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堂法官

㈠ 打官司被告需要提供身份證復印件嗎

到法院起訴時，不一定需要對方身份證復印件，你提供由公安機關出具的對方戶專籍登記信息也屬是可以的。 《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一十九條 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二）有明確的被告； （...

㈡ 起訴需要提供被告的身份證復印件嗎

不需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起訴狀應當記明下列事項：

1、原告的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聯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聯系方式；

2、被告的姓名、性別、工作單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住所等信息；

3、訴訟請求和所根據的事實與理由；

4、證據和證據來源，證人姓名和住所。

(2)王學堂法官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2、有明確的被告；

3、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

4、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

當事人起訴，首先應提交起訴書，並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相應份數的副本。當事人應在收到受理通知書之日起七天內預交案件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用，如確有困難，可在預交期內向本院提出減、緩、免交的書面申請，逾期不交或者書面申請緩、減、免交未獲批准而仍不預交的，將裁定按自動撤訴處理。

㈢ 法律評論

這是年司法考試卷四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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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給你幾個作參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制與約束
王學堂

據材料，某大學女生甲到國際知名連鎖店乙超市購物，被保安搜身。一審判決被告賠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賠償甲精神損害1萬元。本案最引人關注的是賠償數額，二審僅為一審數額的零頭，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法官自由裁量權也納入了公眾關注的視線。對此，本人觀點有三：

觀點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確有必要。法律具有規范、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適用應當具有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就是體現在對相同或類似的行為應當有相同或類似的處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著漏洞（特別是成文法國家）。主要表現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滯後性。如精神損害賠償相當長時間內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而不被借鑒。同樣，對該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損害賠償應當明碼標價、定額化，基於這種議論，最高司法機關在司法解釋的草案中，也曾經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事實上，這是不合適的。因為社會中的人和事都是具體的、生動的，千變萬化，情況各異，即使對同樣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損害要素的多元性、易變性、難測性等，決定了法律無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規定得詳盡無遺，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水平不一，要在全國制定統一的賠償標准顯然是不現實的。普遍的法律規范和個案處理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距離，這是自由裁量權存在的現實基礎。丹寧勛爵將之形象地比喻為：「法官絕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是他可以也應該把皺折熨平。」

觀點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權有其內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其優勢是自由性，其內在缺陷也在於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細、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立法思想指導下，我國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著規范不詳、彈性極大、可操作性差的問題，導致法官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本案中的1萬元和11萬元，正是其具體表現之一，極易造成司法之隨意性進而膨脹為司法專橫，直接損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乃至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最終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破壞我國法制的統一，有損於司法機關的形象及權威，有悖於司法機關的性質和宗旨。這也是公眾對司法進行指責的口實之一。波斯納將法官自由裁量權比喻為「黑箱」；英國法學家戴西也認為自由裁量是一種專斷的權力，與法治原則是不相容的。因為法治要求行為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對其局限性必須有充分認知。

觀點之三，規制與約束，自由裁量權的必由之路。必須承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是法官行使司法權力的一種常態，法律適用中同時並存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可測性與不可測性等特點，決定著適用法律也必然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並存。只要我們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涵義及內在缺陷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然後設計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監控制度來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權發揮最大效用，正如肖揚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間，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有機統一」，上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運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司法經驗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斷行為進行監督，使不正當運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得到糾正。這種監督實際上是職業法官之間在共同的知識背景下所進行的一種專業性對話與交流。

但必須要申明，只要一審法院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未超過合法、合理范圍的，二審法院就應當尊重一審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如無新的事實依據，不得擅自改變其審判結果，而不是本案的結果。
或許，這正是本案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二、 私力救濟的底線

陳定良

近年來，「商家搜身案」屢屢見諸報端，卻屢「批」不止。人們或大力鞭撻，主張加大懲罰力度，規范商家行為；或大聲疾呼，要求廣大消費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強維權意識。輿論似乎成一邊倒的趨勢，共同將矛頭指向了那被認為是「強勢」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們除了承受點輿論壓力或賠點錢外，似乎也並無進一步的舉動，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發生著，人們不禁感到困惑……。作為一名從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話不離本行」，從法律的角度談談對這類案件的看法。

我認為，要杜絕此類現象發生，除了涉及司法審判以及消費者維權以外，還涉及商家的觀念轉變問題，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濟以及私力救濟的底線的問題。一般認為，私力救濟是人類幼年時期盛行的制度，在現代文明昌盛時期，原則上是禁止私力救濟的。但是，考慮到私力救濟迅速、及時的特點，在私法領域，各國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況下的私力救濟制度。具體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當中，在商場、超市林立，盜竊現象又比較嚴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門出警不太現實，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圍內實施私力救濟。我以為，如果商家有確鑿的證據懷疑顧客實施了盜竊行為時，可以採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護，如適當的詢問或在顧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開其背包、購物袋進行查看，但是在實施上述行為時，需要把握一個底線，那就是對消費者不能採取任何強制措施，不管是行為或是言語上，尤其是不能採取非法拘禁、暴力毆打、威脅或逼迫脫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當場抓獲」也應該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及時扭送公安機關處理，而不能濫用私刑。法院在審理此類民事案件時，一方面應當在把握「人身權優先於財產權」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個案情形，加大對消費者一方權益的保護，從而從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對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另一方面，應該區分情形，合理地判斷商家的自我救濟行為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確定加重、減輕或免除其相應的民事責任，達到公平、正義的目的。具體到「甲女大學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認為一審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擔11萬元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比較妥當。

