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調研沿革
『壹』 鐵路運輸法院的歷史沿革
鐵路法院初建於1954年3月，當時稱為「鐵路沿線專門法院」；
1955年1月，最高人民內檢察院容建立了鐵路水上運輸檢察院，部分地方也相繼建立了鐵路運輸檢察院和水上運輸檢察院。到1956年初，鐵路運輸檢察院的各級機構普遍建立。在15個鐵路局建立了鐵路運輸檢察院，在50個鐵路分局建立了鐵路運輸檢察分院。
1957年9月根據國務院《關於撤銷鐵路、水上運輸法院的決定》予以撤銷。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全面啟動，1980年7月25日，根據司法部、鐵道部聯合發出《關於籌建各級鐵路法院有關編制的通知》，在北京設立鐵路運輸高級法院（1987年5月撤銷），在鐵路局所在地設立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在鐵路分局所在地設立鐵路運輸法院。
1980年左右，全國鐵路運輸法院籌備建立，1982年5月1日正式辦案。
2009年7月8日， 中央下發關於鐵路公檢法管理體制改革的文件，要求鐵路公檢法整體納入國家司法體系，鐵路法院整體移交駐在地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高級人民法院管理。截止2012年6月底，全國鐵路法院完成管理體制改革，整體納入國家司法體系。
『貳』 審判委員會的歷史沿革
審判委員會作為中國法院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最早起源於新民主主義時期。1932年中共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中規定，縣以上裁判部組織裁判委員會。該裁判委員會即是審判委員會的雛形。
1950年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中，司法主管機關初步提出了法院組織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審判委員會。
1951年中央政府通過了《法院暫行條例》，該條例第15條規定，省、縣兩級法院設立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庭庭長及審判員組成。
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正式頒布，規定在我國各級法院內部設立審判委員會，作為對審判工作的集體領導形式。
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成立，並形成了審判委員會的一些工作制度。隨後，全國各級法院相繼組建了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作為一項法定製度開始運行。
審判委員會制度在選擇與建構時受了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沿襲司法與行政合一，行政機關的行政長官統領行政權力，兼行司法職權。新中國建立後，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審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於建國前革命根據地的司法機關普遍實行集體領導，審判委員會的設立與我國司法傳統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極大的親和力。其次，新中國成立後，打碎了舊的司法體制，創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司法體系，法制建設百廢待興，司法幹部極其缺乏，當時法院法官絕大部分由工農幹部組成，法官的業務素質整體上較低，有必要採取集體決策的方式，以保證審判質量。再次是大陸法系和前蘇聯審判體制的影響。
20世紀初，在現代法律制度的選擇中，中國更多地參照了大陸法系傳統。新中國的法律也深受大陸法系的影響。與普通法系國家相比，大陸法系在法院的內部組織結構中帶有較強的等級色彩，強調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的制約與指導，法院體系結構帶有濃厚的官僚層級味道。比如法國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國聯邦法院中的「大聯合會」，就與審判委員會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處。前蘇聯的審判制度則強調執政黨對審判的干預和具體指導，強調集體智慧，這些都給構建中的中國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記，使審判委員會制度成為可能。
由院長主持、庭長及資深法官組成的這一組織即可實現政黨及領導層對審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叄』 昆明市人民檢察院的歷史沿革
1910年（清宣統二年）月，雲南按察使司根據法部命令改為雲南提法使司，成立司法，典獄兩個科，並負責籌建高級、地方、初級三級審判衙門。同年12月1日，昆明地方檢察廳成立，設在賣線街（現五一路），這是昆明地區最早的檢察機構。
1911年（清宣統三年）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在昆明發動起義，宣布廢除清末設置的提法使司和各級審判廳及檢察廳。昆明地方檢察廳撤銷。
