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法院改革

A.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B. 當前全市兩級院推進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有何意見，建議

並沒對緩刑提出修改兩會對深化司法改革情況：1.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深入推進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試點，認真落實人民法院65項改革舉措，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難題，努力讓人民群眾有獲得感。一是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解決立案難問題。全國法院於去年5月1日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變審查立案為登記立案，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登記立案率達到95%，基本解決立案難問題，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敞開大門。加強立案監督，杜絕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現象，把方便帶給群眾、把困難留在法院。依法制裁違法濫訴、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配合立案登記制改革，推進網上申訴信訪和視頻接訪工作，實行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訴信訪案件，健全信訪聽證制度，進一步落實信訪終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眾來訪人數同比下降12%。二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建設，實現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迴法庭創新工作機制，立足深圳、沈陽，在巡迴區開展巡迴審判，妥善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決群眾往來奔波、訴訟不便等問題。兩個巡迴法庭共審結案件件，被群眾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發揮改革「試驗田」、「排頭兵」作用，實行主審法官、合議庭案責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審判質效。三是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建設，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初見成效。為平等保護本地、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排除各種干擾，積極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級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兩個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結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進行政應訴工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出庭率達到100%，推動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釋明等制度，杜絕非法干預，案件審結後服判息訴率達到100%。四是推進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9872件，專業審判水平明顯提升。創新機制，突出主審法官主體地位，探索審委會直接開庭審理案件。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幫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探索把專業機構關於技術問題的意見寫進判決書，增強裁判公信力。五是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提升審判質量效率。針對審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層層審批、權責不清等問題，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意見，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組成審判團隊案件，提高案效能。嚴格落實對干預案件進行記錄問責的「兩個規定」。推行院庭長案常態化。堅持放權與監督相結合，院庭長不再簽發未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法官在職責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同時加強審判管理和監督。相關試點法院審判質效明顯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結案187件，貴州試點法院法官人均結案數量同比增長2至4倍。六是深化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努力破解執行難問題。完善網路查控體系，連通2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並與有關部門聯網，實現網路查控、遠程指揮功能，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廣西等地法院積極開展審執分離改革試點，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內蒙古、遼寧、江西等16個省區市法院建立異地執行協作機制。加強信用懲戒，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3個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被執行人從事民商事行為、擔任重要職務等進行全面限制。擴大限制高消費范圍，新增限制乘坐高鐵和一等座以上動車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級法院採取信用懲戒措施467萬人次，將338.5萬名被執行人納入失信名單公開曝光，35.9萬人懾於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各級法院受理執行案件467.3萬件，執結381.6萬件，分別上升37%和31.3%。堅決維護司法權威，敢於碰硬，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不論是什麼人，堅決依法制裁，對1.4萬人決定司法拘留，對1145人給予刑事處罰。七是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針對一些案件審理程序不規范、類案不同判等問題，健全審判監督指導機制，統一裁判標准。制定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司法解釋24件，促進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規范化改革，山西、遼寧、湖北、寧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規范法官裁量權。加強案例指導工作，發布指導性案例12件，統一司法尺度。八是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進一步提升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扎實推進法官員額制改革，發揮法官遴選委員會作用，指導試點法院嚴格執行員額比例，嚴格法官入額標准，上海、廣東、海南、青海等18個試點省區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額工作，提高了法官隊伍整體素質，充實了一線審判力量。參與制定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加強法官職業保障。配合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審判輔助