來源：人民法院報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
女大學生甲是否受到連鎖店乙的強迫而脫去內衣，對賠償數額的認定將有著重大的影響。一、二審法院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決。分歧的關鍵在於舉證責任的分配：一審法院適用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推定乙強迫甲脫衣的事實成立；二審法院則堅持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證據規則，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原告，並最終因原告未充分舉證而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不成立。筆者認為，一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正確的，依據證據規則，應當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成立。

首先，當事人的舉證條件決定了本案應適用舉證責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雖然僅僅列明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幾種情形，但同時設定了彈性條款。《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本案即應適用該條的規定。縱觀本案事實，甲一個人到乙連鎖店購物，其事先不可能預見到糾紛的發生，也不可能事先為取證做必要的准備。在被帶進經理室後，甲孤身一人，更是喪失了獲取證據的條件。而乙作為連鎖店的經營者，物品失竊可以說是其經營損失的一部分，乙對此應當有所預見。與消費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條件通過安裝監控設備等手段固定證據。在甲被帶進乙的經理室後，乙更是處於絕對的控制地位。在消費者甲根本不具備舉證條件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規定》第七條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張的被強迫脫衣的事實存在。

其次，連鎖店乙的侵權行為決定了其應當承擔更重的舉證責任。本案中，連鎖店乙因懷疑消費者甲盜竊物品而對甲進行了搜身，「爭執過程中引來眾多顧客圍觀」，隨後又將甲帶進乙的經理辦公室進行盤問。乙的上述行為嚴重侵犯了甲的名譽權及人格權。正是乙的違法行為，使得甲被迫進入了經理辦公室這一特定的封閉場合，使得室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無法查清。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實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乙無法充分舉證，則其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不利的後果。

最後，舉證責任的倒置有利於敦促乙改進安保措施。法院的判決，不僅要注重其在個案中對當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對類似糾紛的防範作用。人民法院運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將使更多的營業機構認識到，留置消費者進行盤問並非解決問題的良策，從而敦促其改進安保措施及解決糾紛的手段，學會以合法文明的方式與顧客相處。（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

「女大學生超市搜身案」，一審法院判決超市賠償女大學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卻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改判超市賠償精神損害1萬元。由此引發了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思考。

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適用於民事、刑事等各個領域。比如民法通則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變更或撤銷；刑法分則中，許多條文都授予了法官對量刑的自由裁量權。法律為法官設置自由裁量權的目的在於，把簡單的、原則的法律規定靈活地應用到復雜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去，以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為適應多變的社會生活，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非常必要的，問題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在哪裡。

我認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第一道邊界是法律，如果法律為自由裁量設置了明確的界限和范圍，法官必須在法定的限度內行使權力，不能越界，否則，危害甚大。比如試題中，原告起訴的賠償數額是10萬元，一審法院的法官卻自由裁量，判決被告賠償11萬元。這一判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不告不理」原則。這樣的判決將會從根本上侵蝕我們的司法制度。還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處被告人刑罰，顯然是一個錯誤判決。可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底線是法律。

然而，僅有法律作為自由裁量權的邊界是遠遠不夠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內的隨心所欲，還必須受到社會常理和人們普遍觀念的約束。後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為對普通民眾而言，由於對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斷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行使得是否合理妥當時，往往不會在乎判決的結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決被告賠償的數額超過原告的訴求，除了法律專業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沒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會認為法院的做法有問題，反而會覺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人們覺得這一結果是合理的。同樣，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卻怎麼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討個「說法」，派出所為什麼要把村長抓走。秋菊的困惑在於，盡管派出所是依法辦案，在秋菊看來卻是不合理的。對他們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無關緊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麼，是不是說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於不顧呢？當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內的自由裁量要盡可能做到符合社會理性、社會公眾的認知水平，只有這樣，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試題中，二審判決把精神損害賠償改判為1萬元，盡管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但卻遭到社會的質疑，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性的懷疑，就是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帶來的負面影響。司法的結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原則，更要經得起社會公眾的檢驗，只有這樣，法官才能真正成為正義的守護神。（郭發產）

五、 淺議人格權的保護

乙超市對甲的非法搜查行為（不管是否進行了強制搜身）在廣為傳播後給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很明顯乙超市的行為已嚴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應承擔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這是因為，自然人不僅是肉體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豐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權利。所謂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動、心理生活。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體健全更重要。因此，保護人的正當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擾，不使人無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為民法的基本任務之一。保護之道首先在於肯認人的心理利益權，並且使之明細化和定型化，同時，尚應建立對被害人同質救濟的制度，療治其心理創傷，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復完滿狀態。於是，精神人格權制度應運而生。

