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要認罪

① 案子到了法院，認罪態度會不會影響量刑

最高人來民法院、最高人民檢源察院、司法部、關於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願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於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願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這兩個條文規定對於「自願認罪的被告人」，法院會考慮「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第7條規定「對於當庭認罪自願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自首、坦白的除外」。只要是被告人認罪的，律師一般都會引用上述三條規定來為被告人辯護。我們知道，這三個條文並不是法律。故而，在司法實踐中，個別法官對此引用的隨意性比較明顯

② 法院要求寫認罪悔過書，如果寫了會不會加重

法院要求寫認罪悔過書，如果寫了不會加重處罰，不寫才會加重處罰。當然，這事在沒有新錯誤、新罪行的情況下。

③ 法院提出只有我認罪後才給我判緩刑，有什麼依據

法院這種行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你認罪，我給你判緩刑，案子內盡早了結比較省事。第容二種，你承認罪行，然後法院給你判有期徒刑。現在不排除這個可能，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想記錄上有過犯罪行為，就讓律師繼續做無罪辯護。

④ 法院第一次傳喚，如果說不認罪，第二次傳喚是不是就開庭了。認罪還能輕判嗎

1、第一次傳喚：法院主審法官需要向當事人收集、調取證據。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2年3月14日修正版）第五十二條規定 ：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

2、第二次傳喚：只有證據就可以定罪，認罪可以輕判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4)法院要認罪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五十五條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第五十六條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⑤ 被告認罪態度好，法官會輕判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於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版認罪案件」權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願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於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願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這兩個條文規定對於「自願認罪的被告人」，法院會考慮「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第7條規定「對於當庭認罪自願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自首、坦白的除外」。只要是被告人認罪的，律師一般都會引用上述三條規定來為被告人辯護。我們知道，這三個條文並不是法律。故而，在司法實踐中，個別法官對此引用的隨意性比較明顯。

⑥ 在法院認罪認錯書怎麼寫

就寫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給社會和人民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向受害人道歉，向社會全體人民道歉，深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好好反省重新做人，一定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⑦ 法院以判但是真正的罪犯自己認罪了怎麼辦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聽到對某人這樣的贊許：「某某人到是挺隨和的。」那麼什麼是隨內和呢？

有人說，隨和就容是順從眾議，不固執己見；有人說，隨和就是不斤斤計較，為人和藹；還有人說，隨和其實就是傻，就是老好人，就是沒有原則。那麼，隨和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隨和應該是一種素質，一種文化，一種心態。隨和是淡泊名利時的超然，是曾經滄海後的井然，是狂風暴雨中的坦然。

人要善於隨和。即便原則問題，也要平等地和人家交換意見，不鬧意氣，不存成見，切莫居高臨下，殺氣騰騰地採取壓制人家的態度，那是自己水平不高的表現，很難達到目的，還損害自身形象。

要隨和，就得克服「以我為中心」的思想。如果你的見識主張和能力比別人強，人際關系好，人家就可能會尊重你。如果自己不具備這些條件，又要搞「以我為中心」。既不能滿足你的慾望，又有可能毀掉你自己。斤斤計較自己的名譽，地位，什麼都要比人家的好，情緒又煩躁，對自己身體必定傷害較大，會容易衰老。要人家尊重你，關鍵是自己要尊重人家。

做到隨和的人，必定是高瞻遠矚的人，寬宏大度的人，豁達瀟灑的人。而胸懷狹窄的人，做不到這點。「難得糊塗」就妙在其中。

⑧ 法院為什麼主動聯系我的律師讓我認罪後給我判緩刑

你好來，緩刑稱暫緩量刑源，也稱為緩量刑，是指對觸犯刑律，經法定程序確認已構成犯罪、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人，先行宣告定罪，暫不執行所判處的刑罰。由特定的考察機構在一定的考驗期限內對罪犯進行考察，並根據罪犯在考驗期間內的表現，依法決定是否適用具體刑罰的一種制度。意思就是你承認構成犯罪，但法院給你判緩刑，如果認為你表現良好，就不需要執行刑罰。法院應該是想盡快結案，但你接不接受要看你自己。如果你只是不想坐牢，那麼可以接受，如果你不想承認自己有過犯罪罪行，那就讓律師繼續給你做無罪辯護。

