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法官

㈠ 美國著名大法官

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最後出現了大法官選總統的奇特局面。副總統戈爾盡管心裡不服，背後又有贏得多數選民選票的民意撐腰，但嘴頭上也得表示完全尊重和服從最高法院的權威，老老實實地宣布競選失敗。

是誰賦予了最高法院如此巨大的政治權力呢？是憲法嗎？不是。
美國憲法只是規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格局，並沒有明文賦予最高法院一槌定音的最終權威。是選民和民意嗎？當然也不是。與行政首腦（總統）和立法者（參眾兩院議員）經選舉產生不同，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半數通過產生的，且任職終身（除非受到國會彈劾），跟選民和民意根本不搭邊兒。

說出來可能都沒人敢信，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 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一）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國務卿

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利山大。漢米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首席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二）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劃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二百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館中，唯有馬歇爾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銅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專用餐廳的牆壁上，則並列懸掛著馬伯里和麥迪遜二人的畫像。彷彿是在提醒每一位大法官，一湯一飯當思來之不易。若不是當年馬歇爾大法官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哪會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呀。戈爾和小布希各自的擁護者，沒准兒已在白宮前面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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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國歷史上有哪些著名大法官

1、梅汝璈

字亞軒，江西南昌人，律師、法學家。1946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青雲譜朱姑橋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間在清華學校學習，1924年考取公費赴美留學項目，入讀斯坦福大學，1926年獲得文學士學位，進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1928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1929年歸國後曾任教多所大學，曾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的助手；1946年，並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中國代表法官，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審判日本對亞太地區引發大規模戰爭和傷害所應負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2、倪征燠

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我國著名的法學家。倪征燠可以說是與中國二十世紀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的一生沒有離開過一個『法』字。」

1906年出生於蘇州府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的黎里鎮，中學畢業後，他立志學法，報效國家。他先在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法律專業（ 1915年法學院設立於上海），192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

之後留學於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受聘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榮譽研究員。1931年起先後在上海東吳大學、大夏大學、持志大學講授國際法、國際私法、比較民法、法理學等課程。1946年－1948年參加東京審判。1987年當選為國際法研究院聯系院士，2003年逝世。

3、劉墉

字崇如，號石庵，祖籍安徽碭山，出生於山東諸城。清朝政治家、書法家。大學士劉統勛長子。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潔聞名於世。劉墉的書法造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學大家，被世人稱為「濃墨宰相」。

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逝，時年八十五歲，追贈太子太保，賜謚號文清。

4、海瑞

字汝賢，號剛峰，海南瓊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參加鄉試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諭，後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歷任州判官、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寶丞、兩京左右通政、右僉都御史等職。

他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築水利工程，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賄，並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污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

5、包拯

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

天聖五年（1027年），包拯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曾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及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後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知諫院時，多次論劾權貴。

