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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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抄席大法官》
作者:劉文濤主編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定價: 32.0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513301145
內容簡介
本書詳細記述了美國最高法院歷任十六位首席大法官的成長歷程、工作經歷和他們所審理過的深遠影響美國社會發展的經典案例。在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下,美國總統和國會雖然能在政治舞台亡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但是掌握司法權、維護憲法尊嚴和社會穩定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才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才是真正左右美國國家命運和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第一人。 前言
約翰·傑伊
約翰·拉特利奇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約翰·馬歇爾
羅傑·布魯克·坦尼
西蒙·波特蘭·蔡斯
莫里森·雷米克·韋特
梅爾維爾·維斯頓·富勒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哈蘭·菲斯克·斯通
弗雷德·穆爾·文森
厄爾·沃倫 是他們見證了美國成長為超級大國的整個過程,樹立了美國民主政治的希望,維護了美國民主制度下的人人平等的信念,確立了真理與正義是衡量事實的唯一標准,使憲法和法律成為保護美國人民利益最有利的武器。 ——比爾·柯林頓(美國第42任總統)
❸ 有誰知道有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判決書方面的書
美國的憲政歷程(20) (2008-04-11 09:51:21)
標簽:雜談
資料:美國的憲政歷程(20)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196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的判決,是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最重要、最具爭議性的司法判決之一。隨著好萊塢(Hollywood)電影在世界各國的流行,因米蘭達案而名噪一時的「米蘭達告誡」(Miranda warnings,中文又譯「米蘭達警告」)不但在美國社會家喻戶曉,而且已成為風行全球的美國通俗文化的一部份。
一、不厭其煩的美國警官
看過美國電視連續劇《神探亨特》的觀眾可能會納悶:這位亨特警官真是不嫌累得慌,每次歷盡千難萬險擒獲犯罪嫌犯後,不但不向嫌犯交待一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攻心政策,反而不厭其煩地告訴嫌犯「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而且將會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審問之前你有權與律師談話,得到律師的幫助和建議;你有權請律師在你受審問時在場;如果你希望聘請律師但卻雇不起,法庭將為你指定一位律師」。
對於很多觀眾來說,亨特警官這段台詞實在令人費解:落入法網的犯罪嫌犯竟然還有權一聲不吱、拒絕回答警察的審問,這嫌犯豈不是白抓了嗎?然而,在真實生活中如果亨特警官嫌累得慌,沒對被抓獲的嫌犯哆嗦這段台詞,那麼這嫌犯很可能真就是白抓了。
電視劇中亨特警官的這段台詞並非編劇或導演的憑空編造,而是與美國憲法第5和第6修正案所規定的刑事程序有直接關系。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無論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根據這一條款,甭管是在警察局、法庭還是在國會聽證會上,任何人都有權保持沉默、拒絕提供可能被用來控告自己的證據。憲法第6條修正案則規定: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受審時有權請律師幫助為其辯護。
可能有人會問:有沒有搞錯?既然有權保持沉默,那為啥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小姐和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都招了呢?
是這么回事:根據美國法律,政府或國會為了換取一個被告全盤供出其本人或其他案犯罪行的真相,有時會與被告作一些有限的交易,控方可以保證不用被告的供詞對其本人進行起訴。在柯林頓「拉鏈門」一案中,為了得到案情真相,用萊溫斯基的口供去起訴柯林頓,特別檢察官就給了萊溫斯基這種豁免權。面對萊溫斯基的供詞和裙子上的污點,柯林頓採用了鑽法律牛角尖和玩弄法律名詞游戲的損招兒,主動招出他與萊溫斯基之間有「不適當關系」,但沒有發生嚴格法律定義上的「性關系」,以此逃避向聯邦大陪審團作偽證的嚴重法律後果。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詞屬於在不知道自己憲法權利的情況下被迫自證其罪,那麼這種供詞在法庭上是不能作為犯罪證據引用的。這一規定源於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決。
二、米蘭達案與「米蘭達告誡」