⑨ 法院開庭後讓認罪以為這

在判決書下來之前，認罪都是可以從輕處罰的。
一般而言，認罪是指被告人承認針對他而提起的刑事指控。但從程序法的意義上看，認罪是一種法律行為，能夠在刑事訴訟中引起一定程序的發生、改變或終結，因此，需要對其構成條件和法律意義進行進一步的探討。筆者認為，構成程序法上的認罪應當具備以下一些要件：

第一，認罪是指發生在刑事案件已經提起訴訟，並且已經完成證據展示，而法庭尚未開庭審理的階段，即庭前階段的承認行為，這是認罪成立的時間要件。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都有可能就針對自己的刑事指控做出承認，但是，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或審查起訴階段的承認行為不應被賦予程序法上的意義，因而不屬於程序法上所說的認罪。將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中的承認行為排除在認罪范疇之外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要防止在沒有查清犯罪事實前，犯罪嫌疑人為逃避重罪而承認某一輕罪，達到逃避懲罰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在沒有查清犯罪事實的情況下，誘使犯罪嫌疑人作有罪或重罪的供述；更重要的是，由於程序法上的認罪會影響訴訟程序的進程和形式，因而只能建立在偵查和審查起訴已經結束，對犯罪的調查已經告一段落的基礎之上，以使認罪行為不會對案件事實的調查產生影響。因此應當明確，程序法意義上的認罪僅指發生在庭前階段的承認行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對犯罪事實的承認不能作為啟動或改變刑事訴訟程序的依據，因而不是程序法意義上的認罪。

第二，認罪是被告人在證據展示的基礎上做出的承認行為，這是認罪成立的實質要件。證據展示的目的是使訴訟雙方相互知悉對方訴訟證據，從而更好地參與訴訟，提高通過訴訟發現案件事實的效率。對於被告人來說，證據展示能夠使其對控方對案件事實的證明程度做出較為准確的判斷，因而會對其訴訟行為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在證據展示過程中，被告人可以在其律師的幫助下對控方證據進行全面而充分的評價和權衡，如果認為控方證據不足以證明其犯罪，便會選擇嚴格的審判程序，以期獲得無罪判決；如果認為控方證據已經足以證明，或者是很可能證明其犯罪，便會考慮放棄嚴格的審判程序，以換取減少訟累的速決程序，並獲得實體判決上的減輕。刑事訴訟中確立認罪制度的目的是通過促使被告人認罪而使訴訟程序的簡化獲得正當性，當被告人通過證據展示而對控方證據進行了全面的權衡，並在此基礎上做出認罪決定時，他不僅承認了控方證據的證明力，而且認可了依簡化程序對案件進行審理是正當的。因此，使被告人通過證據展示獲悉控方的全部控訴證據，在此基礎上決定其是否承認犯罪，是構成認罪的實質要件。

第三，認罪是被告人在其辯護律師在場的情況下，面對法官做出的承認行為，這是認罪成立的形式要件。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處於極為不利的訴訟地位，他們不僅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從而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法定權利，而且由於失去人身自由，容易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做出違背自己意志的決定。為了保證被告人的認罪決定是在充分、有效地權衡控方證據和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做出的，需要有律師為其提供法律上的幫助，並且使其面對中立的法官，在外界影響盡可能小的條件下做出其決定。因此，辯護律師在場和面對法官是構成認罪的形式要件。

