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官的證據調查權研究

A. 審理期間發現新的證據線索的刑事案件，法官如何處理

法官可以建議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檢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內未回復意見的，法院應當作出判決、裁定。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四十三條審判期間，人民法院發現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人民檢察院不同意或者在七日內未回復意見的，人民法院應當就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依照本解釋第二百四十一條的規定作出判決、裁定。
第二百四十一條對第一審公訴案件，人民法院審理後，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作出判決、裁定：
（一）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
（二）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應當按照審理認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決；
（三）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四）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以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五）案件部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應當作出有罪或者無罪的判決；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部分，不予認定；
（六）被告人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
（七）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危害結果，不予刑事處罰的，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不負刑事責任；
（八）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且不是必須追訴，或者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應當裁定終止審理；
（九）被告人死亡的，應當裁定終止審理；根據已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認定的證據，能夠確認無罪的，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具有前款第二項規定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判決前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保障被告人、辯護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必要時，可以重新開庭，組織控辯雙方圍繞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何罪進行辯論。

B. 民事案件是否可以申請調取刑事案件的證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七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1）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保存並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證據規定》賦予當事人有向法院申請調取證據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往往遇到很多障礙。首先，法院審查當事人申請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以確定是否以職權調查取證。證據規則中對法院以職權調取證據的規定模糊，對於不是明顯符合條件的，多採取推脫的態度。而申請一旦被法院裁定不準，當事人又沒有其它救濟途徑。其次，法院「案多人少」的現狀不允許法官有更多的時間去調查取證，多選擇給申請方開調查令的方式。但目前調查令只能訴訟代理律師才能持有，當事人沒有權利獲得調查令，即使持有調查令，有關部門也不會配合取證。

C. 刑事案件辦案法官是否可以自行偵查，取得的證據是否可以作為定案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一條 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

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查封、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