1912年（中華民國一年）8月，雲南軍都督府下令恢復高級、地方、初級三級審判廳和檢察廳，改昆明地方檢察廳為「雲南府地方檢察廳」。
1916年2月，雲南護國軍政府下令撤銷各級審判廳和檢察廳。同年10月16日，中華民國政府，下令恢復雲南高等審判廳，檢察廳和昆明地方審判廳、檢察廳。昆明地方檢察廳辦公地點在慶雲街。
1927年，昆明地方檢察廳設檢察長1人，首席檢察官1人，正副檢察官3人，實習檢察官2人，書記官長1人，書記官9人，雇員5人，警長1人，法警20人，探員1人，檢驗吏2人，共46人。 1927年8月，中華民國政府下令實行「審檢合署」制。12月1日，根據雲南省政府令改昆明地方檢察廳為昆明地方法院檢察處，設首席檢察官1人，正副檢察官4人，侯補檢察官5人，書記官長1人，書記官24人，見習官9人，承發吏1人，共45人。
1939年以後，人員漸減，到1949年12月，檢察處僅有人員19人，辦公地點在慶雲街昆明地方法院內。
1949年12月9日，雲南省和平解放後被接管。 昆明市人民檢察院的前身是昆明市人民檢察署，1953年5月4日正式成立，啟用「昆明市人民檢察署」方形銅質印信及木質條戳各一枚。辦公地點設在太和街（現北京路）592號。幹部7人（其中有辦公室主任1人，秘書1人，助理檢察員5人），內部未設機構，對外設人民群眾接待室。
1954年12月31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和雲南省人民檢察院（54）檢辦字第0642號通知，昆明市人民檢察署改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內部未設科室，實有幹部10人。
1955年3月7日，中共昆明市委批准市人民檢察院辦公機構設四科一室：即一科（一般監督科）、二科（偵查科）、三科（偵查監督科）、四科（審判、監所監督科）、辦公室。辦公地點由太和街592號遷至97、98號。4月，成立昆明市工礦區人民檢察院，由市人民檢察院調配幹部3人，辦公地點在市人民檢察院內，負責中央、省市屬廠礦企業的刑事檢察工作。1956年11月，工礦區人民檢察院被撤銷。
1958年，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辦公機構由四科一室改為兩科一室。撤銷了一科（一般監督科），二、三、四科合並為兩個科，即一科（偵查和人民接待科），二科（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勞改監督科）和辦公室。
1959年，昆明市編制委員會批復市人民檢察院辦公機構只設一室一科（辦公室和業務科），但實際仍保留兩科一室。1月，昆明市成立明良礦區，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調派幹部前往明良礦區組建明良礦區人民檢察院，4月成立。9月，明良礦區行政建制撤銷，明良礦區人民檢察院也隨之撤銷，幹部調回市人民檢察院。
1962年，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辦公機構為兩科一室，一科負責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和對縣區人民檢察院辦案工作的指導；二科負責勞改隊，拘留所檢察，社會改造檢察、人民來信來訪工作和處理嚴重違法亂紀情況；辦公室負責秘書材料，文件檔案和總務行政。
1964年5月，昆明市編制委員會通知市人民檢察院辦公機構設置為三科一室，即一科（負責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工作），二科（負責勞改監所的檢察工作），三科（負責辦理內部嚴重違法亂紀案件，包括貪污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辦公室。
1965年，昆明市人民檢察院管轄四區四縣八個人民檢察院。
1966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7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的軍代表，先後進駐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實行軍事管制。
1968年10月，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軍代表宣布除留少數人協助工作外，其餘人員到雲南省冶金工業學校參加「斗、批、改」運動，同時摘掉了昆明市人民檢察院的牌子。年底檢察幹部又從雲南省冶金工業學校到小哨「五·七」幹校勞動。至此，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被撤銷。
1978年10月，中共昆明市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共中央（78）第21號文件規定，通知恢復昆明市人民檢察院，編制暫定30人，辦公機構設三科一室。即：一科（批捕、起訴科）、二科（法紀、經濟、控告申訴科）、三科（勞改監所檢察科）、辦公室，並抽調人員開始籌建工作，年底調進幹部11人。
1979年2月5日，重建的市人民檢察院掛牌辦公，地點在北京路97、98號。辦公機構為三科一室。11月經市委組織部同意設立六科一室。即一科（批捕科）、二科（起訴科）、三科（法紀信訪科）、四科（經濟檢察科）、五科（勞改監所科）、六科（人事科）和辦公室；任命科長（主任）、副科長（副主任）14人。實有檢察人員52人。
