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法官的釋明權

① 法官釋明權的行使范圍是什麼

ABCD。

從現行制我國相關法律來說，法官的釋明權可以在對上述所有方面都進行釋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5條第1款規定，法院有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釋明義務。當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時，法官給予當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濟，原本並不違反法律規定，規定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即法官鼓勵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

這樣的規定就是告知當事人訴訟風險、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處分權的釋明）。

還有法官可以對當事人錯誤的法律認識進行釋明，對當事人在辯論的時候，對當事人的辯論內容的明顯錯誤理解進行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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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關釋明權的規定散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等法條和規定中，而沒有統一法律或法規對法官釋明權的概念、行使的范圍、限度和方法等內容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

主要的法律依據是證據規則第三條、第八條、第三十五條。

② 釋明權的司法

立法上的缺陷是指民訴法中關於釋明權制度的規定是相當簡單。釋明權制度的核心是釋明權的范圍。他是法官行使釋明權的法律根據。在民事訴訟法立法史上，對於法官何時應行使釋明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僅僅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才有明確的規定。且該規定僅是對法官對法律適用方面的釋明權，而沒有規定事實的釋明權。縱觀世界各國對釋明權制度的立法，對法官事實釋明權的規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把法官對事實的釋明權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人民法院的審判實踐中，需要法官對事實的釋明時也是相當普遍的。我國民訴法對法官釋明權的范圍規定得很窄。由於法律規定的法官釋明權的范圍過於狹窄，因此，在審判實踐中，法官行使釋明權就屬於過度行使釋明權。因為立法上法官釋明權范圍的狹窄，導致在審判實踐中法官行使釋明權的無法可依，立法上的缺陷嚴重製約了法官釋明權的行使。
缺陷問題
官行使運用，也不利於該制度在民事訴訟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由於我國法律對法官釋明法律的范圍和內容等未作具體規定，法官在審判實踐中存在著缺陷與難點，主要體現在：
1.時間難定。是在庭前釋明還是在庭後釋明；在審理階段釋明，還是在審結後釋明，法官難以抉擇。釋明早了，當事人會產生規避行為；釋明晚了，不利於當事人及時行使訴訟權利。2.場合難選。是雙方在場釋明，還是單獨釋明。雙方在場釋明，對其不利的一方會認為法官是在幫助對方打官司；單獨釋明，法官又有私下為一方提供法律服務之嫌。3．范圍難圈定。有的法律規定，一旦向當事人釋明，就會導致另一方敗訴。如訴訟時效的抗辯權問題，這樣的法律規定要不要向當事人釋明，能不能向當事人釋明，法官左右為難。4.方式難採用。口頭釋明，當事人事後不認可，法官無證據，書面釋明，遇到需要釋明的事項較多，釋明的時間不一致，勢必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詢問式釋明，不利的一方又會認為法官誘導當事人訴訟。 5.難把握。釋明少了，當事人認為法官沒有完全履行釋明義務;釋明多了，不利於法官做調解工作，而且還會讓當事人產生未決先判的感覺。在審判實踐中，法官是根據自己對釋明權的理解去履行職責，因此，往往會出現釋明不統一、釋明不足、釋明過度甚至釋明錯誤的現象，破壞了司法的統一性，還給司法公正產生了不良影響。因此，對法官釋明法律的時間、場合、方式、范圍、程度做出明確的規定，是建立釋明制度的關鍵。
具體價值
任何法律制度背後都蘊藏著這一制度所追求的特定價值，這一價值構成了法律制度的靈魂及存在根據，滿足人們對該項法律制度的價值追求。一般學者通說，釋明法律是否有價值，既不能以主體的意志、願望和需求為標准，又不能以法律功能、作用、有用性為標准，而必須是二者的有機結合所形成的第三種東西。其中，效益、公正、自由和秩序，是法律最基本的價值。
（一）釋明權制度有助於實現司法效率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投入與司法產出之間的最佳函數關系，它表明在司法投入恆定的情況下，取得最大的司法效益，或在司法產出恆定的情況下，投入最少的司法資源。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可以幫助當事人確定爭議焦點，使當事人的舉證、質證目標明確，防止當事人由於欠缺法律知識或出於其它原因而漫無目的地收集證據和在細枝末節上進行無意義的糾纏辯論。其次，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可以防止由於當事人的無知和疏漏導致訴訟程序無效。再次，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可以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從而減少不必要的上訴、申訴。此外，法官釋明權的行使還有助於當事人及早達成訴訟和解。
（二）釋明權制度促進實現實體公正
民事訴訟裁判的公正包括程序上的公正和實體上的公正兩個方面。實體上的公正是指法律所作的裁判證據充分、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實體公正的理想狀態是裁判真實再現了客觀真實的案件事實，正確適用了法律，在當事人之間公平分配了各自的民事權益。雖然法院確定的事實從來都不可能是純粹意義上的「客觀真實」，不可能與客觀上實際發生的事實相吻合且確定無疑，但不論是實行當事人主義還是實行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模式的國家，民事訴訟制度都以發現真實、接近真實為基本目標。因此，法院所作裁判的結果是否合乎真實，或者接近真實的程度有多高，當事人所主張的權利是否得到了保護，就取決於認定事實的證據是否確定、充分，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是否適當、明確。
法官對釋明權的行使正是公正裁判的需要，因為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實必須的訴訟資料由當事人提供，法官也必須尊重當事人的這種權能，但若由於當事人的能力或條件的原因，致使他們不能提出或說明自己的主張，而法官卻不聞不問，該釋明時也沒有釋明，就會影響訴訟效率，拖延訴訟時間，出現應勝訴者不能勝訴，而敗訴者卻勝訴的結果，有違實體公正。
（三）釋明權有助於維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包括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訴訟地位平等、保障和便利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兩個方面。而在實踐中，由於雙方當事人的文化程度不同，或者是法律知識水平不一，往往造成在訴訟中難以實現地位平等，而釋明權要求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對當事人不明確的法律問題或程序問題加以釋明，防止了一方當事人以對方當事人對法律條文的不理解為缺口，故意使對方當事人陷於不利的地位。 理論界關於釋明權的性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權利說；二是義務說。在大陸法系國家，釋明權通常是作為法官的權利來規定的。比如在法國的民事訴訟法中，法官的釋明，被認為是法官的權利，故一般稱為釋明權；在德國早期的民事訴訟中，法官的釋明曾被認為是法官的權利，而現在，德國學者修正了以前的觀點，認為釋明是法官的一種義務，如果法官疏於履行該項義務，則要受到一定的約束。區分這兩種觀點的意義在於，是否把釋明權作為法官的一種責任，而在違反這種責任的時候，法官是否應當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如：承擔判決無效的責任。
中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釋明權並無明確的規定，對釋明權在審判實踐中的意義也缺乏足夠的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才引入了釋明權的內容(該規定第二條、第二十五條)。根據國外的學說和判例，結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立法精神和《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規定，關於釋明權的法律性質，筆者更傾向於釋明權應歸屬於法官的義務，基於義務的屬性，如果法官疏於履行自己的義務，將要承擔一定的後果。根據統計，截止到1990年底有四起案件因為原審法院沒有行使釋明權、沒有履行釋明義務，此案上訴後，被上訴審法院將原審法院的判決廢棄。把釋明權定性為義務，更有利於推動釋明權制度的積極運用，促進法官的素質提高。 制度意義的釋明權最早源於德國1877年民事訴訟法，那時世界各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還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與此相適應，民事訴訟模式也要求以當事人主義為基調，實行辯論主義。
在日本，1890年《日本民事訴訟法》是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藍本制定的，它仿照德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1926年日本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將釋明權視為法院的一項權利。二戰後，在美國法律的強烈影響下，日本對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以當事人為基調的改革，盡管沒有對釋明權進行修改，但人們普遍認為，應盡量抑制釋明權的行使，法院對釋明其持消極態度。
英美法系國家民事訴訟法在規定法院的釋明權時，與大陸法系相似的是，也有出於避免訴訟因依賴當事人的訴訟技巧，財力等所可能招致的不公正的考慮，即實現訴訟的實質正義。不過，英美法系法官釋明的動因更多是由於當事人控制訴訟程序的進所所帶來的訴訟遲延，並且對應於英美國法國家民事訴訟審前准備程序的完備和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失權制度的嚴格，因而法官的釋明也在審前准備程序中實施，在言詞辯論程序即開庭審理中法官仍然保持著「超然」的裁判者的地位，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審判的效率。

