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法官員額制改革

『壹』 法官員額制是否叫停

【法律分析】
法官員額制目前尚未叫停。法官員額制，目的就在於使得這些法官的工作僅限於審理案件，而其他的工作交由行政部門以及法官助理人員去進行。但是由於該制度存在種種局限性，目前已經有《人民法院法官員額退出辦法(試行)》自2020年2月1日起開始施行，但是這不意味著整個制度的叫停，該制度目前還在改革之重
【法律依據】
《人民法院法官員額退出辦法(試行)》
第一條為進一步完善法官管理制度，不斷深化法官員額制改革，建立能進能出的法官員額管理機制，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法官法等相關規定，按照中央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精神，結合人民法院工作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法官員額退出，應當堅持以下原則：
（一）黨管幹部；
（二）人崗相適；
（三）業績導向；
（四）能進能出
（五）公開、公平、公正。
第三條法官退出員頻，包括申請退出、自然退出、應當退出三種情形。
第四條法官自願申請退出員額，具備正當理由的，經批准後可以退出法官員額。
第五條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退出員額：
（一）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二）調出所任職法院的
（三）退休、辭職的；
（四）依法被辭退或者開除的；
（五）實行任職交流調整到法院非員額崗位的
第六條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退出員額：
（一）符合任職迴避情形的
（二）因健康或個人其他原因超過一年不能正常履行法官職務的；
（三）辦案業績考核不達標，不能勝任法官職務的；
（四）因違紀違法不宜繼續擔任法官職務的；
（五）根據法官懲戒委員會意見應當退出員額的；
（六）入額後拒不服從組織安排到員額法官崗位工作的；
（七）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儒但子女均巳移居國
（境）外的；
（八）其他不宜擔任法官職務的情形。

『貳』 員額制改革對法官職業規范提出了什麼新的要求

員額制改革，無疑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決定司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也是整個司改進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最高決策層不拿出反腐「打虎」的決心，以堅定科學審慎的態度率先擺平這只攔路虎，那麼，廣大司法人員剛剛被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參與意識和職業理想就將在短時間內湮滅，整個司法體系亦將陷入失去活力生機、充滿怨懟不滿的「暗黑時代」。
這恐怕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對員額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其實即意味著我們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臨的道路抉擇：是走行政司法的傳統老路，還是尋求民主司法的創新之徑？
當前最高決策層及社會各界對司法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法院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政機關，法官也不再等同於政府公務員，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權的本質、遵循司法的基本規律來進行。這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卻尖銳痛徹：那個存在於各級法院，經數十年行政化性思維及實踐浸淫形成的龐大的官僚化司法團隊，豈能僅通過簡單、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間即華麗地轉身，變身為從骨子裡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現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團隊？矛盾的現狀令決策者焦慮不安，洶涌的民意讓改革家血脈僨張，但真正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卻是：既要攻堅克難、脫胎換骨，亦當步步為營、漸次推進。

『叄』 為什麼說法官員額制改革面臨失敗的危險

在當下司法體制的四項改革中，員額制改革成為改革的重點和難點。一些人質版疑、誤解與迷茫，將其說權成是「不符合中國國情」，面臨失敗與危險的改革。而在我看來，員額制改革是這場改革的牛鼻子，必改不可。

過去，在非分類管理的情況下，許多法官追求的是行政級別，而不是法官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許多幹警雖有法官頭銜，但不從事審判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雖擁有法官身份，卻被動地從事著非審判以外的調研、宣傳、管理工作，這種在其位不謀其政，徒有虛名、「無限擴大」的員額是違背司法規律的。

如果一個法院，什麼人都能獲得法官稱號，獲得法官稱號後就不審判，審判了，也不負責；如果從事審判工作，不是為了追求公平正義，而是為了追求當個科長、處長、庭長、院長等，改革就是必需的。

『肆』 什麼是法官員額制，沒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有何待遇

一、法官員額制：

所謂「法官員額制」是指法院、檢察院在編制內根據辦案數量、轄區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確定的法院的法官、檢察官的人員限額。員額一旦確定，在一定時期內不能改變，沒有缺額就不能遞補。

由於該項制度涉及面較廣，在社會各界引發不少爭議，其中一個相對突出的爭議點就是 「員額制」下法官人員減少，可能導致「案多人少」的狀況。針對這一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院、檢察院辦案的數量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真正存在著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檢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們國家大部分法院和檢察院中約有40%的法官、檢察官在非業務部門工作，而真正在一線辦案的人並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員數量減少後無法適應」的假象。如果通過員額制改革，把有效的、積極的辦案力量吸引到一線去，辦案效率相應就會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對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謝鵬程說：「這就意味著員額制將使司法的生產力得到解放。」

二、沒有進入員額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員額制改革實施以來，法官隊伍存在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將無法入額是必須面對的現狀。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後，法官人數減至1100多人。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資格的人員62人，現選任主審法官29名，未入額法官33名，佔53.23%。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額18人，未入額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數的66.03%。