1983年10月，根據中共昆明市委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通知，市檢察院辦公機構由科改處，設七處一室。即刑事檢察一處（批捕）、刑事檢察二處（起訴）、法紀檢察處、經濟檢察處、監所檢察處、控告申訴處、人事處、辦公室。年終市人民檢察院管轄四區八縣12個人民檢察院，實有人員399人，其中市人民檢察院為87人。
1984年3月，中共昆明市委組織部通知市人民檢察院增設刑事技術室和調查研究室，至此辦公機構為七處三室。11月，按雲南省人民檢察院要求，市檢察院派員進駐雲南省第一、第二監獄，建立了兩個駐監檢察組。
1987年4月，經昆明市人大常委會批准，成立昆明市人民檢察院稅務檢察室，辦公地點設在昆明市稅務局內，負責檢察全市范圍內的偷稅抗稅案件。
1988年4月，昆明市人民檢察院成立了經濟案件偵查大隊。7月成立了經濟犯罪舉報中心。
1990年5月8日，市編委第28號文件批復：撤銷偵察大隊、經濟處，在原偵察大隊、經濟檢察處基礎上組建反貪污賄賂工作局。辦公地點在原國防路13號附1號。
1994年8月，昆明市檢察院遷至昆明市大樹營大營辦公。
2001年2月12日，昆明市檢察院遷至北京路1008號新的檢察業務辦公大樓，總面積21006平方米，辦公條件得到較大的改觀。到目前為止，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共有內設機構19個。
『肆』 香港終審法院的沿革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香港的司法終審權屬於英國樞密院司法委版員會。之後，為體權現一國兩制，根據《香港基本法》，於1997年7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終審法院。
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仍然實行普通法制度。法院判案時引用其他普通法地區（如英格蘭、澳洲）的案例，亦可聘用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司法人員。
『伍』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的歷史沿革
1991年研究所成立復不久即創辦了《人制民法院案例選》，並以此為載體獨立開展應用法學的研究，同時，還對一些重大的長期性課題開展了專項研究。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機構改革後，研究所和國家法官學院合署辦公。2004年7月，為切實發揮研究所在應用法學研究和司法改革工作中的作用，院黨組決定重組研究所。研究所作為獨立的科研機構不再與國家法官學院合署辦公，並且研究所還承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研究小組辦公室（司改辦）的日常工作。2006年底以後，研究所不再承擔司改辦的工作。
『陸』 人民法院出版社的歷史沿革
人民法院出版社於1986年成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直屬的出版機構，人民法院出版社 秉承「立足審判，服務法治」的辦社宗旨，堅持「突出司法實務，推出理論精品，拓展法治普及，做強特色教育，創立獨家品牌。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數量逐年增長，從最初的年出版圖書40～50種，逐漸發展到如今的年出新書300餘種。
2011年，在完成轉制後，人民法院出版社形成了以圖書出版、期刊、電子音像出版為三大支柱的發展架構，旗下擁有《中國審判》雜志社、人民法院電子音像出版社和東方法律文化傳媒公司，構成了「三『社』一公司」的四位一體經營格局。
「法信」平台由最高人民法院於2012年立項開發，由人民法院出版社承建，歷時三年研發而成，2016年3月3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上線。該法律數字平台為法律人提供一站式專業知識解決方案、類案剖析同案智推服務，並向社會大眾提供法律規范和裁判規則參考。
「法信」全稱為「法信——中國法律應用數字網路服務平台」，囊括「案例要旨、法律觀點、法律圖書、法律文件、司法裁判、法律期刊」六大資源庫，最大程度上匯聚法官審判辦案時所需的法律文獻。尤其是藉由「同案智能推送」技術，法官可以快速參考同類案件的在先判決，為辦案提供「一站式」參考。
「該平台可以滿足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對法律、案例、專業知識的精準化需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當日上線活動中指出。他表示，平台的上線有助於法官統一裁判尺度，促進類案同判和量刑規范化，提升審判質量和效率。
『柒』 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的歷史沿革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歷經司鑒幾代人的艱辛付出，研究所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發展歷程。