具體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對甲進行全身搜查時，無論其是否強令甲脫去了內衣，都已違反了「禁止對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進行非法搜查」的相關法律規定，構成了違法行為。這是因為，人的人身權利或者與人身權利有關的住宅權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除非是有搜查權的人員，經法定機關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進行的搜查。這里的「有搜查權的人員」，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機關中有權進行搜查的人員，「法定機關」就是指有搜查權的司法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機關。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權的部門，其人員也就更談不上是有搜查權的人員了。雖然其認為自己在超市內已張貼告示，保留對顧客進行搜查的權利，但根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可知，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或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時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的規定，如果經營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內容，其內容無效。

其次，乙超市在進行非法搜查行為時主觀方面明顯表現為故意，並對此事件的傳播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在此事件傳播後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根據社會一般經驗和智力水平可以認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為足以給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失眠、頭暈等症狀，以至無法繼續學業。

誠然，心理健康權並不屬於我國現行法律所規定的健康權，也未被單獨列為一類權利，但這並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護，因為，民法設立的具體精神人格權類型，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況且，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中已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業保安的許可權

企業保安是協助公安機關維護社會秩序，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重要力量，在現代社會管理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與預期作用相左的是，實踐中，企業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權利的事件卻時有發生。具體到本案，超市一方的違法之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保安阻攔甲並強行將其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2）讓女工作人員對甲強制搜身；（3）在超市內張貼告示，聲稱保留對顧客搜查的權利。這些行為的共性在於，三者均為超市的保安措施，並且均超越了企業保安的應有許可權，最終造成了對甲人身權利的侵犯、人格尊嚴的侮辱。

關於企業保安的許可權范圍或說職責范圍，現行法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在規范層面只有部委規章以及一些地方規章對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關於保安服務公司規范管理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規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經濟特區企業事業單位保安工作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深圳市規定》）等。其中《公安部規定》第十三條規定，保安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1）剝奪、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體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證件、合法財產；（3）辱罵、毆打他人或者教唆毆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強行將甲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的行為限制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這般的保安措施不僅與《公安部規定》不符，並在根本上構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違背。

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根據上述兩條規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權利為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非經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嚴體現了公民基於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對自己社會價值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對之辱沒。企業保安不等於公安機關，其職責僅限於協助公安機關維持社會秩序。且不說本案之中甲開始只是被懷疑為「攜帶了未結賬的商品」（結果證明是一種無端的猜測），即便其竊取商品被當場發現，保安以及相關的工作人員也無權私自對其進行人身限制並強制搜身，而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將事情交由公安機關處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當處於優位保護的地位。為減少甚至杜絕以「保安」的名義對其橫加踐踏的事件，當務之急應以法律的形式對企業保安人員的權責作出明確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規定》位階偏低的局限；同時，立法應對企業保安人員的培訓、考核以及錄用等問題作出規定，以確保保安人員品德優良、業務熟稔、恪盡職守。
（朱建敏）

來源：人民法院報

㈣ 關於非法搜身

這是2005年司法考試卷四的題目。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還是在校學生。
你可以去購買司法考試歷年真題詳解，裡面的講解非常詳細。要過司考，必須看真題。

下面，給你幾個作參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制與約束
王學堂

據材料，某大學女生甲到國際知名連鎖店乙超市購物，被保安搜身。一審判決被告賠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賠償甲精神損害1萬元。本案最引人關注的是賠償數額，二審僅為一審數額的零頭，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法官自由裁量權也納入了公眾關注的視線。對此，本人觀點有三：

觀點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確有必要。法律具有規范、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適用應當具有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就是體現在對相同或類似的行為應當有相同或類似的處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著漏洞（特別是成文法國家）。主要表現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滯後性。如精神損害賠償相當長時間內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而不被借鑒。同樣，對該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損害賠償應當明碼標價、定額化，基於這種議論，最高司法機關在司法解釋的草案中，也曾經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事實上，這是不合適的。因為社會中的人和事都是具體的、生動的，千變萬化，情況各異，即使對同樣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損害要素的多元性、易變性、難測性等，決定了法律無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規定得詳盡無遺，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水平不一，要在全國制定統一的賠償標准顯然是不現實的。普遍的法律規范和個案處理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距離，這是自由裁量權存在的現實基礎。丹寧勛爵將之形象地比喻為：「法官絕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是他可以也應該把皺折熨平。」

觀點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權有其內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其優勢是自由性，其內在缺陷也在於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細、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立法思想指導下，我國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著規范不詳、彈性極大、可操作性差的問題，導致法官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本案中的1萬元和11萬元，正是其具體表現之一，極易造成司法之隨意性進而膨脹為司法專橫，直接損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乃至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最終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破壞我國法制的統一，有損於司法機關的形象及權威，有悖於司法機關的性質和宗旨。這也是公眾對司法進行指責的口實之一。波斯納將法官自由裁量權比喻為「黑箱」；英國法學家戴西也認為自由裁量是一種專斷的權力，與法治原則是不相容的。因為法治要求行為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對其局限性必須有充分認知。

觀點之三，規制與約束，自由裁量權的必由之路。必須承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是法官行使司法權力的一種常態，法律適用中同時並存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可測性與不可測性等特點，決定著適用法律也必然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並存。只要我們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涵義及內在缺陷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然後設計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監控制度來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權發揮最大效用，正如肖揚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間，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有機統一」，上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運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司法經驗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斷行為進行監督，使不正當運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得到糾正。這種監督實際上是職業法官之間在共同的知識背景下所進行的一種專業性對話與交流。