③ 如何闡述釋明制度

《民事證據規定》中的釋明制度探析釋明，原意是指使不明確的事項亦得明確，而所謂釋明權，是為了明確訴訟關系（構成案件內容的事實關系以及法律關系）而對當事人就事實或法律事項進行發問或催促舉證之法院權能，屬於法院訴訟指揮權之一種。釋明權制度是現在大陸法系國家普遍採用的一種制度，最早見於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26條，其後奧地利、日本、法國以及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等相繼采之。
關於釋明權制度的誕生背景，一般認為是為了克服訴訟競技主義所帶來的訴訟弊端，比如使訴訟明顯帶有賭博的性質，脫離國民的正義感知等。由於釋明權制度涉及到法院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互動方式以及作用分擔，因此不得不考慮其與辯論主義、處分權主義或者職權探知主義之間的關系，因為後者是直接規范法院與當事人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從大陸法系各國關於釋明權行使的樣態規定來看，法官的釋明不過是賦予當事人一種機會，或者提出新的訴訟請求，或者作出新的陳述，或者提出新的證據，而對於法官的相關釋明，當事人完全可以基於其自由意志選擇聽取或拒絕的態度。在訴訟的開始與結束、訴訟對象的選擇、訴訟資料的提供等方面，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主導權依然掌握在當事人手中，法官更不是依職權去探知案件事實。因此，釋明權既沒有跨越當事人自由處分的邊界，也沒有跨越當事人在提出訴訟資料方面的責任邊界，釋明權與職權探知主義毫無關系，它既不是對處分權主義和辯論主義的替代，也不是對其的限制，不過處於補充地位。

雖然大陸法系各國在釋明事項、釋明方式等問題上的規定存在細微差異，但其明顯蘊涵了立法者所欲實現的多重價值目標，同時構成了釋明權制度的理論基礎。從程序保障的角度來看，釋明權之妥當行使可以平衡當事人訴訟能力上的差異（尤其是在本人訴訟的情形下），因此具有實現訴訟武器平等、當事人實質平等的功能，強化程序保障。從發現真實的角度來看，釋明權之妥當行使可以完善訴訟資料，使本案裁判建立在更為接近案件事實真相的事實基礎上。從程序效率的角度來看，釋明權之妥當行使可以消除當事人沒有意義或具有欺詐性質的陳述，有助於將當事人之攻防集中到與本案裁判緊密相關的訴訟事項上，有利於提高程序效率。有鑒於此，我們可以說釋明權制度發揮著保障裁判正當性的重要輔助作用。申言之，在現代民事訴訟價值目標之下，釋明權制度是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的伴生制度，如果說處分權主義和辯論主義是當事人主義訴訟體制運行的兩個車輪的話，法官的訴訟指揮權（主要體現為釋明權）就是保障兩個車輪有效運行的「車軸」。

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民事審判制度逐漸脫離超職權主義，這一進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證據規定》）的出台，該規定將法院依職權收集證據的范圍明顯縮小，明確了自認對法官裁判的拘束力。雖然該司法解釋並未明確出現「釋明」或「闡明」等字樣，但這絲毫不妨礙學者在立法論和解釋論層面對我國法上的釋明權制度的研究以及實務界對該制度實踐的積極探索。這些研究或探索無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因為它有助於裁判目標的實現，同時也有助於處分權主義和辯論主義含義的釐清與在立法上的最終確立，但其中存在的若干誤識卻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首先，僅僅關注了釋明權與辯論主義之間的關系，而忽略了其與處分權主義之間的關系。這種理論忽略有可能導致釋明權在當事人特定訴訟標的過程中的缺位，弱化了釋明權制度應當發揮的功能，同時也不利於准確理解和應用作為釋明權內容之一的「法律觀點的指出義務」。

其次，由於忽視了辯論主義的界限而導致釋明權制度有被放大的危險。辯論主義並不是所有民事案件均應適用的基本原則，也並不是一個案件中所有事項均應適用的基本原則。根據大陸法系通說，在案件類型上，只有那些訴訟標的適於「私法自治」的案件才能適用辯論主義，對於人事訴訟，即我國法上的身份關系訴訟，包括婚姻、收養、親子關系訴訟則完全排除辯論主義，而改采職權探知主義，因為這些身份關系事關社會倫理等公共利益。基於同一理由，即使在適用辯論主義的訴訟中，也並不是所有事項均適用之。比如公益性較強的訴訟要件即應適用職權探知主義，其中包括裁判權、專屬管轄、迴避原因、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以及是否二重起訴等事項。因此，在那些適用職權探知主義的案件或訴訟事項中，並無釋明權適用的餘地。有些學者將法官由於進行了適度「釋明」而使得婚姻家庭案件調撤率上升作為一線法院踐行釋明權制度的重要精神和原則的例證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實務界將關於當事人程序保障的種種改進措施均作為釋明權制度建構的一部分，模糊了釋明權的制度邊界。包括最高法院《證據規定》在內，地方法院進行的種種名之為釋明權的制度探索實際上大多屬於完善程序保障的制度改革。

一般認為《證據規定》中涉及的釋明權內容包括：

第3條第1款：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促使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完成舉證。

第33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下略）

第8條第2款：對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另一方當事人既未表示承認也未否認，經審判人員充分說明並詢問後，其仍不明確表示肯定或者否認的，視為對該項事實的承認。

最高法院將第3條第1款和第8條第2款作為對法院釋明權在舉證和擬制自認中的規定，第33條依學者解釋亦屬於舉證方面的釋明規定。除第8條第2款外，筆者認為，正如最高法院自己所做的說明一樣，上述相關規定屬於法院告知的性質，並不構成釋明的內容，至多屬於訴訟指揮權的范疇。釋明權行使具有滯後性和隨機性，即一般都是針對當事人的特定陳述或特定訴訟行為所做的事後闡明，其基本的行使方式是發問。法院告知則並非如此，與釋明權相比，告知具有前瞻性，其基本方式是說明。因為所謂「釋明」之本意，並非法官自己主動說明，而是命當事人說明，是「讓說明」之意，其與法官主動說明的「告知」顯然不同，當然，從平衡當事人舉證能力的角度來說，兩者具有相同點。有鑒於此，筆者認為「法院告知」是實務界著眼於訴訟公正和效率的一項創新制度，對於完善程序保障具有一定效用，應值肯定。此外，一線法院在審判實踐中摸索的一些制度創新，比如訴訟風險通知書、訴訟便民手冊等舉措都屬於上述含義的法院告知制度，與釋明權無涉。