1963年,一個23歲名叫恩納斯托·米蘭達(Ernesto Miranda)的無業青年因涉嫌強奸和綁架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隨即對他進行了審訊。在審訊前警官沒有告訴米蘭達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自證其罪。米蘭達文化不高,這輩子也從沒聽說過世界上還有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這么個玩藝兒。經過兩小時的審訊,米蘭達全招了,並且在供詞上簽了字。亞利桑那州地方法院開庭審理米蘭達案時,檢察官向法庭和陪審團出示了米蘭達簽字的供詞,作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之一。
米蘭達既無職業又無收入,屬於一貧如洗的貧困階層,根本雇不起辯護律師。但是,根據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訴溫賴特案(Gideon 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義務為被控刑事重罪的貧窮被告免費提供律師。於是,主審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爾(Alvin Moore)的公共辯護律師為米蘭達辯護。
這位莫爾律師當時已73歲高齡,而且缺乏刑事案辯護的經驗。在出庭辯護時,他聲稱,根據憲法第6條修正案的條款以及最高法院關於窮人律師權的判例,嫌犯被捕後警方就應立即為其提供律師,但涉案警官卻違反規定,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審訊米蘭達,因此,米蘭達的供詞屬於被迫自證其罪,違反了憲法第5條修正案,這種供詞是無效的。
嚴格地說,莫爾律師的辯護詞是缺乏法律根據的,因為最高法院只是泛泛地規定各州法院應為被控重罪的貧窮被告提供律師,並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細節。究竟是在嫌犯被捕後就應立即為其提供律師?還是當警方審訊時應為其提供律師?或是在法院開庭時才為嫌犯提供律師?對於這些操作性細節,最高法院在判例中並無詳細規定。於是,檢方反過來抓住莫爾律師胡亂解釋最高法院判例的漏洞,論證警方並未違規,米蘭達的供詞屬於合法證據。
庭辯結束後,陪審團判決米蘭達有罪,法官判處米蘭達20年至30年有期徒刑。米蘭達和莫爾律師不服判決,在兩位著名刑事律師幫助下終於將此案逐級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裁決地方法院的審判無效。最高法院的理由是: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自證其罪)不僅適用於正式法庭審判,而且同樣適用於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場合。由於涉案警官在審訊米蘭達之前沒有預先告訴他應享有的憲法權力,所以米蘭達的供詞屬於「非自願供詞」,這種供詞在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最高法院強調:警方強制性的關押和審訊環境對犯罪嫌犯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為了防止出現刑訊逼供或恐嚇成招,司法程序應當從一開始就對嫌犯的憲法權利予以有效保障。
實際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聯邦司法部下屬的聯邦調查局(FBI)就已開始施行類似「米蘭達告誡」的規則。1964年,針對各州和地方警務人員罔顧程序、濫用權力現象遠比聯邦調查局為甚的嚴重問題,最高法院在馬洛伊訴霍根案(Malloy v.Hogan,1964)的判決中宣布,憲法第5條修正案關於「不自證其罪」的條款屬於憲法第14修正案中各州應遵循的「正當法律程序」的一部份,嫌犯的「非自願供詞」在州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
但是,究竟什麼樣的供詞屬於「非自願供詞」?各州警方應如何在日常執法過程中防止出現「非自願供詞」?對於這些細節,最高法院未予詳細說明和具體解釋。這樣一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美各州警務人員仍然各行其是,玩弄各種花招和借口繼續侵犯公民「不自證其罪」的憲法權利。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多數派決定,借米蘭達案判決之機正式建立一個統一明確、聯邦和各州警務人員都必須嚴格遵守的聯邦法規,程序性地保護所有犯罪嫌犯的沉默權。
在美國憲政史上,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裁決一般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則性規定。可是,在米蘭達案中,由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1953—1969任職)親自執筆撰寫的法院判決書卻一反常規。像耐心的老爺爺教悔調皮搗蛋、屢教不改的小頑童一樣,沃倫法官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向全美警務和執法官員詳細而具體地規定了在審訊犯罪嫌犯時所必須嚴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細則。沃倫法官提出:實施逮捕和審訊嫌犯時,警方應及時宣讀下列提醒和告誡事項:第一,告訴嫌犯有權保持沉默;第二,告訴嫌犯,他們的供詞將會用來起訴和審判他們;第三,告訴嫌犯,在受審時有請律師在場的權利;第四,告訴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師,法庭將免費為其指派一位律師。這些源自憲法第5和第6條修正案的規定後來被統稱為「米蘭達告誡」。亨特警官在電視連續劇中那段一再重復、令人費解的台詞即是源於最高法院的此項規則。
