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院組織法

Ⅰ 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三款與德國西南重組案這兩國相同事物的不同處理方法，同是聯邦制國家，他們又有什麼差異

2．德國領土合並案——憲法「超級規范條款」問題
: |: p- X# u' b' ^案例憲法「超級規范條款」問題7 M8 \) P2 @9 a; w
案情
2 z3 y( a* |& g( |6 o+ _7 Y. z8 ~1945年，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其領土被英國、法國、美國和蘇聯佔領。1949年，在英國、法國和美國佔領的德國領土上成立了聯邦德國，並制定了《基本法》，作為在德國完全統一以前過渡時期的憲法。《基本法》為聯邦德國確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聯邦制，共有10個州和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柏林區組成。由於當時德國在同盟國佔領之下，所以州界的劃分主要體現了軍事與行政便利，而較少地考慮德國各州的歷史延續性。尤其是在西南地區，兩個重要而具有長達150年歷史的巴登州和符滕堡兩州被分割為巴登、符滕堡—巴登和符滕堡—霍亨索倫三個州。同時，《基本法》還對各州邊界的變動權力及程序作了規定。第二十九條授權聯邦政府在地區多數選民的支持下，通過制定法律來改變州界。任何地區都可以通過多數選民的反對而否決聯邦政府對州界的變動；但如果其中一個特定地區以2/3的多數投票贊成聯邦政府的決定，那麼除非整個受到影響的地區以2/3多數推翻該特定地區的贊成，任何其他地區反對都即告無效。但針對西南地區，基本法的臨時條款特地改變了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允許被分解的三個州通過互相協商而進行合並，如果三個州之間不能達到協議，那麼聯邦政府就有權通過立法對它們進行重組。1 o; N5 ?3 G% I& x' M( V
由於這三個州的形成是二戰以後佔領軍意志的產物，違背了當地人民的意願，當地居民一直希望對此進行合並重組。但三州之間的合並談判一直未能達到協議。在此情況下，聯邦政府兩次制定重組法案，對三個州進行合並。第一重組法案的內容是為了避免州議會的重復選舉，把現有州議會的任期延長到重組完成、新州成立以後。第二重組法案則是根據《基本法》第118章的規定，具體確定了三州合並的詳細步驟。對聯邦政府的這兩個重組法案，巴登州政府認為其違反了聯邦《基本法》所確立的民主和聯邦主義原則，遂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其審查重組法案的合憲性。這就是德國的「西南重組案」的基本情況。3 a: G7 \6 G9 D6 N! f; o% \3 o$ C
問題2 ^' ~+ e2 n5 E7 ~
1、德國憲法法院的性質及運行機制為何?
Z! ?5 E0 U. }* R# u" F# p+ p2 L2、西南重組案在德國憲政史上的地位為何?
# w n1 ^' I: _" R參考結論, m' b# g/ q7 q' C% F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經過審查後，裁定聯邦政府的第一重組法案因違反聯邦憲法的民主原則和州的主權而違憲，應屬無效；第二重組法案符合聯邦基本法的聯邦主義原則和《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的具體規定，判定其合憲。
5 P' u% D+ \' @( I- _, G& O關於第一重組法案，聯邦憲法法院指出：一項憲法條款不能被考慮為獨立的段落，或受到孤立解釋。憲法具有內在統一性，任何部分都與其他部分相聯系。作為一個整體，憲法反映了某種控制個別條款的首要原則。第七十九條第三款表明了這一點。所以，並不能因為憲法某些條款是憲法的一部分就一定有效。某些憲法原則是如此根本，並表達了超越憲法的法律原理，以至它們也約束憲法的締造者，其他次級憲法條款，可能因抵觸這些原則而無效。對憲法條款的解釋必須符合這項規則。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民主是政府體制的基礎。州的憲政秩序必須符合法治下的民主國體。民主不僅要求議會控制政府，而且要求不得以任何去消除或破壞選民的選舉權。所以要求延長州議會任期就必須經過憲法規定的程序或人民的同意。如果未經州選民的同意即延長了州議會的任期，則公民的選舉權就受到了聯邦的侵犯。
: [+ P; `. R7 j+ B, b+ V. C另一方面，聯邦主義也是憲法的基本原則。作為聯邦成員，各州具有主權。雖然主權的內容範圍是有限的，但其並不是來自聯邦，而是受到聯邦之承認。各州的專有權力范圍包括確定各州的憲法機構、職能和權力之規則。這項權力還包括調節選民表決的時機與場合，以及州議會延期的時間和條件。為了實現州的重組，聯邦政府有權縮減州的議會任期，但只要這些州仍然存在，聯邦就不能擾亂它們的憲政秩序。聯邦政府主張自己既然可通過重組而縮短州議會任期，則也就可以在過渡時期延長其任期，這樣的論點在法律上是錯誤的。州議會的取消是取消這些州的必然結果，這並未構成縮短其任期；但延長任期卻會對現存州議會發生作用。這種延長需要通過州的特殊立法，但聯邦政府無權通過這類立法。各州也不能放棄這些權力。聯邦不能經由州的同意去獲得《基本法》未予授權的權力。《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僅授權聯邦立法調控三州的重組，這是聯邦權力的極限。要使聯邦立法去延長州議會的任期，就必須要證明這一事項屬於「一州立法不能有效調節的事務」。但此事項顯非《基本法》該條所指之事項。所以，聯邦立法侵犯了州的主權。2 B* b5 g; ]2 ?8 V