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熱議焦點集中在第35條第1款的規定上。根據該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理論界對該規定持兩種態度。一種觀點是從釋明權的角度認為是否變更訴訟請求乃當事人處分權之范圍，法院不應干涉之；另一種觀點則從法院告知的角度出發，認為該條規定與釋明權無關。實務界對該規定的討論一般都是以釋明權為名的，但關注焦點並不在於該條規定本身的性質，而是應如何理解並於實務中應用之。最高法院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是持開放性的，希望一線法院能夠摸索出一種較為妥當的操作方式。筆者認為，該條規定並不違反處分權主義，因為法院只是「應當告知」，告知後是否變更訴訟請求仍然是當事人的權利。假如該條規定「法院應當在自己認為合適的范圍內變更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則很明顯構成違反處分權主義的「訴外裁判」，造成對當事人的裁判突襲。至於實務中某些法官強制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的做法，顯然是對處分權主義的違反，但與本條規定無關。筆者認為，從擴大訴訟容量，一次性解決糾紛的角度來說，第35條第1款應值肯定，但存在著法官如何操作以保障對方當事人程序利益的問題；從表明法律見解的角度來看，該條規定實際在某種程度上設置了法的觀點指出義務與心證公開義務，對於完善釋明權制度大有裨益，亦值贊賞，但存在著配套制度建構的空間。

④ 合同無效認定原則有哪些

(1)不非(違)法即合法有效原則。法國法認為「如不能認定不是無效，可以認定有效」，此規則可以作為我國的立法和司法的借鑒。只有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合同違反某強制性規定無效，合同才能被認定為無效，否則，一概不無效，此即所謂「法不設責即豁免」。對於一份已經成立的合同，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卻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該合同就應依法認定為有效。這樣既統一了合同效力認定的標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當事人的意願，同時也縮小了無效合同的范圍，鼓勵了交易，不僅在法學理論上而且在司法實踐中都是可行的。
(2)慎重對待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一般性規定的合同，不再被確認為無效。究其原因，是因為有的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摻雜著各部門、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地方、部門保護主義的色彩，如以此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依據，勢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動中處處陷阱，行政干預無邊，當事人寸步難行的局面。但是，對於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頒布的關繫到國計民生和國家重大利益的行政規章中的強制性規定(例如有關外匯、外貿管理方面的規定)，在未上升為法律或行政法規之前，有司法解釋的，應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確認違反上述規定的合同無效;無司法解釋的，應根據具體情況，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中「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理由確認合同無效。而如果機械地以合同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為由，一概宣告合同有效，在當前立法活動滯後的情況下，又會產生惡劣的社會影響。
(3)認定合同無效一般應以當事人請求為前提，法官不要輕易主動地去認定和宣告。要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該請求權為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根據合同法理論及《合同法》中對合同效力的相關規定來看，在法院作出合同無效的認定之前，該合同應該是有效的。除非合同必然無效，法官一般推定有效。只有當當事人一方向法院提出認定合同無效的請求或主張時，法院才能確認合同無效。但如果合同損害了國家、集體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由於缺乏合同無效的請求權主體，所以允許法院主動認定其無效。筆者認為，這並不是說法院對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動干預其效力，而是由於請求權主體缺位而造成的。除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外，法院不要主動地去認定和宣告合同無效，這樣既尊重了當事人的意願，也達到了穩定交易關系和鼓勵交易的目的。
(4)法官要慎重行使民事行為效力的釋明權。在司法實踐中如當事人未主張合同無效，則合同無效的確認是法官裁量的結果。鑒於合同的有效或無效對案件的處理迥異，故法官在依照最高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行使民事行為效力釋明權時需格外小心。筆者以為，除非明顯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導致合同無效，法官以不釋明為宜，因為在此情況下認定合同無效是法官自由心證的結果，對此一二審法院及不同法官之間的認識會有所不同，這就可能會導致案件處理結果不同。
(5)認定無效合同啟動司法程序和啟動行政處罰程序的區別。有些強制性規范如果當事人予以違反，有可能會因此而受到行政處罰甚至刑事制裁，但並非不一定會承擔民事責任，對此法院可建議行政機關處理而不必主動確認合同無效;只有合同一方當事人違反了會影響其民事行為及責任的強制性規范時，法院才能對其作出相應的認定。
(6)對於已履行的無效合同的訴訟時效即無效合同是否受到訴訟時效約束?
已履行的合同不論其是否有效，均應當受到訴訟時效的約束。因為已經履行完畢的合同既然產生爭議，畢竟是具有財產關系的內容，涉及到一方或者雙方當事人要在案件的具體處理上承擔何種民事責任，也就是說，當事人之間形成了某種債權債務關系，對於債權糾紛其訴訟時效的設定，《民法通則》以及其他相關的法律、司法解釋均有明確的規定，對於一般債權債務糾紛，我們掌握的是2年的訴訟時效，一旦將來法律修改或者制定了新的法律，訴訟時效期間可能會相應的延長。
確認之訴不受時效的限制已經形成了通說，無論是有效合同還是無效合同的確認因為合同並未實際履行，故不涉及到財產的給付內容，所以不受到訴訟時效的限制，對於無效合同的訴訟時效沒有履行的按照合同簽訂的日期或者約定的生效日期來確認時效期間是適當的，而對於已經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合同確定其時效期間以及起算點應當參照有效合同的確定方式加以確定。