建國之初，在人員奇缺和設備簡陋的艱難境地下，司鑒前輩艱苦創業，奮發有為，出色完成了全國重大疑難案件鑒定和司法鑒定人才培養的重任。1960 年，由於歷史的原因，研究所無奈被撤消，大部分裝備和人員被分流至中國刑警學院和公安系統。1979 年籌備恢復建所，憑借後繼者新一輪的艱苦創業與基礎建設，而今已穩步發展成為了一個具有一流裝備水平和先進管理模式的研究所。 1932年 在上海真如楊家橋成立法醫研究所 1949年 由上海市人民法院接管法醫研究所 1951年 由華東軍政委員會接管，名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法醫研究所 1953年 由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分管，名為「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法醫研究所 1955年 由司法部主管，名為「司法部法醫研究所」 1955年 增名為「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 1958年 由公安部主管，上海市公安局代管，名為「公安部三局刑事技術研究所」 1960年 因故撤銷 1979年 籌備復建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 1983年 經國家科委批准正式復建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 1984年 經司法部、國家科技部批准，上海出版署備案，創辦《法醫學雜志》 2000年 經司法部批准，成立「司法部司法鑒定中心」 2001年 經司法部、國家科技部同意，國家出版總署批准，創辦《中國司法鑒定》雜志 2001年 經司法部批准，成立「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鑒定中心」 2001年 成為復旦大學研究生教學基地 2002年 法醫物證與法醫毒化專業獲上海市計量認證合格證書 2003年 經司法部批准，成為「全國司法鑒定人繼續教育基地」 2004年 獲國家檢查機構認可和實驗室認可證書 2004年 成為蘇州大學研究生教學基地 2005年 經上海市司法局審核登記，成立「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司法鑒定中心」 2005年 成為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教學基地 2006年 獲國家能力驗證計劃提供者認可證書，取得組織能力驗證活動的資質 2007年 上海市法醫學重點實驗室建設立項 2009年 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統迎世博優質服務示範窗口 2009年 上海市第一批創建市級服務標准化示範試點 2009年 增設司法會計專業研究室 2009年 獲得司法鑒定國家級實驗室/檢查機構資質認定證書、國家實驗室認可、檢查機構認可、能力驗證提供者認可證書。 2010年遴選為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 2010年成為南方醫科大學研究生教學基地 2010年成為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研究生教學基地 2011年 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投入運行
『捌』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歷史沿革
1956年4月1日依照《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根據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指示，經批准，撤銷福州市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成立，院長、副院長各1人，1957年又增副院長1人，院址仍舊。市中級人民法院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辦公室、人事科。
1957年1月，成立以院長王志潔等7人組成的審判委員會。同年7月，人事科並入辦公室。另設立司法行政科。
1958年3月，任命院長1人、副院長2人。
同年6月，司法行政科並入辦公室。遵照上級指示，1959年6月將原省司法廳管轄的福州市法律顧問處劃歸市中級人民法院；同年9月，將原屬省司法廳管轄的福州市公證處並入市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室，對外仍保持福州市公證處名稱。
1960年1月，任命代院長、副院長各1人。2月，復設司法行政科。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初期編制58人，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實有30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市中級人民法院被「造反派」組織沖擊。
1967年1月24日，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領導權被院內的「造反派」聯合組織非法奪去。
1968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並派出軍管小組對市中級人民法院實行軍事管制，取代法院的全面工作。