關於第二重組法案，聯邦憲法法院指出：每當聯邦法律成為爭論主題時，即使參與者並未提出，聯邦憲法法院也必須從所有的法律角度，去審查整個法律和其每項個別條款的有效性。巴登州宣稱，如果成員州的人民反對合並，那麼該州就不得被取消。但實際上，聯邦憲法只保障聯邦被分解為州，對現存各州及其州界，《基本法》並未提供任何保障。相反，《基本法》允許單個州的邊界改變及聯邦領土之重組，這類重組可能導致取消一個或現存的幾個州。所以聯邦政府的立法並不違憲，巴登州的訴求無效。* f8 k, f, y" S% g" X5 S; n& t9 \" Z
巴登州政府還主張，《基本法》第二十條和第二十八條規定了民主原則。民主意味著人民自決。但聯邦政府的第二重組法案剝奪了巴登人民的這項權利，因為這項法案迫使他們放棄其意志，去成為西南州的一部分。但聯邦憲法法院認為，雖然人民在原則上自己決定其基本秩序是民主原則的必然含義，作為聯邦成員，巴登州屬於該州人民，人民有自決的權利。但同時，巴登州是聯邦的一部分，並不是自主的或獨立的，而是聯邦秩序的一部分，其主權受到聯邦秩序的限制。所以在此，民主和聯邦主義是相互沖突的，只有兩者同時受某些限制才能達成調和。對於聯邦各州的重組案件，為了一項更為廣泛的整體利益，一州人民的自決權應受到限制。9 C6 \6 J0 `6 ^& ^
1951年，西南三州公民舉行了全民公決，並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合並議案。三州遂合並成功，組成新的巴登—符滕堡州。' d5 f; o7 R/ C& i* P7 D
法律、法理精析
5 X3 z$ c4 v& V7 W, o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性質及其功能。% U% U% {1 m+ f2 z# `1 M4 j! w$ z! J
德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承認議會至上的法定主義（Legal Posivism），即支持立法機構是法律的唯一源泉。法院的作用不是制定法律，而是機械地運用法律。二戰以後，德國形成了具有分散化和專門化特點的法院系統，不存在統一的司法管轄權以處理全部領域的法律問題，而是存在五整套平行而獨立的的法院系統，即審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系統、審理勞動爭議的勞動法院系統、審理財稅案件的財政法院系統、審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院系統。由於這樣的分散而專門的法院系統，就給憲法的司法適用帶來不便。所以，有必要專門成立憲法法院來處理憲法爭議。聯邦的每個州都有一個自己的憲法法院，以處理涉及本州事務的憲法爭議，聯邦憲法法院是其上訴法院。聯邦憲法法院由兩個庭組成，第一庭專門審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審查，聽取涉及個人權利的的憲法訴願和其他法院提交的具體憲法爭議；第二庭則專門從事憲法審查，以決定憲法政治機構之間的爭議以及抽象憲法審查。7 k+ S5 o8 ?' B7 n, W6 P
憲法法院的審理主要以書面審理為主。法院裁決分為允許口頭辯論的判決和基於書面辯論的命令。但絕大部分案件，即公民的憲法訴願案件只進行書面程序審查。法院討論秘密進行，通常根據法官個人的專長，每個案件被分配給一位主要負責法官，由其對案件提出報告意見，供所在庭的全體法官討論。法庭在發表意見時，可以允許反對意見之存在，但由於大陸法系的傳統，大部分案件的判決仍是全體一致的意見。
' Q) R7 X/ x( V; ]3 j5 i德國憲法法院的地位是完全獨立的。法官有優厚的待遇，社會地位崇高。在法院的人事和財政上，由於在1953年聯邦憲法法院剛建立時隸屬於聯邦司法部，其財政預算與司法部一起編制，司法部長有一定的決定權。但1960年後憲法法院取得了完全獨立，自行處理內部的人事和財政事務。而1968年的憲法修正案更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的憲法地位和憲法職能的履行，均不得受到削弱。對聯邦憲法法院組織法的修改，必須是基於維持法院運行能力的目的，且得到聯邦憲法法院的同意。
1 T2 x7 _6 t9 o3 g, e& X聯邦憲法法院行使的權力是憲法審判權，審理的案件是憲法爭議案件。在性質上，聯邦憲法法院既是一個憲法機關，又是一個司法機關。[3]作為憲法機關，是指聯邦憲法法院是按照憲法規定設立的，其權力是憲法直接賦予的。它與聯邦議院、聯邦參議院、聯邦總統和聯邦政府一樣，都是各自獨立的聯邦最高機關，與它們之間沒有隸屬關系，正如《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條規定的：「聯邦憲法法院是一個與其他憲法機關一樣的享有自主獨立地位的聯邦法院。」作為司法機關，聯邦憲法法院具有最高的司法地位，位居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財政法院、勞工法院和社會法院之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的裁決對於聯邦和各州的憲法機構、議會和所有的法院及一切公共權力機關均具有約束力。」聯邦憲法法院的裁決刊登在《聯邦法律公報》上，成為立法的補充部分。