參與審理米蘭達案的福塔斯大法官(Abe Fortas,1965—1969任職)後來回憶說:「米蘭達裁決完全是沃倫的決定。」在分析和討論案情時,沃倫法官根據自己長期擔任基層檢察官的經歷,耐心地說服其他幾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觀點。他堅持認為,只有施行「米蘭達告誡」,才能有效地約束和限制警方權力,防止警察對嫌犯進行刑訊逼供和精神恐嚇,有效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憲法權利。在判決書中,沃倫法官特意引用很多警方執法犯法的具體事例,詳細地說明和解釋施行「米蘭達告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即使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中,這一越俎代庖、驚世駭俗的聯邦法規也引起了很大爭議。持反對意見的哈蘭大法官(John M.Harlan,1955—1971任職)認為:「人人皆知,如果沒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遠無法破案。數量眾多的專家作證表明,警方提審案犯,獲取口供,對於控制犯罪非常重要。」「鑒於犯罪行為的社會代價極大,這種新規則只配稱之為一種危險的實驗。」少數派的懷特大法官(Byron R.White,1962—1993任職)宣讀異議時情緒頗為激烈地表示:「最高法院的新規則將把殺人犯、強奸犯和其它罪犯送回大街,送回產生犯罪的環境之中,讓罪犯在興高采烈之時重復罪行。」
在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沃倫大法官無疑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人人身懷絕技,個個身手不凡,他們有的是出類拔萃的法學家,有的是名震四方的大律師,有的是譽滿全美的聯邦巡迴法院法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批評的那樣,有些大法官幾十年來或身處高高在上的法律殿堂,或埋頭於艱深奇奧的法理象牙塔,常常不食人間煙火。而沃倫法官的經歷則極為特殊,他實際上只是一個「行政幹部」出身的「外行」。(沃倫擔任首席大法官之初,當最高法院召開例行院務會議討論案件審理的具體問題時,他讓資歷最深的布萊克大法官主持會議,自己只是坐在一邊「旁聽」。一個月後,沃倫法官才開始親自主持院務會議。)然而,幾十年來擔任基層地區檢察官、州司法部長和州長的獨特經歷,使沃倫對各級政府檢察部門和警方內部的黑暗、腐敗和犯罪的內幕洞若觀火、深惡痛絕,對下層百姓的疾苦知之甚詳、深感同情。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後,他主持做出了一系列震撼全美的重大司法判決,嚴格地限制警方權力,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權利的憲法保護,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產生了極大影響。
在其名著《普通法》一書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1902—1932任職)精闢地指出:「法律的生命從來就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所謂經驗,顯然包括法律、政治、歷史、社會和法官個人的經驗。一般而言,司法判決並不是一個運用邏輯和法理辨明大是大非、尋求永恆真理和絕對正義的思辨和推理過程,只能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不同的利益和價值沖突之間尋求一種動態性平衡,很難做到面面俱到,皆大歡喜。實際上,在錯綜復雜的人類社會中,任何司法裁決都不可能滿足單一的利益和價值追求——如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等,只能是一種多元利益和多元價值觀的綜合平衡。
三、大法官是不是有毛病?
沃倫大法官積極推動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幾十年來在美國社會中一直毀譽參半。很多人抱怨說最高法院為犯罪嫌犯提供了過份的保護。美國法律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罪犯的人權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權更重要,保護壞人好像比保護好人還要優先,針對警方的清規戒律好像比打擊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規還要多,而美國律師則精於顛倒黑白和鑽法律漏洞,再加上美國獨有的陪審團制度,使美國法院的司法判決常常淪為全世界的笑柄。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社會犯罪問題的日益嚴重,絕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政府亂世用重典,加大執法力度,從重從快打擊暴力犯罪。可是,美國最高法院對民眾的呼聲卻好像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不但不順從民意,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待犯罪嫌犯簡直就是「愛你沒商量」。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Mapp v.Ohio,1961)案中裁定:警方非法搜查取得的證據在州法院的審判中一概無效。1972年,最高法院在阿傑辛格訴漢姆林(Argersinger v.Hamlin,1972)案中裁定:法院也應為被控刑事輕罪的貧窮被告免費提供辯護律師。人們禁不住犯尋思,最高法院里的大法官們是不是都有點兒毛病啊?