⑤ 江偉的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柴發邦、江偉、劉家興等著：《民事訴訟法通論》，法律出版社1982年。
2、江偉、楊榮新主編：《人民調解學概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
3、江偉、邵明、陳剛著：《民事訴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江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二、譯著
1、В·К·普欽斯基著：《美國民事訴訟》，江偉、劉家輝譯，法律出版社，1983/1993。
2、米爾頓·德·格林著：《美國民事訴訟程序概論》，江偉譯，法律出版社，1988。
三、主編教材和專論
（一）民事訴訟法
柴發邦、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講座》，第三期全國法律專業《民事訴訟法》師資進修班，西南政法學院1983年出版。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
江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釋義》，華夏出版社1991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柴發邦主編，常怡、江偉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新編》，法律出版社1992年。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江偉、楊榮新主編：《民事訴訟機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訂版）。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2005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自學考試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江偉主編：《研究生統編教材·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專論·研究生教學指導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二）證據法
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
王利明、江偉、黃松有：《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
江偉主編：《 中國證據法草案（建議稿）及立法理由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江偉主編：《證據法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
（三）公證、仲裁與律師
1、江偉主編：《公證法學》，法律出版社，1996年。
2、江偉主編：《律師、公證與仲裁製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四、主編期刊和論文集
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以書代刊），法律出版社。
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理論與實踐》（訴訟法專論～1997年卷），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1998年。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審判改革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江偉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文章
一、發展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學的總體思路
（一）發展民事訴訟法的總體思路
1、《建議民事訴訟法先於民法頒布施行》（與劉家興合作），發表於《民主與法制》1981年第5期。
2、《民事訴訟法概說》，發表於《網路知識》1982年第1期。
3、《經濟體制改革與民事訴訟法》（與王強義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7年第4、5期。
4、《新民事訴訟法的重大突破》，發表於《法學評論》1991年第3期。
5、《談民事訴訟法的補充和修改——為民事訴訟法正式頒行而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1年第3期。
6、《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立法的若干理論問題》（與王強義合作），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5期。
7、《民事訴訟法的新發展》，發表於《法制日報》1991年5月27日。
8、《簡論民事訴訟法與實體法的關系》（與趙金山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8年第6期。
9、《實體法與訴訟法的關系要論——民事實體法與訴訟法分離的歷史小考》（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0、《實現民事訴訟現代化》，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1年1月1日。
11、《評民事訴訟法的修訂及其主要缺陷——兼論民事訴訟的進一步完善》（與趙秀舉合作），發表於《湘江法律評論》2001年第4卷。
12、《民事訴訟法的憲法化》（與邵明合作），發表於《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輯。
13、《論現代民事訴訟立法的基本理念》（與吳澤勇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
14、《中國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的建構、闡釋與重塑》（與劉學在合作），發表於《訴訟法學研究》第5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15、《現代訴訟理念與中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重塑》（與吳澤勇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6、《民事訴訟法修改勢在必行》（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4年1月28日。
17、《民事訴訟法典修訂的若干基本問題》（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中國司法》2004年第2期。
18、《民訴法修訂的指導思想與立法框架》（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4年2月4日。
19、《略論民事訴訟法的修訂》（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4年第3期。
20、《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問題》（與楊劍合作），發表於《法學論壇》2005年第3期。
21、《將「公益訴訟制度」寫入<民事訴訟法>的若干基本問題的探討》（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中國司法》2006年第6期。
（二）發展民事訴訟法學的總體思路
22、《市場經濟與民事訴訟法學的使命》，發表於《現代法學》1996年第3期。
23、《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成就及其發展的若干問題》（與邵明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24、《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與傅鬱林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9年第6期。
25、《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與邵明合作），收入《與時俱進的中國法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6、《董必武訴訟法學思想初探》（與吳澤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27、《十年來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概述》（與宗琴娟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9年第2期。
28、《民事訴訟法學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中國法學》1997年第5期。
29、《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程榮斌、張建華、劉春玲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4年第1期。
30、《1994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薩仁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5年第1期。
31、《1995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肖建國、王謝春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6年第1期。
32、《1996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7年第1期。
33、《1997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單國軍、徐卉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8年第1期。
34、《1998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傅鬱林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9年第1期。
35、《1999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劉敏、張艷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0年第1期。
36、《2000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熊躍敏、吳澤勇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1年第1期。
二、民事訴訟法學基本理論
（一）訴權論
37、《關於訴權的若干問題的研究》（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38、《論股東訴權》（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39、《論救濟權的救濟——訴權的憲法保障研究》（與王鐵玲合作），發表於《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二）訴訟標的論
40、《論訴訟標的》（與韓英波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7年第2期。
41、《論訴訟標的與訴訟請求的關系》（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訴訟法學研究》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2、《請求權競合與訴訟標的理論之關系重述》（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3年第4期。
43、《民事訴訟標的新說在中國的適用及相關制度保障》（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法律適用》2003年第5期。
（三）既判力論
44、《論既判力的客觀范圍》（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
45、《論判決的效力》（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1996年第5期。
（四）訴訟模式論
46、《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與法院的作用分擔——兼論民事訴訟模式》（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9年第3期。
47、《論民事訴訟模式的轉換與法官的釋明權》（與劉敏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五）訴訟法律關系論及程序保障觀
48、《論民事訴訟法律關系》（與常怡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84年第1期。
49、《民事訴訟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礎》（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7年第3期。
50《民事訴訟程序之協調與整合》，發表於《人民法院報》 2001年12月15日。
（六）民事爭議與刑事爭議、行政爭議的協調處理機制
51、《民事行政爭議關聯案件訴訟程序研究》（與范躍如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5年第3期。
52、《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機制研究》（與范躍如合作），發表於《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三、民事訴訟法具體制度
（一）當事人制度
53、《論民事訴訟當事人與民事主體的分離》（與王強義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8年第2期。
54、《論集團訴訟（上、下）》（與賈長存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
55、《離婚訴訟中的第三人問題》（與熊志輝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3年第4期。
56、《關於代表人訴訟的幾個問題》（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4年第3期。
57、《論民事訴訟中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確定》（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58、《合夥不具有民事訴訟主體資格》（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59、《修改公司法應增加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法制日報》2000年8月6日。
60、《當事人適格的識別》（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3年10月28日。
61、《民事法律關系義務人提起確認之訴的適格性》（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3年11月4日。
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訴法人適格性探討》（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3年11月18日。
63、《牽連訴訟中的事實認定問題》（與楊劍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 2005年9月13日。
（二）人民檢察院與民事訴訟的關系
64、《試論人民檢察院參加民事訴訟》（與劉家興合作），發表於《法學研究》1981年第1期。
65、《論人民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地位》（與王強義合作），收入《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
66、《民事訴訟檢察監督若干問題探討》（與李浩合作），發表於《人民檢察》1995年第6期。
67、《論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訴訟》（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現代法學》2000年第6期。
68、《論我國民事審判監督制度的改革》（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現代法學》2004年第2期。
69、《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改革論綱》（與張慧敏、段厚省合作），發表於《人民檢察》2004年第3期。
70、《略論檢察監督權在民事訴訟中的行使》，發表於《人民檢察》2005年第18期。
71、《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若干問題的探討》（與楊劍合作），發表於《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三）保全制度
72、《完善我國財產保全制度的設想》（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3年第5期。
73、《民事訴訟中的行為保全初探》（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四）審判程序
74、《論開庭審理》（與尹小亭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90年第5期。
75、《民事審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傅鬱林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9年第6期。
76、《走出民事再審困境的出路》，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1年11月12日。
77、《論審判獨立的制度保障及其與審判監督的關系》（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78、《論我國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關系之協調與整合》（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法律科學》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與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9、《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責任訴訟機制研究》（與王鐵玲合作），發表於《金陵法律評論》2004年第2期。
80、《我國民事訴訟主管之概念檢討與理念批判》（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4年第4期。
81、《民事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與申請再審程序的完善》，發表於《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2、《論民事再審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與程序剛性》（與楊劍合作），發表於《法律適用》2006年第7期。
（五）證據制度
83、《關於產品責任訴訟中的舉證責任》（與宗琴娟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88年第5期。
84、《民事訴訟舉證責任若干問題的思考》（與尹小亭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1991年第2期。
85、《論民事訴訟中的認證》（與劉敏合作），發表於《證據學論壇》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6、《關於我國制定統一證據法典的意義和若干設想》（與邵明合作），收入《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7、《科學裁判與證據》（與劉榮軍合作），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2000年年會論文。
88、《論證據制度中的衡平原則》（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浙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89、《論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價值蘊涵》（與肖建國合作），第三屆全國民事訴訟法學研討會論文，2000年。
90、《證據法若干基本問題的法哲學分析》（與吳澤勇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
91、《對我國舉證時限制度確立的反思》（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證據學論壇》第6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92、《統一證據法的基本架構》，發表於《訴訟法學研究》第6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93、《在經驗與規則之間——論民事證據立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2004年第5期。
94、《經驗與規則之間的民事證據立法》（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法學》2004年第8期。
95、《專家證人若干問題的探討（上、下）——以我國證據立法為背景》（與謝文哲合作），發表於《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1、2期。
（六）執行制度
96、《民事執行制度若干問題的探討》（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5年第1期。
97、《完善代位申請執行制度之兩點建議》（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政治與法律》1998年第5期。
98、《民事執行存在問題的病理探析》（與劉榮軍合作），第二次全國民事訴訟法學研討會論文，1999年。
99、《論執行行為的性質與執行機構的設置》（與趙秀舉合作），發表於《人大法律評論》2000年卷第1輯。
100、《論我國強制執行法的基本構造》（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1年第4期。
（七）非訟程序
101、《論公示催告程序》，發表於《中國法學》1991年第6期。
102、《論訴訟程序和非訟程序的交錯適用：兼析程序法之適用》（與楊燕妮合作），發表於《東吳法學（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特刊。
（八）涉外民事訴訟程序
103、《論涉外民事訴訟中的協議管轄》（與劉永娥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8年第6期。
四、民事糾紛的非訟解決機制
（一）仲裁製度
104、《企業承包經營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法制日報》1992年12月7日。
105、《仲裁范圍初探》（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3年第2期。
106、《勞動爭議仲裁製度的比較研究——兼論我國勞動爭議仲裁立法之完善》（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律科學》1995年第2期。
107、《論人民法院與仲裁機構的新型關系──為《仲裁法》的頒行而作》（與李浩合作），發表於《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
108、《當事人意思自治與現代仲裁法》，發表於《法學雜志》1997年第1期。
（二）調解制度
109、《論市場經濟與法院調解制度的完善》（與李浩合作），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110、《德國民事訴訟上的和解制度介評——兼論對改革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啟示》（與熊躍敏合作），發表於《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111、《簡論人民調解協議的性質與效力》（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2003年第2期。
五、WTO與民事訴訟法
112、《WTO協議與中國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與王景琦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
113、《論WTO爭端解決機制與我國的對應之策》（與王景琦合作），發表於《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114、《WTO爭端解決機制與中國對該機制的運用》（與張力合作），發表於《中國改革報》2002年1月14日。
六、比較民事訴訟
115、《英國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新動向》（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16、《兩岸交往中的民事訴訟問題》，收入《海峽兩岸交往中的法律問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七、破產法
117、《論破產法》（與劉春田、甄占川合作），發表於《訴訟法學論叢》，1985年出版。
118、《論我國制定破產法的客觀必要性》（與劉春田、甄占川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86年第1期。
八、會議報告與書評
（一）會議報告
119、《民事訴訟法立法與實踐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1990年11月在全國訴訟法學術討論會（杭州）上的發言。
120、《關於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補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會上的發言。
121、《中國民事訴訟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亞太法協第十四屆大會上的發言。
（二）書評
122、《充滿時代氣息的民事審判權理論及其架構——評黃松有博士的專著〈中國現代民事審判權論〉》，發表於《法學評論》2004年第3期。
123、《充滿時代氣息的審判權理論與構架——評專著〈中國現代民事審判權論〉》，發表於《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
124、《民事訴訟憲法理念開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評劉敏著<裁判請求權研究>》，發表於《金陵法律評論》2005年第1期。