" I6 I: L @, E( Q- Q/ f* E二、憲法中的「超級規范條款」問題
& Q( p: H, B6 l' C4 j( O7 K在本案的裁決中，聯邦憲法法院表示同意巴登州法院的論點：「並不因為它們是憲法的一部分，憲法條款就一定有效。某些憲法原則是如此根本，並表達了超越憲法的法律原理，以至它們也約束憲法的締造者；其他次級憲法條款，可能因抵觸這些原則而無效。」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憲法條款的效力有高低之分嗎?憲法中存在「超級規范條款」嗎?4 X4 @% W; e( t6 F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承認了這一點。《基本法》被認為是包含了權利和責任的實體價值，從而形成一整套「客觀的價值秩序」（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在《基本法》的價值體系等級中，占據首要地位的是第一條所確定的人格權利和第二十條所確定的國體。第一條規定：（1）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責任去尊敬與保護之。（2）德國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剝奪之人權，既是每個社團，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石。（3）下列基本權利應作為可直接實施之法律，而約束立法、執法與司法機構。第二十條規定：（1）聯邦德國是民主和社會聯邦國體。（2）所有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它應通過人民投票選舉，以及立法、執法與司法的具體機構而行以實施。（3）立法機構應服從憲政秩序；執法和司法機構應受到法律與正義之約束。這些規范構成了《基本法》中的「超級規范條款」，其效力不僅高於一般的議會制定的法律，而且高於憲法的其他條款。在適用與解釋《基本法》的其他條款時，這些條款是參照標准。& s9 K: d A1 O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如果《基本法》的修改將影響聯邦分解為各州，或各州參與立法之原則，或影響第一條與第二十條所建立的基本原則，那麼這類修改是不容許的。
' F+ Z* h0 G/ A: H: {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這是基本的憲法原理。但是在憲法規范里，能否將憲法規範本身區分為效力層次不同的規范?0 m/ _- ~4 @1 g' @( Q4 l5 ^
二戰以後，為了保證憲法的穩定性，維持憲法所確立的基本憲政秩序的應有的連續性，以免憲政秩序的頻繁變動給社會、經濟秩序帶來負面影響，也防止現代憲法所普遍確立的民主機構為少數如法西斯那樣的社會破壞勢力所利用，很多國家憲法在規定憲法修改的程序時規定某些條文不可修改，如法國，或是規定某些條款的修改程序比其他條款的修改程序更為嚴格，如俄羅斯憲法。有學者統計，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憲法都規定了不可修改條款。從立法原意看，這些條款不能修改或不能輕易修改。這種規定的積極意義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相關的理論問題也是值得研究的。2 Y1 c$ E* d$ G2 O
第一，關於超級規范條款的認定問題：憲法規范超級條款應由憲法明文規定，還是由憲法監督機構認定?第二，它與某些國家憲法規定的某些不可修改條款有無區別?在德國「西南重組案」中，聯邦憲法法院即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有關《基本法》第一和第二十條不可修改的規定來認定的。但是，這種認定是否有足夠的根據?第三，憲法中條款效力的不同是否影響憲法的根本法與最高法性質?第四，按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意見，超級規范條款的價值在整個憲法規范體系中居最高地位，其他憲法規范均不得與之相抵觸。所以，並不因為某一條款在憲法中就當然有效。這就產生了一個理論上的悖論：憲法法院作為憲法的監督者與守護人，它產生於憲法，以監督憲法的完全實施為已任。但在適用憲法過程中，實際上審查了憲法內部的和諧一致。這種維護與審查的雙重角色是矛盾的。8 h H. m4 N4 i, v7 P
三．西南重組案的意義 {7 r& z `$ y, G+ g/ a( Q
「西南重組案」有時被稱為德國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基本法》明確授予憲法法院以違憲審查權。1959年的《聯邦憲法法院組織法》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的決定約束著聯邦和州的憲法機構，以及所有法院與公共權力。」德國的立憲者在設計憲法法院這個機構時，就是希望憲法法院運用違憲審查擔負起維護《基本法》確認的憲政秩序和人的尊嚴以及基本權利。但是，本案仍創設了一些開創性的憲法司法原則，肯定了《基本法》中存在「超級規范條款」，這些不僅控制一般的聯邦和各州法律，而且控制憲法條款本身的解釋與修正。另外，憲法法院並不僅限於決定當事人所提出的具體問題，而是有權審理所涉及的全部憲法問題。& L2 _+ A" _. O7 S, S& Z% n

