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法官李完武人民法院報
① 關於民事訴訟法調解制度的幾個問題急急急
1、調解制度植根於我國幾千年的傳統法律文化和近現代司法實踐之中，被國際司法界譽為「東方經驗」。民事調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重要方式，是我國重要的訴訟制度之一。民事調解不僅為爭議當事人重新架設起交流的平台，化干戈為玉帛，真正消除矛盾，而且在我國追求和諧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背景下，也已經體現出了其應有的價值。
一、我國民事調解制度的淵源與發展。
研究我國民事調解制度要從古代中國的「調處息訟」開始。中國古代法律傳統的一種主要價值觀念是「無訟」，幾千年的封建中國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和為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而「無訟」就一直是統治者們所追求的目標。在「無訟」的理想理念支配下，一方面，地方官員作為裁判官，主要運用道德教化解決法律糾紛，以收到息紛止爭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老百姓中，「賤訟」、「厭訟」、「恥訟」的觀念也可以說也是根深蒂固，所謂「屈死不告狀」正是這種觀念的極端體現。對訴訟的厭棄和排斥，使「調處」在古代中國成了非常重要的解決糾紛方式。有學者指出，「如果說無訟是中國古代政治與法制建設的價值取向，那麼調處則是實現息訟無訟的重要手段之一。這在中國古代是由來已久的，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我國古代調處大致可分為官府調處與民間調處兩種類型，官府調處指州縣等地方官主持的調處息訟活動，而民間調處多由鄉鄰、族長等依宗族組織的力量進行。各種形式的調處盡管有主持人員和效力上的差異，但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糾紛解決的著眼點並不是確定或維護什麼人的權利，而是要辯明善惡，平息紛爭，重新恢復理想的和諧：一種按照道德原則組織起來的秩序」。可見，調解在我國歷史上不應從新中國的建立開始算起。在我國古代法律傳統中，「偏重調解」的觀念是源遠流長的，這種觀念是從對追求一種和諧的自然秩序開始的。調處息訟就在這種觀念和制度的雙重支撐下持續數千年，直到現在還旺盛不衰。一位美國學者就我國的調解制度深刻指出，「直到進入20世紀之際，司法外的調解仍是佔主導地位的解決糾紛的方法。儒家哲學的宗旨、中國社會的結構以及帝國政府機構運轉方式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對這種解決糾紛方式的特殊偏愛」。建國以後，調解制度繼續受到國家的重視。1958年，毛澤東根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結合民事審判工作實踐，提出了民事審判工作的「十二字基本方針」：「調查研究、調解為主、就地解決」。1964年，這一方針又近一步發展為「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十六字方針」。 「十二字方針」和「十六字方針」，二者的指導思想都在大力提倡盡可能地以調解方式審結民事案件。在當時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法律控制手段極為薄弱的歷史背景下，強調調解的做法適應了形勢的需要，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因此，調解為主的審判方式不僅在國內深入人心，在國際上也被不少人譽為「東方經驗」。
二、我國現行民事調解制度的訴訟價值。
（一）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影響：
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仍將繼續影響現代社會人們的思想、行為選擇和制度建構，幾千年來人們對儒家學說的尊崇以及人治社會中對法治的漠視，造成了人們「厭訟」的心理，不願意「對簿公堂」，尤其被訴一方常會有一種強烈的屈辱感和憤怒感，往往是「一代官司幾代仇」。調解結案可以減輕訴訟雙方當事人尤其是被告一方當事人的心理負擔，促成當事人雙方之間的和諧團結，使當事人更容易達到服判息訟的心理平衡，所以在民事案件處理中，人們更願意接受「雙贏」的調解結果，從而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效率和公正的價值要求：
1、民事調解的訴訟價值就在於它的非程序化，方式靈活多樣，既省時省力，又能高效、簡捷、快速實現訴訟之目的，有利於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產生比較高的訴訟效益。
2、民事調解的正義性並不亞於判決，由於調解協議是在訴訟進行過程中在法律程序的保證下，雙方互相了解對方優勢劣勢及對判決結果預測的基礎上達成的，一般情況下都是比較接近公正判決結果的。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司法資源耗費過大而得來的正義更不能稱為真正的正義，因此，在調解中產生的快捷高效的正義是不遜於判決所帶來的正義。此外，基層人民法院處在審判工作的第一線，最接近廣大人民群眾，且調解的多為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簡單民事案件，民事調解就成為解決此類案件的最佳選擇。因為，簡單的民事案件，當事人之間的爭議不大，無須經過嚴格的程序來查明事實，評判權利義務關系，分清各自責任，完全可以由當事人自己協商解決。另一方面，基層法院一般都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調解經驗，能通過認真細致的教育疏導，耐心地做當事人的工作，使當事人互諒互讓，增強團結，使法、理、情高度融合，最終達到訴訟的預期目的。
3、民事調解一直深受廣大辦案法官的喜好。以這種方式審結的案件，無需煩瑣的舉證、質證和認證程序，不需要嚴格的劃分權利和責任，也不需要機械地適用法律作出裁判，而且調解結案的民事調解書不用寫裁決理由，生效民事調解書不能上訴，再審的可能性也很小，出現差錯案的幾率極低，這些都使民事調解對法官來說風險更小。因此，與民事判決相比，民事調解是一種收益更大而風險較小的案件處理方式。
4、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審判實踐中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近年來雖然立法不斷完善，但仍然存在立法滯後的大量矛盾，無法可依或法律界定不明的情況大量出現，因此，當事人通過對自身利益的取捨達成調解意見仍不失為解決糾紛的一條有效途徑。因為雙方當事人系對自身利益進行權衡下達成調解，而一般情況下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調解協議就可確認，從而避免了無法引用具體法條的尷尬。而調解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對自身利益及對方行為的評判權衡，又可為今後解決此類問題的立法提供司法實踐中的經驗和意見，無疑可以促進法制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也需要調解制度，同時也為調解制度地存在提供了物質基礎。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它要求法律確認市場主體獨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權利，而調解能確認並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自由，賦予當事人合意解決其糾紛的權利，正是順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市場經濟又是效率經濟，每個市場主體都要以高效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而調解正是以效率作為價值取向的一種解決糾紛的制度設計。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為現代調解制度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環境，同時調解制度也推動和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的發展。
三、我國目前民事調解制度的基本程序及內容。
200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中關於民事調解的規定和審判實踐經驗，對民事調解工作又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釋――《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已於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該司法解釋共計24條，程序及內容涉及調解范圍、調解啟動、調解方式、調解組織、調解協議內容、和解協議和調解協議的確認、調解書和執行等方面。
（一）民事調解的適用范圍：
民事調解，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程序中，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對訴訟各方進行疏導規勸，促使其就民事爭議通過自願協商，達成協議的活動，是人民法院審結案件的一種重要方式。民事調解是《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條、第155條，《民訴意見》第201條的規定，民事調解適用第一審普通程序、簡易程序，第二審程序和審判監督程序。《若干規定》第2條用列舉和概括的方式，規定了除6類案件不適用調解外，其他案件均可以調解。這6類案件是：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還債程序案件，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民事案件。《民事訴訟法》對民事訴訟調解的規定過於原則，導致人民法院在調解案件范圍上過於模糊，使人民法院未能充分發揮調解的作用。司法解釋對此予以明確，規定哪類案件可以調解，哪類案件不能調解，使民事調解更加具有針對性，既減少了盲目調解，又提高了調解效率，符合《民事訴訟法》的立法本義。
（二）民事調解程序的啟動：