美國最高法院有幾位開明派大法官的確有「毛病」,而且病根兒淵遠流長。在美國歷史和文化的深處,深藏著對官府的極度不信任、對警察濫用權力的極度恐懼和對司法腐敗的高度警覺。熟悉歷史的人知道,美國人的祖輩當年在歐洲大陸飽受專制暴政之苦,不得不離家出走,漂洋過海,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來到新大陸。當他們踏上北美大地之時並沒有發現遍地黃金,生活甚至可以說是極度艱辛,但他們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自由,多數人通過奮斗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正因如此,他們再也無法忍受任何騎在小民百姓頭上橫行霸道的專制政府,為了保護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操起傢伙事兒就跟英王的軍隊開打。
美國的天下是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但是,美國的長治久安卻是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和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用腦袋瓜思考出來的。托馬斯·傑弗遜當年主持起草了影響深遠的《獨立宣言》,詹姆斯·麥迪遜則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
什麼是憲法?用句通俗的話來解釋,憲法就是管政府的法。為什麼要管政府呢?因為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都有權,而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說白了吧,因為手握大權,所以政府里的各級官員有可能全都是潛在的壞蛋和腐敗分子,是潛在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所以,法律要管的首先應當是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其次才是社會上的犯罪分子。所謂加強法治,首先應當是從制度上約束和限制政府官員的權力,是從制度上防止統治者和執法者無法無天、胡作非為。如果統治者和執法者循規蹈矩,遵紀守法,司法者秉公判案,一視同仁,那麼防止被統治者造反鬧事則易如反掌。
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官府和警察干壞事或者「好心干壞事」的本事絕對要比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納粹德國當年沒費啥勁兒就屠殺了6百萬猶太人;中國大陸從1957年反右擴大化到文革十年動亂,陷入如山的冤、假、錯案和政治迫害之中的民眾一不留神就達數千萬之多,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遭受了空前可怕的破壞。
想當年,為了從制度上解決問題,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規定了很多約束政府的基本原則,諸如天賦人權、限權政府、主權在民、三權分立與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軍隊等。但是,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這些原則很多都是虛的。比如,如果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和新聞監督,三權分立與制衡實際上仍然很難防止官官相護、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仍然有可能蛻變為多黨勾結、三權合謀的黑暗王朝。天賦人權、限權政府等立憲原則可以在小資沙龍里吹得天花亂墜,唾沫星子亂濺,可是,如果執政黨中的貪官污吏與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結,大搞司法腐敗,任意編造罪名,把在野黨的頭頭腦腦和控告官府的小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訊逼供,秘密審判,殘酷迫害,你是一點兒轍也沒有的。一句話,如果沒有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具體而有效的保障,憲法中的高調和好詞兒全是白扯!
❹ 英美法系著名的大法官,越多越好,並且要註明其代表作,最好還有優秀的有關庭辨的書籍
美國:本傑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
❺ 法官都用什麼書
不用這著急吧,你至少還要等一年才有可能當上助審,你還是先干好書記員的活吧
❻ 在古代英國亞瑟王時代 大法官 什麼書
在古代英國,大法來官非常仰慕王後自美麗迷人的胸脯,但他知道猥褻王後的代價是死亡。他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了亞瑟王的御醫。御醫答應幫他實現他的願望,作為代價,大法官答應付給御醫一千金幣。
於是,御醫配製了一種癢癢水。一天,趁王後洗澡時,把癢癢水抹在了王後的胸罩上。王後穿上衣服後,感到胸脯奇癢難忍。亞瑟王急忙傳御醫給王後看病。御醫說這是一種怪病,要解癢,只有用一個人的唾液,要讓這個人在王後的胸脯上舔四個小時,這個人便是大法官。
亞瑟王急傳大法官進宮為王後治病。御醫已經把解癢的葯放在了大法官的嘴裡。於是,大法官終於實現了他長久以來的願望,在王後美麗的胸脯上足足舔了四個小時。大法官過足了癮,王後的病也治好了。
大法官回到家裡,御醫趕來向他索要報酬。大法官已經過了癮,而且知道御醫肯定不敢把事情的真相稟報國王,於是便想賴帳。御醫忿忿地離去,發誓要讓大法官付出代價。
❼ 民事審判庭法官需要備什麼書
法院審理民事案件 審理前的准備
第一百二十五條 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內將起訴狀副本發送被告,被告應當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答辯狀。答辯狀應當記明被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答辯狀之日起五日內將答辯狀副本發送原告。
被告不提出答辯狀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
第一百二十六條 人民法院對決定受理的案件,應當在受理案件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中向當事人告知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或者口頭告知。
第一百二十七條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當事人對管轄權有異議的,應當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應當審查。異議成立的,裁定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異議不成立的,裁定駁回。
當事人未提出管轄異議,並應訴答辯的,視為受訴人民法院有管轄權,但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規定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八條 合議庭組成人員確定後,應當在三日內告知當事人。
第一百二十九條 審判人員必須認真審核訴訟材料,調查收集必要的證據。