D. 刑事案件辯方如何對控方證據質證

轉載他人論文一篇，供參考。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據此筆者認為刑事庭審質證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審過程中，在法官的指揮下，控辯各方對當庭舉出的所有證據相互進行質疑和辯駁，以此為法官的認證提供依據的訴訟活動。
二 刑事庭審質證的法律關系
法律制度一經確立後，即在相關領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質證制度一經確立後，就在控辯雙方及相關的證人、鑒定人等接受質詢的人之間形成了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對該種程序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妨稱為質證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是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化，因此通過對質證法律關系的剖析，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一制度的本質。
對於一切法律關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要件構成，質證法律關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對質證法律關系的認識也就是對其所含的諸構成要件的認識。
（一）、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
在刑事質證活動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是刑事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其范圍包括：1、檢察官（當事人）。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也是當事人，本文只就大陸法系做一探討。檢察書在提起刑事訴訟後即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訴訟權，對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證的責任。因此，檢察官必須通過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合理排除被告人無罪的所有疑點。當事人是指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由於當事人與訴訟的結果有最終的利害關系，因此，當事人對訴訟證據應有質證的權利。2、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根據事實和法律，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都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責任，因此通過質證排除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是辯護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手段。訴訟代理人受當事人委託參加訴訟，在受託范圍內為維護委託人的利益，也應有質證的權利。此外，由於質證是一項對法律專業和訴訟技能互相配合的訴訟活動，因此，作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實際上在質證活動中要發揮比當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質證的人。在以人證作為證據方法的場合，提供證詞的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作為證據的，鑒定人、勘驗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物作為證據方法的，負責收集物證的偵查人員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與證物有關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書證、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以及該書證、視聽資料本身的製作者及其它等與證據相關的人員是接受質證的人。
對於未成年人能否成為質證的主體，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未成年人能夠在其認識范圍內作證，因此，在其作證的范圍內應當有接受質詢的義務。如果未成年人作為被告人，由於法律同樣賦予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其應有對證人及相關人員就證據問題進行質詢的權利。
對於上述人員作為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理論上應不會有太大的爭議，爭議主要體現在審判人員能否作為質證的主體。因此，要從質證的本質和審判人員的職責進行分析。質證在本質上運用質詢、辯論等對抗的方式來揭示證據證明力的活動，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審判人員採納某一證據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在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會就證據的某些問題進行發問，但是這只能是「認證」權的延伸，其范圍只限在控辯雙方在質證的范圍內，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審判人員未能聽清的內容。也就是說審判人員不是質證的主體，但是其對質證活動應有監督權和指揮權，以確保庭審活動有秩序、高效率地進行。
（二）、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
即是質證這一訴訟活動的訴訟標的。對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是本案的訴訟標的。但對於質證這一特定的訴訟活動而言，其訴訟標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項證據資料在訴訟中的證明力。通常情況下，凡是規定能夠作為證據資料的，都必須經過質證才能確定其證明力大小，並作為裁判的依據。對此也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某些常識、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根據已知的事實簡單推理得出結論等，無須經過質證就可以被裁判所採納。此外，根據我國證據學來說，證據必須同時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證據資料的證明力大小應由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所決定。因此，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就是證實證據資料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
是控辯雙方和接受質詢的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相對應的關系，一方主體在行使質證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另一方主體履行受質問義務的過程。在控辯雙方和證人之間是質詢和受質詢的關系。通常情況下，受質詢的人有回答控辯雙方提問的義務，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其次，對控辯雙方而言，同時有向對方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回答對方質詢的義務。
三 刑事庭審質證的基礎規則
借鑒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筆者以為在我國的刑事庭審質證程序中應確立以下的基本規則。
（一）、充分質證規則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規則之一，也是實現控辯各方質證權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內容是：一是指所有證據材料都必須經過在庭審中控方（包括公訴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辯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認、質疑、說明、解釋方能作為定案根據；二是指每個證據都應該給予控辯雙方對其進行充分的辯論、駁斥的機會。
（二）、嚴格程序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活動順利進行的基本規則。其內容包括：庭審質證程序必須實行「誰舉證、誰主詢、誰答疑」原則，質證主體每一項質證行為都應當遵循法官的指揮，詢問必須經法官同意後才可進行，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的詢問順序進行質疑等。如果一方違反規則，擅自詢問，或打斷對方的正常詢問，法官應予以制止，以維護法庭程序和質證的順利進行
（三）、證據中心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規則，主要指質證必須圍繞當庭當示的某些特定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等問題進行質證，在質證環節中不允許隨意地進行其它事實問題或法律適用等的辯論，質證必須對事不對人，嚴禁一切借質證之名進行人身攻擊、惡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
（四）、質證自願規則
一般來說，控辯各方是否質證以及對哪些證據進行質證被認為是質證主體的權利。主持和指揮質證程序的法官不適合去干涉控辯各方行使這種權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質證依照控辯各方的意願有序進行。當然，必須同時在立法上明確不質證和不能充分質證的後果，以促進質證主體積極有效進行使質證權。為防止故意的訴訟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對控辯雙方的證據進行詢問，但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而且必須嚴格限制。
（五）、禁止性規則
針對質證程序的特點，設計一些較具體的禁止性規則對於確保質證活動的順利進行和高效地實現質證目的非常必要。這類規則主要應包括禁止誘導性詢問、禁止質證已方證人和限制重復詢問規則等。
四 刑事庭審質證的模式
一般認為，刑事質證程序的模式從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當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種：法官主質型、控辯方主質型和兼容型質證模式。
（一）、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
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大陸法系國家適有。是在批判地繼承和改造糾問式訴訟形式的基礎上，並吸收英國的辯論式訴訟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訴訟形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發揮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而不強調當事人在質證中的積極作用。這種模式下，法官擁有很大的職權，可以主動詢問被告人、公訴人。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各種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均以法官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開展詢問、調查，辦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較高，但是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審法官越俎代皰，削弱了公訴人的控訴職能，並且受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材料的影響，難以客觀公正的聽取辯護意見，從而導致控、辯失衡，這對於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決是極為不利的。
（二）、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