⑥ 民事訴訟中的釋明的優缺點

一，法官向當事人做出釋明的限度有多大？

這個問題太寬泛了，無法明確說明。我國目前只有《證據規則》第35條提到了釋明制度的相關內容，規定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性質或民事行為效力與法院認定不一致的，法院應當告訴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可見我國關於釋明制度的法律規定是不足甚至是缺失的。

有學者認為：釋明權適用於大部分民事案件，如債權債務糾紛、物權法上的案件、知識產權案件等，對於有關身份關系的訴訟、有關公益的訴訟、非訴案件則不能適用釋明權，因為在這些案件中，辯論主義和處分主義受到限制，而採納職權探知主義，發現事實是法院本身的職權，因為釋明權不再適用。這些案件應當採用職權探知主義，即法院不是協助當事人發現真實，而是有職責發現實質主義，即在訴訟證明類型上仍為職權主導型或者共同擔當型。

一般理論上認為：不當釋明有四種情況

（一）應當釋明而未釋明的，是指該類事項屬於釋明權的界限，符合釋明的要件，法院應當予以釋明的，卻沒有釋明。對於應當釋明而未釋明的，使當事人應當享有之程序利益沒有享有，大陸法系通常以其為當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或者申請再審的事由。
（二）不應當釋明而予以釋明的，是指該類事項不屬於釋明權的界限，或者雖屬於釋明權的界限，但是不符合釋明的要件，而不應當釋明的，法院卻予釋明。不應當釋明而以釋明為之，可能使當事人所應得的利益無從享有，或者可能使對方當事人所應當享有之程序利益喪失，因此也屬於違法的釋明。
（三）超過了必要限度的釋明，是指釋明超過了應有的限度，而變相為職權探知，超越了辯論主義和處分權主義的界限。釋明的限度釋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疇，很難判斷，但是也不是沒有任何憑據可資，釋明的限度取決於釋明權的種類、釋明權的界限、釋明針對的人、釋明的要件和措施等。例如，對於有律師代理的被告人，經過法律釋明其在以後所提出的訴訟資料中，並未提出訴訟時效的抗辯，而審理該案法官認為可以提出時效抗辯的，不能進行釋明，否則為超過限度的釋明。
（四）不符合程序的釋明，是指釋明的作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而有侵犯當事人正當程序權利的釋明。筆者認為法官釋明的內容涉及到事實的追加或者變更，促使當事人提出證據等，均應將釋明的內容通知對方當事人從而保證雙方當事人對等的辯論機會。如果未告知則構成釋明義務的違反。

二，釋明會對裁判不公造成影響么？

不當釋明當然會對裁判產生影響，合理的釋明不會對裁判產生不當影響。 在司法實踐中，很多法官對於釋明制度的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還很模糊，對釋明權的概念，性質和范圍這三大基本問題還缺乏深入理解和認識，這也導致了不當釋明的發生。在司法實踐中很多法官認為釋明權的行使主要集中在庭審程序，實際上釋明權制度的運作重心應在審前程序，從而使運作的重心發生偏差，導致不當釋明。

⑦ 在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法官可以依據闡明權對被告提出訴訟時效方面的提示么

裁判文書的說理過程是法官依據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結合法律的相關規定，對裁判文書得出的法律結論進行全面分析論證的過程。具體包括兩部分：對爭議事實認定(包括證據認定)的說理與對裁判理由的說理。加強說理是當前民商事裁判文書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各級法院都把加強裁判文書的說理作為當前民商事審判工作中的主要任務來抓。因而研究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在當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審判實踐反映的情況看，當前影響裁判文書說理的主要因素在於，對法官而言，尚不能全面掌握說理的內容和說理的方法，即說理依據什麼樣的「理」說和如何「說」。本文主要就說理的內容和說理的方法進行研究，試圖明晰說理部分要說的「理」和如何「說」理。

說理的內容

1.在正確認定事實的前提下，依事理說理

事理是指事物(或事件)自身內在的基本規律和道理。民事案件與民事主體的日常生活、生產息息相關，民事案件中判斷是非曲直離不開糾紛產生的社會背景，判斷當事人主張是否成立，在很多情形下是法官依據查明的事實，根據日常的生產、生活經驗、社會常識作出判斷。法官對此類判斷的解釋過程實際就是講明事理的過程。講明事理，法官首先要正確認定事實，只有事實認定正確，依據事實進行的分析評判才有價值，說理才有說服力。以事說理，優點在於：道理明顯易懂，能為普通公眾所接受並引起共鳴，說服力強，效果好。