但必須要申明，只要一審法院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未超過合法、合理范圍的，二審法院就應當尊重一審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如無新的事實依據，不得擅自改變其審判結果，而不是本案的結果。
或許，這正是本案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二、 私力救濟的底線

陳定良

近年來，「商家搜身案」屢屢見諸報端，卻屢「批」不止。人們或大力鞭撻，主張加大懲罰力度，規范商家行為；或大聲疾呼，要求廣大消費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強維權意識。輿論似乎成一邊倒的趨勢，共同將矛頭指向了那被認為是「強勢」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們除了承受點輿論壓力或賠點錢外，似乎也並無進一步的舉動，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發生著，人們不禁感到困惑……。作為一名從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話不離本行」，從法律的角度談談對這類案件的看法。

我認為，要杜絕此類現象發生，除了涉及司法審判以及消費者維權以外，還涉及商家的觀念轉變問題，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濟以及私力救濟的底線的問題。一般認為，私力救濟是人類幼年時期盛行的制度，在現代文明昌盛時期，原則上是禁止私力救濟的。但是，考慮到私力救濟迅速、及時的特點，在私法領域，各國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況下的私力救濟制度。具體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當中，在商場、超市林立，盜竊現象又比較嚴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門出警不太現實，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圍內實施私力救濟。我以為，如果商家有確鑿的證據懷疑顧客實施了盜竊行為時，可以採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護，如適當的詢問或在顧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開其背包、購物袋進行查看，但是在實施上述行為時，需要把握一個底線，那就是對消費者不能採取任何強制措施，不管是行為或是言語上，尤其是不能採取非法拘禁、暴力毆打、威脅或逼迫脫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當場抓獲」也應該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及時扭送公安機關處理，而不能濫用私刑。法院在審理此類民事案件時，一方面應當在把握「人身權優先於財產權」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個案情形，加大對消費者一方權益的保護，從而從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對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另一方面，應該區分情形，合理地判斷商家的自我救濟行為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確定加重、減輕或免除其相應的民事責任，達到公平、正義的目的。具體到「甲女大學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認為一審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擔11萬元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比較妥當。

來源：人民法院報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
女大學生甲是否受到連鎖店乙的強迫而脫去內衣，對賠償數額的認定將有著重大的影響。一、二審法院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決。分歧的關鍵在於舉證責任的分配：一審法院適用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推定乙強迫甲脫衣的事實成立；二審法院則堅持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證據規則，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原告，並最終因原告未充分舉證而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不成立。筆者認為，一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正確的，依據證據規則，應當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成立。

首先，當事人的舉證條件決定了本案應適用舉證責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雖然僅僅列明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幾種情形，但同時設定了彈性條款。《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本案即應適用該條的規定。縱觀本案事實，甲一個人到乙連鎖店購物，其事先不可能預見到糾紛的發生，也不可能事先為取證做必要的准備。在被帶進經理室後，甲孤身一人，更是喪失了獲取證據的條件。而乙作為連鎖店的經營者，物品失竊可以說是其經營損失的一部分，乙對此應當有所預見。與消費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條件通過安裝監控設備等手段固定證據。在甲被帶進乙的經理室後，乙更是處於絕對的控制地位。在消費者甲根本不具備舉證條件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規定》第七條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張的被強迫脫衣的事實存在。

其次，連鎖店乙的侵權行為決定了其應當承擔更重的舉證責任。本案中，連鎖店乙因懷疑消費者甲盜竊物品而對甲進行了搜身，「爭執過程中引來眾多顧客圍觀」，隨後又將甲帶進乙的經理辦公室進行盤問。乙的上述行為嚴重侵犯了甲的名譽權及人格權。正是乙的違法行為，使得甲被迫進入了經理辦公室這一特定的封閉場合，使得室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無法查清。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實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乙無法充分舉證，則其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不利的後果。

最後，舉證責任的倒置有利於敦促乙改進安保措施。法院的判決，不僅要注重其在個案中對當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對類似糾紛的防範作用。人民法院運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將使更多的營業機構認識到，留置消費者進行盤問並非解決問題的良策，從而敦促其改進安保措施及解決糾紛的手段，學會以合法文明的方式與顧客相處。（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

「女大學生超市搜身案」，一審法院判決超市賠償女大學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卻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改判超市賠償精神損害1萬元。由此引發了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思考。

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適用於民事、刑事等各個領域。比如民法通則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變更或撤銷；刑法分則中，許多條文都授予了法官對量刑的自由裁量權。法律為法官設置自由裁量權的目的在於，把簡單的、原則的法律規定靈活地應用到復雜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去，以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為適應多變的社會生活，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非常必要的，問題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在哪裡。

我認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第一道邊界是法律，如果法律為自由裁量設置了明確的界限和范圍，法官必須在法定的限度內行使權力，不能越界，否則，危害甚大。比如試題中，原告起訴的賠償數額是10萬元，一審法院的法官卻自由裁量，判決被告賠償11萬元。這一判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不告不理」原則。這樣的判決將會從根本上侵蝕我們的司法制度。還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處被告人刑罰，顯然是一個錯誤判決。可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底線是法律。