再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

參考資料來源：

網路-海瑞

網路-倪征燠

網路-梅汝璈

㈢ 法國法庭法官

美國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組成，擁有最高司法權，其判決為最終判決。9名法官均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任命，如無失職，將終身任職。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有關規定 受歐洲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響，美國憲法的締造者把司法獨立作為美國建國的一條重要原則。 在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來，司法部門只有不聽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門，才能主持正義，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美國的締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獨立，也是由於喬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從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壓迫政策暢行無阻。推翻英帝國統治後，美國的締造者便將司法獨立寫入憲法，希望用司法對行政和立法部門加以約束，防止它們濫用權力。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規定相當簡明扼要。在第一章將立法權授予國會、第二章將行政權授予總統之後，憲法第三章將司法權授予聯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屬法院，並規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資待遇、司法權的范圍等等。除第三章專門講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之間關系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包括：一、聯邦司法權屬於聯邦最高法院，以及國會設立的若干下級法院。法官只要行為端正，得終身任職並領取薪酬。該薪酬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削減（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將司法權交給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與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區別，使國會和總統不得插手司法領域。這樣，美國的建國者用憲法的前三章分別規定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歸屬，明確了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在將司法權授予法院之後，憲法馬上談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資等相當瑣碎的問題，這種安排初看起來令人費解，實際上卻是出於維護司法獨立的根本考慮。在殖民地時代，喬治三世可任意決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官對行政部門的依從。所以，在憲法締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資待遇構成了司法獨立的一個根本問題。通過規定法官的終身制並給予他們穩定的、較優厚的工資，憲法試圖杜絕法官為了保全職位和薪水而在處理案件時屈從於外界壓力，有失獨立與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審議和認可後，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這一規定體現了憲法的締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在相對獨立的同時，又要彼此制約的意圖。由行政和立法部門掌握聯邦法官的來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門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門的意識形態，彼此協調工作，同時也防止由不稱職的人員掌握司法權力。這條規定也說明聯邦法官不由民選產生。這種安排同法官可以終身任職的規定一樣，都是為了司法活動的獨立與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選產生，他在判案時就不免要考慮其選民的利益與態度。倘若他沒有終身職位，就更要自覺不自覺地照顧其選民的利益，以求再次當選。規定法官由總統任命和參議院認可，並享有終身職位和固定工資，可以消除法官的後顧之憂，維護司法獨立。因為總統和參議員都是經民選產生，由他們任命和認可聯邦法官，基本上也屬於民×程序。
所有彈劾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副總統或聯邦法官）的案件須由國會（而不是司法部門）負責。彈劾案件必須由眾議院發起（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由參議院審理（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彈劾的依據必須是叛國罪、賄賂罪或其他各種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
（一） 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國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個關鍵問題。在美國政治實踐中，對法官的任命更多地體現了行政和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約；而對法官的罷免，則更多地體現了司法部門相對於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獨立。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的審議、認可，再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在美國歷史上，總統對法官的任命權一直被行政部門當作控制司法部門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歷屆總統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本黨黨員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黨人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的，而民×黨人則都是民×黨總統任命的。雖然過份地偏向本黨成員會招來反對黨的批評，但這一作法已為美國各方所接受，而國會也極少反對總統對法官的提名與任命。 在美國歷史上，利用自己對法官的任命來積極干涉司法部門的總統並不少見。因為美國憲法並未規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總統在理論上可以任命無數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從而使最高法院成為本黨的一個堡壘。這方面的一個極端例子來自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 當他的「新政」在連續幾個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擊後，羅斯福試圖任命六名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從而使親「新政」的人成為多數。羅斯福與最高法院這一次較量的結果是最高法院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新政」；羅斯福也因而放棄任命新法官的打算。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今，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現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額的新法官加入。但從上述例子來看，這一既成事實也並非鐵板一塊。 如果說對法官的任命權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那麼對法官的罷免權則由立法部門所執掌。如前所述，對聯邦法官的彈劾權屬於國會（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眾議院彈劾一名法官，必須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如聯邦法官克萊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賄、偷稅漏稅等被國會彈劾。彈劾的目的是因為該法官不願自動辭職，所以需要彈劾程序剝奪他的職位。 因為對彈劾有這種嚴格的要求，更因為憲法明確規定聯邦法官只要行為端正便可終身任職（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國會並無可能通過彈劾對法官具體的司法活動造成制約。眾議院發起一件彈劾案必須由多數票通過，參議院要判決被彈劾者有罪，也必須由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這些嚴格的程序都保證了國會雖然有權罷免觸犯法律的法官，但卻無法干擾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總的來說，雖然總統在任命法官時試圖影響法院的政治傾向，法官在就任後基本上不會失去職位或薪酬。美國司法界的一個著名說法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在回顧他的總統生涯時，認為自己所犯的最大兩個錯誤是任命了兩個上任後就與他的意見一貫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總統（或國會）也對該法官無可奈何。因為法官可以相對獨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門，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應更能做出公正的判決。
（二） 對司法活動的質量監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選產生，所以不需對選民負責，同時也很難說對國會負責。 因此，如何對他們的司法活動進行質量監督，就成了美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前所述，總統對法官的任命和國會對法官的彈劾，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司法部門的監督。從背景、閱歷、專業知識與能力上講，被總統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勝任工作。他們的道德品格在任命過程中也已通過審查；如果在任命後出現違法行為，國會可使用彈劾手段，解除他們的職位。 但是，總統和國會對法官的監督又是有限的：總統在任命法官後便基本失去了對該法官的控制；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處理也不由總統等非司法官員過問。 由於同樣原因，只要沒有違法行為，任何法官都不必擔心國會將對他進行彈劾。 國會對法官的罷免權因而對他日常的司法活動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官更有效的一種質量監督來自美國的判決體例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的大量報導。作為習慣法國家，美國的判決體例基本上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判決任何一個案子都採用判決書的形式。判決書的體例通常是：一、首先對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總結；二、評介原告與被告（或其律師）的主要論點和論據；三、根據有關法律、適用先例、立法部門的立法意圖、對公眾利益的考慮等等，對具體案情和法律條文進行推理、分析和論證，做出判決。在理想情況下，判決書就是一篇完整、嚴謹的論文，它把法官對一個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記錄下來，從而使任何人都能據此對他的判決進行分析與評價，並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決後，判決書通常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查詢、借閱。近期的案子和判決書更可以通過電子媒介，在互聯網上檢索和閱讀。這種判決體例給司法活動帶來了極大的透明度，成為對法官判案質量的一種有效監督和促進。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質量也有著重要的監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國一直是傳媒報導的重點。尤其是比較著名的案件，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全國各大報章、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會有詳盡的報導。近年來，更有攝像機進入法庭，對案件的審理過程作現場實況轉播。轟動一時的辛普森（O. J. Simpson ） 案是近期最明顯的例子。據稱全美有近億觀眾從電視上觀看了該案的現場審理和判決。目前，全美各大電視台都設有專門的司法節目，邀請司法界人士評論時下的重要案件。近幾年又出現了一個專門的「法庭電視」頻道，全天播放美國各地的司法新聞，報導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當地媒體做詳細報導。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大量報導，對教育美國公眾、使他們懂得憲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實際的作用。同司法判決書一道，大眾傳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動充分地展露在公眾面前，使公眾成為司法活動的監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謹辦案，以維護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名譽，維護公眾對司法部門的信心。