C. 法官員額制是哪年開始的

現在搞司法改革，以前法院裡麵包括行政部門人員都有被任命法官等級，但是這些人實際不辦案。現在改革之後，一個法院最多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以進入員額，重新被任命法官等級，這些員額製法官才有辦案資格，也必須親自辦案。其他沒有進入員額的法院工作人員要麼做法官助理，給員額製法官打雜，要麼去行政部門做司法行政人員。我國實行的法官員額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書表示，建立法官員額制，就是要通過嚴格考核，選拔最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並為他們配備法官助理、書記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確保法院85％的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來，司法改革緊鑼密鼓，攻堅克難，統籌兼顧，扎實推進。
中共中央確定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貴州7個省市作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試點。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同意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雲南、寧夏開展推進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
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4項改革試點。這是繼去年7個試點省市後的第二批試點。會議要求試點地方要加強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案，推動制度創新。
一、法官員額制：
【拓展資料】
所謂「法官員額制」是指法院、檢察院在編制內根據辦案數量、轄區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確定的法院的法官、檢察官的人員限額。員額一旦確定，在一定時期內不能改變，沒有缺額就不能遞補。
由於該項制度涉及面較廣，在社會各界引發不少爭議，其中一個相對突出的爭議點就是 「員額制」下法官人員減少，可能導致「案多人少」的狀況。針對這一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院、檢察院辦案的數量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真正存在著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檢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們國家大部分法院和檢察院中約有40%的法官、檢察官在非業務部門工作，而真正在一線辦案的人並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員數量減少後無法適應」的假象。如果通過員額制改革，把有效的、積極的辦案力量吸引到一線去，辦案效率相應就會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對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謝鵬程說：「這就意味著員額制將使司法的生產力得到解放。」
二、沒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員額制改革實施以來，法官隊伍存在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將無法入額是必須面對的現狀。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後，法官人數減至1100多人。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資格的人員62人，現選任主審法官29名，未入額法官33名，佔53.23%。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額18人，未入額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數的66.03%。
2、員額有餘地，轉崗有安排：
①關於法官員額制改革，要嚴格執行中央確定的法官員額比例和相關政策，不僅不能突破，在第一輪遴選時還要留有餘地，為優秀人才留下入額空間。
各地試點的實際操作中，也一直按此進行。海南省第一批遴選留有10%的餘地。貴州省採取以案定員、一步到位原則，根據案件數量及特點、法官承辦案件能力等綜合因素，計算出各試點法院的法官員額，法官員額一次性控制在39%以內，並為未來留有足夠空間。花溪、匯川、貴定、榕江四個試點法院法官員額，分別為29%、30.7%、24%和30.8%。
已完成試點的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人民法院，目前78名具備審判職稱的入額32名，尚有9個名額空缺。空缺的名額，設計是根據案件的增長來增補法官，同時也給年輕人留出一個奮斗的目標。
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法院53名法官有18名入額，同時為今後青年法官入額選任預留了9個名額。
②除了留下入額的希望，轉崗和分流也盡量做到妥善安排。
過渡期內未選任為法官的現任審判員、助理審判員，轉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員，法官職務保留，現有待遇不變。過渡期內出現缺額，先從表現好的法官助理中選任。即使過渡期滿了，只要有真本事，還可參加全省遴選，仍有做法官的機會。

D. 派遣制的法院書記員，都需要考哪些資格證才能轉法院正式編制

司法考試

E.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F. 我國實行的法官員額制是什麼意思

我國實行的法官員額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版皮書表示，權建立法官員額制，就是要通過嚴格考核，選拔最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並為他們配備法官助理、書記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確保法院85％的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

(6)廣東法院改革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來，司法改革緊鑼密鼓，攻堅克難，統籌兼顧，扎實推進。

中共中央確定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貴州7個省市作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試點。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同意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雲南、寧夏開展推進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

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4項改革試點。這是繼去年7個試點省市後的第二批試點。會議要求試點地方要加強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案，推動制度創新。

G. 省委書記和省長算不算副國級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新疆6個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為副國級外，其他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均為省部級正職。省長是省部級正職。

一、省委書記

省委書記是中國共產黨省級行政區委員會的一號人物的稱謂，是省級行政區的第一領導人，從中共十二大（1982年）起使用該稱謂。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新疆6個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為副國級外，其他省級行政區的黨委書記均為省部級正職。

二、省長

省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的行政機關的第一號人物。全稱是某某省人民政府省長，（省部級正職），地方地區行政級別正省級，行政級別正部級。

(7)廣東法院改革擴展閱讀

（一）、副國級

副國級一般指國家級副職，國家級副職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監察委員會主任。

（二）、省部級正職

省部級正職是行政級別是國家行政級別正部級和地方地區行政級別正省級同時正部級。

范圍：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機構和部門的正部級領導，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職，最高人民檢察院常務副職，中央巡視組（組長 ，正部級巡視專員）。中共中央黨校 校長書記。國家行政學院院長書記（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人大常委會，政協正職。

H. 第二批司法體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的省、市、自治區為：雲南、山西、內版蒙古、黑龍江、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項改革舉措，對於確保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批選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個省市先行試點，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積累經驗。
第二批試點省市自治區於今年上半年陸續進入了司法體制改革，包括雲南、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I. 為什麼2015年廣東省公務員考試沒有法院，檢察院職位