然而，僅有法律作為自由裁量權的邊界是遠遠不夠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內的隨心所欲，還必須受到社會常理和人們普遍觀念的約束。後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為對普通民眾而言，由於對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斷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行使得是否合理妥當時，往往不會在乎判決的結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決被告賠償的數額超過原告的訴求，除了法律專業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沒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會認為法院的做法有問題，反而會覺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人們覺得這一結果是合理的。同樣，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卻怎麼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討個「說法」，派出所為什麼要把村長抓走。秋菊的困惑在於，盡管派出所是依法辦案，在秋菊看來卻是不合理的。對他們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無關緊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麼，是不是說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於不顧呢？當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內的自由裁量要盡可能做到符合社會理性、社會公眾的認知水平，只有這樣，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試題中，二審判決把精神損害賠償改判為1萬元，盡管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但卻遭到社會的質疑，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性的懷疑，就是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帶來的負面影響。司法的結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原則，更要經得起社會公眾的檢驗，只有這樣，法官才能真正成為正義的守護神。（郭發產）

五、 淺議人格權的保護

乙超市對甲的非法搜查行為（不管是否進行了強制搜身）在廣為傳播後給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很明顯乙超市的行為已嚴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應承擔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這是因為，自然人不僅是肉體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豐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權利。所謂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動、心理生活。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體健全更重要。因此，保護人的正當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擾，不使人無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為民法的基本任務之一。保護之道首先在於肯認人的心理利益權，並且使之明細化和定型化，同時，尚應建立對被害人同質救濟的制度，療治其心理創傷，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復完滿狀態。於是，精神人格權制度應運而生。

具體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對甲進行全身搜查時，無論其是否強令甲脫去了內衣，都已違反了「禁止對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進行非法搜查」的相關法律規定，構成了違法行為。這是因為，人的人身權利或者與人身權利有關的住宅權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除非是有搜查權的人員，經法定機關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進行的搜查。這里的「有搜查權的人員」，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機關中有權進行搜查的人員，「法定機關」就是指有搜查權的司法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機關。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權的部門，其人員也就更談不上是有搜查權的人員了。雖然其認為自己在超市內已張貼告示，保留對顧客進行搜查的權利，但根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可知，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或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時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的規定，如果經營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內容，其內容無效。

其次，乙超市在進行非法搜查行為時主觀方面明顯表現為故意，並對此事件的傳播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在此事件傳播後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根據社會一般經驗和智力水平可以認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為足以給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失眠、頭暈等症狀，以至無法繼續學業。

誠然，心理健康權並不屬於我國現行法律所規定的健康權，也未被單獨列為一類權利，但這並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護，因為，民法設立的具體精神人格權類型，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況且，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中已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業保安的許可權

企業保安是協助公安機關維護社會秩序，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重要力量，在現代社會管理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與預期作用相左的是，實踐中，企業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權利的事件卻時有發生。具體到本案，超市一方的違法之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保安阻攔甲並強行將其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2）讓女工作人員對甲強制搜身；（3）在超市內張貼告示，聲稱保留對顧客搜查的權利。這些行為的共性在於，三者均為超市的保安措施，並且均超越了企業保安的應有許可權，最終造成了對甲人身權利的侵犯、人格尊嚴的侮辱。

關於企業保安的許可權范圍或說職責范圍，現行法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在規范層面只有部委規章以及一些地方規章對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關於保安服務公司規范管理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規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經濟特區企業事業單位保安工作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深圳市規定》）等。其中《公安部規定》第十三條規定，保安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1）剝奪、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體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證件、合法財產；（3）辱罵、毆打他人或者教唆毆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強行將甲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的行為限制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這般的保安措施不僅與《公安部規定》不符，並在根本上構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違背。

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根據上述兩條規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權利為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非經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嚴體現了公民基於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對自己社會價值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對之辱沒。企業保安不等於公安機關，其職責僅限於協助公安機關維持社會秩序。且不說本案之中甲開始只是被懷疑為「攜帶了未結賬的商品」（結果證明是一種無端的猜測），即便其竊取商品被當場發現，保安以及相關的工作人員也無權私自對其進行人身限制並強制搜身，而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將事情交由公安機關處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當處於優位保護的地位。為減少甚至杜絕以「保安」的名義對其橫加踐踏的事件，當務之急應以法律的形式對企業保安人員的權責作出明確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規定》位階偏低的局限；同時，立法應對企業保安人員的培訓、考核以及錄用等問題作出規定，以確保保安人員品德優良、業務熟稔、恪盡職守。

㈤ 碰瓷是詐騙還是敲詐勒索

碰瓷是詐騙還是敲詐勒索需要根據案例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例如：

案例一：騎車碰瓷被判敲詐勒索

基本案情：

今年7月3日，家住桐柏縣的朱某不慎摔傷手臂，准備去醫院時，突然想起了用碰瓷索要醫葯費的歪點子。

他和表弟謝某合計後，當晚11時許，謝某騎自行車帶著朱某，故意碰上一輛外地牌號的小轎車，朱某倒在地上，大聲喊著「手臂摔傷了」。

兩人威脅車主查某賠付醫葯費，查某被迫答應賠償朱某3000元。由於帶的現金不夠，查某當場給了2000元，然後找機會偷偷報了警。次日凌晨1時許，朱某和謝某在跟隨查某取剩下的1000元時，被趕來的民警抓獲。