根據《民事訴訟法》及《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調解應貫穿於審判活動的全過程，民事調解包括庭前調解、庭中調解和庭後調解。答辯期滿前的調解有兩種啟動方式，一是當事人申請調解的，可以立即進入調解程序；二是由法官主動徵得各方當事人同意也可以進行調解。在答辯期滿後的程序中，禁止法官依職權開始調解程序。因為調解開始只能依賴於當事人的意願，而不能由法院依職權開始，是否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應完全由當事人自由選擇決定。在調解過程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是比較特殊的。法官具有雙重身份：他既是調解的主持人，又是案件的裁判者。因為，如果一旦由法官提出調解方案，都會給當事人形成一種必須接受調解，否則就會在判決中吃虧的壓力；由於法官操縱著審判大權，有時當事人因害怕得罪法官而難以拒絕法官提出的方案，違心地與對方當事人達成協議。因此，法官在調解過程中應盡量引導當事人自由協商，促使當事人自主達成調解協議。對於雙方有爭議的問題，法官應從法律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說明，避免摻有主觀的個人感情色彩。調解過程中，法官應自覺擺正自己的位置，克服和避免二種傾向：一是以「壓」促調，法官以「調解不成就判，判決結果還不如調」等警告性語言脅迫當事人；二是以「拖」促調，反復調解，對案件久拖不決，當事人不達成調解協議決不罷休。上述兩種情況都是違反當事人的自願原則的。
（三）民事調解期限：
及時調解是人民法院實現「公正與效率」目標的一項具體要求，為了實現這一要求，盡快解決民事糾紛，穩定社會秩序，《民事訴訟法》對一審普通程序、簡易程序，二審程序，再審程序期限都作了明確規定。由於審限的制約，庭前調解一般不能拖延太久，調解不成就應當立即進入審判程序。如果長時間進行調解，案件就不能在法定期間內審結，影響了審判人員的調解積極性。
《若干規定》第6條規定：「在答辯期滿前人民法院對案件進行調解，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當事人同意調解之日起15天內，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在當事人同意調解之日起7天內未達成調解協議的，經各方當事人同意，可以繼續調解。延長的調解期間不計入審限。」《若干規定》從有利於促成當事人調解的前提出發，同時又能保證案件不超過法定期限，規定了兩種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一是雙方當事人申請庭外和解的期間。當事人在庭外通過協商自行解決糾紛，訴訟進程應由當事人把握，法院不應進行干涉。二是在答辯期滿前調解不成，各方當事人同意繼續調解的，延長的調解期間不計入審限。《若干規定》規定了兩種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是為了使當事人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對爭議的事項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這樣更有利於化解矛盾，解決糾紛。
（四）主持民事調解的主體：
《民事訴訟法》第86條、第87條規定民事調解由審判員主持，《若干規定》對主持調解的主體范圍有所擴大，即人民法院邀請的單位或個人除可以協助人民法院調解案件外，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託他們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由人民法院確認調解協議的效力。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有兩種組織形式：一種是獨任製法庭；一種是合議製法庭。《民事訴訟法》第86條、第87條規定人民法院調解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議庭主持。在適用獨任製法庭審判案件的情況下，調解案件由獨任審判員一人主持；在合議製法庭審判案件的情形下，在調解程序中，審判員只是主持調解人，結果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因此，為節約審判資源，提高審判效率，調解可以由審判員一人主持，如果因案情需要，也可以由合議庭全體人員主持。
《若干規定》規定，人民法院在調解程序中，可以邀請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並有利於促成調解的個人協助調解。如當事人所在單位有威信、明事理的負責人、同事，村（居）委會成員、人民調解員、司法助理員（法律服務所所長），專家、學者，親朋好友等。他們當中有的人與當事人工作、生活、學習在一起，對情況比較熟悉，對糾紛比較了解；有的人在某個方面具有專門知識或技能，具有一定的威望。由他們協助人民法院做調解工作，有利於對當事人進行思想教育和疏導工作，順利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這是人民法院調解吸收人民群眾廣泛參與，藉助社會力量促成調解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若干規定》還規定，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託上述單位或者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確認。由有關單位或者個人主持對案件進行調解，須具備三個要件：一是須經各方當事人一致同意，包括參與訴訟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二是須經人民法院委託。三是對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審查，只要調解協議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就應當確認其效力。
（五）和解協議的確認及調解協議的效力：
1、和解協議的確認：
《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是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通過協商，對雙方爭議的事項自行達成和解協議，以解決糾紛的一種活動。自行和解分為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庭上和解是指在訴訟進行中，雙方當事人在審判人員在場參與下達成的和解。庭外和解是指在法庭以外，在沒有審判人員參與下，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若干規定》第4條規定「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確認和解協議製作調解書」，從而改變了過去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自行和解只能選擇撤回起訴的單一模式。《民訴意見》第191條對二審程序中當事人和解作了規定：「當事人在二審中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審查並製作調解書送達當事人；因和解而申請撤訴，經審查符合撤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該規定應是指庭上和解，且僅適用於二審程序，對一審程序中當事人和解不能適用。
和解協議雖在一定程度上對當事人有約束力，但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一方不履行義務，另一方不能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只能向人民法院重新起訴。而通過法院確認的和解協議或以和解協議製作的調解書，則具有強制執行力，一方不履行義務，另一方當事人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2、調解協議的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90條規定「下列案件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可以不製作調解書：……；（四）其他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案件。對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協議，應當記入筆錄，由雙方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蓋章後，即具有法律效力。」《若干規定》第13條規定：「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九十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當事人各方同意在調解協議上簽名或者蓋章後生效，經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後，應當記入筆錄或者將協議附卷，並由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者蓋章後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請求製作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送交當事人。當事人拒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協議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調解協議的，另一方可以持調解書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民事訴訟法》第90條的立法目的是減少訴訟環節，節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當事人之間的爭議經調解達成協議，可約定調解協議具有法律效力，而無須人民法院製作調解書進行確認，以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依照《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當事人約定簽收調解書後生效的情況下，若一方當事人不簽收調解書，則調解書不發生效力。若對調解內容既不享有權利又不承擔義務的當事人不簽收調解書而影響調解書的效力，則會損害其他當事人的權益。所以，《若干規定》規定：「對調解書的內容既不享有權利又不承擔義務的當事人不簽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書的效力。」