同年11月，福州市革委會人民保衛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政治處人民保衛組)成立，下設辦案組(後改為審批組)，接替法院的刑事審判工作，民事訴訟工作劃歸市革委會政治處民事組負責。
1970年2月，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在職30名幹警參加市公檢法學習班學習後，下放24人，調外單位2人，退休1人，留在市公檢法軍管會的僅書記員1人、通訊員1人、炊事員1人。
1972年10月15日，復設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人員編制29人。
1973年11月，任命院長、副院長各1人。至1976年底，全院在編人員32人。初期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和辦公室。院址初設在鼓樓區津門路21號，1974年5月遷往市革委會招待所，1976年2月又遷至鼓屏路13號。1977年7月，增配副院長1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市中級人民法院內設機構逐步健全，人員不斷增加。
1980年6月，成立由院長阮秀中等7人組成的審判委員會。
1981年8月，增配副院長1人。
1983年4月，任命院長1人、副院長2人，1985年10月，任命代院長1人、副院長2人。
1988年6月，任命院長1人、副院長2人，1991年10月，增配副院長1人。
至1994年底，院內設9庭2處3室1隊1部。全院共有幹警229人，其中院長1人、副院長3人、審判員93人、助理審判員75人、法警10人、其他行政人員47人。
『玖』 台灣高等法院的歷史沿革
台灣高等法院 的前身應追溯至日治時期，1895年日本取得台灣，其後不久開始著手將西方司法制度引入，台灣總督府於同年10月7日，以軍事命令發布「台灣總督府法院職制」，設台灣總督府法院一座於台北，並於台灣各地置支部共11個，然由於依該職制審判僅一審且為終審， 因此台灣總督府法院僅是台北地區的最高審判機關，並無高等法院之設。
1896年總督桂太郎廢止軍政，改行民政，發布律令第一號「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改采三級三審制，於該年7月15日成立高等法院、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其中的高等法院全稱為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可視為本院之濫觴。本院首任院長為高野孟矩，當時又因無適當處所設置院舍，故暫借大稻埕之一民屋辦公。
1898年7月19日總督府改正「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後，廢止高等法院，改采二級二審制，僅余覆審法院及地方法院二種，因此，組織法上暫無以高等法院為名的法院。日本本土前此雖亦曾有名為「臨時法院」及「高等法院」的審判機關，但當時系以「裁判所」稱法院，上開命令使用「法院」而不以日本本土慣用之「裁判所」以稱呼審判機關，乃是因為當時台灣實行軍政，統治者又不願逕以「軍事法庭」為名，因此另外援引「法院」一詞代之，並沿用至日治終了以迄現今，因此台灣審判機關意外地早就以「法院」為名，與同樣繼承歐陸及日本而其後由國府帶入的中國審判系統正好相同。
1919年8月，在明石元二郎總督任內，台灣司法制度再度改革，台灣總督府法院於斯時仿效朝鮮之三審制，採取二級三審制，將覆審法院廢止，重新設立高等法院，又將高等法院分為覆審部及上告部，上告部成為當時台灣的終審法院。
1927年台灣的地方法院又分置單獨部及合議部，惟本院組織仍未變。當時的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位於文武町三丁目，原系徵收民宅修建木造院落5棟，同時供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辦公，至1929年始動工改建，1934年4月，建築落成，是一棟三層鋼筋水泥大廈，高度僅次於總督府建築，同年遷入辦公，該建築即今司法大廈。
1943年，因二次大戰戰局吃緊，日本政府為求減輕法院負擔，將本土裁判所之戰時體制適用於台灣，對地方法院單獨部判決不服者得直接上訴於本院覆審部，再度成為二級二審制，該制行使至日治結束。計日治末期，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共轄有8座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支部，分別是台北及其宜蘭支部、花蓮港支部、新竹、台中、台南及其嘉義支部與高雄地方法院。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國府接收台灣，司法行政部派楊鵬為首任台灣高等法院院長來台接收各級法院，同年11月1日接收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完畢之後，正式將其全稱改為今名台灣高等法院 。
該院位在台北市，而台灣各地方法院第一審民、刑事上訴及抗告案件，均須由本院審理，因此台灣南部訴訟當事人咸感不便，故該院奉司法行政部核准後，於1947年6月1日設立台灣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次年（1948年）1月1日，再改為今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此為本院第一座分院，當時管轄台灣西部雲林縣以南及澎湖縣的案件。