判決結果：

辦案法官認為，朱某和謝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威脅、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民私人錢財，已構成敲詐勒索罪，分別判處二人有期徒刑1年3個月。

案例二：碰瓷被判詐騙罪

基本案情：

鄭遠是廣東人，2018年3月，他來到上海，跟著一個朋友學「碰瓷」，二人在浦東新區一連幹了三起，共騙了6000元。鄭遠學會後，回老家告訴朋友鄭凱和朱鵬，拉他們入伙。三人商議一番決定不去上海，換個城市試試。

2018年5月，三人來到南京。他們分工，先由鄭遠開著租來的車在前方緩慢行駛，朱鵬騎著自行車跟在後面。等後方有車輛准備超車時，鄭遠突然打方向將後車逼停，隨後，朱鵬騎著自行車假裝避讓不及，撞上後車。

等後車車主一頭霧水下來看情況時，朱鵬就把事先准備好的壞手機拿出來，對車主吼道：「你怎麼亂停車，我手機都撞壞了，賠錢！」這個「套路」屢試不爽，中招的車主們都覺得是自己的問題，賠個幾千塊錢了事。

就這樣，鄭遠等人越「碰」越熟練，在秦淮區、江北新區等地流竄，專挑擁擠路段下手。現代快報記者了解到，三人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一共「碰瓷」了11起，騙了26900元。

2018年7月4日，鄭遠和鄭凱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10天後，朱鵬也被抓獲。昨天，六合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

判決結果：

公訴人認為，鄭遠三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共謀實施詐騙，應依法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雖然鄭凱自己認為犯罪情節較輕，但他與鄭遠、朱鵬一起共謀碰瓷事宜，並參與分贓，應當認定為共同犯罪。建議法庭判處他們有期徒刑1年至2年6個月，並各處罰金2萬至3萬元。

(5)王學堂法官擴展閱讀：

開車碰瓷或犯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果採用開車碰瓷的方式，有可能觸犯更重的罪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該罪起點是3年有期徒刑，最高直至死刑。

2009年11月，鄭州市惠濟區法院就以該罪名對專挑外地車碰瓷的5名被告人處以3年6個月至10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此案也被稱為鄭州首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碰瓷者刑責的案件。

該案主審法官在受訪時稱，被告人駕車碰瓷，對方為了避讓，極易造成車毀人亡或危及其他車輛安全，這種行為嚴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該法官認為，駕車碰瓷從目的上看涉嫌敲詐勒索，但從手段看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因此駕車碰瓷的行為符合刑法中「牽連犯」的特徵。對牽連犯的處理，我國實行擇一重罪處斷原則，對駕車碰瓷者，應以量刑更重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河南商報-騎車碰瓷是詐騙還是敲詐勒索

人民網-馬路「碰瓷」又有新套路

㈥ 判決書可否寫入合議庭或審委會不同意見(否定說)