（六）民事調解書的效力：
調解書是指依據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由法院所製作的調解文書在法律上的拘束力。民事訴訟法規定，通過調解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或對不需要製作調解書的協議，應當記入筆錄。生效的調解書和調解筆錄，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效力。
1、確定當事人間民事法律關系的效力：�
人民法院的調解書送達當事人或調解筆錄生效後，表明雙方當事人對曾經發生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已經取得共識並得到法律的確認，原先爭議的法律關系演變為無爭議的法律關系，權利方應依法行使權利，義務方應依法履行義務，雙方當事人從此不得對此法律關系再發生爭議。這是法院調解書在實體法上的效力。
2、結束訴訟的效力：
當事人的調解協議是自願達成的，人民法院根據調解協議製作的調解書和調解筆錄，則是在法律上對當事人調解協議的確認。因此，人民法院的調解書送達當事人和調解筆錄依法生效後，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益爭議，在法律上已最終解決，當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向人民法院再行起訴，這是法院調解在程序法上的效力。調解書和特定的調解筆錄依法生效後，其法律效力同法院生效判決書一樣，當事人即喪失了上訴權。當事人如對法院的調解書和調解筆錄有異議，也不能提起上訴。調解協議是雙方當事人根據自願、合法的原則，經過充分協商達成的，並在調解書送達前和調解筆錄依法生效前，還允許雙方當事人反悔。所以對生效的調解書和調解筆錄，在法律上不存在當事人上訴的問題。
（七）民事調解書的執行力：
調解協議的內容是當事人認真思考的結果，是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的，當事人應當按照調解書的內容全面、及時履行中自己的義務。在司法實踐中，一般情況下當事人都能自覺履行，但也有少數當事人不守信用，拒不履行調解協議確定的義務，於是就發生強制執行問題。依照法律規定，若調解書有給付內容的，一方當事人又不履行確定的義務，權利人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根據司法實踐經驗，現將幾種提高民事調解書自動履行率的常用方法歸納如下：
1、義務人提供擔保法：
義務人提供擔保法是指當事人協議時，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約定由承擔義務一方提供相應的保證履約的財物或保證人進行擔保，在達成協議後，促使當事人對民事調解書自動履行，有效保證享受權利一方的權益的實現。《若干規定》第9條規定：「調解協議內容超出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許。」第11條規定：「調解協議約定一方提供擔保或者案外人同意為當事人提供擔保的，人民法院應當准許。案外人提供擔保的，人民法院製作調解書應當列明擔保人，並將調解書送交擔保人。擔保人不簽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書生效。」這些規定為民事調解適用擔保法提供了法律依據。該方法的優越性在於，在調解書生效後，義務人一般會積極主動地履行義務，否則其提供擔保的財產就要被執行或為其提供擔保的保證人將要為其承擔擔保責任；另外，即便義務人不依約履行，也因為有財物或保證人的擔保而使權利人的權益在申請強制執行後得以及時高效的實現，也解決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
2、給義務人附條件法：
給義務人附條件法，即在當事人達成的協議中約定，如果義務人不按約履行義務，則權利人放棄的權利義務人仍應履行給付義務。這種方法，同樣可以促使義務人自動履行義務，因為，義務人會考慮到如不履行，則要多付出一定的款額和費用；即便在義務人不自動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此法也可以切實地維護權利人的權益。
3、增加義務人責任法：
增加義務人責任法，即在當事人達成的協議中約定，如果義務人不依約履行義務，則要向權利人支付一定數額的款額的方法。這里的款額不受義務人實際對權利人所負義務的限制，它可以超過實際給付義務而增加給付，具有違約懲罰的性質。《若干規定》第1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調解協議約定一方不履行協議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予准許。」該規定也為適用該方法提供了法律依據。適用這種方法，同樣會增加義務人履行義務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因為，如義務人不履行協議，其就應當考慮到會給自己增加負擔；相對於權利人而言，即便義務人不依約履行，自己的合法權益也不會受損。
4、自證履約能力法：
此法是指在協議中義務人保證自已在約定的范圍內有履約能力，以便在其不自動履約而被法院強制執行無效時，得以採用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之刑罰罪責追究其責任。因為有了此法，在司法機關對其適用刑罰追究責任之前，除非義務人有足夠證據證明其因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等客觀原因而確實導致履行能力喪失或大大降低外，均可認定其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解決了對義務人是否屬有能力而拒不履行取證難的問題。此法還使義務人有面臨刑罰處罰的威懾和恐懼感，於是，往往並不需要真的走到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步，即可更有效地制約和促使義務人自覺主動地履行義務。
四、結語：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命題，建設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積極的社會穩定與協調機制，認真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民事調解作為我國人民法院長期適用的一項解決糾紛的訴訟制度，對於消除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情緒，徹底解決糾紛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如何提高調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發揮調解對於社會矛盾的定紛止爭作用，是人民法院不斷思考和探索的問題。
調解事關千家萬戶，事關社會穩定的大局。在調解過程中，要時時、處處為人民群眾著想，無論是庭前調解、庭中調解還是庭後調解，都要堅持做到依法調解，以情調解，以理調解，力求實現當事人最大程度的認可和滿意，做到案結事了。調解涉及面廣，離不開有關部門的協調與配合，各級人民法院要不斷拓寬調解的途徑，加強與案件有關人員及單位的聯系與溝通，形成調解合力，相互協作與配合，共同做好調解工作，體現最佳的司法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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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新武強迫交易案判多少年
6月10日，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李雲強迫交易案進行一審公開宣判，對被告人李雲以強迫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宣判後李雲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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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人民法院報》：證據能證明什麼 就認定什麼事實
證據能證明什麼，就認定什麼事實
2015-07-22 10:09:25
消息來源：【網路】
2015年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曾愛雲、陳華章故意殺人案一審公開宣判：判決被告人曾愛雲無罪；被告人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令被告人陳華章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經濟損失178142.8元。宣判後，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胡署先就該案有關情況，回答了記者提問。
問：本案宣告曾愛雲無罪，事實和法律依據是什麼？
答：此案發生於2003年10月27日，湘潭大學機械工程學院2002級碩士研究生周玉衡當晚在該校工科南樓308室遇害，並被拋屍於該校工科樓南門口通往西側苗圃的台階上。經湘潭市公安局偵查，曾愛雲、陳華章有殺害周玉衡的重大嫌疑。2004年6月，湘潭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曾愛雲、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向我院提起公訴。我院作出判處被告人曾愛雲死刑、判處被告人陳華章無期徒刑的判決，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將曾愛雲的死刑判決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認定被告人曾愛雲殺死周玉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核准並發回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回我院重審。我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行了公開開庭審理，經當庭舉證、質證，對全案事實和證據重新進行了審查。