1962年11月1日再成立第二座分院－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當時管轄台灣西部台中縣以南、嘉義縣以北的案件。
1965年5月1日，設立台灣高等法院花蓮臨時庭轄花蓮縣及台東縣，1972年7月15日，本院更以花蓮臨時庭成立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轄區與臨時庭時期同。
1968年3月11日法庭大廈完工，同年7月1日啟用，遷移法院法庭及檢察官偵查庭（當時院檢不分）至此。
1990年2月1日再成立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管轄高雄、屏東及澎湖地區地方法院之第二審上訴、抗告案件及該地區屬於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同年5月1日，開始受理案件。
1998年7月30日司法大廈被「內政部」指定公告為國定古跡。
2000年間因本院人員、審判業務俱增，「司法院」與「法務部」又增建第二辦公大廈，並於2004年3月落成啟用，其中的一半提供高等法院民事庭使用，原法庭大廈僅余刑事庭，改稱刑事庭大廈。司法第二辦公大廈原編列總工程款十一億五千多萬元新台幣，由高院編列三分之二、法務部負擔三分之一。
『拾』 我國公司法的沿革歷程
我國《公司法》頒布於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10年。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創新迅猛等多方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和經濟的發展。
3月份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議案統計顯示：建議修改公司法、證券法的呼聲高漲，約有10件。若按每件議案至少有30位代表聯名的最低要求，提出議案的代表應在400人以上。用友軟體董事長王文京的一份議案就有近百位代表聯名。
今年兩會期間，北京用友集團董事長王文京等三十多名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了一份建議修改公司法的議案，這樣的議案已提了很多次了，因為一些關鍵的問題爭議未果，公司法一直沒有修改。
是什麼促使這些代表，還有一些專家學者們如此強烈地要求修改公司法？
王文京等代表在議案中指出：我國現行《公司法》的頒布及其後的小量修改對完善我國公司制企業的治理，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和企業的發展變化，現行《公司法》中的一些規定已經明顯不能適應公司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制約了發展。如：其中的實收資本金制度制約了公司期權制度的建立；對外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的規定，限制了公司的投資和控股公司的發展；公司股票回購的規定限定的范圍太窄，影響了公司的股權管理等。對此，企業界、法律界和理論界都有較多意見和建議。
據介紹，對公司法的修改已經列入了九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調研計劃，但未完成修改。建議在十屆全國人大把對公司法的修改盡早列入立法計劃，盡快完成修改。這份議案提出的立法建議是修改現行的實收資本金制度，促進公司期權等制度的建立；放寬公司對外投資的限制，鼓勵公司投資，並促進控股公司的發展；擴大公司回購股票的范圍，以利企業對股權的戰略性管理。該議案共有30多位代表簽名。主要是企業界、教育界和黨政部門的代表。
北京市中濟律師事務所房德權律師給記者介紹了兩個案例。甲公司與乙公司有貿易往來，甲公司欠乙公司貨款20萬元人民幣，事隔一年之後，甲公司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況下向法院提起訴訟，結果乙公司己於半年前被吊銷營業執照，法院不予受理。法院駁回不無道理，但是如果股東利用公司專門從事違法行為，或者設立公司是為了不法目的，於此情形，仍一味維護公司的獨立和股東的有限責任，這與法律創制公司的宗旨背道而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將得不到保護。
吊銷營業執照已成為公司的股東合法逃避債務的有效方式，由於法律未規定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法律也沒有授予法院對公司吊銷執照的實質審查權，致使實踐中發生的以吊銷之名行逃債之實的糾紛很難處理，也使公司債權人的債權受到了嚴重侵害。特別是由於我國現行法律沒有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公司的股東在一定時期內不得重新設立公司進行經營的規定，致使被吊銷執照的股東異地辦照的情況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的存在，不但使債權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損害了社會經濟利益。