判決書可否寫入合議庭或審委會不同意見 （部分讀者討論意見——否定說） 甘肅省民勤縣人民法院：劉文基 筆者認為，判決書的法律地位、法定格式及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性質，不允許在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 首先，民事判決書的法律地位不允許在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民事判決書是人民法院通過對民事案件的審理，按照法定程序對案件事實進行全面審查的基礎上，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實體問題所作的結論性的判定。民事判決書雖然是合議庭、審判委員會這些審判組織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但它並不是合議庭、審判委員會這些審判組織自身的產物，更不是其中持不同意見的某個合議庭組成人員或者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個人意見，而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法律對民事案件所作的判定。 其次，民事判決書的法定格式不允許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如上所述，民事判決書是審判組織代表人民法院作出的，代表國家法律的權威，其內容、形式都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判決書應當寫明：（一）案由、訴訟請求、爭議的事實和理由；（二）判決認定的事實、理由和適用的法律依據；（三）判決結果和訴訟費用的負擔；（四）上訴期間和上訴的法院。」而該條並未規定應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爭議意見。判決書要以理服人，依法斷案，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只能削弱而不能強化判決的理由。當然，這並非排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中的不同意見，其應該在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記錄中記得一清二楚。 再次，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性質不允許在民事判決書中寫入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是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判決書的，只有多數意見才是形成判決結果的意見，在判決結果中未被採納的不同意見不是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結論，自然不能寫入民事判決書。從保守審判秘密的角度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也不應該寫入民事判決書。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是保密的，在卷宗裝訂中也應訂入副卷，不允許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包括律師查閱，這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的。而民事判決書則是公開的，許多法院的民事判決書已經上網公布，因此將理應保密的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公布於眾，顯屬不當。 北京市自然律師事務所：墨帥 對於判決書能否公開合議庭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司法裁決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講，都應當力求保持統一性和權威性。公開不同意見，雖然並無多少「技術」上的難度，但終歸有些「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效果」，從長遠來看，它對當事人乃至公眾在司法心理上的影響恐怕是復雜的、難以估測的。 首先，法官的中立地位決定其司法言行應當盡量避免與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發生角色上的交叉甚至錯位。法官作為居中裁判者，在當事人眼中是一個獨立整體，代表著法院形象和司法權威，法官的中立性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唯一性」，即其地位唯一、結論唯一。即便在推導過程中有不同意見，也屬內部或前期論證問題，當其面向公眾發布最終結論時，無論是論證過程還是結論本身，都無法再自行分裂為「兩派」陣勢。事實上，任何案件中都可能產生爭辯，但這種辯論能否簡單地視同「對立」，或有必要公之於眾，都是值得商榷的。法官的中立地位決定其公眾角色不宜分化。如果法官也像雙方律師那樣各執己見，似有代行律師職責之嫌。雖然公眾從不同意見中看到了不同法官的斷案思維，但也從中瞥見了司法內部意見的分化，這可能會給公眾帶來更大的不限於個案而關乎整個法治的迷茫和困惑，從而影響到對判決的認同和接受。在他們眼裡，正義應當是具有唯一表現形式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最終決定其命運的確定性結果，他們甚至寧可相信最終的判決是多數法官「說服」少數法官的結果，也不願坦然接受原本建立在較大爭議基礎上的判決結果。如果上訴人在上訴狀中直接援引異議法官觀點，也難免會讓司法者尷尬。 其次，法庭的三維格局要求每一方的人格立場都應當保持「對外一致」，至少應當是「存內異而求外同」。法庭之上，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各自處於一個特定方位，秉持各自的職責底線和基本訴求，將內部分歧流露於形色乃參與審判之大忌。法庭各方「人格」的統一和立場的堅定是促成其特定訴求或職責實現的基礎。這種審判格局模式是千百年來司法理論和實踐總結出的成果。從哲學和法學的角度來看，對於統一性中所蘊含的沖突性應當盡量內部消解，確實無法彌合裂痕時，則依據表決規則或權能大小，最終服從占據上風者（此時它將被視為正確者）。而法官的意見分化並公開，等於率先打破了法庭「三足鼎立」式的既定格局和均衡狀態，無形中使當事人找到了各自的「外援」，使最為穩定的「三角框架」演變成「四方較量」甚至「兩軍對壘」的模式，這是非常不妥的。 此外，司法的公權性質決定法官的職務行為是代表法院的，法官的意見分化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是個人問題。雖然案件是由法官進行審理判斷的，但其實質上還是在代表法院行使審判職責，將法官個人意見公開，固然有助於強化法官個性色彩，但多少淡化了司法活動的整體性和國家意志性。法官個人意見的爭鋒畢露，對於司法權威和法院形象的樹立恐怕是有負面影響的。 也許有人認為，現代司法審判實踐已證實很難達到「唯一正解」的效果，因而公開不同意見當屬自然。但這里更應當注意到的一個問題是，法官的不同意見，實質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原、被告雙方的對立意見。那麼，更適宜的辦法可能是，法官在裁決書中應當更多體現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的意見，加強對有關意見予以採納或不予支持的說理和分析，這樣更具說服力，更能使當事人服判息訟。 山東省青州市人民法院：王學堂 從兩大法系的傳統看，基於兩大法系傳統文化上的差異，在對待判決書是否應列舉不同的判決意見方面做法不一。