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官生存實例

Ⅰ 今年的畢業生，會遇到哪些難題

2020年，我國畢業生達874萬，考研人數341萬，按照2019年的錄取數約為70-80萬，意味著將近800萬學生在今年要離開校園找份工作，再加上留學回國學生、上年度未就業學生等，近千萬就業人口要解決。而在今年這樣的形勢下，1000萬提供給「職場小白」的崗位從何而來？

一直在保持關注，期待國家能出台真正有幫助的政策緩解當前就業壓力，比如1月底，北京市出台通知，指出「2020屆畢業生簽訂畢業協議時間可延長至年底」，這就意味著到年底教育部都承認7月份畢業生的應屆身份，雖然在落地中還要看企業是否把這批畢業生納入2021校招范圍，但相信這是政府積極支持的第一步。再來分析今天人社部的回應：

人社部：指導用人單位推遲面試簽約時間人社部副部長游鈞：要注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統籌做好畢業招聘、考錄等相關工作，啟動線上招聘活動，開設就業指導的雲課堂，指導用人單位推遲面試、體檢、簽約錄取時間，幫助畢業生順利畢業，盡早就業。

前半段其實沒啥用…… 「統籌工作、線上招聘、就業指導」解決不了就業市場供給遠遠不足的根本問題。

後半段就很關鍵了！ 「指導用人單位推遲面試、體檢、簽約錄取時間」

但……推遲到什麼時候？ 是否能推遲到今年底？ 是否在畢業半年到一年內企業仍然承認應屆生身份，依然納入校招范圍？ 是否能在應屆生落戶上給緩和？

——咦？關鍵的都沒說？馬上3月份了，大部分企業都還沒啟動春招。

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下，本來就風雨飄搖的企業乾脆推遲到四五月份，再加上簡歷篩選、筆試、面試，怎麼也得兩三個月，眼看要跟2021秋招時間重合了。企業會不會選擇放棄折騰，直接啟動2021秋招？在這種形勢下，國家會不會鼓勵企業2021秋招把2020屆畢業生納入招聘范圍？ 一茬接一茬，雖然有點寅吃卯糧的感覺，但感覺也是沒得辦法的辦法了，至少對這屆孩子會好一些。總之，「推遲」這件事兒是好是壞，還得接下來繼續看政策推動手腕是否硬、企業執行落地是否實。

我的觀點：

第一，這件事不能只靠人社部喊口號。管著國企央企招聘指標的是國資委，影響民企的是工商局、發改委，需要各個機構間聯動。一個部門呼籲了半天，別的部門按兵不動，下邊的蝦兵蝦將只能先顧好自己。

第二，這件事不能只靠就業政策，還要有配套的財政、金融等經濟政策。企業也想擴大就業崗位，但很多公司自身也難保呢？ 這個時候啟動宏觀經濟政策支持中小企業非常有必要。目前來看，社保費用階段性減免、失業保險穩崗返還、就業補貼等政策的出台受到各地喝彩，要解決就業源頭問題，首先得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穩企業才能穩崗位。

第三，可預期的就業形勢依然非常不容樂觀。這種消極甚至會蔓延到明年、後年… 如果你是2020年面臨畢業或者之後畢業的學生，一定要清楚形勢，早早練就求職本領，早早做好職業定位，快穩准狠的在就業夾縫之中開出屬於自己的花。

Ⅱ 考法官檢察官的要求一定要過司考和公務員考試嗎

不是的，司考必須考，公務員考試不一定需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的規定：

第十二條 擔任法官必須具備下列條件第七項，初任法官應當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

第十三條 下列人員不得擔任法官：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或者被仲裁委員會除名的；

第十五條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判工作需要，從律師或者法學教學、研究人員等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中公開選拔法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員注冊管理辦法》的規定：第二條依法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員工作執照》（以下簡稱《公證員工作執照》）的公證員，可以執行公證員職務。經公證員統一考試合格並在公證處執行職務的人員，依照本辦法的規定，發給《公證員工作執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的規定：

第十二條擔任檢察官必須具備下列條件第七項初任檢察官應當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

第十三條下列人員不得擔任檢察官：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或者被仲裁委員會除名的。

第十五條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檢察工作需要，從律師或者法學教學、研究人員等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中公開選拔檢察官。

因此，根據任職條件，法官、檢察官都必須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和公證員統一考試。

(2)我國法官生存實例擴展閱讀：

相關規定：

1、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負責初任檢察官人選專業能力的審核。省級檢察官遴選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應當包括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官代表、其他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和有關方面代表，其中檢察官代表不少於三分之一。