我院經重審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曾愛雲殺害被害人周玉衡的證據中，曾愛雲的有罪供述、陳華章指證曾愛雲殺人的供述、證人李某關於曾愛雲在案發時段離開過她的證言以及本案提取的鞋印、指紋、繩索等關鍵證據存在重大疑問，全案證據存在較多難以排除的疑點和矛盾，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中，關於曾愛雲的作案動機、是否與陳華章合謀、作案工具的來源及去向、有無作案時間等關鍵情節均無法確認。也就是說，指控被告人曾愛雲犯故意殺人罪的證據，沒有達到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確實、充分」的要求，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比如現場提取的鞋印和指紋的遺留時間無法確定，曾愛雲在案發前曾兩次到過案發現場，不能排除鞋印和指紋系曾愛雲在案發之前所留的可能性；曾愛雲關於作案工具棕繩的來源、特徵的供述前後矛盾，所供述棕繩的長度與提取到的棕繩相差懸殊，且提取的棕繩上未檢出人基因型，現有證據尚不能完全確定該棕繩系作案工具；對曾愛雲有無作案時間的問題，證人李某的多次證言前後反復，結合曾愛雲和陳華章的供述來看，認定曾愛雲有作案時間的證據不足。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的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我院依法對曾愛雲作出無罪判決。
問：既然對曾愛雲宣告無罪，為什麼又判處陳華章有罪？
答：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曾愛雲、陳華章合謀將被害人周玉衡殺死，我院經重新審理，認為公訴機關指控曾愛雲犯故意殺人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是認定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綜合全案證據可以確定，陳華章對周玉衡懷有積怨，有作案的動機。且陳華章在案發前多次購買大量安定片並投放至周玉衡的水杯內，此後也一直緊跟著周玉衡，在周玉衡已經回到寢室之後還以去工科樓聽歌為由把周玉衡帶到工科南樓308室，並與周玉衡在一起直至周玉衡遇害。之後陳華章還實施了隱匿罪證、清理現場、發送簡訊掩蓋真相等行為。依據查明的事實，法院依法判決陳華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證據能證明什麼，就認定什麼事實，並據此作出判決，這就是堅持證據裁判原則。
問：這個案件為什麼審理了這么長時間？
答：本案兩名被告人和一名被害人都是湘潭大學在讀研究生，案件重大、疑難、復雜，受到社會廣泛關注。這個案件經過三級法院幾次審理，在該案的審判中，人民法院為了查明案件事實，做了大量工作，始終本著對事實、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對證據的審查、事實的認定非常慎重。據我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我院法官都到過案發現場，對相關證據進行實地復核。
2013年4月17日，我院對該案重新進行公開開庭審理，並根據湘潭市人民檢察院的建議，先後兩次決定延期審理。期間，湘潭市人民檢察院對該案進行了補充偵查工作，我院對證據進行了調查核實。正是在堅持證據裁判原則的基礎上，我院綜合全案證據情況，依法作出了上述判決。
在本案審理期間，被害人家屬由於心情悲憤，情緒較為激動，頻繁上訪反映訴求。我院一方面通過審理本案的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充分保護其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耐心細致接訪，反復向其釋法析理，多次上門走訪、慰問，積極為其爭取司法救助，盡力給予其精神撫慰和人文關懷。
④ 法律案例與新聞案例
汶川大地震使大量民房倒塌，淪為廢墟。盡快建立產權屬於自己、看起來悅目、住起來舒心的房子，是許多災民發自內心的渴盼。但災民們要切記，為確保建房事項進展順利，一定要依法行事，切莫闖法律紅燈。
紅燈一：建房地址與重建規劃不符
案例：老周的村子處於地震中心，完全被震垮。由於他家經濟條件尚可，有一定積蓄，他不想給政府添太多麻煩，在清理完廢墟後，正計劃自力更生，在原地修建自家房屋。村支書獲悉後，提醒他說：「我們村受『5·12』大地震的破壞，山體滑坡嚴重，地質條件特殊，生態脆弱，是否整體搬遷，還有待上級的恢復重建規劃確定呢。」老周頓時恍然大悟：如果自己辛辛苦苦重建了住房，到時比較詳細的重建規劃出來了，結果是此處不適宜建房，原來的住戶必須全部搬走，那麼，新建的住房自然要閑置，豈不是吃了大虧？於是，他決定等當地重建規劃出台了再作謀劃。
點評：地震災後的恢復重建規劃，主要包括恢復重建總體規劃和城鎮體系規劃、農村建設規劃、城鄉住房建設規劃等專項規劃，它由國務院發展改革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與地震災區的省級人民政府共同編制，報國務院批准後組織實施。國務院頒布的《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地震災後恢復重建規劃應當重點對城鎮和鄉村的布局、住房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作出安排。」而且，其第三十三條第一款還進一步規定：「國務院批準的地震災後恢復重建規劃，是地震災後恢復重建的基本依據，應當及時公布。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應當遵守依法批准公布的地震災後恢復重建規劃，服從規劃管理。」本案例中，既然老周家所在地的地質條件復雜，不太適宜建房，有待於恢復重建規劃確定該地是否作為居民點、進而是否允許建房。老周果斷暫緩建房，是十分明智的。
紅燈二：籌集建築材料違背法律規定
案例：志華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受到毀損，他正計劃重新建房。建房不僅需要水泥、紅磚、鋼材等，還需要大量河砂和木材。他認為，水泥、紅磚、鋼材等固然必須花錢購買，但河砂可以自己去離家不遠的河裡掏；木材可以徑直去自家的責任山上砍伐。他妻子聽了，提醒他說：「你那樣做，當心犯法喲。」
點評：我國實行河道采砂許可制度。《河道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在河道管理范圍內采砂取土，需報經河道主管機關批准。可見，河裡的砂子，不是隨便可以開採的。另外，森林是綠色寶庫，對於防風固沙、保持水土、美化環境等，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森林的生態效益遠遠超過其經濟效益，我國十分注重保護森林資源，對林木的採伐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森林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採伐林木必須申請採伐許可證，按許可證的規定進行採伐；農村居民採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後個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在本案例中，志華在未取得采砂許可證的情況下，不得到河道里采砂；而他家責任山上的林木，不屬於「農村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後個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必須憑證採伐，他在沒有依法領取採伐許可證的情況下，也不得隨意採伐。否則，將會受到法律的懲處。
紅燈三：發包工程不問承包人資質
案例：老馬是汶川災區的一名泥水工，經常在外面承包基建工程。明飛家的房子毀於地震，初步決定重新修建一棟面積300餘平方米的三層樓房，並計劃將工程交給老馬做。明飛的一位同學提醒他說，老馬只不過是一名個體包工頭，並不是什麼正規的建築施工企業，將房子發包給他修建，好像不妥當吧？明飛無所謂地答道：「沒關系，他修了許多房子，在建築方面內行得很呢。」
點評：我國《建築法》第二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建築活動，實施對建築活動的監督管理，應當遵守本法。本法所稱建築活動，是指各類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施的建造和與其配套的線路、管道、設備的安裝活動。」其中的「各類房屋建築」，理所當然包括各類災後重建的住房。故災民建房，也必須遵守該法規定。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還規定：「承包建築工程的單位應當持有依法取得的資質證書，並在其資質等級許可的業務范圍內承攬工程。」這就是說，沒有取得資質證書而承包工程，或者雖然取得了資質證書，但超越資質證書的等級規定越級承包工程的行為，都屬禁止之例，如實施這種行為，將受到處罰。而根據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將工程發包給不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的，責令改正，處以罰款；對未取得資質證書承攬工程的，予以取締，並處以罰款，如有違法所得，還應沒收。
本案中，如果明飛果真將工程發包給老馬，即便主管部門不處罰，但一旦在施工中發生安全事故，由於明飛在發包工程時沒有審驗老馬是否具有相應的資質，也具有過錯，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可見，將住房發包給沒有資質的人修建，嚴重違法，風險太大。
全國證券第一案塵埃落定 6800人接受調解
來源：中國法院網 作者：
歷經四年零七個月，全國證券第一案——東方電子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塵埃落定！2007年9月10日，記者從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獲悉，除了不適格原告（不在賠償范圍內的，已經撤訴）和因資料不全的100多名原告（將就現有的電子信息進行賠償）之外，其餘6800餘名原告全部接受了調解。
「東方電子案」多項第一
「為正確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規范證券市場民事行為，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證券市場實際情況和審判實踐，於2003年1月9日發布《關於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並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2003年2月8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曹小妹等七名股民訴煙台東方電子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一案，這是該規定施行後全國第一起上市公司高管因犯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被判刑而提起的訴訟案件，也是「東方電子案」的第一批原告。