Ⅱ 在德國法院強制執行措施需要多少費用

德國設計民事執行程序的法律主要包括《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民事內訴訟施行法》、容《支付不能程序法》等。其中《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8編包括通則、對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包括對動產、不動產強制執行、分配程序、對公法上法人的強制執行）、關於物之交付與作為、不作為的強制執行、代宣誓的保證與拘留、假扣押與假處分等等構成德國民事強制執行法的主體。
至於因為執行發生多少費用需要看不同情況
但是如果你問的是需要繳納多少費用
這個基本是免費的

Ⅲ 德國關於沖突法的規定！

（二）德國沖突法的變化
在德國，人權問題影響沖突法是通過違憲審查機制來實現的。在人權保護方面，為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聯邦德國憲法第1章就規定了基本人權問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責任，去尊敬與保護之」。「德國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剝奪之人權，既是每個社團、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石。」兩德統一以後，原西德憲法適用於德國東部地區，但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關於男女平等方面的規定。在憲法第3條第2款「男女享有同等的權利」之後，加上了「國家促進真正落實男女平等，並致力於消除現存的一些不平等」的規定；在其第3款「任何人不應因其性別、家世、種族、語言、籍貫、出身、信仰、宗教見解和政治見解而受到歧視或享受特權」之後，補充規定「任何人不應因其殘疾而遭歧視」。由此，德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可見一斑。
德國憲法法院作為德國憲法的解釋者，長期以來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制衡和保護基本人權不遺餘力地發揮著政治和法律的雙重作用。在歐共體建立以後，由於最初的三個共同體條約沒有明確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德國憲法法院保留了對涉及基本人權問題的司法管轄權。在1974年的Salancel案中，法院認為，如果歐共體缺少一種保護由憲法賦予德國人的基本權利的組織機構與程序，法院就必須保證歐共體法與德國憲法性要求相一致，因為憲法中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德國憲法法院認為歐共體缺乏對基本權利保護，特別是缺少一個具有充分立法權的、能對歐洲人民負責的民主選舉的議會。只要統一化進程中缺少與憲法要求相一致的基本權利，憲法法院就保留審查歐共體法與德國憲法是否一致的司法權。這種情況直到歐洲法院開始關注人權保護以後才有所改變。
早在1971年，德國憲法法院就曾指出，在沖突法中應該考慮基本權利問題。德國還專門修改了其沖突法（義大利也是一樣），刪除了在家庭事務中適用對丈夫有利的法律規定，因為這一規定違反了憲法關於夫妻雙方平等的原則。1986年《聯邦德國國際私法》第6條將德國憲法法院的觀點明確地形成法律：「如果適用某一外國法律……與基本法發生沖突時，則不適用該外國的法律而適用德國的法律。」它是德國憲法對沖突法進行限制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據。在著名的「西班牙人案」中，一位西班牙人准備娶一位德國婦女為妻，該婦女已與本國前夫有效地離婚。根據當時的《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3條，男女結婚能力適用各自本國法，而根據當時的西班牙法律，西班牙人不能與離婚的人結婚，德國受理法院最初以此為由駁回他們的結婚請求，後來他們在德國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訟。憲法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決，認為：憲法第6條保護家庭的規定意味著人們有權締結婚姻，無論對於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同時，德國已加入的《歐洲人權公約》第16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權締結婚姻，不受種族、宗教和國籍的限制。如果沖突規則的適用結果違反了憲法性的規定，理應放棄沖突規則，而直接適用憲法的相關規定。在隨後的許多案例中，德國憲法法院以違反憲法為由，廢除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方面的沖突規則，這些沖突規則大多以丈夫一方的國籍為連結點來指引法律適用。例如，德國最高法院在1983年廢除了《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5條，該條文規定：「夫婦財產制，在結婚時夫為德國人，則依德國法。」理由是它們違反了基本法第3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規定。該法第17條「離婚依起訴時夫之本國法」也以同樣的理由被廢除。
總的說來，在歐洲，雖然沒有產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法律適用理論，但歐洲各國顯然接受了美國國際私法各流派對實質公正的價值追求，並將這種價值追求轉化為改變或制定與個人權利關聯的沖突規則。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他們沒有含蓄或隱晦地使用「公正」標准，而是直接以人權觀念為價值目標，以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為衡量標准，去檢驗和改變沖突法領域中的具體制度和規則。從制度角度來看，主要涉及國籍和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公共政策、法律規避與直接適用的法等。
1．在國籍與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方面，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歐洲各國普遍淡化了國籍作為連結點在沖突規則中的作用，賦予外國人與本國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護。一方面，淡化國籍因素是為了適應歐洲共同體建立以後，各國人民相互流動頻繁的客觀需要；另一方面，給予外國人（特別是共同體內部各國人民）與本國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外國人實行徹底的平等保護，體現了歐洲各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強調人權普遍性的思想。
2．在公共政策方面，是否違反本國關於基本人權保護的政策成為公共政策保護的一項基本內容（如前文中提及的法國和德國的情況）。從男女平等原則，到訴訟權利救濟（歐洲憲政思想中的正當程序保護），都圍繞人權問題展開。在人權保護以外的公權方面，則很少引用此制度。
3．在直接適用的法方面，歐洲各國不論是單獨還是通過歐共體（現歐盟）制定了大量關於人權保護的實體私法，並且賦予這些法律以強制的直接效力。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當外國法或共同體法與本國有關人權保護的國內法沖突時，不再按照法律選擇的一般規則去適用外國法（或共同體法）；二是當國內法與《歐洲人權公約》或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共同體法不一致時，適用人權保護水平更高的法，將國際條約或共同體立法中的內容解釋為符合本國憲法保護的人權要求。同時，對於規避人權保護方面法律（包括規避外國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法律）的行為，不賦予法律效力。
人權保護對於沖突規則變化的影響最為明顯，主要涉及3個方面：
1．出現了結果定向的雙邊規則。從實質正義的角度出發，在雙邊選擇規則中，法院有權選擇有利於某種結果出現的法律。這種規則主要適用於以下3種情況：（1）有利於婚姻、遺囑和合同成立效力的法律；（2）有利於某種身份關系成立的法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離婚的有效解除等；（3）有利於特定方當事人的法律，如侵權行為的受害者、被扶養人等。
2．在沖突規則中體現對弱者權益的特別保護。如在跨國勞動僱傭爭議、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爭議以及跨國產品質量侵權爭議等方面，除了制定有結果定向的雙邊規則外，要優先選擇對弱者有利的法律。
3．人權保護在沖突法的國際立法方面也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受人權保護思想的影響，許多國家的沖突法立法都進行了修改。這就為相關領域的國際立法提供了可能。在人權保護水平大體一致的西歐國家，自19世紀50年代以後，相繼締結了一些與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有關的沖突法條約，如1958年《海牙扶養兒童義務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公約》、1970年《海牙承認離婚和分居公約》等。