2、初任法官一般到基層人民法院任職。上級人民法院法官一般逐級遴選；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可以從下兩級人民法院遴選。參加上級人民法院遴選的法官應當在下級人民法院擔任法官一定年限，並具有遴選職位相關工作經歷。

Ⅲ 如何根據裁判文書寫案例概述

國的裁判文書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訴訟中，適用法律，就案件的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製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件。我國現行的裁判文書包括各類判決書、裁定書和調解書。裁判文書可以說是整個司法文書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人民法院審判活動能否做到司法公正，歸根到底要反映到對案件的處理上，案件的處理則是通過裁判文書反映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指出，裁判文書是「司法公正」的最終載體，是整個審判活動的綜合再現。總之，裁判文書是人民法院最重要的法律文書。
如果說裁判文書式樣是裁判的骨架，語言運用是血肉，那麼說理就是其靈魂。說理也稱論理，指法官或者法院在當事人（刑事案件中包括公訴人）舉證的基礎上，對某一特定案件事實如何認定、如何確定性質、如何分清是非（如何定罪量刑）、如何進行法律推理得出處理結論所發表的法律觀點。概而言之，說理就是在裁判文書中闡明的判案理由。
一、裁判文書說理的特徵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了《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樣本），最高法院同月30日向全國各級人民法院發出通知指出，執行修訂後的文書樣式，改革訴訟文書的製作，要抓住重點，即在加大對證據的分析、認證和增強裁判的說理性這兩個問題上下功夫。這里的重點歸根結底是加強說理。說理指判決理由，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但對判決理由這一概念，不同國家理解不一。在我國它是指法院對案件的看法或對判決結果的法理分析。其特徵如下：
（一）是要害性。人民法院製作裁判文書，不僅是衡量辦案質量的重要標志，也是考察法官素質、檢驗法官審判實踐能力的重要尺度。而裁判文書的核心、靈魂是其說理部分。1999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樣本）》的通知中強調指出：「從總體上看，目前製作水平還不高，主要是裁判文書千案一面，缺乏認證斷理，看不出判決結果的形成過程，說服力不強。」所以，在裁判文書中，說理部分聯系著事實和判決部分，這種承前啟後的紐帶作用決定著其在裁判文書中靈魂地位，重視說理，寫好說理，實在是司法公正的題中之首，應有之義。（楊立傑《論裁判文書的說理》）
（二）是映證性。裁判文書的說理從屬於以審判方式為核心的訴訟制度。映證的是審判程序的啟動、發展和終結脈絡，一般來說有什麼樣的訴訟制度，就有什麼樣的裁判文書，以說理為靈魂的裁判文書是案件審判的忠實反映。
（三）是貫穿性。說理貫穿於裁判文書主文的事實、理由兩部分。裁判文書的事實、理論和結果三大部分相當於邏輯推理的小前提、大前提和結論，一件案件的裁判只有通過取捨證據、確定行為性質後，即通過擺事實、講法理的說理方式，才能做出處理結論。故說理應貫穿於裁判正文的全部內容。
（四）是權力性。說理是法官針對特定案件事實依照法律闡述的觀點，且這種法律觀點對當事人有明顯的影響力。裁判文書的說理依附於審判權的運用，是法律適用的具體形態。沒有審判權的運用，就沒有裁判文書的說理，從這個意義上說，裁判文書的說理是一種權力。
（五）是時限性。法官面對的是具體待決的案件，無論其性質及難易，均不容迴避，且有時限的限制，不如學者的解釋針對想像的事實關系，有充分的自由。
二、裁判文書說理的主體與素材
（一）裁判文書說理的主體應當是法官，而不是法院。對此許多西方國家是毫無疑義的，但在我國則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問題。眾所周知，法院是一種組織，一個機構，本身不可能審判具體案件，只有通過法官的具體審判活動，才能得以實現法院的審判職能，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原則才能得以具體落實和體現。理論上如此，事實上也應當如此。現今，法院獨立行使審判職能多依賴於行政式的工作方式，其案件的決定權存在缺陷，一個案件經過開庭審理之後，裁決意見往往由合議庭報庭長審批，庭長報副院長審批，有的還要由副院長報審判委員會討論，一系列行政式的審批程序，將直接審理案件的主審法官的核心地位掩蓋了。從而使主審法官說理不便、說理不清、說理不夠成為附產品。強化合議庭職能，還權於主審法官，正是當前深入開展的審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之一，而確立主審法官在裁判說理時的主體地位，正是還權於主審法官的必然。最高法院蔣惠嶺先生提出的法官中心論中指出：「我國司法法制現狀離憲法和法律的要求相差太遠，人們包括法官自己，對法官應當在法院中獲得的地位的認識不能夠適應司法職能作用的增長，也不能適應司法改革的需要，不過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法官當然是法院工作的核心。法官一日不成為法院的核心，法院便一日不能全面履行司法職能和贏得公信力，司法職能便一日不能成為依法治國的中堅，而法院一日不能贏得獨立、公正、權威的地位，法治國家便一日不能實現（蔣惠嶺《初論法官中心論》）法官中心論對解決上述說理主體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法官中心論就是要求建立以法官為中心，以審判職能為中心的法院。作為司法制度理論的一部分，法官中心論是法院司法職能得以實現的最基本的要求。」