⑩ 麻煩大家誰能告訴我在法院上認罪之後自己怎麼陳述，怎麼說讓法官重輕處罰

最後陳述權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審中所享有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其理論基礎主要在於立法對刑事被告人弱勢地位的特別關注以及對言詞原則的體現。最後陳述程序的設置，有助於法官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還凸顯了對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對旁聽民眾有一種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質上最後陳述權主要是辯護權，此外還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
最後陳述權-理論基礎
被告最後陳述權
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訴訟機制的正常運行離不開控方與辯方在力量對比上的相對均衡，在中國刑事訴訟機制轉型的今天尤應如此。因為，力量相對平衡是形成對抗的前提所在。不過，為大家所達成共識的是，代表國家參與訴訟的檢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參與訴訟的能力上存在著先天的嚴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將刑事訴訟描述成是檢察官代表強大的國家向弱小的被告人發動的一場戰爭。控方掌握著國家強制力，可以實施各種強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僅是被強制的對象。因此，各國不得不在立法上紛紛採取方略以平衡控辯雙方的訴訟地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賦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權，以使其在參與能力和訴訟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趕上他的檢察官「對手」，使控辯雙方能夠形成對抗之勢。被告人被賦予的特權可以分為兩類——實體上的權利和程序上的權利，前者譬如對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的規定，後者譬如一些國家對被告人沉默權的規定。可以認為，被告人在庭審中被賦予最後陳述權也是這種特權在程序上的一個體現。這一點在與民事訴訟的對比中也可得到驗證：民事訴訟中兩造的天生平等註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後陳述權。
另外，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行使必須以當庭口頭陳述為唯一的形式，任何書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頭陳述。因此，最後陳述權又被認為是言詞原則的當然體現。所謂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案件必須以言詞陳述的方式即口語形式進行。公開的直接言詞審理取代秘密的間接的書面審理，是訴訟制度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大發展。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是未經當庭以言詞方式調查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書面辯護詞等任何書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為剝奪或限制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理由。可見，作為現代審判原則之一的言詞原則也是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一個理論基礎。
最後陳述權-功能
法庭審判的最後陳述權
其一，作為法庭審理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有助於法官發現案件真實。在具體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陳述對案件的審理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而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又常常能夠最集中、最明顯地表現出被告人的主觀個性特點。通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較之其以前的各種陳述，往往有新的內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於法官作出正確的判決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中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其他新的情況，法官應當進一步採取措施而不是徑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釋中就規定：「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合議庭認為可能影響正確裁判的，應當恢復法庭調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辯解理由，合議庭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恢復法庭辯論。」
其二，最後陳述程序可以突顯對被告人人格尊嚴的尊重。如果說前述一方面是出於能夠准確地懲罰犯罪的考慮的話，那麼這里可以認為是出於保障被告人人權的考慮。隨著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程序的關注也日漸強烈，過去那種程序法是實體法的附庸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界甚或實務界的主流觀點。人們意識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並且這種價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夠體現當事人做人之尊嚴的價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訴訟法規定的程序保障體制強調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和法律關系主體地位，體現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觀念，使訴訟具有理性活動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對最終的裁判結果有無實質的影響，最後陳述程序還是可以讓被告人內心壓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釋放。雖然被告人的主體地位已得到確立，但誰也不能否認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是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這種境地難免會對其心理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因此，為被告人設置一個釋放情感的平台並非毫無必要。當然，在最後陳述中被告人並非可以毫無邊際、言無不盡，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此下文將作專門論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後陳述還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個案的形式向旁聽民眾宣示法律以及勸誡民眾切勿違法犯罪。本來，教育功能應當說是整個庭審乃至整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後陳述往往會帶有更為濃烈更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會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情感豐富地向人們展示其內心感受，具有一種「最後的臨別贈言」的性質。有一些陳述可能與認定案件事實毫無關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並無機會做出。而各國立法對被告人最後陳述的限制一般都是「與本案有關」或者「不離題」，這類陳述雖說與認定事實無關，但應當說是還是「與本案有關」的，也是「不離題」的。況且這類陳述還會關繫到量刑時所考慮的認罪態度問題。最後陳述較之於其他庭審的過程可能更會打動旁聽民眾，體現出勸誡教育的功能。當然，法官也不能因於此而將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向這方面引導，畢竟最後陳述是被告人的權利，它還承擔著體現被告人做人尊嚴的功能。
