

原告:蔣某

被告:某市建設局

第三人:某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9日,某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投資公司)因某市嚴州大道(橋東段)建設及道路沿線舊城改造需要,經某市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審批取得拆許字(2003)第7號《房屋拆遷許可證》,獲准對橋東路、電視路等范圍房屋及附屬物實施拆遷。建設局發布的房屋拆遷公告規定的搬遷期限為2003年12月10日至2004年3月31日,拆遷期限自2003年12月10日至2005年12月9日止。蔣某所有的房屋坐落於橋東路11號,該房屋建成於1993年,建築面積31.38平方米,用途為商業,土地使用性質為劃撥用地。因被拆遷人蔣某與拆遷人投資公司無法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拆遷人投資公司於2005年9月5日向建設局申請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在申請書中提出如下補償安置方案:(1)貨幣補償:被拆遷房屋評估價167893元,商業用房10%的補助16789.30元,四個月的過渡費381.72元,合計補償金額185064.02元;(2)嚴州大道(橋東段)工程的安置房中有部分商業用房,蔣某可優先購買,價格為5000元/平方米。

建設局受理後,依法進行了調解,在調解過程中被拆遷人蔣某對評估結果提出異議,認為評估價太低,並提出拆一賠一原地安置商業房。拆遷人投資公司仍堅持裁決申請中提出的補償安置方案。因調解未能使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建設局遂於2005年10月8日依據《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作出建設房字(2005)159號房屋拆遷行政裁決。裁決內容為:

1.被拆遷房屋以貨幣補償形式安置:①被拆遷房屋建築面積31.81平方米,依據2003年度《某市實施(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若干規定的補充規定》進行評估,計金額167893元;②商業用房再給予10%的補助即16789.30元;③臨時安置費,根據《某市實施(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若干規定的補充規定》支付過渡費4個月,即2000元。總計補償金額186682.30元。

2.嚴州大道(橋東段)工程的安置房中有部分商業用房,被拆遷人可優先購買,價格為5000元/平方米,待新房竣工後房款交清房屋交付使用,商業用房優先購買面積為31.81平方米左右,通知交房款期限為3天,超過期限作自動放棄處理。

3.搬家補助費600元。

4.被拆遷人在接到裁決書之日起20日內搬遷騰空新安江街道橋東路11號房屋,交由拆遷人拆除。

被拆遷人蔣某不服拆遷裁決,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人作為原告代理人參與本案一審、二審訴訟。被拆遷人所有的房屋已在起訴前被強制拆除。

原告訴稱:被告於2005年10月8日作出的建設房字(2005)159號房屋拆遷行政裁決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且違反法定程序,請求判決撤銷建設房字(2005)159號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原告在起訴後向法院申請調取被告核發拆遷許可證時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拆遷計劃、拆遷方案、拆遷補償資金證明等證據材料。

被告辯稱:位於本市橋東路11號房屋,建築面積為31.81平方米,屬原告所有,因城市建設需要,該房屋已列人拆遷范圍。拆遷人及拆遷行政主管部門進行了宣傳動員,按照法定程序確定了評估機構並對被拆遷房屋進行了評估,評估結果進行了公示,拆遷雙方當事人進行了多次協商,始終未能達成協議,拆遷人申請裁決,被告根據《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及某市人民政府的補充規定,作出房屋拆遷行政裁決,裁決的安置方式、標准均符合規定要求,被告所作具體行政行為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要求維持建設房字(2005)159號房屋拆遷行政裁決。

根據被告提供的證據及法院依原告申請調取的證據,原告在庭審中提出:被告向第三人核發拆遷許可證及准許延長拆遷期限不符合法律規定;根據被告舉證,原告房屋是否在拆遷范圍不明確;被告確定評估機構不合法;被告在未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戶數較多的情況下,未進行聽證徑行受理,程序違法;被告在原告對評估結果有異議時未委託專家評估委員會鑒定,程序違法;原告要求以產權調換方式進行安置補償,但被告裁決以貨幣補償形式進行安置補償,剝奪了原告的選擇權,系適用法律錯誤;被告裁決遺漏了非住宅房屋拆遷造成停產、停業引起的經濟損失補助;被告裁決中優先購買的房屋尚未建成,根本不可能評估,每平方米5000元的價格沒有依據。

被告在庭審中辯稱:在對原告房屋進行評估時已充分考慮因停產停業而引起的經濟損失,根據規定可不再對停產、停業的損失另行補償;原告對評估結果有異議,但未在規定期限書面提出重新評估,其異議不能成立;因原告房屋所處位置系道路建設范圍,原告要求就地安置客觀上無法實現,故對原告實行貨幣補償方式安置符合相關規定,不屬於剝奪原告選擇權。