㈣ 法國大哥大法官

解:由題意可知,桃樹占總面積的2/5.
所以,桃樹面積為:(4/3)x(2/5)=8/15(公頃）；
梨樹面積為：4/3-8/15=4/5（公頃）

㈤ 列舉出英美發歷史上三位著名法官

霍姆斯，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創始人。名言：法律的生命在經驗而非邏輯（典版型判例法思維）

丹寧勛爵權，由於法律領域突出貢獻而手瘋勛爵，代表著作《法律的正當程序》，名言實現正義，哪怕天塌下來。（縱使世界毀滅，我還要正義）法實證主義的味道。
曼斯菲爾德，類似英國林肯式的人物，第一個判例否定了奴隸主，也許今天看來沒什麼，但在當時，這需要怎樣的良心與勇氣，英格蘭自由的空氣不能讓奴隸制玷污！

㈥ 參加東京大審判的11位法官叫什麼名字

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菲律賓各1名法官組成，共11名；11國又各派檢察官1人。澳大利亞法官 W. F. 韋布任庭長，美國律師J.基南任檢察長。美國： 約翰·帕特里克·希金斯（John P. Higgins） 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密朗·C·克萊墨爾將軍（Major-General Cramer） 於1946年7月代替希金斯 中華民國： 梅汝璈 律師；立法院立法委員 （吳學義法律顧問） 英國： 帕特里克·德富林勛爵（Hon Lord Patrick） 蘇格蘭最高法院法官 蘇聯： 伊凡·密切葉維支·柴揚諾夫將軍（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最高軍事法院成員 加拿大： 愛德華·斯圖爾特·麥克杜格爾（Edward Stuart McDougall） 前法官，加拿大省最高法院 法國： 亨利·柏奈爾（Henri Bernard） 巴黎首席檢察官及首名軍事法官 澳大利亞： 威廉·韋伯爵士（SirWilliam Webb） 澳洲最高法院法官；法官團主席 荷蘭： 貝爾特·羅林（ Professor Bert R?ling） 烏特勒支大學法學教授 印度： 拉達賓諾德·巴爾（Radhabinod Pal） 加爾各答大學法學院講師；曾提出異議 紐西蘭： 艾里瑪·哈維·諾斯克羅夫特（Harvey Northcroft） 紐西蘭軍法處長 菲律賓： 德爾芬·哈那尼拉（Colonel Delfin Jaranilla） 律政司；最高法院成員