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英美漢系國家適用。在繼承和改造控告式訴訟的基礎上，形成了辯論式訴訟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強調控、辯雙方的力量平衡，賦予雙方當事人以平等的訴訟地位各自提出證據以支持自己的主張，法官只負責主持法庭辯論，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動直接調查收集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防止法官先主為主，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前作出預斷，這種模式強調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漢權利的保護，因而更符合設立質證程序的本意，其缺點是：1、懲罰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夠，並且難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尋求客觀真實有效地結合起來。2、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過分拖延，乃至降低訴訟效率。
（三）、兼容型質證模式
兼容型質證模式主要在二戰後的義大利、日本等國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和控辯方主質型質模式的有機融合，這種質證模式彌補了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過分強調法官的能動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辯護人在庭審質證中的積極主動性，不利於辯護職能的發揮，不利於法官從正反兩個方面兼聽而明的缺點。同時也彌補了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審理過分依賴於控辯雙方的調查和辯論。因而，案件處理結果很可能會依賴於控辯雙方的經驗和辯論技巧，尋求客觀真實變成空談和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拖延缺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控辯雙方在法官的指揮下進行質證，法官在庭審質證的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被動的。在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進行詢問以後，法官就案件的相關部分，可以在控辯雙方詢問結束以後作補充性詢問。兼容型質證模式的優點是吸取了前兩種質證模式的長處，兼顧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鑒性。
五 刑事庭審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
（一）、漠視辯方權力導致控辯雙方在庭審質證中的地位不平等
據材料在偵查階段就已經開始形成，並固定成形，但這些證據作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根本不可能見到，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律師能夠提前介入，幫助犯罪嫌疑人，但由於質證前司法機關對有些證據的採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為辯方難以予以證實，即使是質證，也很難達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國《刑事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就強調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權，應當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由於這種情況是在極為秘密的方式中進行的，外界根本無法知曉。實踐中，偵查機關採用刑訊副供的這種對他們來說奉為「捷徑」的方式獲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審質證時說這是刑訊逼供形成的，又怎麼去證實呢？這樣一來，質證的意義又有何在呢？相反，由於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尋證據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辯護人（在偵查階段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給律師一個明確的稱呼），由於法律沒有賦予其足夠的權力，獲取證據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到，律師在偵察階段是不享有調查取證權，雖然在審查起訴階段，法律賦予了律師這種權力，但這是有條件限制的。《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方的這種帶條件的權力同控辯方依靠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表現出來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單從證據材料數量的掌握上，辯方就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質證時極容易形成一邊倒的局面，這樣就會使質證這一庭審程序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往往流於形式，根本不利於查明案件真相，打擊犯罪，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證據展示制度對刑事庭審質證的影響
跟據我國司法實踐，刑事案件中，證據展示的范圍、方式、時間對於刑事庭審質證的作用的發揮具有直接的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對於案件事實部分的證據仍在禁看之列，這對於辯方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了解和做抗辯准備不會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顯得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根據《刑事訴訟》第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實材料………」但此處規定的「犯罪事實材料」只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者150條規定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審查起訴時只向法院移交這部公材料，所以辯護律師通過法院所獲無幾，根本無法對控方證據材料作全面了解，從而影響辯方的辯護權的充公實現，最終導致質證失去了實際意義。
（三）、法官在刑事庭審質證活動中的作用
司法實踐中法官在法庭上對證據直接進行查問的仍然過多，去庭調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職權詢問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調查和閱卷中就形成了對實體問題的預斷，從而使控辯雙方的質證實際上成了印證其預斷的表演。而且，法官在這種預斷形成的「內心確信」的驅使下，往往會對控辯雙方之間的質證活動持漠視態度，甚至對質證橫加干涉。
法官在庭審質證程序中的定位應主要是質證程序的指揮者和秩序維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成為直接的質證主體。而為限製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況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具體來說，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應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官擁有對質證的引導權。在當事人雙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節問題或偏離案件事實時，由法官加以引導，使詢問緊緊圍繞對裁決有決定和影響作用的事實和情節進行。其次，法官司應該保障控辯雙方具有均等的質疑、詢問機會。再次，庭審質證禁止性規則中規定的禁止權應當由法官來行使。
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存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案件的最終處理要經過不出庭的庭長、審委會成員、院長決定。由於出庭的法官未必對案件的處理有最終決定權，這就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對質證的積極性。
（四）、證人出庭率低，導致質證的質量度不高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要求證人原則上應當出庭，接受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要接受法官的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直接審查證人的作證資格，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合理判斷主客觀因素對證人作證的影響，辯別證方的真偽。但是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做證的簡直是少的可憐。這種情況的出現導致法庭審理事實上深化了法官對控方卷宗筆錄的書面或口頭審查：由於證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不出庭作證，法官對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的調查，僅局限於摘錄和宣讀控方卷所記載的筆尋。這種庭審方式使得質證變成了「紙上談兵」而流於形式。導致證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而：1、法律規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對於條款中的「作證」是出庭作證還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員提供證人證言，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157條又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對未到庭的證人證言，應當當庭宣讀，然後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既可以出庭作證，當庭向法庭口頭陳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證，由司法人員其證言制定成筆錄在法庭上宣讀一下就可以了，在這種有選擇的情況下，容易造成成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2、證人的義務與現任脫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作證是公民的義務，但是對於證人拒絕作證，卻沒有規定負什麼法律責任，受什麼懲罰，也沒有規定，對證人拒絕作證可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因此，證人不出庭作證時沒有任何後顧之憂。3、由於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專職人員以及行之有效的保護機制，對證人的保護只停留在事後保護、人身保護、宣言式保護范圍內，忽視了對證人事前預防及財產方面的保護，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給社會大眾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時，個人最好的對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質影響，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在執行證人出庭作證時採取消極應付的方法，認為證人證言已經在卷宗中出現，出不出庭都不礙大局，這樣一來質證也往往只是走過場，走形式。
此外，關於鑒定人、勘驗人、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筆者認為盡管嚴格要求每個案件都傳喚所有相關人員出庭接受質證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仍然有必要強調相關人員都要出庭接受質證，以保證判決的公正性。