從刑事判決生效，到2005年1月底訴訟時效到期，兩年間，青島中院受理涉及「東方電子」的案件為2716件，訴訟標的額4.42億元，訴訟費1800萬元，原告6989人。案件受理後，由於2003年至2006年上半年中國股市一直是熊市，提起訴訟的股民們迫切地希望得到賠償，因為他們不但在這個股票上損失慘重，在其他股票上也有損失，只不過其他股票不能尋求司法救濟而已。
對於被告而言，高管大換血，虛假陳述被揭露，證監會介入調查，市場急劇萎縮……在這種情況下，被告消極應訴也是正常反應，包括利用合法手段，比如提出管轄權異議，來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
就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而言，該案標的額是全國第一，起訴人數是全國第一，調解率是全國第一。
法官破解一個個難題
從立案情況來分析，「東方電子案」可謂錯綜復雜：有的原告起訴的是上市公司煙台東方電子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有的原告起訴的是隋元柏、高峰、方躍三個被判刑的人；有的原告為了獲得更多的救濟途徑，不僅將其大股東——東方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列為被告，還將山東乾聚有限責任會計師事務所等列為被告……如此一來，造成案件很難合並審理。此外，損失賠償的計算方法也不一樣，有的是用簡單的加減法，有的是用算術平均法，有的是用先入先出法，有的是用移動加權平均法，其訴訟請求差異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青島中院於2004年11月開了一次庭，通過案件審理發現了很多問題：被告對原告股民身份提出異議，部分原告提供的資料看不清，更看不清資料上面的章是什麼單位蓋的，被告擔心原告對不利於其本人的信息有所隱瞞。
那麼，怎樣解決這個難題呢？後來，原告申請法院到深圳證券交易所調取股民的電子交易記錄。其間，法官先後四次到該交易所，其中，前兩次是調取大多數原告的身份情況、股東代碼等信息，第三次是查詢職工內部股、原始股、配股等情況，第四次則是對信息不全的做最後努力。
案件審理之初，主審法官發現，近7000名股民是無法通過手工計算的，一是工作量非常龐大，二是不敢保證100%的准確性。為此，法院考慮設計一個軟體來解決這個問題，本來以為這個軟體的設計很簡單，以為用EXCEL表簡單設幾個公式就可以解決，後來發現情況遠非如此，因為每個人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人買了一筆，有的人買了多筆，在此期間「東方電子」有四次除權，一定要復權計算，因此處理起來非常麻煩。不僅要計算投資差額損失，還要計算傭金的損失，以及利息的損失、印花稅的損失等，而國家為了調控市場，在此期間多次調整利息和印花稅，因此每處理一個問題都要重新設計一次程序，不過，最終還是達到了可以准確計算損失賠償額的目的。
為了讓原、被告都能看明白，法院又對軟體進行升級，對一個股民信息可以同時生成三個工作簿：第一個工作簿反映了該股民買賣股票的所有情況；第二個工作簿體現了法院所有的計算過程；第三個工作簿是文字說明，告訴股民是如何一步步算出來的。至此，軟體已經做得盡善盡美了。
走調解之路實現雙贏
最初，原、被告雙方都不同意調解，原告急於拿到補償，其認為調解就是讓步，其不想讓一分錢，被告則計劃通過一審、二審、執行來拖延時間。其實，判決對原告是不利的：一是一審、二審、執行是個漫長的過程；二是如果判決把被告「壓垮」了，股民也拿不到什麼補償；三是上市公司還有其他投資人、3000名職工，他們的利益也會因判決而無從保障。所以調解是個實現雙贏的過程，法院努力的重點就是既維護股民的利益，又維護上市公司投資人、職工的利益，過程中掌握合理的分寸。
經過法官上百次的做工作，終於使雙方都同意調解，但同意調解與達成調解方案是有很大距離的。經過漫長的調解工作後，法院等來了2006年7月的股改方案，大股東東方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同意以6000萬法人股來承擔不超過65%的賠償責任，局面好像是柳暗花明調解成了，但其實不然。
直到2007年7月，原、被告雙方才達成調解協議，這一年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呢？實際上，盡管被告同意支付，但對於實施日、揭露日、基準日都還沒有確定，而這些日期又直接影響到賠償數額。到底以哪個數據作為計算損失的標准？以什麼方式來支付賠償？如果用股票支付，作價多少？帶著這些問題，一年來又是數十次的磋商，最後終於在2007年7月28日，雙方達成了框架協議。
上海一渡假村老總串通銀行員工騙1.4億被判死緩
來源：中國法院網 作者：
一渡假村老總蔡羽在無經營及歸還能力的情況下，夥同兩名銀行員工以支付中間人高額息差、好處費的方式，採用偽造貸記憑證、支票、業務委託書等手法騙取四家企業存於銀行的近1.4億元資金，造成巨額資金無法歸還。9月6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宣判，以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蔡羽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另四名被告人中有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現年43歲的蔡羽身兼上海市泛洋城市度假村有限責任公司等五家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等職務。2005年10月，蔡羽夥同某銀行上海浦東分行客戶經理韓巍、泛洋城市度假村董事長秘書黃英，由韓通過中間人聯繫到江蘇某公司，誘使該公司將1000萬元以七天通知存款的形式存入銀行。隨後，黃、韓二人通過偽造《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方式，製造了該公司已在銀行辦理1000萬元通知存款的假象，而該款實則進入了該公司的一般存款賬戶內。同年11月，韓巍持偽造的貸記憑證將1000萬元劃入蔡羽名下公司銀行賬戶內。蔡將上述錢款用於歸還債務及向中間人支付高額息差，韓巍從中獲得好處費1萬余元。
2005年11月間，蔡羽又夥同韓巍、黃英以偽造貸記憑證的方法將上海某建築有限公司的近1000萬元銀行存款劃出，用於償還蔡羽名下公司對外債務、提現及支付中間人好處費。去年2月，該建築公司因年度審計向銀行出具詢證函，詢證公司在銀行的存款情況，為掩蓋錢款已被盜劃的真相，韓巍在該詢證函上加蓋了偽造的銀行業務公章，並將該函送回建築公司，以使該公司相信存款仍在該行的賬戶內。
2006年2月，蔡羽與韓巍、黃英及上海市無業人員陳梁等人故伎重演，誘騙上海一公司將4000萬元存入銀行。由韓巍將偽造的《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提供給該公司，截留銀行開具的真實的《開戶證實書》並復印該廠預留印鑒。為防止今後劃款時銀行打電話向企業核實，韓還將企業印鑒卡上預留的公司電話號碼進行修改，並在原有的號碼後加上蔡羽住處的電話。與此同時，蔡指使陳梁找人私刻了該公司公章、財務專用章等印鑒，並向陳提供了該公司開戶資料復印件，由陳通過時任上海某銀行客戶經理的李忠以該公司名義，在銀行開設了由蔡羽實際控制的賬戶。在此後的兩個月中，該公司的4000萬元存款及4.9萬余元利息被蔡羽賬戶中，韓巍從中分得23.6萬元。
2005年11月，蔡羽經與陳梁共謀，串通李忠假冒所在銀行副行長，與陳梁一同攜帶偽造的《單位人民幣協定存款合同》與上海某投資公司簽約，誘騙該公司在銀行存入8000萬元。2005年11月至去年2月，黃英在蔡羽的指使下偽造相關劃款憑證，將該公司存於銀行內的7900萬余元分別劃入蔡羽名下三家公司賬戶，陳梁從中分得贓款170萬元，李忠分得160萬元。
為便於實施犯罪，陳梁於2005年9月至11月間，先後找人私刻了銀行公章、業務章、存款專用章、轉訖章及被害企業公章、財務章和法人私章等20餘枚印章。
2006年5月12日，韓巍被公安機關抓獲。同月23日，在逃的蔡羽、黃英、陳梁、李忠歸案。
市二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人蔡羽夥同被告人韓巍、黃英、陳梁、李忠採用偽造貸記憑證、業務委託書、支票的方法騙取四家企業存於銀行內的近1.4億元資金，其行為分別構成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此外，陳梁還指使他人私刻銀行、企業印章，其行為又構成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鑒於被告人蔡羽的犯罪所得部分被用於公司，到案後追繳了部分贓款；被告人黃英未分得贓款；被告人韓巍、李忠、陳梁均有退贓等情節，故對四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
最後，法院以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判處被告人蔡羽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相同兩項罪名判處被告人李忠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分處罰金160萬元；判處被告人黃英有期徒刑19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並處罰金18萬元。以金融憑證詐騙罪、票據詐騙罪、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判處被告人陳梁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180萬元。以金融憑證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韓巍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財產人民幣40萬元。追繳贓款發還各被害企業。
路管所設路障護路 "歇業"車輛要國家賠償獲支持
來源：中國法院網 作者：
為防止路面損壞，河南汝南縣縣鄉公路管理所在公路上設置路障，限制車輛通行，造成原告鄧連喜、駐馬店市汽車運輸總公司經營車輛不能通行。近日，河南省汝南縣人民法院審結這起不服公路行政管理，請求國家賠償案，判決被告汝南縣縣鄉公路管理所賠償二原告養路費、客運附加費、運管費等直接經濟損失32759.28元。
2004年12月，原告鄧連喜貸款20多萬元購買一輛25座的豪華金龍客車，掛靠在駐馬店市汽車運輸總公司名下經營客運，經省、市運管管理部門批准，鄧連喜取得在汝南縣官莊鄉舍屯村至鄭州線路上經營客運業務的資格。鄧連喜投入營運後，方便了舍屯、韓庄及附近鄉鎮群眾出行，客車幾乎天天客滿，鄧連喜樂在臉上喜在心上。