明確主審法官作為裁判文書說理的主體，有利於促進法官提高辦案水平。法院的眾多案例讓學者或其他人分析得清清楚楚，而法官的裁判文書卻寫得乾巴巴的，其原因之一就是法官說理的功底不夠。在賦予主審法官在判案時給當事人一個「說法」後，作為法官本人自然地被逼上更加刻苦鑽研業務，提高審判水平的路上，因為沒有真才實學，是難以將裁判理由闡述得明明白白。
（二）裁判文書說理的素材。通常情況下，說理是擺事實，講道理，講法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是我國司法活動的一項基本原則。因此，我國裁判文書說理的基本素材應當是事實、法律和法理，當然還以案例、情理為重要補充。
1、依法查證屬實的事實。1999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若干規定》第五條明確規定：「依法公開審理案件，案件事實未經法庭公開調查不能認定。」司法行為是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的，這里所指的事實並非一般事實，而是依法查證屬實的事實。一方面，依法查證的事實就可以且應當作為定案的依據而被法庭采證；另一方面，未經依法證明的事實（除非法律允許推定的事實），則絕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經查證屬實的事實與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時客觀上確實存在的事實，由於無法在法庭上予以證實，便不可以作為司法機關定案的依據。這種實例並不少見。（如被告人確實殺了人，卻無證據證實；原告確定借錢給被告，卻無任何證明債權的證據）此種情況下，司法機關不可能依據無法查實的「客觀事實」予以裁判，而只能依據認定的證據事實予以裁判。我國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訴訟，都是奉行證據裁判主義的，所以只有依據證據規則進行訴訟才是公正的。當然對於具體個案中的當事人來說，訴訟結果可能是「不公正」的，但作為一種訴訟制度，則體現了公正性。此時，裁判說理就要論述這種訴訟制度是如何體現公正性的，這種公正，是一種宏觀上的公正，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減少或避免出現不公正裁判的風險而建立的。
2、法律。通常所說的法律，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理解是指國家立法機關，依照一定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即是法律，廣義的理解，除包括法律，還包括命令、條例、決議、章程等等。作為裁判文書說理的法律應當是廣義上的法律。因為某些命令、條例、決議、章程雖然不得直接引用，但是可在理由部分根據說理需要將其作為判案理由的補充。
3、政策。政策是指國家為實現一定時期的路線，通過一定程序制定的行政准則，它與國家法律關系十分密切。一方面，政策代表了法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政策可在法律適用時填補法律的空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條規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應當遵守國家政策。」
4、法理。法理即由法律根本精神演繹而得之法律一般原則。法律是一門科學，每一法條背後皆有科學基礎即法理。法官在製作裁判文書時，應對所適用法律作出闡釋、論證。這種人們通常稱之為法律推理工作是一個合格的法律家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功。顯然，裁判說理應解釋法律。當案件處理無法可依時，法官可以依原則判案，如民事審判中依賴誠實信用原則處理。此時，判案更需要法官的能動執法，其能動執法的基礎離不開法理。
5、案例。首先應當明確一點，案例不等於判例。判例對大陸法系的法官具有重要的參考或參照作用。在我國，案例（限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案例）雖然沒有取得判例的合法資格，但在司法實踐中的潛在影響有時接近西方判例的影響。
6、情理。「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裁判文書說理時也不例外。值得強調的是，以情理來決獄，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一點從我國流傳至今的古代判詞中即可看出，有時這些判詞中還會出現大段說教、感慨、道德上的憤怒與申斥，先賢聖哲語錄以及具有道德教訓意味的古代故事引述。（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此外，古代官吏屈法律以順人情往往被公眾稱為清官加以頌揚。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法律中原則性條款眾多。今天的法律盡管比古代法律精細多了，但仍不能窮盡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故我們執法雖不應象古代清官那樣屈法律以順人情，但依然要在遵守法律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