E. 刑法中哪個罪名的認定存在爭議，老師出這個論文題目，可難道大家了，希望各個高手幫幫小妹，謝謝了！！！

有爭議的罪名很多，比如交通肇事罪、金融詐騙罪、強奸罪、盜竊罪。
對什專么地方發生的屬交通肇事構成交通肇事罪有些法院有爭議，比如李剛案，按兩院的傳統意見，校園肇事是不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但有的法院認為這是交通肇事罪。強奸罪中，搶劫案男性是否構成犯罪，在實務和學理上有很大爭議。而盜竊中的秘密是否需要他人知道，不同學派，不同法院都有不同看法和判決。

F. 刑事案件是否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起訴法官隱匿證據

不能。刑復事訴訟不同於民事訴訟制，刑事訴訟中不存在反訴。因此，如果刑事訴訟被告人或受害人認為法官或偵查人員或公訴人存在如隱匿證據等違法行為，是不能直接起訴的，而只能向上級機關或紀檢監察機關進行控告檢舉，然後有有權機關依法進行調查或偵查。

G. 當事人如何向監察機關申請對侵害自己權利的枉法裁判法官刑事調查

當事人如何向檢察機關申請對侵害自己權利的枉法裁判官刑事調查這個是需要向上一個部門伸進申請的

H. 法官有調查權嗎

（一）法官庭外調查權的行使是對實體公正的追求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法官庭外調查是法官履行其案件事實查證責任的一種較為特殊的方法，是其審判職權的積極運用。法官行使這一權力實施庭外調查，其積極意義在於，當某一事實對裁判具有實體上的意義而尚在不確實之中，或者控辯雙方對某一事實的舉證明顯相互排斥而當庭一時無法判斷證據的真偽時，法官進行必要的庭外調查核實，避免因一方的訴訟權利不能有效行使而致判決對其不利，防止判決結果過多地依賴於控辯雙方的語言和辯論技巧，將判決裁定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以實現司法公正的實質即實體公正，從此意義上講法官行使庭外調查權是對實體公正的一種追求。

（二）法官庭外調查權的行使存在的弊端

首先，法官中立者裁決的形象被破壞，違背程序公正。中立性的原則是程序性的基礎，不得不承認在社會現實中完全的中立性並非總能達成，其判斷標准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法官中有一些基本規則是被共同遵守的，在證據制度方面表現為：法官庭外調查權應該受到嚴格的限制，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例外。因為法官在庭審過程中休庭調查核實證據，就會處於對自己所收集的證據的真偽做出審查和判斷的境地。這種自查自裁的情況會使法官處於非常矛盾的狀態：他無法既做到積極主動地全面收集證據，又能冷靜、客觀地評價這些證據的證明效力和可采性。同時，在進行這些司法調查活動中，法官往往會對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形成預先的判斷，以致於影響其在庭審中作出公正的裁判，影響法官中立者的形象。

其次，法官行使庭外調查權，抑制了控、辯雙方舉證的積極性。現行庭審方式要求公訴人、辯護人各自獨立承擔起舉證責任，辯護人也有收集證據的權利，雙方各自擁有並負責在法庭上提出證據。公訴人向法庭出示的是力圖證實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辯護人則提出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控、辯雙方通過出示各自的物證、書證，展開針鋒相對的對抗，能夠調動雙方運用證據、參與法庭調查的主動性、積極性。但法官行使庭外調查權，事實上造成了法官或是代替公訴人收集證據，法官同時扮演追訴與裁判的雙重角色，從而背離了控審分離的現代刑事訴訟原則；法官或是代替辯護人收集證據，法官同時扮演裁判與辯護的雙重角色，從而背離了控、辯、審各司其職的刑事訴訟原則。因而法官不宜庭外調查核實證據，只有這樣做才能使公訴人與辯護人積極承擔起舉證責任，有利於充分實現控訴與辯護兩種對立的訴訟職能，也使法官從代替公訴人進行舉證的角色中解脫出來，有利於法官徹底擺脫追訴心理，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上，全面、冷靜地判斷、審核證據。