Ⅳ 德國政治制度的行政制度

德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其原理是，公民把立法權和行政權交給議會，議會又把其中的行政權交給以聯邦總理為首的內閣政府。而行政權主要由聯邦政府、聯邦總理和聯邦總統來擔負。
聯邦政府的存在以聯邦與聯邦議院的信任為條件，對聯邦總理提出「不信任案」是聯邦議院最重要的權力之一。 德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全部法律都已成文法或制定法為主，不僅有體系完備的各種法典，也有大量的單行法規，涉及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從而形成十分完備的司法體系。
德國聯邦法包括1900多項法律和3000多項法規，其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公法、私法和社會法。
公法是調整國家機關相互之間關系、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財政法、刑法和訴訟法。
私法是調整公民之間關系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商法兩大部分。
社會法是介於公法和私法之間的中間領域，它是以社會保險為中心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方面的法律，德國的社會法主要包括勞動法和經濟法。 法院：按照《基本法》和《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德國設立6種法院，即憲法法院、普通法院和四種專門法院（勞動法院、行政法院、社會法院、財政法院）
除憲法法院外，其他5種法院則由各個法院各自獨立的進行司法審判，這樣往往會出現對同一個案件因認識不一樣而導致量刑不同。為防止這種情況產生，協調彼此工作，保證判決的統一性，於是由5
種法院的聯邦法院共同組成一個聯合審判委員會，從組織上保證各個聯邦法院的溝通與協調。 德國社聯邦檢察院、州高等檢察院和州檢察院，州檢察院自成一體，上下級是命令與領導的關系，州高等檢察院檢察長統一領導州的檢察工作，但聯邦檢察院和州檢察系統沒有垂直的的領導關系，各自獨立。

Ⅳ 德國法院法公益代表人制度是多少條

第Ⅰ章法院第4節公益代表人第35至37條

共回3條

鏈接地答址

http://www.docin.com/p-611590001.html

Ⅵ 求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英文內容

Paulskirchenverfassung:

The so-called Paulskirchenverfassung (Constitution of St. Paul's Church, Frankfurt) of 1849 was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a German Empire (German Empire usually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Empire founded by Bismarck in 1871), and as such was actually titled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It was proclaimed by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ring its meeting in the Paulskirche church on 27 March 1849, and came in effect on 28 March,[1]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Reichs-Gesetz-Blatt 1849, p. 101-147.

Thus, a united German Empire, as successor to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had been founded de jure.[citation needed] De facto, though, most Princes on German soil were not willing to give up sovereignty and resisted it, so it did not succeed on land, with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being restored a year late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first and democratic German Empire, with its small Reichsflotte navy founded a year earlier, fought the First War of Schleswig at sea with the Battle of Heligoland. The fleet's black-red-gold war ensign was one of the first instances of the official use of the Flag of Germany.

After long and controversial negotiations, the parliament had passed the complete Imperial Constitution on 27 March 1849. It was carried narrowly, by 267 against 263 votes. The version passed included the creation of a hereditary emperor (Erbkaisertum), which had been favoured mainly by the erbkaiserliche group around Gagern, with the reluctant support of the Westendhall group around Heinrich Simon. On the first reading, such a solution had been dismissed. The change of mind came about because all alternative suggestions, such as an elective monarchy, or a Directory government under an alternating chair were even less practicable and unable to find broad support, as was the radical left's demand for a republic, modell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ople were to be represented by a bicameral parliament, with a directly elected Volkshaus (House of commons), and a Staatenhaus (House of States) of representatives sent by the indivial confederated states. Half of each Staatenhaus delegation was to be appointed by the respective state government, the other by the state parliament.

The constitution's text opens with § 1 Sentence 1: „Das deutsche Reich besteht aus dem Gebiete des bisherigen deutschen Bundes.「 (The German Empire consists of the area of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Ⅶ 簡述德國的法院組織