2、員額有餘地，轉崗有安排：

①關於法官員額制改革，要嚴格執行中央確定的法官員額比例和相關政策，不僅不能突破，在第一輪遴選時還要留有餘地，為優秀人才留下入額空間。

『伍』 法官員額制改革會不會是一場鬧劇

最大的問題是各個法院肯定有照顧的情形，年齡大的時間長的肯定優先啊，回然後就剩下了年富力強、有理答想有抱負的青年人，他們難道一直等著嗎，所以就出去干律師好了；以往最熱門的法院也成了年輕律師的跳板，干兩年助理，等熟悉了辭職出去干律師，最後結果就是法院成了養老院。

『陸』 不入員額的法官原身份不變，待遇不變是什麼意思

為在建立以法官為重心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模式，讓優秀審判人才向辦案一線集聚。

全國法院員額法官遴選工作已經完成，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基本到位，法院人員結構得到優化，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審判質效持續提升。推進法官員額制改革，旨在建立以法官為重心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模式，讓優秀審判人才向辦案一線集聚，提高法官履職能力，加強法官職業化專業化建設。

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建立符合審判職業特點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和審判監督管理機制，並實現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達到提升審判質量和效率、促進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改革目標。

(6)廣西法官員額制改革擴展閱讀：

法官員額制改革的相關要求規定：

1、根據四級法院職能定位以及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數量、類型、繁簡程度等多種因素，探索不同的審判團隊組建模式。

2、審判團隊組建還應堅持有利於推進扁平化管理，保持與內設機構改革的統籌協調，防止疊床架屋、權責混亂。

3、堅持「入額必辦案」，逐步實現院庭長辦案常態化。院庭長入額後帶頭辦案，是員額制改革的內在要求。若院庭長入額後僅辦理簡單案件，甚至掛名辦案、不辦案，不但幹警不能服氣，也會動搖員額制改革的根基。

『柒』 員額制改革什麼時候開始

2021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7月3日舉行憲法宣誓活動，主角是剛剛入額的首批367名法官。最高法院機關首批員額法官選任完成，這標志著法官員額制改革在全國法院已經全面落實。至此，全國法院共遴選產生12萬余名員額法官。員額編制是衍生出來的一種人員編制，其工資福利、裝備配置、教育培訓以及日常管理等所需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予以保障，屬於在編人員，由財政撥款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八十二條公務員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福利待遇。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公務員執行國家規定的工時制度，按照國家規定享受休假。公務員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應當給予相應的補休，不能補休的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助。

『捌』 「法官員額制註定失敗」是什麼意思

員額制改革，無疑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決定司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也是整個司改進程中最大的「攔路虎」。如果最高決策層不拿出反腐「打虎」的決心，以堅定科學審慎的態度率先擺平這只攔路虎，那麼，廣大司法人員剛剛被激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參與意識和職業理想就將在短時間內湮滅，整個司法體系亦將陷入失去活力生機、充滿怨懟不滿的「暗黑時代」。

這恐怕不是聳人聽聞。因為，我們對員額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其實即意味著我們在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臨的道路抉擇：是走行政司法的傳統老路，還是尋求民主司法的創新之徑？

當前最高決策層及社會各界對司法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法院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政機關，法官也不再等同於政府公務員，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權的本質、遵循司法的基本規律來進行。這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卻尖銳痛徹：那個存在於各級法院，經數十年行政化性思維及實踐浸淫形成的龐大的官僚化司法團隊，豈能僅通過簡單、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間即華麗地轉身，變身為從骨子裡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現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團隊？矛盾的現狀令決策者焦慮不安，洶涌的民意讓改革家血脈僨張，但真正能夠有效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卻是：既要攻堅克難、脫胎換骨，亦當步步為營、漸次推進。

盡管司改試點工作才剛剛起步，盡管各試點地區法院對如何作為也諱莫如深，但強大的媒體輿論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舉措都昭然若揭，無法掩藏。從中，人們不難發現，此次司法體制改革，尤其是員額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備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輕的重大缺陷，為司改前景籠罩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首先，頂層設計中有關員額制改革的規劃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盡管中央對於員額制改革有著理想化的目標設定——讓真正稱職的法官入額辦案，並且，有著防範改革誤入歧途的原則要求——不能讓徒有法官職務的領導者法官自然入額，不能簡單粗暴地剝奪助理審判員們的辦案資格令其「就地卧倒」轉任法官助理，但這些顯然遠不足以防止在具體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出現游離目標之外，規避原則要求的變通之舉。因為改革方案的參與制定者和組織實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對象。3月17日，周強院長在全國法院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要敢於打破各種利益藩籬，不計個人得失，勇於向自身開刀，動自己的『乳酪』，敢啃硬骨頭，甘當『燃燈者』。」然而，「揮刀自宮」，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問題交給「問題」自己解決，那後者得有多麼無私的胸懷和敢於擔當的勇氣才行呢？