再次，法官庭外調查所獲證據在舉證、質證、認證的方式上難以操作。根據現行刑訴法的有關規定，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宣讀或者出示證據，是法所不允的。如果法院庭外調查核實的證據由法官直接在法庭上舉證，再經過雙方質證，無異於公訴方和辯護方向法官提問題，那麼法官就不是仲裁者，倒成了舉證一方，如此質證的證據形式不合法。對於法官庭外調查所獲證據舉證、質證、認證如何操作，法無明文規定，客觀上也是難以操作的。從立法者的本意分析，法院庭外調查核實證據，目的不是取得新證據，而是為了判斷控辯雙方所舉證據的真假，在證據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作一個判斷的基礎。但是，只要是作為定案的證據，都必須無例外的要進行質證、認證，決定其可采性，這種進退維谷的情形，是現行刑訴法和證據制度所無法解決的。

I. 國外律師的調查取證權

淺析律師調查取證權
日期：2008-1-12 22:28:00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雖然我國法律明確地賦予了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但由於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不具有司法強制性質，而且具有訪問的性質，所以律師的調查取證普遍地存在難度，取證過程往往困難重重。因而它應成為法律界人士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
隨著社會公眾法律意識的提高，隨著司法環境的完善，隨著中國刑事司法制度與國際社會通行的刑事司法規范和標準的逐漸接軌，律師在刑事辯護方面以其諳熟的業務知識、技能以及其他綜合素質方面的出色表現逐漸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律師作為一支重要的力量，權利逐漸得到保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7條及「最高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相關規定中都賦予了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然而，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難以保證，刑訴法所規定的律師取證的救濟程序往往是有名無實，使得律師無法正常收集所必需的證據材料，更為可氣的是司法機關還常常限制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有時錯誤地適用法律，以偽證罪將律師逮捕、判刑、使辯護律師行使辯護權時承擔一定的職業風險，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一問題呢?
一、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根據和理由
證據是訴訟的靈魂與核心。辯護主張的提出和裁判的最終形成都必須建立在依法收集核實的證據的基礎上。警察、公訴人、法官、辯護律師都是以圍繞訴訟證據而展開的。
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首先是律師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的需要，檢察機關的公訴人是社會公益的代表，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可以依靠司法強制力收集各種證據。相比之下被告人往往顯得弱勢與被動。而律師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當權益的維護者。實現有效的辯護其基礎既依賴律師諳熟法律與案情，又需要擁有對案件的調查取證權。因此，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是律師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的前提。
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是保證法官發現案件真實的需要。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存在著公訴人指控、辯護律師辯護和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型結構。法官只有在公訴人攻擊和辯護人防禦的雙方較量中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並最終斷案。律師調查取征權彌補了公安、檢察機關收集證據的不足，是發現案情真實情況、實現司法公正的需要。
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也是律師獨立行使辯護權所必需的。律師擁有的調查取證權既源於被告人的權利、又是律師獨立行使辯護權的需要。一般說來根據法律規定，被告人對公訴機關的指控沒有承擔證明無罪的義務，但被告人都擁有辯解和收集對已有利的證據的權利。由此可推定辯護律師當然享有調取證據的權利。不僅僅如此，辯護律師並不是被告人的代言人，其在刑事辯護活動中，擁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律師所維護的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律師有權拒絕被告人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
二、律師的直接調查權與調查證據請求權
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及其辯護律師行使辯護權的方式有兩大方面：一是公訴機關提出的證據，主張進行證明其虛假，使法官對指控所賴以成立的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根據產生懷疑，從而破壞公訴機關指控的可信性。二是向法庭提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證據，積極主動地向法庭證明有利於被告人的事實，從而促使法庭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判決。例如：針對公訴人提出的有關被告人犯有搶劫罪的指控，被告方只要向法庭提出能夠證明自己在案發時「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而且這種證據能夠具有相當的可信性和可采性，即可推翻公訴人的指控，但是這種能否得到有效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被告人及其律師的直接調查取證權與調查證據請求權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所謂調查證據請求權，是指被告人及其律師請求公訴機關和法院將自己一方證據納入法庭調查范圍的權利。這一權利同時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被告人有權獲得法庭以國家強制力實施的法律幫助，使有利於自己的證據得以被提交法庭。二是法庭對被告人、提交的各項證據，—一般納入法庭調查范圍，而不得拒絕接受，除非法律明確規定該證據不具有法律效力或明顯屬於無證力的證據。