第一百三十條 人民法院派出人員進行調查時,應當向被調查人出示證件。
調查筆錄經被調查人校閱後,由被調查人、調查人簽名或者蓋章。
第一百三十一條 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可以委託外地人民法院調查。
委託調查,必須提出明確的項目和要求。受委託人民法院可以主動補充調查。
受委託人民法院收到委託書後,應當在三十日內完成調查。因故不能完成的,應當在上述期限內函告委託人民法院。
第一百三十二條 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參加訴訟。
第一百三十三條 人民法院對受理的案件,分別情形,予以處理:
(一)當事人沒有爭議,符合督促程序規定條件的,可以轉入督促程序;
(二)開庭前可以調解的,採取調解方式及時解決糾紛;
(三)根據案件情況,確定適用簡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
(四)需要開庭審理的,通過要求當事人交換證據等方式,明確爭議焦點。
❽ 看書上說美國的司法是獨立的怎樣的獨立呢
美國的司法是獨立的。抄
美國為了保障民主自由,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也就是立法權(國會,地方議會)行政權(總統、白宮,地方政府),司法權(首席大法官,各級法院)互相獨立,互不幹涉,互相制衡。
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稱三權分治,有法國孟德斯鳩提出,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其核心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具體到做法上,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權力分屬三個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機構,由三者互相制衡。是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廣泛採用的一種民主政治思想。
分權的目的在於避免獨裁者的產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員均集立法、執法(行政)、司法三大權於一身,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即使在現代,立法、運用稅款的權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願的議會中,司法權的獨立在於防止執法機構濫權。
❾ 法官應該讀些什麼書
在法院系統開展「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活動,這是一個非常英明和睿智的決策。作為一名法院工作人員,更有責任參與其中,不論是從職業的角度,還是從個人修養的角度,都有很好的滋養和校正作用。 作為從事審判和執行工作的法院幹警要具有過硬的法律專業知識,深刻領會立法原則和精神,在法律滯後和法律有空白的情況下,要善於運用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釋,以精湛的專業知識和深厚的人文關懷去正確運用法律原則、正確運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權彌補法律空白,做出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和發展的公正裁判,樹立起法律的權威。所以說法官不可能天生就是法官,而要成為明辨是非的法官,就必須堅持不斷的學習。 美國著名法官和法學家漢德曾經給法官開出了一個應讀書目的作品和作者名單,其中不僅包括法律專業的書,還包括許多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學名著。對這些著作的閱讀,會讓一個法官充實知識,開闊視野,陶冶情操,深化對人性的理解,進而提升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平。所以,法官必須樹立全面學習的觀念。通過全面學習,做到博而專、精而深。此外,法官的知識與技能的修養更是終身性的。 因此,作為法官,我認為首先需要閱讀的是法律專業的書籍和報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報》、《人民司法》以及它的(案例)和(應用)、《司法文件選》等,深刻領會法律的真諦。隨時掌握各種法律規定在不同時期的解釋以及適時地補充規定;其次,還要讀時政方面的書,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選、講話,國家政策解讀,了解時政新聞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再次,讀經濟的書,尤其對於從事民商審判的法官而言,此項內容決不可或缺,當前尤其要關注後金融、經濟危機的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動向。了解這方面的知識我們不妨重讀《資本論》,從中學習市場經濟中資本的作用、僱傭勞動、剝削與貧困、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世界歷史和階級斗爭等等,都有精彩論述。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時期法官,很有必要重讀《資本論》,從中學習知識、思考問題、吸取營養、獲取經驗;第四,應讀文學方面的書籍,對我們了解社會,了解人性,了解民生有很大的幫助.。四大經典名著是中華民族的珍寶,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我認為,陝西作家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人生》、《白鹿原》、《廢都》、《秦腔》等都值得一讀。 因此,我們法院幹警無論工作多麼繁忙,都要擠出時間,靜下心來,閱讀書籍。古人言「磨刀不誤砍柴工」,在書籍中、在傳統文化的經典論述中可以找到很多的靈感與啟悟,吸取古代廉政文化的精髓。以便是我們更加明理增智、防腐養德。培根曾言;「讀書是為了娛樂,裝飾和增長才能。其娛樂方面的主要用途在於獨處和隱退之時;其裝飾方面的主要用途在於言說之中;其增長才能方面的主要用途在於對事物的判斷和處理。(作者:隆德縣人民法院 楊濤)
❿ 西方法律判決書中,法官名字後面的J代表什麼
justice of appeal的縮寫,上訴法院法專官屬
In Hong Kong, court proceedings are concted in either English or Cantonese Chinese. Judges of Hong Kong retain many of the English traditions such as wearing wigs and robes in trials.
In writing, the post-nominal letters PJ is used to refer to a permanent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NPJ to a non-permanent judge. In the High Court, the abbreviation JA is used to denote a justice of appeal, and the letter J refers to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