另外一個案例也說明按照現行的公司法，引起無法解決的矛盾。李某為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2001年元月因一起交通事故不治身亡。其與前妻離婚後只有一子李某某在外省讀大學。李某某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後，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繼承其父在有限責任公司中的財產，因李某某在外地求學，不願參與公司經營，遂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將李某的股份轉讓給其它的股東，轉讓現金歸自己所有。
李某在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能否被其子繼承並取得股東身份？關於股份繼承的性質的界定，我國現行《公司法》未做規定。而我國《公司法》規定禁止股東在公司登記後抽回出資，這樣如果其他股東不願意購買死亡股東的股份，繼承人既不能取得股東身份，又不能得到其應繼承的財產，在法律上不能很好的保護繼承人的合法權益。
這兩個案例只是公司法訴訟遇到難題的冰山一角。
上海浩華律師事務所合秋人楊寶春律師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公司法》頒布施行已近10年，期間已曾作修訂，但是它畢竟是建立市場經濟初期頒布的，與現實經濟生活已經有很多脫節的地方。最高院對於重要法律都有全面的司法解釋，而對於《公司法》這樣一部重要法律，卻至今沒有全面的司法解釋。
楊寶春向本報記者介紹，我國實行實收資本制，並對出資方式作嚴格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護債權人的利益。然而，公司法對出資限制太多，特別是對無形資產出資限制較多。而一些公司名為公司，實為合夥，或者公司資產與家庭財產界限不清，如果其出資人也承擔有限責任則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我國只有普通股，沒有優先股，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我國對公司回購或持有本公司股票做出了嚴格限制，對企業建立激勵機制以及吸收風險投資不利。而對小股東權益保護不夠和小股東濫用訴權，也成了一對矛盾。
新公司法從我國實際出發，借鑒國際經驗，使我國公司法的制度得到完善，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將有效提升我國公司的競爭力，促進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一，新公司法進一步增強了公司制度，鼓勵、推動公司設立、公司發展。主要在6個方面進行了完善，降低了公司的注冊數額、擴大了出資財產的范圍、只規定貨幣出資比例最高可為公司注冊資本的70％、放開了公司對外投資的限制、保留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設定方式、確定了只有一個自然人股東或者法人股東的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第二，新公司法對貫穿公司理念，改善公司結構，提高公司的運行效率，做了修改完善，並且明確規定公司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財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公司股東在公司運營中扮演重大角色，以及在解散、清算後收回公司財產權。二是由公司章程確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可以由董事長或者經理擔任。三是公司章程約定的效率優先，例如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可以約定按照股東分取權利，可以通過公司章程的約定決定合法繼承人是否繼受股東的資格。四是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每個股東都可以擁有權利。五是新公司法強化了對董事長權利的制約，細化了股東會的權力。六是規定上市公司設獨立董事，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七是強化公司董事、監事、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對公司的義務。董事、監事、管理人員違反法律，或者行政章程規定的形式應承擔賠償責任。八是，公司董事執行公司決策的行為如果是違反法律或者章程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有效保護股東利益。
第三，新公司法進一步健全了公司股東和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機制，保護投資，維護公平的社會經濟秩序。新公司法借鑒國外的通行法律規定，賦予中小股東查閱公司賬簿的權利。二是公司連續五年盈利而不分配紅利，股東對公司的合並、分立、轉讓主要財產以及不解散公司的決定持反對意見的情況下,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三是公司經營管理如果發生困難，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它途徑不能解決，出現公司僵局難以進行經營的，有10％的股東就可以起訴到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