三、學習借鑒國外對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規定
在英美法系中，以強製程序取得有利於自己的證據被視為刑事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在法庭審判前，被告人可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傳喚本方證人出庭作證或要求有關人員交出對被告人有利的書證和物證。在大陸法系國家，被告人及其律師的調查取證請求權也得到法律的保障。對於法院的傳喚，證人、鑒定人若元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法院可對其實施罰款、拘留或強制拘傳，並命其承擔有關費用。
在兩大法系國家，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與公訴人(檢察官)在調查取證及參與法庭審判方面擁有平等機會和保障。
四、我國律師調查取證權的現狀及日後發展的解決途徑
(一)我國《刑訴法》第三十七條是這樣規定的：「辯護律師經證人或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人經檢察院或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取證。」隨後頒布的律師法相應規定：」律師經證人或其它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律師調查取證以被調查人同意為前提，還須經檢察院或法院許可，這樣嚴重製約了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導致律師調查取證權難上加難。在美國，辯護律師實際上擁有調查取證權。相比較而言我國法律對律師調查取證權作出明確的限制性規定，不利於辯護律師真正發揮其作用。尤其規定律師向被害人收集證據明顯存在限制過嚴的問題。例如在一起強奸案件中，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關系是認定案件性質的重要因素，被害人有可能把通姦說成強奸，律師有必要向被害人了解、證實有關情況。如果被害人願意向律師吐露真情，在此種情況下仍要求律師取得檢察機關、法院的同意，很有可能導致律師因此得不到有關真實情況。可以認同的是隨著法律規定被更多人的了解，律師調查取證將會變得愈加困難。
(二)我國法律強調律師正當執業義務要求辯護律師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否則律師常會使自己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甚至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刑訴法》第38條規定「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串供，不得威脅、引誘他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違反前款規定應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306條相應規定：「在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偽造、毀滅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上述規定中在司法實踐中給律師帶來了很大的執業風險。
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律師因涉嫌偽證罪被公安司法機關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時有發生，其中不免有少數律師為私利的驅動，故意幫助犯罪嫌疑人毀滅或者偽造證據的情況發生。但也有不少屬於濫用《刑訴法》第三十八條、《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枉追律師責任的。如廣西靈山周建彬律師案(•因涉嫌妨害作證被逮捕，後因經兩級法院審理，宣告無罪)。自刑訴法實施以來我省律師因涉嫌妨害作證罪受到刑事追究的也有其人。
所以我們認為，公安司法機關不能把辯護律師的過失行為視為對犯罪嫌疑人的幫助，把律師對證人的合理調查，視為對證人的引誘、威脅，不能單純因證人改變證言而追究律師妨害作證罪的責任。實踐中公安司法機關人員對《刑訴法》第三十八條和《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作擴大解釋，對律師進行報復的丑惡現象應予以根除。
目前在刑訴法實施過程中應注意到以下幾方面問題。1．鼓勵單位向律師提供有關證據。目前，律師向公安、稅務、工商等部門查詢某些資料收集有關證據時，往往遭到上述屬國家管理和職能部門的拒絕。其應站在維護國家法律正確實施的角度，對律師調查工作應予以積極配合。2．檢察院、法院對律師向被害人收集證據方面應持較寬松的態度，如果被害人願意提供，那麼檢察機關應當同意許可。3．要切實保障律師申請法院、檢察院調查取證權利。由於律師收集證據的能力及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時檢察院、法院即使根據律師申請收集了證據卻不告知律師。因此最高檢察院及最高法院應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有必要收集的證據情形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以便具體執行。
綜上，有時借鑒外國法系的一些優秀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自己獨立的優化於其它法系的律師調查取證權利的具體規定。

J. 刑事案件法官根據證據提問什麼問題

提問與本案有關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八十回六條 公訴人在答法庭上宣讀起訴書後，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公訴人可以訊問被告人。
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向被告人發問。
審判人員可以訊問被告人。
第一百九十三條 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
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可以互相辯論。
審判長在宣布辯論終結後，被告人有最後陳述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