（一）司法系統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繼承羅馬傳統的大陸法國家，德國在理論上承認「議會主權」，並至今堅持立法機構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認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種源泉，那麼大陸法——包括德國法——則認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傳統理論認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訂法律，而是機械地運用法律。甚至連法官是否應該「解釋法律」都有爭議，因為創造性的「解釋」無異於制訂法律。但在實際上，大陸法系的法院製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別。尤其是對於措辭籠統、含義廣泛和歷史悠久的典章，無論在何種法治國家，法院必須不時賦予典章的條文以時代含義，來彌補立法機構未能及時跟上社會需要之不足。(27) 當然，法院並不是形成司法決定的僅有機構。尤其在歐洲大陸，學者對司法規則的歸納、總結與形成，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所謂的法院製法，事實上是法院與法學界合作努力之結果。
與立法至上理論相聯系，大陸法在理論上不承認先例規則。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條文與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決定——必須在任何時候都得到各級法院的貫徹執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論是基層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樣受立法精神所支配，並獨立地按照自己對立法精神的理解來決定案件。因此，大陸法在理論上既不承認先例的嚴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認最高法院決定對下級法院的絕對約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銷下級法院決定，但下級法院無須遵照最高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因為其最高忠誠在於成文立法，而非上級決定。然而在實際上，最高法院的決定和先例規則極少受到違背。在這方面，就和法院製法一樣，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實質差異。
和美國相比，德國的法院系統具有分散化與專門化的顯著特點。在美國，聯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通常無權審理僅涉及州法的案件；雖然各州法院可以審理多數涉及聯邦憲法或法律的爭議，但最高聯邦法院是聯邦憲法與法律的最終闡釋者。不論在聯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轄權都是集中與統一的：普通法院有權審理涉及憲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類型的所有案件。相對而言，德國的司法權力在橫向和縱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橫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國不存在統一的司法管轄權以處理全部領域的法律問題。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與獨立的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審理民法與刑事案件，四種特別法院分別處理行政、社會、勞動、與財政爭議。通過在橫向實行司法管轄分工，這些法院對其本專業的法律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在縱向上，每個系統又根據等級，分成聯邦、各州與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審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訴法院，聯邦法院則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規定：「[1] 對於普通、行政、財政、勞動、和社會領域之管轄權，聯邦應建立聯邦正義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和聯邦社會法院，以分別作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權能的聯邦部長，以及由具有權能的各州部長和同樣人數的眾議院選舉成員所組成的法官選擇委員會，應聯合選擇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聯邦並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訴法院。
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勢力同流合污的納粹經歷之重現，《基本法》第97章第二節為法官的人事、職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獨立性：「除非基於法律提供的理由與形式，並通過司法決定，受到終身任命的專職法官，不得在違反其意願的情形下，受到撤職、永久或暫時中止職位、給予不同職位或在職務限期終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對終身任命的法官規定退休年齡之限制。當法院結構或地區發生變化時，法官可被轉移到另一個法院或調離職位，但他們必須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瑪時期的教訓說明，在保障司法獨立性的同時，民主機構必須具有適當的法律機制，以防止法院濫用其司法權力。因此，第98章第二節規定：「如果聯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違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憲政秩序原則，那麼在眾議院的提請下，聯邦憲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數，去決定該法官被給予不同職位或退休；並在故意違反的情形下，可決定將他撤職」。
（二）憲政法院的組織結構
如果美國幾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權按照憲法而實行司法審查，那麼德國的專門化法制系統，則要求成立特殊的憲政法院來處理憲政問題。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傳統的立法至上原則，在通常的司法系統之上，建立了獨立的憲政法院系統來專門處理憲政爭議。聯邦的每個州都有一個憲政法院，以處理涉及本州事務的憲政審查與司法審查。聯邦憲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訴法院，並和政府的立法與執法機構同樣享有憲法地位。聯邦憲政法院的院長職位，僅次於聯邦總統、聯邦總理、和聯邦參眾兩院院長。《基本法》第94章第一節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及其組成：「聯邦憲政法院應由聯邦法官和其它成員組成。聯邦憲政法院的一半成員應由聯邦眾議院選舉，另一半由參議院選舉。他們不得是聯邦眾議院、參議院、聯邦內閣成員，或任何相應的各州政府機構成員」。
由於《基本法》只提供了一個結構輪廓，對組織與人事上具體細節之確定，被留待「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28) 1951年的組織法正式成立了聯邦憲政法院。它詳細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的雙庭結構及各自的管轄范圍、聯席庭(29)的權力、法官資格、司法選擇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換的條件。憲政法院分為兩個庭，並各自具有獨立的成員與管轄。如下詳述，第一庭(First Senate)專門處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聽取涉及個人權利的憲政申訴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體憲政爭議；第二庭(Second Senate)則專門從事憲法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決定憲法政治機構之間的爭議以及抽象法律審查。由於司法審查的案件數量占據全部憲政爭議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過分集中，因而後來一部分司法審查案件被轉移到第二庭。如果兩庭之間發生管轄沖突，或一庭將偏離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時，那就由聯席庭來決定兩庭之間的爭議。
憲政法院的法官必須至少40歲，並具有被選為聯邦眾議員的資格。和通常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法官並非必須全部是職業法官。事實上，在每個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聯邦法院的職業法官。但近來法官資格要求憲政法官必須通過兩次全國法律考試。法官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法官、高級公務官員、聯邦議員和大學教授。一旦被選為憲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為大學教授之外，法官們在任職期間不得擔任其它專門職務。也和通常法官不同，憲政法官並非終身制。1970年的職務任期法規定，憲政法院的法官每屆任期12年，不得連任。且即使任期未滿，達到68歲的法官亦必須退休。強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單屆任期則有助於保障法官的獨立性。(30)
1962年之後，兩庭的法官數量固定為16名，每庭八名。組織法規定兩庭的法官皆由聯邦兩院聯合選擇；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選擇每個庭的四名法官，並且兩院交替選擇每個庭的庭長。在參議院，四名法官由全體參議員選出；在眾議院，四名法官則由12名眾議員組成的司法選擇委員會(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選擇。兩個機構必須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復任命。通常眾議院的人選多為聯邦法官或議會會員，而參議院人選則多為高級公務員。(31) 由於在兩院，選擇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社民黨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對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選。因此，憲政法官的選擇必須是兩黨聯合努力的結果。另外，自民黨通過政治妥協，也能夠在兩庭中各獲一個席位。經由政黨妥協過程，兩院的通常能贊同素質優越的法官人選。
憲政法院的審理程序以書面為主。法院決定分為允許口頭辯論的「判決」(Judgment)和僅基於書面辯論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國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口頭辯論並無時間限制，以允許雙方充分表達見解；但絕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憲政申訴——都只有書面程序。法院討論秘密進行。通常根據法官之專長，每個案件都被分給一位主要負責法官，他對該案件提出報告意見(Votum)，供所在庭的全體法官討論。作為大陸法傳統的一部分，法官必須效忠於司法機構，因而反對多數結論的意見為數極少。盡管1970年的組織法修正允許了反對意見之存在，超過90%的法院決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體法官贊同的一致意見。
《基本法》和組織法力圖切實保障憲政法院的獨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具有豐厚的職業收入以保障其經濟獨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預算上，司法部長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但在1960年，憲政法院取得完全獨立，以自行處理所有內部事務。1968年，聯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而非同尋常地承認：即使在戰備狀態下，聯邦憲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獨立地位和職能。第115g章規定：「聯邦憲政法院的憲法地位和憲法職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維持法院的運行能力，且聯邦憲政法院持同樣意見，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不得被聯合委員會通過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訂這類法律的過程中，聯邦憲政法院可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法院落實工作之能力。聯邦憲政法院對於本章第二與第三句的任何決定，皆應要求在場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數[之同意]」。