㈦ 想了解一些世界上著名大法官檢察官的故事，能找到傳記最好。

盛振為（1900-1997），1921年東吳大學文學士，1924年東吳大學法 科（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畢業。後留學美國， 在美國師從西北大學法學院院長威格摩爾，獲西北大學博士學位。1927年回國後任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教務長 兼證據法教授至1940年，1942年至1950年任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著有：《證據法學》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 出版部）、《中國繼承法原論》（英文本，法學雜志社）、《英美法的審判制》等。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1841年-1935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曾加入美國聯邦軍參加內戰，1866年成為律師，1882年成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和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899年出任該法院首席法官，1902年至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霍姆斯被公認為美國實用主義法學、社會法學和現實主義法學的奠基人。他在《普通法》一書中針對法律形式主義傾向，提出了著名的「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的法律經驗論和「法律是對法院將要做什麼的預測」的法律預測論，闡述了有限遵循先例原則，為法官自由裁量權和判例法提供了法理支持，揭示了美國普通法的精神，吹響了美國法哲學的號角。

約翰•羅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1955年1月27日－）是美國律師、法學家、及政治人物。他目前是第17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加入最高法院前，他是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庭法官。羅伯茨以前花14年於司法實踐，並在共和黨當局的美國司法部和白宮律師辦公室任職。

這些也是我在網上整理出來的，希望能幫到你。

㈧ 列舉中國歷史上的三位著名的法官

第一位 皋陶（gāo yáo） ，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 出生於山西省臨汾市洪桐縣皋陶村，上古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學界和司法界公認為中國司法鼻祖。皋陶是與堯、舜、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葬之於六（Lù），禹據其功德，封皋陶後裔於英、六一帶（今安徽六安地區）[2] ，故亦被尊為六安國始祖。
主要功績有制定刑法和教育，幫助堯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獨角獸獬豸治獄，堅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會和諧，天下大治[3] 。

第二位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
天聖五年（1027年），包拯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曾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貴。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孝肅」，後世稱其為「包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於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文曲星轉世，由於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第三位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賢，號剛峰，海南瓊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參加鄉試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後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得到提升，歷任州判官、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寶丞、兩京左右通政、右僉都御史等職。他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築水利工程，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賄，並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污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
1587年（萬曆十五年），海瑞病死於南京官邸。贈太子太保，謚忠介。海瑞死後，關於他的傳說故事，民間廣為流傳。

㈨ 有哪幾位中國人擔任過國際法院的法官

1、王寵惠

王寵惠（1881.10.10.-1958.3.5），字亮疇，祖籍廣東省東莞市，出生於香港荷李活道75 號的道濟會堂。王寵惠是近代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的獲得者，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代總理、國務總理，並為海牙國際法庭任職中國第一人。

2、鄭天錫

鄭天錫（1884－1970，Cheng Tien-Hsi），字雲程，號茀庭，廣東香山縣人（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 。中國著名法學家、外交家。 倫敦大學法學系畢業，曾任大理院大法官，多所大學法學教授，司法官次長，國際聯盟法官，民國最後一任駐英大使。

3、徐謨

徐謨（1893－1956），字叔謨，筆名平章，江蘇蘇州人，原籍江蘇吳縣人，曾任國際法院法官，是首位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中國人。

4、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史外交家。

1912年回國後，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後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5、倪征燠

倪征燠[yù]（1906年7月—2003年9月2日），中國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我國著名的法學家。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資深的閱歷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國際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國際法官。

6、史久鏞

史久鏞，男，著名國際法學家。1926年10月9日生於浙江寧波。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修法學，獲國際法學碩士學位，1951年畢業後留校從事國際法學研究。

1994年2月6日，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至2003年2月任國際法院副院長，2004年2月6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也是自聯合國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

7、薛捍勤

薛捍勤，女，中國山東省人，資深外交官和國際法專家，2010年5月12日當選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主席，2010年6月29日當選國際法院法官。

㈩ 英美法系著名的大法官，越多越好，並且要註明其代表作，最好還有優秀的有關庭辨的書籍

美國：本傑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