2.在充分理解立法精神、法律一般原則、有關政策、現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依法理、政策、法律說理

我國是成文法系國家，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直接依據法律規定說理。但成文法的局限和漏洞是任何一個成文法系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如成文法本身存在的許多彈性條款、社會生活中會出現許多立法時未能遇見的新情況、新問題，立法不可能囊括形形色色的案件，法官審理的案件沒有現成法律規定可以依據，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法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一般原則、國家現行政策精神的前提下，依此進行說理。在成文法規定過於原則、含義不明的情況下，法官還可以遵循上述內容，對法律進行解釋，用法律解釋的方法說理。依法律說理的過程實際是一個法官尋找法律、理解法律、解釋法律，並將法律作用於具體案件的過程。法官通過對案件進行全面、系統的論證，確認案件的性質以及相應的法律關系，依據案件的性質和相應的法律關系，闡明應適用哪些法律，通過對適用法律的說理，證明法律規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必然聯系，證明適用法律的惟一性。依法律、政策說理，要求法官具備較強的法律適用能力，能夠以自己的學識、素質、能力為基礎，充分理解和說明立法精神、法律規定和國家政策，作出合乎立法原則、合乎社會實際的公正判決。

3.在一定社會閱歷、生活經驗的基礎上，依情理說理

情理是指屬於社會公共道德范疇的，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並遵循的、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自然法則。情理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的自然情感，還包括基於該情感產生的道德、善良風俗、習慣等內容。筆者認為，情理論述完全可以成為裁判文書說理的內容之一。因為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民事裁判的重要依據，公序良俗原則包含了道德、習慣、風俗等內容，利用公序良俗原則解決糾紛的過程實際是依情理說理的過程。而且，中華民族幾千年悠久文明成就其獨特的「禮、義、德、仁」等傳統美德，注重情理與道德的誨教是我國古代乃至近代審理案件的重要依據，對於勸阻當事人息訴平爭具有超常的作用。扣人心弦的情理論述與事理、法理的論述會相得益彰，當法律存有缺陷或空白時，更有必要採用情理作為裁判依據以協調矛盾。2002年7月15日，《人民法院報》曾報道上海二中院在一份二審民事判決書中根據人情常理附了一端感人至深的「法官後語」，當事人在看完判決書後十分感動，來到二審法院對法官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與感謝，並主動將判決確定其應給付的錢款悉數交納。該篇文書根據案情需要加入情理論述的創新可以說是好評如潮。依情理說理需要法官知悉、了解社會習慣、風俗人情，需要法官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惟有此才能作出合乎社會正義、富有人情味的民事判決。但依情理說理應注意適可而止，不可濫用情理危及裁判文書的嚴肅與威嚴。

說理的方法

1.講究邏輯性，說理要嚴謹縝密

裁判文書的說理過程實際是一個三段論推理過程，即以查明的案件事實和可運用的法律條款為基本命題，推導出原告之訴請和被告之辯解的合法與否以及應否予以支持的結論。邏輯作為人類思維活動和推理論證的規則體系是說理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則。案件審理結果能否征服人心，其最重要的因素就在於法官論證的邏輯是否嚴謹縝密、圓潤貫通。說理講就邏輯即要求說理必須具有準確性、無矛盾性、明確性和論證性。准確性要求說理對同一個概念、判斷或推理，要保持其自身內容的同一。無矛盾性要求說理不得出現自相矛盾以及與其他部分矛盾的表述，案件事實與裁判結果之間應銜接流暢。明確性要求說理中不得出現模稜兩可、不置可否、意思不明的表述，不得使用「可能」、「約」等模糊性言辭。論證性要求說理不是事實與法律的單純羅列，要充分論證，得出裁判結果要有充足的理由。

2.講究針對性，說理要有的放矢

說理要針對當事人的訴辯請求，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辯駁作出支持與否的說法。說理要與案件的爭議焦點相呼應，緊密結合爭議焦點透徹說理。說理要針對認定的事實，以事實為基礎和鋪墊，形成內在聯系，給人以順理成章之感。說理要與判決主文應對，忌與下判無關的說理。值得特別說明的是，依據民訴法的相關規定，二審法院主要是結合當事人的上訴理由對一審裁判是否正確進行審查，我們的二審文書對此常以一句「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於維持」或「原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應予糾正」為由帶過，卻不指出原審判決對在何處，錯在何處。二審的說理必須要與一審的裁判相呼應，對一審裁判的正確與否作出評判。

3.講究公開性，說理要充分詳盡

法官要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實事求是地平等地公開對各方當事人意見的評論，讓當事人知道法官已充分考慮其意見。不能因為當事人的觀點和理由荒唐無理而不予理會，或是因為當事人的觀點似是而非，分析解釋頗傷腦筋而迴避不談。法官要公開得出裁判結論的所有理由，不能只說想說的，只說能說的，對不想說、不能說的不予公開，或使用大語、套語、似是而非的語言作模糊性處理。公開合議庭異議，我們的裁判文書一直是用同一個聲音講話，合議庭異議作為審判機密秘而不宣。這與國外的做法大相徑庭，公開法官意見是英美法系的司法傳統。如在布希對戈爾總統之爭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以5：4判布希勝利，每個法官的意見不論贊成還是反對均公之於眾。公開合議庭的不同意見，將人民法院在爭論中產生裁判結果的過程公布於眾，讓每個合議庭成員都接受監督，促使合議庭成員認真審理案件，謹慎發表意見，有效地扭轉當前合議庭合而不議的現象，保障最終裁判結果的正確性。

4.講究言辭美，說理要明白曉暢

裁判文書的說理應是運用法律的語言對裁判理由作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解釋，語言要求應首先是法言法語，其次是能為普通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即通俗易懂，其不需要運用諸如對仗、排比、押韻、抒情等過分鋪排的語言，運用日常的修辭工具只需論述明白即可。我國古代判詞講用典，講對仗，講節奏，文采飛揚，拿現代標准看無疑是一篇聲情並茂的演說詞。這樣的判詞，更多的是司法者展示權力存在的招數或是通過激昂的言辭和動人的修辭實現某種道德教化的功能，恰恰說明了法律在當時的無足輕重，因其語言晦澀而難為社會公眾所理解，降低司法的效果。從反面提示我們必須注重司法自身的語言特徵，法律的嚴謹性和裁判文書公文書的特徵決定了說理的語言應明白曉暢，不能晦澀難懂；措辭規范准確，不得產生歧義；語意確定無疑，經得起推敲；語言風格應平和樸素、概括簡練。

⑧ 民事訴訟中，被告不適格,法院是否必須告知原告更換被告

《民事訴訟法》第、51、52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享有廣泛的訴訟權利，特別是原告有放棄、更換訴訟請求等處分。按照訴權理論分析，原告主動申請更換被告的請求，屬於當事人依法享有的具有處分權性質的訴訟權利。因此，當事人是通過行使訴訟權利來保護自己的民事權益的。如果法院在訴訟中忽視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那麼，當事人實體權利的保護也無從談起。法院只有切實維護原告請求更換被告這一訴訟權利，在原告更換被告之後，訴訟繼續進行，才有利於法院及時地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只有當原告不同意更換被告時，法院才可以裁定駁回其起訴。