第三人在庭審中述稱:被拆遷人的房屋在嚴州大道改造工程拆遷范圍是明確的,在評估房價時,評估機構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過踏勘,要求判決維持被告所作的行政裁決。

爭議焦點

1.被告向第三人核發房屋拆遷許可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是否屬於本案審理范圍;2.原告的房屋是否屬於拆遷范圍;3.被告受理拆遷裁決申請的程序是否合法;4.被告未委託專家評估委員會對原告提出異議的評估結果進行鑒定,程序是否合法;5.裁決採用貨幣補償形式進行拆遷補償,適用法律是否正確;6.安置用房優先購買及價格確定有無依據;7.造成停產、停業引起的經濟損失補助是否遺漏。

審理判決

某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作為城市房屋拆遷行政主管部門有權依據當事人申請對房屋拆遷補償安置作出裁決。被告向第三人核發房屋拆遷許可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不屬於本案審理范圍,原告就此所提異議不予採納;被告在發布拆遷公告時,未公布拆遷紅線圖以界定拆遷范圍,有失周詳,應予指正,但本案拆遷雙方當事人對原告房屋屬拆遷范圍的事實均予認可,故原告所提異議不能成立;嚴州大道改造工程涉及拆遷集體土地上房屋,其總體拆遷計劃及安置方案中的被拆遷人人數並非城市房屋拆遷許可證確定的被拆遷人人數,原告關於未達成協議的被拆遷人比例較高,受理裁決申請前未進行聽證,受理程序違法的意見,缺乏依據,不予支持;被告在召集拆遷雙方當事人就拆遷補償安置進行調解過程中,被拆遷人對評估結論明確提出異議,而被告未按建設部《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第十條的規定委託專家評估委員會進行鑒定,其行政行為程序違法,拆遷行政裁決內容與評估結論有關部分依法應予撤銷;另,裁決第二項供選擇優先購買的房屋無具體位置,優先購買價格的確定也無依據,該項裁決內容應予一並撤銷;鑒於第三人拆遷行為合法,被拆遷房屋已實際拆除,故對裁決第三、四項可予維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第3目之規定,判決如下:(1)維持被告某市建設局建設房字(2005)159號房屋拆遷行政裁決第三、四項;(2)撤銷被告某市建設局建設房字(2005)159號房屋拆遷行政裁決第一、二項。

一審宣判後,原告不服,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上訴人蔣某上訴稱:被上訴人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的房屋屬於拆遷紅線范圍,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的房屋屬於拆遷范圍事實不清;上訴人有權選擇具體補償形式,上訴人選擇的是產權調換而不是貨幣補償,原審法院故意迴避上訴人要求產權調換的事實,判決理由中也僅認為與評估結論有關部分依法應予撤銷,未明確貨幣補償形式違法;原審認定總體拆遷計劃及安置方案中的被拆遷人人數並非城市房屋拆遷許可證確定的被拆遷人人數沒有依據,受理裁決申請前應當聽證而沒有聽證,受理程序違法;按照產權調換方式,上訴人有權要求提供過渡期間的周轉用房並應當支付兩次搬遷費用,行政裁決中遺漏停產、停業的經濟損失補助錯誤。請求撤銷原審判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

被上訴人建設局答辯稱:上訴人的房屋屬於拆遷范圍;上訴人在房屋評估結果公示期限內未以書面形式提出異議,應當視為同意;上訴人沒有明確提出產權調換的要求,而是提出就地安置的苛刻要求,因被拆遷房屋所處位置系道路用地范圍,客觀上就地安置無法實現,實行貨幣安置更趨於合理;集體土地的房屋拆遷不屬於被上訴人的職權范圍,在總體拆遷計劃及安置方案中的被拆遷人人數並非《房屋拆遷許可證》確定的被拆遷人人數,上訴人認為裁決受理程序違法無事實依據;停產、停業造成的損失應當由上訴人提供相應的證據。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某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上訴人建設局作為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具有依拆遷人的申請對房屋拆遷補償安置作出裁決的法定職權。被上訴人在召集拆遷雙方進行調解時,被拆遷人對房屋評估結論明確提出了異議,而被上訴人未依照建設部《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第十條的規定委託專家評估委員會進行評估,其行政裁決行為違反了法定程序,其裁決內容中與評估結論有關的部分應依法予以撤銷,同時,其裁決第二項內容(被拆遷人優先購買房屋及其價格)既無法律依據也無事實依據,依法應予撤銷;而其裁決的第三、四項並無不當,且被拆遷房屋在訴前已實際拆除,故可以維持。上訴人蔣某在訴訟程序中提出,被上訴人沒有證據證明其房屋在本次拆遷紅線范圍內,進而主張其房屋不在本次拆遷范圍,但其在行政裁決程序中,除向拆遷人提出具體的拆遷要求之外從未對此提出異議,據此可以視為拆遷雙方均已默認上訴人的房屋在本次拆遷紅線范圍之內,另上訴人當庭所指的房屋位置確實處於拆遷紅線范圍之內,故上訴人的此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上訴人認為此次拆遷應採取產權調換的安置方式,現原審法院已將裁決中貨幣安置的方式撤銷,上訴人的相關要求可以在後續的程序中提出。綜上,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Ⅳ 蔣代奎和楊磊判決