其次，司改試點的「一窩蜂」局面凸現了改革主導者和地方司法主官們的政治功利思想。顯而易見的是，本次司法體制改革的框架藍圖比以往歷次改革的設計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義的傳統思維束縛，突破了部分現行法律乃至憲法的立法紅線，甚至也突破了許多局內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對於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項，非經中央決策、全國人大立法授權不能付諸實施，並且，必須首先經過局部試點，待總結試點工作經驗教訓後才能在修憲立法的基礎上全面推開。然而，目前的司改試點卻不再局限於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中確定的六省市，儼然已經在全國鋪開，甚至有的高級法院表態將於近期在轄區法院全面推開，改革「於法有據」原則顯見已被束之高閣。可是，若全國都開展起「試點」工作，那還能稱之為試點嗎？

第三，避重就輕的員額制改革方案不啻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離的最後通牒。從幾個試點法院的員額制改革設想來看，院庭長、審委會委員以及審判員的入額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義地走走過場而已，而對於助理審判員們則在形式上的業績評價之外，又祭起了考試這一法寶。且不論這些做法是否科學合理公平，是否會寒了眾多一線業務法官們的心，是否深深地損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綜合部門工作的非業務法官們的權益，單與改革的初衷相比較，即已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遠矣。君不見，各地，尤其是發達地區年富力強法官們的辭職現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顯然並非科學司改所帶來的大浪淘沙式的適者生存效應，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構造的劣幣逐良幣困局。難道本輪司改果真將像一些圈內人調侃的那樣，一如既往，有疾而終嗎？

『玖』 兩會對刑法緩刑有何修改意見

並沒對緩刑提出修改
兩會對深化司法改革情況：
1.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深入推進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試點，認真落實人民法院65項改革舉措，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難題，努力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一是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解決立案難問題。全國法院於去年5月1日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變審查立案為登記立案，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登記立案率達到95%，基本解決立案難問題，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敞開大門。加強立案監督，杜絕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現象，把方便帶給群眾、把困難留在法院。依法制裁違法濫訴、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配合立案登記制改革，推進網上申訴信訪和視頻接訪工作，實行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訴信訪案件，健全信訪聽證制度，進一步落實信訪終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眾來訪人數同比下降12%。
二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建設，實現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迴法庭創新工作機制，立足深圳、沈陽，在巡迴區開展巡迴審判，妥善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決群眾往來奔波、訴訟不便等問題。兩個巡迴法庭共審結案件件，被群眾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發揮改革「試驗田」、「排頭兵」作用，實行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審判質效。
三是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建設，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初見成效。為平等保護本地、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排除各種干擾，積極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級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兩個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結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進行政應訴工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出庭率達到100%，推動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釋明等制度，杜絕非法干預，案件審結後服判息訴率達到100%。
四是推進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9872件，專業審判水平明顯提升。創新機制，突出主審法官主體地位，探索審委會直接開庭審理案件。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幫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探索把專業機構關於技術問題的意見寫進判決書，增強裁判公信力。
五是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提升審判質量效率。針對審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層層審批、權責不清等問題，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意見，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組成審判團隊辦理案件，提高辦案效能。嚴格落實對干預案件進行記錄問責的「兩個規定」。推行院庭長辦案常態化。堅持放權與監督相結合，院庭長不再簽發未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法官在職責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同時加強審判管理和監督。相關試點法院審判質效明顯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結案187件，貴州試點法院法官人均結案數量同比增長2至4倍。
六是深化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努力破解執行難問題。完善網路查控體系，連通2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並與有關部門聯網，實現網路查控、遠程指揮功能，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廣西等地法院積極開展審執分離改革試點，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內蒙古、遼寧、江西等16個省區市法院建立異地執行協作機制。加強信用懲戒，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3個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被執行人從事民商事行為、擔任重要職務等進行全面限制。擴大限制高消費范圍，新增限制乘坐高鐵和一等座以上動車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級法院採取信用懲戒措施467萬人次，將338.5萬名被執行人納入失信名單公開曝光，35.9萬人懾於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各級法院受理執行案件467.3萬件，執結381.6萬件，分別上升37%和31.3%。堅決維護司法權威，敢於碰硬，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不論是什麼人，堅決依法制裁，對1.4萬人決定司法拘留，對1145人給予刑事處罰。
七是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針對一些案件審理程序不規范、類案不同判等問題，健全審判監督指導機制，統一裁判標准。制定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司法解釋24件，促進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規范化改革，山西、遼寧、湖北、寧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規范法官裁量權。加強案例指導工作，發布指導性案例12件，統一司法尺度。
八是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進一步提升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扎實推進法官員額制改革，發揮法官遴選委員會作用，指導試點法院嚴格執行員額比例，嚴格法官入額標准，上海、廣東、海南、青海等18個試點省區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額工作，提高了法官隊伍整體素質，充實了一線審判力量。參與制定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加強法官職業保障。配合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審判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