Ⅷ 法院內部監督的比較分析

審判組織的監督和行政監督的關系
通常，人們一般把對案件的監督稱為審判監督。根據以上分析，按照我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審判監督的主體既有審判組織(如上級法院審判組織對二審或再審案件進行審理)，也有行政監督者(如院長發現錯誤提交審判委員會，院長、庭長決定迴避、監督審限、簽發法律文書等)。因此，審判監督工作並非只是審判組織的工作。
審判組織的監督和行政監督存在既相互區別、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關系。
首先，兩者的職能、性質有原則區別，互相不能替代。審判組織的監督是依照訴訟法解決裁判的正確與否問題，不針對法官的行為進行監督、處理；而行政監督雖然能夠對裁判和審判人員、審判組織進行監督，並有權對審判人員作出紀律和組織處理，但無權對案件作出裁決。在國外的司法體制中，這一點被特別強調，即強調為維護審判的內部獨立，法院行政領導和部門不能幹預審判，不能有法官之上的法官。審判的獨立性使法院的行政監督具有不同於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行政監督的特點：一是行政監督不對案件的是非曲直直接做結論，案件結論由審判組織依審判程序解決；二是為維護審判獨立，行政監督多是事後監督，不直接干預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多數情況下只對生效裁判提出意見、建議；三是司法行政監督必須嚴格依法進行，不得違反組織法、訴訟法，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
其次，審判組織獨立、公正有效的開展監督，依靠行政監督為其提供的環境、條件。這不僅在於審判組織的有效工作離不開行政監督者通過監督管理提高法官的素質並為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還在於審判組織開展的監督，許多都是通過行政監督而發現和提起的。如院長領導開展的執法檢查，發現裁判錯誤提交審判委員會決定再審；檢察院(某些國家為司法部長)發現裁判錯誤提起抗訴(司法部門、檢察院工作屬司法行政工作)；監察部門發現法官在審判中違法違紀引起的對裁判的復查、重審等。因此，行政監督者監督案件是必要的，不能把行政監督與審判監督搞成兩張皮，更不能人為地把兩者割裂開來。特別是由於中國司法工作奉行有錯必糾原則，與國外不同之處在於生效判決允許申訴、再審，允許改判糾正，並規定了相應的程序。因而，如果說國外的法院監督中審級監督居於重要位置、行政監督相對弱化的話，那麼在我國行政監督則有其特殊存在的價值。
第三，行政監督依賴於審判組織的監督、以審判組織作出的結論為依據。雖然行政監督的內容包括了案件裁判情況，但行政監督只有提起或建議的權力，無裁判的決定權。因此，行政監督並不代替審判組織依審判程序對案件作出裁判。兩者性質、許可權、任務不同。由於審判工作的判斷性特點，決定了審判奉行獨立、中立原則，行政領導、行政人員不能幹涉和代替審判組織的法定權力，對案件的裁判必須由審判組織依照法律作出。因此，行政監督必須以審判組織的結論為依據，進而才能達到對審判組織和審判人員的工作進行監督的目的。
行政監督在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法院都存在，如美國法院有負有行政監督職責的巡迴司法委員會；德國法院有院長以及其他負有監督職責的法官的監督(見 《德國法院組織法》 、 《德國法官法》 )；台灣有司法院和法院院長的監督(見《台灣法院組織法》 )等。而且這種監督並非只是被動進行，也有主動進行的。針對裁判存在的錯誤，由行政監督提起審判監督的做法在國外、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更常見，如法國、日本規定，刑事再審可由司法部長或檢察長提起等。這種依法進行的監督並非行政干預審判。審判組織的監督與行政監督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構成了法院內部監督制約機制，脫節和分離，只會帶來不良後果。過去法院內部監督機制薄弱，原因之一就是兩種監督脫節，導致法院司法腐敗的滋長、蔓延。因此，強調審判獨立而忽視行政監督對審判工作的監督，以及強調行政監督而忽視審判工作的程序性、獨立性都是片面的，必須加以克服。
審判獨立包括內部獨立和外部獨立兩個方面。本文所探討的監督屬法院內部監督，當然不存在影響外部獨立問題。雖然中國的司法制度沒有明確法官獨立審判的原則，但明確了審判組織的權力，審判組織的這些權力院長、庭長不得代理或干預。同時，法院院長對人大負責、向人大報告工作的司法體制，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司法工作原則，也決定了法院內部監督、特別是行政監督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落實和維護審判組織權力的基礎上開展內部監督工作，既不違反法院獨立審判的憲法規定，也不會影響法院內部審判組織、法官行使依法作出裁判的權力。
即使是在奉行法官獨立審判的國家，在不影響法官依內心確認作出裁判的獨立性的前提下，法律也規定負有監督職責的法官或司法組織對被監督的法官有權力、有義務就工作效率、責任心、舉止、品行等內容提出監督意見、採取糾正措施。在國外，司法獨立、法官獨立並不排除法院內部監督存在的必要性。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夫撰文指出：美國司法獨立制度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官享有憲法的保護；二是司法機構獨立行使司法權；三是司法有權對法官的不當行為採取紀律措施；四是發生利害沖突時用適當辦法予以解決；五是保證司法判決的有效執行。