2005年8月，舍屯至韓庄段公路大貨車流量大，路面破壞嚴重，汝南縣縣鄉公路管理所對該段路面進行了翻修。為防止超載大貨車通行損害路面，汝南縣縣鄉公路管理所在該路段兩側設置了一對長3.5米，寬2.2米，高1.3米的水泥限行墩，使原來9米寬的路面僅剩餘2.4米寬。原告車輛2.5米寬，從2.4米寬的水泥限行墩處無法通行，客車從此停止了營運。原告鄧連喜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均未得到解決，二原告一紙訴狀將汝南縣縣鄉公路管理所告上法庭。
法院認為，被告汝南縣縣鄉公路管理所作為公路管理部門，應當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暢通，被告在公路上設置限制通行的水泥墩，限制車輛通行，違反相關公路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屬濫用職權的違法行政行為。被告的違法行政行為侵害了二原告的合法財產權益，且與二原告請求賠償的經濟損失具有法律上因果關系，被告應當承擔國家賠償責任。據此，法院判決被告賠償二原告直接經濟損失32759.28元。
惡意注冊域名侵害馳名商標 金華審結商標侵權案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
8月9日，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起知識產權案件中依法認定一商標為馳名商標，並判決利用該商標惡意注冊域名的被告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
今年1月17日，原告浙江順時針服飾有限公司公司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發信人宋某稱，他已在國際互聯網上注冊了「順時針內衣.com」的中文域名，想以2萬元向公司轉讓該域名。順時針公司認為宋某的行為已構成對「順時針」商標的侵權和不正當競爭，故訴至法院。
在審理過程中，順時針服飾有限公司為證明「順時針」商標符合馳名商標條件，向法庭提交了包括商標馳名程度證明在內的六組證據。
根據查明事實，法院依法認定「順時針」商標為馳名商標。法院同時認定被告宋某注冊的「順時針內衣.com」域名構成對該馳名商標的復制、模仿，足以造成相關公眾的誤認，且也無注冊、使用該域名的正當理由，其向原告要約高價出售該域名獲取不正當利益，表明對該域名注冊具有惡意，被告注冊域名的行為構成了對原告馳名商標專用權的侵犯。
綜上，法院判決，被告停止對原告商標專用權的侵權行為；被告立即注銷在網路上注冊的「順時針內衣.com」域名，被告賠償順時針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5萬元。
佛山審理一涉黑大案 被告人眾多案件復雜預計審12天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
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今天（15日）公開審理一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案件，該案36人分別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開設賭場罪、搶劫罪、綁架罪、故意傷害罪、聚眾斗毆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葯罪等10項罪名。因該案涉及犯罪人數眾多、案件復雜，案件庭審時間初步預計將達到12天。
公訴機關指控，2003年至2007年2月期間，被告人張超剛先後在佛山市禪城區南庄鎮華夏陶瓷城、上元物流中心等地內組建了軍力搬運隊、上元安徽搬運隊，糾集了被告人鄧彪、張光民、王子強等人，採用恐嚇、威脅和暴力毆打等手段，通過實施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阻止其他搬運隊承接搬運業務和倉庫自帶搬運人員進行搬運，排擠其他搬運隊人員進行搬運工作，從而控制了上述兩地的搬運市場，從中非法獲取經濟利益。
2004年起，被告人張超剛、咸冠宇、王林糾集被告人黃元鋒、咸勇、李旺等11名被告人及他人，在禪城區及周邊地區開設多個賭場和在賭場內放高利貸，並通過收取保護費、合夥入股等方式控制了他人開設的賭場，又通過恐嚇、毆打、搶劫、聚眾斗毆等方式強行關閉了不與他們合作的賭場，通過實施搶劫、綁架、故意傷害、聚眾斗毆等犯罪行為，壟斷禪城區及南海區大瀝、平洲等地的地下賭場，非法獲取經濟利益。
通過經營、控制搬運市場及地下賭場，以被告人張超剛為首的犯罪組織在經濟上得到迅速壯大，逐步形成一個以張超剛為首，被告人咸冠宇、王林為組織、領導者，被告人鄧彪、張光民、王子強、王子平等人為參加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為了非法操縱拍賣市場，牟取非法暴利，2007年1月，被告人張超剛、王林、凌偉超、王保中、黎國民經商議，確定只要有凌偉超、凌志（另案處理）這一方的人參加的拍賣會，被告人王林、王保中負責組織手下人員採用暴力、恐嚇的手段迫使其他參與拍賣的競買人放棄參與競拍，從而保證凌偉超、凌志這一方能以低價獲取拍賣物；而被告人凌偉超則從拍賣物的利潤差價中提取30%作為報酬。從此之後，以被告人張超剛為首，被告人王林、凌偉超、王保中、黎國民為組織、領導者，被告人付青舟、程國海、張衛國、谷建川等人為參加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涉足拍賣行業。僅2007年1月至4月間，上述被告人就有分有合地對在佛山市轄區內舉行的五場拍賣會進行非法操控，嚴重破壞拍賣行業的秩序。
公訴機關還指控，上述36名被告人還有分有合的實施了敲詐勒索、搶劫、綁架、故意傷害、強迫交易等犯罪。
記者今天從禪城區人民法院了解到,因該案涉及犯罪人數眾多、案件非常復雜，僅公訴案卷多達60餘卷，證據多達400餘份。因此,該案庭審時間初步預計將達到12天。
浙江《物權法》第一案:房頂曬台你憑啥獨占
來源：新華網綜合 作者：
據《今日早報》報道，頂樓的業主把通往房頂的門鎖上了，獨占曬台，還在屋頂蓋起了違章建築，這引發樓下其他業主的不滿。
在向行政部門投訴無效後，樓下的業主以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物權法》中的條款為依據，將頂樓3位業主告上法院。昨日，麗水青田縣法院正式受理我省首例依據《物權法》提起的訴訟。
頂樓業主霸佔房頂引眾怒
青田縣鶴城鎮花園降9號4幢的21戶業主，基本是郵政電信系統的職工和家屬，在郵政電信沒有「分家」前，很多住戶還都在同一個單位上班。
但在今年6月前後，住在4幢的業主卻因為屋頂曬台的使用問題發生糾紛。樓下的住戶有一天突然發現，通往房頂的門被頂樓的3戶業主鎖上了，其中一戶業主還在房頂的曬台上蓋起了違章建築。
頂樓住戶的做法讓樓下業主很生氣，4幢屋高8層，地勢相對較低，周邊被高樓阻擋，採光性不是很好，平日里樓下業主的衣服被子都曬在屋頂，現在曬台讓頂樓的業主佔去了，他們當然不答應。
業主投訴無效用《物權法》維權
在與頂樓住戶交涉無果後，樓下業主向主管部門投訴。當地建設局隨後向頂樓住戶下達整改通知書，責令3家住戶恢復屋頂曬台原狀，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在向頂樓3家住戶發出律師函，要求對方立刻將房頂大門打開供全體住戶共同管理、使用的要求再次遭拒後，樓下16家住戶集體向法院提起訟訴。
樓下住戶認為，根據《物權法》有關規定，樓下和頂樓的住戶依法對其建築物內的住宅及貯藏室等專有部門享有所有權，對專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權利，頂樓住戶擅自將房頂的門鎖掉，其行為構成了侵權。
據此，樓下業主請求法院判決確認他們對房頂及房頂曬台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權利，同時責令頂樓3家住戶立即將通向房頂的門鑰匙交給樓下住戶，以保證樓下住戶的權利不受侵犯。
《物權法》明確業主維權依據
浙江新台州律師事務所主任項先權認為，行政和司法是兩種不同的救濟手段，青田花園的業主在投訴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因為《物權法》進一步明確業主維權依據。
《物權法》明確規定，業主對建築物內的住宅、經營性用房等專有部分享有所有權，對專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權利；業主對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權利，承擔義務，並且不得以放棄權利不履行義務。
項先權說，《物權法》明確了業主對共有部分所享有的權利，以及管理整個建築物的權利，如果侵犯了業主的區分所有權，就可以按照物權保護的方法提起訴訟。物權保護有各種方法，承認你的權利，排除妨礙，甚至恢復原狀，賠償損失。
⑤ 我國出現首例網路虛擬財產糾紛案是多少年
我國出現首例網路虛擬財產糾紛案是2003年
「虛擬財產」並非財產
——析我國首例「虛擬財產失竊」糾紛案
黃 龍
內容摘要：在網路游戲的語境中，「虛擬財產」實際上已演變為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它建立在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就是「虛擬財產」的錯誤判斷之上，進而導出「虛擬財產」就是財產的荒謬結論。游戲者通過進行網路游戲而取得的「虛擬物品」並非財產，但在法律上可定性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通過電子數據表現出來、在特定條件下游戲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權利但不具有財產屬性的勞動成果。
關鍵詞： 網路游戲 虛擬物品 虛擬財產 無形財產
（一）「虛擬裝備」失竊起訟爭
2003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第三次開庭審理國內首例「網財」被竊案並作出判決。備受玩家和公眾關注的全國首例網路游戲虛擬財產案終於一審審結，原告李宏晨如願要回了自己丟失的「武器」。