在英美法系國家，歷來強調在判決中列舉各種不同的裁判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但目前已有所保留和回歸。這一做法與其實行的法官獨立審判制度是分不開的。而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規定合議庭成員的少數意見或者分歧應當保密，不得對外泄露，不得在判決中註明。如德國和日本則作出嚴格限定，只有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要列出不同的意見，其他法院則未採取此種做法。筆者認可判決書要公開、要說理的觀點。其實，仔細分析北京市一中院公開的合議庭不同意見，筆者認為這更是一個判決書的說理過程。根據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和法律制度等國情因素，雖然在判決書中不宜列舉法官的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但如果在說理過程中，將對立意見進行剖析（分析和論證），並結合法理和法律適用，最終得出判決意見，可能比單純公開兩種不同意見更易讓人接受。這也是在當前司法社會公信力不高的情形下，對法官的一種保護措施和法官自我保護的一種措施。 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法院：陳黎筍 筆者認為，合議庭評議公開不符合我國實際。理由是：1.法官個人意見的保密是司法獨立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於目前我國法官總體素質不高，公開評議容易使得他們不敢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而變得附和多數法官的意見，由此影響法官獨立。2.在我國行政色彩過於濃厚，還未能真正實現「法律至上」原則的社會背景下，審委會和合議庭在某種程序上還承擔了緩沖案件社會壓力的功能，一旦將評議意見公開則辦案壓力過大。3.公開評議的不同意見，會成為一些拒不執行判決和裁定的當事人的借口，從而削弱裁判的權威性，給執行增加難度。4.法律保障機制還有待完善，少數當事人會對持反對意見的法官特別是少數意見的法官懷恨在心，認為是該法官固執己見，導致自己敗訴，因而為法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騷擾和傷害。 江西省上高縣人民法院：鄒小院 對於在判決書公布了合議庭的兩種不同觀點的做法，筆者並不贊成。理由如下： 一是這種做法妨礙了判決書作為一個整體的一致性。一份好的判決書應該是論據充分，論證有力，邏輯嚴密，從而順理成章地得出明確判決結果，使當事人信服。如果在判決書中出現了兩種甚至更多的處理意見，毫無疑問會損害判決書的邏輯結構和整體協調，甚至給人自相矛盾的感覺。 二是這種做法容易導致案件當事人對判決結果產生合理懷疑。本案法官的本意也許是想使當事人更加了解判決結果形成的原因和根據，增加裁判文書的公開透明度，增強判決書的公信力。但是，實踐中很可能會事與願違，起到相反的效果。因為，相對案件當事人而言，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整體，即案件的裁判者。現在連裁判者內部都出現了不同的意見（相對而言，總有一種意見對某方當事人更加有利），說明一方沒有得到支持的某些要求還是有根據的，有些法官是支持的。當事人很自然地就會聯想，為什麼最後的判決不支持我的請求？由此可能導致一些不必要的上訴、申訴甚至上訪。 三是這種做法與法律文書改革的方向並不相符。法律文書改革的方向是增強法律文書的說理性，使人們可以從判決書明確地知道案件處理結果的由來，做到「贏得堂堂正正，輸得明明白白」。這就更加要求法官在法律文書中加強說理論述，而不是在形式上一味求新。筆者以為，以法律為業者對待法律實務問題應該選擇保守，在沒有經過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光靠法官一時的創意就對法律文書進行個性化的創作是很不妥當的。法律職業重在理性思考，並不鼓勵創作。 江西省豐城市人民法院：胡鄉榮 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不宜一律強調應該在判決書中公開。理由是：首先，因當事人受法律水平、法律素質的局限，容易招惹當事人的不當質疑，甚至懷疑法官徇私枉法、錯誤裁判，從而引發上訴率提高，涉訴上訪案件增多，甚至對主審法官打擊報復。其次，公開不同意見，如闡述不清，會造成判決意見難以駁倒不同意見，甚至判決意見反而顯得牽強，容易使社會公眾對法律標准產生迷惑，引起局部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混亂。再次，因法官素質參差不齊，有個別不同意見顯然是錯誤的，而將顯然錯誤的不同意見公開，有損法官整體形象和內部團結。但筆者也不反對在復雜疑難案件中將不同意見在判決書中公開，做得好能起到辨法析理，贏得當事人理解和信任。而前提是：1.必須限於復雜疑難案件；2.必須是主審法官的綜合素質強、法律水平高，對案件有清晰明確的認識，判決理由有較強的說服力。否則弊大於利，不如不公開的好。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房赤敏 判決書是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所反映的案件爭議事實並提供的相關證據，結合法律規定所做出的唯一的法律上的評價。當事人通過訴訟途徑無非想得到一個非此既彼的法律評價，而法院所做的工作也不外乎給當事人一個支持與否的最終結論並說明相應的法律理由。在司法裁判文書中反映合議庭乃至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筆者認為不妥：其一，影響法院判決權威性。裁判文書的判決意見基於少數服從多數而形成。依據訴訟法的合議原則，判決結論系多數人形成的意見，而此多數意見由特定審判人員組成的合議庭所形成。如在裁判文書中反映不同意見，即使多數人形成之意見系確信無疑之結論，但當事人及社會公眾仍有可能形成「如更換合議庭成員，可能會得出不同的審判結論」的假設，由此而導致對法院判決結果的不信服。其二，易導致裁判文書冗長拖沓。我國司法制度追求公正、高效的效果，裁判書應在簡明中體現充分的說理過程。如果在裁判文書中反映不同意見，必然會陳述不同意見及其相關的證據，在論證多數意見的時候必然會駁斥不同意見，並以相關的證據來證明多數意見的正確性、合理和合法性。這除了增加裁判文書的理解難度外，還要耗費一定的訴訟成本。其三，將合議庭乃至審判委員會的不同意見寫入判決書違反我國現有的審判制度。我國現行的訴訟法要求審判公開，但是法律要求合議庭的評議秘密進行。在裁判文書中反映合議庭乃至審委會的不同意見，無異於把合議過程和審判委員會討論過程變相公開，這種做法從一個層面上突破了現有的法律規定。 江蘇省揚中市人民法院：楊雲 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法院並不具備在裁判文書中標明個人意見或列明不同意見的條件，亦不宜取消裁判文書的格式化。理由是：其一，不在裁判文書中公開不同意見不代表不允許存在不同意見。評議秘密原則包括評議過程不公開和每一位參與評議的法官應就評議與表決結果保密，這是建立在合議的基礎上充分討論的結果，只是不將過程公開而已。該過程公開與否與司法腐敗並不存在必然聯系。其二，目前我國司法在公眾心目中的權威性較低，許多公正的裁判面臨著「執行難」的問題。如果其中列出法官的不同意見，則會削弱裁判的權威性，並有可能會為拒不執行判決和裁定的當事人提供借口。其三，當前審判任務繁重，特別是在基層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很突出，很多合議庭審理的案件實際上多是由承辦人自己操作，其他合議庭成員很少發表意見。而對爭議標的不大、分歧不大、事實較清楚的案件簡化裁判文書的體裁，統一制定格式化裁判文書樣式，顯得尤其重要。因該方式操作成本低、效率高、簡潔易行且便於老百姓看懂，對基層法院和法庭仍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