「兩便」原則是更換當事人的法理依據。便於當事人進行訴訟，便於人民法院進行審理，是貫穿於整個民事訴訟過程始終的、普遍適用的原則。無論是從便於當事人訴訟，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角度出發，還是從便於法院及時審結案件，減少當事人訟累，提高審判效率考慮，在審理中發現被告不符合當事人條件的，法院都應當及時通知原告更換被告，對當事人主動申請更換被告的，法院應予允許。

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並無明確規定該項應當適用釋明權。由於法官的釋明權必須法定，因此，如果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法官是不應行使該項釋明權。

⑨ 法官如何適當行使釋明權

釋明權，又稱法官釋明義務，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一種職責。釋明權是新審判模式的要求和需要，有利於實現程序公正。
釋明權的設定宗旨，除了為准確查明案件事實外，更重要的是為依法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盡可能地防止當事人由於自己沒有適當行使訴訟權利而導致其喪失該權利的情況發生。因此，釋明權的適當行使，對於法院審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如果沒有進行適當的釋明工作，就會影響裁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包括法官促使當事人補充申請查證工作、改變不適當的訴因、明確對不利證據的取捨。
當前人民法院存在忽視釋明權的行使的現象，一些法官怠於行使釋明權，對釋明義務怠於行使，甚至有些法官懼於行使釋明權，嫌麻煩。當然，這與司法實踐中沒有統一規范，主觀隨意性大，實際操作不規范有關。而實際上，法官的釋明義務是必須且應當的。法官在實際的案件審理過程中，應當以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向當事人進行解釋說明。釋明權的行使應當注意適度，過寬則容易造成干擾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過窄則會產生對當事人權利無法救濟的現象。
法官行使釋明權，范圍主要包括訴訟主體方面的釋明、程序方面的釋明、訴訟請求方面的釋明、證據方面的釋明、法律適用方面的釋明。法官釋明權行使有必須行使可以行使情形之分。當法官自己設定規則時必須行使釋明權，向當事人解釋說明規則的行使方法，讓當事人明了規則的內容及其他事項；當法官行使邏輯推理，對一方當事人進行不利推定時，法官必須行使釋明權，如一方當事人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證據，其法律後果的承擔應由誰承擔的釋明。可以行使釋明權的范圍主要是訴訟風險提示等內容，對當事人訴訟權利限制不很大的方面。
法官在行使釋明權時，應當遵循一下原則：1、探求當事人真意原則；2、中立原則；3、必要原則；4適度原則。在實際司法實踐中，法官還都應遵循上述原則，實現程序及實體上的公正。
《證據規則》第35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規定第34條規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變更訴訟要求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指定舉證期限。根據這一規定，法官對於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法院根據案件基本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應當行使除去不當的釋明權。在行使釋明權，需要注意幾個問題：
1、這種釋明權的行使，不受《證據規則》第34條規定的限制。《證據規則》第34條是關於舉證時限和證據失權的規定。經法官釋明後，當事人變更訴訟要求的，法院應當重新指定舉證期限。如法院認為需要對證據重新進行質證或者雙方當事人均要求重新質證的，仍然可以依法進行質證程序。
首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認為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不符合法律規定時，應該休庭合議，以體現合議的嚴肅性。經過合議認為，如果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一致的，合議庭可以繼續開庭，這時就不用告知當事人合議庭的認定意見了。如果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那麼合議庭就應當在繼續開庭後告知當事人。
其次，關於如何具體告知，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合議庭不能公開、明確無誤地告知當事人案件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什麼，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是什麼，只能告知當事人案件的法律關系還可能是什麼，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還可能是什麼。同時，為避免當事人訟累，法院應就可能出現的法律關系或者民事行為，要求當事人舉證， 告知當事人可以變更訴訟請求，使對自己有利，並告知當事人，如果當事人不變更訴訟請求的，法院將根據已有的證據材料作出裁判。之所以不贊成明確無誤地告知當事人案件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是什麼，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是什麼，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議庭作出認定後，一旦庭長、院長或者審判委員會不不同意合議庭的認定，就很可能損害法庭的嚴肅性，損害法律的權威；二是案件還沒有審理完畢，合議庭不能對案件事實匆忙作出認定，否則會影響法官的中立地位。
再次，就告知的方式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說明中認為，合議庭採用口頭告知的方式即可，不過書記員應當將此准確地記入筆錄，並讓當事人在筆錄上簽名，以免日後當事人否認合議庭告知而無據可查。
3、在一審法院行使此種釋明權後，當事人仍不變更訴訟請求的，在這種情況下，如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與一審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屬於原告起訴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正確或者不存在，即訴訟主體(被告)有誤，一審法院應當從程序上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以便使原告在明確法律關系後，重新起訴正確的被告；如當事人主張的民事行為（合同）的效力與一審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則屬於在雙方當事人法院關系已確定的情況下，對民事行為、案件事實效力認定的實體問題，一審法院應當從實體上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4、釋明權行使程序問題的參考性意見
⑴審判長或合議庭（含簡易程序中的獨任審判)的其他成員(以下簡稱法官)在開庭審理前能夠確定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在開庭審理之前適當行使釋明權。
⑵法官在開庭審理過程中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休庭合議。經過合議庭進行評議後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在法庭辨認終結前適當行使釋明權。如能夠通過當庭合議確定是否應當行使釋明權的，也可當庭合議。適用簡易程序的除外，法官可以依先例或者裁判經驗，作出適當判斷。
⑶法官在開庭審理後，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應當由合議庭進行評議(適用簡易程序 的除外)。經過合議庭評議，認為符合行使釋明權的情形，同意行使釋明權的，法官應當按照合議庭評議的意見，依法適當地行使釋明權。
⑷合議庭在開庭審理後，對案件進行評議中，認為應行使釋明權的，法官應當按照合議庭評議的意見，依法適當地行使釋明權。
⑸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時，如果法官能夠當庭確定行使釋明權的，可以當庭釋明；如果當庭無法確定的，可以休庭，向庭長匯報後，再行決定。作者：陳龍禎