河北的網路游戲玩家李宏晨在過去的兩年時間里，共花費幾千個小時的精力和上萬元的現金，在一個名叫「紅月」的游戲中積累和購買了虛擬的「生物武器」幾十種。但在2003年2月17日下午，當他再次進入游戲時，卻發現自己庫里的所有武器裝備都不翼而飛了，包括3個頭盔、1個戰甲、2個靴子等虛擬物品。於是他想到了報警，但警方卻以技術力量不足拒絕立案。後經查證，這些「裝備」被另外一個玩家盜走了，李宏晨找到游戲運營商北極冰科技發展公司進行交涉，但該公司卻拒絕將盜號者真正數據交給李宏晨，於是，李宏晨以游戲運營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財產權為由，將北極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請求被告賠償他丟失的各種裝備，並賠償精神損失費10000元等訴訟請求。2003年8月27日和11月5日，朝陽區法院分別開庭審理了此案。法院認為，雖然虛擬裝備是無形的，但在網路游戲環境中是無形財產的一種，所以應該獲得法律上的適當評價和救濟。由於玩家參與游戲時，獲得游戲時間和裝備的游戲卡均需以貨幣購買，所以虛擬裝備具有價值含量。被告經營網路游戲，原告是參與該游戲的玩家之一，雙方形成消費者與服務者的關系。由於被告無法證明原告裝備丟失的原因，也沒有證據表明原告的密碼有證人之外的其它人員知道，因此可以認定被告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欠缺，應對原告物品的丟失承擔保障不利的責任，原告主張的丟失物品可由被告通過技術操作對已查實的物品進行回檔。據此，法院判令運營商對李宏晨在「紅月」丟失的虛擬裝備予以恢復，並返還其購買105張爆吉卡的價款420元，以及交通費等其它經濟損失共計1140元。但駁回了精神損害賠償等其它訴訟請求。判決後，原告與被告都表示不滿。[1]12月30日，被告北京北極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對該案的一審判決提出上訴，認為法院對其在網路游戲運營中的安全防護職責的認定有誤，不應由其承擔虛擬裝備被盜的賠償責任。[2]
（二）「虛擬物品」能否作為游戲者的財產保護？
前案的處理，關鍵在於能否正確認識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的法律屬性，即從法律上對「虛擬物品」進行正確定性。在「虛擬物品」能否作為游戲者的財產看待與保護問題上，國內法律法學界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認識與主張。
一些人持反對意見。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是：1、游戲者在網路游戲中獲得的財物完全是虛擬的，只是在特定游戲中的內容信息，如同在比賽中取得的分數，其本身不具有價值。有人稱：「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要求法律或個人為不存在的東西負責，我認為很可笑」；2、虛擬物品的價值是虛擬的。虛擬財產對於著迷的游戲玩家來說，它們是昂貴的。而對於其它人來說，這些東西又是一文不值的；3、「虛擬財產」是資料而不是財產。有人認為，就本質而言，「虛擬財產」不過是存儲在網路伺服器中的各種數據和數據，而且完全是無形的，這種虛擬的所謂財產，不能算是法律意義上的財產。因為作為游戲玩的過程當中積累的這些裝備和武器本身來講，沒有任何經濟意義，它就是用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組數據，這些數據在計算機游戲這個軟體裡面運行的時候，可能是起到了某種作用，本身獨立出來，沒有任何意義；4、將「虛擬物品」視為網路游戲者的財產缺乏法律依據。有人認為，目前我國還沒有將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財產列入法律保護的范疇。
但似乎有越來越多的法律人士認為「虛擬物品」存在著其固有價值，應當受到法律保護。贊成者的主要理由是：「虛擬物品」屬於無形資產。根據我國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的規定，公民的財產應受法律保護。「虛擬財產」屬於無形資產的一種，自然要受法律保護。如北京大學法學院錢明星教授認為：「它既然可以交易，那也就是說它既有市場價值，也有交換價值，這種屬性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明虛擬財產具有財產性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楊立新教授也認為「虛擬財產」具有財產屬性：「虛擬財產既可以從游戲開發商處直接購買，也可以從虛擬的貨幣交易市場上獲得，因而虛擬財產已經具有了一般商品的屬性，其真實價值不言而喻。從法律對財產的定義來看，虛擬財產也應得到保護，網財的獲得往往經過持有者的個人勞動（練級）、真實財物付出（購買游戲卡）、市場交易（買賣裝備），網路虛擬財產已經具備了真實財產的基本特性」。[3]
此外，有人專門撰文就 「虛擬財產」屬於財產的觀點進行過具體論證：1、虛擬財產的獲得，主要是通過個人的勞動，同時客觀存在著伴隨性的財產投入；2、虛擬財產的獲得，可以通過實際購買的方式獲得 ；3、虛擬財產與真實財產之間存在著市場交易；4、虛擬財產與真實貨幣的固定兌換方式已經存在 ；5、虛擬財產所有者對虛擬財產的重視性與日俱升。[4]
比較權衡之下，筆者持反對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認同反對者的具體觀點與理由。因為反對者的反對理由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與實質，沒有就「虛擬財產」是不是財產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法律論證，而是僅就某些現象進行主觀評論與批判。筆者的基本觀點是：「虛擬財產」並非財產。在網路游戲的語境中，「虛擬財產」實際上已演變為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這是導致贊成者的觀點與理由背離常識的重要原因。「虛擬財產」概念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只是它出現在錯誤的地方）。它建立在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就是「虛擬財產」的錯誤判斷之上，進而導出「虛擬財產」就是財產的荒謬結論。只有走出「虛擬物品」就是「虛擬財產」這一認識誤區，重新審視和認識 「虛擬物品」的法律屬性，才能正確回答它是否屬於游戲者的財產這一問題並且給出合理的法律解釋。財產有有形財產與無形財產之分，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既非游戲者的有形財產，亦非其無形財產：
其一，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並非民法上的物，不是有形財產。理由是：
1、不具備物的特性。民法上的物，通常是指能夠為民事主體支配和利用的物質對象，能夠獨立存在並能為人所控制。「虛擬物品」只能依附在特定網路游戲軟體中，不能獨立存在。
2、不具有物的價值特性。作為財產的物，必須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些價值必須是客觀存在而非虛擬的，而「虛擬物品」根本不可能具有物的價值特性。就事物之間的聯系看，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不外是游戲程序對游戲勝利者的獎勵。換言之，它們只是一種游戲成果或成績，是游戲者的游戲技能及水平的象徵。乍看起來，「虛擬物品」似乎具有某些價值，它們的存在與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游戲者的娛樂需要、增強了游戲的娛樂功能和讓游戲者的獲得充分的主觀體驗等。但這只是一種錯覺，因為這些價值其實是特定游戲程序本身的價值體現而非「虛擬物品」的價值。任何「虛擬物品」只會有「虛擬價值」，而不可能象現實中的物一樣具有為人們普遍認可的真實價值。
3、缺乏一切物應有的自然屬性。現實生活中的物種類繁多且具有不同的自然屬性。如豬肉能作食品、毒葯有毒性和爆炸物具有高度危險等。而網路游戲中一切虛擬的同類物，根本不具有這些自然屬性。
其二，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也不是游戲者的無形財產，因為：
1、「虛擬物品」雖然具有無形財產的形態與特徵，但它們並非游戲者所創造。游戲者獲得「虛擬物品」，是按照游戲設計者事先設計的程序和規則進行游戲並取得勝利的結果。在游戲過程中，游戲者沒有也不可能對「虛擬物品」的產生進行任何創造性的勞動。而任何一種知識產權的產生，都與創造性勞動分不開。即使將游戲中的「虛擬物品」視為無形財產，其知識產權也只能屬於特定游戲的設計者或開發者。
2、「虛擬物品」與特定網路游戲在使用上具有不可分離性，故不能分離或轉化為游戲者的無形財產。作為附屬性內容，它們存在於特定游戲軟體中，其使用價值的發揮依賴於特定游戲程序。「虛擬物品」缺乏獨立存在和獨立發揮的價值，這註定了其知識產權不可能由游戲者擁有或與知識產權人分享。
3、「虛擬物品」缺乏成為游戲者無形財產的客觀條件。游戲者根據其與游戲網站合同通過游戲勝利而取得「虛擬物品」，而並不與特定網路游戲的知識產權人發生涉及知識產權轉讓方面的法律關系，這在客觀上排斥了游戲者取得虛擬物的無形財產權利的可能。更何況，游戲者擁有這些虛擬的物，是有時間條件和其它條件限制的。如合同約定的時間是否已經屆滿、當事人是否續簽合同和網站是否還提供此類游戲消費服務等。
4、具有可交易性並不意味著「虛擬物品」就是游戲者的無形財產。依經濟常識分析，無形財產固然具有可交易性，但具有可交易性的東西卻未必是於財產。網路游戲中的「頭盔」、「戰甲」等「虛擬物品」在現實中的確可以成為交易的對象。表面上看，這種交易似乎屬於無形財產的買賣，但其實不然。「虛擬物品」交易主要有三種不同類型：一是游戲者之間進行的交易；二是網路游戲運營商與游戲者進行的交易；三是特定網路游戲知識產權人與購買者包括游戲者進行的交易。從法律角度觀察，這三種交易都不屬無形財產交易，也不能說明「虛擬物品」屬於游戲者的無形財產：
（1）游戲者之間就「虛擬物品」進行交易，本質上是勞動或勞動成果的交易。即「虛擬物品」的擁有者向另一方游戲者出賣其勞動或勞動成果。因為「頭盔」、「戰甲」等「虛擬物品」的取得，依賴於擁有者即游戲者的智力水平、游戲技巧、游戲水平投入的時間和成本。游戲的過程，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被看作為一種特殊勞動即智力勞動過程，這正是法律允許游戲者進行「虛擬物品」交易或「轉讓」的根本原因所在。作為交易客體或對象的勞動成果，未必就是知識產權或有形財產。要知道，勞動成果、知識產權和無形財產是三個不同的概念。
（2）網路游戲運營商與游戲者之間的交易也並非屬於無形財產或知識產權交易（有效與否還取決於特定游戲知識產權人是否允許，因為運營商的知識產權產品所有權是受知識產許可權制的），在本質上同樣屬於游戲消費交易，只不過它表現為一種從合同關系。這種從合同建立在游戲規則（依網路游戲規則，獲得「虛擬物品」的途徑是取得游戲勝利）之外，同樣屬於游戲消費合同，游戲者需要進行網路游戲消費才能使「虛擬物品」交易具有實際意義。
（3）知識產權人與購買者進行的交易也不屬無形財產交易，而是知識產權產品的交易，在法律上應視為物的交易。依所有權法律規定，購買者取得該知識產權產品的所有權，任何人包括、知識產權人和網路運營商等都依法負有不得妨礙和不得侵害購買者的所有權的法定義務。可見，法律對購買者權利的保護，是針對真實的特定知識產品即物的所有權，而不是針對知識產品中的「虛擬物品」。