最後陳述權-性質定位審判從最本質的角度上來講，應當說被告人之最後陳述權是屬於辯護權的范疇。所謂辯護權，是指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針對指控內容進行辯解、反駁，以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權利，簡單地說就是對控告進行辯護的權利。一般認為，辯護權具有三個特性：專屬性、防禦性和絕對性。最後陳述權也是具有上述三個方面的性質。最後陳述權的專屬性意味著它是專屬於刑事被告人的一項權利，即使有律師代為發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還是可以進行最後陳述。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8條第（二）項和第（三）項便規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後陳述。（三）即使有辯護人為他作了發言，對被告人仍然應當詢問他是否有為自己辯解的陳述。」在防禦性方面，最後陳述權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它本來就是立法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訴訟能力而多為被告人附設的一道防線，在形式上又體現為被告人作為防禦一方的最後一道防線。最後陳述權的絕對性應當體現為只要一個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訴和刑事審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質、嚴重程度如何，他都應享有最後陳述權。我們不能以罪輕為理由認為沒有最後陳述的必要，從而限制剝奪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如《義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在第523條規定「最後陳述的進行」時便提出：「……5、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被告人和辯護人要求最後發言，應當得到允許，否則導致行為無效。」
辯護權是被告人的一項基本權利，貫穿於整個訴訟過程之中，它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同一般意義上的辯護權相比，最後陳述權有著獨特之處：一是最後陳述的主體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辯護人代為行使，這顯然有別於其他的辯護權；二是在最後陳述中，並不存在如其他辯護權中控辯雙方直接意義上的對抗，在這一階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進行陳述，不存在控方的辯駁，其意見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後陳述權又不完全是一種辯護權。最後陳述權有一個功能是突顯被告人的尊嚴感，釋放被告人的內心情感。而辯護權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首先要體現為一種對抗。有些情況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並不具有對抗性，僅僅是一些抒情性質的發揮，最後陳述權會體現為一種情感宣洩權。最後陳述權的這種性質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國家追訴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種地位意味著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壓力。當然，被告人情感的釋放也並不是漫無邊際，應當是與案件有關的。
最後陳述權-限制
模擬最後陳述權
任何權利的行使皆應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也不例外。本文認為，對最後陳述權的限制應當僅限於在內容上的限制，在陳述形式上不應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實踐中，許多法官會以陳述時間過長為由打斷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應當說這是對最後陳述權的一種侵犯。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後陳述時語氣慷慨激昂，有時也會被法官以語氣不對為由打斷，這種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對最後陳述權在陳述內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不能損害國家、他人以及社會公共的利益，這應當是一個最基本的底限。在司法實踐中常見的一些情況，如有的被告人會在最後陳述中蔑視甚至辱罵法庭、公訴人、偵查人員，有的被告人會對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進行人身攻擊，這些行為都是侵犯了國家、社會或者他人的利益。對此法官應予制止，進行批駁、訓誡，如果被告人不聽，視其情節輕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處罰或對其另外追究責任的處理。在公開審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如果涉及到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也應當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後陳述內容不得離題。所謂「不得離題」，即必須與本案有關。對「與本案有關」應作廣義的理解，不能僅限於與認定本案事實有關，被告人關於悔罪的傾訴、對犯罪心理的講述以及對本案所適用的法律的評判等等都應當認作「與本案有關」。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被以「與本案無關」為借口打斷的情況比比皆是，許多情況已經構成了對最後陳述權的侵犯。對於「與本案無關」的理由應當慎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是否與本案無關，往往要到陳述結束後才能作出判斷而不是在一開始陳述就可以得到結論。」
最後，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不得進行不當的重復。有的被告人出於心態緊張等因素會一時思維停滯或者混亂，可能會在最後陳述中重復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陳述，或者會固執地咬定並多次重復自己某一方面的見解，這種情況下法官可以予以適當的制止。但是，一些為了保持邏輯上的系統連貫或者陳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復應當是允許的。
最後陳述權-保障
最後陳述權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有對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規定，但與其他國家的規定相比，則顯得太過簡略。並且，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似乎尚未被提至「被告人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的高度，不受重視的現象還較為嚴重。如限制被告人陳述時間，以提問打斷陳述，以問答代替陳述，對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的新情況、新證據不予理睬等等。於是，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就顯得尤為重要。
第一，應當將對被告人最後陳述內容的限制明確寫入立法，並且規定除這些限制情況外任何情況下的最後陳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斷和其他干擾。最後陳述程序由法官主持進行，在此過程中公訴人和被害人等絕對不能插話打斷，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當的最後陳述，但是也必須明確具體地給出限制陳述的理由。
第二，審判法官應當給予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以高度重視，不能讓這一程序成為「走過場」。首先應當規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後陳述權的義務，不履行此義務被告人又沒有進行最後陳述時可視為對最後陳述權的剝奪。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事實、新證據，法官應視具體情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恢復法庭調查或者是法庭辯論。《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如果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受到了剝奪或不當限制，而其中又會有對新事實、新證據的陳述，在二審中提出可以成為發回重審的理由。當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導致最後陳述中沒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審程序中提出則不屬於此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後陳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實、證據而導致恢復法庭調查或法庭辯論，之後終結時被告人還是當然地享有最後陳述權，因此最後陳述權中的「最後」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
第三，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後陳述權，其辯護人可以給予其必要的幫助和引導。在司法實踐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過於緊張或者語言口頭表達能力欠佳，可能很難准確充分地陳述出自己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時應當允許辯護人進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導。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也可由主持庭審的法官給以必要的協助。但應當注意的是，絕不能讓這種引導或協助成為限定式的問答，變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