⑩ 法官應遵循哪些行為

淺議法官釋明應遵循的原則
2005年10月16日18:58 東方法眼章中寅205人次瀏覽 評論0條字型大小:T|T
所謂釋明，本意是指使不明確的事項通過解釋變得明確。釋明權是指法院為救濟當事人對自己主張、請求及陳述的意思不明確、不充分、不適當時，通過發問、指導等方式依法將相關的法律規定向當事人進行解釋和說明的許可權。我國民事訴訟引入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釋明權概念，這一制度對當前民事訴訟具有積極意義，它充分地保護了文化和法律素質較低的當事人訴訟權利，落實了司法為民的服務宗旨。
對法官釋明權的規定，目前僅有司法解釋的簡要規定，且不顯山不漏水地"藏匿"在證據規則中，這些釋明權的規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操作中都有不盡完善和規范之處。造成審判實踐中，行使釋明權存在"五難"。 一是時間難定。釋明是在庭前還是在庭後；釋明在審理階段還是在審結後。釋明早了，當事人會產生規避行為；釋明晚了，不利於當事人及時行使訴訟權利。二是場合難定。是雙方當事人在場釋明，還是單獨向一方當事人釋明。雙方當事人在場釋明，對其不利的一方會認為法官是對一方訴訟的幫助；單獨釋明，法官又有私下為一方提供法律服務之嫌。三是范圍難確定。有的法律規定一旦向當事人釋明，就會導致當事人敗訴。如對訴訟時效抗辯。四是方式難用。口頭釋明，如果當事人事後不認可，法官無證據；書面釋明，遇到需要釋明的事項比較多，釋明的時間又不一致，必然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詢問式釋明，不利的一方會產生法官誘導當事人訴訟的懷疑。五是程度難把握。釋明少了，當事人認為法官沒有完全履行釋明義務；釋明多了，不利於法官進一步做調解工作，而且使當事人產生先定後審的感覺。在審判實踐中，法官是根據自已對釋明權和法律的理解去履行職責，這樣，往往會出現釋明不統一、不足、釋明過度甚至釋明錯誤的現象，給釋明權制度帶來負面影響。
審判實踐中，如何適當的行使釋明權的原則，筆者在此談談自己膚淺的看法。
第一、探求當事人真實意思原則。
法院行使釋明權的目的，是由於當事人缺乏法律知識、沒有訴訟經驗，因此訴訟中遺漏訴請求、提出矛盾的主張、事實陳述不清或提供證據材料不足，這不是他們故意所為。例如侵害人身權的案件，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因為原告不知道可以請求賠償精神損失，在起訴時遺漏了該項主張。法官應當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如果當事人確實不知道，法官應當行使釋明權，啟發當事人補充訴訟請求。 如果在沒有探知當事人真實意思的情況下進行釋明，法官就成了當事人的訴訟參謀，甚至變成當事人的律師。
第二、法定原則
法官釋明，是法律賦予法官的一項權利，也是一項義務。法官在訴訟過程中，應當積極地、全面地、正確地履行這一職責。
法定原則要求法官做到：1、必須釋明。即法官遇到釋明的情形，就應當主動地釋明，不可隨意棄舍。如果不釋明，那麼將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如法官"未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後果，而又要求當事人承擔證據失權後果的，當事人以法院（法官）未履行舉證指導義務為由上訴時，上訴法院得以此理由撤消原判決，發回重審。"（註：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2002年版 第49頁）。這樣在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的同時，法官承擔錯案的責任。釋明職責，是對法官的剛性要求。它不同於一般的法制宣傳。法制宣傳的主體雖然也包括法官，但范圍更廣泛，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的公務人員都有宣傳法律的責任，而釋明權的主體只能是法官；法制宣傳的對象是所有的廣大群眾，而釋明權的對象是特定案件的特定當事人；法制宣傳的內容，不僅包括法律、法規，還包括行政規章、地方法規，而釋明權的內容僅指民事證據規則中的特定內容，范圍有限；法制宣傳的時間，沒有審限的規定，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而釋明權的行使只能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規定的審限內進行。因此，法制宣傳的職責是宣示性的，其要求相對靈活，法官釋明職責則是在法律規定的程序中履行，沒有隨意性。
2、釋之有據。法官行使釋明權必須要有法律依據，不可擴大釋明範圍。《證據規定》列舉了法官的釋明的四種情形。第三條、第三十三條規定了法官的舉證指導義務；《證據規定》第八條的規定是針對適用擬制自認規則時，法官所應當履行的充分說明並詢問的義務。說明既包括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本身的說明，也包括對擬制自認法律後果的說明。詢問內容不僅包括對對方當事人的陳述是否有異議，同時也包括告知當事人如果不明確表態，可以產生視為承認對方主張的法律後果；第三十五條規定了法官對原告訴訟請求變更的告知義務。這四條是法官行使釋明權的依據，法官應當在此范圍內釋明，不能逾越。否則，要麼釋之無據，要麼就是訴訟中的法制宣傳。3、不可遺漏。釋明必須全面，該釋明的，就應當釋明。既不能部分釋明，也不能單方釋明。
第三、公開原則
法官行使釋明權，將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它成為訴訟程序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訴訟程序必須公開，釋明也應當公開，不能搞暗箱操作。否則，則會引起對方當事人的合理懷疑，也不利於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公開原則要求法官做到：1、釋明的問題對象必須向雙方當事人公開。具體釋明的內容，釋明時必須向雙方當事人公開說明，不要私下與一方口頭解釋。2、釋明的內容有書面記載，既可以向雙方當事人公開，也便於事後檢查和考評。
第四、中立原則
司法解釋規定的釋明內容不是針對當事人一方的，在個案中，既可能向原告釋明，也可能向被告釋明，還可能向第三人釋明，所以法官在行使釋明權時應當堅持中立原則。中立原則要求法官做到：1、應對訴訟法律關系的相關當事人釋明。即按照個案的具體情況，該向原告釋明的，就要向原告釋明，該向被告釋明的，就要向被告釋明，第三人也是如此。釋明時，切忌摻入個人情感而厚此薄彼。不應該對一方該行使釋明權的時候卻行使釋明權，而應該對另一方該行使釋明權時卻不行使釋明權，或者應該對一方該多行使釋明權時卻少行使，而應該對另一方該少行使釋明權時卻多行使。中立不代表消極，探求當事人真實意思的前提下，及時行使釋明權。
第五、程序原則
釋明權在民事訴訟程序的以下訴訟階段行使：⑴起訴與受理階段。在此階段，法官發現當事人有不適格的，法官可以行使釋明權，令其去除或變更不當之處。訴訟中經常遇到訴訟當事人不適格的問題。如被告死亡，原告仍以死亡的公民為被告，或以死亡的公民為原告訴訟，法官不能在受理後以此為由逕行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而應當在立案時行使釋明權，要求被告修改訴狀內容，由權利人起訴，更換適格的當事人；
發現原告的起訴明顯不適當的，法官行使釋明權，令其去除，如前所述，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進行釋明告知通過申訴處理。起訴破產企業的，可告知其直接向清算組申報債權。⑵審前准備階段。法官通過組織當事人庭前交換證據發現有需要釋明之處的，可以行使釋明權。法官行使釋明權後，當事人雙方有可能達成訴訟和解，也有可能由原告自動撤訴；當事人有可能補充訴訟請求或證據材料，使庭審效果更明顯；法官在此階段行使釋明權，還可以使雙方的爭議焦點更加明確。⑶開庭審理階段。在此階段，如認為當事人對事實、主張的陳述不清楚，不完整的，法官可行使釋明權，讓當事人補充陳述清楚；對當事人疏忽之法律見解，法官也可以通過公開心證之辦法行使釋明權，促使雙方當事人進一步發表意見。⑷二審階段。在此階段，法官如發現上訴人上訴請求不明確的，行使釋明權。⑸再審階段。在審查當事人再審請求不明確的，法官發現其申請明顯不成立的，可向當事人行使釋明權，動員其撤回申請；在再審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當事人陳述不清楚的，應當釋明並讓當事人陳述清楚。
釋明權的行使在民事訴訟程序中進行的，釋明權要遵循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否則釋明權無效，例如 在合議庭評議過程，合議庭的法官發現當事人有遺漏訴訟主張以及證據不充足的，不得再反過來行使釋明權。
釋明權是審判權的的內涵之一，必須嚴肅對待。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保證釋明權的正當行使，才能實現法律賦予法官釋明權的目的。

（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