Ⅸ 外國法制史的司法制度

1、法院組織。在封建社會，法國已有獨立的法院系統，即王室法院、領主法院和城市法院，後來設立了終審法院即巴黎高等法院及其所屬是省高等法院。在訴訟程序上，先適用控告式訴訟，後來採用糾問式訴訟。
2、民事訴訟制度。1806年《法國民事訴訟法》於1807年1月1日公布實施。法典共2篇1042條。法典的特點有：第一，實行訴訟自主原則。第二，規定國家機關在某些情況下應干預訴訟。第三，對維護債權人的利益作了詳細的規定。第四，在立法技術上，該法典缺乏法國民法典那樣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1806年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施行了長達170年久，至1976年新民事訴訟法典正式生效，這部法典的基本特徵有 ：在其形成上，是在對1806年民事訴訟法的不斷修改的基礎上成就的；在其結構上，是一般規定與特徵規定、抽象與具體的雙重結構體系；在其模式上，實行的是當事人主義，訴訟主導權在訴訟當事人；在其內容和制度上，有特色的如民事裁判機構的多元化和程序多元化、訴權的制度化和具體化、事前程序與審理程序的分離、書證優先原則、審級的多元化、緊急的審理程序的設置等等。
3、刑事訴訟制度。1808年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公布實施於1808年11月27日。法典由總則和2篇組成，共643條。這一法典的內容特點為：
（1） 法典兼采糾問式與控告式的訴訟程序。
（2） 確立了起訴、預審 和審判職能分立的原則。
（3） 關於審判管轄，是按照法定刑來劃分法院的案件管轄的。
（4） 法典的許多內容和制度來源於1670年的刑事訴訟法令。
1957年法國頒布了新的刑事訴訟法典，這也是法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分卷首和5卷共802條。新法典保留了舊法典中的基本原則和不少的制度，同時，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規定了許多新的原則和制度。 1．法院組織。德意志帝國建立後，於1877年1月17日頒布沒《法院組織法》，確認了司法獨立原則。規定審判權由獨立的法院行使，審判只服從法律，法官施行終身制。設置了由區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國法院構成的普通法院體系，帝國法院為全國的最高司法審級。
2．民事訴訟制度與刑事訴訟制度。1877年2月1日頒行了《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分別規定了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程序和原則。《民事訴訟法》共10編，1084條。主要規定了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再審程序、證據制度、強制執行和仲裁程序等。《刑事訴訟法》共7編，474條。主要規定了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再審、特種形式的訴訟程序、刑罰的執行和訴訟費用等。 1．法院組織。明治維新初期，日本還沒有系統的法院組織體系，司法與行政部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事裁判權統一由其監管，地方則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審院各級法院職制章程》，規定大審院為全國最高司法機關，下設上等法院、巡迴法院、府縣法院，廢除了地方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實現了司法與行政的分離。
明治憲法頒行後，按法國的德國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兩個系統，並於1890年頒行了《裁判所構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構成法》參照德國法院組織體系制而成，規定全國設區法院、地方法院、控訴院、大審院，實行四級三審制。《行政裁判法》規定了行政法院組織以及行政訴訟原則和制度，共4章47條。法律規定在東京設立行政法院，只負責審理依法律、勒令及有關行政裁判文件所規定的 行政違法案件。
2．訴訟制度。1890年日本政府參照德國刑事訴訟法，制定《刑事訴訟法典》，1890年10月公布，同年11月實施。
1885年日本政府在德國人鐵肖指導下，完成民事訴訟法典草案，經法律調查委員會幾度修改，於1890年月公布，次年1月實施。這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典》，

Ⅹ 德國法院大法官的人數是雙數而不是單數

你好！第一，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首席大法官只有一位。大法官若干名。第二，因法系不同，所有各國首席大法官任命程序、任期等都不盡相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