一、機構沿革
設立的背景

其一,改革開放進入90年代以來,農村形勢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另一方面也出現了治安形勢日趨嚴峻的局面。特別是由於某些村莊管理制度不健全,相應的措施跟不上,幹部違法亂紀、貪污受賄、侵權瀆職等犯罪突出,這些消極腐敗現象,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嚴重影響了干群關系,成為困擾農村的一大不安定因素。高青縣是一個農業大縣,「三農」問題歷來就是當地黨委政府全局工作的重頭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關繫到全縣整個改革開放的成敗,為此,加強對基層的法治建設,為農村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成為當務之急

其二,我國的政權建制從中央到鄉鎮是五級,鄉鎮作為一級政府,各職能部門都相繼健全,同時,司法機關設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行政執法機關設有工商所、稅務所、交通所、交警中隊等,金融、電業、交通通訊等也都有了自己的辦事機構。而檢察機關卻是四級建制,基層執法監督相對比較薄弱。從檢察機關的實踐來看,不少貪污賄賂、侵權瀆職等職務犯罪又多發生在基層。如何保障農村穩定,對這些基層部門進行有效地監督,推動基層政權的廉政建設,顯得越來越重要。
其三,淄博是在全國設立鄉鎮檢察室較早的地區之一。

1)自1988年7月到1995年8月,特別是1993年以來,檢察機關適應基層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進一步加強了派出機構的建設,不斷探索檢察室工作的經驗,開拓基層檢察室的新局面。全市共設立檢察室22處,派出幹警48人,聘用67人,涌現了如昆侖、湖田、寨里、南閻、八陡等一大批有影響的檢察室;涌現出了張興波、楊磊、高海波、李士剛、鞏本仕等一批有作為的優秀檢察室主任。他們嚴格執法,狠抓辦案,成績喜人。舉例說吧,資料表明,僅95年1-6月份,全市鄉鎮檢察室就立查經濟案件61起,其中大案要案36起,分別佔全市的32%和30%,出現了三分天下,必有其一的強勁態勢。

2)設立階段 我院為適應新形勢,開拓檢察工作的新局面,經過充分的考察和醞釀,於1997年下半年報經縣委縣政府批准,成立了高城、田鎮、黑里寨三處檢察室,分別配備了2-3名正式幹警,同時鄉鎮黨委政府又增調了2-3名基層幹部。從而揭開了我院檢察機構設置和探索檢察室工作思路及實踐的新的一頁。

3)合並階段 到了2000年,我院黨組在認真總結幾年來鄉鎮檢察室工作開展經驗的基礎上,為了優化這一派出機構的工作環境,減少地方制肘,合理配置人力財力資源,報經省院和市院以及當地黨委政府批准,由原來的高城、田鎮、黑里寨三處檢察室合並為一處,更名為「高青縣人民檢察院鄉鎮檢察室」,到了2003年年底,又根據上級院的批示精神和檢察室本身的職能特點,正式更名為現在的「中心檢察室』

二、職能演變
1995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已經對檢察官的條件作出了明確規定,成為檢察官隊伍建設的法律保障,是對檢察官整體要求的組織保證,對進一步完善檢察隊伍的科學化、法制化的管理『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時條件下的鄉鎮檢察室是人民檢察院的派出機構,是檢察機關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體制改革的產物。鄉鎮檢察室建設的成功與否、工作成績如何,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加強和完善人民檢察院在基層的法律監督工作,更好地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密切檢察機關與人民群眾的廣泛聯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作為鄉鎮檢察室工作幹警不僅要具有檢察官的基本條件,還需要具有比一般幹警所長的某些素質,特別是開拓性的、適應新情況新變化的素質和能力。當時條件下,最高人民檢察院又頒布了《人民檢察院鄉鎮檢察室條例》,規定了鄉鎮檢察室的五項任務。這五條任務,除涉及基層檢察院的控告申訴、經濟檢察、法紀檢察等主要業務外,還包括對轄區內的緩刑、假釋、管制、剝奪政治權利和監外執行人員的管教進行檢察;對人民檢察院決定的免訴人員進行幫教,結合檢察職責,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開展法制宣傳等等。因其任務面寬、工作量大、業務性強,被社會上稱之為「小檢察院」,或戲稱為「檢察分院」