而「虛擬財產與真實貨幣的固定兌換方式已經存在」的事實，僅表明網路游戲消費或交易方式發生變化而已，同樣不能證明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財產」是無形財產為正確命題。
5、「虛擬物品」的重要性與其是否屬游戲者的無形財產無關。以「虛擬財產所有者對虛擬財產的重視性與日俱升」論證「虛擬物品」就是財產的觀點更是片面和荒謬的。理由很簡單，「虛擬物品」對游戲者的重要性與「虛擬物品」的法律屬性是完全無關的。
綜上所述，游戲者通過進行網路游戲而取得的「虛擬物品」並非財產，但在法律上可定性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通過電子數據表現出來、在特定條件下游戲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權利（如佔有權和使用權等）但不具有財產屬性的勞動成果。
（三）判決缺陷與思考
基於上述思考，結合「虛擬財產失竊」糾紛案的具體案情，筆者認為一審各項判決結果都是正確的，但判決中存在著明顯的說理缺陷。本案案件類型新穎且屬全國首例訴訟案，大眾傳媒的關注又使之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非常廣泛的傳播，判決說理缺陷可能會引起某些負面影響，如誤導同類糾紛案的定性、造成判決基礎不牢、影響正確適用法律和妨礙正確認識的生成等。因此，應當重視反思判決之不足。
1、判決中認定虛擬裝備屬無形財產缺乏法律依據。應當承認，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裝備的確具有知識產權即無形財產的價值與屬性，但那是針對游戲的設計者或其它知識產權權利人而言的。由於使用者並沒有對這些虛擬裝備的產生做出過任何創造性勞動或貢獻，故虛擬裝備上的知識產權或無形財產權不可能屬於純粹的游戲產品所有人或使用者，包括通過購買方式取得特定網路游戲的運營商和游戲者。如此看來，法院將案中爭議的虛擬裝備定認定為屬於原告的無形財產（如果不是認定屬於原告的無形財產，這對判決又是毫無意義的）是沒有絲毫法律依據的。
不認定虛擬裝備屬無形財產並不會妨礙法院依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處理本案中的虛擬裝備丟失問題：首先，被告與原告之間存在游戲消費合同關系。依此類合同要求，運營商有義務妥善保管游戲者的虛擬裝備，即游戲後形成的專屬於游戲者的特定資料。依合同法，原告游戲虛擬裝備的丟失，可推定被告有過錯；其次，原告也提供了充分證據證明其曾擁有案中的虛擬財產；最後，被告具備恢復虛擬裝備的條件。網路游戲運營商可控制伺服器數據，了解玩家活動情況，對玩家有嚴格的保障義務，故被告應對原告物品的丟失承擔保障不利的責任。
2、判決中認定本案中的虛擬裝備具有價值含量不合邏輯。游戲者與游戲運營商之間的合同性質是游戲消費合同而不是游戲產品買賣合同。依此類合同，運營商的主要義務是提供特定網路游戲服務並保證向游戲者提供約定的玩游戲的時間。要說有價值，其價值也只能體現在游戲時間上。花錢玩游戲與游戲中的「虛擬物品」是否具有價值沒有任何的邏輯聯系。而游戲者專門購買裝備的游戲卡即「虛擬物品」，充其量只產生一種從合同關系，其主合同仍然是在游戲者與運營商之間發生的特定網路游戲消費合同。這種交易，依然不能說明「虛擬物品」本身具有現實價值。
有報導稱：韓國以及我國台灣、香港等地區的立法和司法均明確承認「網財」的價值並加以刑法保護，並已出現諸起侵犯「網財」刑事判決的先例。韓國就明確規定網路游戲中的虛擬角色和虛擬物品獨立於服務商而具有財產價值。服務商只是為玩家的這些私有財產提供一個存放的場所，而無權對其作肆意的修改或刪除，這種「網財」的性質與銀行賬號中的錢財並無本質的區別。5撇開其真實性不談，筆者注意到，報導內容是相當模糊的，人們無法就此展開必要的法律評說，也無法從中得出「網財」即「虛擬財產」在上述國家和地區中已被法律視為財產的結論。將「網財」納入法律調整的視野，未必就是因為「網財」屬於財產的緣故。例如，我國合同法也保護「網財」，這不能當然地認為法律在保護以「網財」形式出現的游戲者的財產。退一步說，假使果真上述國家或地區存在明確規定「網財」就是網路游戲者的財產的立法，我們也需要對之進行全面而嚴密的考察，探知其立法初衷、立法方法、具體調整手段和立法利弊等問題，深入了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網路游戲「虛擬物品」的各種交易方式，才能斷定其立法是否科學和是否具有借鑒價值。顯而易見，光考慮立法的必要性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要看立法有無科學性和可行性。
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具有復雜性法律屬性並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規范，依現行法律規定保護「虛擬物品」，還存在著許多客觀障礙或困難：
1、侵權難防。眾所周知，包括網路游戲在內的網路安全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盡管游戲開發商和運營商都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採取了一系列安全防範措施防止非法外掛和密碼保護等，但盜竊密碼賬戶和玩家虛擬裝備的事仍層出不窮，而且受害者往往無法知悉侵權者及其詳細情況。調查顯示：六成玩家虛擬財產經常被盜。從目前的條件看，法律對此類侵權行為的應有的一般預防功能難以得到發揮。要想減少此類侵權現象的發生，必須強化網路游戲的安全監管。
2、舉證困難。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網路游戲玩家在注冊網名時都是使用虛擬身份或虛擬數據，並且僅注重網名與密碼的記憶與保存而忽視其它注冊數據的保存。一旦密碼失竊，便很難證明自己的特定網路游戲賬號的合法使用者和「虛擬物品」的擁有者。而涉及到特定網站以外的第三者侵權，要證明被告是網路世界中的某個人，更上難上加難。2003年底，一網路用戶狀告網路游戲服務商侵權的訴訟案，便因不能舉證證實自己是網路游戲「決戰-冰風傳奇」中「shellcx」游戲賬號的注冊者身份，其訴請判令被告某軟體科技有限公司恢復網路游戲賬號「shellcx」正常使用並在公開致歉的訴訟請求便被法院判決駁回。6
3、具體責任難定。在肯定侵權事實的前提下，如何承擔具體的侵權責任和確定侵權責任大小也並非易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虛擬價值的現實評價機制與法律保護方法尚未形成。由於涉及到網路技術與立法技術對接方面的問題，網路游戲侵權立法與司法的難度都非常大。
4、平衡利益困難。在一切網路游戲糾紛中，可能涉及到網路游戲知識產權人、游戲運營商、游戲玩家、網路管理者和第三人包括侵權人的利益的保護問題。而平衡各方利益並非易事，它不僅要考慮到法律的公平原則要求，還要尊重合理的網路規則包括網路游戲消費規則。不僅要從宏觀上保證公平原則的貫徹，還要從微觀上根據不同類型的權利、侵權性質與不同的侵權方式等區別對待。更重要的是，立法與司法都必須充分考慮網路游戲中的「虛擬物品」的不同法律屬性，才能決定具體的保護方法。
「虛擬財產失竊」糾紛案進入訴訟程序的意義與價值，決不僅僅限於一個官司輸贏所直接體現出的東西。它在反映民眾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的客觀現實的同時，也悄悄地向人們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網路時代的民事糾紛很精彩，但也非常復雜。這些新型糾紛正對法學家和法官的觀念與能力提出新的挑戰，也向法學、立法和司法提出了很多人們前所未遇的新問題。如何從容面對網路時代的法律挑戰和交出合格答卷？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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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
通訊地址：南寧市廣園路25號 廣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
郵政編碼：530023
（本文載中國互聯網協會會刊《互聯網天地》2004年第2期，發表時篇幅略有刪減）
1綜合2003年12月19日《北京娛樂信報》和中國法院網相關報導。
2荊龍：《北京首例虛擬財產案被告方提出上訴》，載2004年1月1日《人民法院報》第四版。
3 援引自中央電視台相關節目報導：《聚焦國內虛擬財產保護第一案 虛擬財產如何保護》（http://www.cctv.com/news/financial/inland/20031221/100182.shtml）
4於志剛：《關於網路游戲中虛擬財產法律性質的思考》，載2003年7月10日《法制日報》第九版。
5武俠：《「網財」挑戰法律空白》，載2003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第十六版。
6張嘉林：《虛擬網路世界游戲賬號主人難尋》，載2003年12月12日《法制日報》第五版。
⑥ 人民法院報公告查詢
第一來步，先查看受案源法院官網，看公告，或直接去受案法院公告信息欄查找。第二步登陸「法院公告網」，然後查閱公告信息；第三步在「人民法院報」和「人民法院網」查閱公告信息。
⑦ 小鎮大法官的影片評價
《小鎮大法官》通過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從細節入手，從真情切入，塑造了以版樊遠平為代表充滿活力和權時代氣息可敬可愛可親的人民法官群體，突出展示了小鎮大法官在愛與恨、美與丑、善與惡較量的環境中的人物形象。 （人民法院報評）
《小鎮大法官》用獨特的視角，反映了可敬可愛的人民法院，如何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法理與情理的沖突。這部電影情深意切，樸素真實，故事很單純也很集中。人物的個性特別鮮明，生動地反映了當地復雜的社會關系；敘事比較流暢，故事比較完整，情節一環扣一環，有推進，有發展，接地氣，非常生活化，既有生活情感又維護法律尊嚴。 （新浪娛樂評）
《小鎮大法官》是一部直面現實、主題深刻、情節曲折、風格質朴，又融思想性、藝術性、教育性於一體，具有很強藝術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影視作品。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評）
⑧ 多名法官參與虛假訴訟程序屬於涉黑涉惡嗎
摘要 1、這些不屬於「為非作惡」
⑨ 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分配製度論文中的參考文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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