2015年廣東法院系統預計春節後提交招考申請

2015年廣東兩會：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昨日在雲浮代表團參加分組討論時透露，隨著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開展，廣東法院、檢察院的法官、檢察官員額將在5年內逐步減少到39%以下，司法行政人員員額比例調整至15%左右，46%以上人員為司法輔助人員。鄭鄂解釋說，39%只是司法體制改革後廣東全省法官比例，並不是每個法院都如此。深圳案件量大，第一輪改革確定的法官比例是60%。而雲浮案件量少，以後可能把法官比例確定為20%。
焦點
節後人事工作或解凍
代表：去年省政法委下發通知，在司法體制改革之前對人事等方面進行凍結，人員只出不進。一些中層幹部離職，位置空缺怎麼辦？
鄭鄂：你放心，過完春節就有希望解凍了。我們已經向省委提交相關申請，正在等待批復。
代表：法院工作人員加班有沒有補貼？
鄭鄂：今年才有的，每個月最高300元。每小時補貼10元，1天不超過3小時，每個月不超過10天。
能不能繼續做法官要考慮三個問題
鄭鄂表示，做法官要有足夠的專業素質和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得到公眾的認可。能不能繼續做法官，要考慮三個問題：
一是終身責任制，有沒有能力依法公正、不受任何干擾地辦好每個案件。
二是零容忍，任何違法違紀、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都要追究責任，且終身不得從事司法職業，包括律師在內。
三是責任倒查，要有心理承受能力，經得起任何公眾質疑和責任倒查。
法官收入到底有多高
深圳
據深圳一名法官介紹，深圳司法系統一名科級法官年收入主要構成包括工資、房補、車補和公積金，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如果分過房則沒有房補。收入則會減少3萬多元左右。
而一名副科級法官收入構成與科級法官一樣，但各項均要少於科級法官，年收入約為18萬左右。分過房的，收入則會減少接近3萬元。科員法官收入構成也是和前述一樣，總額約為16萬元。分過房的，收入則會減少2萬多元。
另外，由於車補是去年車改之後才出現的，也就是說實際上他們的收入中約有2萬多元是去年才增加的。但由於深圳車補超出了國家規定水平，這一數額或將會在近期降低，各級別法官收入都會要少1萬多元。
東莞
另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東莞的科員法官去年的收入是9.8萬元(除掉住房公積金，下同)，每月住房公積金為1680元。一年發13個月工資。副科法官比科員法官每月多1000多元。正科級檢察院工作人員一年收入是12萬元。他表示，東莞的司法人員的工資在全省來說並不高。而且東莞公檢法尚未車改。

J. 廣東省公務員待遇和事業單位福利有什麼區別

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工資待遇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福利待遇不同
公務員的工資收入是按照《國家公務員管理條例》的規定發放，並根據國家財政狀況進行調資。同時公務員的保險福利、錄用、提升、退休、辭退、辭職等是也是按照《國家公務員管理條例》的規定執行。
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收入一般不受國家約定，由各事業單位根據市場情況而定。事業單位人員享受的保險福利是按照國家有關的社會保障規定執行，一般要逐步實行社會化。事業單位人員的錄用、提升、退休、辭退等是按照國家勞動法的有關規定執行。但事業單位對人員的管理許可權要大一些。
一般來說，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收入比公務員高。公務員享受的福利待遇比事業單位的人員要好一些。總體來看，同崗位同資歷情況下公務員編制比事業編制要好一些。
二、職責不同
中國國家公務員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行使國家行政權利、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國家公務員分為政務和業務兩類。政務類公務員，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組織法進行管理，實行任期制，並接受社會的公開監督。業務類公務員按照中國公務員法進行管理，實行常任制，國家公務員執行憲法、組織法和國家公務員法以及國家公務員條例規定的職責。
事業單位是指由政府利用國有資產設立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事業單位一般是國家設置的帶有一定的公益性質的機構，但不屬於政府機構，與公務員是不同的。根據國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精神，事業單位分為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公益二類事業單位，目前還新興了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事業單位和社會資本舉辦事業單位，是國家不撥款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的明顯特徵為中心、會、所、站、隊、院、社、台、宮、館等字詞結尾，例如會計核算中心、衛生監督所、司法所、銀監會、保監會、質監站、安全生產監察大隊等。
三、編制不同
國家機關中除了工勤人員以外的人員都是公務員身份，都屬於公務員編制，包括國家機關、共產黨機關、民主黨派機關、人大機關、政協機關、檢察院和法院等。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和省公務員考試來選撥。
事業單位分為參公事業單位以及一般事業單位。參公事業單位是指人員使用事業編制，參照公務員法進行管理。參公改革之後的事業單位在省公務員招考中招考，普通事業單位在事業單位招聘中招考。
四、報名方式和考試情況不同
公務員考試是網路報名，公務員考試國家每年一次，各省、市一般每年一招考1次，有的2次，個別單位如警察招考可能單獨舉辦;
公務員考試筆試北京市和國家均只考行測、申論，個別省有公共基礎和專業課，警察加心理測驗和體能測試，一般設有總分最低分數線報考(省級以上(含副省級)職位的合格分數線為105分，報考市(地)、縣(區)級職位的合格分數線不得低於90分)，行測也設有單科分數線(省級以上(含副省級)職位的行測合格分數線為60分，報考市(地)、縣(區)級職位的行測合格分數線不得低於50分)，相對來說考試難度也較大。就筆面比率來說，公務員考試筆試和面試基本上各佔一半，個別省份會有4：6或者3：7的情況。
事業單位考試一般規模大的採取網路報名，人數少則現場報名 。事業單位考試尚無全國招考，多為全省市和縣級統一招考，一般是各個單位單獨發公告招考。事業單位考試一般考行測(多數包含公共基礎)、申論，或行測、公共基礎，個別考公文寫作，部分加專業測試，一般無最低分數線，相對來說考試難度也較小。就筆面比率來說，事業單位考試筆試和面試基本上各佔一半，部分單位有免面的情況。
相信大家在掌握了這些情況後，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同時，中公教育還會在後期繼續發布相關科普貼和技能貼，幫助大家更好地進行備考，請大家繼續關注中公教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