以上是97年底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之前檢察室職能的概述。我院鄉鎮檢察室成立之時,正是新舊《訴訟法》交替之際,原來很多屬於檢察機關管轄的案件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後劃了出去,象偷稅漏稅、假冒商標等犯罪。特別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法律界定『對於農村兩委負責人以及居委會成員是否符合國家工作人員」,這一主體的認定,一直爭論不休。鄉鎮檢察室,顧名思義,就是面向基層、農村、鄉鎮集體企業、村辦企業等組織開展檢察業務,這一變化無疑嚴重製約了鄉鎮檢察室工作的開展,大大削弱了其檢察職能的發揮。可以說當時的檢察室陷入了一個舉步維艱的境地。這一點我體會是最深的。我院檢察室在成立之初,在車輛、辦公設施、人員等很多方面都得到當地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他們對這一機構寄於了很高的希望。而由於他們對於新〈刑事訴訟法〉的實施認識不足,把很多不屬於我們檢察室管轄的農村和集體企業的案件統統交給我們,甚至把很多屬於行政、紀檢等方面的問題都交給我們去處理,這樣『我們鄉鎮檢察室管也不好、不管也不行,陷入兩難境地。面對這種狀況,我們檢察室沒有退縮,化被動為主動,創造性地開辟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新路子。當時我所在的黑里寨檢察室就提出了「面對現實,克服困難,轉變思路,服務基層」的工作思路,很多不屬於我們的案件,就主動提出讓當地黨委政府組成由有關部門牽頭的工作組,我們以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或法制宣傳的角度切入。這樣,即達到了為當地黨委政府排憂解難的目的,又擴大了基層檢察室的社會影響。保證了檢察室在基層的生存,也促進了其健康發展。後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又出台了關於農村基層幹部是否認定為職務犯罪的7項規定,簡稱「七項規定」,明確了村幹部在村務活動中那些可以認定為職務行為,那些屬於非職務行為。對鄉鎮檢察室的檢察業務的開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檢察室近年來的工作開展情況
——-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取得驕人的成績 進入93年以來,中心檢察室在院黨組的領導下,以全院整體工作布局為指導,緊緊圍繞全院工作重心,大力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共立查貪污案件2起5人,受賄案件2起2人,挪用公款案件1起3人,徇私舞弊――發售發票案件1起1人。其中,科級幹部的大案2起2人,犯罪金額都在5萬元以上,獲刑均在5年;副科級幹部1人;合夥犯罪的大案1起3人,案值在10萬元以上;其中立查的徇私舞弊案是發生在三機關一部門中的幹部。以上除了一人在起訴階段外,其餘法院均做了有罪判決。1993年5月份查處的高青縣商貿管理中心(即原商業局)副主任*某一案,是檢察室成立以來實現自偵案件零的突破的關鍵性的一案,它擺脫了檢察室過去那種只深陷於對農村案件的處理的誤區,揭開了檢察室辦理自偵案件嶄新的一頁。特別是2004年以來,先後辦理的原電業局長、原縣醫院院長貪污受賄、原縣葯材公司原負責人三人挪用公款等案件,均做到了速度、質量和效率的有機統一,社會、法律、經濟效益的高度統一。
——-積極開展綜合治理,全面履行檢察職能 近年來,我們中心檢察室,每年接到的各種形式的農村上訪案件都在20起以上,我們都是本著「慎重、堅決」的原則,在認真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查處了部分村的經濟問題。比如趙店鎮的張道傳、河溝趙、,黑里寨的新趙、田鎮的位堡,高城鎮的大李,塘坊鎮的王家,常家鎮的張木匠等等,為化解農村矛盾,純潔農村政權組織,促進農村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另外,我們還深入調查研究,解決農村有代表性的問題。當前農村財務管理混亂是個突出的問題,由於管理混亂,個別村幹部渾水摸魚,貪污、挪用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危害了群眾和集體的利益,防礙了農村的安定,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為了預防犯罪,確保一方平安,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對犯罪分子很狠打擊,一方面對查辦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反饋,並提出有效的檢察建議。受到了鄉鎮黨委政府和群眾的好評。
———一分汗水一分收獲。自93年以來,我們中心檢察室先後被評為先進集體、市五好「抓基層打基礎先進單位」;所在科室的同志們也相繼被授予「先進標兵」、「先進工作者」、市級「優秀偵察員」、市政法委「先進個人」等光榮稱號,並曾在淄博日報刊登表彰。
四、思考和建議
對於檢察室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應當說我還是比較有發言權的。1997年我院成立檢察室的時候,我就被任命為黑里寨檢察室主任,直至現在兼任合並後的中心檢察室主任,前後已經13年了,13年當中,我和我的同事們,歷經檢察室的風雨變遷,始終精誠團結,腳踏實地,開拓進取,為檢察室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付出了心血、汗水以至年華,也做出了應有的成績。

縱觀檢察室發展的整個歷程,客觀地說,有成績也有失誤,有曲折也有輝煌,有迷茫也有信念,有消沉也有振作。在此我談一下自己的思索和感悟,給領導匯報,和同志們共勉。
我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可以說就是變與不變的思考。變與不變的關系應當屬於哲學范疇。社會要發展,大都通過變革實現。政府換屆是變;政府機構改革是變;五年來國民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改革開放取得突破性進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可以說都是通過種種變革取得的碩果。變,是事物發展永恆的規律,不變則退,不變就沒有發展。我覺得檢察室這些年的發展經驗,也詮釋了這一哲學規律。應當說當初設立檢察室是順應潮流之舉,而新〈刑事訴訟法〉的實施給這一新生事物提出了很多新問題,當管轄案件范圍縮水,在法律和當地黨委政府需要之間產生沖突的時候,我們從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到工作目標實現途徑都變了。特別是2000年的檢察室合並,我覺得是院領導的英明之舉。它使檢察室擺脫了地方黨委政府在經費、人事、車輛方面的制約,不再聽任地方黨委政府「孩子哭了抱給他娘」,該管的不該管的都交給你檢察室去管,且只能管好不能管壞,這樣一種被動局面。使檢察室從夾縫中解脫出來,由小腳女人恢復了其本來面目;對檢察室嚴格履行職責,放手行使其職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檢察室工作的不斷開展,這一哲學命題仍然在困擾著我們。從93年到現在,我們辦理了多起反貪和瀆偵案件,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自偵力量。然而,我們上沒有明確的對口部門,作為橫向聯系的外地檢察機不少關沒有同類科室,嚴重製約了業務的開展。上沒有口,使我們不能及時得到業務指導和溝通;橫向無法較好的聯系,讓我們在平時缺少了和外地檢察部門的交流和學習。特別是在異地辦案,需要當地協查的時候,更是如此。比方說,今年5月份我們在辦理縣交通局吳某徇私舞弊-發售發票一案時,就需要到蚌埠市檢察院請求協助,只好辛苦反瀆部門的同志一同前往,當然,該案自始至終都有反瀆部門的指導和參與。再者,我們在辦理案件中,不少當事人和案發單位領導就問:「這案子不是反貪局來管嗎?你們怎麼來查」;還有同志提出,我們縣經濟不發達,案源這么少,連反貪、反瀆部門都吃不飽,你們攪和個啥?還有,由於檢察室的主要職能和反貪、反瀆部門重疊,一方面便於得到他們的指導、支持和協助,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們認識上的誤區。下一步的工作中,檢察室還需要院黨組在資源(比如辦案設施、人員、車輛、經費政策等)配置上,給予大力扶持。這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需要進一步去研究克服的問題。

Ⅵ 漢川法院入額法官名單

暫時還沒有公布。
如果已經出來還沒有公布可以到當地的法院咨詢,如果有正當的理由,人民法院一般都是會配合提供相關的政策文件的。

Ⅶ 在申請強制執行之後法院未及時查封其財產,導致被告人蔣財產轉移,這樣的行為是否可以轉刑事案件處理

是否構成犯罪,由人民法院根據具體情節確定 。一般予以司法拘留,並撤銷雙方的財產轉移合同。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四)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五)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

Ⅷ 原告沒撤訴執行法官能蔣:被告移出黑名單嗎

原告沒撤訴,執行法官能講被告移出黑名單嗎?這個問題不懂法的人是解釋不清楚的,因此你要到有關這方面的法律專業人士那去咨詢一下

Ⅸ 漢川市漢川法院網2016鄂0984執433號請問我是什麼怎麼拉入黑名單的

你好,直到被執行人履行完畢為止。

Ⅹ 漢川蔣龔村三組龔遠澤他的前妻騙婚,我也是受害者,請告之他號碼,我想舉報他前妻詐騙

  1. 舉報騙婚應當到派出所或者法院舉報。

  2. 舉報騙婚需要證據,口說無憑。

  3. 婚姻不是兒戲,請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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